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第4卷 中华文库

内战发生——国王在诺丁汉起兵——埃奇山之战——伦敦恐慌——布伦特福之战——谈判的尝试——内战的性质——王后从大陆归来——在牛津议和——埃塞克斯伯爵的不信任——议会内部不和——伦敦市的保王党阴谋——汉普登之死——议会屡次打败仗——议会的毅力——议会内主和派的努力——国王进攻伦敦的计划——他的计划失败——包围格洛斯特——埃塞克斯解围——纽伯里之战——福尔克兰勋爵之死——议会与苏格兰联盟——埃塞克斯凯旋回伦敦。

国王得知了这种种安排之后，现在就轮到他，这位业经从举棋不定的犹豫中解脱出来的国王，表现出更大程度的坚毅了！从荷兰运来了为数不多的军器及军火，王后答应还要多运些来。国王所派的赫特福德侯爵、北安普登伯爵、斯特兰奇勋爵、拉尔夫·霍普顿爵士、亨利·黑斯廷斯爵士等人，以国王的名义，在各处招兵，在西北各郡得到了一些成功。朴次茅斯守将戈林起义效忠国王。各方面都有保王党起事，他们蔓延全国，用武力强行进入议员的朋友们的家宅，劫夺钱财马匹军械，送到约克，并以所得的掳获品，以及他们所轻易取得的胜仗而自鸣得意。查理立刻觉得，这样违反秩序的行动，是有损于他的事业的。他要抑制他们，同时又要激发保王党的热心，他就亲自巡行约克、莱斯特、德比、诺丁汉与林肯等郡。所到之处，他都召集贵族前来，谢谢他们的忠诚，并力劝他们恪守秩序与小心谨慎。他比来时任何时候都活跃，又比一向和霭，常同平民谈话，每到一处必宣布他恪遵本国的法律，笃信本国的宗教。这样的聚集，这样的演说，乡绅们抛弃或防守他们的房舍，市民们重筑城墙，大路上有执武器自卫的行客往来，民团每天操练，这一切都表现出业经宣战的光景。同时，在国内无论什么地方，战争是时时刻刻都可以一触即发。双方对垒过几次，也流过血，不过更多地象打架，而不象打仗。国王曾进攻赫尔和考文垂，都未获得成功，这就予议会以口实，说国王先动手的，双方都怕对方说他先开战，双方都准备牺牲一切以维护他们的权利。可是双方都极端害怕对将来负责。到了8月23日，查理终于决定正式号召他的人民武装起事，在诺丁汉举起国君的旗帜。到了午后6时，他在俯瞰本镇的一个山头，有八百名骑兵及一小队民团护卫着他，他首先命人宣读他的布告。传令官已经起行，国王心里犹豫起来，他就把布告拿过来，铺在膝上，慢慢地改了几句，然后交还传令官。传令官很艰难地读了修改过的语句。于是军号大鸣，大旗送过来，旗上的口号说道，“该撒的东西当归给该撒” ，但是没有人晓得应该在哪里竖立大旗，又无人真确晓得最高掌权者召集臣仆们于他麾下时应行的古礼。满天是云，大旗漫卷巨风。最后，他们把大旗竖在堡垒内的高楼上，学理查三世的榜样，这是大家所知的最近的先例。翌日，大旗被风刮倒了，君主问道“你们为什么放在那里，应该竖在空地上，在空地上，人人都可以走近，不应该放在监牢里。”他命人从堡内取出大旗，放在公园之外。传令官们将大旗试竖在地上，他们才发现这片土地坚如磐石。他们拔出刀来，挖了一个洞，把旗杆放在洞里，但是旗子还是定不住。他们只好用手扶旗，扶了好几点钟。看热闹的人们看见这个不祥之兆，心理很不安，于是都散开了。国王在诺丁汉过了几天，盼望国人响应，却无人前来。议会的军队在离北安普敦十多英里路的地方成立，有几团人。保王军的少将雅各布·阿斯特利爵士说道，“他们若进行一次奇袭，我不敢担保国王睡在床上时不会被敌人抓走。”有几个枢密顾问官力劝他再度同对方谈判。国王说道，“怎么，未战就先讲和！”他们认为国王的兵力单薄，坚持言和。8月25日，派了四个代表前往伦敦，他们毫无所得就回来了。代表之一就是南安普敦勋爵，因为议会甚至不许他向下院传口信，他就回来了。快到9月中旬时，国王离开了诺丁汉。他虽然不愿离开伦敦更远，却在什鲁斯伯里安下大本营，这是由于他晓得西方诸郡更热心于他的事业。

埃塞克斯伯爵当了统帅有一个多星期了，当他从伦敦出发的时候（9月9日），很多群众大叫大喊地拥着他，在空中摇着桔黄色旗子，这是代表他家族的颜色。凡有身上佩带其他颜色的，都会受到嫌疑并受到侮辱。他到了北安普敦，看见已经聚集了近二万人，议会的一个委员会与他同来，无论他走到哪里，委员们跟到哪里，都是受他节制，而无反对的权力。他奉命转递一份请愿书与国王，劝他回伦敦。国王若不听从的话，他奉命可以跟随国王，无论国王走到哪里。议会指示：无论使用兵力或用其他任何方法，总要拯救他的两个儿子威尔斯亲王与约克公爵，脱离那班背信弃义的枢密顾问官们的掌握，送交给议会。

请愿书连递交也没有办到，因为国王宣称，他决不肯从他曾经宣布为叛逆的人们手中接受请愿书（10月16日）。国王在什鲁斯伯里增强了力量，增加了自信。有许多新兵终于从西、北两方前来。他夺了几郡的民团的军械（这几郡略有抗拒），以装备新兵。议会将给养装备送到爱尔兰，要在切斯特登舟，路过西方，被君主截下了。希罗普郡和斯塔福德郡的天主教徒借给他五千镑。有一个乡绅给了他六千镑，来换取勋爵的称号。他的党徒也曾秘密地从伦敦送钱给他。他麾下现在约有一万二千人。他的外甥鲁珀特亲王 ，新近于9月初从德国来，带了些马队，蹂躏邻近地方，已经得到掳掠残杀的恶名。人家都害怕他胆大逞蛮。埃塞克斯缓缓地前进，好象宁可跟随敌军，而不愿意超越敌军似的。9月23日，埃塞克斯到了伍斯特郡，离开国王不过十多英里，他在这里过了三个星期毫无动作。查理看见敌军按兵不动，看见打了几次小胜仗，局势略有进步，就胆大起来，决计前往伦敦，将以一击结束战争。国王于是出发，在向伦敦行军的第三天，埃塞克斯回师追赶国王，保卫议会。

于是，伦敦一片骚动。无人料到这样突如其来的危险，议会的人士感到惊愕，保王党开始有所举动，人民则很恐慌。但是人民的恐怖又很容易地变成愤怒，议会就充分利用人民的愤怒。议会行动坚决，说话激昂，它立刻采取防卫措施来反抗国王，并对此时称之为恶徒的保王党人，采取严厉措施加以抗拒。凡是不曾自愿乐捐的人们现在都要按照议会任意规定的数目捐献，还要立刻交款。抗捐的要被禁在监牢里。犯有嫌疑的人被解除武装。人们还受到各色各样的征用，他们派人查看城里城外里的马厩，凡是合格的马匹都牵去供军用。又匆匆筑起了许多堡垒，成群的男女及孩子们很热心地建筑街垒。大街上有链条拦阻，且堆放了许多阻碍物，民团终日操演，一奉号令就可以出发。

10月24日早上，忽然来了一个报告，说已经打过一次大仗，议会的军队大败，死了许多军官，还有许多被俘，这是从离伦敦不过几英里的阿克斯布里奇传来的消息。消息来源，据说是一个苏格兰人，詹姆士·拉姆奇爵士，他是一个骑兵上校，据说是当他逃经该镇时传出的消息。几乎同时又传来了大不相同的一个消息，却是同样地令人捉摸不定。这消息说埃塞克斯打了一个完全的胜仗，国王的残军纷纷败走，这是在阿克斯布里奇大路上遇见的人说的，据说他们正在奋马扬鞭奔来伦敦，报告这件了不起的好消息。

议会同人民一样，不晓得真实情况，就吩咐关闭全市店门，民团不许离防，市民候命，还要每个议员宣言他个人在任何现在和未来情况下，都坚决服从埃塞克斯以及他的事业。等到10月26日，沃顿勋爵和斯特罗德先生才从军中送来战况和战果的正式报告。

原来10月23日在凯因顿附近，在沃里克郡的埃奇山下打了一仗。双方的军队行军十天，常常相离不过十多英里，但彼此都不晓得相距如此之近。埃塞克斯到了这个地方才赶上国王的军队，他虽然有一部分炮队与几团人（其中就有汉普登的军队）留在后面，他却决定立刻攻击，同时国王也作了同样的决定，双方都急于求战。埃塞克斯意在救伦敦，而查理的目的却是扫除对他的事业满怀故意的地区里的种种障碍，这些障碍有如，凡是他所经过的地方，就连铁匠们也全躲避了，不肯替他的马匹打铁掌。午后大约2时，两军开仗，力战到薄暮。诚实的福蒂斯丘爵士所率领的骑兵刚一冲锋就投降了，所以议会的骑兵被削弱了，被鲁珀特亲王打得狼狈而逃。可是亲王太过鲁莽，又想乘胜捞一把，一气追赶了二英里多路，完全不顾后方发生什么事。最后，汉普登的炮队前来阻击亲王，亲王只好折回战场，这才看见国王的步兵队已经被击溃散，统帅林赛伯爵受了致命重伤，已经做了俘虏，国王的大旗也落入议会军队手中。国王有一度只是孤家寡人一个，面临被俘的极大危险。只有埃塞克斯的后备军在战场上维持秩序。查理同他的侄子力劝军队再战，而他们却已经溃不成军，乱成一片。战士寻找军官，军官寻找战士，马匹疲倦倒地，此时实在是无法可施啦。两军都在战场过夜，两军都不放心明天，两军各自以为得了胜利。议会方面损失了较多的士兵，国王方面损失了许多有名的人物和军官，到了破晓，查理查看他的军队，见有三分之一的步兵及更多的保王党失踪。并非是全死了，而是因为天寒又缺粮，加上第一次交锋的凶猛，使许多志愿人员厌战，因此就分散了。国王还想再打，以便一鼓作气地往伦敦，但是不久他就发现这是办不到的。在议会的阵营中也讨论同一问题，汉普登、霍利斯、斯特普尔顿，以及大多数的民团军官与下议员，都力劝埃塞克斯再攻，他们说道：“国王抵抗不了了，我们有三支生力军加入，因此他会落入我们手中，不然就是被迫承认我们的条件。只有速战速决才可以挽救国难，并解除议会面临的危险，这危险现在还难以预料。”但是职业军官们（都是在大陆编入队伍的），如达尔比尔上校等人，都持异议，他们认为用新练的兵打过这样光荣的一场大仗，就是很了不起了。伦敦已经得救。但是这样的安全是用很大的代价买来的，士兵们仍然是新兵，他们已经吓慌了，再也壮不起胆了，他们是不肯这样快就好好地重新作战的。议会只有这一支兵，应该多予训练，然后再作战，不可马上孤注一掷。他们说得很有道理，埃塞克斯只好听他们的话，将大本营迁到沃里克，在国王的军队之后，如此可以晓得他们的动静，以便应付。过了几天，国王向伦敦方向前进，当时却无即刻到达伦敦的计划。他的大本营扎在牛津，当时以全国的大市镇而论，以牛津为最忠诚于他。

