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 中华文库

同志们！

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现在致书于全体同志的时候，正是很困难危险的时期――伟大的中国革命遇见了极艰巨的折磨。今年四月间蒋介石在上海发端的反革命政策，如今在武汉政府领域之内继续发展而完成。三个月以前，武汉政府曾经宣布蒋介石是革命叛徒，现在呢！ 他自己也学了蒋介石的榜样。反革命如今冒国民党之名，甚至于冒“左派”国民党之名，来摧残工农运动。在武汉领域之内如蒋介石之治下是一样的，他们所用的方法也是差不多的，农民协会被解散被禁止，几百几千的农民运动的指导同志被武汉政府的将领所残杀。农民运动所及的区域，无不受反革命的清乡所蹂躏。工人亦是到处受摧残，他们的武装被解除，他们的工会日益受着压迫或占领，他们的指导者亦被残杀，工会机关之中到处只见军阀豪绅指派来的走狗，压迫受得尤其严重的便是我们的党。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从反革命的军阀一直到被革命吓慌了的小资产阶级。然而他们现在不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蒋介石所领导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人民之公敌，却称共产党为人民之公敌。国民党现在的领袖汪精卫等，卑劣无耻的叛背了国民党的主义及其习性，接受军阀的命令而与共产党破裂。

国民党中央驱逐军队中的共产党党员，我们的党不得不秘密起来，因为反革命派要想完全消灭我们，反革命暂时的得着了胜利，正拿着武装来对付劳动阶级。如果现在所有的工会还没有捣毁净尽，如果工〈农〉运动的革命的指导者还没有完全被杀，如果政府还在宣言保护工农团体，那末，这不过是因为反革命的军阀和国民党的领袖还没有完全集中团聚自己的力量。

我们要知道，如果群众运动不能够起来坚决的反抗，那末，最近期间白色恐怖决不会灭〔减〕弱，只有越发厉害。我们对于国民政府的“尊重”工农，没有丝毫的幻想！这所谓国民政府是什么？他从革命的政权机关变成了资产阶级之反动的执行机关，变成了军阀的工具。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汪精卫之类，见着革命发展便吓慌了，宁可背叛国民党的主义，完全走进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对于资产阶级的反动派，现时还有些用处，因为革命运动的力量没有完全镇压下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利用国民党的这些叛徒，好暂时冒充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的招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其实已经背叛了出卖了革命的国民党之光荣的旗帜。

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汪精卫，孙科等大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既已走到反动方面去，自然不是国民党的代表和领袖，所以一切工人农民都应当知道，最近期间白色恐锋要在汪精卫等叛徒的旗帜之下而实行，而且要一天天的厉害起来，只有广大的劳动群众积极起来反抗，实行革命的斗争，才能夺去篡窃国民党旗帜以实行白色恐怖的叛徒之武器，而扑灭反革命。

现在的情势是反革命派屠杀工农群众，压迫群众运动，捣乱工农团体，所以中央委员会首先要告诉你们的，便是你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中国共产党从群众运动里发展成了伟大的力量，在革命斗争的时期，他的作用是绝对的伟大的，现在我们党的作用是更加要大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历次决议，都说党的政策及党的指导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过去中国革命的进程，大半与本党政策有关系的。将来革命的命运在形势变更之后，更加要靠我们党的政策正确，要看我们党对于形势变更之后的职任之履行如何而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近决议，指出我们党的指导做了极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全党积极的自己批评这些错误而纠正他们。这些错误并不是指各个的偶然的错误而说的，而是说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抛弃这一机会主义的方针，纠正过去的错误，那就不能正确的规定将来的工作，自然更不能进行革命的斗争，以适应当前的艰巨职任。要纠正错误的方针，必须指明是怎样错误的。应当要使各个党员都得着过去的教训。我们党如果不能纠正指导机关的错误，那就一步也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进。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深信本党的生命与力量决不致于怕披露和批评我们的疏忽和缺点，甚至于披露之于我们阶级仇敌之前也无所怕。等共产党的敌人幸灾乐祸好了！让他们去乱叫共产党崩坏好了！这种攻击，是吓不了我们的，我们胜过敌人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的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

我们党有这种伟大的力量，不但因为我们党的阶级性使然，而且因为有群众之奋斗，无产阶级及贫苦农民群众之奋斗作保证――这些群众是我们党的基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上说：“中国共产党英勇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广大的党员群众，艰苦牺牲的在社会下层工农城市贫民之中，实行真正革命的斗争。”我们党的指导机关，却有机会主义的错误，经常的摇动和犹豫，在紧急关头总是没有坚决行动的决心，假的非共产主义的不革命的理论，还有更加不革命的行为，这些情形，不但绝对的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相矛盾，并且和我们党员群众工作相反。

譬如说：上海，广东，湖南本党普通党员群众都有过伟大的奋斗，屡次光荣的总同盟罢工，上海三次工人暴动――最后今年三月的一次得着了胜利。这些都是光荣的历史，不但在中国史上有无上的光荣，而且在世界革命运动史上也是如此。这一页光荣的历史，是上海共产党，――无产阶级所写的。

上海无产阶级在共产党员指导之下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性，革命性，阶级意识的坚决和政治意识的高度，甚至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所不能超越的――那些国里的工人革命运动，差不多都有了几十百年的历史呢。中国共产党可以以上海的共产党群众自豪了，上海工人在蒋介石屠杀之后，虽然受着闻所未闻的压迫，许多最好的指导者（如陈延年，赵世炎及其他同志）被杀，一切运动都压迫到非常秘密的地位，然而仍旧继续着斗争，表现不可摧折的伟大力量。广东的共产党员，领导了铁路工人的暴动以反抗李济琛，领导农民群众的武装暴动，能在五县地方继续抗争至两月之久，真正象勇敢坚决牺牲的革命党人，奋斗到最后一点一滴的可能，――这些共产党员真可以做革命形势中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榜样。湖南同志领导农民运动的斗争，亦是这样光荣的中国历史的一页。农民协会实际上的政权，是共产党员领导而农民协会所创造的，自动没收大地主，分配土地于乡村贫民，解除豪绅团防的武装，创立武装的农民军，严厉的镇压封建的反动分子，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规模，而且会和国民党下层群众结合革命的联盟――而不是机会主义的联盟――最后，组织农民暴动以反抗长沙的反动政权，（这次暴动如果不是中央党部机关在紧急的关头采取可耻的退让政策，无疑的是胜利的。）――这都是湖南共产党员的努力成绩。这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其他各省的共产党员群众，亦是如此。党员群众的行动真正是英勇澈底的革命斗争。这种斗争要忍受很大的牺牲，但是我们党的群众没有怕牺牲的。中国革命之中，他们的奋斗，使我们的党取得伟大的光荣和作用。党的群众是我们的力量之源泉，有他们的帮助，党的指导机关之错误无论如何大，都是很容易纠正的。固然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摇动犹豫，没有坚决行动的能力，这对于中国民众的革命斗争和共产主义的运动大有损失，然而本党有上海，广东，湖南的经验，决不会因指导机关的错误而陷于败亡。本党一定有这个力量，保证今后有正确的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指导。

