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北盟会编/卷059 中华文库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丙辰尽二十九日辛酉

二十四日丙辰，粘罕䧟平阳府，知府——经略使林积仁、都统制刘锐弃城走。

《宣和录》曰：先是义胜军四千人屯平阳，其将刘嗣初领其众，闻粘罕已围太原，宻遣人献平阳圗于粘罕，于正月十九日叛归金人，于是粘罕既破太原，乃进攻汾州，且分兵以寇慈、隰以北诸郡，势甚张，汾州坚守以待救，俄闻朝廷分河东为两路，其隆徳府即为东路经略，平阳府即为西路经略，各命守臣以援汾州。十月初十日，汾州失守，主将张克戬死之，当是时，议者曰：“汾州之南，回牛岭者，险峻如壁，可以控扼。”于是乃命将以守，朝廷又遣刘锐统众驻札平阳，以捍北边，然国用乏竭，仓廪不足，士之守回牛岭者，日给豌豆二升，或陈麦而已，士笑曰：“军食如此，而使我战乎？”贼领锐师以冦回牛岭，贼于山下仰望官兵，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为之奈何？”未敢前进，俄而官军散去，贼乃登焉。十月十四日，贼至平阳，锐领兵遁去，遂䧟平阳，官吏皆缒城而出，自后威胜、隆徳、泽州皆失守矣。

《逢虏记》曰：十月十九日，至平阳府三十四里，见村落间牛畜车乘，居民妇女，官员宅眷，扶老携幼，号呼之声蔽川而下，问所从来，云：“贼破汾西县并灵石县，赵城、霍邑县一带惊移人户，避寇至此。”是日晚，到平阳府，谒平阳府都统制刘锐【仲武之子】，语余李宣抚被召，种安抚河北巡边，种公至郑州，以疾乞致仕，相继差折参谋【名彦质，字仲古，遵正子也】陞宣抚判官，权宣抚使事，李宣抚未至，诸帅及制置司统制官申发边机文字五六日无与决，刘云：“虽被命差充统制，并无人马，汾州副统制张思政人马又不知所在，止有今日统制官李安人马——歩兵一千一百人、马八十馀匹，汾州制置司差往回牛岭把隘，又不属管，万一贼马出没，何以支梧？”余退即谒太守林学士【名积仁，字充美】，某谓林曰：“贼骑次第不久至，殊不为备，何也？”林云：“城上敌楼，今春为背叛归朝官刘嗣初、耿守忠所爇，无军兵、无粮食、无器具，何为可守也？”某谓林曰：“此学士已不作守计？”林曰：“系残破州郡，实不可守。”余云：“既如此，可于南门差官坚守，先遣出妇女老小，留壮人居城中，以省粮食。是时城中尚有七八分人，寇不至即已，万一寇至，旋作处置。”林令虞候请两都监，令开门放出妇女老小，留壮人。