在伦敦与在牛津，都公开举行感恩礼拜仪式。议会的朋友们奔走相告说，议会虽然只是打了一个小胜仗，却得到一场大解放。但是他们不久就看出，这次的解放并不完全，国王的军队布满各处，离京都更近，埃塞克斯的军队却离得更远。国王方面的大多数逃兵已经回营，他们有了掳掠的希望，这就治好了他们的第一次打仗的恐惧病。有好几处地方，如班伯里、阿宾登、亨利，不战就开门迎接国王。克伦威尔的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名亨利·马丁，统兵镇守里丁。他是一个同人处不来的又是动辄教训人的民党小首领，看到几个骑兵营就可耻地逃走了。国王就将大本营迁到这里。鲁珀特亲王到处搜刮掳掠，一直掠到了伦敦四郊，伦敦人心惶惶。上院的议员们提议讲和。有许多人恭听（10月29日）。于是下令埃塞克斯率军靠近伦敦，当下议会决定要求国王发给安全通行许可证以便六个代表前往谈判。国王不肯把约翰·伊夫林爵士包括在六人之内，因为前天入夜（11月2日）国王才宣布他是个叛徒。下议员们就收回他们的提议。11月7日，埃塞克斯来到了。11月8日，市长召集市民们在市政厅开一个大会议。两个议员即布鲁克勋爵和哈里·文爵士前去参加，要鼓舞市民的勇气，号召他们走出去投到将军的麾下。布鲁克勋爵说道：“因为他打了向来未有过的大胜仗，杀了约有二千（我爱说最低的数目）仇敌，我深信我们的损失不到百人，但若你连妇女儿童、马车夫与狗也计算在内，却不止此数。因为他们杀戮到鸡狗，他们所杀的总数就大约有二百。将军决定明天出发，要再建功勋，同从前一样，这都是为了你们。若是为了他自己，他能够做一个自由人，做一个绅士，做一个大人物，他爱到哪里去就可以到哪里去，所以，他决定明天出发，完全是为了你们。当你们听见鼓声时（因为决定明天击鼓），我但求你们不要说我不是军队里头的人，不要说我不是这个，又不是那个，你们切勿游移，只管出去奋勇打仗，那就是你们得解放的一天。”大厅里赞成之声响成一片，但还不能驱散市民的恐怖。国王得到其党羽的情报，知道伦敦的一举一动，就加快进兵。他到了科恩布鲁克，离伦敦十五英里。议会甘愿派五个代表，不再坚持让伊夫林当代表了。查理好好地接待他们（11月11日），他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即使到了伦敦城下，我也愿意讲和。”当国王的答复在上院宣读的时候（11月12日），埃塞克斯立起来问他该作什么？是继续进军，还是停止敌对行动？他奉命停止敌对行动，于是彼得·基利格鲁爵士前去谈判停战条件。他到了布伦特福，离伦敦七英里，看见双方又打起来了。国王虽然议和，却仍继续前进，出其不意地攻击驻扎在布伦特福的霍利斯的队伍，希望轻而易举地攻破他们，以便突然进入伦敦。但是霍利斯这一小队兵打得很勇猛，使驻扎在不远地方的汉普登的及布鲁克勋爵的军队得以及时赶到。这些军队，加上霍利斯的军队，抵敌国王的全部军队达几小时之久。伦敦已听见炮声，却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这时埃塞克斯正在上议院，听见这个消息，立刻上马，带领他所能召集的人赴援。可是未等到他到达的时候，仗已打完了，临阵的议会军受到很大的损失以后，在一片混乱中退却。国王占领了布伦特福，却停顿在那里，好象无意前进。

伦敦大为愤慨，而且愤慨的程度因为恐慌的增加而大大上升。这个时候人们什么都不谈，只谈国王的背信弃义以及他的残酷，因为有人说国王本来企图在夜深时乘其不备攻城，而置城内的居民、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及他们的财产于不顾，听任那些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的保王党去糟塌。最热烈主战的人咬牙切齿地怨恨国王，说他居然将战争带到伦敦城下，使万千的和平人民大难临头。议会立刻利用这样的愤怒情绪。议会请学徒们投军，答应他们从军的时期将作为学艺的时期计算。伦敦市拨出四千人，是从市民团中选出的，并指派斯基庞率领。他一面率领他们，一面说道，“我的孩子们，我的勇敢的孩子们，来呀！让我们欢欣鼓舞地祷告，欢欣鼓舞地打仗。我要和你们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你们要记得我们是为上帝而战，为保护你们自己，为保护你们的妻子儿女而战。来呀！我的诚实而勇敢的孩子们，欢欣鼓舞地祷告，欢欣鼓舞地打仗，上帝会赐福给我们的。”整整一天一夜，这许多民团士兵和志愿兵陆续列队出伦敦，加入军队。布伦特福战役的后两天，埃塞克斯由两院的多数议员和一群旁观者陪同，检阅了二万四千人，部署在特伦罕草地上，行列森严，如临大敌。这里距离国王的前哨还不到一英里。

在特伦罕草地上，将军的军事会议中又重新开会了，这个会议是在埃奇山战役时开始的。汉普登和他的朋友们热烈要求立即进攻。他们说目前人民空前坚决，要求大获全胜的意志也空前迫切，这样的时机决不可坐失。在一个短时间内，这种建议处于优势，结果是下令调动了一些部队。但是埃塞克斯只是很勉强地才作了让步，而老军官们仍持反对态度。这时发生了一件偶然事件，使反对者的论据更为有力。有一天，正当列阵以待准备向国王开战的时候，不知道是由于国王的军队好似在作进攻的表示呢，还是由于别的原因，有二三百个从伦敦骑马出来看热闹的旁观者，忽然拍马狂奔回城。议会军队一见这种情形，勇气顿然动摇，失望到处播开，有许多军人就露出打算弃军而逃，跑回家去的样子。这次误会解除之后，他们才恢复了镇静神色，军人们坚决地归队了；本市的妇女们送来许多食物、烟酒等等，来给她们的儿子及丈夫，军人们才又恢复自信，兴高采烈起来。但是埃塞克斯坚决不肯凭靠众人的热心去冒险打仗。他命令已经前进的军队撤回来，而在四面八方完全采取守势。国王本来很怕被攻，因为已无军火，于是下令退兵，先退到里丁，随后退到牛津，就在该地过冬，退兵的时候毫无阻拦。

当日发生了许多迟疑和拖延，议会的领袖们虽曾努力加以排除，但是徒劳无益，这是由于另有有力的理由，而不仅仅是因为军人的摇摆不定，或将军们的小心翼翼。甚至在伦敦市，就有许多人满腹怀疑，许多人力持异议。主和派在城内大声申明他们的主张，现在主和的主张增加了声势，因为有许多人（尤其是高等市民）本来出于害怕和愁虑才赞成打仗的，又有许多人因为不知道如何阻止才答应打仗的，现在都加入主和派啦。有些人已递了请愿书，一面慷慨激昂地谴责天主教士和专制，一面却要求议会恢复和平（12月19日）。议会把这些请愿书压下不发表，威吓起草请愿书的人，但是有许多请愿书是从乡间递与贵族院的，递书的人们以为贵族们比较愿意接受请愿书（12月22日）。但是与此相反的请愿书却也不缺少：一方面，有新选出的地方官员及本市的公会会员。另一方面，有较下级的市民与群众，他们都很崇拜下议院中的最大胆的领袖，遇有机会，他们就很热忱地鼓舞他们，支持他们。有一个做生意的人名叫舒特，几乎每天（11月13，21日，12月9日等）都带领许多人来到下议院的惩罚法庭，以“虔笃的和参加起事的人”的名义，要求议会振作精神打仗。议院很和气地接待他，多谢他的热心。但是当他说话说得太不客气的时候，而且对于贵族及军官们出语不逊的时候，议会就不得不责备他（12月11日）。因为这个时候没有人敢说，甚至没有人敢于想象，下议员们能够同贵族分离，或者没有他们的支持就能胜利。因为要多少给主和的人一些满足，于是商定由本市公会正式递请愿书讲和，但却不是由议会讲和，而是要国王自己发起讲和。这种请愿书查理很不容易答复，他的答复必会使市民们不高兴。于是奉了两院的许可，就由市公会的一个代表团前往牛津（这是1643年1月2日的事）。当他们敦促国王回伦敦的时候，国王微笑了一下，他答应镇压所有的扰乱。国王说道：“光靠你们自己是不能维持秩序的。”他打发代表团带着他的答复回伦敦，并指定一个人陪着他们，这个人奉命当着聚集的市民们宣读他的答复。有一大群人聚在市政会听他读信（1月13日）。曼彻斯特勋爵和皮姆在场，如果国王有所指控，他们就准备用议会的名义予以驳斥。国王所派的委员一看见这一大群吵吵嚷嚷的人，就害怕起来了，借口他的声音低，请他们免他读国王的信。他们很严厉地要求他读，他只好服从，甚至被逼在两个大厅各读一次，以便人人都可以听见。读了第二次之后，几个保王党徒迟疑地站在大门左右，冒险喝了几声采，可是立刻被一阵粗暴的嘁嘁喳喳的声音所淹没。国王的信又长又尖刻，满纸都是指责他人的话，可是并未表示他愿意讲和。皮姆和曼彻斯特勋爵作了答复；群众大喊“我们要和他们同生共死！”如此，在一个时期内，没有人再提和平请愿书了。保王党调停双方，作了言归于好的尝试，也始终没有得到更好的结果。但是由于此事常常重提，使威斯敏斯特与伦敦市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现在还没有人想到用专制的最酷烈的手段，使这许多调停的尝试告一段落，使其不复再提。这样的专制手段给双方以几天的无限制的大权，不久这种情况就受到长期继续的失败的惩罚了。由于议会需要集中精力同这样内部的祸患进行斗争，它就不能向外显示其全部力量，亦不能自由地对付其他许多矛盾。

