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由贫下中农亲手创办的农业科学实验站 中华文库

东岸大队土壤比较肥沃，但人多地少，广大贫下中农对增加生产，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非常强烈。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贫下中农曾纷纷组织了农业科学实验组、技术网、红专学校，决心向农业高产进军。但是，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有的人“贪大求洋”、“信洋不信土”，把这些刚刚喷香吐果的新生幼苗一刀砍掉，说什么“科学实验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只有‘专家’们才能搬得动，大老粗搞科学是瞎胡闹”。

有一年，东岸大队被确定为集中产棉队，来了一些技术人员，有的人扛着技术权威的招牌，根本不听群众意见。十二队种棉花时，他们派人在那里把关，硬叫下种四、五寸深，不顾土质条件，先封后踩，把上面踏成了实板，棉苗出土困难，造成严重缺苗，结果单产只收十四斤。在棉花生长中期，一个所谓技术权威来到十一生产队，自己连疯枝、果枝都分不清，却乱下命令叫整枝去叶，把棉株弄得象打洋伞一样，座桃很少，产量很低。相反，第二生产队甩开洋教条，脚踏实地搞管理，产量却比他们高得多。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就指出：“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却是迫切地需要的”。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决心走自己的路。一九六五年底，他们派人到外地学习。一九六六年春，又从老棉区请进三位有实践经验的棉农作指导。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虚心学习外地经验，群策群力进行科学种田，结果在大旱之年，全大队千亩棉田，获得了丰收。

深刻的教训，鲜明的对比，引起了贫下中农的严重注意。大家认为，贫下中农一定要掌握科学技术大权，农业技术人员一定要走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夺回了科技大权，马上抽土地，挑人员，办起了自己的农业科学实验站。一位老贫农在送自己的儿子到实验站时，再三嘱咐说：“孩子，科技大权现在要由咱们自己掌握了，到站里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干，为咱贫下中农争光。”

实验站的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老三篇”，他们以大寨为榜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创业，没有房屋自己盖，没有水井自己打。他们在填平“两沟、三洼”的战斗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抓勾用变了形不觉累，手上打了血泡不叫疼，移土填坑一千八百多方，平整土地三十二亩，作为试验用地。

办站开始，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突出地摆在大家面前。一个人跑到实验站，一本正经地说：搞科学实验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有“土壤速测箱”，“显微镜”，要大队拿出五百元科学实验费，到大城市购买那些设备。贫下中农说：“我们要勤俭起家，不能贪大求洋，要走自己的路！”事隔不久，又有人要实验站大搞多种实验项目，越新鲜越热闹，外地来参观才有看头。这是要把实验站引向脱离实际的道路。贫下中农根本没理那一套，他们说：“办实验站不是放在鼻尖上让人家看，是为了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的。”

实验站的同志，一不乞求洋专家，二不死搬洋教条，首先向毛主席请教。毛主席关于“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的教导，给了他们无穷的力量。他们说：“赤脚踏出科研路，办站靠的是红心。坚持用毛泽东思想作统帅，大胆地闯，细心地钻，深入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路。”他们的作法是：

一、读宝书，炼红心。实验站的同志一到站，发给他们的第一本书就是金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教育课。贫下中农和他们同忆过去苦，共思今日甜，齐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起搞对敌斗争，使全站人员很快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树立了为革命搞科研的坚强意志。有个青年，原来在生产队是有名的清闲人，到站后经过学习“老三篇”和贫下中农的阶级教育，决心为革命搞科学试验，见活就干，有空就学，一天到晚不闲着，完全变成两个样。他说：“旧社会全是血和泪，穷人哪有一线生路。现在毛主席叫咱掌权搞科研，我熬干脑子累断手也要为毛主席争光。”

二、自力更生，勤俭办站，少花钱办大事，不花钱也办事。办站二年，他们在仪器设备上没有花过一分钱，始终坚持以土代洋，解决问题。玉米授粉，没有授粉器，就用自己做的玻璃授粉瓶代替。测验土壤含水率，没有土壤速测箱，就用锅炒、秤称进行测验。