十月初八日至宣抚司，见折宣判，具言九月初三日破太原，有乡兵自太原走出，至孝义县，言城破日，城中尚有万馀人，官员并宅眷、军人、富民，缣帛尽为张孝纯焚了，唯馀金银，张孝纯与其子被执，军民皆癯瘠委顿，宅眷皆投濠河者不知其数。途中又闻金人遣使讲和，某大不然之，“但以此相款，要生奸计尔！所过州县皆相庆，悉已弛备，使司须行下令，严作堤备，仍申奏朝廷”，折宣判云：“某恰亦上心来。”又云：“某所过州县无军马、无粮食、无器械，何可使之守也，使司当契勘，速儧那支拨，应副军前。遇贼又不纳级，及数处有溃散军兵，哨聚作过，如温泉县、汾州回牛岭一带，可速筑堡寨以为篱落。”折公曰：“公近日边上来，尽知仔细。又将家所论甚好，有数事，欲再烦公出。”又曰：“近得㫖，令极力保守平阳府并汾州一带，平阳府今为汾隰等县路帅府，隆徳府今为威胜军泽州等路帅府，怀州主管安抚司使公事。知平阳林积仁不作守计，都统制刘锐是朝廷差来，不用命，可烦公往彼，见林积仁，语以朝廷今日陞平阳为西一路，与一州事体不同，万一失之，是失一帅府，坚不作守计，何也？汾州、平阳分擘军马，应守御次第，可与刘锐商量施行。”札子差余前去平阳府勾当，并照应汾州一带，余具札子，申奏朝廷纳级指挥赏格，毎纳一级，转一资，是时军前遇敌杀获，更不纳级，候边事息日，一例转资，乞支拨军器于阙少州县，乞将统制官并战士，七日一次犒赏，乞召募有武勇使臣并效勇守城，依制置使司请给食粮，乞给旗二面，付某招集溃散军兵，日下分募，支给请受，招集五百人，减二年磨勘，乞差拨军马前去军前应援使唤，乞支降逐州县少阙钱粮。得两日，行下指挥，数内军器更切于见有州军儧那，宣抚司重行应副，降赐库造旗二面，付某招集溃散军兵、武勇使臣并效勇，各计召募十员，名差拨人马。余十月初六日平明辞，晚宿狼车，即发牒遣介往隆徳府，请姚、李二漕理㑹钱粮。初九日晩，至泽州城外马铺安下。初十日早，谒直龙图阁、太守髙世由。三日招集溃散军兵一千三百馀人，悉皆赤露癯瘠，并日下给劵，亲自押赴平阳府，经略安抚使林积仁，具以折公之语白之，林云：“城决不可守！”余云：“今日事体不同，太原已失，此升为帅府，屏捍一路，极力保守，以御前近降处分，甚是丁宁！今漕司与宣抚司亦自极力应副，贼马未至，自家已不作守计，何也？”是时城中有四五分人，余再三白之，林曰：“甚好，来日与都监到城上一观。”余即谒刘都统，言麾下若干兵马，“某近离宣抚司见折宣抚，言连发军马来。”刘云并张思政军马共有万人，差使各处，已自不少。十八日，登城，城周围二十四里，敌楼战棚一百五十馀座，经耿守忠、刘嗣初焚爇之后，更不曽修，毡有五百馀领，但可以挂撘，四门敌楼，以百歩法守之，守城二十四里，合用三万人，城中止有军兵三四千人，余问两都监，答云：“少匠人，阙材植。”余又问：“何不优直，雇招百姓匠人？某昨来行赵城霍邑道中，濒河汾，见官中牌篾抛失于水次者自不少，何不取用？”两都监又云：“盘运费力。”余云：“今若取于赵城、霍邑，事无及矣！城中树木，逐急尽伐以用，如有不足，拆系官空屋舍，并民居空屋，内民居空屋，后来官中修还，并牒施行。”都监又曰：“见官科拨行下诸县应副，至今诸县不为著𦂳。”余对曰：“待牒府，取会弛慢县官职名，立申宣抚司。”