党的指导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其基础在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了解各阶级在每一革命阶段里的作用，以及共产党的作用，正确些说，是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布尔塞维克的马克斯主义的了解。党的指导每当解决这些革命之根本问题的时候，时常在理论上实践上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及列宁对中国革命的估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在〕这些根本问题上陷于最庸俗的机会主义。

　　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而有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趋势。中国革命尚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时，他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封建制度之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的遗毒。现时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是工人阶级要求解除闻所未闻的压迫制度与奴隶制度之争斗，这种奴隶制度正是帝国主义依据中国封建关系以建立其统治之基础。

如果以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相对立，那么，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简直不是布尔塞维克的。共产国际向来反对这一类的观点，认为是最坏的一种机会主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反对以国民革命的职任与阶级斗争的职任相对立的观点，这一类的观点，在西欧各国的极左派及社会民主派之中都有的，其实这是抛弃中国民权革命中之无产阶级领导权，抛弃领导权而争所谓‘劳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实际上要使无产阶级变成‘民生〔主〕营垒’的尾巴”。中国革命中各种社会阶级的作用是怎样呢？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极大部分是依据于中国经济的落后，依据于农村中的封建关系。

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及政治制度中的封建制度遗毒，是外国资本无限的剥削中国民众之最好的依据。帝国主义维持着地主豪绅及封建式的行政机关，封建阶级又在维持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所以非常之明显的是：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同时就在以全力反对地主豪绅的政权。封建制度破坏，就是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加以严重的致命的打击；而要破坏这一封建制度，又只有用剧烈的土地革命的方法。农民反对地主豪绅及强盗式的政府机关之阶级斗争，是民族的解放运〈动〉之必要条件和不可分离的成份。土地革命愈坚决愈剧烈，农民群众加入斗争的愈多，歼灭地主豪绅的统治愈严厉――则国民运动的规模愈广大，国民运动的胜利愈巩固。

　　从别一方面观查，外国资本在经济上勾结一部分城市资产阶级（买办）。这一部分资产阶级利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之保存与扩大。

　　至于所谓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呢？那么，他们是受外国资本的竞争而为其所排挤的一部分中国资本，因此，他〈们〉被逼对于帝国主义实行经济斗争。

　　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曾经参加中国的革命，甚至于有一时期曾经做这一运动的领袖。然而迅速发展的工人阶级及农民群众运动，提出革命的阶级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又大大的发展，这些情形，使民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的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政策上的变改，以蒋介石在上海的屠杀而著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今年四月间既受革命运动伟大的规模之恐吓，就要去和帝国主义妥协，他如今和买办阶级，封建大地主相象，将要成为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统治之支柱。正因为这种情形，更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力争自己真正的阶级要求的斗争，变成民族解放革命所必须的条件。

　　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免的使他与帝国主义接触而引起最坚决的冲突，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足以掘断帝国主义经济力量之根源。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程度之低，真是闻所未闻，这种情形保证了外国资本在中国取得非常之高的利润。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可以掘断帝国主义压迫所依据的支柱。中国工人阶级，则因客观状况的关系，是力争中国民族解决〔放〕之最澈底最坚决最不妥协的阶级。此种情形使中国无产阶级应得民族解放运动中之领导权。可是中国无产阶级要履行自己解放中国民族的使命，只有随着力争自己的阶级要求之争斗的发展，就是对外国资本及中国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展而日益实现这个使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议决案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承认中国的民族解放革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已经‘完了’，仿佛在上海屠杀之后已经开始了别一种工农的阶级革命――这是不对的”。中国革命现时的危机及各种社会阶级力量离合的现势，表明并且证明：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斗争之中；澈底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但不会和工农群众〈斗争〉的开展，或土地革命的要求相冲突，而且能直接发展广大的下层民众的群众运动。

　　谁要民族解放革命得到胜利，谁要中国完全脱离外国的压迫，他便应当促进并扩大激厉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他便应当赞助社会斗争，使之进于全体平民革命之新方式。

　　至于小资产阶级，则除去少数的反动成份，与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相勾结的成份，其余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亦因自己客观状况的关系都利于革命的阶级运动之胜利，利于城市工人乡村农民之胜利，，自然更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然而小资产阶级必然是动摇犹豫，徘徊于互相斗争的阶级及革命与反革命之间。这种犹豫与动摇，往往对于革命斗争的出路有举足轻重的力量。

　　但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犹豫的程度，大部分由于革命阶级运动的力量而决定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愈坚决愈剧烈，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愈革命，则小资产阶级愈能转而左倾，愈能站到革命战线上来，反之，如果革命的阶级及共产党自己也表现动摇不澈底不坚定，则小资产阶级愈加倾向于有产阶级的营垒，反革命的营垒。无产阶级的先锋，除自己的坚定与果决外，没有更真实的领导小资产阶级的方法。

　　列宁屡次的说过：“谁要帮助摇动犹豫的入，他自己便应当开始就不摇动不犹豫”。我们应当记着：社会之中既然发生了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便无论如何不能有自己的独立的政策；他或者和资产阶级同道，或者和无产阶级同道。无产阶级应当明了小资产阶级的摇动是不可免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自己应有坚决的政策，去以革命的方法解决当前的问题。

