“合二而一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哲学 中华文库

当反动的“合二而一论”受到批判时，叛徒杨献珍无耻地狡辩说，搞出一个“合二而一论”，是因为“脱离了政治，脱离了当前的斗争形势”①，是“随意抓来，胡乱使用”的②。这完全是欺人之谈。

无数事实证明，这个早就跪倒在国民党反动派脚下出卖灵魂的杨献珍，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每个关键时刻，都在刘少奇的指挥下跳出来，从哲学战线上向党发动进攻，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图用“合二而一”的反动世界观来改造我们的党，改造我们的国家。 一九五二年，杨献珍就炮制了臭名昭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宣扬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合二而一”，为刘少奇的“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涂上理论色彩。一九五八年，杨献珍别有用心地大叫大嚷要“利用矛盾的同一性”③，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党“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④，为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提供哲学根据，对抗毛主席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

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间，刘少奇反革命集团紧密配合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策划了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活动。这时，杨献珍象条疯狗一样，东奔西跑，到处散布他的反动哲学，更加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杨献珍胡说什么对立的统一就是“共同点”，叫嚷什么我们同美帝国主义有“共同点”⑤，同现代修正主义只是“同中之异”⑥，明目张胆地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二而一”。

毛主席最早察觉了刘少奇一伙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反复告诫全党、全国人民要警惕出修正主义。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我们党加强了对一分为二革命辩证法的宣传和教育，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公开论战，给国内外阶级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但是，所有这些警告和斗争，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刘少奇、杨献珍一伙的反革命本性，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复辟资本主义。杨献珍煞费苦心地从明代封建文人方以智的《东西均》一书中找到了“合二而一”这个词儿，如获至宝，用来概括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哲学。在刘少奇的走狗林枫的扶持下，杨献珍在原高级党校的讲坛上公开贩卖“合二而一论”，暗地里还咬牙切齿地咒骂一分为二是“打人的哲学”。在杨献珍的授意下，他的门徒写成了宣扬“合二而一”的文章，由他修改定稿。一九六四年，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在一阵反革命的紧锣密鼓声中，反动的“合二而一论”终于抛到了社会上。

列宁说过：哲学上的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合二而一论”的出笼，在国际上是适应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颠覆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需要，在国内是适应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需要。它是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御用哲学，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动。杨献珍企图以什么“脱离政治”、“随意抓来，胡乱使用”之类的鬼话，来掩盖“合二而一论”反动的阶级本质和政治目的，是骗不了任何人的！

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拼命抹杀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叛徒杨献珍在贩卖反动的“合二而一论”时，正是采取了这种卑鄙的反革命伎俩。他竭力把“合二而一论”打扮成辩证法，胡说什么“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⑦。这种鱼目混珠的手法，丝毫也改变不了一分为二同“合二而一”的根本对立。

列宁曾经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谈谈辩证法问题》）“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毛主席在《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哲学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这一伟大思想。毛主席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提出的一分为二的思想，最深刻、最简明地概括了对立统一规律，抓住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

按照一分为二的观点，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无论是自然界、社会或人们的思想，都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而不是“合二而一”。没有矛盾，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成其为人们的思想，也就没有世界。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过程的始终，推动事物的发展。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把一分为二的观点贯彻到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承认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会有矛盾，充满着新与旧、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斗争。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只有坚持并运用这种观点，指导革命实践，才是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士。否认一分为二，就是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就是背叛唯物辩证法，在政治上就必然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合二而一论”的要害，就是那个“合”字，就是融合矛盾，取消斗争，反对革命，从而把无产阶级“合”到资产阶级那里，把马克思主义“合”到修正主义那里，把社会主义“合”到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那里。这种反动透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同一分为二的世界观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必须彻底驳掉杨献珍为维护这种反动世界观而制造的各种诡辩。

杨献珍喋喋不休地说什么矛盾的同一性就是“共同点”、“共同的东西”⑧。他歪曲列宁关于矛盾的同一性的论断，胡说：“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就是“找到一个共同的要求”⑨。

让我们来看一看伟大的列宁是怎样说的吧！

列宁指出：“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当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当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请同志们注意：列宁在这里讲的矛盾的同一性，哪里有一丝一毫“共同点”、“共同要求”的影子？杨献珍胡说什么列宁所讲的矛盾的同一性就是“共同要求”，这完全是造谣诽谤。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精辟地解释了列宁关于矛盾的同一性的思想。毛主席明确指出：“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

毛主席的教导，清楚地告诉我们：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就是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依存。例如，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各以同自己对立着的方面为存在的前提，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对于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只能作这样的理解，而绝不容许象杨献珍那样歪曲为“共同要求”。难道被压迫的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是因为有什么“共同要求”而互相依存的吗？当然不是。即使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同无产阶级之间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共同要求，但这也绝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对矛盾的同一性。当我们谈到这种共同要求时，是把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矛盾的一方，同以三大敌人为矛盾的另一方对立起来说的。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矛盾的双方来说，他们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各自的要求是根本不同的。