在各郡里，情况却不是这样，并无任何因素阻碍双方，它们的行为又不承担总的以及有决定性的责任。他们的激情既不受政治需要和政治考虑的支配，也不受恐吓的制约。所以在伦敦附近地方，议员与国王的互斗好象是毫无生气，但在别的地方却不然，议会党与保王党之间的斗争，是自发地产生，斗争得很激烈，而且都是居民们主动进行的，几乎完全不问牛津与伦敦在干些什么。不到六个月，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好战的同盟会，人民自由参加，有时是一个郡内意见相同的人组成的，有时邻近的几个郡成立一个同盟会，以支持他们的主张。这许多同盟会的第一步，就是各按该会的观点立场，或求国王，或求议会委任并授权他们的领袖，给予募兵、抽税之权，及采用他们认为是争取成功所必需的种种措施。此后他们就各自为政，几乎全凭他们自己的判断相机行事，不过有时报告伦敦或牛津，说明他们所处的地位与他们的行动，有时也要求给予协助或请示办法。 如果本地没有这种同盟会，有时就由有钱有势的个人，招募人数不多的队伍同对手进行战争。战场或在本处附近的地方，或在较远的地方，这都要看他的勇气，他的力量，或具体情况的需要而定。这些领袖人物有时也同其他同盟会合作。在别处地方，如果在一个短时期间，在某地，主和的舆论占了上风，那就也会表现为独立组织。在约克郡和柴郡，双方均认为同对方势均力敌，如果一定要取得一方胜利会导致两败俱伤，所以就订立了正规的中立条约。几乎同时，在英吉利的两极端，德文郡与康沃尔郡，互派委员，彼此严肃地相约互不侵犯，任凭国王与议会爱怎样打就怎样打（1643年2月间的事）。但是议会与国王都谴责这种协定。其已经订立的，也未免太过于相信对方的自我克制的能力了。他们不久也打起来了，打得和其他部分的人一样凶。在东方，在中部，以及在东南各郡（这些都是最富庶的地方），以议会方面的势力为最雄厚。在北方，西方，及西南各郡，则以国王的势力为最占优势。在这几处地方，田产分化较少，工业也欠活跃，高等贵族势力较大，罗马天主教的附从者也较多。但是在国内这两部分里头，即使是在国王势力强大的地方，其中最弱的派系，也拥有充分的力量，足以对敌方产生限制作用。而且议会方面具有一个有利条件，即凡是支持议会的郡，大都是密集和毗连在一起的，共同形成一个不可轻侮的保卫伦敦的圆形地带。保王的各郡却不然，从西南蔓延到东北，即从地角到达勒姆郡形成一条狭长地带，半腰上被几处持相反政见的地区所隔断。这一地带的本身团结本来就不甚坚固，彼此间消息又不灵通，很少能通力合作，它仅能保卫查理设在牛津的大本营的后方。当然这个地方全是保王派，但可惜它是一个过深地插入敌境、形势孤立的地区。

时值严冬，双方的主要军队几乎都毫无活动，这种作战是不能产生什么立分胜负的决定性的结果的。每天每处都有出其不意的短促的出战，小城池乍得乍失，双方也有突然袭击，轮流有输有赢，彼此得失的规模相当。市民们这个时候虽然还没有变成正式军人，却能遵守纪律，积累经验。有几个领袖开始以勇气超群、将才出众或运气特佳而得名，但没有一个是闻名于全国的，因为他们的事功和影响都还只限于地方一隅。况且尽管人们的感情沸腾，但两派在相互对待上却还是彬彬有礼，相互忍让的。虽然贵族已不复得势，而下议员们新权力已成为这次全国行动的真正动因，但国人起事原本为的是反对国王与君主专制，社会里的各阶级并没有相互作战，因此无论是为了伸张自由，或是为了自卫，一概没有互相消灭的意图。在大多数地方，指挥权都是在景况几乎相等的人手中，他们习惯相同，即使在作战之中，彼此仍能互相谅解，互相尊重。保王派虽然进行奸淫掳掠，又无头脑，却并不凶残；与此同时，长老会会员虽然为人严峻，奉教若狂，却仍然尊重法律与人道。在历代内战的历史中，这样的先例是很少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虽在不同旗号下各为其党，却并不曾永远断绝往来，遇有急需时，仍能彼此相助。他们虽然执戈对垒，却还彼此以礼相待，如同新近还一同过过和平生活的人们一样，并不是从此就永赋分离的。俘虏们只要答应不再打仗，大多数就被释放了。假使不曾适当地照顾到俘虏们的生活必需，就让他们走了，甚至假使国王看见俘虏们在他眼前走过而露出漠不关心的态度，人们就会把这当作一种很严重的罪过。鲁珀特亲王的残忍野蛮的行为引起人们的诧异与愤怒，群众一提到他，无不表示反对与憎恶，把他看作一个粗野无教化的外国人。所以虽然这个战争各处都在大打特打，可是看不见那种促使一个战争加速了结的狂怒。双方公开地热烈地交战，但又好象都害怕过重地打击对方，国内虽然无时无地不在打仗，事态却并不见得变化得很快，议会或国王也没有停止在那些无关大体的辩论和毫无结果的会议中浪费时光。

可是到了2月中旬，王后的归来推动了事态的进展。在荷兰的一年乡里，在央求别人帮忙及谈判条件中，王后显示出非常的灵巧与活动能力。贵族人士在荷兰是得势的，她的女婿，荷兰的州长，全力支援她。在尚无燃眉的危险扰乱王后的心绪的时候，她是充满自信和冒险精神的，但她在有求于人的时候，则会叫人感到她是明显的宽厚而很会巴结人。她是很能够使保守谨慎，酷爱共和的荷兰人关切她的事业的。议会派了沃尔特·斯特里克兰当大使（9月），前往荷兰京都海牙，请荷兰联邦不要忘记当日英格兰曾经出力帮助荷兰联邦取得自由，因此现在他们至少也应该严守中立。但是荷兰人不听。斯特里克兰等了许久才得到觐见，很费气力地才得到荷兰政府的模棱两可的宣言。荷兰公民们公然对他表示恶感，王后继续不断地为她的出发作准备。有四条船装满了军械、火药、军官与战士，随她一同出发。议会命海军上将巴顿拦截王后等人，可是直到1643年2月22日王后的船在伯林顿下碇的时候，巴顿才追上他们。巴顿炮击该地，王后住在码头，炮弹落在她的住房上，甚至落在她的卧室内。她匆匆起床，逃到乡下，据说她在河边过了几个钟头。全国不久都传出她如何勇敢、如何危险的消息。纽卡斯尔勋爵带了一队士兵来护送她到约克，乡绅们欣喜欲狂地环绕着她，满腔愤怒，反对那个叛逆的巴顿。他们坚持说，巴顿特地对准王后的住处开炮，有成群的天主教徒赶来，投到她的麾下。人们很热烈地对国王及议会谴责这件违犯国法的事，但说了也是枉然。有许多人把纽卡斯尔勋爵的军队称做“天主教士和王后的军队”，希望借此贬斥并威吓纽卡斯尔，但也毫无用处。纽卡斯尔勋爵早接到国王的正式命令，因此他对这许多糟蹋他的话，一律轻蔑地予以不理，并保留他的新兵。他不久就发现他的麾下有了为数可观的人，王后继续住在约克，她并不急于重新和她的丈夫呆在一起，而宁愿自己单独一人发号施令，不受拘束地自己裁决她的乱哄哄的宫廷所献出的各项计策。汉密尔顿与蒙特罗斯从苏格兰赶来，同她商量争取苏格兰赞助国王的方法。汉密尔顿向来是好用和解手段，又是很小心的，他坚持说尽管存在阿盖尔侯爵的确实是敌对的势力，但未尝不能够把苏格兰议会争取过来。一向飞扬跋扈而又胆大的蒙特罗斯坚持他的计策，说北爱尔兰一个很有势力的安特里姆伯爵已来到约克情愿效劳，可以由安特里姆统领爱尔兰兵在苏格兰登岸，再协同快要招募成军的高地人 ，屠杀长老会派的领袖们。他自己愿挺身出来，安排与执行这个计划。只要有人献策，王后都肯倾听。尽管她暗地里最中意的是暴烈的计策，但她却很小心地表示对所有效忠于她的人一视同仁。同时她很秘密地同议会的某些领袖们谈判条件，并且颇有成效。这一些领袖们是不满意他们的同伙的，另外也有因与王后接近而受了影响的。斯卡巴勒的守将休·乔蒙德利曾在一个月前打败过一批保王分子，在3月底却答应把该市镇交与王后。连约翰·霍瑟姆爵士也有意要打开赫尔的城门，请王后进来。在未开战之前，他曾很无礼地闭门不许国王进城。总之，在整个北方，保王党是充满热忱和希望的。议会派却忧心忡忡，保持沉默，三番五次地写信到伦敦讨主意，求援助。

