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申明

本书原定三十章：前三章为“中国工业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后十四章为“广东时代极盛期”，“反奉战争”，“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海罢工期”，“北伐期中两湖职工运动之发展”，“上海三次暴动”，“武汉时代极盛期”，“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国民党叛变后”， “广州暴动”，“大革命失败后的消沉期”，“职工运动的转机”，“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总结”。但中国革命新高潮之日益高涨，使著者不能不立即回国，因此，只得把已写成的定为上卷，先行出版，前三章也只得日后再补。其馀定为下卷，将来有暇时再写。

本书缺乏材料参考，大部分都是凭记忆所及，秉笔直书，脱漏及错误之处，在所不免，望读者加以匡正，以便再版时加以补充和修改。

列宁说过：“因为作出‘革命底经验’总是比论述‘革命底经验’更为愉快，更为有益。”^{[注 1]}所以著者对于本书虽因未能及时完成引为恨事，然而却因为回国参加革命实际工作又引为莫大的快事。

第一章　原始的职工运动

中国劳动者的旧式组织

中国“现代式的”工会运动，是一九二○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注 2]}以后才开始的。虽然中国劳动者的团体，有它自己的特殊历史，有种种特殊的形式，但无论如何是不能与“现代式的”工会同日而语的。中国产业工人阶级还是很新的阶级，大家都知道这一阶级只是在欧战期间因中国工业相当发展才形成。在此以前，中国很少产业工人，主要的都是手工业工人和苦力。因此在工人中也就只有行会，只有帮口，只有秘密结社。我们来说明这三种东西：

一　行会

“中国劳动者的组织，从前是一种神权的行会式的组织，这当然都是手工业的组织，其中雇工学徒和业主是混合组织的。业主在这些组织之中，自然是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这样组织的任务，实际上就是'同行公会'的任务，即所谓生产者对付消费者的组织。例如木匠的组织，大家公约木匠工作的价钱和条件，一致的对付雇主。同时这也是业主对付雇工学徒的组织，大家公约木匠收学徒的条件、学徒的年限等等。这些行会的公约，都请一个神来保证，例如木匠的神，便是鲁班（行会的神都是道教的）。雇工和学徒在这种组织之中，只有听从业主的决定：每年工资或每次工资的多少等等；不过这里所谓工资，往往在形式上都带着分红的性质，而且行会的组织总有业主'团结'自己的雇工对付消费者的幻梦，使雇工和学徒觉得业主的事业和营利，就是自己的事业和营利似的。“（见瞿秋白《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一书）

二　帮口

“再则还有一种会馆式的组织，这种组织本是绅士阶级的组织。例如北京有各省甚至各县的会馆，每省或一县的人住在外乡做事，他们之中最大的绅士官僚就收集金钱，建设会馆，准备同乡人暂时居住的地方，碰著同乡之中有争端发生，或者受着外县人的欺侮，'会馆'的主持人物，就要出来调解或者'争面子' 。苦力和劳动者在外乡做事，当然受不著这么许多的帮助。但是，因为苦力和劳动者极大多数是离著家乡很远，并且很难找著工作，所以他们自己也有这一类的组织，例如上海工人之中的安徽帮，宁波帮，湖北帮等；这种组织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同乡性质的组织，其中小商人小官吏也有加入的，而且总是头脑。这也是很自然的——苦力的同乡组织也要靠'有权有势'的同乡（工头，包探，'有面子的人'）。同乡的帮口是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别帮人争夺工作的组织。这不仅是一种什么地方主义，而且是极残酷的苦力生活的反映，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实际上这些同乡帮口，都只是大小绅士的工具。……”（见同上）

三　秘密结社

“中国'下等社会'之中，还有一种组织，便是'秘密结社'性的组织，例如青帮，洪帮，哥老会，三合会等。这种组织的历史很长，此地不能叙述。比起同乡性质的帮口来，这种组织更进了一步：他们有一定的头目，一定的系统，秘密的暗号等。加入这种组织的人，一定要经过许多神秘的手续。这是一种斗争的组织：破产失业的流浪生活，使'下等社会'里的人找著组织方式，互相帮助著反抗官厅的追捕，保护自己的生命；同时也可以为豪绅资本家利用，去反对自己的仇敌，他们这种组织往往是用武力斗争的办法，打架，械斗等等。他们的首领，也大半是职业的刑事犯。……这种组织的系统，是极严格的宗法社会的形式：'大龙头'，'二龙头'，师父徒弟的辈份分得极清，纪律极严。'下等社会'的组织都模仿著'上等社会'的帝制主义，族长主义。自然他们的群众，要变成首领互相械斗的炮灰和谋利的工具。……”（见同上）

最早的罢工

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无疑的发生很早，辛亥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工人参加革命斗争的事实，但都已湮没不可考，我们这里只来叙述两个为老一辈的工人所知道的罢工运动：

一个是一九一三年汉阳兵工厂的罢工。这时中国已经推翻满清帝制，改建“民国”，黎元洪为当时的湖北都督。汉阳兵工厂为中国最大兵工厂之一，却于此时发生一次罢工。这次罢工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纸币跌价，工人反对以贱价纸币发给工资。罢工只数小时，便被黎元洪用武力压迫而失败。领导这次罢工的刘某，他是以老君会（一种秘密结社的会名）为中心，他们的目的在于暴动，但结果这位领导罢工的英雄被处了死刑。现在武汉老一辈的工人尚能记得他。

再一个是一九一五年安源煤矿的罢工。这次罢工的原因，是工人反对一个德国工程师，因为工头极端剥削工人，这位工程师却袒护工头殴打工人，工人大动公愤，相率罢工。主持这次罢工的也是秘密结社性的洪帮。结果也被军队当作土匪用武力镇服了，杀了一个工人领袖。

辛亥革命后与职工运动有关的政治派别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由专制政体改为共和，当时政党组织纷纷而起。就中与职工运动有关的有两个政党：

（一）无政府党——首领刘师复，在中国南部宣传无政府主义，发行刊物多种。他反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又反对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攻击不遗馀力；特别反对江亢虎，出有“伏虎集”。他在广州首创理发工会和茶居工会。相传理发工会当时有基金十万元。茶居工会则至今犹存。

（二）社会党——首领江亢虎，是一卑鄙下流的政客。当民国成立，选举国会，江亢虎为了要多得选举票，想拉拢工人替他捧场。因此派出党徒，倡言组织工人团体。据说浦口码头工人和北方有几处铁路工人，有一部分是被他们组织起来了。民国二年，袁世凯专政，解散国会，江亢虎所组织的工人团体也就昙花一现，无影无踪了。

除此之外，国民党中包含各种的派别，就中有谭人凤组织自由党，收买秘密会社哥老会的群众，即流氓无产阶级；戴天仇（季陶）则在上海办民权报，亦鼓吹组织劳动党，但都与职工运动无关。

上述的社会党，对于工人的影响，自民国二年后就丧失得干干净净；无政府党对于工人的影响，的确延长十馀年，特别在广州，一直到一九二五年，还成为共产党斗争的对手（大革命时无政府党纷纷解体，几乎完全投入国民党；国民党叛变后，不用说这些分子也做了“助桀为虐”屠杀工人的刽子手）。

欧战后自发的罢工斗争

欧洲大战后一九一八年，中国曾有一度自发的罢工斗争，如在上海日华纱厂便继续有四次罢工；三新纱厂、上海第二纱厂各有两次罢工；厚生纱厂有一次全体罢工。其他如英美烟厂、祥生铁厂、冷作铁工、沪宁铁路小工、电车司机以及手工业工人亦发生零碎罢工。就中尤以黄包车夫的罢工，参加者八千辆，两三万人，规模最为雄伟。其他各地如苏州之机织工人，杭州之络经女工，汉口之笔工等，皆有罢工。此外尚有不少的罢工，可惜报纸失载，我们无从稽考了。

“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罢工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九一九年赞助“五四”运动的爱国罢工。什么叫“五四”运动呢？当一九一九年各帝国主义列强在法国巴黎开大战后的所谓“和平”会议，这个会议是战胜国的帝国主义处分战败国的德国的会议，亦即重分世界市场的分赃会议，在这会议上中国山东问题也是被处分的一个。先是欧战以前，德国帝国主义侵略山东，租借青岛，建筑胶济铁路，并取得铁路附近之采矿权。欧战起，德国无力东顾，日本帝国主义以协约国资格，乘机攻陷青岛，强迫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但当时中国既对德宣战，则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自应完全归还中国。然而帝国主义列强的巴黎和会，却硬把山东处分给日本。此消息传至中国后，全国震惊，群情愤激，于是首先在北京发生空前未有的群众大示威运动。发动此次运动的是北京学生，时为五月四日，是谓“五四”运动。当日群众示威，愤怒之下，放火烧毁亲日派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公馆，又殴打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当向政府提出要求：“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会条件”，并“罢免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官职”。政府当然不允，学生再接再励，六月三日，举行全城沿街大讲演，政府下令逮捕学生一千馀人。消息传至上海后，上海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为北京学生声援。

此次参加罢工的：纺织厂方面，有内外棉第三、四、五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及叉袋角日本纱厂数家。金属业方面，有祥生船厂，船坞铜匠铁匠，江南船坞，铜铁机器工人，浦东和平铁厂，锐利机器厂，札新机器厂等。运输方面，有沪宁沪杭两路机师工人，浦江各轮船水手，沪南商轮公司等。市政工人方面，有南市电车，英美电车公司，全埠汽车夫，全埠马车夫，华洋德律风公司（属英国）接线人员，中国电报局，公共租界清道夫。其他的工人，有亚细亚美孚煤油栈，叉袋角大有榨油厂，荣昌火柴第一、二两厂，华昌梗片厂，华章造纸厂，商务印书馆印刷工厂，英美烟公司烟厂，礼查饭店工人，以及漆匠，泥水匠，洋行住户及西人饭店之执业者。总共人数无确实统计，大概有六七万人。罢工日期参差不齐，有从六月五日罢工的，亦有在十一日才罢工的，十一日已得北京释放被捕学生和罢免曹、章、陆消息，于是商人开市，学生开课，工人开工。

其他各地工人参加此次运动不详，据我们所知道的，京奉铁路的唐山和京汉铁路的长辛店是加入了的，他们不仅仅有过大示威游行，而且还组织了团体，当然还只限于爱国的意义。

“五四”运动的发动者是青年学生，民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也参加了。民族资产阶级之参加此次运动，显然是因为这一运动与他自己的利益适相符合；特别是反日更为他们所绝对需要。当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曾有一个比较发展时期，因为欧洲帝国主义那时不暇东顾，减少了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迫；但是东邻的日本帝国主义却于此时在中国与民族工业作猛烈的竞争，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认日本是他们当前的大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资本家对于此次反日的爱国罢工不但不反对而且赞成，不仅赞成而且鼓励（此次罢工据说有些简直是资本家命令罢的）。但资本家这种办法，一方面固然利用工人给了他们的竞争者一个打击；可是另一方面却也相当的启示了工人，认识罢工的威力，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这一次，后来中国工人阶级能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与独立斗争，显然的此次罢工有很大的影响。自然后者是为当初资本家所不及料的。

这里还要附带说到一件事。就是工人是向来为所谓“上等社会”的老爷先生们所瞧不起的，但在此次运动中工人却表现了相当的力量，于是使得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感觉这是一种力量，自然他们就想要来影响工人归附于他。首先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开破天荒的公开讲演大会，头一个题目就是“劳工神圣”。另有一个留日归国学生黄介民，在上海着手组织工业协会。这一类事实，无疑的是资产阶级欺骗工人，争取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的企图。

当然，还另有一种浪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学生，或者可说是急进民主派的学生，他们却因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感觉到自己孤立，须要找一个共同奋斗的同盟军，这一同盟军在他们的实际经验中认为就是新兴的工人阶级。真的“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学生，自然接近于无产阶级，后来趋向于共产主义，以至于加入共产党。

南方工会的发生

南方工会为什么首先发生？这里不能不略略叙说当时的政治状况。原来辛亥革命形式上虽成功，实际上却因当时革命派与封建势力妥协而失败。帝制虽倒，代之而起的为封建军阀。当时封建军阀的代表者就是袁世凯。革命之第二年袁世凯就削平当时革命派各省的政治军事势力，而大权独揽。后来解散国会，再后来帝制自为，于是当时革命派起兵讨袁，而有所谓“护国战争”（一九一六年）。不久袁死，起而代之者为段祺瑞，取消帝制，恢复共和。后来段又解散国会，于是当时革命派又起兵讨段，而有所谓“护法战争”（一九一八年）。从此南北分裂，国会南迁于广州，自建所谓护法政府。但既号称护法政府，政治不能不略取开明，故人民颇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南方工人就因此得以组织工会。

这里须得指出的，就是南方工会，严格说来，仍然算不得“现代式的”工会。首先说到孙中山领导下的工人团体，简直不能算做工会。孙中山奔走革命流亡海外时，曾以乡谊关系与海洋轮船上之粤籍海员发生不少关系，以救国为号召，鼓吹海员组织团体，有所谓联义社群益社等等组织，这些组织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只是为了孙中山自己的目的。的确孙中山在南方几次军事行动，得到此等团体为孙中山秘密购买和运输军械。再则当时还有谢英伯曾大辟等发起的华侨工业联合会和手工业者组织的广东总工会，都还不是阶级的工会。就是有名的机器工会，也是广州办理市政的资本家，利用他们从南洋群岛招来的技术工人组织成的，为的是好和其他的资本家抢生意，至多只能说是行会工会的“欧化”。这种欧化是很自然的，因为广州邻近香港，香港为英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不免多少渲染英伦职业工会（Trade Uion）的影响，香港那时就有这类欧化的行会工会，这种影响于是由香港间接及于广州。相传广州当时共有六十二个工会。

南方工会当时的真相就是这样。

第二章　职工运动黎明期

世界革命高潮

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无疑的是受了世界革命高潮的影响。我们这里不能不略述当时世界革命高潮的形势。欧洲帝国主义大战以后，接着就发生了一次掀天动地的世界革命高潮，首先就是一九一七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列宁党的领导之下，在最短时间内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与地主的统治，建立光芒万丈的工人国家，这样一个事实，是如何鼓舞全世界劳动群众的精神呵！从此就开展一个极其猛烈的革命高潮时期，尤其是在欧洲各国。如一九一八年三月芬兰的工人革命，同年十一月奥地利和德国的革命，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一九一九年三月德国巴维里亚苏维埃的建立；一九二○年土耳其的民族革命，九月意大利工人夺取工厂；一九二一年三月的德国革命。就在远东，一九一八年八月的日本米荒运动和一九一九年二月^{[注 3]}的高丽暴动。至于当时欧洲各国的罢工运动，更是蓬蓬勃勃，多至不可胜计，例如英国，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四年之内，罢工多至四千馀次，参加人数达到五六百万人。很明显的，这样一个革命怒潮，以其锐利的形式表现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过程。一九二○和一九二一年世界革命发展到最高度，到一九二三年年底才受挫折而低落，因为一九二三年的秋天，保加利亚的暴动和德国无产阶级革命，都遭到了极大的失败。

中国职工运动就是在这个世界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因为革命怒潮导源于俄国，泛滥于欧洲，很快的也就浩浩荡荡的冲到远东，中国的万里长城堵不住了，中国的工人群众被这种潮流惊醒了。

世界革命潮流的消息当时在中国报纸上真是“日不绝书”的，中国工人的文化程度虽然落后，虽然百分之九十是不识字不能直接看报，然而街谈巷议，工人们是听着的。中国工人经济生活那样极人世间少有的痛苦，迎受世界革命潮流，不用说是很自然的；特别是俄国十月无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更使得中国工人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励。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职工运动开始它的黎明期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九二○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然不是偶然的，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产儿。它产生的时期，在国际上，有资本制度崩溃过程中的世界革命；在国内，有资本主义工业相当发展中的原始自发的罢工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确已开始趋向于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个阶级的基础上生长起来。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便能表现它在工人运动中伟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工人阶级从此有了他们自己的政治领袖，开始引导他们走向革命斗争的大道。

中国共产党做职工运动的起点

中国“现代式的”职工运动，无疑的是从中国共产党手里开始。有了共产党，然后才有“现代式的”工会，从此中国的工会才渐次的相当具有组织性、阶级性以至于国际性。我们这里来叙述中国共产党做职工运动的起点。

一九二○年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即开始出版工人小报，上海出版的叫“劳动者”，北京出版的叫“劳动音”（后改名仁声），广州出版的叫“劳动声” ，都是周刊。上海还另外有一个专门对店员宣传的小刊物叫“伙友”，这几个刊物大都只出了几个月便停版了。

组织工人工作是从一九二一年开始。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北京党部开始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长辛店是京汉路北段的一个总站，距北京四十里，这里有一大工厂，工人三千馀人。张特立（即叛徒张国焘）和邓中夏同志在上年底到此地与工人接头，筹划在此地开办学校，那时还是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与几个觉悟工人几经磋商，经过相当的筹备，遂决定这年元旦开学。这里要指明的，当时发起学校之中，还拉拢了几个有力工头，因为开始必须得到他们的赞助才行。学校经费是由募捐得来。教员都是用北大学生会名义派去的。先只常驻教员一人，即吴雨铭（叛变）。后来教务发达，增加教员数名，也任用非党同志。这个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是工人子弟，夜班是工人，但多青年工人，老一点的工人不愿读书。

这个学校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果然不到半年，五月一日劳动节，长辛店公然发生了一个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

参加游行的竟有一千馀人，并且在群众大会上通过成立工会。但工会通过成立，实际上并未切实组织，不用说是我们当时经验欠缺所致。的确工人的觉悟从此日益提高了，首先表现工人与工头的斗争。上面说过发起学校时还包含有工头，但是工人觉悟日益提高，于是工人内部便发生分化，工头表现反动，而工人便和他斗争。这种斗争是不断的发生，而且愈斗争愈激烈，有几个工头竟被工人强迫工厂开除，驱逐出境。这样一来，工人更感觉得组织团体的重要了。开始组织工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实际上是工会之变名。为什么不叫工会而叫俱乐部呢？工人们说，工会是工头共同发起的，现在我们独立组织了，不要那个名称，要由另外一个来分别。这种话在现在看来是可笑的，但由此可见当时群众的情绪。真的，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初期，“工人俱乐部”这一名称，相习成风，成为当时全国各地（广州除外）工会通用的名称。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加入者日益加多，取得群众很大的信仰。工人有了团体觉得自己的力量了。譬如以前乘火车自长辛店至北京，照例如常人一样须买车票：此时都不买票了。查票员询问时，工人瞪着眼说：“票吗？我是俱乐部的会员，有徽章在此。”查票员只得一声不响过去了。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影响所及，自北而南，蔓延到各站，有好几处也成立了工人俱乐部，特别是南段总站江岸的工人俱乐部组织最强。

此时，共产党北京党部出了一个《工人周刊》，主编者为罗章龙，介绍国内外劳动消息，并极力鼓吹组织工会。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一切活动，当然在此刊物上尽量宣布，这样一来，使得北方各铁路工人知道长辛店有个俱乐部，大家不觉油然而生羡慕之心；在当时工人们仿佛觉得长辛店是工人的“天国”，于是各处纷纷派代表前来长辛店参观。这当然不用说给了我们更好的机会，乘时宣传，各地代表归去后也模仿长辛店组织起俱乐部了。因此，北方各铁路开始都有了工会组织的萌芽。

共产党上海党部在一九二一年亦开始做组织工作，首先在沪西小沙渡。此地是上海纱厂集中区域之一。着手也是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主持者为李启汉同志（牺牲），其影响当然不及长辛店，但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仍有它的意义。

长辛店和小沙渡两地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此外共产党的武汉党部、湖南党部、济南党部、广东党部也开始了职工运动的工作。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上海，开始成立中央委员会。大会以后，成立一公开的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定名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是张特立，干事为李启汉，李震瀛（脱党）等。发行《劳动周刊》。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之后，对于上海，确有相当影响，因为上海工人经过这个机关，也逐渐有了组织了，并且还领导了不少的工人斗争。

罢工运动之蔓延

在此时期中，全国自发的罢工斗争仍不断发生，间亦有为共产党所领导的，总计大小罢工不下九十馀次。这里只略述几个大的罢工。

（一）香港机器工人的大罢工。一九二○年四月，香港机器工人，因米价太贵，生活困难，又因外国资本家常借口营业衰减，辞退工人，遂宣布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参加罢工的五千馀人。结果，由劳资双方代表谈判。计罢工二十五日。这里须指出，香港机器工人给予香港海员不小的刺激，因而有一九二二年赫赫有名的大罢工。

（二）上海杨树浦日商纱厂大罢工。先是一九一九年长江下游一带米粮歉收，但奸商却运输出口前往日本，因此，上海米价飞涨。日本资本家在杨树浦所办的第一、第二、第三纱厂工人，因米价高涨，难以度日，要求每月每人加工资一元，厂方不允，遂于一九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宣布罢工。结果，由厂方允许每月售与每人最上籼米三斗，不论市价如何，每斗取价八角，至米价平定为止。计罢工十三日。

（三）广州机工大罢工。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广州机工万馀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罢工时与粤汉、广九、广三三条铁路上之机工一致行动，经当地政府调停，结果，加工资百分之二十至五十。计罢工三日。

（四）上海英美烟厂新旧厂大罢工。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因新厂机车间与监工冲突，发生罢工。参加者万馀人，结果，双方会议，和平解决。计罢工三日。

（五）粤汉铁路武长段大罢工。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发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由北京政府交通部调查，结果，工人胜利。计罢工五日。

（六）陇海路铁路机工大罢工。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发生罢工，全路停车。要求撤换洋总管若里，并要求恢复原薪及最发材料。结果胜利。计罢工十日。

（七）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大罢工。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发生罢工。反对车行增加车租。哄动了租界内五国领事，商量对付之策。此次罢工甚为壮烈，车夫被捕，乃举行了大示威游行，与租界巡捕冲突，以至流血。后经各国领事、商会、基督教青年会、洋车行经理、夏口县知事、洋务所长等会议：决定两星期不加车租，再由青年会研究善后办法，被捕车夫释放，计罢工七日。

以上七大罢工：上海英美烟厂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参加去领导的；汉口人力车夫和粤汉罢工完全为共产党武汉党部所领导的，陇海铁路罢工，共产党北京党部闻讯派人驰往参加则已解决。由些可见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的确渐能领导罢工了。特别是武汉因铁路工人与人力车夫两大罢工，开了当地一个新纪元，职工运动从此有一个顺利的进展。主持者为林育南（牺牲）和施洋同志。

罢工运动中最早的思想斗争

我们这里首先略述当时中国知识阶级的思想斗争的概况：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阶级思想为之崭然一新，相率竞为新文化运动。开始尚为德谟克拉西的宣传，继而为社会主义的研究。后来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日胜一日，首先引起资产阶级学者的抗议，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之）以与社会主义信仰者挑战，于是在北京方面发生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经过一场激烈斗争后，结果，在形式上算是主义派取得了胜利。但社会主义信仰者在当时派别是极为纷歧的：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此外还有夹七夹八的什么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因此“问题与主义” 之争以后，接着又是社会主义各派别的斗争。在此次混战中，马克思主义派在形式上曾将各派各个击破，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有最老的资格和相当的深厚的基础，特别是在广东，于是就在广东方面发生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争。结果，也算马克思主义派取得了胜利。这思想上的斗争，对于当时的工人阶级，自然没有若何的直接的关系，但对于当时从事职工运动的知识分子确有很大的影响，也就经过后者以影响前者。