毛主席还强调指出，矛盾着的双方不是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还各向着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向着自己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这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几十年来的英勇奋斗，正是为了创造条件，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例如，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使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转化为国家的主人，压迫和剥削人民大众的三大敌人被彻底打倒。经过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使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所有制转化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叛徒杨献珍则千方百计地反对这种革命转化。他那种反动的“共同要求”论，说穿了，就是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永远处于被剥削、被奴役的悲惨境地，让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永远骑在他们的头上作威作福。

杨献珍从他反动的“共同要求”论出发，竭力抹杀我们党同彭德怀反党集团之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他说：“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还说：党内两条路线“都是走社会主义的”。⑩把这话说明白点，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叛徒杨献珍公然反对毛主席的指示，为彭德怀反党集团辩护，这并不奇怪。杨献珍本来就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一员干将。在我们党召开庐山会议之际，彭德怀在山上，杨献珍在山下，上下呼应，一唱一和地猖狂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似乎要把半个庐山轰倒。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揭露了彭德怀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杨献珍却为其鸣冤叫屈。一九六二年，他又和彭德怀互相勾结，大搞反革命翻案活动。这就充分证明：杨献珍和彭德怀之间的的确确有“共同要求”，那就是共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这个科学论断，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刘少奇、杨献珍之流的反革命真面目，击中了他们的所谓“共同要求”论的要害。

杨献珍不厌其烦地宣扬什么对立面是“不可分离的联系”?。他还胡说：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这是对唯物辩证法拙劣的篡改。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本性，就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可分性。恩格斯曾经指出：“辩证法根据我们过去的自然科学实验的结果，证明了：所有的两极对立，总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内，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自然辩证法》）这就是说，不能离开对立面的斗争性和可分性来谈对立面的联系。对立面的斗争，必然引起相互联系的破裂，引起统一物的分解，使事物发生性质的变化。因此，对立面的相互联系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可分性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可分的。客观事物的发展，一次又一次地戳穿了形而上学者所谓事物不可分割的陈腐观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就产生过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新老修正主义派别吗？在我们党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叛徒陈独秀、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及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是在同这些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所以，革命的“分”，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它促进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促进革命人民的团结，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前进。杨献珍闭口不谈矛盾的斗争性和转化，根本否认事物的可分性，把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变成了“不可分离的联系”。事实上，这种僵死的、没有矛盾的、没有转化的联系，是根本不存在的。

杨献珍鼓吹“不可分离”论，有着极其阴险的政治目的。一九五六年，正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处于高潮的时候，他象牧师一样出来说教，说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合则两利，离则俱伤”?。这同刘少奇鼓吹的反动的“剥削有功”论完全是一模所铸，充分暴露了这帮家伙都是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从本质上说，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正如毛主席一九五九年指出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是“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无产阶级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彻底清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污毒，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实行彻底的分离。在这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中，怎么能“合二而一”呢？如果我们同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杨献珍大肆鼓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要“合”，不能“离”，正是为了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

杨献珍之流还胡说什么“分析是一分为二，综合是‘合二而一’”?。这不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知的问题，他们的真实用意，是妄图割裂分析和综合的辩证关系，用反动的形而上学偷换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分析和综合既是事物的客观规律，又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方法。分析表明了统一体分裂为两个不同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斗争；综合就是通过对立面斗争，一方克服、战胜、消灭另一方，旧矛盾的解决和新矛盾的产生，旧事物的消灭和新事物的胜利。用通俗的语言来说，综合就是一个“吃掉”一个。历史的发展方向，总是革命的“吃掉”反动的，正确的“吃掉”错误的，但这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曲折的斗争过程。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革命阶级战胜、“吃掉”反动阶级的历史。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以及一切剥削制度，终究要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吃掉”。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的分析和综合，反映到人们的头脑里来，就要求具体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分析，加以综合，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事情很清楚，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分析和综合，都是一分为二，而不是“合二而一”。

分析和综合是紧密联系着的。分析中有综合，综合中也有分析。正如恩格斯在谈到化学这门科学时所说的，“以分析为主要研究形式的化学，如果没有它的对极，即综合，就什么也不是了。”（《自然辩证法》）杨献珍之流否认分析和综合的联系，说什么“分析是一分为二，综合是‘合二而一’”，这同托洛茨基所宣扬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那种资产阶级二元论，完全是一路货色。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毛主席极其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怎样分析和综合人类认识史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绝对肯定，也不是绝对否定，而是一分为二，批判其唯心论的外壳，吸取其合理的内核。这种分析和综合，充分体现了他们一贯主张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典范。

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毛主席在这里又一次深刻地指出了综合和分析的内部联系，以及离开了科学的分析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综合。毛主席早在三十年前就提出的这个任务，仍然有待于我们努力去完成。

我们总结经验的过程，也是分析和综合的过程。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总结经验，就要分清正确和错误，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将实践中得来的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掌握事物的内部规律性。这自始至终贯穿着一分为二的矛盾运动。有了这样的总结经验，我们就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对自己所做的工作，不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认真总结经验，这实质上是“合二而一论”的一种表现，对革命事业是有害的。