议会自身觉得很是为难。初开战时，议会自鸣得意地预期可以迅速成功，不料加税激使人民口出怨言，城里谣传有人搞阴谋诡计，有许多主和的议员虽不在议会内，可是每次风闻谈和，下议院总有许多人起而倡导。和平谈判的进行，从来没有完全中断过，现在有人建议重新讲和，同时建议为证实双方都有诚意起见，应在一开始议和时，各自遣散其军队。本杰明·拉迪亚德爵土赞成这个提议，他说，“我经过考虑，早就期待着那令人战栗的一杯酒。我们将杯子传过一圈之后，它又传到别国，最后将再传回来，现在它果然又回来了。我们可以把余酒喝了，这是最难吃的，但愿上帝能够阻止此事。好在我们的愁苦不会拖久的，这也可聊以自慰吧，因为我们在这里不能象在日耳曼那样打仗，在那片辽阔的大陆上，虽然有些地区在打仗，但有许多边远的地方仍在做生意和耕田，来维持生活。我们四面环海，我们将要象在斗鸡场内一样地打仗。我们除了拿我们的头颅与我们的肋骨和敌人拼之外，别无更坚固的堡垒。所以，整个王国会突然变作一片火海。有人在本院说过，我们的良心迫使我们不能不惩罚杀戮无辜的凶手，但是先生，我们今日若不尝试迅速议和，那么将来所流的无辜的血，由谁去负责呀？无论在和约中抑或是在战争中，上帝都是一样地可信赖的。是上帝在议和中给人以聪明智慧，在战斗中给人以勇敢；而无论是战是和，成功都是来自上帝。杀人流血是莫大的罪孽，它污染了大地。我们为什么还要将我们这片土地污染下去呢？”这个提议被否决了（2月17日），多数比少数只不过是多三票。拉迪亚德的话被许多好心人所传诵，下议员的领袖们一想到万一自己要被迫求和，内心就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知道，除非接受一种会对于下议院造成致命损害的条件，是不可能得到和平的。但是他们还是让步了，因为即使在他们的朋友中，也没有什么人如此热心于这件事情，以致于不想避免这样的祸事（如果能够避免得了的话）。3月20日，双方进行初步磋商之后，议会派五个委员前往牛津，奉命在二十天内先讨论停火，然后谈判和约。

国王以礼接待他们，他们同宫廷的交际是尊严的，很有气势的。诺森伯兰伯爵当主任委员，卖弄他的华丽排场。他把他府中的仆役、他的金银器皿、他的美酒全带来了，使用的物品是按期从伦敦运来的。保王党人访他，同他进餐，国王居然降格收受伯爵的礼物以供御膳。在和伯爵一起参加谈判的人（都是众议员）当中，有几个人将能到牛津躬与盛会看作一种荣幸，但是一开始谈判条件，这些华丽的排场就不起作用了。议会和国王双方都不能接受对方的条件，因为这些条件就是在战事未发生以前业经被不客气地拒绝的，若是接受了，不是这一方或那一方就将无以自卫了。有一天晚上，议会方面的委员们自称自赞地说，大约终于可以得到国王对于民团问题的重要让步了。会商许久之后，国王似乎想要让步，约好次早给他们回信，可是回信却与所议好的大不相同，他们大为诧异。他们这才晓得，在国王临睡之前，他的大臣不在面前的时候，管国王寝宫的人，也即王后的亲信，唆使国王改变了他的决定。有一个委员对内阁说道，“只要国王肯对于那些帮助议会的贵族们另眼相待，那么他们的影响是有利于他的。”可惜查理对于他的廷臣及他的人民，心怀痛恨，态度又高傲。有一天有人建议恢复诺森伯兰伯爵海军大将之职，国王连听也不肯听。追求私利的阴谋，即使成功了也是无济于事的。国王与下议员的领袖们都不要和平，国王曾应许王后，若未征得她的同意，他绝不会同他们达成和议。她从约克写信给他，劝他不要讲和，她已经因为在她不在场的情况下就开始谈判和平而感到极不愉快了。她对她的丈夫说，她若是不能正式地得到卫队保护她，她就要离开英格兰。国王密令驻扎在牛津的军官们递呈文力阻停火，有几个议会的委员们在私下谈话的时候，竭力以未来相恫吓，也是徒然。其他几个从苏格兰来的委员，求他召集苏格兰王国的议会，表示愿意居间调停，国王也是不听。他拒绝他们的请求，认为那是侮辱，他不许他们干预英格兰的事。后来他把他的最后答复告知委员们，说他愿意到议会，条件是议会必须将会议地点迁到一个离伦敦至少有二十英里的地方。议会一得到这个答复，立刻召回它的委员们，召回的命令是如此紧迫，使他们不能不立刻启程，虽然那个时候天色已晚，马车也还未曾准备好。

议会委员们在牛津的行动，尤其是他们与国王及宫廷的交往，使主战派不信任他们。诺森伯兰勋爵一到，就听说他给他夫人的一封信被公安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亨利·马丁拆开，而马丁这个人有两件事很出名，一件就是他在里丁远远看见国王的队伍就望风而逃，另一件就是他说话粗鲁。伯爵是最顾惜自己的尊严的，非其他贵族所能及，他也素来习惯于受国人们的尊重。他在威斯敏斯特碰见马丁，他就要求他解释他为什么这样欺人，马丁嗤之以鼻硬说他拆信拆得对，伯爵就当着好几个旁观者的面，用手杖打了马丁。当这件事闹到议会时，下议员们困惑不解，贵族们却以傲慢的藐视对待此事，几乎立刻将它搪塞过去了。这时候的情形很不妙，事事都暴露出来，分裂在酝酿中，但是人人又都想加以掩饰。春天到了，无论是希望讲和的人还是害怕讲和的人，都必须考虑战争的问题。就在委员们回到伦敦的那一天，埃塞克斯又出发了。汉普登的意见仍是主张他立刻开往牛津，围攻并打败国王。牛津普遍恐慌起来，人们谈到挥师北上以便和王后及纽卡斯尔勋爵会合，但是埃塞克斯或是由于对自己的兵力还不敢自信，或是由于对自己的成功已感到一点不安，拒绝了这个冒险的计划。他仍然驻扎在牛津及伦敦之间，而仅仅满足于围攻里丁。他认为为议会的安全起见，不能不占领这个地点。

里丁被围了十天终于投降了（4月27日）。汉普登再度提议攻取牛津；埃塞克斯坚决不肯。他绝不是一个怀有二心的人，更不是畏缩不前。但他一直是怀着不忍之心作战的。他对于前途的郁郁不乐，因此他不复以能孚众望为乐事。即使在战事未起之先，下议院里就有人愤怒地反对他，尤其是公安委员会的人，这些人是民党的核心人物。更激烈的会员们甚至曾经提出问题，问可否于当时撤换他。据说有人提出汉普登的名字，由汉普登接替他。汉普登为人甚是聪明；叫他接管他根本不想要的权力，他是连想也不肯想的。且不管他有无统帅军队的能力，他是在埃塞克斯麾下不过当一个上校。但是自从开战以来，特别是在冬天，别的人已经取得了更为独立的地位以及更大的光荣。在北方，费尔法克斯和他的父亲，即使在纽卡斯尔勋爵处于优势的情况之下，仍旧能时时刻刻在各方面，以最大的勇敢同纽卡斯尔争夺对本国这一地区的控制。曼彻斯特勋爵当了东方诸郡的盟主，固然没有机会和任何著名的保王党领袖见个高低，但他曾给北方和中部各郡的议会党以有价值的支援，好几队组织完善的民团准备跟随他出征。他的坦率，他的豪爽以及他的温和，颇得群众的爱戴。克伦威尔上校也已经在同一地区里以各种惊人的战绩而闻名。他的神机妙算和指挥有方，在很多勇气充沛、信仰诚笃、虽有钱财但默默无闻的人们身上发生巨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证明，他这个人是赋有伟大的天才和能力的。此外，在西方和南方，有一个威廉·沃勒爵士，他以击散过几队保王党，且在三个月之内攻下好几处地方，因而就得了个“征服者威廉”的外号。有人说，议会何愁没有将军和军队？因此，如果埃塞克斯拒绝去征讨保王党，那么他必得让位给别人。

虽然有人说过这些尖刻的话，可是并没有人跟着提出什么特别的议案，甚至也没有人提出公开的建议。埃塞克斯不仅是为一个心怀不满的党派效劳的军官，而且在亲附他的人当中，有在军中打仗的贵族，有主和的温和派，也有眼光比较清楚的长老会派，这些长老会派看见更为大胆的异派人的作法已经颇觉不安了。汉普登自己，以及政党的党魁们，虽然力劝这位伯爵好好振作起来，但却无意同他分离。这个时候，彼此的意见分歧还没有公开爆发，而仍在掩盖的形式下暗中起着活跃的作用。埃塞克斯不久就感觉到它的效果了。那些外表上装着对他敬重无比的人，实际上却用足气力偷偷地阻挠他。而那些拥护他的人呢，却认为口头上替他说说话已经很够啦，不肯再费力给他实在的支援。不到一个月，他就不得不抱怨说，他的军队情形很糟，一无军饷军粮，二无军服装备。艰苦的生活和疾病造成了严重的减员，这些兵员是不久前伦敦市精心提供的。他把他军中所缺乏的东西告知主管供应的各个委员会，可是他的敌人比他的朋友更积极活动，更不辞劳累，在各委员会里面拥有更大的影响。事实上，正是由于他的敌人的无休无止的活动，所以更多的执行权就落到他们手中，属下的员司也几乎全是他们所委派的。将军的所有申请，都没有效果。第二次战役虽已开始，却看不出什么具有决定性的改变。民党本已夺去了君权，但现在觉得君权又从他们的手中滑走了。现在已经有一个党，虽然暂时必须不声不响，但已有足够的力量使议会的大军不起作用，这个党也有足够的严肃认真精神，使它敢将现在的利益给与共同的敌人，而不计任何代价。另外还有一支军队，在同样的情绪支配之下，也已经不声不响地形成了。尽管在牛津与伦敦之间进行着谈判和拖延，每天还是发生小接触，在这些小接触中，自从布伦特福事件以来，议会军常吃败仗。特别是保王党的马队，议会军的骑兵一见它就害怕，现在与封建时代相同，骑兵是最受人尊重、威力最大的军队。汉普登有一天同克伦威尔谈到他们党的这一点落后于人的地方，克伦威尔问道，“怎能不是这样呢？你们的骑兵，大都是老弱无能的仆役，酒吧侍者之类的人，而他们的骑兵则是乡绅的儿子，有身分的人。你以为象你们部下那些贫苦的无业游民能够抵得住有决心、爱体面的绅士们吗？你不要当我的话是恶言，我晓得你是不会的，你必需用有点气概的人，与国王的乡绅一般，不然，你就非打败仗不可。”汉普登说道，“你的话不错，不过我们办不到。”克伦威尔说道，“我可以为达到这个目标做些工作，而且我已经打定主意要做些工作。我要招募一些人，我要教会他们敬畏上帝，教他们凭良心作事，我向你保证，这种人是不会打败仗的。”他于是到东方各郡招募青年，其中大部分是他认得的，他们也认得他，全是小地主或小地主的子弟，他们并不在乎饷金，素性不喜欢游手好闲。他们全是勇猛耐劳、奉教如狂的人，他们是出于良心驱使才去打仗的，他们投到克伦威尔的麾下，是由于信任他。他对这些人说道，“实不相瞒，我并不要你们相信我是奉命统领你们去为国王为议会而打仗的。假使国王现在在我面前，我会开枪打死他，如同打别的人一样。如果你们的良心不允许你们做这许多事，那你们就另投别处去吧。”大多数人听了这两句话后，仍是毫不迟疑地报名入伍。他们立时就被禁止享受家庭的安乐，禁止染上军人的放纵习气，他们奉命接受最严肃的纪律，把他们的马匹与军器收拾得干干净净，他们往往还得露宿，刚刚做完军事勤务又赶忙做礼拜，其间几乎没有休息。他们的领袖坚持要求他们尽心竭力当兵，正如尽心竭力于他们奋斗目标的实现一样热心，并要求他们将信教的狂热的精力，同当军人的恪守纪律的坚决性结合起来。等到开仗的时候，十四个连的这样的志愿军，组成一大队约有一千人马的队伍，由克伦威尔指挥。