就职工运动本身来说，只无政府党在南方工会中有很大影响，其馀各派社会主义者只是清谈并未实际参加职工运动，故北方及中部工会中的确多部分或者完全是共产党的影响。但值得我们注意的，当时职工运动中却有另一种特殊的现象，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市侩的或流氓的工会主义。这种现像在上海特别明显。你如说当时上海没有工会吗？有的是！工会的招牌有好几十，自然群众是一个都没有。这都是市侩和流氓办的。他们假借工会招牌，在劳资斗争起来的时候，招摇撞骗，从中捣鬼。这种市侩的或流氓的招牌工会，的确是当时工人组织自己阶级工会的极大障碍物，也即是中国共产党的当前大敌。所以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初期中，共产党会有一次反对招牌工会的剧烈斗争，这种斗争是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著成效的。

第三章　中国第一次罢工的高潮

高潮的总形势

一九二二年一月起开始了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这个高潮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才告终结。经过继续到一十三个月之久，大小罢工当在一百次以上，参加人数当在三十万人以上。我们先来叙述这个罢工高潮的总形势。

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员大罢工是高潮的第一怒涛，接着就是长江海员罢工和上海邮差罢工与日华纱厂罢工。五月，全国劳动大会后，广州发生盐业工人罢工，上海日华纱厂继续发生罢工，澳门全体华人发生总罢工，于是高潮又起了一个波峰，至六月而低落。七月，汉口钢铁厂发生罢工，工潮又高涨，此时劳动立法运动普及到全国，工人阶级有了一个目前的斗争纲领，更推进高潮上升。首先表现在八月的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接着是汉阳兵工厂罢工，上海丝厂女工罢工。从此以后，因长辛店罢工的胜利，影响波及北方各大铁路与两湖，高潮的趋势更加奔腾澎湃。九月粤汉铁路武长段再次罢工，京奉铁路山海关罢工，安源煤矿罢工，汉口扬子机器厂罢工，十月京奉铁路唐山罢工。至十月末，开滦五大煤矿大罢工，而工潮达到最高峰。开滦罢工失败，工潮已开始表示低落的征兆。上海方面所谓金银业，日华沙厂，英美烟厂工人三角同盟罢工，就一败涂地，工潮在上海表示先退。虽然如此，但在北方各大铁路与两湖，工潮仍回旋荡漾于铁路方面，十月发生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十二月发生正太铁路石家庄罢工，次年一月发生津浦路浦镇罢工，次年一月发生花厂罢工，英美烟厂再次罢工。湖南方面发生水口山铅矿罢工。粤汉铁路武昌段第三次罢工。武汉方面，十一月发生汉口英美烟厂罢工，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发生“二七”惨案，为这次罢工高潮最后的一个怒涛。从此以后，中国职工运动暂时进于消沉期了。下面我们来分别叙述各个工潮。

海员罢工潮

海员罢工，开始于香港，波及于长江，前后约经四个月。香港海员大罢工，我们准备一章详细加以叙述，这里只略述长江海员罢工。香港海员罢工胜利后，影响及于长江，于是长江亦起而斗争，原因是香港海员罢工争得的加资条约，上海中国轮船公司不肯履行，宁波海员公所乃派代表朱宝庭到香港要求海员总会派人援助。总会乃派林伟民到上海，着手组织海员工会上海支部，向中国轮船公司提出履行加资条约，资方不允，遂宣布罢工。招商局和三北公司等约二三十只轮船加入，时为三月下旬。罢工坚持两星期之久，结果胜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对长江海员罢工虽未取得领导，确曾加入援助。

铁路罢工潮

在这里须略略提到过去的事，中国铁路最早的罢工，要算一九二○年十二月粤汉铁路南段全路工程部罢工（主因在索欠薪），和于次年三月该路全体车务工人罢工（因军队殴打工人），但因偏在南方对北方铁路毫无影响。对于北方铁路有影响，当然要算一九二一年粤汉铁路的武长段罢工和陇海铁路机工罢工，我们在上章已叙述到。除此以外，还有这样的事，即一九一九年京汉、京绥两路旧交通系职员因反对丁士元将两路合并为汉库路而罢职，一九二○年京绥路员司因请求发薪致发生冲突而罢职（这些罢职，虽然是上层老爷们的勾当，于工人无若何关系，但这种为“罢”的群众，却相当印入工人脑中）。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从事铁路工人运动后，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中国铁路上早有一种政治集团叫做交通系。以梁士贻、叶恭绰为首领。北京政府内阁虽屡有更换，但交通总长差不多总是该系充当，该系爪牙布满了各铁路，国家铁路变为该系私产。该系在铁路上的势力确已根深蒂固。此时刚在直皖战争之后，交通系得奉天军阀张作霖之助，组织内阁，总理便是梁士贻，交通部总长便是叶恭绰。共产党在长辛店开办工人学校和工人俱乐部，影响亦日益澎涨，该系岂有不知之理。因此，该系应付共产党的政策：第一便是由交通部在各路开办学校以为抵抗，他们的计划拟办学校三十馀所，凡是大站都有。交通部特设职工教育委员会，开办职工教员养成所，为实行这个计划之用。首先该系便在长辛店开办职工学校，和共产党的劳动学校恰恰两相对垒。第二便是交通系指使他的爪牙（员司），以同事同乡的关系拉拢一部分工人组织团体，如在京汉路之郑州便组织“交通传习所”，粤汉路之徐家棚组织“天津同乡会”。这个团体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俱乐部，又恰恰两相对垒。很明显的，共产党与交通系成了争取铁路工人生死仇敌。不用说共产党如要争取铁路工人，首先须将交通系打倒，因此不断发生剧烈斗争。

适逢其会，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直胜奉败，交通系内阁随之倒台，代之而起的为直系军阀吴佩孚御用内阁，于是交通系的职工教育计划未能实现。吴佩孚新胜之馀，收买人心，通电发表四大政治主张，其中一项便是“保护劳工”。吴佩孚知道交通系在铁路上有长远的势力，同时又知道共产党在铁路上有新兴势力，于是他就企图利用共产党铲除交通系。当时共产党北京党部明知道吴佩孚的利用，然而亦乐得相互利用一下，因为在铲除交通系这一点上对于工人阶级是有利的。经过李守常同志向吴佩孚御用内阁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建议每路派一密查员，得其允许，于是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都有一个密查员（守常同志荐去的共产党员）。这样一来，第一，我们可以免票来往坐车不用花钱，并且任何同志都可利用免票乘车；第二，六个密查员却有百元以上的薪水，除一定生活费外其馀归党。此时，正因职工运动费用支绌，得此不无小补；第三，密查员是各路现任职员最害怕的，因此共产党员得着护符，不仅不怕人而且使人怕，得以往来各路，通行无阻。这六个密查员，当然不对任何人宣布，实际上即是职工运动特派员，主要的是在各路工人群众中活动，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对于交通部则选择某地为工人所最痛恨的交通系的职员，胪列其营私舞弊的罪状，作成报告送去。再则这六个密查员对交通部虽是有固定的人名，但出发各路可换别的同志，真的，这样一来，我们在铁路上的工作得到顺利的发展，差不多六条铁路都建立了相当的基础，特别是京汉铁路沿路都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共计十六个之多。

现在来说我们当时曾被吴佩孚利用没有呢？没有的，用事实证明是没有的，就在那个时候，北方各铁路发生风靡一时的罢工斗争，并不因恐遭吴佩孚的疑忌而来束缚自己的行动，后来京汉铁路大罢工与吴佩孚血战，更证明我们对吴佩孚没有任何的幻想和任何的让步。我们再连带说到一事，就是奉直战争以后吴佩孚想企图影响工人，甚至于制造自己的肖像徽章发给京汉铁路北段的工人，说工人帮助战争有功。是的，堂堂“大帅”赠送“下等社会”人以徽章，这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当时确有不少的工人把大帅的徽章佩带起来，引为荣耀，我们怎样办呢？我们向工人宣传：“吴佩孚也是军阀，工人佩带军阀的肖像，是可耻的”。这样一来，工人就不佩带了，有带者必受同伴的耻笑或捽毁。这可见就在相互利用政策之下，我们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准备和吴佩孚斗争的。

这里必须指出，当时中国共产党确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以现今共产主义叛徒陈独秀做代表，他当时对于吴佩孚确有很大的幻想，而有所谓“孙吴联合” 的主张。北京方面李守常同志确是同意此种主张的。吴佩孚四大政策之“保护劳工”一项，确是李守常同志经过他的老友白坚武（吴佩孚幕下的政治处长）建议于吴佩孚的。但是这种倾向，对于当时做职工运动实际工作的同志确是不生丝毫影响。叛徒陈独秀在京汉罢工失败以后，他在上海用共产党的名义发表宣言，说什么“不反对那些开明一点进步一点的较开明较进步的党派和势力”采用假仁假义的“保护劳工政策”“有时并须帮助这支势力”，这只是陈独秀把自己机会主义的观点全盘托出罢了，于当时职工运动的实际政策毫无关系。

现在要来说到铁路罢工潮了。

首先是八月二十四日长辛店的罢工，这次罢工是北方铁路罢工潮的起点。这次罢工参加者有三千多人，支持两日，绝断南北交通，虽有军队干涉，但工人毫无所畏，终使路局屈服。胜利条件如下：

（一）开除总管郭福祥，另有数人查实撤革。

（二）工人俱乐部有推荐工人之权。

（三）北段自九月起，中段自十月起，南段自十一月起工人每日加薪一角。

（四）短牌换长牌，从九月起，凡作工过二年者一律改为长牌。

（五）司机工薪凡递进至最高工薪者即为头等工资。

（六）凡奉直战争开车升火工人，应开单候奖。

（七）北京琉璃河，高碑店等处，须盖立官房，以便开车工人休息。

（八）长辛店酌筑休息官房。

（九）工人因公受伤者，在害病期内，不得扣薪；并承认在罢工期内不扣薪。

这里须特别指出的，即中段与南段的工人并未参加罢工，然而罢工胜利的条件，连带使中段南段的工人亦得增加工资，不消说，这使全路工人发生休戚相关的深刻印象。这就可以解释统一全路总工会为什么首先成为京汉铁路工人的迫切要求，以至于为了成立总工会，不惜与军阀搏战，作最大的牺牲。

长辛店罢工胜利后，很快的就传染到了各路。

接着就是九月四日京奉铁路山海关机器厂工人的罢工。火车未停。工人要求斥革工头，改良生活。结果路局与工人代表会议承认条件，计罢工八日。

再接着是九月八日粤汉铁路武长段全路的罢工。因监工虐待工人而起，军警干涉，伤毙并逮捕工人。工人得各路工人及武汉工团之助，结果监工查办，被捕工人释放，并承认工人要求，分别加资。计罢工二十七日。

与山海关约定同时并举的本有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工人，因准备不及，延于十一月罢工，火车并未停，参加者二千馀人。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承认工会等。结果，相当胜利，惟承认工会一项未得。计罢工八日。

十月二十七日京绥铁路全路车务工人罢工，参加者一千馀人，亦系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结果完全胜利。计罢工二日。

十二月十五日，正太铁路石家庄机器厂工人罢工，火车全停，参加者一千馀人。要求与京绥路大致相同，惟多提承认工会，结果完全胜利。计罢工二十一日。

一九二三年一月九日，津浦铁路浦镇机器厂工人联合浦口码头工人罢工。南段火车停止，参加者二千馀人，要求大致与上相同，结果相当胜利。

一月六日，粤汉路徐家棚工人罢工，参加者二千馀人，要求增加工资，结果相当胜利。

此外还有一月十六日京汉铁路刘家庙车站因反对兵士殴伤工人而罢工一日。

最后便是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全路总罢工，下面第七章再专门叙述，此处不赘。

总起来说，除东三省云南广东不计外，北方及中部各铁路，只沪宁、沪杭、胶济、南浔未发生罢工，京汉路和粤汉路武长段均全路加入。京奉路只山海关、唐山两处罢工，甚至并未停车。无论如何，铁路罢工潮激动了每个工人的心胸，数千年麻痹自卑的劳动者到此时的确逐渐觉醒起来了，也就因此迅速的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一跃而到反对军阀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这一跳跃的具体表现，就是最后发生的京汉铁路大罢工（详后）。

矿山罢工潮

此时矿工罢工的共有三处，直隶的开滦五大煤矿，江西安源煤矿和湖南水口山铅矿。

首先是安源煤矿罢工。安源煤矿为汉冶萍公司之一部。汉冶萍公司为中国有名的钢铁企业，在大冶取铁，在安源取煤，运到汉阳炼造。安源有工人一万二千人，每日可出煤共二千多吨，其中烟煤约七八百吨。共产党湖南党部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在此地设立工人补习学校，主持者为李能至（立三）同志。过两月即筹备工人俱乐部，至五月一日正式成立。七月间汉阳钢铁厂罢工胜利消息到后，因其同属一个产业，故感受极大的影响。遂于九月十三日罢工，株萍铁路为该矿专门运煤所筑亦同时罢工。在罢工中表示群众高度的热忱与勇气，经过五日，终使路局屈服，承认工人十三条件，最主要的是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及增加工资，完全胜利。

十月二十三日开滦五大煤矿罢工，更是光芒万丈，下面第六章再专门叙述，此地不赘。

继安源而起的有十二月水口山铅矿罢工，其雄壮不亚于安源，其条件大致与安源相同，结果胜利。主持者为蒋先云同志（蒋同志死于武汉北伐之役^{[注 4]}，时为张发奎军队团长之一）。

武汉罢工潮

在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于武汉方面发现一个令人不可逼视的狂潮，以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潮而论，当时应首推武汉。

一九二一年冬粤汉铁路和人力车夫两次罢工，便预报潮汛之将至。到一九二二年下半年，罢工运动澎湃一时。这里只叙述几个大的罢工。

首先是七月汉阳钢铁厂罢工。上面叙述安源罢工便已说到汉阳钢铁厂是汉冶萍公司之一部，它与汉阳兵工厂是武汉两大五金工厂，自然在武汉方面有举足轻重的势力。这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与改良待遇。该厂有大规模的熔铁炉，如继续一星期不升火，便会凝冻作废，也就因此迫得资本家不得不承认工人条件，故只五日便已解决。接着就是八月十三日汉阳兵工厂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军队干涉，伤工人若干名，毙三名，工人炸毁一部分机器，结果相当胜利。

九月二十三日，汉口扬子机器厂罢工，帮助粤汉铁路罢工外，并提出增加工资条件，结果亦得胜利。

随后就影响到轻工业。十月十九日汉口英美烟厂罢工，参加者三千馀人，亦要求增加工资，得到胜利。计罢工十三日。后来因厂方不履行条约，于次年一月作第二次罢工，又得胜利。计罢工二十八日。

一月十一日汉口花厂罢工，参加者三千馀人。起因为厂主反对工人组织工会，工人罢工对付，结果胜利。计罢工八日。

此时局部的小罢工很多。最后就是二月援助京汉铁路的全市总同盟罢工，包括各业工人，其详叙于第七章中，不赘。

武汉方面所有的罢工，几乎全为当地共产党所领导，未遇见任何竞争者。

湖南罢工潮

与武汉争辉并美的，便是湖南罢工潮。湖南本非工业区域，比之武汉相差很远，此地除一个纱厂外，尚有造币厂、黑铅炼厂数家，其馀则有三个大的矿山：安源之煤矿、水口山之铅矿和安化之锡矿。

如说共产党在武汉方面没有遇著竞争者，那么，在湖南方面就恰恰相反，劈头就遇著竞争者——而且是非常强固的竞争者。

先共产党湖南党部还未成立之时，便有无政府党人在此活动，其首领为黄爱、庞人铨。一九二○年他们便组织湖南劳工会，两年以后约有工会二十，会员七千人。

一九二一年共产党湖南省党部成立之后，便着手与黄、庞携手合作，真的，黄、庞那时候曾倾向过共产党，在他们被杀之前二月确曾介绍过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黄、庞被杀后，无政府党人争着黄、庞是纯粹的无政府党，不是共产党。其实黄、庞不失为为工人阶级利益而牺牲的有价值的战士，而无政府党人后来借黄、庞之死，在外敛钱自肥，以致晚节不终，投降杀黄、庞的军阀，实属可耻）。湖南劳工会的基础便是那个唯一的纱厂（华实纱厂），一九二二年一月发生罢工。

罢工的原因在于工人要求奖金和一个月双薪。参加者二千多人。华实纱厂实际即政府企业，省长赵恒惕派兵镇压罢工，开枪击伤工人数十名。虽然如此，但工人依然坚持，赵恒惕不得已承认酌给奖金。罢工工人虽然胜利了，但他们的首领黄爱、庞人铨却于罢工解决之后，被赵恒惕逮捕，推至浏阳门外斩首。黄、庞因此便做了为工人阶级牺牲的英雄。

黄、庞被杀后，湖南劳工会亦遭封闭。但黄、庞被杀却引起社会的不平，因为当时湖南省刚刚宣布省自治。赵恒惕制定什么省宪，亦曾冠冕堂皇规定人民得有什么自由权利的条文，这样一来省宪的假面具完全揭开（本来赵恒惕宣布省自治就只是军阀割据的护符）。

共产党湖南党部便发起“驱赵恒惕运动”。这一运动不仅限于湖南，而且波及省外各埠，影响甚大。

黄、庞被杀以后，职工运动遭一顿挫，所谓湖南劳工会分子皆逃亡在外，但共产党员却并不跑，在白色恐怖之下做极困苦艰难的工作。过数月后，开始罢工斗争，最大的当然是安源煤矿和水口山铅矿的罢工。我们在上面已经叙述过了。总之，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是湖南罢工潮最澎湃的时期，手工业工人和苦力几乎全部罢过工，而且是联合全市小作坊小铺店的同盟罢工。罢工大半胜利。湖南罢工潮也因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而归于停止。

上海罢工潮

上海本为全国工商业中心，但在此次罢工高潮中，却不及内地远甚。其原因：第一、上海为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帝国主义在本国已积有百数十年压迫罢工的经验，对付中国新生的幼稚的罢工运动自然是优有馀裕。真的，我们要承认那时真不是他们的敌手。至于内地，我们固然幼稚，军阀官僚资本家对于压迫罢工也同样没有经验，所以当时罢工往往在内地胜利，而在上海则否。第二、上海工人成份比起铁路工人来，女工童工极为充斥，如纱厂百分之九十是女工，丝厂则常常是百分之九十九，而且其中有一半是童工。女工童工的觉悟力与战斗力当然不及成年男工。那时帝国主义对付罢工最主要策略有三：（一）无论如何不让罢工胜利，不与工人订立条约，宁愿听其多罢几天工，宁愿罢工解决后由厂方自动加资，意思就是加资不是由工人斗争得来的，而是由于厂方“恩赐”。 （二）无论如何不让工人组织工会。 （三）即使有时对工人让步，但以开除罢工领袖为交换条件，自然开除工人领袖多以别项美名（如“调工作”，“自动辞职”等）为欺骗。我们遇著这样的强敌，真使我们难于应付。虽然如此，但上海工人阶级仍曾表现其好身手，仍是屡跌屡起的前进，最明显的例子，是日华纱厂两年之内发生八次罢工。我们这里来叙述一九二二年的罢工潮。

二月上海有两个纱厂的大罢工。一个是上海第二纱厂，因为工人家属送饭时资本家恐怕偷纱，不许入厂，工人大愤，二日起罢工，参加者一千四百多人，计罢工三日。另一个是三新纱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十一日起罢工，参加者共六千多人，结果被租界巡捕压迫而失败，计罢工二十日。

四月十六日，日华纱厂罢工，参加者三千八百多人，要求加资，结果胜利。

四月二十四日，邮差罢工，参加者七百馀人，反对增加保证金及储蓄金，并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结果胜利，罢工二日。工人组织工会。

这两个胜利的罢工，可说给上海工人及附近的工业城市，如苏州，无锡等处不少的影响，数月之内发生无数的罢工。

全国劳动大会后，五月二十日，日华纱厂又发生罢工，因经纱间要求按件付工资不遂而起。工人组织工会，巡捕拘捕工人，上海南京各团体纷纷援助。结果前一次加资一律有效，罢工期内发二日工资，经纱间女工技精者按件计资，但工人领袖自动辞职，工会不准存在，计罢工十五日。

罢工潮既日盛一日，上海工部局查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逮捕李启汉同志，罪状是“煽动罢工”、“扰乱秩序”。判处徒刑三月，永久驱逐出租界。帝国主义驱逐李启汉同志，并不是真驱逐，而是递解中国官厅，并授意中国官厅，将他永远监禁。当时上海护军使何丰林仰承帝国主义意旨，不加审问，将李同志脚镣手铐送入大狱，时经两年，百计营救无效，直到一九二四年江浙战争起，李同志始被放出来，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要以李启汉同志为第一人。

八月五日，丝厂女工大罢工，参加者一万馀人，要求增加工资及减少工作时间，结果被警察干涉。罢工只三日而失败。

从此，罢工便趋向低落了，最后发生的所谓三角同盟罢工，即金银业、日华纱厂、英美烟厂三罢工是也。

十月七日，上海金银业罢工，参加者数千人，要求改良待遇，承认工人俱乐部，增加工资，减少学徒年限，废除包工制等，支持二十七日而失败。

十一月一日，日华纱厂又罢工，参加者三千多人，要求启封工会，被军警压迫而失败。

十一月二日，英美烟厂罢工，参加者九千多人，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和启封工会，结果，亦遭军警压迫而失败。这三个罢工失败后，上海罢工工潮遂一蹶不振了。

广东罢工潮

广东罢工潮比上海还要落后，其原因是共产党广东党部很弱，而且夹有极大机会主义成份。代表人物即现今国民党改组派的陈公博。他当时主张“联陈倒孙”，后经共产党中央派人前往纠正，开除陈公博及其信从者出党，自经此事变后，党部方稍能对外发展，但领导罢工仍属软弱无力，广东自发罢工也有，均无若何结果，大的罢工有两次，即盐业罢工和澳门罢工。

五月十二日，广州盐业工人罢工，其时为国民党政府，中国有名的老外交家伍廷芳为省长，但此次罢工却是经伍廷芳之手压迫下去了，甚至于还实行取缔工会条例。

五月二十九日，澳门全体华人总罢工。澳门系葡萄牙帝国主义的租借地，此次罢工因西人侮辱中国妇女，有华工见而殴之，被租借地政府拘捕，华人请愿释放，遭枪击，大愤，全体华人罢市罢工。由广东政府交涉，但广东内部不久发生政变，无结果，罢工自行溃散。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罢工高潮中的领导作用