　　凡此一切，都是对于中国革命中各种动力的估量，足以确定共产党的革命的策略的。然而我们党的指导，在理论上，尤其是实际上，刚刚对于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力量之估量，有一个相反的观点。这就预定了党的指导之机会主义的动摇犹豫政策。中央完全象孟塞维克派似的，将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相对立，仿佛认为阶级斗争的开展，足以破坏国民革命，而要想叫全党及工人阶级农民都自己来限制阶级的要求，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地主不用革命的斗争方法。中央在六月十九日的发给上海的信，对于上海斗争的指令说：“中国革命主要特性之一，是反帝国主义。……现在几月忽略反帝工作”。仿佛专注意于进攻封建制度，而得不到好的结果。中央骂共产党员走得太远了，要叫本党所领导的革命的农民往后退。这一指令里又说：“一方面反帝国主义运动消沉下去，别方面工农运动发展到最高限度，至少小资产阶级看来是如此。单调的去武装工农没收土地，高叫非资本主义前途等等口号，使小资产阶级怀疑C. P. 快要革国民党的命，要进行阶级革命，而不是国民革命”。这样，中央那时认为阶级斗争是一事，国民革命又是一事。这一通信里还说：“小资产阶级看不见没收土地是国民革命的必要前提，以为只有共产党要没收土地，实行十月革命似的革命，以增加工农的力量。因此，小资产阶级不能不提出这种问题，不能不要求限制工农运动，甚至于与共产党破裂。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能不能完全接受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呢？如果这样，那就是取消我们的力量，抛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投降蒋介石。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前途。然而能否硬要没收土地，武装工农呢? 这个结果，就要立刻破裂而消灭革命的根据地。如果我们不能用相当的方法渡过这种困难，那就是资产阶级胜利。我们应不应当抛弃没收土地武装工农的政策呢？这当然不好。譬如湖南反许的问题，我们已经决定领导农民自动的没收土地，武装起来。这是独立的政策。但是这种政策太危险了。假使我们完全独立的干起来，那么，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就要破裂。固然这是光荣的失败，但是破裂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应当找新的道路。经过新的道路来渡过现在所遇的危机与困难，使革命深入广出，而得到最后的胜利”。这一指令的结论是：中央叫上海的党部“不要看着国民党运动完全是工人问题”，而要到各阶级中去宣传反对帝国主义；这是说去宣传上海资产阶级，就是实行蒋介石四月十二屠杀的资产阶级，转向帝国主义求妥协的资产阶级。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不革命的非共产主义的方针，足见中央指导机关对于革命的根本问题，对于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性质问题的见解都是错误的。

　　中央在这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者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反映。整个儿的革命策略，都是本末例置。中央的这种方针，完全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决议不符，完全和党员群众工人阶级及革命的农民之斗争不符。

　　谁要替这种机会主义辩护，或者主张继续这种机会主义，他便永久和共产主义离别了！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就是无产阶级中最先进，最革命，阶级觉悟最高的一部分。共产党的工作，应当永久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发出，要求以革命的方法变更全社会的组织。共产党既然以工人阶级利益为最重要的前提，同时，亦要提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时期中客观上可能解决的要求，在这一革命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改革的轨道上去的时期中，都是如此。共产党主要任务之一，便是组织工人群众而指导他们的斗争，坚决的力争增高生活程度，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争得绝无束缚的工人组织及阶级的工会之完全自由，争得无所限制的罢工权，努力反抗以至消灭工人无权无利的奴隶状况。

这种要求工人阶级都可以在民权革命之中提出，但是必须用无产阶级群众的独立斗争。共产党应当发展扩大并激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应当每次领导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共产国际屡次命令中国共产党，要我们力争增进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坚决的要求改良工厂生活，提高工人的社会生活，激急的取消一切压迫工人的法律，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认识自己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同时共产国际指出必须迅速勇敢坚决的实行武装工人农民，首先是其中最觉悟最有组识的成份。这一政策国际是认为万分必要的。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和各地工业区工人群众自己的斗争是相应的，和本党党员群众的斗争亦是相符合的。然而本党指导机关却是走的别条路。他只在阻止缓和阶级斗争及工人的革命行动。中央不去开展推动罢工运动，却同着国民党领袖规定强制的仲裁办法，而且最终决定之权属于政府。在各阶级联盟的政府之下，起先一时期，这一政府而且正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却定出如此的策略，这在客观上不是为工人的利益，实是为资本家的利益，实在大大的阻碍了工人运动。那时国民党中央有禁止不得政府同意之外国企业中之罢工之决议，又有要工会不为工人要求而斗争，却要守劳动纪律的决议，我们中央并没有反对。中央那时以为限制些工人运动，可以保存和资产阶级的联盟，而没有懂得我们不坚决的拥护工人利益，只有使小资产阶级更加右倾。中央想尽方法限制工人的经济斗争，限制他们直接的为自己阶级利益而斗争，其实这种要求不能实现，便永世也说不到工农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中央那时规定这种策略，实是因为对于与小资产阶级联盟的观念是错误的，对于国民革命之利益的观念也是错误的。自然爆发而发展的工人运动，自下而上建立了强大的工会，完全在共产党员影响之下，并且发生了武装工人纠察队，及广大的劳动童子团等等。工人阶级自己觉得有些力量，便直接起来反抗资本家，面资本家早已反革命，对于生产则怠工，故意造成工业的危机金融的紊乱。只要工会逮捕几个厂主店东，一般资产阶级便大叫其“过火”，于是不但小资产阶级的智识份子跟着乱叫，而且那时本党中央也跟着这样承认。中央有些文件之中，坚决说“过火”怎样不好。中央竭力的解说给工人听，不应当占领工厂，即使工厂主的故意闭厂，也不应当；说不可以封店，即使店东故意抬高物价，也不可以；又说决不该自由逮捕，即使那些人显然是反革命党，也是不该。

潮流似的，工人阶级向着真正工农民权独裁制进行，中央都〔却〕尽力阻止工人运动走上这条革命的路。

中央不但没有设法武装工人，他反而一遇见资产阶级方面的小不满意，立刻便自动的解除武装，解散汉口工人纠察队。为保存与小资产阶级联盟起见，中央便下命令解散劳动童子团。

国民党下命令叫工人严守革命纪律，还要工会去执行，违法者交政府管理。工会只准处罚工人。我们中央对于这个命令，一句话也没有提出抗议，湖北省总工会接受这个命令，中央亦加以默认。中央对于工人阶级表现的独立性，每次都说是“过火”或“幼稚”，没有注意自己所说的话实在是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的话。