一个月过去了，几乎平静无事。攻克里丁，原是在伦敦时所未曾考虑到的，却使牛津恐慌万分。国王不但不采取行动，反而在那里思忖是否应该逃走。议会被内部的不和所掣肘。它忙于应付内讧，大大过于应付外敌。议会有时企图使所有的人都满意，不问是激烈的抑或是温和的，也不问是政客抑或是信教诚笃的人；有时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政党得来不易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议案却得不到任何结果，好象大家一致同意要抛弃这个议案似的。长老会派长期要求成立一个教士大会并已得到允许，以彻底改革教会：这个大会果然召集了，但是议会本身就指定了一百二十一名会员，与他们做同事的还有三十名非圣职人员，十名贵族，二十名众议员，都居于上座。大会还召集了见解各有不同的教士们。这个大会既无权力，又不能独立，凡两院或一院有所咨询时，这个大会只有建议之权。有人指控王后卖国，没有一个人开口反对，皮姆把议案送住上议院之后（5月23日），就再也没有人过问此案了。由于国玺不在，法律的执行每天都受到阻碍，其他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也无法执行。下议院为了要终止这样的不便，而且要在法律方面也揽到国王大权，于是就命人另铸一个大玺（5月中旬），不料贵族院拒绝同意这样的行动。上院最怕的是滥用君权的象征，而不那么怕他们没有大玺的认可就行使君权。许多众议员认为参加此项恳求是明智的。有时，议会的各派共同表决通过一个议案，虽然动机各有不同，但仍拼凑起来形成一种导致假象的，并不起作用的一致。更多的时候，各党的势力不相上下，在彼此互相抵消之后，力量就化为乌有，看来要等待某些外部条件来迫使他们永远联合在一起，再不就永远分裂下去。

5月31日，禁食之日，上下两院都聚集在威斯敏斯特的圣马格雷特教堂内做礼拜。有人交一封信给皮姆，他立刻站起来，他在同他前后左右的人们很兴奋地悄悄耳语之后，不待礼拜结束，就匆匆地与他的几个主要的同事走出去了。余下的会众十分惊诧，既感到莫名其妙，却又有些好奇。

礼拜以后，议会开会。群众这才晓得是破获了一件牵涉甚广的大阴谋。据说有几个贵族，几个下议员，还有一大批市民都牵连在内。他们策划要武装保王党，夺取伦敦塔，抢夺军火库，以及重要的军事据点，要拘捕两院的领袖们，最后就是将国王的军队领进伦敦。日期定在当天，也就是5月31日，实行这个阴谋。他们又说，不久就可以弄清楚，因为已派出了一个调查团，据说他们提到几个人的名字，这几个人业已被捕了。

事实上，当夜与翌日已拘捕了一个下议员名叫埃德蒙·沃勒，一个有名的诗人，名叫汤姆金斯的，以及他的妻舅（从前依附王后宫廷的），一个富有的市民，名叫查洛纳的，还有其他几个人，他们并曾被审讯过。他们都承认存在着一个阴谋，不过所说的情形有详有略。至于这个阴谋的动机，以及它的范围，各人的理解却不同。有几个人只不过想拒绝纳税，意在要逼当局讲和。有的人却要招集许多人民于同时请求两院和国王议和。亦有许多人不过出席过某个会议，亦有的人不过是帮助开列过某些市民的名单，分他们为“存好意的、和平的以及仇敌”三类。虽然有这许多不同的看法与动机，但阴谋却是久已形成，而且日益有所进展。现在追忆前事，记得在三个多月前，在一次谈判条件以前（这种的谈判屡次决裂，又屡次恢复），沃勒就是奉派往牛津的几个委员之一。当觐见国王的时候，他是最后被介绍的。国王以特别屈尊的态度对他说：“沃勒先生，你虽然是最后引见的一个人，却不是最坏的一个人，我也决不将先生放在末座。”从这个时候起，就有人时常与国王所在的牛津通消息，有几个加入保王党的商人，因为躲避议会的制裁，就离开伦敦，成了国王左右的重要人物。其中有一个名叫赫尔的，秘密地住在比肯斯菲尔德，受托传递消息。有一个贵妇名叫奥比涅，奉了议会的特许，前往牛津办理私事，回来的时候带回一个小盒子，里头有国王的命令，授权几个阴谋家用国王的名义征兵收税。最后一件事，就是前几天有人送信给赫尔说，“大船将进口。”这是一个暗号，意味着诸事齐备啦。他把这个消息送给福尔克兰勋爵。勋爵答道，“叫他们快点干吧，因为战事越来越止不住了。”

目前的证据已经超过政党的法纪所需要的了；议会如果能找到材料的话，还可以相信更多的证据。沃勒极其下贱地急于要救他自己的性命，就决心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达到这个目的。花钱，忏悔，指控别人，对最低微的和最强有力保护人申诉，哀求凡是稍有势力的信教狂热的人都来倾听他的低声下气的悔罪自白，他毫不犹豫地夸大这次阴谋的范围，一如他从前（也许在牛津）夸大其词地吹嘘参预阴谋的人们的数目及势力如何大一样。波特兰勋爵和康韦勋爵都曾经从他那里接受过秘密指示，他现在谴责他们。他的答话牵涉到诺森伯兰勋爵及其他许多人。被卷入的人们虽然没有一个做过在法律上是犯罪的事，但有许多人预闻过其事，且表示赞成的。但是议会却以大胆的明智，拒不利用敌人的轻率或敌人党羽的卑鄙表现，它认为按法律办事就足够保证议会的安全了。只传了七个人来受军事法庭的审讯，只定了五个人的罪，而只判查洛纳和汤姆金斯两人死刑。他们象勇士一样，视死如归（7月5日），却并不自认为是殉道者，亦不装作是这样的人。他们还带着令人感动的至诚，对他们自己的主张是否正确表示怀疑。查洛纳一面走上死刑台，一面说道：“我曾经祷告上帝，如果从上帝看来我们的策划是不光明的，那么就让世人知道吧。上帝已经听见了我说的话。”汤姆金斯说道：“这件阴谋被人发现，我倒是觉得高兴，因为这件阴谋很可能产生很不良的后果。”沃勒也是被判死罪的人，但由于他的亲戚（克伦威尔就是其中之一）施用影响，顾念到他所作的坦白交代，就免了他一死。他的免死也许是由于人们尚有一丝尊重天才之心，即使这种天才只能使他的卑鄙表现更加显著。

几天之中，下议院的领袖们洋洋得意，以为揭破阴谋以及惩办预谋的人，就可以使牛津方面张惶失措，就可以吓倒伦敦的保王党，同时可以暂时停止议会的内讧，简而言之，就是有可能解除他们这一党的党内纠纷，使他们不必再为之白费精力。不料这许多希望很快地就幻灭了。伦敦的几处大教堂刚刚举行过感恩礼拜，颂声尚在耳际，由于时局紧迫而举行的议会团结大宣誓，余音尚未停息，议会就觉得自身已被外患与内争交逼得更厉害了。

国王已经听到伦敦的阴谋败露，但是还不大在意，因为他几乎同时得到消息，说他的将军们在南方、西方、北方，都得了大捷。他宁愿保王党的骑兵打仗得胜，而不愿通过市民们采用暗中掩蔽手段成功，况且这班市民们不久前还曾反对过他的计划。6月19日有一件意外的事，似乎使他又想到了伦敦和议会。前一天，谣传离牛津十多英里的查尔格雷夫地方打过一场骑兵小仗，鲁珀特亲王奇袭并打败了议会军，汉普登受了伤。有一个俘虏说：“我看见他仗还未打完就离了战场，这是和他的习惯很相反的，他垂着头，两手靠在马头上，他肯定是受了伤。”这个新闻在牛津引起一番轰动，不过是激动他们的好奇心，而不是激动他们欢喜。他们几乎不能相信这样一个人受了这样出其不意的袭击，就会倒下来，他们迟疑地不敢高兴。国王听了这个消息，也只能趁这个机会尽其可能同这个强有力的仇敌讲和。这个仇敌害苦了国王到这个地步，但仍有人认为他能够补救一切。汉普登的乡下邻居盖尔斯博士这时候在牛津，他是同汉普登保持密切的通信的。国王吩咐博士，作为博士自己的意思，打发人去问候汉普登，他若没有外科医生，他就打发他自己的医生去。博士表示迟疑，说道，“我迟疑是因为我有几次为我自己的事写信给他，被他觉得我是一个不祥的人。有一次我的货物被人拦劫了，我求他救助，可是当我的信差才进他的门的时候，刚好有人来报，他的长子死了。过了许久之后，我的货物又被抢，我又打发人去求他，不料我的信差刚进他的门，又遇着一个人来报告他的出嫁的爱女奈特利夫人的死耗，所以在他看来，我好象就是一个不祥的枭鸟。”虽是这样说，博士还是接受了国王的委托。但是当他的信差于6月24日到达时，就看见汉普登已经奄奄一息。他的肩膀被两枚子弹击伤，受了六天的极端痛苦，信差于是告诉他是谁打发他来问候他的，且把来意告诉他，汉普登听了全身都震动，动得很厉害，他好象要说话，却说不出来，再过几秒钟就死了。汉普登的死被证实以后，国王就感到非常满意，比发现他的对头还活着更为高兴。现在国王有意于讲和了。在牛津的宫廷中不复提汉普登的名字，即使提起来，也不过重提他的罪恶，否则就是以胜利者的语气说，汉普登战死的地方，恰巧就是从前他反抗国王的地方，当日他是执行议会关于民团命令的第一人，也是募兵反抗国王的第一人。