三、对外地经验作试验落实，对本地经验作综合提高，对具体问题具体研究解决。例如，北京大红薯品种搞来时，各队都争着在春地里栽种，结果并不比本地原来栽的品种产量高，大家心里没底，有些人泄了气。实验站分别在春地、麦茬地作了试验，后来证明，这种品种栽麦茬地，产量比较高，味道好，很有推广价值。贫下中农高兴地说：“要不是实验站不分早晚都下网，这条‘大鱼’非漏掉不可。”

四、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干中有学，学中有干，强调说得出，用得上，做得到。一九六七年棉花生长盛期，第二生产队八十五亩棉株普遍发黄，有二十几亩地的棉桃开始脱落，社员们很焦急。上面一位技术人员到那一看，引经据典地说：“这是黄萎病，从棉株到土壤都含有病菌，属于不治之症。”实验站的同志知道后，到现场反复调查研究，并与站里试验的棉株进行对比，断定：不是黄萎病，而是脱肥了。经过加工追肥，棉株很快由黄变绿，单产平均九十三斤。贫下中农伸出大拇指夸奖说：“咱实验站的人，真象有实本事的医生，病情看得透，药方下得准，呱呱叫的土专家。”

是关门办站，单纯追求试验田里的高产，还是着眼大田，全心全意地为农业生产服务，这是两条不同科研路线的明显区别。当实验站刚刚搞出一些门道时，那些资产阶级技术人员又向站里提议说：“你们实验站不要揽得太宽，要集中力量搞它几个高产典型，往上边一报，马上就出名了！”贫下中农说：“我们办站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指导大田生产，大田上不去，光搞几个高产典型有什么用。”他们遵循毛主席关于“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的教导，始终坚持试验与推广相结合的原则，立足站内，着眼大田，采取走出去检查、请进来研究的方法，抓住大田生产中的主要问题，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在站里进行研究试验，成功后及时向大田推广。在技术传授上，分工辅导到队，具体指导在田。由于他们是吃住在家，辅导在队，实验在站，所以，情况收集得多，问题了解得透，技术传播得快，对大田的指导非常及时、有力。

东岸大队在粮食生产上，过去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一个矛盾是：麦茬红薯面积大，茬头晚，影响种麦，而且红薯不易保管。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有的生产队前几年也零星地改种了一些玉米，由于技术不过关，收效不好。实验站的同志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现收效差的主要原因是授粉不良，没有治虫，后期管理不善。他们就抓住这三个问题，在站里进行了试验，摸索了一套成功的方法，使双杂交玉米亩产达五百七十七斤，麦茬玉米亩产达四百七十五斤，有力地打破了“本地不宜种玉米”的错误说法。贫下中农亲眼看到那粗大饱满的玉米棒子，无不拍手称赞，各生产队的同志也都争先恐后到实验站去换种取经。

在大田的棉花管理上，过去主要是掌握不住棉虫繁殖、活动的规律和防治的方法，影响棉花产量的提高。实验站的同志亲自动手搞样板，坚持以防为主，以治为辅，每道工序都请生产队里人员前往参观；设立观察点，帮助掌握大田虫情变化，抓住火候及时扑治；深入现场，就地拿着实物，具体讲解各种棉虫的生长变化过程、危害程度和防治方法。这样，群众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东岸大队贫下中农坚定地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狠批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革命干劲空前增强，同时，实行了科学种田，使得一九六八年粮食平均亩产五百九十五斤，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九点三，棉花平均亩产达九十五斤。实验站更是一马当先，他们的棉花平均亩产一百五十六斤，粮食平均亩产八百三十八斤。随着产量的上升，这个大队对国家的贡献更大了，一九六八年超额完成了粮棉征购任务。

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深深体会到，办实验站对指导大田生产、开展群众性的科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从心眼里热爱自己的实验站。

贫下中农说：“实验站，自己办，科技大权手里攥，科学种田有样板。”

干部说：“有了实验站，学会领导生产的新经验。” 现在，这个贫下中农亲手办农业科学实验站的经验，正在全县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