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的引论 中华文库

　　《镜花缘》刻本有海州许乔林石华的序，序中说“《镜花缘》一书，乃北平李子松石以十数年之力成之”。其馀各序及题词中，也都说是李松石所作。但很少人能说李松石是谁的。前几年，钱玄同先生告诉我李松石是一个音韵学家，名叫李汝珍，是京兆大兴县人，著有一部《李氏音鉴》。后来我依他的指示，寻得了《李氏音鉴》，在那部书的本文和序里，钩出了一些事迹。

　　李汝珍，字松石，大兴人。《顺天府志》的《选举表》里，举人进士队里都没有他，可见他大概是一个秀才，科举上不曾得志。《顺天府志》的《艺文志》里没有载他的著作，《人物志》里也没有他的传。《中国人名大辞典》（页三八九）有下列的小传：

　　李汝珍〔清〕，大兴人，字松石。通声韵之学，撰《李氏音鉴》，定“春满尧天”等三十三母。征引浩繁，浅学者多为所震，然实未窥等韵门径。又有《镜花缘》，及李刻《受子谱》。

　　此传不知本于何书，但这种严酷的批评实在只足以表示批评者自身的武断。（关于李汝珍在音韵学上的成绩，详见下文。）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李汝珍的哥哥汝璜（字佛云）到江苏海州做官，他跟到任所。那时歙县凌廷堪（生1757，死1809）家在海州，李汝珍从他受业。论文之暇，兼及音韵（《音鉴》五，页十九）。那时凌廷堪年仅二十六岁；以此推之，可知李汝珍那时也不过二十岁上下，他生年约当乾隆二十八年（1763）。凌廷堪是《燕乐考原》的作者，精通乐理，旁通音韵，故李汝珍自说“受益极多”。

　　自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十年（1782—1805），凡二十三年，李汝珍只在江苏省内，或在淮北，或在淮南（《音鉴》石文煃序）。他虽是北京人，而受江南北的学者的影响最大；他的韵学能辨析南北方音之分，也全靠这长期的居住南方。嘉庆十年石文煃序中说，“今松石行将官中州矣”。但嘉庆十九年（1814）他仍在东海（《音鉴》题词跋）似乎他不曾到河南做官。

　　乾隆五十八年（1793），凌廷堪补殿试后，自请改教职，选得甯国府教授；六十年（1795）赴任。此后，李汝珍便因道路远隔，不常通问了（《音鉴》五，页十九）。他的朋友同他往来切磋的，有

　　许乔林，字石华，海州人。

　　许桂林，字月南，海州人，嘉庆举人。于诸经皆有发明；通古音，兼精算学。著有《许氏说音》，《音鹄》，《宣夜通》，《味无味斋集》（《人名大辞典》页一〇三四）。许桂林是李汝珍的内弟（《音鉴》五，页十九）。

　　徐铨，字藕船，顺天人。著有《音绳》。（《音鉴》书目）

　　徐鉴，宇香垞，顺天人。著有《韵略补遗》（同上）

　　吴振勃，字容如，海州人。

　　洪□□，字静节。

　　这一班人都是精通韵学的人。《华严字母谱》列声母四十二，韵母十三。李汝珍把声母四十二之中，删去与今音异者十九个，而添上未备的及南音声母十个，共存三十三个声母。他又把韵母十三之中，删去与今音异者两个，而添上今音十一个，共存韵母二十二个。他自己说，新添的十一个韵母之中，一个（麻韵）是凌廷堪添的，徐鉴与许桂林各添了两个，徐铨添了一个；他自己添的只有五个。（《音鉴》五，页十九）

　　嘉庆十年（1805），《音鉴》成书。（《音鉴》李汝璜序）

　　嘉庆十五年（1810），《音鉴》付刻，是年刻成。（吴振勷后序）

　　嘉庆十九年（1814），李汝珍在东海，与许桂林同读山阴俞杏林的《传声正宗》。俞氏书中附有《音鉴》题词四首，其第四首云：

　　松石全书绝等伦，月南后序更精醇。拊膺我愧无他技，开卷差为识字人。

　　此可见《音鉴》出版不久，已受读者的推重。

　　嘉庆二十一年（1816），他把俞杏林的题词附刻在《音鉴》之后，并作一跋。自此年以后，他的事迹便无可考了。

　　自乾隆四十七年至此年，凡三十五年，他大概已是五十五岁左右的人了。这三十五年中，他的踪迹似乎全在大江南北；他娶的夫人是海州人，或者他竟在海州住家了。

　　《镜花缘》之著作，不知在于何年。孙吉昌的题词说：

　　……咄咄北平子，文采何陆离！……而乃不得意，形骸将就衰，耕无负郭田，老大仍驱饥。可怜十数载，笔砚空相随，频年甘兀兀，终日惟孳孳。心血用几竭，此身忘困疲。聊以耗壮心，休言作者痴。穷愁始著书，其志良足悲。……古今小说家，应无过于斯。……传抄纸已贵，今已付劂剞，不胫且万里，堪作稗官师。从此堪自慰，已为世所推。

　　从这上面，我们可得两点：

　　（1）《镜花缘》是李汝珍晚年不得志时作的。

　　（2）《镜花缘》刻成时，李汝珍还活着。

　　最可惜的是此诗和许乔林的序都没有年月可考。但坊刻本有道光九年（1829）麦大鹏序，他说：

　　李子松石《镜花缘》一书，耳其尽善，三载于兹矣。戊子（道光八年，1828）清和，偶过张子燮亭书塾，得窥全豹，不胜舞蹈。复闻芥子园新雕告竣，遂购一函，如获异宝。

　　麦氏在1829，已知道此书三年了；1828他所见的“全豹”，不知是否刻本；但同年已有芥子园新雕本；次年麦氏又托谢叶梅摹绘一百八人之像，似另有绘像精雕本，为后来王韬序本的底本。我们暂时假定1828年的芥子园本为初刻本，而麦氏前三年闻名的《镜花缘》为抄本。如此，我们可以说：