党的指导机关的错误策略，不但是在工人的经济斗争上是如此，而且关于工人的政治行动，亦复如此。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是有很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但是，这不但不是经过党的指导机关而实行的，并且中央在事后还说这是不对的。最近中央曾经倾向于自动取消上海秘密工会，而使他们加入蒋介石的黄色工会。对于群众的惧怕，不信任群众的力量，——在党内问题里也是如此。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智识份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的要求之后，方才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智识阶级。当要办党校的时候，中央非常坚决的要使工人份子减少些，说中国工人文化太低，政治意识不发达不觉悟。然而事实上譬如上海工入，其政治意识比党的指导机关高得多。我们党和这种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澈的机会主义，必须断绝关系永不沾染。

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共产国际特别说明这一问题不止一次了，这许多时候，共产国际曾经给我们中国党明显清楚的指示，指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亦就是继续以前的指示，这一决议说：“要引进群众来斗争，只有在农村中依据土地革命，城市中依据工人阶级需要之满足及其政治权利的保障，坚决取消富豪的田租，分配土地，没收地主官僚寺院等一切土地，禁止苛约，取消贫农所欠重利盘剥者的债务，［减］坚〈决〉的要求减税，而使富人多负税捐的责任；这些要求应当实行之于全中国，首先是武汉政府领域之内。这些要求应当可以引起群众反对地主及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并及于北方军阀。”“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没收土地及土地国有，——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的内容。现时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几千百万农民自己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问题，而共产党则应做这一运动的领袖，而指导这一运动，并且共产党应当在政府之中实行一种政策，使政府自已赞助土地革命之发展的政策。只有如此，方能将现时政府变成工农运动的组织上政治上的中心；变成工农独裁的机关。”

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工作，恰好和这种革命方针绝对相反，湖南农民运动发展成了强有力的土地革命，其他各省亦有极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反对豪绅地主。然而这都不能算是中央所提示指令的，乃是违背中央的指示指令而做出来的。总之，只有自下而上的运动，各地农民运动只有下级党部和党员群众领导着，中央只是时时刻刻阻滞革命的农民运动，甚至于拉他向后转。党的指导机关，一直没有注意中国革命中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第五次大会之前，党的指导机关对于土地问题只有绝少的注意，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汉口开中央特别会议，提都没有提及本党对于土地问题的态度，虽然这一会议是北伐胜利后决定党的任务的重要会议。各省历次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时，本党亦没有规定自己对于土地的政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及一九二七年一〔二〕月江西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直到今年三月湖北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1〕方才提出这一问题。

当第五次大会时，虽然土地问题的议决案通过了，但是党的领袖陈独秀，谭平山同志，却说现在只要扩大而暂时不能深入革命，所以没收土地还要等一等。

国民党中央的土地委员会开了三个礼拜，以谭平出为领袖的共产党员在这委员会里改变了自己的主张四次，都是看着国民党代表是否接受而改变的。最后拟出了一个草案，只在原则上定出解决土地问题而不求力〔立〕即实行解决，等到国民党中央决定不公布这一议决案，共产党员之中没有一个人抗议的。

共产党湖南省（第六次）省委扩大会议，甚至于决定：凡田租超过收入百分之五十者始行要求减租，——这个时候，正时〔是〕湖南农民开始积极的斗争，甚至于已经实行分地的时候！我党指导机关口头上承认某几种错误，然而始终继续阻滞土地革命的方针到底。我们党实际上是跟着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领袖，尽力的在那里反对农民运动中的“过火”。

党的指导机关的方针，客观上是反对土地革命的方针，六月一日中央宣传部通告说：“我们应当记着，我们党对于农民的政策是坚决的实行制止反对小地主革命军人小资产阶级的过火行动”。六月十四日的通告又说：“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回题，已经引起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甚至于有一种论调，说武汉境内的过火行为，是蒋介石奸细所做的，——这简直是跟着武汉军阀说话，因为他们也说这些过火行为是蒋介石的奸细做的，共产党指导者也居然这样替压迫农民运动的人辩护。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说：“蒋介石及土豪劣绅利用少数农民侵犯军入家属的事，专事挑拨离间。他们故为左倾之宣传，而后再从而压迫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负责指导者之一曾经说：“有些过火行动，亦许是反革命派故意挑拨出来的”。他还说：“自由逮捕使小资产阶级发颤不安，他们觉得仿佛国民政府做了共产党的俘虏了，他们这种感想，必须使之消灭”。

如此说来，伟大的湖南农民暴动不但惊吓了资产阶级地主军阀，甚至于惊吓了共产党的指导者。那时正是各地共产党群众力争这个运动的发展，勇敢牺牲的精神非常之可贵。然而中央受着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对于农民政权问题，中央的政策也是非常之机会主义的，不去考察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引出相当的结论来，却想只靠着死板的组织乡村自治的系统表——既不合实际生活，又有害于革命。其实自然的潮流已经将革命政权交付了农民协会，发动了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及减租的运动，解除民团豪绅的武装，惩治乡村中的反革命派。

党的中央不去赞助并发展这一革命政权的方式，反而同着国民党中央提出死板的组织乡村自治。这乡村自治的意识是怎样呢？只要看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是怎祥就可以知道了，——这一训令上说：“建立乡村自治以巩固农民之胜利而消灭乡村中之无政府状态”。

中央坚决反对分地，反对均分财产，自由罚款及逮捕土豪。五月廿五日中央便说：“贫农的幼稚行为，使小资产阶级离开我们……”，中央虽不敢公开反对没收土地，然而实行上却是取消这一口号。五月廿五日的决议上说：“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固然不能根本放弃第五次大会所决定的政纲，但我们须知道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的宣传时期，并且必须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一乡村政权问题，因此，我们即须：