全国罢工高潮的状况我们已大致叙述过了，现在来叙述当时工人组织的状况。

首先须叙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罢工高潮中的领导作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后简称书记部）在当时中国工人群众中的确有很大的威信，在第一次罢工高潮中确起了先锋的作用。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劳动大会（后面第五章还要专门叙述）就是由它发起的，而且在这次大会上通过它为全国总通信机关，俨然成为全国工会的总领袖。在大会以后，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改为总部，总主任为邓中夏同志。并于上海、武汉、湖南、广东、济南设分部，上海分部主任为袁大时（现已叛变），武汉分部主任为林育南同志，湖南分部主任为毛泽东同志，广东分部主任为冯菊坡（一九三一年已离开了党），济南分部主任为王尽美同志（现已死）。书记部迁往北京，为的在当时罢工高潮中，北方铁路做了骨干，迁往便于就近指挥。真的，书记部当时确成了罢工的唯一领导者，在那样紧张罢工潮中，书记部的工作不用说是万分忙碌，差不多天天有特派员派出，遑遑于火车轮船道中；书记部的总机关报即为《工人周刊》，其他分部亦有机关报。第一次劳动大会的缺点，在于没有一个工人目前斗争的纲领，书记部是补救了这一缺点，其时适值国会重开，书记部乃发起劳动立法运动，提出劳动法，实际即斗争的纲领，并号召全国工会为此纲领而斗争（参看后面第五章），也就因此把全国工人罢工斗争的意志统一起来；而同时全国的罢工，差不多都得了书记部（总部或分部）的指导，因此书记部的信仰越发增高起来，有不少的地方罢工胜利后，由工人群众提议捐助书记部的经费，即此一端可概其馀了。

两大地方组合与两大产业组合

在罢工高潮中，固然，多数是先有组织而后罢工，但亦有不少组织成立不到数日便罢工的，或罢工时开始成立组织的，甚至还有罢工前后均无组织的。这样一个大的缺点，当然是书记部首先须以全力克服的。除在各地帮助工人组织当地工会外，书记部特别注意是组成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

最先成立的是武汉工团联合会，它包括有汉阳钢铁厂工会、汉冶萍轮驳工会、大冶钢铁厂工人俱乐部、下陆矿厂工人俱乐部、花厂工会、人力车夫工会、香烟厂工会、扬子机器厂工会、武汉缝纫业工会、武汉轮驳工会、江岸铁路分工会、徐家棚铁路分工会、武昌机器工会、机器缝纫工会、蛋厂工会、西式皮鞋工会、武汉电话工会、洗衣工会、武汉调剂工会、建筑工会等二十个工会，会员三万馀人。

其次成立的是湖南工团联合会，它包括有粤汉铁路岳州分会、粤汉铁路长沙分会、造币厂职工俱乐部、铅印活版工会、黑铅炼厂工人俱乐部、人力车夫工会、土木工会、理发工会、缝纫工会、笔业工会、安源矿工俱乐部、水口山铅矿工人俱乐部等等十四工会，会员亦达三万馀人。

再其次成立的是汉冶萍总工会，包括汉冶萍总公司整个企业，计有汉阳铁厂工会、大冶钢铁矿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俱乐部、下陆铁厂工人俱乐部、汉冶萍轮驳工会，于十二月十日开成立大会。

最后就是筹备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这里有一个困难，即各路工会组​​织发展是不平衡的。北方京汉铁路算是沿路经我们的手组织起来了。但京奉则只有唐山、山海关、天津、丰台有我们的组织，关外没有。津浦路只南段的浦镇、浦口和中段济南有我们的组织，其馀各站不是没有组织，便是工头组织。泰安工头某承交通系的意旨还宣布成立全路总工会。京汉路则机务车务机器厂分成三部，车务和机器厂有我们的组织，而机务则在交通系走狗之手。陇海路上的罢工，本为工头领导，故工会亦为工头把持，分化的结果，洛阳完全为我们所有，其馀各站则我们的影响极微。正太路只石家庄、阳泉有我们的组织。道清路粤汉路和株萍路北段则全有我们的组织。其他如沪宁、沪杭，全无我们的影响。在这样状况下，马上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当然时期尚早。开滦大罢工起，书记部召集各路代表开会于北京，本为讨论援助开滦罢工，但开会时开滦已失败，于是讨论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当成立筹备委员会。并决定于最短期间内成立各路总工会，然后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后来京汉铁路大罢工便为成立该路总工会而起。 “二七”失败后，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成立遭一顿挫。

自然那时我们在上海和广东均有这种总组织的企图，上海是没有成功，广东虽然挂起“广东工团联合会”的招牌，但实际上没有基础。

海员工会方面，香港则因我们南方党部太弱未能打入，上海虽由李启汉同志打进去了，旋因被捕，工作也就停顿。

工会组织的内容

无疑的在那样紧张那样迫切的罢工环境之下，对于组织无论如何是不精密的，又何况那时我们的经验实在太少。一般的说，那时工会只有上层组织，没有下层组织，每一工会内大概有一主任或委员长，文书、组织、宣传、庶务、调查、交际各部。大会，代表会议，委员会议都是有的，但在组织的运用上的确模糊不清。一般的说，工会的秘书，确是我们派知识分子去充当，自然经过工会的同意，这个秘书帮助工会办事，久而久之，信仰巩固，往往不知不觉的变成“秘书专政”，这是有的。至于由我们派去的同志充当工会主任，那时还是极少，有几个同志确因在罢工斗争中表现他的勇敢和能干，为群众所拥护，至选举时，群众便选举了他，并非党的委派。

工会与党

这里我们提出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我们在当时确做了一个极大错误，这个错误不在党与工会的关系，而在于当时做职工运动的同志，未曾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最大错误是党的关门主义，大家有这样的观念，以为工人觉悟程度还不够加入共产党，把许多斗争中表现很好的积极分子，都推到党的门外。介绍个工会会员入党，常郑重要经过数月的考察。还有这样的可笑事，介绍工人入党必先介绍入书记部，书记部成了工人入党的经过机关。这样一来，工会与党的发展成了非常奇怪的形式，极不相应。自然当时工会中的党的组织普遍是没有，只有共产党员个人，也就因为如此对于工会的领导，只是个人式的英雄领导，而不是党的组织领导。后来，“二七”失败，工会被封，我们党在工人群众中除政治影响外，什么也没有了，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个错误明显的是十足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个遗毒一直到一九二三年，北方铁路工会还有残留。

我们已经对于一九二二年的罢工潮流，有了一个一般的叙述，现在可以把当时职工运动里最大的几件事，分章的详细说一下：海员罢工，第一次劳动大会，开滦矿工罢工和京汉铁路的“二七”屠杀。

第四章　香港海员大罢工

海员的生活状况

中国海员的生活状况，其最感痛苦的有四：第一，是工资的微薄。普通工资每月大概在二十元以下，而物价又逐年飞涨，譬如米，一九二二年时，上海增加到百分之一二．五，香港增加百分之一五。因此，海员工资不够单身维持生活，若有家属更是困苦颠连了。故中国海员中往往有因生活艰难而做偷运军火的冒险事业。但这种事业，幸而不被破获，可得微利，不幸而被破获，本人必须潜逃，否则必须被捕坐监或被杀。第二，是包工制的剥削（粤语叫包工为“洗马沙”）。海员中有所谓 “馆口”，约有三种：一种叫“洗马沙馆”，由包工头设立，与船东勾结，包揽介绍海员工作。凡找工作者必须贿赂工头数十元不等，上船作工后，海员工资中抽扣十三元或十五元归包工头。一种叫“君主馆”，由个人设立，营业性质，亦与船东勾结。凡加入者须纳入馆费数十元，方有候工资格。在馆食宿，由馆主收饭钱和征收其他种种名义用费。介绍工人上船作工，并不按先后秩序轮流，而是由馆主个人意志支配。一种叫“民主馆”，亦名“兄弟馆”，海员合股组织，系公共宿舍性质，自然比较公平；但海员多不识字，故必请知识分子做馆中管理先生，此管理先生积久则把持馆务，从中渔利，剥削工人。上述三种馆口，香港一处便有一百三十馀处之多。自然以前两种为最有势力，很显然的，因包工者与船东勾结，海员不经过他则得不到工作；既得工作如不经常报效他，又随时可以取消工作，因此海员只有忍气吞声受包工制的剥削。第三，是待遇的不平等。中国海员与白种海员虽做同样工作，并不能得同等工资，普通是十与二之比。一切待遇更是悬殊。譬如住房，白种海员，一二人一间房，中国海员则须五六人一间；而且中国海员住房不是火舱附近，便是空气与光线不足之处。沿海内河轮船大半没有海员住房，货堆上、通路傍、煤炭里，便是他们的卧处。其他凌辱打骂及罚金等酷虐待遇，不可胜计。第四，是失业恐慌。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手工业与农业破产，沿海一带，失业农民及手工业工人，群趋大都市找寻工作，于是大都市里经常的有广大的劳动后备军。船东与包工者恃有此经常的广大劳动后备军，得肆无忌惮的对在业海员施行无情的剥削。你如不愿受此剥削，就把你挤出于轮船之外。香港一处，海员失业的经常总有一两万人。海员失业后，就只有饿肚皮，睡马路。

罢工的准备及其爆发

海员的经济生活状况既如上述，基于经济痛苦，他们就有起来斗争的可能，又何况当时世界革命潮流非常汹涌。海洋轮船来往东西洋，他们受此潮流的激动，独得风气之先，那有不发生阶级觉悟的道理？就是内地亦发生不断的自发的罢工斗争，香港机器工人罢工更给海员以眼前的实例。因此香港海员首先便掀起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第一怒涛了。

一九二○年有宝泰办馆者，企图包揽英国昌兴公司轮船的海员雇用权，引起海员的公愤。其时海员中有苏兆征林伟民等积极分子，从此便乘机开始从事宣传与组织。一九二一年三月六日便成立海员工会，定名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但中国海员籍贯既殊（最多的是广东人和宁波人），方言亦异，乡土观念帮口观念又深，当时很难团结，工会依然还是空的。但工会此时已明白，要工会取得群众信仰必先从小斗争做起，于是用工会名义向轮船办了几次交涉，如抗议殴打海员，和要求恢复海员工作等，结果皆得胜利，因此群众对工会的信仰日益加深，而加入者亦渐渐多起来了。不久，工会更进一步提出增加工资的问题，准备大罢工，组织“增加工资维持团”专办此事。另组织“征求队”、“劝进队”、“宣传队”、“防护破坏罢工队”、“交通队”以及各种秘密机关；并在广州设立办事处，预备罢工后工人回广州，因罢工后事实上工人必须离开香港回广州。关于罢工经费亦着手募集。又发出工人生活表及要求条件到各埠各船给海员传观，同时并派人到各埠各船报告工会情形及罢工准备情形。另外还联络外国海员要求援助；联络中国其他运输工人要求援助；各国工会凡知道地址的便发信要求援助。兹将要求条件列举于下：

（一）工资十元以下者加五成；十元至二十元加四成；二十元至三十元加三成；三十元至四十元加二成；四十元以上者加一成。

（二）工会有支配工人权（按即职业介绍权）。

（三）雇工合同签定时，工会有派代表权。

一九二一年九月，工会向资方提出加资要求，资方不答；十一月又提出，又不答；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第三次提出，并申言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否则罢工。当工会第三次提出要求前，已约定对工会有信仰的轮船海员为领导罢工的中坚。果然不到十二小时，罢工便爆发了。凡香港开往广东内地的广州、江门、澳门、梧州的轮船以及到港的英、荷、法、日、美各国的海洋轮船，霹雳一声，一致罢工。当时数约一千五百人。

罢工实施后香港政府甚为失惊，因为这是出乎它的意料之外。当晚便派华民政务司（这是专门管理中国居民的官员，当然是英国人）到海员工会，带半讥讽半威吓的劝告，叫海员回船作工，工资将来慢慢商量。工会坚持非答认条件誓不上工，此时群众挤满工会内外，大家高呼罢工口号，华民政务司只得狼狈退回。

次日，罢工海员搭火车回广州。其他轮船继续到港，陆续罢工。这种形势，很快的影响到新加坡，暹逻，上海等口岸。汕头亦随即加入罢工。有些船在半路便罢工。有些船不敢开来香港。一星期之内，罢工海员已达六千五百人。罢工总办事处设于广州，于香港设分办事处，并设秘密机关。汕头另设办事处专管汕头。

香港政府的恐慌

罢工之势既成，香港政府极为恐慌。一月十六日，宣布戒严令以恫吓罢工工人。十七日又出一通知，内中提出船主的条件以期缓和罢工。其条件如下表：

由上表看来，海员的要求与船主的还价相差实在太远，于是海员不理，锐意扩大罢工。

的确，海员罢工可以致香港于死命。因为香港是一个孤悬海口的小岛，它的海上转运业，虽在远东是首屈一指，但是本地的出产，不能供给五十二万八千零九十的人口之用，所有一切粮食及一部分日用必需品从中国内地运来。譬如梧州的鸡鸭，广州的猪肉、牛肉，汕头的水果，上海的纺织原料和服装用品，此类日用品，都得仰海运的供给。海员罢工后，食物就骤形停顿，而物价则突然飞涨，看下表便知。

香港运输工人同情罢工

至一月底有香海运输工人同情罢工的事。当海员罢工时，本拟联络其他运输工会一致罢工。但运输工会非常复杂，大半由工头或小买办做中心，故当时尚意存观望。后来轮船越停越多，事实上他们已无工可作，经海员工会之活动，不到半月他们就同情罢工了。从前有一两只船偷偷摸摸起落货物逃去，到运输工人全体罢工，则完全停顿。于是罢工人数增至三万人以上。此时正值中国旧历年关，香港形势更形严重。

二月一日，香港政府下令封闭海员工会及其他同情罢工的运输工会，逮捕罢工领袖和工人，并架大炮对住海员工会，将工会招牌拆去，理由是：“海员工会打算陷本殖民地生命于危险之境”。

调停与破裂

香港运输工人既一致罢工，使香港政府更为困难，对付罢工政策，软硬兼施既均无效力，不能不出于托人调停之一道。首先嗾使华工总会到广州协同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航业公司向海员工会调停。海员工会说：“这次罢工，香港政府不但不居中调停，反而采用高压手段，封闭我工会，逮捕我工人，野蛮之极！我们只有坚持到底！”这一场调停遂无结果。

华工总会调停既失败，香港政府又嗾使东华医院用街坊名义出面调停，写信到广州请海员工会派代表到香港（东华医院，乃留居香港的中国绅商之大集团，其名义是一医院，其实是一社会集团，不用说是一仰承帝国主义颐指气使的洋奴组织。故在香港颇有政治势力）。海员工会派了五个代表去，于是东华医院调停之一幕喜剧便开场了。

此时因香港政府封闭工会，拆去工会招牌，故海员工会的要求首先提出恢复工会为先决条件。绅士们说：恢复工会是可以，是要改变招牌，添多或减少几个字。因为香港政府煌煌文告宣布封禁，你们是知道的，这是政府的威信所关。海员代表说：“工会招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一字也不能增，一字也不能减，而且要给还原有招牌。”绅士们见话不投机，乃改变态度，说起妙语来了：你们罢工我们不反对。但你们要顾念现在香港的粮尽食绝，岂不把几十万留居香港的中国同胞活活地饿死。海员代表说：“是的，香港居民将绝食，这是实情。我们早已预计到的，而且早已挂念著的。但是，我们挂念香港居民，而你们却一点也不挂念海员，我们海员老早就有几十万要饿死了。我们此次罢工，更苦得要命，天寒肚饿，你们为什么不曾说一句救济的话呢？”说来说去，不着边际。海员代表声言：“增加工资，改良待遇，是天经地义的事。而香港政府反把工会封闭，且把同情罢工的工会也封闭；还要逮捕工人，拘禁领袖，是何道理？你们为什么只替政府说话？政府既没道理，你们为什么不帮助我们。你们若有本事叫政府给还我们工会招牌，就有话可说，否则我们即刻回广州去。”海员代表立起身来要走。绅士们知难挽回，便说：我们同去华民大人处说情，可以不可以呢？海员代表表示拒绝，后经绅士再三要求，海员代表方允许。

到华民政务司后，华民司说：“因为你恐吓他人罢工，故政府封闭工会，现在不能把工会招牌还给你们。恢复工会可以，但名称要改。加资问题，你们是知道的，各船情形不一样，将来或增或减，我们举出代表按照公道评判，看那船该加，那船该减。”海员代表说：“恐吓他人罢工，有何证据。用莫须有的罪名，用机关枪拆去我们工会招牌，抢去我们工会家具，还说我们恐吓。中国海员罢工是多么文明哟，你看，香港自罢工后，秩序比前好得多（按意即谓市面萧条） 。英国煤矿铁路海员三角罢工，我们中国海员去到伦敦，他们还要我们一共参加。现在我们还没有邀请各国工人同情罢工哩。说到加工资，如果香港政府主持公道，早就应该调解。我们三次向资方提出要求时，同时通知政府，而政府看不起中国海员，全然不管，因此激成罢工。说到将来举出代表公道评判解决加资问题，那我们'唔领过的咁ロ既哟' （按即不上这个当的意思）。现在的问题很简单，第一送还工会招牌，第二承认加资条件，我们立刻上工。如工会招牌要改，那么加资问题也不必谈了。”海员表示明天回广州去，华民司说：“西人商会要找你们谈话。”

当晚上海银行大班，渣甸洋行大班，wion燕梳公司大班等请海员代表谈判，非常秘密，不许傍听。他们问：“你们愿意华民司参加吗？”海员代表说：“有什么不可以。”华民司亦一同参加。洋资本家说了一套与华民司相类似的话，海员代表亦用与答复华民司相类似的答复。说到恐吓罢工一事，海员代表否认，华民司说：“是事实，现在许多人愿回香港做工，你们强迫他们不许回来。”海员代表说：“省城太远了。拿香港来说吧，有馆口一百三十馀间，每间总有数十人，为什么他们不肯上工？是谁恐吓他们。”说到加资一事，海员代表说：“找公正人调查评判，我们不能接受，只有说定加多少，大家签了条约，才是实际。”说来说去，说了几个钟头，海员代表坚持恢复工会给还招牌为先决条件。他们说这事要请示“兵头”（按即香港总督，他有统率香港海陆军的全权，故俗称之为兵头）。

一场谈判无结果而散。

到此时已是山穷水尽了，香港政府暗使华商总会约海员代表去谈话，劝他们明日莫回广州，等西商请示“兵头”看有什么商量？有罗旭初者，香港著名的大绅士，约海员代表到他的写字楼去，他说：“今天的事你几人帮助我一下就可解决。”海员代表说：“什么叫帮助？你不来帮助我们，反叫我们帮助你！”他说：“一切都在你们身上，你们说什么就可解决。”海员代表已料定罗旭初有行贿的意思，乃说：“我们什么都取决于罢工工人，那能说在我们几人身上。”说毕不顾他的强留而走了。

第二日华民政务司叫海员代表去，拿出公文来，大意与华民司昨日所说相同。海员代表立即拒绝。说：“工人委托我们要恢复工会给还招牌为先决条件，现既办不到，带此公文何用？”既而说：“带回公文也可以，但我们在此郑重声明，并不是接受了公文上的什么条件。”

香港政府布置了这一个天罗地网，假使海员代表不得其人，真的，是会落在他们的圈套中的。你不看中国的大绅士、西商大老板、华民大老爷，从前眼角都不瞧工人的，今则这样和顺与谦恭，甚至于表露行贿的意思，如果海员代表稍一动摇，全盘糟了。然而海员代表却不激不随，坚持到底，应付裕如，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海员代表之一便是苏兆征，说话亦以他为最多。

双方的鏖战

调停破裂以后，香港政府乃改变了策略，进行破坏罢工。派人到上海、菲律宾、印度等处招集新工。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得此消息后，便纠合宁波海员公所阻止招募新工行动，李启汉便因此被捕入狱。但在上海所招得来的新工几百人，经过汕头时便给汕头罢工办事处说服了一大半，一小半到了香港。有几只船是给新工开走了，但技术不好，在海上发生了危险。在菲律宾印度招募得来的新工，情形大致相仿佛。海员工会除通电各处工人团体请求制止招募新工外，并派“防护破坏罢工队”暗杀招募新工者，在香港刺杀梁玉堂一名（行刺的工友被捕，工会替他打官司，一直打到伦敦理藩院，终被判决死刑，绞绝）。因此香港政府这一新策略又告失败。

罢工海员方面的政策，便是更加加紧封锁香港。扩大纠察队的组织，分派到各海口去，禁止粮食运往香港，到处受农民工人的帮助，甚至小商人和土匪也起来帮助了，此时真是一茎菜，一粒米都不能到香港，香港粮食更行恐慌。从此双方对峙的局面更加严重。二月中旬罢工的船只有如下表：

这次罢工实在太可怕了，好像时疫一样，传染得异常迅速，只要那船上有中国海员，并不要工会的命令，他们便自动的离船上岸。所以各地轮船都认香港好像一时疫区域，不敢开来，或者只在港外稍停便走，或者径直不停，由西来的直达上海，由东来的直达新加坡或小吕宋。

香港全市工人同情总罢工

调停破裂以后，香港其他工人及一般平民对香港政府皆表示愤激而同情海员。先是香港各工会曾开联席会议，议决海员罢工，我们要大家同情援助，如运输工人同情罢工不能胜利，则我们一致举行总同盟罢工。海员工会此时便根据此一决议向各工会大肆活动，工会都表同情。但不能立时即罢，因香港一般习惯，工人须到月底才能取得工资，此时正是二月中旬，不能不略等些日子。各工会共派出七个代表，到广州与海员工会商议筹备一切，并组织“全港同情罢工办事处”。他们只提出援助海员，并未附加自己条件。

虽然如此，当前却来了一个障碍，就是香港政府得知全港工人准备同情总罢工的消息后，便嗾使机器工会（本名“华人机器会”，是香港政府御用的机关），向工人宣传说：“海员罢工我们应该援助，海员现在最需要的是经济援助，我们可以捐款，不必急于罢工。”又说：“海员罢工势成骑虎下不得背，我们应该援助他们下背。我们可组织'全港工人调停海员罢工会'来援助他们，这才是实际。”这种宣传居然发生极大效力。海员工会得此消息后，即派在广州筹商总罢工的七个代表回港制止调停会之实现。同时海员工会召集大会，宣言：“我们工人若同情就加入罢工，不能说什么调停？调停就是妥协”。大会一致决议不受什么工人调停，要香港工人切勿组织调停机关。群众异常激昂，高呼“工人兄弟团结一致”“打倒调停机关”口号。此消息在报上布露流传香港后，港工人憬然觉悟，取消调停会，并将调停会的招牌和印信打得粉碎。从此便一意准备罢工，毫不动摇了。

二月二十七日，香港政府知全市总罢工就要到来，宣布欧战时一样的戒严令，把中国各口岸所有的英国军舰调集香港，禁止火车通行，加岗巡查街道，离港者要铺保。香港变成战时状态，谣言四起，罢工海员率性放火烧了香港三个贮藏粮食的货仓，于是全市更起恐慌，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

但香港政府虽下战时戒严令，然而工人并不害怕，月底领得工钱后，大家收拾被袱乘夜过海，预备天亮步行回广州（因火车已停）。邮局，银行，酒店，茶居，街市（按即菜场）一律罢工，连住家的使役，女仆，厨司，轿夫，园丁以及水底电线工人，山顶电车夫，报馆，印刷局，轮渡夫役，饼干店伙友，面包工人，公事房使唤人，牛奶房工人都加入罢工。弄得财主佬家里，饭没有人烧，火炉没有人发，小孩啼哭没有人理，全市关门闭户，秩序大乱，全港居民都感觉是危在旦夕。然而香港政府终无如之何。只得调遣全部海陆军警巡查街道，加紧戒严。