　　1805，《音鉴》成书。

　　1810，《音鉴》刻成。（以上均考见上文）

　　约1810—1825，——“十数年之力”——为《镜花缘》著作的时期。

　　约1825，《镜花缘》成书。

　　1828，芥子园雕本《镜花缘》刻成。

　　1829，麦刻谢像本（广东本）付刻。

　　假定芥子园本即是孙吉昌题词里说的“今已付劂剞”之本，那么，李汝珍还不曾死，但已是很老的人了。依前面的推算，他的生年大约在乾隆中叶（约1763）；他死时约当道光十年（约1830），已近七十岁了。

　　关于李汝珍的《音鉴》，我们不能详细讨论，只能提出一些和《镜花缘》有关系的事实。《镜花缘》第三十一回，唐敖等在歧舌国，费了多少工夫，才得着一纸字母，共三十三行，每行二十二字，只有第一个字是有字的，或用反切代字；其馀只有二十一个白圈。只有“张”字一行之下是有字的。每行的第一个字代表声类（Consonants），每行直下的二十二音代表韵部（Vowels）。这三十三个声母，二十二个韵母，是李汝珍的《音鉴》的要点。《音鉴》里把三十三声母作成一首《行香子》词，如下：

　　春满尧天，溪水清涟，嫩红飘，粉蝶惊眠。松峦空翠，鸥鸟盘翾。对酒陶然，便博个醉中仙。

　　这就是《镜花缘》里的

　　昌，茫，秧，“梯秧”，羌，商，枪，良，囊，杭，“批秧”，方，“低秧”，姜，“妙秧”，桑，郎，康，仓，昂，娘，滂，香，当，将，汤，瓤，“兵秧”，帮，冈，臧，张，厢。（次序两处一一相同。）

　　承钱玄同先生音注如下：

　　春　ㄔ，ㄔㄨ（ch，’ch’u）

　　满　ㄇ（m）

　　尧　—（齐），ㄩ（撮）（y，yü）

　　天　ㄊ—（t’i）

　　溪　ㄑ—，ㄑㄩ（ch‘i，ch‘ü）

　　水　ㄕ，ㄕㄨ（sh，shu）

　　清　ㄘ—，ㄘㄩ（ts‘i，ts‘ü）

　　涟　ㄌ—，ㄌㄩ（li，lü）

　　嫩　ㄋ，ㄋㄨ（n，nu）

　　红　ㄏ，ㄏㄨ（h，hu）

　　飘　攵—（p’i）

　　粉　ㄈ（f）

　　蝶　ㄉ—（ti）

　　惊　ㄐ—，ㄐㄩ（chi，chü）

　　眠　ㄇ—（mi）

　　松　ㄙ，ㄙㄨ（s，su）

　　峦　ㄌ，ㄌㄨ（l，lu）

　　空　ㄎ，ㄎㄨ（k’，k’u）

　　翠　ㄘ，ㄘㄨ（ts’，ts’u）

　　鸥　口（开）ㄨ（合）（口，w）

　　鸟　ㄋ—ㄋㄩ（ni，nü）

　　盘　攵（p’）

　　翾　ㄒ—，ㄒㄩ（hsi，hsü）

　　对　ㄉ，ㄉㄨ（t，tu）

　　酒　ㄗ—，ㄗㄩ（tsi，tsü）

　　陶　ㄊ，ㄊㄨ（t’，t’u）

　　然　ㄖ，ㄖㄨ（j，ju）

　　便　ㄅ—（pi）

　　博　ㄅ（p）

　　个　ㄍ，ㄍㄨ（k，ku）

　　醉　ㄗ，ㄗㄨ（ts，tsu）

　　中　ㄓ，ㄓㄨ（ch，chu）

　　仙　ㄙ—，ㄙㄩ（si，sü）

　　他的二十二个韵母，和钱玄同先生的音注，如下：

　　　　《镜花缘》　　　《音鉴》　　　钱玄同先生的音注

　　（1）张　　　　　　　　张　　　　　ㄤ，—ㄤang，uang

　　（2）真　　　　　　　　真　　　　　ㄣ，—ㄣen，in

　　（3）中　　　　　　　　中　　　　　ㄨㄥ，ㄩㄥung，iung

　　（4）珠　　　　　　　　珠　　　　　ㄨ，ㄩu，ü

　　（5）招　　　　　　　　招　　　　　ㄠ，—ㄠao，iao

　　（6）斋　　　　　　　　斋　　　　　ㄞ，—ㄞai，iai

　　（7）知　　　　　　　　知　　　　　—，ㄖ，ㄙ，i，ih，ǔ

　　（8）遮　　　　　　　　遮　　　　　ㄝ，—ㄝ，ㄩㄝeh，ieh，üeh

　　（9）𧮪　　　　　　　　𧮪（真衫切）ㄢan

　　（10）毡　　　　　　　　毡　　　　　ɛn，ɛin

　　（11）专　　　　　　　　专　　　　　uoen，yoen

　　（12）张鸥　　　　　　　周　　　　　ㄡ，—ㄡou，iu

　　（13）张妸　　　　　　　〇（张歌切）　　　　　ㄜ，—ㄜo，io

　　（14）张鸦　　　　　　　渣　　　　　ㄚ，—ㄚa，ia

　　（15）珠逶　　　　　　　追　　　　　ㄨㄟuei

　　（16）珠均　　　　　　　谆（珠均切）ㄨㄣ，ㄩㄣuen，ün

　　（17）张莺　　　　　　　征　　　　　ㄥ，—ㄥeng，ing

　　（18）珠帆　　　　　　　〇（珠鸾切）ㄨㄢuan

　　（19）珠窝　　　　　　　〇（珠窝切）ㄨㄛ，ㄩㄜuo，üo

　　（20）珠洼　　　　　　　挝　　　　　ㄨㄚua

　　（21）珠歪　　　　　　　〇（珠歪切）ㄨㄞuai

　　（22）珠汪　　　　　　　庄　　　　　ㄨㄤuang

   附注：第十和第十一兩韻，注音字母與羅馬字皆不方便，故用語音學字母標之。ɛn略如上海讀“安”之音；iɛn略如長江流域中的官音讀“煙”，不得讀北京讀“煙”之音。uoen，yoen二音當如蘇州讀“碗”、“遠”之音，須作圓唇之勢，方合。