• （一）扩大土地问题在各方面之宣传，尤其是在军队中；
• （二）着手建立乡村自治政权及县自治政权，……”如果将这一决议和中央没有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并且坚决反对分地之事实并在一块儿看，那么，中央反对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方针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一种策略对于湖南政变中本党的行动，有异常之恶劣的影响。长沙事变之后，因湖南共产党员的建议，征调农军进攻长沙的反革命。如果农民的武装进攻，不受党的指导机关之儒弱犹豫的阻滞，那么，一个长沙城被十万农军所包围，并不是不容易打下来的。最后的几分钟，正当进攻长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湖南党部的指导者，下了一个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说武装进攻长沙可以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应当等一等中央的训令。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说应当等一等再进攻，先团结些力量，等国民政府来解决。停止进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农军。大多数农军因此而退却，只有二大队偶然没有接到这一命令，居然扑城攻打反革命派，经过坚决的奋斗，方始因为众寡不敌而退却。这一总败退的结果，就是反革命大奏凯歌，后来弄到几日全省的大反动。中央在农民暴动的关头，表现这样没有争斗的决心，简直是等于出卖革命，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辩护的，的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中央何以决定停止暴动呢？只要看五月二十六日的决议案：“现时本党的职任既不是推翻他们（仇敌），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路，要找这中间的路，现时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职任是等候时机，保存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中央表现如此可耻的无决心，实际上不是帮助农民运动等候时机，乃是帮助反革命的长沙叛徒等候时机。长沙事变时，中央的投降政策到了如何的地方，只要看当时决定赞助唐生智来电的主张。中央总说唐生智的好话，引起许多幻想，仿佛长沙事变是违反唐生智的志愿的。中央虽然有时在口头上提出对于长沙摧残工农团体的抗议，并要求惩办反革命的叛徒，然而中央在实行上的动摇犹豫，完全帮了湖南政变的反革命派巩固政权。

这种败亡的失策，应当给我们以严重的教训。中央对于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竞如此之深远，甚至于弄到所有紧急关头的指导与指示，都带着有背叛群众运动的性质。

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的代表谭平山的行为，亦是如此之可耻，农政部坚决的拒绝赞助土地革命，想使农民运动就范，走上资产阶级式改良主义的道路。农政部五月里出了一个布告说：“必须纠正农民之幼稚行为，尤其不能不惩办佚出轨范而侵害多数农民之份子……至于与反革命奋斗，惩办土豪劣绅，则须以合法的手续进行，遵照党及政府之训令规章，即须交付正式官厅，不得自由行动”。——这一布告及一切农政部的行为，最足以表现本党当时对于土地问题之不革命的妥协方针。如果全党都照着这种方针的精神去行动，那么，我们的党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是革命的了。幸而党员群众下级党部的实际工作，完全和中央这种方针相反，所以虽然上面竭力在那里阻滞这些工作，我们党始终能保证对于农民群众有正确的指导。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指导政策亦是遭了同样妥协主义错误铁束〔链〕的束缚。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此问题的理论与实际决不如共产国际之指示及党的下层机关之活动相似。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应取的态度，在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上有详细的规定，但在此决议中的那些指令早已在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以前给过中国共产党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之观点，曾经向中国共产党有过完善的通知，但我们中央在实际上的动作恰与国际的方针相背，这是证明党的指导如何深远的在那里执行自己的妥协路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有底下的决议：“中国共产党要能担负起他的任务，只有他自己能做工人阶级的先锋，保有自己的政治面貌，就与最左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的政治面貌都要有区别。

共产党在任何政治环境中不能与其他任何政治组织相混同。他应是独立的力量，他是一国之内的特别阶级，即无产阶级最澈底最革命的阶级组织。因此，共产党对于宣传自己的观点，在自己旗帜下动员群众的工作，决不能自己束缚起来；他不应当放弃批评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民权派的动摇不定的权利。只有这种批评才能推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左倾，并巩固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之领导权。

在现在的局面中，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不在国民党之内取得领导权，而打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

共产国际执委认为，由勇敢的坚决的发展群众运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应当勇敢的坚决的去变国民党为真正包含城市与农村劳动群众的组织。

共产国际中央认为，国民党当前的任务，须要有适合他们的组织形式。必须更向多与群众接近的路线上去，尽可能的赶快改组，使广大的工农与手工业者到国民党的队伍中来，工农兵士与手工业者的组织，实行团体的加入（工会，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手工业者的储蓄组织〔2〕，兵士的组织，农军，红枪会 ——除去反革命成份——工入纠察队等〉，国民党地方与中央机关应完全实行选举制等等。

只有此等坚决的去发展国民党，使他成为真正广大的，真正选举的，真正群众的，真正德谟克拉西的组织，才能创造发展中国民权革命之巩固与胜利的前途。

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对抗国民党左派一部动摇分子之不可免的可能的退出（譬如广东的事情），才能最大限度反对那些背叛的军官。共产党应即时暴露与蒋介石或帝国主义妥协的种种动摇政策，并即定出适当的宣传煽动及组织的具体办法。

中国共产党应保持与发展自己党的组织，增加对于国民党工作的影响。他要能担负起此等任务，则必须完全认识自己无产阶级的立场，自己政治思想之固定，自己组织之努力与巩固，并吸收工人党员参加党的指导，提高党在广大的工农群众中的影响，并发展党在群众中的威权”。

在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央所有的活动，简直和国际议决案上明明白白指出来的路线相反。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对于那些革命的主要问题，如工人问题，土地革命问题，对资产阶级关系问题及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问题，所取的立场，实际上说既如国民党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一样，则他当然不能保障共产党自己独立的面貌之任务。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亦与国民党的指导犯了同样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以致于不是共产党指导国民党，而是国民党的上层分子完全在政治上俘虏了共产党的指导者。假使说共产党还没有完全失掉自己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面貌，则是因为他自己的下层组织与党的群众的功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方面，可算尽可能的做了与国民党“左派”指导完全同化的工作。

在大多数省分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革命工作真正在国民党中达到领导的影响，而中央却反对这些组织。在中央五月通过的关于国民党联席会议的议决案（国民党工作大纲）〔3〕上说：“共产党员在联席会议，应讨论各种主要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但是这些具体的建议，不应根据我党的最大要求，而应注意到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的利益，与团结国民党的左派”。从这个中央的决议中，可以得到的结论是：

• 一、“共产党的最大要求”，与民族运动发展的利益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不相容，互相冲突的两方面。

• 二、共产党的“具体建议”不应当建筑在他的“最大要求”，就是说在革命的现阶段上不适用共产党的政纲，策略与一般的政治路线。

• 三、民族革命运动与国民党左派，只有在共产党放弃自已的“最大要求”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共产党对于国民党运动的正确策略之篡改，恐莫此为甚罢！

再此议决案上又说：“在国民党报馆服务的党员，不应当使此等报纸变为共产党的报纸，而应照国民党决议的精神去工作”。这岂不是放弃共产党独立政策与政治路线之表示，岂不是完全服从国民党的指导！