“合二而一”的反动哲学是叛徒刘少奇、杨献珍之流的什么新创造吗？不是！他们的“合二而一论”，只不过是老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矛盾调和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科学社会主义的死敌就公开鼓吹“调和矛盾”的反动理论。蒲鲁东宣称要“找出一个调和的原理”来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杜林胡诌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在事物中没有任何矛盾”?。第二国际的反动头目妄图用庸俗进化论来代替革命的辩证法，用“阶级合作”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考茨基就宣扬什么“一个社会里没有两个毫无共同利益的阶级。甚至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也有共同利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确有共同利益”?。所有这些家伙都不过是历史上匆匆的过客，他们都分别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淋漓尽致的批判和揭露之下，现出了丑恶的原形。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当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进入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时期，德波林之流跳出来疯狂反对列宁的对立统一学说，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要等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而矛盾的解决，就是“对立面的和解”?。德波林的这一套“矛盾调和论”，是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哲学表现。这种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哲学，受到斯大林的严肃批判。德波林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发生极坏的影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深刻地批判了德波林的反动哲学。

但是，自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以来，为了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公然复活和发展了德波林的反动哲学。赫鲁晓夫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架势，大喊大叫：“面对着热核灾难的威胁，世界只有一个，而且是不可分割的。在这里，我们都是人。”?他们所豢养的有学位的奴仆们也应声而起，叫嚷：对立统一规律“过时了”，统一“成了社会进步经常起作用的源泉和动力”，等等。他们恬不知耻地把这套修正主义的叛徒哲学，叫做“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来没有象这样受到攻击、歪曲和糟蹋。

正当这伙叛徒们在哲学战线上兴妖作怪，掀起一股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主义逆流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无产阶级的伟大气魄，反复强调了宣传唯物辩证法的重大意义。毛主席指出：“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再次深刻阐明了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给修正主义逆流以迎头痛击。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如果不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就会犯错误，就会在政治上堕落。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也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只能在修正主义道路上愈走愈远，并且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

今天，反动的“矛盾调和论”，已经成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强化法西斯专政、推行侵略政策、同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争霸世界的工具。他们大肆叫嚣什么建立“社会主义大家庭”，要把“共同利益置于首位”。这就是妄图抹杀侵略和被侵略、剥削和被剥削、控制和被控制的区别，要“大家庭”中的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牺牲自己的利益，放弃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完全“融合”到社会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这个“整体”之中。然而，反动的“矛盾调和论”，丝毫也救不了他们。辩证法的固有规律是不以修正主义者的意志为转移的。今天，全世界人民和许多中、小国家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同他们一分为二，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历史告诉我们，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一直存在着一条反唯物辩证法的黑线。刘少奇、杨献珍之流的反动的“合二而一论”，就是这条黑线在中国的一个突出表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正是在同这条黑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哲学基础。只有学好用好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才能深刻理解和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经过四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但阶级斗争仍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继续进行着。阶级斗争的形式会变化，阶级矛盾决不会消失；阶级敌人的手法会翻新，反动本性决不会改变。还应该看到，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要经过几十年、几百年，才能得到解决。如果不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看不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就要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毛主席教导我们：“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矛盾论》）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清理了阶级队伍，整顿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广大党员的觉悟，我们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富于战斗力。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战胜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的胜利。但是，如果认为从此我们的队伍就百分之百的纯了，不存在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了，这种天真的想法，不符合唯物辩证法。按照一分为二的观点，纯是相对的，不纯是绝对的。完全的纯是没有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出现过陈独秀、王明、张国焘这些不齿于人类的叛徒，全国解放以来，又出现了彭德怀、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和刘少奇反革命集团，但他们都没有能够搞垮我们的党。我们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揭露了他们的反革命面目，粉碎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批判了他们的错误路线，使我们的党更加巩固，更加壮大，进一步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两条路线的斗争，总是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紧密联系着的。因为任何一条政治路线都是以一定的世界观为基础的。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必然会背离和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就必须认真读书，学好用好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认真地、坚持地、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同时，要努力改造世界观，不断克服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错误思想和作风。用毛泽东思想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我们就能够分清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抵制王明、刘少奇、杨献珍一类的政治骗子而不上他们的当，也就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一步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在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中，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注：

①　杨献珍的书面“说明”（一九六五年四月）。

②　杨献珍的书面检讨（一九六四年十月）。

③　《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一九五八年八月）。

④　《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作用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⑤　《怎样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一九六二年一月）。

⑥?　《哲学引言》（一九六一年十一月）。

⑦　《“是——是，否——否；是——否，否——是”是什么意思》（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⑧　《整风问题》（一九六四年一月）。

⑨　《认识论》（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⑩　《给新疆班讲课记录》（一九六二年五月）。

?　《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去做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尊重辩证法》（一九六四年四月）。

?　在一九五六年的一次讲课。

?　黎明在一九六四年五月的一次讲课。

?　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一七三页。

?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年版，第三十八、一一六页。

?　考茨基：《国债的经济影响》（一九一五年四月）。

?　考茨基：《唯物史观》第二卷（一九二七年）。

?　德波林的“自我批评”。

?　赫鲁晓夫：《全面彻底裁军是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的保障》（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