　　在我们这个时候，有种种音标可用，有语音学可参考，所以我们回看李汝珍最得意的这点发明，自然觉得很不希奇了。但平心而论，他的音韵学却也有他的独到之处。他生于清代音韵学最发达的时代；但当时的音韵学偏于考证古韵的沿革，而忽略了今音的分类。北方的音韵学者，自从元朝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以来，中间如吕坤刘继庄等，都是注重今音而不拘泥于古反切的。李汝珍虽颇受南方韵学家的影响，但他究竟还保存了北方音韵学的遗风，所以他的特别长处是（1）注重实用，（2）注重今音，（3）敢于变古。他在《凡例》里说：“是编所撰字母，期于切音易得其响，按粗细各归一母。”他以实用为主，故“非，敷，奉”并入“粉”，只留音，而大胆的删去了国音所无的v音；故“泥，娘”并入“鸟”，另分出一个“嫩”，两母都属n音，而那官音久不存在的ng与gn两音就被删去了。这种地方可以见他的眼光比近年制造注音字母的先生们还要高明一点。他分的韵母也有很可注意的。例如“麻”韵分为“遮”（eh）“鸦”（a，ia）“挝”（ua）三韵；而那个向来出名的“该死十三元”竟被他分入四韵。这都是他大胆的地方。

　　本来这些问题不应该在这篇里讨论；不过因为《人名大辞典》很武断的说李汝珍“实未窥《等韵》门径”，所以我在这里替他略说几句公道话。要知道实用的音韵学本和考古的音韵学不同道，谁也不必骂谁。考古派尽管研究古音之混合，而实用派自不能不特别今音的微细分别。许桂林作《音鉴后序》，曾说：

　　顾甯人言古无麻韵，半自歌戈韵误入，半自鱼模韵误入（适按，此说实不能成立；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汪荣宝先生所著长文，及钱玄同先生跋语）。然则必欲从古，并麻韵亦可废。若可随时变通，麻嗟何妨为二部乎？

　　这句话正可写出考古派与实用派的根本不同。李汝珍在《音鉴》卷四里曾论他的《著述本意》道：

　　苟方音之不侔，彼持彼音而以吾音为不侔，则不唾之者几希矣。岂直覆瓿而已哉？珍之所以著为此篇者，盖抒管见所及，浅显易晓，俾吾乡初学有志于斯者，借为入门之阶，故不避谫陋之诮。……至于韵学精微，前人成书具在，则非珍之所及失矣。（四，页二六）

　　他是北京人，居南方，知道各地方音之不同，所以知道实用的音韵学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我们看他著述的本意只限于“吾乡”，可以想见他的慎重。他在同篇又说：

　　或曰：子以南北方音，辨之详矣，所切之音亦可质之天下乎？

　　对曰：否，不然也。……天下方音之不同者众矣。珍北人也，于北音宜无不喻矣；所切之音似宜质于北矣。而犹曰未可，况质于天下乎？（四，页二五）

　　他对于音韵学上地理的重要，何等明了呀！只此一点，已足以“前无古人”了。

　　我们现在要知道李汝珍是怎样的一个人。关于这一点，《音鉴》的几篇序很可以给我们许多材料。馀集说：

　　大兴李子松石少而颖异，读书不屑屑章句帖括之学；以其暇旁及杂流，如壬遁，星卜，象纬，篆隶之类，靡不日涉以博其趣。而于音韵之学，尤能穷源索隐，心领神悟。

　　石文煃说：

　　松石先生慷爽遇物，肝胆照人。平生工篆隶，猎图史，旁及星卜弈戏诸事，靡不触手成趣。花间月下，对酒征歌，兴至则一饮百觥，挥霍如志。

　　这两个同时人的见证，都能写出《镜花缘》的作者的多才多艺。许乔林在《镜花缘序》里说此书“枕经葄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我们看了余集石文煃的话，然后可以了解《镜花缘》里论卜（六十五回又七十五回），谈弈（七十三回），论琴（同），论马吊（同），论双陆（七十四回），论射（七十九回），论筹算（同），以及种种灯谜，和那些双声叠韵的酒令，都只是这位多才多艺的名士的随笔游戏。我们现在读这些东西，往往嫌他“掉书袋”。但我们应该记得这部书是清朝中叶的出产品；那个时代是一个博学的时代，故那时代的小说也不知不觉的挂上了博学的牌子。这是时代的影响，谁也逃不过的。

　　关于时代的影响，我们在《镜花缘》里可以得着无数的证据。如唐敖多九公在黑齿国女学堂里谈经，论“鸿雁来宾”一句应从郑玄注，《论语》宜用古本校勘，“车马衣轻裘”一句驳朱熹读衣字为去声之非，又论《易经》王弼注偏重义理，“既欠精详，而又妄改古字”：这都是汉学时代的自然出产品。后来五十二回唐闺臣论注《礼》之家，以郑玄注为最善，也是这个道理。至于全书说的那些海外国名，一一都有来历；那些异兽奇花仙草的名栋，也都各有所本（参看钱静方《小说丛考》卷上，页六八至七二）：这种博览古书而不很能评判古书之是否可信，也正是那个时代的特别现象。

　　 现在我们要回到《镜花缘》的本身了。

　　《镜花缘》第四十九回，泣红亭的碑记之后，有泣红亭主人的总论一段，说：

　　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盖主人自言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结以花再芳、毕全贞者，盖以群芳沦落，几至澌灭无闻，今赖斯而得不朽，非若花之再芳乎？所列百人，莫非琼林琪树，合璧骈珠，故以全贞毕焉。

　　这是著者著书的宗旨。我们要问，著者自言“穷探野史，尝有所见”，究竟他所见的是什么？

　　我的答案是：李汝珍所见的是几千年来忽略了的妇女问题。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他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