至二十四日，申后，谒都统制刘锐，云：“适得回牛岭急报，贼马犯回牛岭。”余云：“都统莫须遣援兵否？”刘云：“统制司见管军马一万馀人，遣四千军、五百匹马往回牛岭把隘，二千军往隰州，见存者四千军、马五百匹，寇至，岂不要接战，守城御敌。”又得府州知州折可求书，来求援兵，书辞恳切，要郝仲连提兵三二千救援府州，已破丰州并二寨，探报得欲来攻府州，极是危急，刘曰：“此处军马见患少，郝仲连自是宣抚司差充平阳府路副统制，本司不敢差，须申禀抚司。”余云：“都统更宜多方擘划措置，事不可缓。”退谒林经略，林云：“今日偶得进奏官报，某落职，与逺小处监当，某已是罪人，只今交割便行。”某云：“经略更承受得何处文字？若止是进奏报，未得朝廷札子，便岂可交割离任？且更细审之。方当边事之际，但恐擅离，朝廷怪讶愈不便。”林云：“恰得闗报，贼马击散回牛岭把隘人，昨夜已到赵城县，次第已过赵城县。”余对云：“昨夜刘统制，方闻贼马在回牛岭，今晚到赵城，其行甚速。”余顾林经略使令辈，问：“此去回牛岭近逺？”云一百九十里，某云：“少顷拜别经略，且行。”林曰：“却往甚处？”某云：“事已毕，且归司。”余退，略饭毕，至使衙，即见林公戎装，索马张盖，余至，即请余，余问经略所出，林云：“适又有闗报，贼马离此三十五里。”余云：“刘统制知否？莫须遣兵把截掩击，不可使向迩。”林云：“恰报刘统制兵出城，复又入城，不知如何，遣人传语问矣，公得行否？”余云：“即今便行。”遂退，才出府衙，趋南门，遣随行人于城北催行李同出城，约两茶间，见市肆往来人云：“贼马已至城下！”斯须，余亲随任忠押行李至，云：“不可出矣！贼马已至北城下。有一人携一卷文字，立濠根叫云打话。”余谓任忠曰：“汝可管押行李，且于矾务寻一安下处。”我自登城，已有酋至城下，约有三四百骑，后面尘头不绝，相继而来，时至酉，约有万骑，立濠根，携文字人云：“大王交我招安你城中官吏军民，有文字在此，将索来，约上城去，我问你懑降也不降？若你懑不降时，大王领人马从绛州掩你懑下来，看走出那里去！”城上人皆不答，又问：“如何不做声？今都来攻打你城也！日已晚，且去也，更与你懑一夜商量，来日恁地时城破也！”贼马遂退，离东北四里札寨，余语刘统制：“贼马既至，请都统速差官分擘地分，催军民守城。”军兵稍有上城者，百姓并本府官吏尽不上城，余语刘统制云：“若林经略不上城，何以率官吏军兵？”刘统制云：“遣人请，不见。”余云：“待某自去请。”跃马至府，衙中悄然，问林经略在否，云已登城，即至城，又不见，到城西问来往军民曽见林经略否，云：“著白布衣，恰自此擦城下去矣！”见两都监、一监务，余语之曰：“三公不要走，可同共守城。”余即下城，于街巷亲率百姓上城，家至户到，呼召非老即小，或妇女辈，壮者悉皆逃避矣！尽率军民，止守御得东南城两壁，馀两壁无人守御，虽有登城者，亦皆乘间擦城逃避，斩十数辈不能禁遏，至侵夜，两壁守城人擦城逃避，十去三四，至四更，巡城去之殆尽。余守南门，至五更，忽随行人报统制官西门出矣，余至西门，统制官已出，至二十五日夜，余亦遂出，行十五里，闻贼兵发鼓掩杀我军，行二十五里，天晓，贼兵追赶，惊移逃避，人户稍截车乘并头畜四百馀，道间居民妇女，扶老携幼，或相离弃，号呼之声，所不忍闻。是日，城中居民以官吏皆走，因以城降。