沙田惨杀

十馀万罢工工人步行回广州，三五成群，络绎于道。行到沙田地方，该处有大队英国军警驻扎，禁止工人通过，并开枪向工人射击。工人非常勇敢，大声高呼：“不要怕，前进，去啰去啰！”一呼千应，声震山岳。英兵放枪扫射，当时死四人，伤数百人，后因重伤致死者二人，是为“沙田惨杀”。工人被英兵开枪击散后，有绕山背回广州者，亦有迷失路途绕回的，也有中途闻讯退回的。但是退回并不上工，散住街上空地或楼底，军警见三四十人一堆的便枪击驱散。政府禁止饭店借给成堆的工人煮饭。

香港政府满拟此项铁血政策可以奏效，而殊不然，反因此更促起工人愤激，不肯开工，香港居民亦更同情工人。

沙田惨案发生后，罢工海员更形愤激，誓死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一面督促广东政府向香港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一面通电国内外请主持正义予以援助。

罢工海员的精神及其生活

我们这里要来约略说说罢工海员的精神及其生活。当工会准备罢工时，本已筹备经费，但为数极微。所得之数不够罢工海员回广州的火车费。陆续回广州的海员人数不下五万人，后来又加上同情罢工的运输工人和香港工人，其人数更众多了，罢工经费当然拮据万状。幸而此时广东政府每日借出数千元，前后共计约十万元，罢工经费赖有此源源接济得以支持（其时广东的政像是这样：一九二○年北洋军阀发生内讧，而有所谓“直皖战争”，段祺瑞倒台，而成奉直的联合政府。南方护法讨段之目的既失，于是岑孙分裂，岑去孙来，另建立政府，自为总统，继续抗北。但孙之部将陈炯明势力益大，与孙不睦，孙不得已以广东交陈而自去广西之桂林督师北伐。海员罢工时孙陈冲突愈益紧张。陈炯明是知道孙中山在海员中有相当影响的，此次海员罢工，所以他极力表示帮助，其用意不用说是在减削孙中山的影响而欲利用之以帮助自己倒孙的事业。不然，陈炯明何至有那样慷慨？罢工海员亦非常明白这个内幕，却利用陈炯明的经济接济，而始终未被陈炯明利用去作政争）。

罢工经费虽每日有数千元接济，但人数众多，工人生活仍然是很痛苦。每日饭食两顿，每顿一毛。除饭食外，什么都没有，时值隆冬，只发棉衣一件，后来棉衣买不起，就发给麻包。工人都在地上打铺，又无被盖。刚刚此时下雨又多，道路泥泞，工人连鞋也没有穿。冷不过了，只好烧柴火取暖。大家互相鼓励著说：“顶硬上，兄弟！米俾人睇小！”（粤语，按即“坚持到底，兄弟们，不要给人看轻”之意）只对外省海员（如宁波海员）稍为优待，住小旅馆，有棉被，每日发五分钱买香烟。

广州罢工总办事处分总务科、财政科、粮食管理处、纠察队、宣传队、慰问队、骑车队、招待处等机关。设立宿舍数十所，饭室则设海中紫洞艇上。办事很有条理，颇能照顾全局。罢工开始时苏兆征便是总务科主任。后来，会长陈炳生因犯私人刑事被捕，由大会公举苏兆征代理会长。

此时还不知组织俱乐部扮演新剧等，罢工工人无可消遣，不下雨时就舞狮打球。后来在观音山附近开修一条马路，定名海员罢工路。

外界的援助

香港工人同情罢工援助，足见其阶级同情之深。广州工人援助亦极勇跃。就是远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亦热烈的援助，京奉、京汉、陇海、正太、京绥等路工人，发起 “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曾举行许多次大会，并发出许多次通电和文告，一面向铁路工人宣传休戚相关之义，一面捐款援助海员罢工。最有趣的，是京汉路火车头上竖起“援助香港海员”的大旗，从北京一直飘扬到汉口，从汉口回转来又飘扬到北京。这是北方军阀专制政府下破天荒的英勇的一举。在国外的华侨捐款也不少。各国工会也有许多电报表示慰问及援助，但均被香港政府扣留。其时广东有一华俄通讯社，系苏联所组织，海员工会和它建立密切关系，每日以罢工消息报告，请其转达各国。那时海员工会便常致电法国《人道报》——共产党的机关报，请其转告各国工人阶级予以援助。

此时中国阶级分化还不明显，小资产阶级不用说表同情，就是资产阶级，亦有对海员罢工表示同情，竟至以物质相援助的。

香港政府的日暮途穷

香港政府对于罢工的策略，先之以欺骗，继之以压迫，三之以调停，四之以破坏，最后出之铁血，然而均不能奏效，至香港全市工人同情罢工后，更见狼狈万状，不得已只得令沙面英领事并派副华民政务司到广州要求广东政府出任调停。很哀怜的说：“香港几十万中国居民没有粮食，必会饿死，我们白人在那边并不多呢。”要求海员工会先准香港船来广州自由采买粮贪。海员工会说：“可以，你叫船来，但买不到粮食不关我们事。”果然第二日香港用海军开一船来，但来了一天，一块肉一粒米都买不到手。叫艇艇不来。他们没有丝毫办法，只得把空船开回香港去。

海员工会知道提出解决办法的时机已到，二月七日召集大会通过下列决议案：

（甲）暂时办法如下：

一、工人月薪在十五元以下的加百分之四十。

二、工人月薪在二十五元以下的加百分之三十。

三、工人月薪在二十五元以上的加百分之二十。

四、必首先承认后面丁项原则，然后可谈暂时办法。如果船主承认此项暂时办法，海员全体即刻复工，由公断处商议（丁）项决议案。

（乙）公断处设在广州。

（丙）公断处由下列人员组织之：

一、广东政府代表，二、英国总领事代表，三、西船主代表，四、华船主代表，五、海员代表。

公断处人数，由广东政府和香港政府商议后决定。这个公断处有讨论解决罢工之权。

（丁）中国海员工会提出下列八条，请求公断处讨论。

一、工人工资在每月三十元以上的加百分之三十，在三十元以下的加百分之四十。

二、罢工之后，复工的工人不能加以任何理由歇业或降职。

三、工资增加适用于现在香港停泊的轮船，和从各埠向香港开驶的轮船。

四、船主雇用海员，须由海员工会介绍，以免经手人克扣工钱。

五、签立雇用海员合同时，须有海员工会派证人到场，否则无效。

六、无论海员或海员工会的职员不得因无相当理由递解出境

七、加工资日期由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起。

八、中国海员复工之后，雇主须加以平等待遇，不得苛虐。

决议之后，电告香港政府，并于（丁）项所列八条之外，再加一条，“恢复中华海员工业总会原状，及现被封各工会与被禁之办事人。”

罢工的解决

香港政府此时除接受罢工海员的要求外，再也无路可走，七十年来赫赫弈弈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之下屈服了。香港政府接到海员工会电报后，叫沙面英领事要求海员工会派代表到香港谈判。海员工会派出代表四人和广东政府交涉署代表一人去香港。香港政府承认组织公断处。此公断处屡次在香港和广州开会，到三月五日，把条件议妥，签字解决。全文如下：

下列条件经各签字于条约者同意，认为解决双方争执的办法：

（一）兹将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正月十二号在香港应支之工价，须由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一月一号起增加如下：

（二）须订定一日期，以便各船员一律回船，由离工日起至一律回工之日止，工金照新定之价折半支给。各船东须用回其船员在其公司之船供职，又如双方允肯，则安置其在别船供职亦可。如各船回工无席位，则于无席位用他期内，须折半支给工金予他。惟以由一律回工之日起计，不得过五个半月为限。此项折半之工金款项，另委管理人管理之。

（三）各船东允愿襄助实行一个新的雇用船员办法，以便尽量减少一切关于付船员工金之弊病。

关于工资一项，其百分比，结果如下表：

除上列条件之外，恢复原有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沙田惨案死者每人优恤一千元，也答认了。

总而言之，此次罢工算是得到胜利。自一月十二日起，至三月八日止，共罢工五十六天。

庆祝罢工胜利

罢工胜利之后，工友们自然欣喜奋发，首先就在广州举行庆祝大会，随后回香港又举行庆祝大会。会中情形，略而不叙，我们这里只简单叙一事，即启封工会时之盛况。海员工会招牌曾被香港政府拆去，三月六日，香港政府只得明令取消二月一日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工会招牌亦只得恭恭敬敬地给还海员。当重行挂上工会招牌时，罢工全体海员及香港全市工人都来庆贺，人数不下十馀万人，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在高呼“海员工会万岁”的欢声雷动中，一致仰著头，看招牌徐徐地挂上去。爆竹连天，声震全港。

这次罢工的教训

香港海员此次罢工，其性质虽纯系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然而其实际却带着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意义，因为中国航业几乎全系外国资本经营，中国民族资本，远洋船一条也没有，沿海内河船也不及外资公司三分之一。所以中国海员与帝国主义有不可避免的冲突，成了直接的仇敌。这是中国海员斗争的特殊意义。

此次罢工胜利的原因，在客观上当然是当时国内外革命潮流的激荡，是一个利于斗争的环境；在主观上则为罢工有相当准备；选择的时机适当（中国旧历年关），群众完全了解并兴奋；团结力甚强；领导者聪明而坚决；援助力量有莫大的作用（运输工人甚至全港工人的同情总罢工）；应付策略的适宜（特别是封锁香港的饥饿政策）等。

此次罢工的弱点，不在于罢工时而在于罢工后，罢工胜利了，一般领袖和陈炳生、翟汉奇之流，由骄傲而至于腐败，再进而把持会务，盗用会款，变成工贼了，工会变成空虚无力。帝国主义见此弱点故敢把亲手签定的条约悍不履行，实际上胜利条约等于一张废纸。以致到了后来一九二四年，工人群众不能不起来做驱逐工贼运动，而把苏兆征（罢工胜利后仍回船作工）从船上叫了回来整顿工会，方逐渐恢复旧观。但胜利条件帝国主义却至今仍未履行。

虽然如此，此次罢工在当时总算是胜利的，它的影响，及于全国，所以它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历史上的意义便特别重大了。

这次罢工还有另一结果，就是影响广东政府把中国刑律中关于罢工治罪之条文明令取消。

第五章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劳动立法运动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召集

中国共产党见当时罢工高潮之到来，认为有召集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必要。于是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起召集。共产党召集此次大会的原则是这样的，不分何党何派，只要是工会便邀请其参加。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便发出通告，一面登报，一面发公函，邀请全国各工会派代表到广州，于五月一日开会。

通告上宣布此次大会的目的凡四：

（一）纪念五一劳动节；

（二）融合并联络全国劳动界之感情；

（三）讨论改良生活的问题；

（四）讨论各代表提案。

大会情形

此次到会的代表共一百六十二人代表十二个城市，百馀工会，二十七万会员^{[注 5]}。代表当然以广州香港两地点为最多，因其近便，占全体百分之八十。其来自北方及长江一带者，据记忆所及，铁路方面有长辛店、江岸、陇海、粤汉北段各工会；矿山有开滦、安源各工会；城市方面有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太原、江西等各处工会。

五月一日，劳动大会全体代表偕同广州市工人群众数万人举行示威大游行，领头的一面大旗便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巡行到第一公园，开大会，群众极为热烈。当晚劳动大会开幕。

大会代表成份非常复杂，就其大者而言，有共产党派，有国民党派，有无政府党派，有毫无主义和信仰的市侩的或流氓的招牌工会派，甚至还有工商合组的团体。在这样一个复杂成份的大会中，不消说会要发生冲突。就在举行开幕那一次会上，为了主席团名单的问题，便发生了剧烈的斗争，几乎把大会捣乱。主席团名单是共产党拟定而由一建筑工会的代表提出。这名单之中，共产党为了联合各派，故各派都有人在内。就中有谢英伯的名字。谢英伯隶属国民党，为一无聊政客，但此时他为广州互助总社社长，该社确已包括有几十个手工业工会，举为主席团之一，确也应当。可是就因谢英伯的问题引起很大的纠纷，特别是无政府党人，那时反对“在朝”的国民党，更反对政客式的谢英伯，他们提出理由，却是从另一方面说话，主张根本不要主席团；本来“主席团”这个东西是新从苏联搬去的，中国开会旧例只有一个主席，没有什么主席团，因此不为大会群众所了解，而无政府党就利用这一点企图捣乱会场。为了主席团名单问题，争辩数小时，无结果而散。

但是共产党在大会中是有威望的。共产党的基本力量，就是北方及长江一带的工会代表（只江西和上海少数代表除外），人数虽少，却是外省来的，因此引起广州香港代表相当的尊敬。再则共产党在当时确尚非各派反对的目的物。所以大会场的布置，完全赤色，三大口号，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各派均未提出异义。也就因为共产党在大会中有极大的威望，主席团名单问题，后来成了不解决之解决。由一个共产党员主席到底，各派均无异言。

主席团问题虽然是不解决之解决了，但大会过程中却在别种问题上仍是不断的发生冲突。就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五月五日为孙中山就大总统周年纪念，国民党工会代表提出全体到总统府庆贺。共产党工会代表主张自愿者去，无政府党工会代表根本反对，引起一场其势汹汹的大争论，结果，还是照共产党的​​主张通过。本来国民党当时所需要的只是这个“面子”问题，那时国民党并未注意这个大会，因为国民党那时根本只看见军事势力，而未看见民众势力。那一天讨论时，国民党工会代表甚至暗怀手枪入场，这可见他们是如何有决心争取这个“面子”啊。国民党工会代表之所以如此决心，当然有他的背景，因为引领工人去庆贺，可以在孙中山面前邀功，做猎官的阶梯。

大会一共开了六天，会场上虽常发生冲突，但大体总算顺利过去。大会上给了工商组合团体的代表一打击，因为实际上他是资本家，虽则是小，所以当他登台发言时，工人们指著会场的悬额说：“这里明写著'工人讲坛'不是商人讲坛，请下来吧！”

此时工会确还没有分化，广州、香港工会分明包含许多极坏的成份，然而那时他们对于外省来的代表确是“相敬如宾”，故在大会的数天内，每天晚上都有几起欢迎劳动大会代表的茶会、宴会或演剧。比方现在最反动的机器工会和广东总工会，那时也是极其客气的。而且每次欢迎席上总是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代表及外省来的代表提前演说。但这里也有一个例外，就是海员工会的欢迎席上，前十名都请的是国民政府要人演说，记得轮到邓中夏时，已经是十三名了，其馀工会代表签了名而竟不被主席邀请。海员工会在五一节那一天在海旁街口扎了一座雄伟奇丽的花牌楼，左右一付对联，就是“拥护三民主义”，“实行五权宪法”。这次欢迎会是用西式大餐，满屋悬挂青天白日旗。这些事实，都可看出那时海员工会对国民党信仰到了如何程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海员罢工当时的确得国民党政治上和物质上切实的帮助（请参看第四章），于是也就把阶级意识模糊起来了，又何况当时会长便是现在为全体海员痛恨的著名的工贼陈炳生，欢迎会上不把工人代表放在眼里，自非偶然。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证明当时共产党对于海员工会的影响又是如何的薄弱！

还有一点须补说的，国民党员在欢迎席上宣传说：“劳动大会能在广州自由开会，这就证明只有国民党才给工人以自由”。当时我们的答复是“自由是天赋的，不是什么人给我们的”。这种见解现在看来虽觉可笑，然而也可见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取工人影响的斗争。

大会决议案

现在我们来说到大会决议案了，可惜得很！原文完全丧失。凭能记忆的写在下面：

大会决议案共九个：

（一）八小时工作制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启汉提出）；

（二）罢工援助案（同上）；

（三）工会组织原则案（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会代表邓中夏提出）；

（四）铲除工界虎伥案（上海机器工人联合会代表许白昊提出）；

（五）统一全国工会旗帜及徽章案（提出人未详）；

（六）规定黄、庞死难日为纪念节日案（湖南劳工会代表提出）；

（七）规定海员罢工沙田烈士死难日为纪念节日案（香港海员工会代表苏兆征提出）；

（八）明年五一节在汉口召集第二次劳动大会案（大会临时动议）；

（九）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承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大会临时动议）。

这些决议案一望而知不是太局部，便是太技术，然而当时大会的代表的智慧确只有此限度。不过其中须指出的，就是罢工援助案，工会组织原则案，铲除工界虎伥案，成为大会最热心讨论的问题。这是很明显的，在那样罢工的高潮中，这三样东西都是工人群众所迫切需要的。

三案的内容大致如下：

罢工援助案　理由之外，胪列具体办法：一、凡每地罢工发生，须通知各地工会，特别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须负此通知责任。二、各地工会得到罢工通知后，就须广为宣传，通电慰问，捐款援助，并致函该罢工工厂资本家，威责其接受罢工工人条件；又各致函各地官厅，责成催促罢工工厂资本家从速解决。三、如罢工工厂资本家执迷不悟，先由附近及有连带关系之工厂举行同情罢工；如不解决则举行当地全市总同盟罢工；再不解决，举行全国总同盟罢工。这些援助办法在今日看来虽有可议之处，但确为当时大会代表讨论的结晶。

工会组织原则案　主要的是确定工会组织以产业组合为原则，只手工业工人方能斟酌采用职业组合。这个原则成为后来中国革命工会组织的根本观念。中国革命工会一开始就依次成立以产业为标准的组织，比之西欧工会还有一日之长，当非偶然。

铲除工界虎伥案　什么叫“虎伥”呢？中国有一故事，人为虎吃，这人的鬼魂须为虎效劳，为它另找一人给虎吃，然后才能超生。这鬼魂就叫做“伥”，譬喻一个人替恶人效劳，叫做 “为虎作伥”。当时还没有工贼这一名称，其实“工界虎伥”就是工贼。这案的内容就是规定如何对付压迫工人和破坏罢工的工贼。

这次大会的成功

这次大会的成功，无疑的引导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虽然这次大会有极大的缺点，但无论如何它给予全国工人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我们只看大会以后，中国罢工高潮便发展到最高度，就可证明。

这次大会之另一意外的成功，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地位的抬高。大会通过“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事实上便是公认它为全国唯一的领袖。再则每个决议案差不多都有“大会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如何如何”字样，根据这些议决案，实际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有指挥全国职工运动之权。

劳动立法运动

第一次劳动大会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准对着罢工高潮制定一个目前斗争纲领，弥补这一缺点，则为七八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所领导的劳动立法运动。

我在第三章便已说过，从一九一八年起，广东便已建立与北京对立的政府，以护法为号召，迁国会于广州，从此南北完全分裂。一九一八年后，南北政府双方都发生不少的政变与战争，此地当然不能详细叙述，只能略述一九二二年即罢工高潮时的政治状况，那年夏天，南北皆发生战争，北方为奉直战争，南方为孙陈战争。奉直战争的结果，张作霖失败，吴佩孚宣言恢复国会；孙陈战争的结果，孙中山被逐，陈炯明宣言取消南方护法政府；因此，国会在广东不能立足，应吴佩孚之召，重回北京，而有所谓“法统重光”的滑稽剧。国会重开，进行制宪，其实这些猪仔议员，那里能够制什么宪法！但他们既已进行，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利用，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乘时号召全国工会举行劳动立法运动。

劳动法大纲

书记部拟定劳动法大纲如下：

（一）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权。

（二）承认劳动者有同盟罢工权。

（三）承认劳动者有缔结团体契约权。

（四）承认劳动者有国际联合权。

（五）每日昼间劳动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夜工不得超过六小时，每星期应予以连续二十四小时的休息。

（六）十八岁以下的男女工人及剧烈劳动之劳动时间，不得过六小时。

（七）禁止超过法定工作时间，如有特别事故，须得工会之同意，方可延长之。

（八）农业劳动者之工作时间，虽得超过八小时，但对于超过时间之工资，须以八小时制为标准而计算之。

（九）以法律保障农民（不掠夺他人的劳动者）之生产品价格，由农民代表提出，以法律规定之。

（一○）剧烈有害卫生及法定之工作时间外之劳动，不得使十八岁以下之男女工人为之。

（一一）对于需要体力女子劳动者，产前产后予以八星期之休假，其他女工应予以六星期之休假，休假中工资照给。

（一二）十六岁以下的男女工人不得雇佣。

（一三）为保障劳动者最低工资计，国家应制定保障法；制定此项法律时，应许可全国劳动总工会代表出席，公私企业或机关之工资均不得低于最低工资。

（一四）各种劳动者有由产业工会或职业工会选举代表参加政府之经济机关、企业机关及政府所管理之私人企业或机关之权。

（一五）国家对于全国公私各企业，应设立劳动检查局。

（一六）国家对于劳动者，应予以完全参加劳动检查局之权利。

（一七）一切保险事业规章之订立，均应使劳动者参加之，俾可保障政府、公共及私人企业或机关中劳动者所受到的损失，其保险费完全由雇主或国家分担之，不得使被保险者担负。

（一八）各种劳动者，一年劳动期间中应有一个月之休假，半年中应有两星期之休假，其期间有受领工资之权。

（一九）国家以法律保障男女劳动者享受补习教育的机会。

劳动立法运动之扩大及其影响

书记部以劳动法大纲通知全国工会，并号召其进行此项劳动立法运动。首先响应的是唐山铁路、矿山、纱厂、洋灰厂各工会，组织“唐山劳动立法大同盟”，为大规模的示威大巡行，并通电全国各团体及国会，要求通过书记部提出的十九件劳动法大纲。继起者为郑州铁路工会，通电全国工会一致进行，并电国会，谓书记部提出的劳动法大纲为我等工人最小限度的要求，务须完全采入宪法中。长沙亦举行劳动立法大会，并组织劳动立法的大同盟。其他各处均有大同小异的运动，皆电国会一致要求，与书记部遥相呼应。

书记部见各处劳动立法运动已发展，乃召集北方铁路工会代表到北京开会，并招待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作广大的宣传。

其时因吴佩孚通电中有“保护劳工”一项，于是国会议员亦有借此投机者提出保护劳工法案，当然他们所提出的与书记部提出的恰恰相反，书记部遂于招待国会议员席上作无情的批评，特别是工人代表的发言，声色俱厉，以致议员不得不当面谢过。

但国会议员历年来的无恶不作，声誉狼藉，早为全国人民所齿冷。此次宣言制宪，无非为恢复已失之声誉，根本就无意制宪，书记部所提出之劳动法当然不能望其通过。虽然如此，而这十九条劳动法大纲却深入了工人群众之中，变成了罢工高潮中斗争的纲领。

第六章　开滦五矿大罢工

开滦矿工的生活状况

开滦五矿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最主要的罢工之一个，所以我们特别提出来加以叙述。

中国采用新式技术开采矿山，就是从开滦开始。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开滦便已开工。此矿起初虽系中国政府独立经营，但后来因资本关系，借贷英款，变为中英合办，实际上也就变成隶属英国帝国主义的一个企业了。

开滦系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唐家庄五矿而成，全年约产煤四百馀万吨，占全国煤的产额百分之二十。矿工共约五万人。

矿工的生活状况：工作时间虽名为八小时，实则十六小时，因为工人必须连作两班，方能维持生活。甚至有这样的情形，矿工在井下工作有继续一星期不出的。中国矿山大抵都采用包工制，开滦当然不能例外。工人都在包工头之下作工，因此，工人虽卖劳力，不能与资本家直接交易，中间还须经过包工头之剥削，如井下工人，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洋二角，而包工头给工人的，则每人每日只可合铜元二十枚（中国兑换市价，银洋一角可换二十枚至三十枚）。包工头从工人工资中剥削一半以上。再则发给工资时，又得剥削其尾数，如工资一元以上只给一元，其尾数被扣去，如不上一元者则仅以不足数之铜元付给之。他如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重利盘剥等事，无所不有。包工头还公开放赌，工人往往在井下连续工作一星期所得的工资，不到半日便输光在赌博场上。不赌又不行，因为包工头可以借故开除不赌的工人工作。包工头经常藉钱给工人赌博，利息特重，因此每个工人都负债累累，无法脱离包工头的利爪。工人因公致死者恤金二十元，但死马一匹须损失六十元，所以该矿有“人命一条不如一马”之诮。其他凌辱打骂，更是不用说了。