　　这是《镜花缘》著作的宗旨。我是最痛恨穿凿附会的人，但我研究《镜花缘》的结果，不能不下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们先要指出，李汝珍是一个留心社会问题的人。这部《镜花缘》的结构，很有点像司威夫特（Swift）的《海外轩渠录》（Gulliver's Travels），是要想借一些想像出来的“海外奇谈”来讥评中国的不良社会习惯的。最明显的是第十一第十二回君子国的一大段；这里凡提出了十二个社会问题：

　　（1）商业贸易的伦理问题。（第十一回）

　　（2）风水的迷信。（以下均第十二回）

　　（3）生子女后的庆贺筵宴。

　　（4）送子女入空门。

　　（5）争讼。

　　（6）屠宰耕牛。

　　（7）宴客的肴馔过多。

　　（8）三姑六婆。

　　（9）后母。

　　（10）妇女缠足。

　　（11）用算命为合婚。

　　（12）奢侈。

　　这十二项之中，虽然也有迂腐之谈，——如第一，第五，诸项——但有几条确然是很有见解的观察。内中最精采的是第十和第十一两条。第十条说：

　　吾闻尊处向有妇女缠足之说。始缠之时，其女百般痛苦，抚足哀号，甚至皮腐肉败，鲜血淋漓。当此之际，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种种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为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于死，故以此法治之。谁知系为美观而设！若不如此，即不为美！试问鼻大者削之使小，额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谓为残废之人。何以两足残缺，步履艰难，却又为美？即如西子、王嫱皆绝世佳人，彼时又何尝将其两足削去一半？况细推其由，与造淫具何异？此圣人之所必诛，贤者之所不取。

　　第十一条说：

　　婚姻一事，关系男女终身，理宜慎重，岂可草草？既要联姻，如果品行纯正，年貌相当，门第相对，即属绝好良姻，何必再去推算？……尤可笑的，俗传女命，北以属羊为劣，南以属虎为凶。其说不知何意，至今相沿，殊不可解。人值未年而生，何至比之于羊？寅年而生，又何至竟变为虎？且世间惧内之人，未必皆系属虎之妇。况鼠好偷窃，蛇最阴毒，那属鼠属蛇的岂皆偷窃阴毒之辈？牛为负重之兽，自然莫苦于此；岂丑年所生都是苦命？此皆愚民无知，造此谬论。往往读书人亦染此风，殊为可笑。总之，婚姻一事，若不论门第相对，不管年貌相当，惟以合婚为准，势必将就勉强从事，虽有极美良姻，亦必当面错过，以致日后儿女抱恨终身，追悔无及。为人父母的倘能洞察合婚之谬，惟以品行年貌门第为重，至于富贵寿考，亦惟听之天命，即日后别有不虞，此心亦可对住儿女，儿女似亦无怨了。

　　这两项都是妇女问题的重要部分；我们在这里已可看出李汝珍对于妇女问题的热心了。

　　大凡写一个社会问题，有抽象的写法，有具体的写法。抽象的写法，只是直截指出一种制度的弊病，和如何救济的方法。君子国里的谈话，便是这种写法，正如牧师讲道，又如教官讲《圣谕广训》，扯长了面孔讲道理，全没有文学的趣味，所以不能深入人心。李汝珍对于女子问题，若单有君子国那样干燥枯寂的讨论，就不能算是一个文学家了。《镜花缘》里最精采的部分是女儿国一大段。这一大段的宗旨只是要用文学的技术，诙谐的风味，极力描写女子所受的不平等的，惨酷的，不人道的待遇。这个女儿国是李汝珍理想中给世间女子出气伸冤的乌托邦。在这国里，

　　历来本有男子；也是男女配合，与我们一样。其所异于人的，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

　　唐敖看了那些男人，说道：

　　九公，你看他们原是好妇人，却要装作男人，可谓矫揉造作了。

　　多九公笑道：

　　唐兄，你是这等说。只怕他们看见我们，也说我们放著好好妇人不做，却矫揉造作，充作男人哩。

　　唐敖点头道：

　　此话不错。俗语说的，习惯成自然。我们看他们虽觉异样，无如他们自古如此，他们看见我们，自然也以我们为非。

　　这是李汝珍对于妇女问题的根本见解：今日男尊女卑的状况，并没有自然的根据，只不过是“自古如此”的“矫揉造作”，久久变成“自然”了。

　　请看女儿国里的妇人：

　　那边有个小户人家，门内坐着一个中年妇人，一头青丝黑发，油搽的雪亮，真可滑倒苍蝇；头上梳一盘龙鬏儿，鬓旁许多珠翠，真是耀花人眼睛；耳坠八宝金环，身穿玫瑰紫的长衫，下穿葱绿裙儿；裙下露著小小金莲，穿一双大红绣鞋，刚刚只得三寸；伸著一双玉手，十指尖尖，在那里绣花；一双盈盈秀目，两道高高蛾眉，面上许多脂粉：再朝嘴上一看，原来一部胡须，是个络腮胡子。

　　这位络腮胡子的美人，望见了唐敖多九公，大声喊道：

　　你面上有须，明明是个妇人，你却穿衣载帽，混充男人。你也不管男女混杂。你明虽偷看妇女，你其实要偷看男人。你这臊货，你去照照镜子，你把本来面目都忘了。你这蹄子也不怕羞！你今日幸亏遇见老娘，你若遇见别人，把你当作男人偷看妇女，只怕打个半死哩！

　　以上写“矫揉造作”的一条原理，虽近于具体的写法，究竟还带一点抽象性质。第三十三回写林之洋选作王妃的一大段，方才是富于文学趣味的具体描写法。那天早晨，林之洋说道：

　　幸亏俺生中原。若生这里，也教俺缠足，那才坑死人哩。

　　那天下午，果然就“请君入瓮”！女儿国的国王看中了他，把他关在宫里，封他为王妃。

　　早有宫娥预备香汤，替他洗浴，换了袄裤，穿了衫裙，把那一双大金莲暂且穿了绫袜，头上梳了鬏儿，擦了许多头油，戴上凤钗，搽了一脸香粉，又把嘴唇染的通红，手上戴了戒指，腕上戴了金镯，把床帐安了，请林之洋上坐。