二十六日戊午，侍御史胡舜陟上言，乞救援中山。

胡舜陟言：“伏见陈亨伯蜡书，其词哀切，首陈真定城破，屠戮生灵，不知㡬万人，虏据髙城，愈难追退，臣读之流涕。窃叹朝廷，何忍其如此？未尝遣一兵一马为援也。李邈三十四状奏陈，略不见报，朝廷岂不惜土地而爱人民，但以与虏讲和，不敢动兵，一何失计之甚也！臣请为陛下言之——古者，列国兵交，使在其间推论利害，释二国之患，是息民而贵和。今虏遣使来，而我使亦往，彼此按兵不动，乃所谓和也；然虏人用兵不已，今日䧟一城，明日破一邑，寻侵而南，有并吞席卷之志，时遣一使邀求宝货，诡辞为顺，使不为备，我之使往，胁之以威，不得吐一语，但依虏人甘言奏闻，而朝廷不察其情伪，便谓和议已定，宣抚司见讲和如此，亦不遣兵救援，真定以至于亡，陈亨伯所以言彼受和议之使，留置寨中，而任意攻取，无人救解，彼何计之得而我何计之失也！今虏悉力中山城下，朝夕必攻城矣，若朝廷又以讲和之故，不令宣抚司应援，必失中山，失中山，则河北诸郡不攻而自下矣！河北下，则京师不可都，而宗庙社稷危矣！陛下何不以宗社为心乎？亨伯又言：‘彼既攻城，杀人放火，而我师援之，理不为曲，朝廷若任诸镇之存亡不复顾恤，则更无可论，若欲保全，伏乞速赐指挥宣抚司，火急遣兵前来！’亨伯之言如此，可谓切矣！陛下若听大臣之论，谓既讲和，不复应援，则非为宗社大计，第恐土地、人心，必两失之，若大臣谓今日无兵，何以为援，臣以为河北之民皆兵也，使诸郡县倾廪库，与民共之，朝廷以好爵縻之，何患人不为用？但系措置何如耳！亨伯乞宣抚司兵自深冀来祁，㑹合马忠兵，宣抚兵击其西，祁兵击其东，中山为内应，则转祸为福，因败成功，其言似亦有理，伏望陛下诏三省枢宻院，日下详酌施行。”

绛州军乱，守臣官吏散走河东。

《逢虏记》曰：十月二十八日，绛州被溃散军兵并本州军兵放火自乱，太守——朝散大夫李弼传，并官吏军民散走，独存市易务官吏，史秉义度不得免，自操枪刀，杀获十数人，遂稍定，是时绛州衙兵为太守抬轿，既行出城，各舍轿而去，复入城中攘夺金银，李守遂歩行至髙乐。绛州仓库有漕司金银、缣帛、粮斛约三百万，河东漕司歳计在此，只童贯平货场匹帛两纲一百六十万，皆被夺去。

《遗史》曰：是日，军乱，守臣李元孺、通判徐昌言，弃城走，军民劫军资库，盖四川一百八纲，尽在绛州下卸，然后河东州军转请，人知富饶，遂致攘取，帑藏为之一空。

二十八日庚申，黄锷除给事中，由海道使金国，先次以礼物等往，因议和。

粘罕至泽州城下。

二十九日辛酉，侍御史胡舜陟上言政事未得其正，宜急正之。

胡舜陟上言〈【旧校云：此疏见程篁墩《新安文献志》】〉：「《春秋传》曰：‘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老氏亦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国家自熙丰间，王韶建开边之说，王安石主其议，遣将用兵，无岁无之，泸南、广南，勤师逺伐，至崇宁以来尤甚，西开青唐，以及夏国，南筑谿洞，以及丹州，西南则建祺祥等州，皆不毛之地，非人之境，而驱赤子蹈锋镝死者，不计其数，生者竭其膏血，凡五十馀年，而又王黼、童贯合谋，以弃契丹百年之好，约金人以墟其国，是以上帝震怒，祸我国家。金寇猖獗，长驱中原，岂非所谓‘弗戢自焚’、‘其事好还’者乎？陛下践祚，适丁斯时，宵旰之劳，未见微效，盖天怒未解，人力岂能胜哉！《书》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臣观今日祖宗寛大之政泯灭而未举，王安石刻急之法为害而未除，法度未得其正也！士大夫之欺罔诞谩，骄奢贪鄙，曽不少悛，风俗未得其正也！事未见功，赏已骤至，及其败事，罚不加焉，赏罚未得其正也！阉官近习，犹执事权，颉颃恣睢，无所忌惮，任用不得其正也！昔之叨冒恩宠者，未加镌削，怀才抱器者，陆沈州县，爵禄未得其正也！昔之侥幸富贵者，一毫不取，火耕水耨者，困于重敛，赋敛未得其正也！数者不改，岂所谓‘正厥事’乎？伏望明诏三省，凡是数者，皆反正之，庶㡬震怒一解，妖气自销。”诏令三省照应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