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外交史料》序 中华文库

　　最近四十年中，中国史料出现之多，为向来所未有。其中至少有八大项最可纪：第一是周口店的“北京猿人”的发现，第二是古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第三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第四是安阳的殷墟器物文字的发现，第五是西域的汉晋木简的发现，第六是敦煌石室藏的六朝唐五代写本的发现，第七是日本旧藏中国古籍的公开，第八是北京宫廷各处档案的公开。史前文化的发现使我们对于太古时代看得一个完全新鲜的了解。殷墟器物文字的研究使我们对于殷商一代的旧史得著一个新的证实和许多的修正。流沙古简书与敦煌写本的出现，和日本旧藏古书的公开，都使我们添了许多考订中古近古史的材料。关于近代史料，自然要算近十多年中北京宫廷衙署的各种档案旧卷为最重要。北京故宫开放之前，即有内阁旧卷档案的卖出，其大部分现归北京大学研究院。故宫完全开放之后，许多秘密文件与重要档案陆续出现，其重要虽远不能比罗马法王宫廷藏书的公开，但在史料毁弃散失的中国，这也是史学界一个大宝藏了。

　　在这八件大发现之外，最近还有黄岩王氏父子保存搜集的清季外交史料的出版，可算是近年史学界搜求材料运动中的第九件大事。

　　王弢夫先生是个有心保存史料的学者；当他在军机处服务的时候，他就留心搜集外交的文献：凡军机处所存的外交档卷，政府所存的交涉密电文稿，以及当日留中不发的电报档奏章，他都细心搜集，亲手抄存。他在军机处的日子虽然不算很长久，但这一点搜求外交史料的兴趣使他终身继续留意于这一类的文献。近年外交史料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所以二十年前弢夫先生所抄存的材料在当日为秘本，在今日已有一部分流传于世了。但据近世外交史专家蒋廷黻先生的估计，弢夫先生所收材料至少还有百分之五六十是不曾发表过的。这个估计最可以表示这些史料的真价值。

　　光绪庚子七月，弢夫先生跟著清帝与太后西行，直到次年十一月才随两宫回北京，这一年半之中，他著有《西巡大事记》，十二卷，每日详记政府与议和全权大臣及各省大吏往来的文电。我们看他这十二卷的编制方法，可以看出他的主要兴趣全在材料的保存。在那国家危亡之际，流离困顿之中，他还有那样的细心苦功，为后世史家掇拾那些很容易散失的文献：这种精神，这种远见，都是最可以使我们追思敬礼的。

　　弢夫先生逝世已三十年了。他的儿子希隐先生不但能保守遗书，不使散失，还能费了十年的功夫，搜集先人所不曾见所不及见的外交文献，补入弢夫先生的原稿，编成光宣两朝外交史料二百三十六卷，与《西巡大事记》同时刊行，并且编制索引，外交年鉴，条约一览表等，以便学者的检查。弢夫先生二十年的勤苦搜录，固然最可钦佩；可是若没有希隐先生的谨慎保存和殷勤补缀，这部大书即使不至于埋没散失，也决没有现在这样完全。两朝的史料成于父子两世之手，徐菊人先生他们比配姚察姚思廉之续成梁陈二史，是很确当的。

　　我不是研究外交史的人，不过王希隐先生因为我平日颇注意一切史料的保存，所以他要我写一篇短序。我看了他这几年搜求补缀的工力：看了他编订先人遗著的热心，看了他这种“爱的工作”，我真感觉到百分的崇敬与惭愧。我的先父铁花先生（名传）也是一个有忧国远虑的人，他终身研究边疆问题，足迹走遍东三省及海南台湾两岛，留下了几十万字的日记和文稿，其中也有不少的重要材料，先兄绍之和我都曾有志愿整理这些遗稿。于今先父去世已近四十年，先兄去世已有五年了，这些遗稿至今还不曾整理印行。希隐先生继成先志的好榜样，给了我不少的兴奋与鞭策，所以我不敢辞谢他的好意，大胆写了这篇短序。

　　二十三，一，六夜

　　（原载1934年9月《图书馆学季刊》第8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