　　这是“矫揉造作”的第一步。第二步是穿耳：

　　几个中年宫娥走来，都是身高体壮，满嘴胡须。内中一个白须宫娥，手拿针线，走到床前跪下道：“禀娘娘，奉命穿耳。”早有四个宫娥上来，紧紧扶住。那白胡宫娥上前，先把右耳用指将那穿针之处碾了几碾，登时一针穿过。林之洋大叫一声“痛杀俺了！”望后一仰，幸亏宫娥扶住。又把左耳用手碾了几碾，也是一针直过。林之洋只痛的喊叫连声。两耳穿过，用些铅粉涂上，揉了几揉，戴了一副八宝金环。白须宫娥把事办毕退去。

　　第三步是缠足：

　　接着，有个黑须宫人，手拿一疋白绫，也向床前跪下道：“禀娘娘，奉命缠足”。又上来两个宫娥，都跪在地下，扶住金莲，把绫袜脱去。那黑须宫娥取了一个矮凳，坐在下面，将白绫从中撕开，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盖上，用些白矾洒在脚缝内，将五个脚指紧紧靠在一处，又将脚面用力曲作弯弓一般，即用白绫缠裹。才缠了两层，就有宫娥拿着针线上来密密缝口。一面狠缠，一面密缝。林之洋身旁既有四个宫娥紧紧靠定，又被两个宫娥把脚扶住，丝毫不能转动。及至缠完，只觉脚上如炭火烧的一般，阵阵疼痛，不觉一阵心酸，放声大哭道：“坑死俺了！”两足缠过，众宫娥草草做了一双软底大红鞋替他穿上。林之洋哭了多时。

　　林之洋——同一切女儿一样——起初也想反抗。他就把裹脚解放了，爽快了一夜。次日，他可免不掉反抗的刑罚了。一个保母走上来，跪下道：“王妃不遵约束，奉命打肉”。

　　林之洋看了，原来是个长须妇人，手捧一块竹板，约有三寸宽，八尺长，不觉吃了一吓道：“怎么叫作打肉？”只见保母手下四个微须妇人，一个个膀阔腰粗，走上前来，不由分说，轻轻拖翻，褪下中衣。保母手举竹板，一起一落，竟向屁股大腿一路打去。林之洋喊叫连声，痛不可忍。刚打五板，业已肉绽皮开，血溅茵褥。

　　“打肉”之后，

　　林之洋两只金莲被众宫人今日也缠，明日也缠，并用药水薰洗，未及半月，已将脚面弯曲，折作凹段，十指俱已腐烂，日日鲜血淋漓。

　　他——她——实在忍不住了，又想反抗了，又把裹脚的白绫乱扯去了。这一回的惩罚是：“王妃不遵约束，不肯缠足，即将其足倒挂梁上。”

　　林之洋此时已将生死付之度外，即向众宫娥道：“你们快些动手，越教俺早死，俺越感激。只求越快越好。”于是随着众人摆布。

　　好一个反抗专制的革命党！然而——

　　谁知刚把两足用绳缠紧，已是痛上加痛。及至将足吊起，身子悬空，只觉眼中金星乱冒，满头昏晕，登时疼的冷汗直流，两腿酸麻。只得咬牙忍痛，闭口合眼，只等早早气断身亡，就可免了零碎吃苦。吊了片时，不但不死，并且越吊越觉明白，两足就如刀割针刺一般，十分痛苦。咬定牙关，左忍右忍，那里忍得住！不因不由杀猪一般喊叫起来，只求国王饶命。保母随即启奏，放了下来。从此只得耐心忍痛，随着众人，不敢违拗。众宫娥知他畏惧，到了缠足时，只图早见功效，好讨国王欢喜，更是不顾死活，用力狠缠。屡次要寻自尽，无奈众人日夜堤防，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知不觉那足上腐烂的血肉都已变成脓水，业已流尽，只剩几根枯骨，两足甚觉瘦小。

　　一个平常中国女儿十几年的苦痛，缩紧成几十天的工夫，居然大功告成了！林之洋在女儿国御设的“矫揉造作速成科”毕业之后，

　　到了吉期，众宫娥都绝早起来，替他开脸梳裹，搽脂抹粉，更比往日加倍殷勤。那双金莲虽觉微长，但缠的弯弯，下面衬了高底，穿着一双大红凤头鞋，却也不大不小。身上穿了蟒衫，头上戴了凤冠，浑身玉佩叮当，满面香气扑人；虽非国色天香，却是袅袅婷婷。

　　不多时，有几个宫人手执珠灯，走来跪下道：“吉时已到，请娘娘先升正殿，伺候国主散朝，以便行礼进宫。就请升舆。”林之洋听了，到像头顶上打了一个霹雳，只觉耳中嘤的一声，早把魂灵吓的飞出去了。众宫娥不由分说，一齐搀扶下楼，上了凤舆，无数宫人簇拥来到正殿。国王业已散朝，里面灯烛辉煌，众宫人搀扶，林之洋颤颤巍巍，如鲜花一枝，走到国王面前，只得弯著腰儿拉着袖儿，深深万福叩拜。

　　几十天的“矫揉造作”，居然使一个天朝上国的堂堂男子，向那女儿国的国王，颤颤巍巍地“弯著腰儿，拉着袖儿，深深万福叩拜”了！

　　几千年来，中国的妇女问题，没有一人能写的这样深刻，这样忠厚，这样怨而不怒。《镜花缘》里的女儿国一段是永远不朽的文学。

　　女儿国唐敖治河一大段，也是寓言，含有社会的，政治的意义。请看唐敖说那处河道的情形：

　　以彼处形势而论，两边堤岸高如山陵，而河身既高且浅，形像如盘，受水无多，以至为患。这总是水大之时，惟恐冲决漫溢，且顾目前之急，不是筑堤，就是培岸。及至水小，并不预为设法挑挖疏通。到了水势略大，又复培壅，以致年复一年，河身日见其高。若以目前形状而论，就如以浴盆置于屋脊之上，一经漫溢，以高临下，四处皆为受水之区，平地即成泽国。若要安稳，必须将这浴盆埋在地中，盆低地高，既不畏其冲决，再加处处深挑，以盘形变成釜形。受水既多，自然可免漫溢之患了。