罢工的爆发

开滦矿工以前亦曾因不堪其苦发生过小小斗争，但都是旋起旋灭。一九二二年的罢工高潮，必然激荡了开滦矿工，特别是唐山、山海关两处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为他们所目见的事，于是引起他们迫不及待的要求罢工。

十月十六日，矿工联名向矿局提出要求。其重要条件如下：

（一）工人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下的加百分之三十，在十五元以上的加百分之二十，在五十元以上的加百分之十。

（二）每年年底每一工人应得一个月花红。

（三）工人服务满二十五年的应另加一个月花红。

（四）工人在受雇期内受伤不能工作，应由局中担任医药费，并酌贴津贴。

（五）工人在受雇期内死亡，应由局中给以五年工资之恤金。

条件提出后，矿局拒绝，工人大愤，于是召集大会，继续提出两条：

（一）工人现时正在组织俱乐部，应由矿局承认。

（二）非经俱乐部赞同，矿局不得开除工人。

这样形势愈趋严重，矿局为缓兵计，于二十日宣布无论矿局直接雇用或包工雇用之工人，每月工资在三十元以下的增百分之十。工人不满意，于二十三日首由唐山、赵各庄、林西、唐家庄四处同时罢工，二十六日马家沟亦罢工。整个开滦煤矿都陷于完全停顿的状态，开前所未有的创举。

矿局门首的喋血

罢工开始时，矿工声势甚壮，当组织纠察队，巡逻要地，维持秩序，并监视破坏者之私自复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有两个特派员在此指挥，唐山铁路、纱厂、洋灰工人皆起而援助，交通大学学生亦罢课上街募捐。

矿局方面，除有英国兵舰调集印度兵到唐山镇压外，并有直隶警察厅杨以德由天津调派保安队驰赴唐山，于是宣布戒严，如临大敌。二十五日，工人聚集矿局门首示威，高呼“打倒资本主义”、“要求经济解放”。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死数人，伤五十人。登时解散工人纠察队，封闭工会，铁路、纱厂、洋灰各工会也同时被封，并严厉禁止工人开会。开始逮捕罢工工人领袖，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牺牲）同志亦被捕。

罢工工人的坚持

屠杀发生以后，罢工指挥机关不能在市内生存，乃移于附近农村，同时罢工领袖发生恐惧，甚至罢工总领袖不久便卷款潜逃，因此，罢工失其领导。书记部当时有一错误，即未多派得力同志前往，固然当时因各地罢工纷起，到处需人，应付实感困难，但无论如何开滦罢工关系至巨，就有如何困难，亦应多派得力同志前往才对。自罢工总领袖潜逃后，书记部特派员大感困难，重新提拔新领袖，一时又来不及，但领导虽失，工人群众却非常坚持，他们并不因喋血而气馁，只看当时竟无一人私自复工，便可证明。

最后的失败

开滦罢工事前毫无准备，事起仓卒，罢工经费当然没有。书记部在北京方面借款，一时不能到手。罢工人数又多，每人发一角，每日便须五千元。罢工工人忍饥受饿，一直坚持到二十日之久，最后由当地军队师长和滦州县知事出面调停，其结果如下：

（一）工人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下者加百分之十。

（二）每年年底加给半月工资。

（三）工人在罢工期内受伤不能工作者，由矿局担任医药费，并酌给津贴。

这个调解条件当然与罢工工人原来要求条件相去太远，但罢工旷日持久，的确工人再不能支持下去，不得已于十一月十六日方始忍痛逐渐复工。

书记部对于此次罢工的确异常重视，曾召集全国铁路工会代表到北京会议，拟以全国铁路总罢工为开滦声援，但等到代表到京，开滦已最后失败，来不及了。

这次罢工的教训

这次罢工的失败，客观上当然是帝国主义军阀协同出兵以铁血镇压，使罢工不能不失败，但这仍非失败主要的原因，主要原因还在主观上的错误，举其大者如下：

（一）准备太不充分：这次罢工是被当时罢工高潮所刺激，工人们迫不及待而宣布罢工的，因此，一切最低限度的必需条件，都未准备，如工会就是在罢工前数日才组织的，关于罢工经费，事前更是作梦也想不到。

（二）组织太糟糕：领导机关只有一个上层组织。开滦五矿范围数百里，岂是一个机关所能指挥！最低限度至少每矿须有一个指挥的机关，那时没有，其他可知了。

（三）领袖非人：其时罢工总领袖本一投机分子，未有任何斗争经验，我们当时未能于广大群众中选拔多数积极的骨干分子，以致领袖一跑，便难于为济。

（四）罢工经费不足：矿工生活既苦，那有积蓄，罢工下来，如无金钱接济，便只有挨饿。这一点是对于矿工罢工更要留意的。

第七章　京汉路大罢工——“二七”惨杀

总工会筹备的经过

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最后一个怒涛。这个罢工显然为中国职工运动开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阶段。这次罢工有莫大的历史意义，共产国际当时致中国铁路工人书中说得对：“确实说，你们的行动，是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队伍里”，中国工人阶级从此在世界革命的场合中，做了一员能征惯战的战将。我们这里将这个光荣的罢工加以叙述。

这个罢工是为成立全路总工会而起，我们提前略略叙述总工会筹备的经过。

一九二一年以来，京汉铁路各站工人陆续组织分会（当时都叫工人俱乐部），到一九二二年底，全路各站皆组织就绪，共得十六个单位——长辛店、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乡、黄河、郑州、许州、郾城、驻马店、信阳、广水、江岸等处。组织的原则是这样，每站工人过百人以上的即组织分会，不足百人的则隶属于附近分会。四月九日，在长辛店召集全路代表开第一次会议，筹商组织总工会，决定先整饬和划一全路的组织。八月十日在郑州召集全路代表开第二次会议，成立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长辛店罢工胜利，更促进工人对于成立总工会之迫切要求。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筹备委员会在郑州开第三次会议，认为全路组织确已统一（此时即交通系御用的“交通传习所”亦自动取消，原有之百馀工人悉数加入工会），成立总工会之时机确已成熟。当即草定总工会章程，并决定二月一日在郑州正式举行成立大会。

军阀吴佩孚的处心积虑

我们在第三章便已说过，奉直战后，吴佩孚四大政治主张中有“保护劳工”一项，不用说这只是军阀对于工人阶级的一种欺骗。吴佩孚后来对于工人阶级还有不少的欺骗手段，如宣传设立劳工局呀，赞成劳动立法呀，颁发肖像奖章呀，延见工人代表并赠送川资呀，无往而不企图笼络工人。但工人却不如官僚政客之易笼络，他们却不顾吴佩孚的意志，八月间在长辛店干了一次罢工，这次罢工，无疑的使得吴佩孚疾首痛心，因京汉铁路收入为吴佩孚军饷的唯一来源，长辛店罢工的结果，使得吴佩孚每月损失六万元，每年损失七八十万元（长辛店罢工胜利条件，每人每月增加三元，京汉铁路全路工人约二万人，故路局每月须多开支工资六万），再则工人气焰日益增高，变生肘腋，又为意中之事。原拟利用共产党，而共产党却“另有异图”。因此吴佩孚决计准备对付工人。吴佩孚这种准备表现得最明显的，一是组织 “学兵队”，学习开车；二是嗾使南段段长冯沄组织“同人通谊会”，分裂工人。但吴佩孚这些方法，收效甚微，首先是“学兵队”遭著工人猛烈的反对；“同人通谊会”只有员司加入，而工人则一个也没有。一九二三年二月工人公然要组织全路总工会了，实逼处此，所以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也再不能耍了，爽直的实行屠杀。

总工会成立大会的前夜

在本会方面，未尝不知与吴佩孚终不免有一日决裂，但未料及有如是之速。故二月一日总工会的成立大会，纯取公开态度，将开会宗旨及地点，登载各报；并向路局局长赵继贤报告，得其允许，赵继贤当时还特准二事：一，一月二十八日之星期例假，准其改在二月一日，俾便工人赴会；二，开会日，北段赴会者准予发给免票，南段赴会者准予挂头二等车各一辆，以便运送代表及来宾。工会方面以为如此公开，当不致酿成巨大误会，岂知一月二十八日，意外消息到了，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来会声明，谓吴大帅禁止开会，该会受此意外压迫，甚为情激，决计不顾军阀干涉，依然筹备二月一日开会。三十日，忽得吴佩孚电，召工会代表赴洛阳计议，工人派五人前往。

代表当日到洛阳，吴辞不见，次日早才得见吴佩孚，吴佩孚说：“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助你们？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你们不开会不行吗？改期不行吗？改地方不行吗？其实会过餐也可开会；在屋里也可开会，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和你们为难？这是你们局长来的报告，我已经允许了他，我已经下了命令要制止开会。我是官长，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我以后保护你们的日子正多咧！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亦知道；不过——你们若是要非开会不可，我亦没有办法了……。”工会代表据理力争，吴佩孚但是“顾左右而言他”。明以告之，使其不备；激之使进，而假手爪牙以歼灭之，其手段真不愧为一大奸雄。以后伏尸流血大惨剧，遂伏于吴佩孚这次谈话的微笑中。

悲壮激昂的大会

三十一日，代表赶向郑州，报告与吴佩孚交涉经过，各站到会代表与各地工会来宾，皆异常愤慨，对于一面高唱“保护劳工”，一面尽力压迫开会，言不顾行，绝无信义的吴佩孚，都说“无注意的必要”，工人开会根据民国约法，不受非法干涉。于是悲壮激昂的大会，于原定的二月一日在普乐剧园开幕了。

先是各路及各处工会接到京汉铁路总工会开成立大会的请帖，无不兴高采烈，纷纷派遣代表到郑州庆贺。共计来宾约一百三十馀人。

本路各分会代表完全到齐，共六十五人。

二月一日清晨，代表及来宾全体整队向会场出发。但此时市面已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关店闭户，行人断绝。代表来宾无不笑军阀小题大做，又无不恨军阀妄自干涉人民自由，都说：“必须开会，不为武力所屈。”整队前进，以军乐前导，以各路各处工会所送匾额等次之。各人手执红旗，顺序而行。郑州铁路工人，则全体齐集普乐剧园，出发迎接。代表及来宾队伍到距会场不远处，被军警包围，瞄准示威，阻止前进。全体大愤，先推代表再三理论，终不允许，相持二小时久，最后乃不顾生死，冲开阵线，拥入会场。

当时由主席宣布开会，说明总工会宗旨，及此次被强权压迫的可恨。并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群众大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 是时会场已被军队包围，黄殿辰百般威吓，迫令解散大会，但是群众更加激昂，奏乐欢呼，声如雷鸣。延至下午四时，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总罢工之决定及其宣言与要求

是日下午，代表及来宾所住旅馆，皆被重兵包围，不许偶语，总工会在酒馆所定的酒席也不准开售。代表及来宾完全失去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匾额对联等，也尽被捽毁，弃置道旁。总工会会所，被军队占领，驱逐职员，捣毁一空。工人问兵士何以如此强暴？兵士说：“是奉吴大帅命令。”

在这样极端侮辱与压迫之下，工人们知毫无挽救之馀地和退守之可能。各路各地工会来宾目击此种情形，极为愤慨，当晚离开郑州时，致函京汉铁路总工会谓：“京汉铁路总工会之能否健全，实全国工人共同问题。我们希望京汉铁路总工会必能为争取自由而取最后奋斗之手段，各工团誓必为实力的后盾。”

总工会当晚召集秘密会议，决议：

“我们为力争自由起见，决于本月四日午刻宣布京汉路全体总同盟大罢工。同时为事实上便利起见，总工会决移江岸办公。一切进行事务，于总罢工期内，完全听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决无退后！”

又议决提出五项要求，并即日正式发表宣言。其原文如下：

“全国工友们！各界同胞们！我们京汉铁路的工人，本着国家约法上所赋予的自由，和保障自身利益的宗旨，组织工会，一年多以来的努力，成立了全路十六个分会。我们的总工会筹备了半年多的工夫，耗费我们许多的精力、时间和血汗的金钱，惨淡经营才得到组织完备，定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期前邀请各业工团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与盛典。届期来宾到会数百人，一切设备完全，准备开会。

“唉！意外的悲惨发生了！黑暗的势力横来了！万恶的军阀爪牙，郑州军警长官，用武力横加压迫，禁止开会，封闭会场，阻止我们和来宾在街上行走，所有各工团所赠送的匾额和对联，均被毁弃道旁，我们神圣最高机关——京汉铁路总工会——已被军警占据了，会场中文件杂物，均被抄查捣毁。各工团代表及来宾均被监视，言动不得自由，并勒令出境。酒席也被禁止了，满街军警林立，旅馆都有军警驻扎。一时狂风惨雾，郑州全市陷于黑暗之境。工友们！同胞们！你们想想：这种暴横无理之来，怎么不教我们愤激痛恨啊！这种事，凡是有血性有人心的，谁也不能忍受啊！

“我们考查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实由本路局长赵继贤、南段段长冯沄丧心病狂，捏造谣言，伙同军阀吴佩孚，命令郑州军警当局所致。工友们呀！被压迫的同胞们呀！你们要看清楚，压迫我们的、剥夺我们的自由的、解散我们的工会的、侮辱我们的人格的，是误国殃民的军阀和他们的奸险的爪牙呀！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仇人，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欺侮和宰割呀！我们要紧紧的团结，反抗我们的仇人，向我们的仇人进攻呀！反抗呀！进攻呀！我们是没有一点恐惧的，因为仇人——军阀和其走狗— —的势力，都在我们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的手里。被穷苦压迫而去求生的警士和兵士，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兄弟朋友，他们明白了，他们决不会帮助仇人压迫我们，我们无产阶级有最大的权力，我们劳苦群众的团结是我们最大的权力，我们还有最精良最坚强的武器，我们现在为反抗我们仇人——万恶的军阀，为保障我们的人格，为争回我们的自由，我们要向前进攻了，工人们！同胞们！我们郑重的宣言：'从本月四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不达到下列的条件，决不上工。'我们要求的最低的条件是：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沄；要求吴、靳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六千元。

（三）所有当日在郑被军警扣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军警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住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官到郑州分会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休息，并照发工资。

（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 ”

总罢工的经过

果然，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全体总同盟罢工实现了。那天上午九时，中段罢工；十时南段罢工；十一时北段罢工。不到三个小时全路罢工了。至十二时，所有全路客车货车一律停止。

江岸方面

罢工的第二日（五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参谋长张厚生到江岸，先使该地警官，以强硬态度，要挟工会交出重要领袖，工会答以“如有对曹吴及交通部正当负责人来，总工会当然有全权代表与之正式谈判，否则，恕不接待”。延至午刻，忽探报厂内已被大批军队占领，张厚生在工人家内拘去开车工人，强迫开车。总工会当派纠察团进探，一时集及厂门者约二千馀人，冲破军队防线，将二工友抢回。正午，又拘去纠察团工友三人，总工会派人要求释放。

罢工的第三日（六日），武汉各工会各派代表数百人，共二千馀人持旗帜到江岸慰问，即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到者万馀人。首由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申述感谢慰问代表的盛意（杨德甫于罢工失败后便反动了，现为国民党的走狗），继由各工会代表数十人演说，无不慷慨激昂，最后向总工会秘书长李震瀛致答词，略谓：“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阶级运命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而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权利的保卫者，工友们！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是如何重大呀！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熏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前锋，前进啊！勿退却！”群众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武汉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啊！”群众于愤怒之馀，遂举行游行大示威，由江岸经过汉口租界以抵华界，历二小时方散，此种闯入租界示威，实为创见。

长辛店方面

罢工第一日（四日）早，召集全体大会，到者三千馀人。主席报告总工会命令毕，群众热烈赞成，呼声动天地，均愿为自由而战，会毕即罢工。工人待遇旅客极有礼貌，男子为代雇车马，女子则延至工人家里住宿，次日护送至京。故当时社会人士对罢工工人均表好感。

罢工第二日（五日），北京铁路管理局茶役亦举行罢工。赵继贤此时已得吴佩孚命令，令其严厉处置，乃发出威胁布告，限工人于十二小时内复工，但工人不理，赵又派人到长辛店威迫工会单独交涉，工会答以“只知总工会命令，不知其他。”午后，曹锟派兵到长辛店，宣布戒严，全体工人亦遂前往示威，并向兵士宣传，士兵有为之感动至泣下者。

罢工第三日（六日），调查队报告，军队行动极为可疑，涿州有大军将要开到。一时全市突然紧张，但工人态度仍不稍变。正午，赵继贤由塘沽运来新工百二十名，另挑选五百兵士，随同学习开车，并宣言罢工工人如不复工，当一律解散，押解出境。工人仍置之不理。京兆尹及宛平县知事前来劝说上工，工人答以“由总工会作主”。下午，涿州军队开到。

郑州方面

罢工第一日（四日），总罢工后，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召集工会代表谈话，靳见面大骂，勒令开车。工会代表答以“须有总工会命令才能开车”，拒绝之。

罢工第二日（五日）晚，靳云鹗拘捕工会委员三人。工人闻讯大愤，敌忾之心，更为坚决。

罢工第三日（六日），又捕去工会委员两人，上午靳将被捕五人推至车站威吓工人，工人不惟不惧，反更愤激。下午，警署鸣锣招呼工人上工，工人置之不理。

总之，全路各站罢工工人都非常一致，“不得总工会命令，不开工”，成为当时工人唯一的口号。

“二七”惨杀

京汉铁路总罢工后，北京公使团召集紧急会议，议决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警告，不用说是意在怂恿政府立即用武力解决罢工。

在汉口的英国领事，更活跃了，六日，召集萧耀南代表及洋资本家在领事署开会，讨论应付罢工之策。其时群众示威游行正经过该领事署，谁知此时也就是帝国主义正在指导军阀屠杀工人的方略，果然第二日（七日），军阀便开始血肉纷飞的屠杀了。

吴佩孚本已准备好屠杀工人，此时又得帝国主义之指点，遂下令于七日南北一齐下手。

江岸方面，数日来张厚生用了许多诱骗方法，拟先将总工会领袖一网打尽，但均被总工会识破。总工会提出调停谈判之先决条件十一条，并要求以对等负责之会议为标准，下午二时有一警官来说：“奉萧督军命令，特来请求总工会派全权代表开会谈判，如得允许，张参谋长即来。”并说：“张参谋长来时拟穿便衣，以示诚意。”又说：“条件均可完全承认，惟请先将全权代表名单开示。”其言甚甘，总工会已起疑心，乃开一假姓名名单予之。不久警官又来，约总工会全权代表于下午五时在会所相候，参谋长准到，匆匆别去。至五时二十分钟，全权代表正准备到工会相候，半途忽闻枪声大发，于是流血惨案就开幕了。原来警官之来此，为诱敌之计，以为时候已到，重要人物皆在工会，张厚生率领军队二营急驰而到，先将总工会包围，开枪环击。当时纠察队有数百人在总工会门首守候，但皆赤手空拳，无以抵御，当被乱枪击死者有曾玉良等三十二人，伤者共二百馀人。工人犹死守工会，相持至数十分钟，得总工会退却命令，方渐次退散。同时军队包围工人宿舍，搜捕工人，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同志亦被捕。被捕工人数十皆缚于车站电杆上，张厚生亲自提灯找出林同志，回顾段长说：“此人是否工会长？”段长答：“是！”张乃令刽子手割去绳索，迫令林同志下上工命令，林同志不允，张乃令刽子手先砍一刀，然后再问道：“上不上工？”林同志抗声说：“不上！”张又令再砍一刀，怒声喝道：“到底下不下上工命令？”林同志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的头可断，工是不上的！”张复令再砍一刀。此时林同志鲜血溅地，遂晕，移时醒来。张狞笑道：“现在怎样？”林同志切齿大骂：“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账忘八蛋的军阀手里！”……张听了大怒，不待林同志说完，立令枭首。林祥谦同志就此慷慨成仁了。如此至死不屈，从容就义，纪律严肃，也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才能有此。

同日长辛店方面亦有惨杀的事情。六日晚军队便搜查工人宿舍，时值严冬，深夜奇寒，兵士连搜带抢，杂以拷打，工人妇孺，哭声露天。当捕去史文彬、吴汝铭等十一人，剥去衣履，加上镣铐，准备天明解往保定。天明，工人群众三千馀人齐集军营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一致高呼：“还我们工友！还我们自由！”军队向群众开枪，弹如雨下，继以马队践踏，数千工人遂纷纷倒地，结果死四人，重伤者三十馀人，轻伤者无数。军队更乘机大抢，任意杀人，居民纷纷闭门，全市秩序大乱。

其他各站亦有惨杀情形。

施洋同志亦因此被杀。施洋同志本一律师，年来努力职工运动，在武汉各个罢工斗争中，皆亲身参加，因此得到工人群众极大的信仰，被武汉工团联合会聘为法律顾问。京汉罢工，施同志当然是最出力之一人，湖北督军萧耀南，将其拘捕，于二月十五日上午七时，杀于武昌。

惨杀以后

江岸惨案发生以后，武汉工人无不悲愤填胸，武汉工团联合会当晚即下罢工命令，计实行罢工的，有徐家棚铁路，汉阳钢铁厂，汉冶萍轮驳，丹水池，扬子机器厂……等工人（电灯，电报，自来水，因准备便遭压迫，未罢成）。萧耀南宣布特别戒严，各帝国主义海军亦全数登陆，市面极其恐怖，形势甚为严重。延至九日，罢工情绪日非，工人战线已被军阀击破，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武汉工团联合会乃联名下复工令，劝工人忍痛复工，准备再举，复工命令的要点如左：

“我们的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复工。本会深知昨日各业工友因敌人袭击，痛哭流泪者不知凡几，切齿痛恨者不知凡几，愤不欲生者不知凡几，但本会极希望我亲爱的工友镇静忍痛，不因此灰心，不因此出厂。须知吾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我们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

“二七”惨杀以后，军阀用军队捆绑工人强迫上工，不上工处以严刑。虽然如此，但工人终未完全复工，至接总工会劝工人忍痛复工命令后，方开始恢复工作。

这次罢工，被军阀以铁血镇压而失败，当时死者四十馀人，伤者数百人，被捕入狱者四十馀人，被开除流亡在外者一千馀人，是中国职工运动上最大的损失。

各路及各地工会的援助

这里须得略为补述各路及各地工会援助的情形。原来各路代表离开郑州时，便相约如京汉罢工三日不得解决，即实行同情罢工援助。这个公约可说是实现了。

道清路　二月一日郑州大会，该路工会派五人前往庆贺。代表回去后，报告经过。该路决定与京汉同时罢工。他们支持九日之久，方才复工。

正太路　二月四日京汉罢工，该路工人召集群众大会，议决七日即举行罢工。此时火车房尚未加入工会，但接工会传单后，亦纷纷到工会要求加入，愿取一致行动。七日正午果然罢工。曹锟由保定派往一旅军队，工人不为所慑。八日，该路还不知“二七”惨变，京汉虽然开车，但全为军人来往，故不相信京汉失败。于下午三时召集大会，决议“非接到京汉总工会开工电报决不复工”。九日晚京汉路正定分会派人通知，谓京汉工潮已被武力压迫上工，请贵会明日复工，免遭意外，该路方于十日复工。