伦敦以及全国却不一样，全部表现出最沉痛的悲悼。从来没有过一个人能如他那样地博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凡是民党的人，无论地位高低，亦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无不希望汉普登能有助于自己的观点的成功。比较温和的人信赖他的明智，比较激进的人信赖他的爱国赤诚；比较老实的人相信他的正直；好玩弄阴谋的人却信服他的才略。他为人谨慎小心，沉默寡言。他遇事都敢冒险上前，但从未失败，人人都爱戴他，而他现在死了，这是大家意料所不及的，人人的希望都受到了震动。幸福而极端罕见的机运，就是这样地使他的令名永驻于最高峰，与他同时代的人们的爱戴和信任把他推向了那个高度。人们的爱戴和信任也许使他的美德和他的荣名得免于象革命的其他最高贵的宠儿一样被推向岩礁，击得粉碎！

汉普登之死成了在两个多月当中接踵而来、连绵不断的殃及议会的祸事的信号，使至今隐而不显的弊端日益严重化，而这些祸事也只是这些弊端的结果。埃塞克斯的仇敌们掣他的肘，使他的军饷军需件件缺乏，他们一直指靠他的对手们的成功的，不料这种指望错了。与他同行的总司令及参谋们不断打发信差去要钱，要衣服，要军火和军械，与此同时，消息传来，说北方的艾瑟顿泽地，费尔法克斯吃了败仗（6月30日），又听说威洛比勋爵不再能守住林肯州，以对抗纽卡斯尔勋爵，因此东部诸郡联盟（原是议会的保障）快要开门迎接敌军了。西南的情况更不妙，威廉·沃勒爵士在一个星期内连输了两仗，康沃尔的农民，是古代不列颠人的后裔，每次交仗，必击溃议会新召募的军队。有人看见他们在兰斯当，先是谦卑地请求许可他们拿下一座人皆以为不能走近的堡垒，两个星期后，他们在布里斯托尔城下，又以同样的勇敢攻城。康沃尔与别处不同，田地财产是不常易主的。一家乡绅，一住就是几百年，左右前后常是他们的农民和田工，本处的人老实、虔敬，没有新见解新思想，对于贵族的势力不亢不卑地服从。他们对于他们的长上及他们的古老风俗，是具有热诚的，正如同最热忱的议员们效忠于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权利一般。况且在这里与在附近各郡，都有国王的最有见识的朋友——例如埃塞克斯的姐夫哈特福德侯爵，他久已因为憎恨宫廷，退居他的庄园；贝费尔·格林维尔爵士，他是康沃尔最得群众爱戴的乡绅（这里的乡绅们是人人爱戴的）；拉尔夫·霍普顿爵士，他是高尚的人，又是一个最好的军官，他不求牛津方面的恩施，严禁掳掠，所到之处保护人民，他一面尽其为臣民的职责，一面却用一个善良市民的完整的人道主义对待人民。这些将军们才德以及手下战士们的勇敢使得沃勒和他的军队在对比之下显得太恶劣了，也使他们产生了恐惧心理。议会的军队毫无纪律，往往整队整队地逃亡。议会派来的监军们，原是奉命来激发军人们的热心的，不料监军们自己先已恐惧，且把恐惧病传染给前后左右的人。有一天，多尔切斯特的地方官们把本处的防御工事给斯特罗德先生观看，询问他的意见。他说道：“所有这些堡垒阻拦不了保王党骑兵半个钟头。他们把攀登二十英尺的城只是看作儿戏。”敌军初次招降，多尔切斯特就献了城（8月）。韦默思、波特兰、巴恩斯特普尔、比德福等四处地方，也仿例迎降。汤顿、布里奇沃特巴思等三处地方早已降了，布里斯托尔是国内第二重镇，敌军一来攻就降了（7月25日）。这是因为守将纳撒尼尔·法因斯怯懦，他还是最激烈派的一个领袖呢。伦敦每天都得到丧城失地的消息。而牛津却不然，随着自信心的加强，军力也与日俱增。王后终于同国王会师，带了三千人与几尊大炮来。他们夫妇第一次见面在凯因顿沙丘，去年两派第一次交锋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在同日（7月13日）同时，威尔莫特和霍普顿两人大败议会的军队于威尔特郡的朗德韦沙丘。查理夫妇凯旋回牛津，与此同时，当沃勒出发往军前的时候，他曾吩咐路上的警察准备接收他的俘虏，这时候沃勒等人回到伦敦，手下连兵都没有了。

埃塞克斯仍然一动不动，人家责怪他按兵不动，他却反怪那些责怪他的人。在多次败仗中，他本人都是在场。这些败仗没有参与，但也没有防止。他终于写信给上院说道，“议会是否认为应该派人去见国王，与他谈和，解决人民的宗教、法律和权利问题，且把为两个王国带来祸患的为首罪人加以公正的审判。不然的话，如果国王不愿回来，将来总会有一天以一战来结束这一系列的不幸的灾患。至于他们喜欢什么时候打以及在什么地方打，那都是无所谓的。我愿对诸位履行我应尽的职责。因此，如果现在不讲和，那么就不妨立时用武力解决问题。”假使这封信早到几天，它也许会大受欢迎。可是贵族们一听见最初几个败仗，就坚称他们愿意效忠于国王，并准备了新的议和条款（6月16日）。下仪员们却不是这样，他们的反应是愤怒多于灰心。下议院促请上议院迅速通过关于国玺的议案，上议院却拒绝通过。下议员们就以自己的权威命人刻了一颗大玺，一面刻上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国徽，另一面刻的是下议院在威斯敏斯特开会，而并无任何象征代表贵族院（7月初）。在这种分歧情况下。贵族院本来可能鼓吹埃塞克斯将军的议和主张的，可是不料就在这个时候（6月20日）前后，国王由于他头几次的胜仗，高兴到忘其所以，就正式宣称，聚集在威斯敏斯特的许多个人已经不再构成为两个真正的议院。由于许多议员已经退出，又由于缺乏辩论的自由，议会已失去合法存在的根据，因此从此以后，他不再称他们为议会。最后，他严禁全体臣民服从那个叛逆的集团。这个不分青红皂白的粗暴的加罪之词，反而促使两院重新团结起来。7月5日，两院共同议决派代表去请求他们的兄弟苏格兰人，派兵来援救英格兰的基督教徒，因为他们有被天主教士永远奴役的危险。当埃塞克斯的信到达上院的时候，上院已决定他们既不再向国王递送文件，亦不再送议和条件与他，而要求他先收回他的关于不再承认他们为自由的及合法的上下两院的声明。

埃塞克斯并不强求别人接受他的看法。他劝告他们议和，原是出于一片忠诚，他以为他已经尽了他的职责。至于余下的问题，他尊重议会，在提出了他的意见以后，他不但完全不愿号令议会，反而表示准备恪遵议会的意旨。在几天之中，伦敦的各派好象形成了一个大团结。人人都对埃塞克斯表示敬重，他很快就得到了军火与援兵。沃勒虽然打过败仗，但是议会仍然表示感谢他的勇敢，以礼相待，仍将他看作一个极其有用的人。于是下令在东方各郡招募新兵，归曼彻斯特勋爵统率，克伦威尔担任副指挥官，任中将（7月22日）。下议院先是发出警告，然后在霍瑟姆有机会献城与国王之前，就在赫尔逮捕了他（6月29日）。现在他被监禁在伦敦塔里，听候惩办。费尔法克斯勋爵接管了他的军队（7月3日）。派往苏格兰的委员们，有两个是贵族院提名的，有四个是下议院提名的，他们奉命赶快启程。教士大会中的大多数教士已经离开伦敦，分别前往他们的教区，抚慰人民，劝他们不要害怕，并号召他们重新努力。在伦敦市的一所教堂里，每天有教士在许多为母亲们、孩子们、姊妹们举行特别礼拜仪式，求上帝护佑他们家中为保卫国家和法律而出征的亲人。每天早上，一闻鼓声，就有成群的市民，有男有女，有贫有富，前往街头堡垒做工事。在议会里面，以及在人民当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活力充沛的表现，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慎重小心和团结一致。

但是危险仍在增加，国王到处得胜，人民虽然是情绪高涨，但是也有一些人不肯再受议会的牵连。有一个委员奉上院之命到苏格兰去联络，就是住在沃克的格雷勋爵，他借故推辞了这个任务。贵族院就将他送到伦敦塔里关起来。拉特兰伯爵本来是陪他同往的，也借口有病不走。下议院所派的委员们，只好自己前往，他们只能走水路，因为北方的大路不安全。费尔法克斯兵力不强，不能分兵护送他们。他们走了二十天（7月20日至8月9日），当下国王接受了好一点的劝告，刊布了一篇较为温和的宣言。这样一来，议和又有了希望。8月4日，由于诺森伯兰伯爵的提议，上议院又议决同国王讲和。这次的条件要算是迄今最温和的，其中要求双方立时遣散军队，由于亲附国王而被排出的议员们，现在决定请他们回到议会；民团及教会两个问题，留待将来谈判。一个问题归宗教会议去解决，另一个问题，则归议会审议。次日，把这些条件送到下议院，同时以高傲的声调宣称，现在到了结束国家的灾难的时候了。主战派被人如此出其不意地袭击，就竭力抵抗，说不应该因为贪图几个月的喘息时间，而冒失去几个月的努力和牺牲的代价得来的成果的危险。主战派又要求，至少推迟到苏格兰的回音来时再作决定，全无效果。其他的党派回答道：“不该中断在牛津的和平谈判，平民和地位低贱的人们，也许愿意拖长战祸，可是，较为殷实的人家和财主富户，显然是要和平的，他们的办法就是拒供战费。无论如何，致送合情合理的条件给国王，可以得到和平，否则，由于国王的拒绝，至少也可以多募些兵，多筹些饷，那总比目前缺兵少饷的情况进了一步。”于是以九十四票对六十五票，议决对贵族的提议加以考虑。