　　这里句句都含有双关的意义，都是暗指一个短见的社会或短见的国家，只会用“筑堤”、“培岸”的方法来压制人民的能力，全不晓得一个“疏”字的根本救济法。李汝珍说的虽然很含蓄，但他有时也很明显：

　　多九公道：“治河既如此之易，难道他们国中就未想到么？”唐敖道：“昨日九公上船安慰他们，我唤了两个人役细细访问。此地向来钢铁甚少，兼且禁用利器，以杜谋为不轨。国中所用，大约竹刀居多。惟富家间用银刀，亦甚希罕。所有挑河器具一概不知。……”

　　这不是明明的一个秦始皇的国家吗？他又怕我们轻轻放过这一点，所以又用诙谐的写法，叫人不容易忘记：

　　多九公道：“原来此地铜铁甚少，禁用利器。怪不得此处药店所挂招牌，俱写‘咬片’、‘咀片’。我想好好药品，自应切片，怎么倒用牙咬？腌臜姑且不论，岂非舍易求难么？老夫正疑此字用的不解。今听唐兄之言，无怪要用牙咬了。……”

　　请问读者，如果著者没有政治的意义，他为什么要在女儿国里写这种压制的政策？女儿国的女子，把男子压伏了，把他们的脚缠小了，又恐怕他们造反，所以把一切利器都禁止使用，“以杜谋为不轨”。这是何等明显的意义！

　　女儿国是李汝珍理想中女权伸张的一个乌托邦，那是无可疑的。但他又写出一个黑齿国，那又是他理想中女子教育发达的一个乌托邦了。

　　黑齿国的人是很丑陋的：

　　其人不但通身如墨，连牙齿也是黑的。再加一点朱唇，两道红眉，一身黑衣，其黑更觉无比。

　　然而黑齿国的教育制度，却与众不同。唐敖、多九公一上岸，便看见一所“女学塾”。据那里的先生说：

　　至敝乡考试历来虽无女科，向有旧例，每到十馀年，国母即有观风盛典。凡有能文处女，俱准赴试，以文之优劣，定以等第，或赐才女匾额，或赐冠带荣身，或封其父母，或荣及翁姑，乃吾乡胜事。因此，凡生女之家，到了四五岁，无论贫富，莫不送塾攻书，以备赴试。

　　再听林之洋说：

　　俺因他们脸上比炭还黑，俺就带了脂粉上来。那知这些女人因搽脂粉反觉丑陋，都不肯买，倒是要买书的甚多。俺因女人不买脂粉，倒要买书，不知甚意；细细打听，才知这里向来分别贵贱就在几本书上。

　　他们风俗，无论贫富，都以才学高的为贵，不读书的为贱。就是女人也是这样。到了年纪略大，有了才名，方有人求亲。若无才学，就是生在大户人家，也无人同他配婚。因此，他们国中不论男女，自幼都要读书。

　　这是不是一个女学发达的乌托邦？李汝珍要我们特别注意这个乌托邦，所以特别描写两个黑齿国的女子，亭亭和红红，把天朝来的那位多九公考的“目瞪口呆”，“面上红一阵，白一阵，头上只管出汗”。那女学堂的老先生，是个聋子，不曾听见他们的谈论，只当多九公怕热，拿出汗巾来替他揩汗，说道：

　　斗室屈尊，致令大贤受热，殊抱不安。但汗为人之津液，也须忍耐少出才好。大约大贤素日喜吃麻黄，所以如此。今出这场痛汗，虽痢疟之症，可以放心，以后如麻黄发汗之物，究以少吃为是。

　　后来，多九公们好容易逃出了这两个女学生的重围，唐敖说道：

　　小弟约九公上来，原想看他国人生的怎样丑陋。谁知只顾谈文，他们面上好丑我们还未看明，今倒被他们先把我们腹中丑处看去了。

　　这样恭维黑齿国的两个女子，只是著者要我们注意那个提倡女子教育的乌托邦。

　　李汝珍又在一个很奇怪的背景里，提出一个很重大的妇女问题：他在两面国的强盗山寨里，提出男女贞操的“两面标准”（Double standard）的问题。两面国的人，“个个头戴浩然巾，都把脑后遮住，只露一张正面”；那浩然巾的底下却另“藏着一张恶脸，鼠眼鹰鼻，满面横肉”（第二十五回）。他们见了穿绸衫的人，也会“和颜悦色，满面谦恭”；见了穿破布衫的人，便“陡然变了样子，脸上的笑容也收了，谦恭也免了”（第二十五回）。这就是一种“两面标准”。然而最惨酷的“两面标准”却在男女贞操问题的里面。男子期望妻子守贞操，而自己却可以纳妾嫖娼；男子多妻是礼法许可的，而妇人多夫却是绝大罪恶；妇人和别的男子有爱情，自己的丈夫若宽恕了他们，社会上便要给他“乌龟”的尊号；然而丈夫纳妾，妻子却“应该”宽恕不妒，妒是妇人的恶德，社会上便要给他“妒妇”、“母夜叉”等等尊号。这叫做“两面标准的贞操”。在中国古史上，这个问题也曾有人提起，例如谢安的夫人说的“周婆制礼”。和李汝珍同时的大学者俞正燮，也曾指出“妒非妇人恶德”。但三千年的议礼的大家，没有一个人能有李汝珍那样明白爽快的。《镜花缘》第五十一回里，那两面国的强盗想收唐闺臣等作妾，因此触动了他的押寨夫人的大怒。这位夫人把他的丈夫打了四十大板还数他的罪状道：