共产党的这种“服从作用，甚至于他的领袖正式承认，还以为这是很正确很适合革命利益的呢。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党团作用（如联席会议之上）实际上已经被国民党的指导者所完全取消。在某一次国共中央联席会议上，汪精卫说：只有国民党中央有认可与公布通过的议决案之权，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的答复，竟同意于这种办法。共产党领袖亦有这样说的：一方面固然共产党员不应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但在别方面则又不能保持百分之一百的独立，因为我们现在还须与国民党联合。有了这种根本修改革命的多数主义策略基础的妥协办法，还要装出庄然的样子说，这是实际的“共产主义”的政策。共产党的领袖简直没有想过政治上的独立，那么，对于国民党的动摇不澈底半途而废的骑墙政策，实际上当然不会有什么批评。共产国际所要求的澈底激烈的公开的批评，当然更不用说了。对此最明显的，就是中央在党整个公开的时期中，都没有打算出版一份党的日报（虽国际之多次的督促）。中央关心的不是这些事，而是怎样使共产党员不在国民党报上发表共产主义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中央不看见国民党群众，永远没有打算过与他们接近，而只看见领袖。

对于领袖作用的估计过分而估计群众作用太不足的流弊，可以从党对于许多主要问题的估量看得出来。总是想着应当看某某领袖对此的态度如何，应当使其中立，但不是说工人农民群众，对此的态度如何。譬如为要使李济琛在广东中立，所以把改选国民党市党部的口号取消；为要使汪精卫中立，所以把国民党中央的土地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四月）对于土地问题的建议取消；为要使唐生智中立，所以也不坚决的去反对湖南的叛徒；为要使朱培德中立，所以当他驱逐共产党的时候，亦不提出免他的职的口号。所有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由“左派”领袖之愿欲来确定的，而“左派”领袖之愿欲，就是武汉军阀的要求。因为“左派，要求共产党人到东部去工作，而中央要停开第五次大会，或如中央一向赞成北伐，但当“左派，决定东征，则中央也马上通过那样的议决，虽然以前中央坚决的反对国际代表不主张向北去的建议。在其他许多的重要问题，都是如此。

这个空前的妥协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是系于一个总的理论。最近几月来中央行动的总出发点（特别在夏斗寅叛变起）就是所谓现时必须退让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确信，并且还要使全党及受我党指导的群众也确信下列的理论：共产党及跟他革命的工人与农民，已经走得“太远”了！在现〔现在〕必须让步来挽救与国民党的联合。当土地革命刚刚开始发展，当工农的群众运动刚刚走入大道，并且群众自己想到武装自卫的组织，正须要共产党的积极参加，使革命前进并巩固与［与］国民党群众之实际联合，筑下坚固的革命基础的时期，而共产党的指导只是说要退步，要退步，以为这样就可以营救自己在国民党的状况，创造了整个退让的理论。但可惜这不仅是一个理论，而且还要步步实现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日常工作：拒绝土地革命，为着所谓“过火”，赞成成批的解散工农的组织，以同样的口实去解散劳动童子团。在湖南问题的胆怯政策与最后好听的自动解除武汉的纠察队，所有这些都是最近几日〔月〕内中央所指导的整个的退让投降政策之一部分。

这条退让投降的道路进〔集〕大成于七月卅号〔4〕中央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5〕，现在抽几条出来看看：

四、中国国民党既然是反帝国主义之工农及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

五、国民党中的C．P．分子虽然参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只以国民党员资格参加，不是以C．P．党员资格参加，两党联席会议，只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而不是两党会议公开执行形式，这件事多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现时参加政府工作之C．P．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

六、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及中央会议之决议案及国民政府公布之法令，但国民党员亦应该依据党的议决案及政府之法令保护工农群众之组织自由及利益。

七、依照国民党党义得武装工农，但工农武装队均须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之武装纠察队，如因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可减少或编入军队。

八、工会及工人纠察队不得党部或政府之许可不得执行司法行政权〈如〉捕人审判及巡逻市街等事。

九、店员工会应即由党部会同省总工会派员改组，店员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过店东的经济能力以上，工会不得干涉店东的用人权，管理权，更不能侮辱店东如逮捕罚款戴高帽子等事。

十、童子团执行警察职务如捕人干涉行人等事，应严行禁止。

这已不仅是机会主义与妥协了，这简直客观上是十足的取消派，不仅完全放弃共产党的独立，并且取消了一般革命群众运动之存在！把所有的群众运动完全交给国民党资产阶级领袖去监督，并且是自动的交出来，还要说这是“照例”。——这不是客观上对于群众运动出卖，对于革命变节是什么呢？

共产党领袖所认识的与国民党联合的方法是这样的！这种认识是毫无半点共产主义政策的意味，列宁认为共产党员可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联合，协商，但只在保持共产党的宣传，煽动与政治活动之完全自由的必要条件之下才可以的。列宁说：没有这种条件自然不能与之联合，否则便是变叛。客观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于国民党的策略是对革命与共产主义变节的，列宁对于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时常说：“要注意‘友军’如同注意敌人一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则认为应当把中国革命的命运交给工农运动很明显的敌人！

党应当在过去指导的错误中学习。党应当明了，他的力量与他的将来，建筑在工农群众的身上，在他们的力量与他们的组织上面。党应当明白以后还是要与国民党联合，但是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与他的下层群众，与他的劳动群众的党员，与他的下层的组织联合，那种与武汉国民党中央领袖联合的路，已经走不通。谁能公开的反对此中央是国民党的叛徒，这些叛徒之中谁配称国民党的左派！最后，与我们联盟的左派国民党及其领袖之执行革命政策的程度如何，要看我们党依据于武装工农组织等的实现力量如何，并且要我们自己党的政策停止动摇，而领导群众去督促其领袖，方能确定。所谓与左派联盟，实是与革命小资产阶级联盟，我们党应当首先注目于下层群众，如智识阶级，手工工人，店员等，赞助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而时时记着一切和小资产阶级上层领袖的联络，大都是靠不住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

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于国民党政策之不正确，与违背共产主义，在其参加政府委员的同志行动上与党对于参加政府的整个方针中，充分的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此问题的立场，亦如其他许多革命的主要问题一样的，和国际的方针及初步的共产主义政策，都发生冲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共产党员参加武汉政府的决议是这样说的：“共产国际中央认为，共产党应当很坚决的在中央与地方政府机关中工作，同时要批评自己的同盟者之不坚决，就是最接近的同盟者，也要批评；并且要保证政府政策之正确。