津浦路　津浦路工会此时尚未一致。该路浦镇工会代表，自郑州回到本路径赴天津、沧州、泰安、德州各站下车，拟联络各路一致罢工，因此迁延时日，于十三日方开始由南段罢工，此时还不知京汉路已被武力压迫上工，后来消息证实，遂宣布复工。

粤汉路　八日与武汉各工会同时罢工，亦被军队压迫上工。

京奉路本拟七日罢工，因经费问题一时未解决，拟等数日支领双薪后再行发动，不料他们的计划为铁路局看出，派军队监视工人，旋京汉路复工消息到来，遂未罢工。召集全路代表会议，对京汉事件，议决善后办法六条并开“二七”被难烈士追悼大会。

京绥路　该路代表尚未从郑州回到本路时，吴佩孚便已电致该路军事长官，若工潮发生即以武力解决。于是工会行动完全丧失自由。三日，代表归后，召集秘密会议，于七日召集全路代表会议，但京汉路失败消息已至，故同情举动，也就停止。

除各路之外，其他各处援助运动亦不少，这里只说两个大的城市。

北京　北京电气工人曾暗中准备罢工援助京汉，迄未实现。但北京市民却有过大的示威游行运动，并组织京汉罢工后援会，向政府提出六项要求。 “二七”惨杀以后，北京又举行五千馀人的追悼大会。

上海　“二七”惨案传到上海后，当地各工会开会援助，准备罢工，上海护军使何丰林宣布戒严。吴佩孚恐何丰林力量不足，派其副官到上海，协同防卫。租界内帝国主义防卫更严。罢工未能实现。

这次罢工的教训

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给予中国职工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不能在北京立足，部址被查抄，职员被通缉，逼不得已不能不迁往上海。北方各铁路工会及武汉工会一律被封闭，领袖被通缉。两年来共产党所惨淡经营的工会组织，除广州湖南尚能保存外，其他各地皆完全倒台。中国职工运动从此便进入于消沉期了。

这次罢工的教训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还是当时没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总参谋部，如果工人阶级没有它自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那么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第三章便已经说过当时做职工运动的同志有一极大错误，便是没有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京汉铁路总罢工无疑的是共产党所领导，然而亦只有高高在上的领导，而下层群众中很少共产党的作用。总计当时铁路工人的共产党员不到五十人，这样一个渺小的数目，如何能够指挥那样广大的群众！

再则就是工会组织还未完善。各站工会虽然都组织起来了，但多半还是草创，自然说不到如何严密。

的确，假使当时有强大的共产党和严密的工会组织，势力虽不足抵敌持枪带炮的军队，也不至受摧残到如此地步。

至如罢工本身亦有几个缺点：

（一）对于武汉总罢工准备不充分而且发动太迟。武汉总罢工应该在京汉罢工之第二天至迟第三天便应实行，这样才能给京汉路巨大的援助，“二七”惨杀发生以后方宣布罢工，实行太迟了，一方面敌人此时已经准备好，另一方面工人亦已表现恐怖；因此，武汉总罢工以致不能发动更宽广的群众。这为事实所证明了的。至于九日下复工令，这倒是很对的。

（二）对于兵士没有进行工作。那时我们对于兵士运动的确不懂，工人对于兵士还是仇视的态度，因此军阀得利用军队枪杀工人。

（三）没有占领电讯机关。罢工后，工会方面，南北完全断绝消息，倒是军阀得利用电报电话调兵遣将，准备屠杀工人。再则电报电话司机生，虽是员司，但所得薪水极低。工会方面当时未对司机生做相当联络工作，因此司机生竟未丝毫帮助工会。也因没有占领电讯机关，以致消息不灵，总工会事实上只指挥了江岸一处，各站都是各干各的。假使当时工人没有“不得总工会命令不上工”的信念，罢工还不能有如此坚持。

（四）共产党政治领导的错误。从前共产党利用吴佩孚势力反对交通系，虽然在组织工人的初期，因为有六个暗藏的共产党员做了全国铁路的密查员，得以顺便到各路各站活动联络，开始找著线索，但是在政治的立场上，对于吴佩孚亦因此而明显了，——就是劳动立法运动之中，已经显露这种弱点。等到“二七”屠杀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宣言之中，居然说：“所以中国共产党前此无须戳穿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只望京汉各铁路工人，极力进行工会的组织，一步一步成就劳工阶级的势力与使命……”这真正是可耻到极点的机会主义。

第八章　职工运动消沉期

“二七”失败后之残破局面

“二七”惨变后，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受到这样浩大的损失，无疑的要转到一个消沉期。我们现在来检查“二七”惨变所遗留下来的残破局面。

京汉路和武汉三镇的工会，不用说是完全被封了，其他各路工会也由公开的而转为秘密的，当时尚称完好的只有广州和湖南。

“二七”失败，死者、伤者、入狱者、逃亡在外者既那样众多，书记部此时的当前责任，便是救济问题，这种救济事业，有极重大的意义，不但直接安慰被难者，实亦间接安慰全体工人。书记部一面在国内募捐，一面派人向世界的赤色工会要求援助，并组织专门委员会，经过京汉铁路总工会驻沪办事处，以其捐款散发被难者。

就全国情形而论，此时工人阶级确已陷于消沉状态，虽然有少数零星的自发的罢工，甚至还有千人以上的罢工，如上海三月中之恒大纱厂一千馀人的罢工，装订工人一千五百人的罢工，五月中之皮箱业工人一千馀人的罢工，六月中之豆腐作数千工人的罢工，十一月中之漆匠四千馀人的罢工等。但无论如何，这些罢工一大部属手工业工人，且多数失败，故给予当时的影响是不大的。

硕果仅存的安源工会

在此消沉期中，特别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真为“硕果仅存”。

一九二二年，湖南工人运动就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猛烈地开展了起来，使得赵恒惕对于工人不能不稍为和缓，所以“二七”失败后，各地工会（广东除外）都遭封禁，而湖南却一时尚能支持，一九二三年六月二日至四日，长沙市民举行收回旅大示威（旅顺大连湾原租给旧俄，日俄战后转给日本，到此年租借期满，故当时各地有收回旅大运动），日本兵舰水手枪杀码头工人，全市工人曾举行一次抗议惨杀的总罢工，由此可见当时湖南工人虽处防御地位，而其势力尚得公开存在。直到这年冬季十一月三十日，水口山工人罢工失败以后，湖南职工运动才完全进于秘密状态，因为赵恒惕不仅以铁血摧残水口山工人，连带亦以强力封禁湖南所有的工会。

但安源煤矿，那时却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工会仍旧巍然独存，本来“二七”惨变后，安源路矿局亦接北京交通部来电，嘱其封闭工会，但路矿局不敢下手，其原因是安源工人势力集中，产业又极重要，工人组织力与战斗力亦相当丰富，若封闭工会，无疑的必遭到工人决死的反抗，于矿山生存实有重大危险。路矿局方面深明于此，故不敢遽尔压迫；而工会方面亦极十分注意防范，所以能一直支持下去而不溃。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此时期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有两点值得指出：

（一）真正打破包工制。安源煤矿包工头的收入，真是骇人听闻，工头从工人身上剥削所得，超过工人工资一倍以上，甚至有超过三四倍的，工头每月收入有银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工头每月收入如是之丰，欲其相安无事，势必须分与职员若干以塞其口，工头与职员双方勾结，一方面尽力剥削工人，一方面又做“吃点”、“买空” 、“做窿”、“买灰”等弊（“吃点”就是工头向矿局领取三十人的工资，而只雇二十人，其馀十人的工资即归工头腰包。“买空”就是如出产只九百吨，而工头虚报一千吨，此一百吨之价值即归工头吞没。“做窿”就是工头扣发做窿应用之材料与人工，使窿湫隘难行，而工头向矿局虚报，从中攫取利益。“买灰”，该矿设有化验处，特延化学专家任其事，每日出煤必经化验，磷灰轻者奖，重者罚，灰定分数。工头为求奖免罚起见，便贿买化学专家，金钱一到，磷灰立减，不爽毫厘）。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罢工胜利以后，工头职员不能剥削工人了，于是密谋破坏工人俱乐部，被工人所知道，加以重惩，此时工人俱乐部更进一步废除包工制，改为合作制，议定合作条约，工头每月工资自十元起至三十元止，工人工资照罢工时条约不改，其馀各项消耗费，归合作账内开支，所得红利，工头占百分之十五，管理处占百分之五，馀百分之八十由工人平分，真的，这样一来，该矿二十年来的包工制被打破了，不仅使工人不受中间阶级的剥削，并且为矿局廓清积重难返的弊病。

（二）建立自下而上的代表会议制度。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基本组织，是十人团，选举十代表一人，再由十个十人团选举百代表一人，每工作处选举总代表一人。总代表会议（总代表五十一人）为俱乐部最高决议机关，百代表会议（百代表一百三十一人）为俱乐部复决机关，十代表会议（十代表一千三百八十二人）则听俱乐部之报告。至于全体部员大会，一年开一次，如有要事，临时召集，再由百代表会议选举主任四人（总主任一人，窿外主任一人，窿内主任一人，路局主任一人），组织主任团，总理俱乐部一切事务，主任团下设干事会，为俱乐部办事机关，这种组织，可说是议会制与苏维埃制的混合组织，诚有可议之处，但无论如何，当时该矿全体工人，是已经完全组织在一个严密系统之下。

安源工人俱乐部当时确有很多的成绩，最大的为消费合作社、工人教育等，可惜这里为篇幅所限，不能详述了。

共产党内的取消主义倾向

“二七”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内发生右倾的取消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现今共产主义的叛徒陈独秀，陈独秀从“二七”失败所得的结论是工人阶级没有力量，于是他的整个机会主义的理论就在此时完全形成了。我们这里不能详细说到整个陈独秀主义，而只就其与职工运动有关者略略提及。陈独秀说：“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见一九二三年四月出版的《向导》周报第二十二期刊载的陈独秀所作《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 〉又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又说：中国工人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离神权帝王之迷信”，所以他断定：“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出版的《前锋》月刊第二号刊载的陈独秀所作《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 〉这样，陈独秀把资产阶级恭维得很高，把工人阶级看得一文不值，不用说应用到实际工作上便是取消职工运动。不仅取消职工运动，他当时还主张取消共产党呢！他当时公开的说：“混蛋的中国，便有混蛋的无产阶级。混蛋的无产阶级便有混蛋的共产党，共产党不该早成了几年，所以弄成一个三不像的共产党。”真的，陈独秀此种观点是得到一部分中央委员的拥护，于是另一中央委员就说：“劳动运动吗？这一名词根本不能成立，现时只有一个国民运动，即是要劳动运动也只能与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量齐观，而共同的隶属于国民运动之下，做国民运动之一部分。”在这种取消主义的观点之下，无疑的中国职工运动要遭到巨大的不幸。真的，“二七”失败后差不多有一年，陈独秀的中央，实际上对于职工运动不闻不问，或者怠工。

陈独秀这种叛卖阶级的取消主义的观点，曾受着抵抗的。比如邓中夏当时在《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以及党报上，就曾经作文章批评过这种观点，在党报上而且是指出这位“家长”陈独秀的名字公开批评的。

陈独秀的中央，对于职工运动的取消主义的倾向，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共产党的扩大会议上，才纠正过来，也就是从此以后，共产党对于职工运动才重新又做起来。

国民党的改组及其工人政策

这里须说到国民党的改组及其工人政策，因为它与职工运动有很大的影响。

国民党未改组以前，本无所谓工人政策，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一月改组，才明白规定。

国民党在辛亥革命时，确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还叫同盟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相号召。革命成功以后，改名国民党，此时新加入的成份更为复杂，贵族官僚，将军政客，无所不有；因为那时国民党拟与袁世凯争权，企图建立所谓“政党内阁”，故广为延纳，以扩党势。癸丑（一九一三年）反袁战争，国民党一败涂地，于是该党党员纷纷向袁投降，党遂瓦解。孙中山逃亡海外，另组中华革命党，继续革命。到后来南方举行所谓护法战争，孙中山回粤，恢复国民党名称，上添加中国二字，以示区别。其实孙中山那时醉心军事运动，所谓“党”也不过粉饰门面，实际党的组织荡然无存。正确些说，那时无所谓国民党，只有孙中山。国民党当时在民众中的信仰，不用说是渺乎其小的。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的党取得了政权，这确是给孙中山一大启示。 “五四”运动以后，政治团体纷纷出现，各树一帜，就中以共产党最为猛进，隐然握有全国思想界之权威。此时中国革命新的浪潮，日益紧张，事实上需要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军阀的统一的民主联合战线，就是说需要各阶级联合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为统一民族革命的战线，遂命令自己的党员加入国民党（自然共产党自己的组织须完全保持独立），并帮助国民党改组，因此共产党以改组国民党建议于孙中山，孙中山亦因屡败之馀，觉悟其党不行，于是接受共产党的提议，国民党遂于一九二四年实行改组了。

国民党在改组以前，只有简单的口号，而无充实内容的政纲；此次改组，得代表新的革命势力的中国共产党员之参加，才釐定政纲，发表宣言，对于孙中山夹七夹八的三民主义，给以改头换面，加了一番新颖的解释，这里只摘录其中关于工人政策的几段于下；在宣言中说：

“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感受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

又说：

“又有当为工人告者，中国工人之生活，绝无保障。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

在它的政纲中则说：

“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

国民党经共产党帮助它改组以后，的确气象一新，它的组织范围，也就不限于广东一隅，而扩张到中部与北方，国民党各级委员会均设工人部，这部秘书与干事，在初时期，多半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充当，因此，大有助于职工运动。

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成立与挫折

在消沉期中有一事特别值得注意的，便是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成立。 “二七”失败，已隔一年，检阅我们当时在铁路上的力量：计京汉路工会各重要车站尚有数人至数十人之秘密组织；京奉路唐山工会尚秘密存在，暗中拥有实力，工会基金亦有一千馀元；京绥路车务工会也颇有进步，有会员一千五百馀人；正太路工会依然存在，工人尚能团结一致；粤汉路工会亦秘密存在，但会员略有减少；津浦路浦镇有五千馀人的秘密组织；株萍路工会如旧，且极有进步；此时有一新生势力为“二七”时所没有的，就是异军特起的胶济路工会，该会在中国工人阶级大受打击之后，居然能起来组织工会，会员发展到一千五百馀人，不能不算是难能可贵。北京工人周刊，依然继续秘密出版，也算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事。

共产党估计了此种状况，于是决定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在北京召集各路代表大会，计到者九路代表，二十馀人。通过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发表宣言，其全文如下：

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

“前年十月间开滦五矿罢工时，全国各铁路工会代表曾于北京集会，除计议援助开滦矿工外，并产生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正式成立。自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进行极为顺利，本拟去年三月间召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不幸'二七'事变发生，京汉工友大遭屠杀，京汉和各路工会多被捣毁封禁，筹备委员会及各路重要分子，死伤的也有，监禁的也有，逃亡失业的也有，那么一来，进行就极为困难，因此一年之内，除救济死伤失业被害者外，简直没有馀力去精密的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幸赖筹备委员会和各路领袖都具热忱毅力，所以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事宜，没有停顿，这不能不说是不幸中之大幸！
“我们经过这一年多的艰难筹备，直至如今，我国全国各路工会代表，才于本年二月间集会，正式宣告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章程制定好了，机关也设立了，负责人员也推选出来了。那么全国铁路总工会，便形成而实具了。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成立，简直是我全体铁路工友于痛苦不堪之中得着一颗光芒万丈的救星。
“全国铁路总工会怎么是我全体铁路工友的救星？我们只要看总工会的宗旨，便知道了。总工会的宗旨是什么呢？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铁路工人之福利；二、联络感情和实行互助，化除境域界限，排解工人互相争端；三、提高知识以促成工人阶级的自觉；四、帮助各路工人组织各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界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关系。这四条宗旨，写得多么明白，那一句一字，不是为我全体铁路工人谋幸福呢？
“总工会既然有了宗旨，办法又怎样呢？我们要谋得幸福，首先便要有团体，所以这次成立大会已经制定了全国铁路组织计划，务使已经组织好了的各路工会，团结更加严密，各路工会被封禁了的，设法恢复，还有没有组织的，从速成立团体。死伤被捕的失业工友，总工会当力图救济；各路工会互相关系，总工会当力谋密切；从前各路罢工已要求到之条件，总工会当力争实行；并决定加入万国运输工人联合会，实现全世界联合之目的。我总工会既系全体铁路工友的机关，当然以谋全体铁路工人之利益为第一要义，但工人亦国民一分子，所有救国救民、以及反抗军阀官僚之横暴和外人之侵略等国民运动，亦当视能力之所及，参加而促进之。我工友若参加此种国民运动，必首先提出争自由和恢复工会等要求，如有为恢复工会而斗争者，吾人必同情之。
“这些办法，如果能够一一做到，不但总工会的宗旨实现了，我全体铁路工友的幸福也就不小了。
“总工会既然有了很好的宗旨和办法，最可注意的，还有各路工会代表的精神。各路工会代表都抱定坚强的志愿，牺牲的魄力，大家约定非实行互助不可，非组织坚固的总工会不可，非奋斗以解除痛苦谋到幸福不可。这种全体代表一致的精神，便是铁路工人万众一心的表示，也就是总工会团结坚固之表证。如果我全体铁路工友能以代表之精神为精神，那我们前途的希望，就很远大了。
“全国铁路工友们！全国铁路总工会是代表我们全体铁路工友的，我全体铁路工友务必拥护我们的工会，务必依照总工会的宗旨和办法做去，并须在总工会指挥之下，一致团结起来奋斗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除痛苦，获得幸福哩。全国铁路工友们！我们的总工会已经成立，从此一致团结，一致奋斗，并一致庆祝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

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之后，各路组织，颇有显著之进步，如胶济路会员之大增加，京绥路车务工会会费之确能收齐，正太路工会组织之大加整饬等。

不料五月间武汉发生拘捕工人领袖杨德甫（叛变）、许白昊（牺牲）、罗海臣（未详）、周天元（未详）、黄子韦（未详）及律师刘芬（未详）等六人的事件，牵连所及，全国铁路总工会北京秘密会所亦被抄封，干事张特立、彭立和、李斌（未详）等同时被捕（系杨德甫供出），不久，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后消极）亦在石家庄被捕，胶济路工会因举行大会而被封，领袖郭恒祥（未详）等四人则被开除，后来又被通缉。一时各路领袖被开除者、被通缉者，共计四十馀人，都不能在本地立足，逃亡在外，于是铁路工会又遭一次挫折。

流氓工会的招摇

消沉期中，还有一特殊现象，就是流氓工会的兴起，“二七”失败后，有几个曾与武汉工会发生过关系的知识分子的共产党员，潜逃上海，闲居无聊，由动摇以至于叛变，于是遂与湖南劳工会残馀分子及上海招牌工会分子，联合起来，形成流氓工会的大联合，发起成立“上海工团联合会”，时在一九二四年春。起首他们还标榜无政府主义，提出“只问面包，不问政治”，“工会自治，不许政党过问”，“穿长衫的，快滚出去”等口号。他们反对的对象，不用说是共产党，所提口号即是针对共产党而言（其实他们自己就是穿长衫的，呵！是穿西装吧）。这些口号，很明显的是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所需要的，那时帝国主义在租界极端严禁共产党活动，吴佩孚正在诰诫铁路工人：“不要为学生政党利用”；萧耀南正在通令各工厂，勒令工人具结“永不加入政党”，这些流氓得帝国主义的谅解与保护，在上海公开活动，不用说他们当时是共产党的一个敌人，我们却和他们作过坚决的斗争。

国民党改组后，革命势力逐渐团结与开展，国民党内立即起了分化，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首先起来反对改组，形成第一批右派，与共产党和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处于敌对地位。流氓工会于是又与国民党右派相结合，实行反动。

这些流氓工会，当时在上海专做破坏工人事业的勾当，如勾结丝厂厂主破坏丝厂女工罢工，勾结南洋烟厂厂主破坏工人复业运动，甚至殴打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代表等。

这种流氓工会，曾经有过企图，要组织全国工团联合总会，他们曾派人到北方一带活动，但是他们这种企图，却被一九二五年“五卅”的反帝高潮所淹没了，他们在上海的组织也从此就烟消云散了。

困苦艰难中的工会工作

消沉期中，我们的工会工作，确实困难万分，从上面叙述中，已可看到我们在当时的工作范围是如何狭隘，完善的仅安源矿工工会。铁路工会又稍起即仆。在上海方面，我们只有一个印刷工会，一个机器工人俱乐部和一个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后来成立一个店员工会，人数却是很少。武汉方面，只有人力车夫工会、花厂工会等。此时给予我们最苦恼的问题，就是在困苦艰难中如何组织的问题。赤色职工国际恰于此时派代表到中国，我们与他讨论的结果，于是决定以“工厂小组”为此时组织的中心工作，就是在每个工厂的工作处，成立若干个十人以下的秘密小组，这些小组，视环境而决定相互关系，如环境好的地方，各小组组长可以发生关系或开联席会议，否则，各小组彼此不发生关系，其组长与工会的组织员接头。这个新组织路线，的确在当时收到部分的成效。

此时国民党已经改组，当时国民党左派领袖确有意思改造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一个接近民众的党，但这种事他们却不在行，不得不依靠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分子，共产分子当时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工作的不少，特别是工农两部大半为共产分子主持。国民党自改组后，经共产党的宣传与提携，此时声誉日起，共产党当时的职工运动，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也用国民党的旗帜去做，如在上海，我们曾用国民党的名义，在杨树浦、小沙渡、吴淞、浦东等处开办工人补习学校，这种工人教育运动，的确给了我们公开工作的可能，找出不少线索，于是不久就成立工人团体，如杨树浦，我们成立了“工人进德会”，小沙渡，我们成立“沪西工人俱乐部”等。

职工运动之转机——沙面罢工

自“二七”失败后，消沉状态直到一九二四年上半年还未改变，七月广州沙面发生大罢工，才表示著这种消沉状态应该中止了。

在沙面没有罢工以前，中国工人遭受三大惨剧：第一是上海祥经丝厂烧死女工一百馀人；第二是山东坊子煤矿，淹死工人七十五名；第三是唐山煤矿压死工人五十三名。这些惨案，应该激起工人的奋起，但当时工人竟无丝毫表示，这可见当时消沉到如何程度了。此外有几个罢工影响亦不大，如五月间湖南湘潭的锰矿罢工，九江的日清码头工人罢工和六月的上海丝厂女工罢工，均不得结果。

沙面为帝国主义在广州的租借地，此时颁布一新警律，自八月一日起，沙面华仆出入租界，概须携带执照，照上须贴主人相片，每晚九时以后，华人非带执照不能入境两次，但西人、日本人、印度人、安南人却均可自由，这分明是对中国民族的侮辱！于是引起沙面华人愤怒，于七月十五日宣布罢工，后来华捕亦加入罢岗，一直相持至八月十七日方解决，取消新警律。

沙面罢工却给了帝国主义相当打击，不消说给了中国人以劳动运动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意义，而为后来省港罢工有力的启示了。此次罢工确哄动了广州与香港，并且影响还及于中部与北方。