　　既如此，为何一心只想讨妾？假如我要讨个男妾，日日把你冷淡，你可欢喜？你们作男子的，在贫贱时，原也讲些伦常之道。一经转到富贵场中，就生出许多炎凉样子，把本来面目都忘了；不独疏亲慢友，种种骄傲，并将糟糠之情也置度外。这真是强盗行为，已该碎尸万段。你还只想置妾，那里有个忠恕之道？我不打你别的：我只打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把你打的骄傲全无，心里冒出一个忠恕来，我才甘心。今日打过，嗣后我也不来管你。总而言之，你不讨妾则已，若要讨妾，必须替我先讨男妾，我才依哩。我这男妾，古人叫作“面首”。面哩，取其貌美；首哩，取其发美。这个故典，并非是我杜撰，自古就有了。

　　读者应该记得，这一大段训词是对着那两面国的强盗说的。在李汝珍的眼里，凡一切“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男子，都是强盗，都是两面国的强盗，都应该“碎尸万段”，都应该被他们的夫人“打的骄傲全无，心里冒出一点忠恕来”。——什么叫做“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用一个单纯的贞操标准：男所不欲，勿施于女；所恶于妻，毋以取于夫：这叫做“忠恕之道”！

　　然而女学与女权，在我们这个“天朝上国”，实在不容易寻出历史制度上的根据。李汝珍不得已，只得从三千年的历史上挑出武则天的十五年（690—705）做他的历史背景。三千年的历史上，女后垂帘听政的确然不少，然而妇人不假借儿子的名义，独立做女皇帝的，却只有吕后与武后两个人。吕后本是一个没有学识的妇人，他的政治也实在不足称道。武则天却不然；他是一个有文学天才并且有政治手腕的妇人，他的十几年的政治，虽然受了许多腐儒的诬谤，究竟要算唐朝的治世。他能提倡文学，他能提倡美术，他能赏识人才，他能使一班文人政客拜倒在他的冕旒之下。李汝珍抓住了这一个正式的女皇帝，大胆的把正史和野史上一切污蔑武则天人格的谣言都扫的干干净净。《镜花缘》里，对于武则天，只有褒词，而无谤语：这是李汝珍的过人卓识。

　　李汝珍明明是借武则天皇帝来替中国女子出气的。所以他在第四十回，极力描写他对于妇女的德政。他写的那十二条恩旨是：

　　（1）旌表贤孝的妇女。

　　（2）旌奖“悌”的妇女。

　　（3）旌表贞节。

　　（4）赏赐高寿的妇女。

　　（5）“太后因大内宫娥，抛离父母，长处深宫，最为凄凉，今命查明，凡入宫五年者，概行释放，听其父母自行择配。嗣后采选释放，均以五年为期。其内外军民人等，凡侍婢年二十以外尚未婚配者，令其父母领回，为之婚配。如无父母亲族，即令其主代为择配。”

　　（6）推广“养老”之法，“命天下郡县设造养媪院。凡妇人四旬以外，衣食无出，或残病衰颓，贫无所归者，准其报名入院，官为养赡，以终其身。”

　　（7）“太后因贫家幼女，或因衣食缺乏，贫不能育，或因疾病缠绵，医药无出，非弃之道旁，即送入尼庵，或卖为女优，种种苦况，甚为可怜，今命郡县设造育女堂。凡幼女自襁褓以至十数岁者，无论疾病残废，如贫不能育，准其送堂，派令乳母看养。有愿领回抚养者，亦听其便。其堂内所育各女，候年至二旬，每名酌给妆资，官为婚配。”

　　（8）“太后因妇人一生衣食莫不倚于其夫，其有夫死而孀居者，既无丈夫衣食可恃，形只影单，饥寒谁恤？今命查勘，凡嫠妇苦志守节，家道贫寒者，无论有无子女，按月酌给薪水之资，以养其身。”

　　（9）“太后因古礼女子二十而嫁，贫寒之家往往二旬以外尚未议婚，甚至父母因无力妆奁，贪图微利，或售为侍妾，或卖为优娼，最为可悯，今命查勘，如女年二十，其家实系贫寒无力，妆奁不能婚配者，酌给妆奁之资，即行婚配。”

　　（10）“太后因妇人所患各症，如经癸带下各疾，其症尚缓，至胎前产后，以及难产各症，不独刻不容缓，并且两命攸关，故孙真人著《千金方》，特以妇人为首，盖即《易》基乾坤，《诗》首《关雎》之义，其事岂容忽略？无如贫寒之家，一经患此，既无延医之力，又乏买药之资，稍为耽延，遂至不救。妇人由此而死者，不知凡几。亟应广沛殊恩，命天下郡县延访名医，各按地界远近，设立女科。并发御医所进经验各方，配合药料，按症施舍。”

　　（11）略

　　（12）略

　　这十二条之中，如（5）（7）（10）都是很重要的建议。第十条特别注重女科的医药，尤其是向来所未有的特识。

　　但李汝珍又要叫武则天创办男女平等的选举制度。注意，我说的是选举制度，不单是一个两个女扮男装的女才子混入举子队里考取一名科第。李汝珍的特识在于要求一种制度，使女子可以同男子一样用文学考取科第。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上官婉儿和李易安，只是缺乏一种正式的女子教育制度；并不是没有木兰和秦良玉，吕雉和武则天，只是缺乏一种正式的女子参政制度。一种女子选举制度，一方面可提倡女子教育，一方面可引到女子参政。所以李汝珍在黑齿国说的也是一种制度，在武则天治下说的也只是一种制度。这真是大胆而超卓的见解。

　　他拟的女子选举制度，也有十二条，节抄于下：

　　（1）考试先由州县考取，造册送郡；郡考中式，始与部试；部试中式，始与殿试。……

　　（2）县考取中，赐文学秀女匾额，准其郡考。郡考取中，赐文学淑女匾额，准其部试。部试取中，赐文学才女匾额，准其殿试。殿试名列一等，赏女学士之职，二等赏女博士之职，三等赏女儒士之职，俱赴红文宴，准其年支俸禄。其有情愿内廷供奉者，俟试俸一年，量材擢用。……