此时，主战派受到剧烈的震动。在这样的逆境中去求和，得到的决不会是和约，而只是大败，使各方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同受损害到可怕的程度；也使要求广泛改革的爱国人士断绝了最后的一线希望，并使怀有革命的雄心壮志的人们陷于绝望。于是他们就决心全力反对这个计划。8月6日晚，虽然是个星期日，市长彭宁顿（他是不在国王大赦之列的）召集市参议员们来市政会开大会，翌日就递了一个威胁性的请愿书，要求下院取消上院的议案而代之以一个新的议案。递呈人阿特金斯同时把新议案送上。有些人写了一些小册子，在前一天四处分送，动员了不计其数的人们到来，大叫大喊，做这个议案的后盾。贵族们费尽气力才在人堆中挤进去，向下院抱怨群众的粗暴无礼，声称倘若不惩办这些聚众滋事的人，他们就休会一天，若再不办，就再体会一天。但是下院已经开始考虑和议了。辩论了许久之后，投票结果，八十一票赞成讲和，七十九票反对，议院内沸腾起来了。聚集院外的群众宣称，一定要得到使他们心满意足的答复才肯解散。院内反对讲和的人慷慨激昂地要求重新投票，坚持说原先投票有错误，表示决不甘心受愚，于是答应他们的提议，重新投票，仍是八十一票赞成讲和，但是对方的数票人称他们共得了八十八票，议长立刻宣布了这个结果，使得主和的议员们惊惶万状，茫然不知所措，狼狈离院。

两天后，8月9日，他们试图用类似的手段来翻案，一大早就有二三千妇女包围威斯敏斯特大厅，头上戴白色带子，象征和平，递一张语调悲哀的请愿书，赞成上院主张。约翰·希皮斯利爵士走出来告诉她们说，下院也愿意讲和，且希望不久和议就可以达成，他希望她们先回各家。妇女们还是不肯走，到了12点钟，人数变得更多啦，有五千人之多，其中还有男扮女装的。在他们授意之下，就有一群人走入下议院的大门叫喊，“讲和！讲和！”警卫队不过是几个民团士兵，劝她们退出，不料反使他们加倍激烈起来。“把反对议和的叛逆交出来！我们要撕碎他们；把那个恶棍皮姆交出来！”卫兵强迫她们退到楼下，有人向空放了几枪吓吓她们，她们说道，“不过是火药！”就开始扔石头打民团，民团随即实弹放枪打她们。这时候有一小队骑兵到来，手执大刀，向群众直冲。妇女屹立不动了一会儿，她们让开一条路使骑兵冲过，妇女们一面骂他们，一面打他们。后来她们愿意退走，在几分钟的可怕的拥挤以后，她们全都散了，只剩下七八个受伤的妇女在那里啼哭，此外还有两个死的，其中有一个是许多人都认得的，她是一个歌手，自幼就在伦敦大街上唱古老的民歌。

胜利是彻底的，不过付出了很贵的代价，因为它是用欺骗和暴力赢来的。这样的方法使他们自己的成功很不体面，尤其是正在以法律名义进行改革的时候，正在口称要恢复法律的尊严的时候。现在已经有一句流行的口头话，说凡是责难国王的事，议会自己没有一桩未曾犯过。上院十分愤怒，人民已经流了血，自身肝肠上的创伤，已经超越其它任何感觉了。下议院的领袖们得到消息说，有若干下议员受重要贵族的指挥，打算离开伦敦，前往埃塞克斯的大本营里躲避，在那里宣布他们要退出一个为乌合之众的暴民役使的议会，去同牛津议和。这个计划未能成功，因为埃塞克斯为人正直，对他们不表同意。但这班人看见他们的将军也无意暴露他们，就很放心了。但是无论如何，波特兰、洛夫莱斯、康韦、克莱尔、贝德福德和霍兰勋爵，仍然离开伦敦到国王那里。诺森伯兰伯爵回到他在贝特渥斯的堡垒。这些都是知名人物，他们虽然不构成议会的全部势力，但至少曾作过议会的后盾，为它增过光生过色。有几个市民领袖们，看见自己孤立，很为吃惊，几乎好象受了威胁一般。皮姆自己曾被人控告通敌。但是另一方面，最激烈的煽动家们，最为热烈的热心分子，开始透露他们内心的感情了；约翰·索尔特马什（后来在费尔法克斯军中当牧师）说我们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防止国王与人民的联合。他还说，国王若不接受我们的全部要求，我们就必须毁灭掉他和他的一族，另请别人当国王。有人把报告这两句激烈说话的小册子送给下议院。却有亨利·马丁替他辩护。他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斥责索尔特马什。与其毁掉许多家族，不如只毁掉一个家族。”内维尔·普尔爵士说：“我提议，命令马丁解释他说的一个家族指的是谁家。”马丁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就是国王与他的子女。”（9月9日）象这样激烈的话是前所未闻的，但是尽管他们这么讲，实际上却做不到。现在得不到苏格兰的消息，甚至也不晓得委员们已否登陆。他们每天都怕听到国王正向伦敦前进的消息，也怕听到国王已经包围格洛斯特的消息，那是西部唯一的尚在议会手中的大城，亦唯有依靠这一处地方隔断西南和东北的王室军队的交通联系，使两头不能协同行动。危险使热情发生了变化，两派现在都在认真地考查他们各自的处境。无论哪一方的势力，都不是强大到能够打倒其对方，也不是强大到无论和战都稳居优势。温和派既无意在示弱中求得解救，激烈派也知道不能单靠狂热求得生存。温和派完全明白，要先打胜仗才好讲和，激烈派也晓得，得到了胜利，得让他们的对手发号施令，而他们自己却只有听命效力的份。于是暂时抛弃所有的互不信赖，暂时停止所有的个人野心。于是派了一个包含几位最热心主战的议员在内的委员会，往见埃塞克斯（8月4日），告诉他议会正在设法招练新兵并以充分的军需供给他的军队，问他是否还有其他需要。总之，他们把国家的命运交到他的手里，并且保证议会完全信任他。因此，埃塞克斯伯爵和他的朋友专心作战，满腔热情，似乎已别无其他需求了。霍利斯一度打算携家隐居大陆，已经申请办护照，现在又取消了申请，决定留在国内了。无论在什么地方，凡是最近曾被控为怯懦或叛逆的，现在都在带头筹备作战，作出了努力和牺牲。他们过去的激烈反对者，现在已变得慎重听话了，热心地支持他们，但不那么大喊大叫就是了。他们甚至不加抵抗就同意将亨利·马丁驱逐出议会，送往伦敦塔，以惩戒他最近一次所说的狂言（8月16日）。这说明他们现在是如何要坚决地牺牲一切，以保证暂时的一致，因为这是唯一的安全保障。这样的明智行为，不久就收到效果。正当沃勒和曼彻斯特在分别训练后备军的时候，招募、筹饷及筹集各种必需物资的工作，也在以空前的速度进行，以供给埃塞克斯的军队，这个时候只有他的军队可以作战。有四队伦敦民团自告奋勇投到他的麾下，埃塞克斯遂于8月24日壮严地检阅军队以后，当着两院的几乎全数议员的面，统领一万四千人浩荡出发，准备兼程前进，以支援格洛斯特。正如他们所深惧的，国王已在前两个星期紧紧包围了那个地方。

查理在最近几次得胜之后，不曾下更大的决心攻取伦敦，这是他深以为憾的。确曾作过攻取伦敦的决定，其计划亦是可望得到成功的。计划内容是：国王从西向东挺进，纽卡斯尔（他在约克亦打过胜仗）从北向南进军。这两支保王党大军，定在伦敦城下会师。查理在攻下布里斯托尔之后，立刻派遣菲利普·沃里克爵士（是国王的一个最忠诚的党徒）把他的计划告知纽卡斯尔勋爵，且要他出兵。但是亲附国王的贵族们都不是他所能随意加以调遣的将官，他们的委任是国王给的，但他们的势力却不是他给的。在他们本人势力范围以内的地区，他们是乐于拥护国王的事业的，但是一丝一毫也不愿意从那儿调走，因为那意味着失去他们成功的手段，从而也将丢掉他们的独立。纽卡斯尔勋爵为人高傲，趣味不凡，喜好排场与安逸，害怕与人顶撞所带来的疲劳和厌烦。他有一个小朝廷环绕着他，高超的思想和优雅的风度吸引了许多和蔼可亲的人到他的府第。他绝不愿意侪身于牛津的一群廷臣之中，更不愿在国王军队中屈居于那个其貌不扬、缺乏教养的外国人鲁珀特亲王之下。他在冷冷地听取了沃里克所带来的建议之后，便津津有味地对他讲述爱尔兰头号造反分子蒂龙的故事。这个人被蒙乔伊副总督所俘，送他到女王那里。蒂龙看到副总督在客厅里，与那里的贵族们与乡绅们在一起等待着。他在爱尔兰时的那种架子和神气都不见了。他就对一个同乡发泄他的意见道：“我被那边那个大人物所俘，觉得太惭愧了。我现在厕身于一群普通人中间，把自己降格到这种卑贱地步，在此恭候一个女人出场。”随后他表示，只要赫尔在敌人手中，他就不肯离开约克郡。沃里克把这个答复带给国王，国王不敢公然表示不愉快。现在仍旧有人劝国王向伦敦进军，王后也是这个主意。但是查理不太欢喜冒险。这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怕危险，而是怕有失自己的尊严。去年在埃奇山和布兰特福两仗之后，由于他几乎抵达首都的大门，而仍被逼退却，未免大伤体面了。有许多优秀军官劝他围攻格洛斯特，其中有毫无私意的，亦有意在捞到一笔掳掠品的。威廉·莱格上校居然夸口说他曾同爱德华·梅西守将暗通消息，国王终于同意这个计策，他自己亲领军队于8月10日占据了俯瞰格洛斯特的高地，该镇只有一千五百人防守，居民不计在内。

国王一到，立刻要格洛斯特投降，限两小时内回话。还未到两小时，就有两个代表从市内来，一个是普特西军士长，一个是市民，他们来到军营。两人都是脸无血色的瘦子，穿了一身黑衣服，剃的光头。他们说道，“我们从格洛斯特市来献回话与陛下。”于是有人带领他们见国王，他们捧读一封信道，“我们是格洛斯特的居民、地方官及驻在警卫营的军人，谨复陛下，我们将按照我们的誓词和忠诚，效忠陛下并为陛下的子孙守卫此城。因此我们感到全体都有义务服从议会两院所昭示的陛下的命令。天神庇护，我们决心防守此城。”廷臣们听见这几句简单的答复，说得如此坚决，如此清楚，又看见来使们的奇怪形状，屹然不动地站在国王面前等待答话。廷臣们正在准备发出惊异、讥笑和愤怒来表示，查理却是和他的仇敌们一样的严肃，示意不许他们动手。国王对来使们说道，“你们若希望有救兵，那你们就大错了。沃勒是完蛋了，埃塞克斯不能来。”使者们一回到城里，居民就放火烧了四郊，如此，他们需要守卫的就只剩下城墙以内的地方了。