共产国际执委特别叫中国共产党注意：现时革命政府与民众之密切的连系是十二分必要，只有在这种密切连系的基础上，才能经过国民党而实行这一政策，只有建筑在群众上的方针，才能渐渐的巩固革命政府的政权，及其为革命之组织中心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巩固武汉政府的这种影响。不能实现这种任务，不能发展群众运动，没有土地革命及坚决改善工人阶级的要求，没有使国民党变为真正劳动群众的广大组织，没有继续的巩固工会与发展共产党，武汉政府没有与群众发生密切的关系，那就不能使中国革命得到胜利的实现。

共产国际中央认为只有这种政策才能证实共产党员之参加政府。若无此条件而参加，则就带有上层的勾结，与政客的结交性质，而他们必须为实际的生活与伟大的阶级斗争之进展所摈弃。要时常的使政府工作与群众中的工作相连系，实是中国共产党必要的任务”。 这就是共产国际对于政府回题向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党员的总长做了些什么？看事实：

共产党员在得到委命后两月才开始组织自己的部务。农政部长谭平山（共产党员）就职典礼时的演说，除批评他是可耻的外，没有别的话说；他对于土地革命，没收土地，消灭豪绅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政权，都默然无一言；他却说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改良农村状况”，反对“过火，的话。谭平山就职后，马上就发表对农民的训令，禁止农民反对豪绅的“妄动”，违反之则“严罚”。

农政部及劳工部与其他官僚机关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此数月［月］内，他们并没有公布一个减轻工农痛苦状况的法律。没有一个改变城市与乡村中剥削的法律及改良经济关系的法案是公布的（劳动法草案，减租草案，农村自治法等），有些并且没有预备向政府提出。这些总长的共产党员的工作，照国际的决议案应是聚集自己的力量来与群众连系，来维持群众运动，但实际上则成了最滥的资产阶级官僚的统治，只是在群众面前消失共产党的面貌。我们没有一个革命的建议，对于武汉政府包蔽反革命之种〈种〉错误也没有一点批评。特别是农政部长的政策，除了说他是反对农民的政策孟塞维克的政策，简直没有别的合适的名称。土地问题应是农政部顶主要的问题，但是完全把他忘却，甚至农政部发到各省的调查表，竟无一关于土地关系的问题。谭平出同志上任后，第一件事实，就要打算“镇压”湖南的农民运动。对此，中央是赞成的，并且还要他到湖南去做出征的领袖，实行恢复“秩序”的任务。这次出征已经成行，但尚未至目的地，而长沙已发生反革命的叛变，这些叛变很敏捷的很澈底的实现了谭平山同志所领袖的出征之任务。

当谭平山同志结束他那不光荣的总长任务时，还来个长期请假的退出，重新又丢党的脸一次，当反革命渐渐在武汉国民政府境域内巩固，当国民党内正在酝酿了不要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趋向，如此才可自由的完全压迫工农运动而与蒋介石及反革命军官妥协；谭平山同志却很愿意去迎合反动军官与胆怯的国民党领袖之希望。他脱身的办法是借口于理想的病症，来实行他的长假。并且他的请假是事先与汪精卫商量，然后再与中央讨论，但中央不仅不反对这种行动，而反完全同意这种计划。因为在七月三号中央会议上通过的十一条中有说：为“避免纠纷”，同意于临时退出，这是所谓革命的政策！

谭平山既因“病”而请了长假，但还不够，还要说“因政局困难，不能纳农运于正轨”。共产党总长在最负责任的时期中，由战场上述脱还不够，而且重新还要向农民进攻一次。每人都应当问一问，从这几句话里得到些什么结论：一、农民运动是走上不正的路了；二、只有武力能纠正他，因为共产党员的总长有了共产党的群众组织的完全威权，尚还不能“纳入正轨”呢！这是直接承认许克祥之在湖南，夏斗寅之在湖北的动作；这简直是直接号召反革命！他的代表毫不受处罚的在政府内做了这些顽意，莫非这还不是共产党的耻辱？但是中央对于谭平山的声明，没有发表过一句话。本来他亦无从反对起，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政策。

共产国际主张中国共产党参加武汉政府，是为要更左的去推动此政府到革命的路上去，是为要消灭所有的反革命成份，并经过坚决的实际的革命斗争去得到广大群众的赞助，变武汉政府为工农民权独裁。中央对此问题的革命提案，完全不了解，他变共产党参加政府为资产阶级改良的总长主义。这与多数派主张共产党员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一九O五年）的见解，相去不知多远！在一九○五年，当时俄国亦是同样的民权革命的任务，亦有无产阶级政党参加革命政府之要求——亦是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列宁对此，在其《两个策略》的小册子中说：“我们应当指出此政府的行动政纲，适合过渡的历史时期之客观条件与无产阶级之德谟克拉西的任务。这个政纲就是本党的最低限度的全部党纲，是在现有的社会经济的关系之基础上，最近尽可实行的政治经济改造的政纲，这是一方面；别方面就为往下的进行到实现社会主义……。

可以有人反对说：临时政府，因为他是临时的，所以他不能执行尚未得到全体人民同意的积极政纲；可是这种论调，只有反动的诡辩派及帝制党才会提出来反对我们。因为如果不执行什么政纲，那就是让腐败的封建专制的农奴制度继续存在。对于这种制度，只有背叛革命事业的叛徒政府才能容忍。无论如何我们应当由下的去影响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为要求由下的来实行督促政府，就应武装起来……。武装督促的目的——是为保持巩固并发展革命的‘胜利’，这些胜利，从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上看来，是在实现我们最低限度党纲之内的。

临时革命政府是为革命赶快得到胜〈利〉的斗争机关，是为赶快的揭发反革命的企图，而并不是实现一般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之机关……。

这种胜利就将是专政，就是他必须要依靠武力武装的群众暴动，而不是那些由和平方法得来的‘公开’机关。因为要实现无产阶级及农民所赶快急须的改革，必定引起地主与大资产阶级之残酷的抵抗，所以只有用专政来对付……没有专政便不能破坏此抵抗与击破反革命之企图”。

武汉政府现在亦变为专政的机关，但不是工农的专政，而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之机会主义政策，却正是客观上帮助这种专政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对于武汉政府军队及武装工农的问题之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些错误足以证明我们党对于革命之中这种非常重要的问题，亦有在原则上极不正确的趋向。