　　（3）殿试一等者，其父母翁姑及本夫如有官职在五品以上，各加品服一级。在五品以下，俱加四品服色。如无官职，赐五品服色荣身。二等者赐六品服色，三等者赐七品服色。馀照一等之例，各为区别，女悉如之。

　　（5）试题，自郡县以至殿试，俱照士子之例，试以诗赋，以归体制（因为唐朝试用诗赋）。

　　（6）凡郡考取中，女及夫家，均免徭役。其赴部试者，俱按程途远近，赐以路费。

　　但最重要的宣言，还在那十二条规例前面的谕旨：

　　大周金轮皇帝制曰：朕惟天地英华，原不择人而畀；帝王辅翼，何妨破格而求？丈夫而擅词章，固重圭璋之品；女子而娴文艺，亦增𬞟藻之光。我国家储才为重，历圣相符；朕受命维新，求贤若渴。辟门吁俊，桃李已属春官；《内则》遴才，科第尚遗闺秀。郎君既膺鹗荐，女史未遂鹏飞，奚见选举之公，难语人才之盛。昔《帝典》将坠，伏生之女传经；《汉书》未成，世叔之妻续史。讲艺则纱㡡绫帐，博雅称名；吟诗则柳絮椒花，清新独步。群推翘秀，古今历重名媛。慎选贤能，闺阁宜彰旷典。况今日灵秀不钟于男子，贞吉久属于坤元。阴教咸仰敷文，才藻益征竞美。是用博咨群议，创立新科。于圣历三年，命礼部诸臣特开女试。……从此珊瑚在网，文博士本出宫中。玉尺量才，女相如岂遗苑外？丕焕新猷，聿昭盛事。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前面说“天地英华，原不择人而畀”，后面又说“况今日灵秀不钟于男子”（此是用陆象山的门人的话），这是很明显的指出男女在天赋的本能上原没有什么不平等。所以又说：“郎君既膺鹗荐，女史未遂鹏飞，奚见选举之公，难语人才之盛”。这种制度便是李汝珍对于妇女问题的总解决。

　　有人说，“这话未免太恭维李汝珍了。李汝珍主张开女科，也许是中了几千年科举的遗毒，也许仍是才子状元的鄙陋见解。不过把举人进士的名称改作淑女才女罢了。用科举虚荣心来鼓励女子，算不得解决妇女问题。”

　　这话固也有几分道理。但平心静气的读者，如果细读了黑齿国的两回，便可以知道李汝珍要提倡的并不单是科第，乃是学问。李汝珍也深知科举教育的流毒，所以他写淑士国（第二十三、四回）极端崇拜科举，——“凡庶民素未考试的，谓之游民”——而结果弄的酸气遍于国中，酒保也带着儒巾，戴着眼镜，嘴里哼著之乎者也！然而他也承认科举的教育究竟比全无教育好的多多，所以他说淑士国的人：

　　自幼莫不读书。虽不能身穿蓝衫，名列胶庠，只要博得一领青衫，戴个儒巾，得列名教之中，不在游民之内。从此读书上进固妙，如或不能，或农或工，亦可各安事业了。

　　人人“自幼莫不读书”，即是普及教育！他的最低限度的效能是：

　　读书者甚多，书能变化气质；遵著圣贤之教，那为非作歹的，究竟少了。

　　况且在李汝珍的眼里，科举不必限于诗赋，更不必限于八股。他在淑士国里曾指出：

　　试考之例，各有不同。或以通经，或以明史，或以词赋，或以诗文，或以策论，或以书启，或以乐律，或以音韵，或以刑法，或以历算，或以书画，或以医卜，要精通其一，皆可取得一顶头巾，一领青衫。若要上进，却非能文不可。至于蓝衫，亦非能文不可得。

　　这岂是热中陋儒的见解！

　　况且我在上文曾指出，女子选举的制度，一方面可以提倡女子教育，一方面可以引到女子参政。关于女子教育一层，有黑齿国作例，不消说了。关于参政一层，李汝珍在一百年前究竟还不敢作彻底的主张，所以武则天皇帝的女科规例里，关于及第的才女的出身，偏重虚荣与封赠，而不明言政权，至多只说“其有情愿内廷供奉者，俟试俸一年，量才擢用”。内廷供奉究竟还只是文学侍从之官，不能算是彻底的女子参政。

　　然而我们也不能说李汝珍没有女子参政的意思在他的心里。何以见得呢？我们看他于一百个才女之中，特别提出阴若花、黎红红、卢亭亭、枝兰音四个女子；他在后半部里尤其处处优待阴若花，让他回女儿国做国王，其馀三人都做他的大臣。最可注意的是他们临行时亭亭的演说：

　　亭亭正色道：“……愚姊志岂在此？我之所以欢喜者，有个缘故。我同他们三位，或居天朝，或回本国，无非庸庸碌碌虚度一生。今日忽奉太后敕旨，伴送若花姊姊回国，正是千载难逢际遇。将来若花姊姊做了国王，我们同心协力，各矢忠诚，或定礼制乐，或兴利剔弊，或除暴安良，或举贤去佞，或敬慎刑名，或留心案牍，扶佐他做一国贤君，自己也落个女名臣的美号。日后史册流芳，岂非千秋佳话！……”

　　这是不是女子参政？

　　三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曾大胆的提出妇女问题的各个方面来作公平的讨论。直到十九世纪的初年，才出了这个多才多艺的李汝珍，费了十几年的精力来提出这个极重大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的各方面都大胆的提出，虚心的讨论，审慎的建议。他的女儿国一大段，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女权史上的一篇永永不朽的大文；他对于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选举等等问题的见解，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女权史上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这是我对于《镜花缘》的预言。也许我和今日的读者还可以看见这一日的实现。

　　十二年二月至五月　陆续草完

　　（收入李汝珍著，汪原放标点：《镜花缘》，1923年亚东图书馆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