一连二十五天（8月10日到9月5日），当保王党全力攻城的时候，城里的人以不知疲劳的勇猛，使围攻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徒然。守军只留一百五十人作为后备军，其余的全城兵士日夜不息地站在城防前列。市民与军人同甘共苦，同冒危险，妇女协助丈夫，子女协助母亲战斗。守将马西甚至开城击敌数次，只有三个人乘这个机会逃走。保王党军队疲于长期的围城，既无光荣可言，又不能休息，于是肆无忌惮地蹂躏四郊以示报复。军官们往往命兵士掳人勒索赎金，交了赎款才重获自由。营内的士兵日益不服从命令，营外的人民痛恨保王党的心也与日俱增。当时原可以试一试突然袭击的，但是象布里斯托尔那样的牺牲太大，记忆犹新，无人敢再献策。国王只望围困这个城市，饿死守城的人。忽然听见埃塞克斯快到，这大出他的意外。鲁珀特亲王从大军中拨出一队骑兵，企图阻拦，却无成效。埃塞克斯伯爵在大路上长驱直入，势不可当，敌人反而被他击退。他离国王的大本营不过几英里路了，国王的骑兵已经退到埃塞克斯步兵的前哨地方了。查理想耍缓兵之计，哪怕耽延伯爵一天也是好的，就打发一名使者去议和。埃塞克斯答复道，“议会不曾命令我议和，议会只命我解格洛斯特之围，我现在要去解围，否则的话，我愿留骸骨于城下。”士兵们听到国王派来的号手已到，就喊道，“不讲和，不讲和！”埃塞克斯继续前进，第二天即9月5日，他正在普雷斯伯利高地上部署他的军队（离城五英里），看见国王的大营一片大火，他就晓得城围已解啦。

他赶快进城（9月8日），送各种食物进去，极力赞扬守将及他的士兵们，祝贺居民们的勇敢，赞扬居民们救了议会，并给议会时间来救他们。随后，却轮到埃塞克斯自己受人们的热烈感谢了。无论在教堂里，或在他自己的窗下，或在街上走过时，他都受到人们的感谢。过了两天，他就回到伦敦，因为他眼前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现在只有他的军队才能够保护议会。因此，他立时返回伦敦的重要性决不次于这次的解围任务。

在他回去的途中，诸事都很顺利，不亚于他这次出征。有好几天他用计使敌人完全弄错他所走的路，西伦斯特连同存在那里的许多军粮，都落到他的手中。他的马队几次打退了鲁珀特亲王所统率的人人畏惧的骑兵的进攻，大获全胜。等到9月19日快到纽伯利的时候，他看见敌军已经先到一步，他们占据了该镇和附近的高地，并且已经拦住通往伦敦的大路。只有打一仗才能够排除障碍。国王亲自站在行伍前列，占了优势地位。国王可以从牛津和沃林福德得到援兵。这一带地方是对议会不怀好感的，当地人把无论什么东西都很小心地掩藏起来。无论战争是赢是输，他们都非打这一仗不可，为了避免饿死，也得出此一途。

埃塞克斯没有迟疑，翌日（9月20日）天晓，他自己亲领前锋，攻击主要的高地，逐走占据高地的军队。他轮流同各队打，又依次攻打各重要据点，打到天晚，两方都如此奋勇地相持不下，以致彼此在纪述战况时都以勇敢表扬对方。保王党军队由于有希望扭转中断了一系列的胜利的一次失败，而得到鼓舞，而议会军则因为能够不致于在功亏一篑的时刻失去足以弥补多次不利的一次胜利成果而感到兴奋。伦敦的民团表现得特别出色，鲁珀特亲王打散了敌人的骑兵后，曾两次冲向民团，但他们仍是站得密密麻麻的，长矛如刺猬一般屹然不为所动。有几个将领如埃塞克斯、斯基庞、斯特普尔顿、梅里克等，都身先士卒。仆人们、工匠们及随营的闲人们也冲出阵来，打得很勇敢，如同最勇猛的军官一般。到了天黑，两军仍各保持其阵地。事实上埃塞克斯是有所进展的，但是保王党军队挡住了他的去路。他本来期望明天再打，不料天一破晓，他吃惊地发见敌军已退，前路没有阻拦了。他就乘机飞速前进，无人拦阻，除了鲁珀特的马队几次无结果的来攻以外。再过两天，他毫无险阻地到了里丁。

这场恶战，使保王党灰心丧气。比起他们的对手来，他们的勇敢不见得逊色，可是他们的坚韧却远不如对方；他们既易于希望亦易于失望。况且保王党这次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在一个国王的想象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有二十多个著名军官阵亡，其中有几个不但官居显要，而且才德略著。例如森德兰勋爵，阵亡的时候不过二十三岁，不久之前才结婚。他才识兼优，所有明智的领袖对他无不敬爱，本党的基督教徒也爱戴他。又如凯尔纳丰勋爵，是个优秀的军官，他对部下纪律严明，是国王手下的一个无价之宝。他以待人公平赢得军人的爱戴，他最重一个信字，他说一句话都要算数的。当日莫里斯亲王统领西部军队，曾同韦默思和多尔切斯特两市镇订约使他们归降，后来他竟背约，从此凯尔纳丰勋爵无论怎样都不肯再在两军中服务。又如福尔克兰勋爵，他是保王党的光荣，虽然被伦敦斥为公敌，却是一个爱国人士。他虽然是牛津的一个大臣，却被人民所敬重。他并无亲上战场的义务，他的朋友们屡次怪他太过大胆，说是没有必要冒险。他微笑答道：“我的职位完全不能剥夺我的年岁所给予我的权利。一个陆军大臣应该多少懂得打仗。”在过去几个月里，他热忱地面对着危险；人民所深受的痛苦，他所预见的更大的灾祸，他内心的焦虑，他的希望的破灭，他的内心深处的长期不安（尽管他是保王党的一员，但他对保王党的成功是和对它的失败一样的心存恐惧），总之，无论什么事都使他伤心绝望，他的脾气变坏了；他对前途的展望本来是很乐观，很活泼，又是很愉快的，现在却变作滞呆，阴沉沉的。他的爱好与他的习惯一向倾向于讲究修饰，可是新近既不讲究穿着又不讲究仪容了。无论什么谈论，无论什么消遣，不复使他能高兴了。他与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两手托住头，许久不发一言之后，才很惨然地喃喃语道：

“和平！和平！”只有看到眼前有议和可能时，他才能稍微振作一下。打仗的那天早上，他的左右看见他比往常任何时候都更高兴，就觉得诧异。他有好些时不修边幅了，今天忽然又讲究起来，他说道：“我若今天阵亡，我不愿敌人看见我穿着不清洁的内衣。”他的朋友力劝他到别处去，他的脸上忽然现出愁容。他说：“不行，我对这种时局感到厌倦了，我预料本国将来要受许多痛苦，但是我希望在天晚之前摆脱痛苦。”他自告奋勇投入拜伦勋爵的队伍。刚一开战就有一粒子弹打中他的肚子，他坠马死了，但是没有人看到他死的情景。他成了一个太不适于一个品德清纯、异常敏感的人生活的崎岖动荡的时代的牺牲品。到了翌日才寻着他的尸首。他的朋友们，特别是海德，因为失去了这个好朋友，感到永无止息的悲痛。而廷臣们却因为一向把他看作和他们在思想和作法上都格格不入的人，因而对他的死无动于衷。查理表示了相当得体的惋惜，但是嗣后同大臣们议政的时候，查理反而觉得轻松多了。

埃塞克斯才到里丁，就有两院所派来的代表团（9月24日）来表示两院的感谢，询问军中所需，以便供应，还问他要求些什么？议会得了救，而且自认为现时所处形势已足以使议会相信它刚刚避免的危局不会卷土重来。和平谈判也是一样地顺手。当埃塞克斯正在解格洛斯特之围的时候，哈里·文终于抵达爱丁堡，同苏格兰人订签了很亲密的同盟和协约，这是一个在庄严的同盟和协约的名义之下的政治性及宗教性的条约，它的宗旨是联合两国的力量，来保护同一的事业。当天就分别开了国会和宗教议会（8月17日），投票批准。次日就有苏格兰的委员们起程前往伦敦。两院在伦敦同教士会议协商之后，也批准了这个盟约（9月18日）。一星期后（9月25日），全体议员们在威斯敏斯特的圣马格雷特教堂，免冠肃立，举手向天，先用口说，后来用笔写，宣誓恪守盟约。这个盟约受到伦敦市的非常热烈地欢迎。盟约承诺改革教会并拯救二万一千名苏格兰人。长老会看见他们的忧惧消失了，同时他们的希求也如愿以偿了。举行此项大典（9月26日）的次日，埃塞克斯进入伦敦，下议院全体议员，以议长为先导，前往埃塞克斯府邸，颂扬了他一番。伦敦市长及市参议员们，穿了大红袍，来感谢他保护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及妻子儿女。陈列了在纽伯利所俘的保王党军队的军旗，给公众参观。有一面旗特别吸引人们注意，这面旗画出下议院的外观，上插两个犯人的头，旗上写道：“在外如是，在内亦如是。”人民围观这些战利品，参加战事的民团士兵则讲述详细情形给众人听，无论是人们在家里闲谈，或在教堂里做礼拜，或在大街上三五成群地谈天，不是大声歌颂埃塞克斯，就是无声地为埃塞克斯默默祈福。伯爵及他的朋友们决心尽量利用这次胜利。他走入贵族院，向他们辞职，求他们许可他到大陆去退隐（10月7日〕。他说国家已无危险，因此已解除他逗留在这里的责任了。当他统兵的时候，已经饱受痛苦的烦恼，而且他预料不久这些痛苦又将重来。因为，如果威廉·沃勒爵士仍然拥有一个不受他节制的独立的官职，而他埃塞克斯担任大元帅的名位，他则必须独负全部责任，而另外一个人却有不服从大元帅命令的权利。他饱尝过这种地位的痛苦，因而不再能忍受了。贵族们听见他的宣言，大为诧异，或装作诧异，决定即刻同下议院会商，但是正在这个当口，下议院送来一个消息，使会商成为不必要了。下院得悉埃塞克斯的宣言后，就迅速来告诉上院，说沃勒已辞职，以后愿听大元帅的指挥，而不再听议会的指挥。他们要求派一个委员会，在议会散会以前就把这件事办妥，沃勒及他的朋友们并无怨言就服从了，埃塞克斯和他的朋友则是胜而不骄。如此，两党好象在开始竞争的时候就言归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