人人都知道武汉政府之中极大多数（除少数共产党员率领的部队及党所号召进去的工农），都是雇佣军队，和中国其他军阀的军队是一样的。人人都知道这些军队的将领极大多数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只能暂时和革命相伴，都希望借此升官发财。对付这种军队的方针自然应当是，完全注重兵士的群众，而不是要注重那些反革命的将领，要在兵土及下级士官中实行广大的工作，使军队之中亦有反抗反革命的支柱。

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观念及行动，恰恰如此相反。一切政策及工作都只是和将领办外交，只注重种种方式的军事结合。实际上在兵土之中没有任何工作，并且也并没有丝毫尝试。虽然军事问题很重要，然而第五次大会没有特别去讨论，而中央军委讨论了四个月军队中工作的问题，仍旧是没有决定。

可是和将领谈话办外交，却有很多的时间。对于唐生智，朱培德类的反动派，中央那时的政策亦是非常之可耻的。湖南政变及其后大规模的屠杀工农，都是唐生智的部下干的，唐生智当然是与谋的——他到后来正式与以合法的承认。然而中央所决定的湘赣事件宣传大纲上说：“湖南政变是背叛唐生智的，因唐赞助湖南民权运动，并表示好意于被压迫的农民”。（六月十四日）那时湖南的情形是很明显的了。

湖南每个工人每个农民每个共产党员，听见了这种宣传，岂不要冷笑？然而中央还不限于这种口头上的话，甚至于组织总示威反抗长沙事件的时候，同时还去欢迎北伐凯旋的北伐将领。这种奇怪的事，居然是事实，居然在武汉实现——难怪汪精卫说共产党勾结军人。

关于朱培德的事也是如此。朱培德驱逐共产党员及左派国民党员出江西，我们自然要反对这种政策和他的主谋。然而中央始则等待犹豫，继则决定：开始总的反对江西之反动，不提朱培德的姓名，仿佛是说，朱培德总算是比人好些，如果他也离开我们，反动更要厉害。 这样说来，朱培德还不是江西反革命的领袖，而是我们的保镖的，所以应当对他要包容些。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竟陷落到如此之深。

这种对于军队的态度，就使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中央军委对此完全没有工作，没有提及一般共产党员的军事训练，这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没有提及有系统的聚集那零星散乱的工农武装队，使成为一有组织的坚固力量，以便做发展革命的真实的拥护者；没有想尽方法的去得武器，以武装工农。中央那时认为武装工农是难以实现的，甚至于以为是有害于与国民党军队领袖联络的。经过如此之久的时候，中央忽然“积极”起来，不过恰好是相反的积极，决定叫汉口工人纠察队“为避免挑拨离间及冲突起见”自动的解除武装。这不是公开的取消主义是什么！

中央所以陷于机会主义如此之深，而能绝不受警戒的去执行这些机会主义的政策，其原因之一，便是党内情形的不好，中央以前受不着群众的监督，不向群众报告，不提出党的政策交一般党员讨论。党里面完全是宗法社会制度，一切问题只有党的上层领袖决定，而“首领”的意见不但总应当认为是必须服从的，而且总以为无条件的每次都是对的。这种条件之下，党内的民权主义完全变成空话。甚至于党有极大公开工作的地方，所谓党内民权主义完全是形式上的：没有党内的生活，没有党内的舆论，没有对于指导者的监督，没有党员群介对于指导者的督促。自然在这种党内情况之下，中央得以放开手去实行自己的机会主义，所以他自己也不求真正实行党内的民权主义。

党对于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是非常之奇异，共产国际的历史上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形：在如此危机严重的时候，居然坚决拒绝共产国际最高指导机关的命今和决议。这已经不算是简单的破坏纪律问题，而是直接对于中国的及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罪恶。要知道中国革命不但有全国的意义，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中国革命的命运，大部分足以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呢。中中〔国〕共产党不但执行极不正确的政策，使革命陷于失败的政策，自动的取消革命而投降，并且很坚决的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服从国际的指导。不但如此，还要故意破坏国际的责任与纪律，甚至认为可以不把国际议决案通知全党，使党员得以研究而说出自己的意见。

因此，共产国际最近不得不公开的批评我们中央的政策，而且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以及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

共产国际严厉的批评我们党的中央客观上出卖革命的机会主义政策。我们承认这一批评完全是应该的，并且承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政策是对的。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最近的指示，给我们以发现这种过去指导的错误之可能，救了我们的党，这是非常之好的。我们很坚决的承认过去中央的指导有机会主义的不革命的政策，必须根据这种过去的教训根本改变方针。在这封信里，我们已经在正确的共产主义观点上，分析过去的错误，我们坚决的站在列宁主义及共产国际的理论上来分析的。应当要使全党及每个党员，极注意的研究这些问题。应当使全党党员详细的讨论过去的政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一九二七年七月 △日的）以及这封信，便是讨论的根据。党若不能受着过去的教训，便不能向前进，不能正确的指导中国革命。

讨论之中当求得相当的结论。应当不但批评过去党的指导，而除去指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成份，而且必须将全党工作，都依照共产主义的革命性查一过；应当事实上转移群众工作的方向；应当在事实上证明中国共产党真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能够做他们的领袖，而引导他们取得胜利。

必须与工会农会建立密切的关系，指导他们，使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这方面去。应当与青年团建立密切的关系，加多的帮助他的工作。青年团以其中央委员会为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比党的中央还高些。青年团这次完全赞成共产国际的决议，而向党的中央要求实行。但是党的中央指导者，真是觉得这是有害于那种机会主义政策的，所以想闭住青年团的口，否认青年团有提出政治问题决议案之权。但是这并没有成功——青年团始终站在共产国际政策之上。党应当承认青年团的工作有政治上的重要，应当和他有密切的关系。最后，虽然政治压迫非常之严重，也必须实际上实现党的民权主义，使党的政策在党员群众之中讨论，在下级党部讨论。建立各级党部集体的工作，以促成集体的指导。并且，必须尽量设法保持党的组织，勿使为反动势力所破获。要建立壁垒深严的秘密组织，但是，同时要是能斗争的秘密的党的机关。

在严重的环境之下，又是革命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但是我们深信我们的党必定有充分的力量以坚决的革命性渡过这个变革的关键。我们号召全体党员，积极的来帮助党做这件事；我们深信同志们奋斗的坚决性及对于革命的忠实，必能使你〔我〕们战胜一切困难，而坚决的使党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的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必定得到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