此时广州确有一新的革命气象，工人运动固然勃兴，就是农民运动也发展起来，海陆丰一九二三年便有过农民减租斗争，此时广宁又发生抗租斗争，以至与地主武装冲突，农民协会已在好几县成立起来，广州工人代表会在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直属之下成立起来，此时工人还成立了工团军，农民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正在此时孙中山因广东商人反对他，感到地位困难，见此新生的工农势力拥护他，一时颇为左倾，十月十五日孙中山坚决的举兵削平商团，即受工农运动的影响。 “商团之变”是广东当时一件大事。商团为香港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与佛山大地主陈恭受所组织，受香港帝国主义指示，阴谋推翻孙中山，自建所谓商人政府。在国外私购大批军火，被孙中山发觉扣留，商人两次罢市要挟发还，并开枪射击十月国庆日之游行群众，孙中山十月十五日举兵将商团击溃，是为“商团之变”。

此时广州还开一个太平洋运输工人会议，有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出席，到中国、爪哇、菲律宾、日本、新加坡等处运输工人代表，这是太平洋运输工人的第一次联合，当然给予中国职工运动之转机以很大的影响。

广州以外，九月八日上海有南洋烟厂工人罢工，参加者七千馀人，因反对厂方反悔旧有条约另定苛刻条约而起，结果失败，失业者一千七百多人，这次罢工失业，引起广州工人之不平，相率抵制南洋烟草入粤，相持数月。我们在上海差不多两年没有领导过大的罢工了，这算是第一次“复业开张”。在这次罢工中，为援助罢工问题，我们与国民党右派发生激烈的斗争。

此外汉口发生八千多人的人力车夫罢工，苏州发生一万多人的机织工人罢工，浙江馀姚发生一万多户的盐民罢工，广州有报馆排字工人罢工，这些都表示中国职工运动复兴的朕兆。

第九章　职工运动复兴期

北京政变

中国职工运动到一九二四年冬的北京政变显然由消沉转到复兴期了。从此中国职工运动很快的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开“五卅”运动的先声，亦即开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先声。

“北京政变”就是冯玉祥倒戈驱逐总统曹锟的事件。先是一九二二年奉直战后，直系军阀即欲拥曹锟为总统，其所以未即实现者，只因直系军阀内部分为缓急两派：缓进派以洛阳吴佩孚为首，主张暂时利用黎元洪为傀儡，直系取得实际的政权，然后再利用国会，制定宪法，选举其义父曹锟做表面的总统；急进派以天津曹锐为首，当时虽然反对吴佩孚主张，但吴佩孚势盛，只得屈从。一九二三年七月，急进派一方面经过外交系顾维钧得到美国帝国主义全力的帮助，一方面得到直系冯玉祥兵力的帮助，遂不顾吴佩孚意志，实行驱黎拥曹。后来贿买国会，逼选曹锟为总统，于是全国大哗，各界宣言否认北京政府。孙中山被陈炯明驱逐离粤，蛰居上海时，曾与皖系军阀段祺瑞，奉系军阀张作霖，缔结反直的三角联盟，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反直战争便开始，首先发生江浙战争，接着便发生山海关战争。当时英、美帝国主义助直，日、法帝国主义则助奉与皖。战争正在难解难分之际，日本运动冯玉祥倒戈，从前线回到北京，举行政变，于是曹锟被囚，吴佩孚败走湖北，是谓“北京政变”。北京政变之后，“二七”大屠杀的祸首曹、吴倒台，代之而起的是张、段，又在北方企图从新巩固军阀专政的局面。但他们相互间的冲突更日形剧烈，因此无暇注意妨碍工人的行动，在客观条件上，给予职工运动的复兴以极大的便利。也就因此，共产党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恢复工会运动。

恢复工会运动

首先是救出“二七”以来被捕入狱的工会领袖，保定、北京、天津及其他各处被捕的工会领袖皆救援出狱。其次恢复“二七”以来各铁路失业工人的工作；其时唐山铁路工人在战争中被裁汰三千馀人，至此亦恢复工作。同时乘机进行恢复各铁路及武汉工会的工作：如京津、正太、陇海、胶济、京绥、京奉各路工会，或恢复全部，或恢复一部，差不多恢复到“二七”以前的局面。此时最伟大的成绩，是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共开四天，计到十二路代表，共四十五人，议决要案十馀件。这次大会特别注重进行方针，其纲要如下：

（一）恢复所有曾经组织之工会；

（二）整顿现有工会，建立巩固的组织基础；

（三）力谋工会之统一；

（四）确立经济基础；

（五）救济失业；

（六）要求以前罢工争得条件之实行；

（七）争工人切身的经济利益；

（八）争集会言论罢工之自由；

（九）参加国民革命，并参加国民会议；

（十）训练并教育工友群众。

大会还听了太平洋、汉堡、莫斯科三个国际运输会议的报告，接受美满的同情，尤其以汉堡国际运输会议中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战斗事实，指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防制工贼之方略。

罢工斗争蜂起

在此复兴期中，各地罢工斗争亦随着蜂起。就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上海破天荒的日本纱厂二十二家四万馀人的大罢工，其次就是青岛日本纱厂大罢工，我们在下一章须专门加以叙述，这里只略述各地的罢工。

首先是胶济铁路罢工。一九二五年二月三日，该局工会提出承认工会为工人代表机关，恢复因办工会失业工人的工作，加工资三元，每年发免票二次，立发奖金等五条件，举行罢工。结果相当胜利，计罢工八日。即正式成立胶济铁路总工会。其他各铁路未曾罢工，但皆提出恢复“二七”以前的条件，发生普遍斗争，有些地方，完全胜利。

此时最饶兴趣的是北京的罢工。北京虽为首都所在之地，而近代工业可说绝无仅有，但此时该地的罢工斗争，却呈空前未有之现象。一月电车罢工。三月织布厂罢工，财政部印刷局一千八百人罢工，菜园工人三百九十八家罢工，隆华造纸厂工人罢工，铁铺工人罢工，瓦木匠罢工。四月，瓦作工人六千馀人罢工，北京附近之宣化皮行工人五千馀人罢工。这些罢工均系要求增加工资与改良待遇。

再说到武汉的罢工。此地虽仍为直系军阀最后根据地，但其统治力已不如前巩固，工人乘机而起。三月，汉口人力车夫罢工，英美烟厂罢工。四月，武汉三镇糟房工人罢工，汉口汉阳织巾工人一千馀人罢工。五月，汉口和记蛋厂一千馀工人罢工，英美烟厂四千馀人罢工，武昌印刷工人罢工。这些罢工，亦系经济斗争性质。

再说到广东的罢工。广九粤汉两铁路和兵工厂皆发生罢工，最出奇的，是民船三千馀只的罢工，和顺德生丝女工十万馀人的罢工，声势极为浩大。

其他各地如唐山纱厂的罢工；杭州布厂一万馀人罢工；苏州、长沙、南京、宜昌的人力车夫罢工；甚至于奉天亦有几个工厂发生罢工。

总而言之，这些都是表现中国职工运动已经进到复兴期了。

国民会议运动与工人阶级

此时有一事不能不说到的，就是国民会议运动。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欢迎孙中山北上，张作霖段祺瑞亦不便出头反对，于是孙中山离粤北上。共产党向孙中山建议，发表北上宣言，“召集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两大主张，当时得全国群众之热烈同情与拥护。及孙中山抵京，段祺瑞则以“善后会议”代替“国民会议”，于是国民会议遂停而不行。共产党乃于段祺瑞召集善后会议之同时，另行召集全国民众团体开“国民会议促成会”于北京，以与段祺瑞之善后会议对峙。此次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地工会皆派代表积极参加，做了会议中的主干。虽然此次会议的决议，并未发生效力，而且不久因孙中山逝世，国民会议运动事实上归于停顿，但工人阶级却受了此次运动不小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做了政治舞台上的一员最强悍的战将。

第十章　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附青岛日本纱厂大罢工）

日本在华的纺织业

日本在华设立纱厂，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经济侵略的一个有力的手段。它在华设厂的原因：一、是因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二、是不要纳付关税，便可将生产品卖给中国人，以占取中国的市场；三、中国残酷的军阀政治，绝对禁止工人的集会及一切政治自由，而且在租界内更纯然是外国政府，对待中国“下等人”可以用对待牛马的法子。这都是日本资本家在他们本国求之不得的。所以日本资本家乐于在中国开设工厂。

一九二五年，日本在中国境内的纱厂共有四十一家；在上海有二十七家，在青岛有九家，在满洲有五家，总共用中国工人八万八千馀人：在上海约五万八千人，在青岛约二万二千人，在满洲约八千人。与中国本国纱厂相比，日本纱厂数与雇用工人人数皆占三分之一（华商纱厂七十六家，雇用工人一十五万八千馀人；英国纱厂三家雇用工人二万人）。这可以看出日本纱业在中国的势力，特别在上海更为庞大。

并且日本纱厂差不多是国家资本，譬如内外棉株式会社总共有一十九个工厂，在日本的仅只三厂，其馀的在上海有十一厂，青岛三厂，满洲两厂。所谓“内外”即指国内国外而言。这样一个雄厚的国家资本企业（就是其馀的日本纱厂亦有国家银行做后盾），幼稚的华商纱厂那里是它的敌手！所以欧战时中国民族纱业本有一度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敌不过日本资本之竞争与压迫，到一九二二年以后，便发生剧烈的恐慌，中国人自己办的纱厂，有许多被日本人吞并了去。这也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在那个时期发生反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的高度情绪的原因。

日本资本家对于中国工人的压迫

日本纱厂对于中国工人非常苛待，不打即骂，惨无人道，甚至打死童工的时候都有。工作时间是日夜轮班，每班十二小时，夜工并不加钱。工资很低；最少的只二百余文一天，合银币不过一角。工人住的房子，是三四家甚至七八家合住于一间小屋，重床叠架，隔以薄帏，吃的是喂猪的食料。甚至于厂中还有这样的情形，大便也受限制，须领照牌方能去大便，但五百人用二个照牌。另外还有一种“储蓄费”，每月在工资里扣除，但工人死伤疾病的时候，却并不发还，只有每月另发很少的“储蓄费”（俗称“红簿子赏”），然而差不多个个工人每次领工资时，都要被厂里借故克扣，结果所谓“储蓄费”仍旧扣去。再则其中童工女工很多，所受欺压更甚：成年男工总要比较强硬些，因此，厂里更有一个极奸狡的阴谋，另外专养一批男女幼童叫做“养成工”，平日施以奴隶教育，等到长成之后，便想一批一批的将他们调换成年男工，把那些“不安分”的成年男工开除出去，使全厂都是些自己养成的女人小孩子，可以随便虐待剥削而不反抗。这次罢工，便是因为有一厂开除一批男工，将“养成工”去替调，并且拘捕工人代表所引成的。

罢工的爆发

在一九二四年的夏季，我们在小沙渡办了一个工人日夜校，不久便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由孙良惠同志主持。成立数月，加入的不过七八十人，但都是各厂先进分子。我们在此地也发展初步的党的组织。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内外棉第八厂因粗纱部男工整批被厂家开除，自动罢工（俗称“摇班”）。我们知道了，劝工人暂行停止，先去领取工资。四日等工人到厂中去领工资，日本人不但不给工资，并且又拘去工人的代表。工人们忍无可忍，遂一致罢工。沪西工友俱乐部向厂家提出的条件是：一、以后日本人不准打人；二、增加工资二成；三、第八厂辞退的工人须完全复工；四、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五、罢工期内工资照付；六、以后职工非犯通奸斗殴等事者，不得无故开除。当时把这条件并做成传单发给各厂工人。厂方面当然置之不理，并布置侦探，陆续捕去工人活动分子，工人愈愤，二月九日大罢工遂爆发了。

内外棉第五厂东西两厂首先发动，九日下午当日夜班换班的时候，工人高呼“摇班”蜂拥而出，厂中即将厂门关闭，群众则将巨木碎门而出，或爬墙而出。出来之后，即渡浜（小溪）到潭子口田野间集合（此地为中国地界，为一荒僻旷野，仅有田舍数家，与租界一水之隔），开群众大会，并有各厂夜班工人亦在半路闻讯随同参加，约万馀人。首先一杆白布大旗，就是“反对东洋人打人”。群众异常兴奋，在我们热烈演说中，工人将其头上之帽撕毁掷地，加以脚践，大家说：我们中国人不戴东洋帽了（按此帽为厂中所发）。我们当即宣布纱厂工会成立，并叫群众听工会的命令，明日仍来开大会，群众欢呼赞成。当即组织队伍在各路口劝夜班工友勿去上班（俗称“拦摆渡口”又称“断口子”），工会连夜办公。

罢工的蔓延

影响所及，九日晚，第九、第十三、第十四厂继续起来响应罢工。十日，第三、第四厂亦罢工，还有几个未罢工的，于是群众自动带队“打厂”，公然又打下几厂，相率罢工（这是上海一特别现象，此厂罢工，彼厂工人本欲响应，但不敢发动，希望已罢工者前去打厂，一打便罢，此风传染至今，尚未完全停止）。十二日，曹家渡的丰田纱厂亦自动响应。后来这种影响传到杨树浦，又有数家日本纱厂罢工。总计罢工者有二十二厂。小沙渡方面，为内外棉共十一厂（所有内外棉在上海之厂全罢工）、日华全厂、同兴两厂、及制麻布袋一厂，曹家渡丰田一厂，杨树浦方面为大康两厂、裕丰一厂、公大一厂、东华一厂。参加人数共四万馀人。在上海日本纱厂，只有浦东的日华两厂与杨树浦的上海纱厂三厂、东华两厂共七家未波及。总而言之，在上海的日本纱厂差不多都要转入漩涡。

日本帝国主义的胆战心惊

在上海发生这样一个破天荒的伟大罢工，自然出乎日本帝国主义意料之外，真使得帝国主义胆战心惊。

初起时，日本“小鬼”还只利用豢养的包探诱捕工人中的活动分子，但工会系在对河华界，不在租界，他们无计可施。有些包探混过来时，反被工人发觉，饱以老拳，因此包探相戒不敢再来。

日本“小鬼”再来一计，收买所谓“上海工团联合会”这一班工贼，以援助名义前来参加，并用“反共产主义男女劳动同盟”大发其传单，骂共产党，但革命情绪异常之高的群众，那里相信那些鬼话？工人气势汹汹，赶着追逐，那班工贼也不敢来了。

于是日本“小鬼”就放谣言：一面说此次罢工是中国资本家从中挑拨和资助，一面又说此次罢工是赤化，是受了苏俄的津贴。总而言之，他是一方面想藉这些谣言和其他帝国主义结成联合战线，共同对付中国人，一方面则藉赤化谣言，威吓中国军阀压迫工潮。不过帝国主义虽然一致，如租界巡捕房确实每天在帮日本人捕拿工人。但群众都在华界，他们无可奈何。至于中国官厅均奉系军阀，初至上海见舆论同情工人，亦不敢公然断行压迫。

日本“小鬼”急了，一面由日本调来几艘军舰来华实行武装示威，一面由日本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国际交涉。于是劳资争议一变而为国际交涉。惟此时全国国民会议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气焰正高，段祺瑞政府亦不敢公然袒日仇民，又无多大效果。此次罢工的确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寝馈不安，上海“日本纱业联合会”天天会议应付，上海日本报纸天天宣传，是不用说；甚至于惊动了日本本国纱业界，不断地派人来华援助，后来连日本纱业联合会总领袖亦不得不亲自来华了。

总一句话，此次罢工造成一个震动远东的严重事件。

罢工的战术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在上海做职工运动，但是，总做不起来，做起来一点，便又覆灭。一九二二年冬，日华纱厂、英美烟厂与金银业的所谓三角同盟罢工失败以后，什么也没有，仅仅还保有很小一部分的印刷工人和机器工人，再加上一部分店员。 “二七”失败的消沉期中，简直没法活动。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党方有相当的活动，开始参加丝厂罢工与领导南洋烟厂罢工。这次日本纱厂罢工之来，党当然认为是生死关头，于是由中央组织专门指挥这次罢工的委员会，指定李立三同志和邓中夏同志负总责，并命令上海党部全体动员，但当时上海党员人数非常之少，不过百馀人。要领导这样一个规模伟大的罢工，不能不于罢工战术上去求胜利，我们这里略略叙及。

这次罢工可以说是突如其来，是群众自动的发动，而不是党预先的筹划。二月二日第八厂发动后，党才开始讨论，但那时党便紧紧地抓住这一个机会。但当时还不知道日本纱业亦发生恐慌这一回事（中国纱业恐慌当然知道）。罢工之时，正是纱价低落、美棉奇涨的时候，假使是中国纱厂，罢工一来，便有乘机闭厂的可能，然而日本纱厂究竟资本雄厚，足以维持，并且此时正是日本纱厂加紧打击中国纱厂的时候，自然不愿因罢工而闭厂。我们在罢工中，知道日本纱业恐慌时，就是如此估计，所以我们一直进攻到底。

罢工既由群众先行自动，所谓组织，仅仅只沪西工友俱乐部的七八十人，很显然的，罢工开始时完全是原始状态，劈头的一问题，就是如何领导群众，能有组织的作坚决的斗争。所以“激发士气”，和“稳定战脚”是目前当务之急。我们在这一点上花费不少气力。我们那时差不多每日一次群众大会，每日有几种新闻式的而且是俚歌式的传单。群众是切忌死板生活，所以每日必花样翻新，然后群众方觉得新鲜活泼而更兴奋，我们开大会不仅讲演，而且把群众编排起来，首先是各厂归各厂排队，举出代表来，组织代表会议，随后又由群众队伍中挑出若干人编成纠察队，立时教以简单的训练，派到各处守卫及在各要隘劝阻工人上工。这样一来，群众渐渐有了组织，而工会才能真实指挥。

虽然如此，如无新的生力军加添，群众必至感觉孤立无助而动摇。所以我们那时尽量扩大罢工，差不多罢工的前半期，每日必有新的工厂罢工加添，有些是自动的罢，有些是被煽动宣传而罢的。到后来罢工风潮波及于杨树浦，我们倒有一度迟疑，​​因为小沙渡与杨树浦一样是原始状态，如若兼顾，势必顾此失彼。但杨树浦工人迫不及待，情绪异常之好，我们也毅然决定罢了。因罢工一扩大，给此次罢工以巨大的影响。

再则就是取得外援，我们联络小资产阶级社会团体发起“罢工后援会”，慰劳，捐款，并请求舆论援助，因此群众更觉得势力不孤。

上海是流氓的渊薮，应付流氓亦是当时任务之一。就是工人中亦有不少的流氓，当时有力的工人领袖，不少是青帮洪帮，他们是有老头子的，罢工时自然不能不争取他们，必要时甚至还须请老头子吃吃茶，讲讲“抱义气”。因为罢工的口号是“反对东洋人打人”，流氓中多少有点民族观念，因此，亦有不少老头子表示赞助。自然罢工在阶级斗争中的意识格外明豁，原是青帮洪帮工人此时也不大听老头子的话了。如流氓明显破坏罢工时，群众不客气便以老拳奉送。在此紧张空气中，流氓有的变好，有的畏缩，有的反动被群众加以重惩，流氓亦起分化。

罢工工人在潭子口闹得太凶了，帝国主义在对河眼睁睁地无可如何，自然逼迫中国官厅取缔。群众每日开大会，练队伍，无人过问。忽一日，上海警察厅派来武装警察数百，蜂拥而至，将群众包围，实行解散群众，我们在墓堆上（因为墓堆就是讲台）大声高呼：“我们被东洋人压迫了。中国人不要压迫中国人！”群众和声如雷，声震天地，警察见群众气盛，只得退处一旁。

这次罢工的范围完全限于日本纱厂。中国纱业资本家因年来被日本资本排挤、压迫，积不相容，仇日极盛。我们看清了中日资本家冲突这一点，一面暗中散布空气，说这次罢工与中国纱厂是有利益的，中国纱厂应该起来帮助工人取得胜利，一面公开提出“抵制日货”、“日本纱厂搬回日本”的口号。此时中国纱业资本家确有利用工人报复日本的意思，他们居然用华厂工人的名义捐了一千元与罢工工人。这样一来，日本纱厂更恐慌了。

这里须说到我们一次的失策。罢工约十日，虽然日本帝国主义曾暗示小沙渡中国的商界联合会以街坊名义出任调停，但没有结果，罢工延长下去。打厂之事，工会认为可一不可再，约束群众不能再做。因为第一次做时或可乘其不意，攻其不备。如果再做非碰上钉子不可，有损锐气。但群众则不然，天天问工会：“喂！我们总是文对之，到底几时武对之？”有一天群众自动要求非要闯入租界不可，我们同志亦有主张非去不可的。我们当时对他说：“不可去，你要去谁负责？”那个同志说： “好！我负责！”这样，群众便如潮水般浩浩荡荡向租界冲去了，还没到租界口，中国警察上前拦阻，工人大愤，扭打起来。警察便乘机借口工人殴打警察，派出大队警察持棒打得工人落花流水，群众溃散，被捕者五十馀人。邓中夏同志当日亦被捕。

调停与解决

但工人虽遭打击，却仍坚持如故，虽然潭子口的群众大会因受警察干涉不能再开，但却因社会舆论同情工人，故警察不敢封闭工会。故罢工之事，仍得进行。同时罢工工人因受了十馀日的训练，已由原始状态进于组织状态。 “听工会的命令”，这一口号已深入于群众脑中，因此得以支持。

至后，上海总商会出任调停。二月二十五日，日本纱厂代表与调停者总商会会长、交涉使、淞沪警察厅等共同商议，并约工人代表出席，当时工人代表提出条件是：

（一）严禁殴打工人；

（二）增加工资一成；

（三）工资每两周发给一次；

（四）回复辞歇的四十人之职务；

（五）罢工期内工资照付；

（六）公司规定奖励勤勉的工人，废止储金的制度；

（七）无故不得辞歇工人；

（八）释放被拘工人。

日本资本家对于上面的条件的解答是：

（一）对于第一项，公司的日本人，对于中国的职工，是有同情亲切的态度的，公司方面，严禁殴打的事情，将来也与此取同样的方针。

（二）公司所给工资，比较中国厂与外国所营的工厂为多，所以不能增加。

（三）第三项无异议，公司正在实行中。

（四）辞职的工人，不能复职。

（五）第五项不能同意，但在罢工之初，曾声明上工者每日支付罢工期内工资三成。

（六）第六项职工略有误解，此种储蓄制度，与工资无关系的，是因增进职工福利起见，而任意赏给的。

（七）无理决不解雇工人的。

（八）第八项是工部局警察厅所拘禁的，释放工人，在公司权限之外。日本帝国主义的答解真聪明，把工人的要求推得一干二净。上海总商会便出卖工人了，它以为第二、四、五、七及第八项不必提出，遂取消而以下列的条件代之：

（一）不虐待工人，如有虐待情事，可禀告工场长，以待工场长公平的解决。

（二）工人复工者，可照以前的办法。

（三）储蓄奖金依公司规定，满五年者可以支付，中途退职由公司规定，如成绩佳良者照给。

（四）工资两星期一发。

最后的结果：

（一）不许无故打人；

（二）依照工作的勤惰增加工资；

（三）不许无故开除工人；

（四）发还储蓄金（原本公司押下的工资预备十年后发还的押金，如果工人被开除是不发给的）。

由这四个条件看来，可说工人完全失败，但在精神方面，工人是胜利的。因为罢工总算得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在工人看来，是由他们奋斗得来的。从此他们相信团结的重要了，相信工会了，于是加入工会的大大地增加了，数日之内，小沙渡由千人增加到六千人，杨树浦增加到三千人，各工会也产生了工会小组的组织。

