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贫下中农掌权的民办小学

——从松树小学的成长看农村办学的方向

辽宁省的调查报告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解放军某部联合调查组
1968年12月10日

本作品收录于《红旗

《红旗》杂志编者按:本刊第三期介绍过营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现在介绍的是这个县建一公社松树大队民办小学的经验。这里有一个比较:一所由国家花钱办的“正规化”小学怎样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控制,一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由生产大队贫下中农办的小学怎样受贫下中农欢迎。这个学校打破了种种清规戒律,彻底为贫下中农服务,入学不受年龄限制,可以按季上学,可以晚来早走,家务重的可以带着弟弟妹妹上课,还在八个生产队里建立四个教学点。自己劳动,办学四年,没有收学生一分钱。贫下中农说:“有这样的学校,这样的老师,我们的后代就不会变颜色了!”

在辽宁省南部山区,有一所新型的农村学校——松树小学。它在贫下中农的培育和管理下,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健康地成长起来了。它象松树一样,巍然挺立,深深地扎根于贫下中农的心中。

贫下中农文化翻身的愿望实现了

松树小学的所在地,营口县建一公社松树大队,有二百三十一户人家,分散在两沟、五岔、一道河的两岸。旧社会,在附近五个大队境内只有一所学校,五十三名学生,其中松树仅有两名,还是地、富子弟。现在全大队三十五岁以上的贫下中农,有百分之七十多是文盲。

解放后,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在离松树大队七、八里外的地方,国家花钱办了一所所谓“正规化”的小学,除了照规定要学费、书费或以勤工俭学为名要烧柴、粮食、大茧等等外,对学生的穿戴也常有过苛要求,使得不少贫下中农子女,因此不能就学。贫下中农指出,这个学校离家远走不得;负担重受不得;学校洋进不得;教师杂信不得。他们气愤地说:“办这样学校,就是不想让我们子女入学。”直到一九六四年这个大队还有百分之四十五以上的适龄儿童没能入学。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的“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和其他有关教育革命的指示传到了松树大队,广大贫下中农听到毛主席“关于社办、队办学校问题,有条件的应该允许办”的指示,无不欢欣鼓舞,决定自己办学。这时却有人说:“庄稼人办学校,纯粹瞎胡闹,一阵风就得吹。”个别干部还在背后拆台。

贫下中农没听这个邪。老贫农李生文说:“毛主席叫咱办学校,咱们一定把它办起来!”大家说:“咱庄稼人就办庄稼学校,我们知道,该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没课堂,处处是课堂,没教师,人人都是教师。”就这样,他们把学校办起来了。现在,已从一九六四年办学时一个班十四名学生,发展到四个年级,七个班,一百五十五名学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适龄儿童入了学。

完全由贫下中农掌权

松树小学从根上就是由贫下中农掌权。当时,在大队党支部领导下,成立了“办学委员会”,现在,在大队革委会领导下,成立了有贫下中农参加的“教育革命委员会”,来掌管学校的“三权”,即人权、文权、财权。

四年来,松树大队的贫下中农是怎样管理学校的呢? 由贫下中农从回乡知识青年中选拔可靠的人做教师。过去,在“正规”学校教师队伍里混进很多坏人,贫下中农曾提过很多意见,但都未得到解决。贫下中农气愤地说:“饲养员都得我们挑选,老师为什么不能选!”所以,他们自己办学的时候,确定教师都是经过广泛讨论,反复考察,必须是成份好、思想好、劳动好、对贫下中农有深厚感情的回乡知识青年。他们说:“把孩子交给自己选的教师,我们放心。”

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教导,打破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制定的条条框框。没有教材,他们就自己编写油印课本,把“毛主席万岁”做为第一课,“八字宪法”、农具名称也编进课本,把旧的统一课本中《孔融让梨》、《小脏手》等封、资、修的黑货统统删去,并增加了毛主席著作课、阶级教育课、生产技术课,实现了毛主席“教材要有地方性”的教导。在教学方法上,他们密切联系实际,学生半天上课,半天劳动,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农忙季节,课程为生产让路。阶级教育课、生产技术课,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让贫下中农占领讲台。教师并经常组织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学生。几年来,只增加班级,未增加教师,教学质量仍然不断提高。教师成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组织者,创造出了一个生动活泼的教学局面。

学校的经费开支、教师报酬,都由贫下中农讨论决定。教师实行工分制,按日记工,与社员同工同酬。贫下中农说:“这样的老师,和我们一个心眼,办起事来也象一家人。”

毛主席最近深刻指出:“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松树大队贫下中农说:“在农村办学,只有我们自己掌大权,才能办得好,要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篡了权,准把我们的学校给办黄了。”

彻底为贫下中农服务

松树大队的民办小学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因而遭到了一小撮走资派的压制、刁难,妄图把它扼杀掉。一些剥削阶级思想严重的人也极力贬低这所学校,说什么“兔子尾巴长不了”,“在这里念书,将来还得爬地垄沟子”,不准他们的子女到这里上学。松树大队的贫下中农坚定地回答说:“这是毛主席叫办的学校,我们培养自己的好后代,和地主、富农走的就是两条路。”一个生产队长也说:“念完书还是为农,这是根本。”

没有教室,社员家的土炕上,生产队的草栏子,铁匠炉旁和树下河边就是教室,没有桌凳,小箱子、花匣子、小板凳、破牛槽、旧条桌就当桌凳。为解决过去那种“孩子小舍不得,孩子大搭不得”的矛盾,使贫下中农子女就近上学,他们因陋就简,分散建点,在八个生产队里建立了四个教学点。

同时,还打破了一切清规戒律,家务重的学生可以带着弟弟妹妹上课,也可以晚来早走,还可以按季上学,入学儿童不受年龄限制。有两个妇女队长为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利用农闲时来上学的。

参加生产劳动是学生的一门基本课。同时,挖药材、采树籽、砍烧柴等各项勤工俭学劳动,也都长期坚持着。四年来他们共拣了六万多斤烧柴,除解决取暖问题外,还支援了生产队,另外又收入二百多元,解决了学校的杂费和学生的学习用品。办学四年,没收学生一分钱,文化大革命前,没花国家一分钱。这就和附近的所谓“正规”学校成了鲜明对比,因而贫下中农自豪地说:“我们这才是延安作风呢!”

新学校里育新人

松树小学培养的学生,热爱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热爱集体,热爱劳动。他们每天到校的第一件事是做“三忠于”活动,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参加劳动。个个都成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经常活跃在田间、街头、住户和生产队。

去年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后发表的最新指示,就是他们挨门逐户地传达到贫下中农那里去的。“七·三”、“七·二四”布告,也是通过他们,达到家喻户晓。他们对刘少奇无比仇恨,批判会上人人上阵,墙壁、树干,处处写满了标语。贫下中农称他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称学校为“大队的宣传部”。松树小学的学生,参加劳动,也是泼泼辣辣,不嫌脏,不怕累。拾粪、拣粮都交给生产队。一个贫农社员对比了他的两个孩子说:“在公办学校的那个,学的东西少,越学越懒。在耕读小学的这个,爱干活、能宣传,学的东西能用上。”一个老贫农说:“有一次,队的地里起了油虫,我叫我的两个女儿都去捋油虫,在公办学校念书的那个说:‘怪脏的,我才不干呢。’在耕读小学念书的这个却干的满欢。真是两种学校,两路门道,往后我要叫她俩都去耕读小学,学习毛泽东思想。”

松树小学成长的过程,也是三名女教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四年来,松树小学的教师紧密地和贫下中农相结合,作出了很大成绩。

贫农女儿徐靖芳,当她第一次走进做为教室的破草栏子,看到了三条腿的高桌时,便想起了自己住过的洋学校,后悔不如下地劳动、挣个“舒心分”算了。这时老贫农李生文主动地给她忆旧社会受压迫、被剥削、没有文化的苦,鼓励她为贫下中农争气。有的贫下中农还给她送来了《为人民服务》等光辉著作。这使她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下定了决心,一辈子为贫下中农服务。几年来,她经常同贫下中农一块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拜贫下中农为师。做到了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她发自内心地说:“贫下中农就是我的好老师。”群众都亲热地叫她“贫下中农的好丫头”。

一九六七年大队曾决定给她们每人补助十三元钱。但她们坚决没要,说:“我们也是社员,要这个钱就是额外的了。”贫下中农高兴地说:“有这样的学校,这样的老师,我们的后代就不会变颜色了!”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发出后,这所学校更加人心所向了。那些在所谓“正规”小学读书的学生,纷纷来到了这所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