“五卅”事件的导火线

工会仍在潭子口存留，由刘华同志主持。刘华同志便是在此次罢工中训练出来的，他原系一印刷工人，后来入上海大学附中做半工半读学生，在此次罢工中表现异常勇敢勤劳，而且善于鼓动，甚为工人所爱戴。此时，我们按各厂企业组织工会，如内外棉纱厂工会、日华纱厂工会、同兴纱厂工会、丰田纱厂工会、太康纱厂工会、公大纱厂工会等等；并于各厂设立工厂委员会（实际上即分工会，于是后来有同志误会说“工厂委员会中国早就有了”，其实它不仅无苏联工厂委员会的性质，抑且无西欧各国工厂委员会的作用），其下并按各工作处组织支部。从此我们在上海才立下一个空前未有的工会组织基础。会务发达，蒸蒸日上。

工会日益发达，在另一方面则引起日本资本家的恐慌，他们以为如果任工人这样下去，那么，那将来的祸患是不堪设想的。厂中纠纷又层出不穷，工会硬出头代表工人利益与厂家交涉。工会的用意，是这样办成习惯，即使工会在条文上未得到明白的规定，但在事实上已被厂家所承认。日本资本家于是决心反对工会了。五月七日那一天，会集了日本纺织同业会，商议取缔方法于下：

（一）主义者指挥工会，强制劳动者加入，每为惹起斗争的原因，所以日本纺织同业会，不能承认；若职工有所要求，可直接提出于工厂，不能组织工会。

（二）若因此决议，而工会唆使工人罢工者，同业会决取强硬的态度，处置工人，并可锁闭工厂。

（三）关于第二项决议，当十分取缔工会的活动，与上海工部局及中国官厅交涉。

工人知道后，内外棉第三第四厂工人首先不服，发生罢工，第八厂也略有波动，但工会知道时机不好，叫工人在此时期内只能取怠工的方法（怠工的方法很多，如做得慢，做得坏，损坏机器，损坏货物等都是），不用罢工的手段，所以十一日无条件复工了。日本资本家方面从此益加强硬，以为如不开除不良分子，那么劳资争议事件总是不会停止的，五月十四日第十三厂开除工人两名，因此引起工人第二次罢工，到第二天，第五厂响应，第七厂发生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惨剧，于是成为“五卅”事件的导火线，以至于激起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青岛日本纱厂罢工

这里须附带叙述青岛日本纱厂罢工。青岛日本纱厂罢工不用说是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的直接影响。日本自从在欧战时由德国手中攫取青岛后，经营不遗馀力。在工业方面，就纱业而论，在四方有内外棉三厂，大康、隆兴各二厂。在沧口（距离四方二十五里）有富士、钟渊、长崎各一厂。共有工人二万二千馀人。除纱厂而外，如火柴、面粉、榨油等厂约四万人，合计青岛日本工厂有六万馀人。此时名义上虽经中国收回，但实际政治上和经济上日人仍有支配和操纵的权力。北京政变以后，奉军南下，山东归其掌握，但此时山东尚有直皖两系军队，军事行动尚未停止，故奉系势力还未稳定。

青岛日本的纱厂劳动条件与上海日本纱厂不相上下。所稍异者，只此地工人成份，其中女工占百分之十，童工占百分之六十，男工占百分之三十，比上海略略好些。

青岛日本纱厂和上海日本纱厂因为多在同一个企业之下（如内外棉、大康），关系自然密切，小职员和工人时有调换情事，所以青岛纱厂工人很容易直接受到上海的影响。四方这个地方又是胶济铁路机器厂所在地，其时胶济铁路正成立了总工会，铁路工人以全力提携纱厂工人，于是纱厂工人又得到眼前的一副兴奋剂。

开首就是一般练习生最为活动。先是大康纱厂在济南招了一班练习生到厂内工作，这班练习生大半都有高小毕业和中学一二年级的程度，他们向具狭义爱国反日的思想，复感日本资本家苛待压迫的痛苦，今受上海纱厂罢工和胶济铁路罢工的影响，于是暗中联络工人组织工会。

四月初旬纱厂工人便起来组织工会。不幸关于组织工会的文书及加入工会的名册等，为日本资本家发见，资本家乃极力压制，如大康厂主得了上海的教训，就先发制人，武力压迫，实行搜查工人宿舍及身体，开除工会发起人，捕拿活动分子，甚至非刑拷打。但这样一来，反而激起工人的愤怒，工友会议决提出下列各条件：

（一）日工十小时，夜工八小时；

（二）取消房价；

（三）每年发给花红；

（四）每年准工人告假一月；

（五）每日增加工资一角。日本资本家当然不能容纳，工人遂召集紧急会议，议决二十一条，限厂方二十四小时答复：

（一）承认工会；

（二）日工加资一角；

（三）包工加资百分之三十五；

（四）夜工饭钱，自本月起，一律加倍；

（五）取消压薪制；

（六）取消二割引制（按即二成储蓄，只大康纱厂特别规定）；

（七）因公受伤，工资照付，医药在外；

（八）一律免收房费；

（九）延长吃饭时间至一小时；

（一○）不得打骂华工；

（一一）每年内给假期一月，假期内不得开除工人；

（一二）规定保护女工，每月给生理假二日，工资照给；

（一三）减少童工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过八小时；

（一四）如工人违犯厂规，由工会同意后方可处分；

（一五）公司罚工人之款，应交给工会作为工人教育费；

（一六）以后不得借故开除工人代表；

（一七）应当规定工人有得花红的利益；

（一八）此后公司待工人一律平等；

（一九）罢工期内不扣工资；

（二○）公司承认此项条件后，应该双方订立合同，签字，盖章；

（二一）订立合同应该有证人作保。

四月十九日首由大康纱厂罢工，至二十三日内外棉纱厂亦继续响应，二十四日隆兴、日清两纱厂也卷入漩涡。各工厂工人所要求的条件，除“工人死亡时给予一年工资抚恤遗族”一条之外，馀均与大康的二十一条大略相同。罢工人数约一万名，同时其他各厂也有跃跃欲动之势。青岛日本丝厂恐遭波及，不得已让工人在工潮未解决以前，停止工作；凡要回乡的，由纱厂发给旅费。二十六日沧口铃木丝厂也罢了工，工潮益形扩大。随后银月钟渊各厂又罢工，富士厂亦觉不稳。

日本资本家方面当大康罢工开始时，态度非常强硬，绝断工人伙食，而工人只吃六个铜板的大米。又用军队包围工人宿舍，而工人就在街上露天的睡。到二十三日日本资本家方面才向工会代表提出下列三条：

（一）面粉由公司廉价供给；

（二）现在规定的吃饭时间三十分钟外，无论日工夜工给与十五分钟的休息；

（三）无论日工夜工各加补助金一钱（日金，不及华币一毫）。

工人不满意，仍旧支持下去。内外棉、隆兴、日清等罢工之后，日本公使向中国政府要求取缔风潮。一直到后来工潮扩大到沧口各厂，日本资本家方着实恐慌了，催促中国官厅禁止，一面逮捕工人领袖，一面解散罢工后援会。此时我们的战术，有许多是利用上海的经验。由上海纱厂工会派出代表前往援助。青岛历年受日本的压迫，一般市民痛恨已深，又值收回青岛运动之后，民气极为激昂，此时工人罢工，地方各团体多表同情，青岛大学学生联合各团体成立罢工后援会，捐资援助。同时我们还放了威吓资本家的空气说：“如果厂方不承认青岛工人的要求，上海就要同情罢工。”上海纱厂工会公开宣言及致函日本资本家道及此意。上海大罢工的馀威犹存，于是日本资本家害怕了，终于不能不承认青岛工人相当的条件。

最后由青岛日本领事同中国商会等出任调停，召集劳资双方，议决条件如下：

（一）改善工人待遇；

（二）食费加给一钱（日金）；

（三）工作中受伤的工人，支给工资及药费；

（四）吃饭时休息三十分钟；

（五）休息时间昼夜勤务各为十分，在午前三时及午后三时以后；

（六）复工的工人支给两日工钱，但五日不复工的工人不在此限；

（七）工钱从速支付；

（八）工人赏钱，公平办理；

（九）不殴打及辱骂工人，有犯过的给予相当戒饬。

工人于五月十日复工，计罢工二十二日之久，当上工的时候，又起了冲突，因为资本家宣布于早晨复工，而工会宣布晚间复工。这个办法在斗争上是有很大的意义，一则可以表现工会的威力，二则可以预防上工后资本家再来压迫，结果还是晚间复工。

工会组织从此益加巩固，但就因此而遭日本资本家之大忌，要求中国官厅解散。中国官厅听从日本人的要求，拘禁工会办事人员，工人大愤，于五月二十五日第二次罢工。大康、日清、内外棉厂等都一齐发动。日清纱厂工人虽然停止作工但并不退出工场，仍在工场中高唱劳动歌，当时督办虽有训谕，但毫无效果。二十八日日本驱逐舰桦榉两舰，从旅顺入港，中国官厅也派奉军到了青岛，同时保安队消防队，也奉了戒严司令部的命令出防，厂主遂借了军队的势力实行闭锁工厂，勒令工人出厂。在纷乱的时候，军队发枪射击工人，死者二名，重伤者六名，轻伤者十馀人^{[注 6]}。同时中国官厅封闭工会，尽力检查压制，工人无从活动。后来工人为生活所迫，同时亦有少数为厂方所诱，于六月十四日，三厂同时开工。起初时上工的工人还不多，后才渐渐增加；第二次罢工风潮遂在血泊中镇压下去了。

第十一章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

大会的发起与召集

一九二五年上半年中国职工运动进到复兴期以后，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观察，显然有许多征兆预示著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快要到来。共产党当时的任务，无疑的首先需要扩展和巩固自己阶级的力量，因此召集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成为再不可缓，遂决定于五月一日在广州召集。

依照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劳动大会的决议，这个大会应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召集。但共产党当时对于召集问题，颇费一番斟酌，原因是自从国民党改组一年以来，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固然日有增高，然而同时“反工农”、“反共产”、“反苏联”之反革命口号也日益普遍。 ——革命斗争的剧烈和阶级分化的过程是相并而行的。最明显的是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他们在当时非常嚣张，他们并且还积极破坏工人运动，收买一部分工贼，组织什么“劳工反共产救国同盟”等。真的，他们还有这样一种企图，就是拟用工贼工会的名义召集全国工会大会，组织所谓“全国工团联合总会”，他们当时在天津确已发行一种报纸，专门躲在“工会”名义之下反对共产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当然是他们攻击的目标。他们说书记部就是“过激派”，过激派这一名称，在当时许多落后工人中确是莫名其妙，而且有相当的恐惧，如用书记部名义召集，有可能使这一部分落后工会观望不前。再则“二七”失败以后，我们已不常用书记部的名义去做职工运动，因为我们此时最注意的是去成立产业总工会，凡属某产业的职工运动即用产业总工会去做。在事实上我们已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和汉冶萍总工会。因此，共产党决定没有必要用书记部名义召集此次大会，而由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邀同海员总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适海员总工会赴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之代表苏兆征同志经过上海（苏同志也就是此时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和他接洽，苏同志完全赞同。因此，这次大会就由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汉冶萍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四大团体发起召集。

最可笑的，是四个大团体登报发起召集以后，工贼工会也登报说什么这次大会“其用心险恶”，“不能令其代表全中国之无产阶级”等等鬼话，这当然不用说无损于这次大会之毫末，果然，这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五月一日在广州开幕了。

空前的工农兵大联合的示威与会议

广州此时有两个大会，除全国劳动大会外，还有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亦在广州举行。五一劳动节上午，这两个大会偕同广州市全体工人、四郊农民和青年革命军士，举行了十万人以上之大示威的游行。在这样的大示威的游行中，的确不仅可以看见被压迫群众形式的团结，同时使人奋发注意的是工农兵三种被压迫的群众到处都表现同一的心灵、同一的希望。的确，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工农兵大联合的表现。

最有兴趣的，是赤色职工国际派赴广州参加劳动大会的代表奥斯脱洛夫斯基同志亦出席演说，当他登台演说时，台底下红旗招展，呼声震天，“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赤色职工国际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他演说中最警策的语句，为中国工人至今所不能忘的，是：“工会是炮台，坚固的建立起你们的炮台，打倒资本制度。”

当晚，工农两大会便共同在广州大学大讲堂举行开幕典礼。青年军人联合会及革命学生亦派代表参加。到会者一千多人，代表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七十多万。除主席宣布开会、工农两大会各派一人报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经过外，并有赤色职工国际、共产党中央、国民党中央及工农两大会的代表及青年军人联合会代表演说。全体一致通过工农兵联合决议案如下：

“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广东全省农民大会代表，革命军人代表，革命学生代表，在广州举行盛大的联席会议，一致认定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解放劳苦群众的革命，只有工农兵一致团结才能成功。
全国工农兵大联合万岁！
全世界工农兵大联合万岁！
全世界革命万岁！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无疑的这个决议案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上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大会的经过

这次劳动大会，计到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工会一百六十六个，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五十四万。大会共开七日。

这次大会的召集，工贼工会虽然捣乱没有成功，但工贼工会却致电广东、香港两地工会，嘱其反对大会。的确这给了我们相当的困难，因为广东香港当时工会都不统一。当时香港工会情形是这样：工团总会一派，华工总会一派，其馀尚有机器、起落货、煤炭、洋务数大工会无所属。广州工会的情形也是差不多：广东总工会一派，机器工会一派（这两派有亲属关系），广州工人代表会一派，虽然广东总工会和机器工会在表面上是加入广东工人代表会的，但是广州工人代表会是差不多在共产党影响之下，政治上独立的成一派别。在大会未开以前，大会筹备处派人邀请香港工团总会和广东机器工会都被拒绝。他们表面上是吃醋，比方香港工团总会觉得不用工团总会名义发起而用其所属的海员工会名义发起，大为不满；广东机器工会觉得不用老资格的机器工会发起，而用新起来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发起，也表示不满。其实骨子里却是另一回事，香港工团总会和广东机器工会都为黄色领袖所把持，这些黄色领袖甚至还包含有资本家的成份，他们受上海工贼工会的怂恿，拒绝参加大会。大会筹备处设尽方法邀请他们到会，因为他们的工会领袖虽坏得不堪，但确有很多的工人群众。结果，香港工团总会因海员工会之敦促（海员工会为该总会的台柱子，故黄色领袖不能不相当听从）是到会了，而广东机器工会却始终拒绝到会。

这次大会的成份，不像第一次大会那样复杂，此时无政府党已匿迹销声，他们在工会中的活动也已停止。流氓的市侩的招牌工会根本为大会所摈斥。大会中最主要成份，当然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会，其次是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工会，自然还有不少无党派的工会，因此大会之进行，是异常顺利的，几乎未遇到若何意见上的冲突。只当选举主席团的时候，引起小小纠纷，原来主席团名单中本有香港工团总会代表，该会代表突然声明，说不能接受。因为该会派他们来，只是来看看大会的情形，不是来当代表，更说不到当主席。经大会代表群相督责，该会代表在大会的权威之下，不得不承认接受。真的，这样一来，该会代表一直到终会，都不敢退席，也未发生异言。

大会的成绩是很多的，通过决议共有三十多个。最主要的是：一、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二、经济斗争决议案；三、组织问题决议案；四、工农联合决议案；五、铲除工贼决议案；六、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七、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在大会上群众所最热烈注意而激昂欢呼的是四件事：工农联合；铲除工贼；组织全国总工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这不是偶然的，这四件事刚刚是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所最迫切需要的东西。

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

一　工人阶级必须作政治斗争

（一）工人阶级的每个经济斗争，同时一定要变成政治斗争；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优越地位是依靠在政治上优越地位势力之保障，当工人阶级开始摇动资本家的利益时，资产阶级必定尽力用他们的国家机关之权力及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压迫工人的行动。

（二） 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的利益是绝对不能调和的，双方利益之冲突，就是阶级斗争，调和就是牺牲工人利益。工人为改良自己生活状况，必须不断的奋斗。但工人阶级要达到完全自由，只有在工人阶级推翻资本制度自己掌握政权之后。

（三）我们敌人力量很大，他们据有经济上的优越地位，更握著国家的政权、军队、警察、监狱等有形的压迫机关，学校、宗教、报纸等无形压迫的麻醉方法，这都是资产阶级制服无产阶级的武器。而且在中国每个阶级^{[注 7]}总是相联合向无产阶级进攻。阶级斗争就是一种战争，我们无产阶级在此战争中的重要武器，就是团结，不分国界、省界、手艺、宗教、性别的阶级团结；自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自争求自由的政治斗争到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都要依靠这个武器。

二　工人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

（一）帝国主义及军阀统治中国，民族革命是唯一的出路。

（二）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是要推翻资本制度，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无产阶级，更多受一层帝国主义的压迫，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是要推翻这种压迫，而成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参加民族革命运动。

（三）民族革命虽然是各阶级共同参加的，可是中国资产阶级中主要的买办阶级，完全为外国资本家所养成，不能有革命性；另一方面，他们又见到中国之阶级革命发展之危险，反愿勾结帝国主义，以阻碍革命运动之发展。至于城市的资产阶级，虽然是革命的，它的本身没有集中的战斗力。所以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工业的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提携著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是不成功的。

（四）在过去许多次斗争中，如一九二二年的海员罢工及开滦矿工罢工，一九二三年的京汉路罢工，本年上海日商纱厂罢工，无次不明显的表示出帝国主义是中国工人主要的仇敌，军阀必是帝国主义的爪牙。所以中国工人为自身的解放，必要担任民族革命的急先锋，为促进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亦应努力于这个工作。

（五）民族革命既是各阶级共同参加的，所以无产阶级在此革命运动中，一方面固然协力以反抗我们更大的仇敌帝国主义及军阀，一方面更要森严在我们各种组织上的阶级性，不可和其他阶级混合，这种混合，将有被资产阶级牺牲我们的利益、甚至有卖给敌人的危险。

（六）民族革命一切方面的进行，一定要不妨碍工人阶级的发展，而且应该把工人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工人阶级参加民族革命必须保持阶级的本色，指示革命的出路，引导革命到底。

三　工人阶级目前的争自由运动

我们的目标，是要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现民族解放，促进世界革命，还是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够得到的。

（一）在这长期斗争中，目前最迫切的要求，如加资减时运动，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运动，罢工自由运动，普选运动等，虽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要求，这些要求的实现，不但可以改善我们目前生活，并且在这些运动中，可以扩大我们的组织，增加我们的斗争经验，树立我们的政治势力，这些乃是我们到最终目标所必由之路的一步。

（二）同时我们不可把这些目前迫切的要求，当作最终目标，这些要求只是达到我们最终目标民族革命世界革命所必由之路的第一步。我们更要明白，如果帝国主义军阀不打倒，工人阶级不完全解放，这些目前的要求也就不能达到。

经济斗争决议案

工人阶级的斗争，不论经济的或政治的，只有一个最后的目的，就是劳动的完全解放。劳动的完全解放，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推翻，政权完全操入劳动者手中之后，但即使在资本主义组织之下，我们不否认为改良劳动待遇条件，增高工人生活程度以及部分的要求，至实行最激烈的坚强的斗争。第一，因为现在的劳动条件，已经坏到极点，千百万的工人，还未到他精力衰疲之年，而已衰弱不堪，失了他们的力量，失了他们的健康同他们的生命；第二，因为每一部分劳动条件的改良，都可以增加工人阶级的力量，促进工人为最后目的的斗争，并且促进资本主义的崩坏，及劳动解放之早日实现。

甲　我们不否认经济斗争，不否认目前迫切要求之改良运动，但是我们对于这种运动的观念是

（一）每一个目前切近的改良运动，只是走向总解决的一部分，不把它看作最终目标去做，比如资产阶级打不倒，目前所要求增加工资，难保将来又被克扣，总之，工人阶级的根本解放，只有在取得政权之后。

（二）每个经济的斗争，同时就是政治的斗争，如工人的罢工，本是经济的斗争，但是资本家—利用军警来干涉，便转成政治的斗争了。

乙　在中国现时经济斗争中，工人阶级切近的要求是

（一）按照各地各时生活情形，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本来资本家发给工人工资的标准，是按照工人生活必需品的价值而定，它应该要够工人恢复劳动能力，维持子嗣（即预备工人老后，再有小奴隶替资本家工作之用），照这样发给工资，工人已经遭受了很大的剥削，因为工人每日所生产的，并不只值他所领得这点报酬，很多劳动是没有受报酬，这就是资本家所谓的企业利润，上了他们的荷包了。但是现在帝国主义的资本家及中国的资本家，他们还不肯按这个生活必需标准发给工人工资，还要从这里面再加克扣。这样一来，中国工人的生活，真是苦到万分了。我们试拿上海和日本的纺织工人的工资一相比较，两地的生活程度相差甚微，而工资竟为一与三之比，即中国工人每日所得，不过日本工人每日所得的三分之一。年来生活费日见提高，而工资之所增极少，工人待遇，苦不堪言。因此，要求按照各地各时生活情形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一事，应成为我们目前应进行的主要工作之一。

（二）八小时工作的规定。每个工人最大限度的工作能力，一日不能超过八小时以上；欧西各国工人，数十年来为要求此制度之实现，不知经了几千百次的运动，流了几千百万工人的血，但是中国工人还是做十二点以至十八点的工，难道中国工人就不是一样的血肉构成的人么？我们现在誓与各国的工人共同争这八小时工作制的规定；同时我们又要注意必须在工作时间缩短之下，不影响于工资的低落，而反应该增加或照旧，不然资本家一面减少工作时间，一面却减少工资，迫使工人不得不因维持生存而愿继续加工，这样名至而实不至的手段，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三）反对一切虐待。在欧美各国的工人，资本家尚表面尊重他人格的独立，雇佣的自由；而在中国则资本家视工人直与牛马无异，动辄任意拳打脚踢，私刑拷打，杀死无罪。最近日商纱厂罢工，发出反对日本人打人的口号，我们试想这是一种什么呼声；又加工作中屎便之限制，下工时遍体之搜索等，以及许多不可胜数的事实，无异对付盗贼囚犯，我们应当坚决反对。

（四）女工童工之生活改善。在中国的资本家特别喜欢女工童工，他们是看到了这两种人较为柔软，容易欺负，容易加他们以惨无人道的压迫，因而女工童工的生活遂愈为苦不堪问了。女工的工资，是不能与男子相等的，她们的身体是可以任意侮辱的；至于童工呢？许多六岁未满的小孩，终日站着做十二小时以上的苦工，这还是人的生活么？最近上海工部局提议改良童工生活，但所有条文完全是名归而实不至的骗局，我们应该反对这种欺骗，我们应当要求：（甲）禁止妇女与不满十三岁者作有损健康之特别困难与危险以及地穴下面的工作。 （乙）绝对不许怀孕与哺乳的妇女作夜工及特别强度的工作。 （丙）妇女在产前后有数星期的休息与照领工资。 （丁）怀孕及哺乳之妇女，于普通规定的休息时间以外，并须补足其哺乳小孩的时间。其哺乳相隔的时间，每次不能超过三小时半以上。且每次哺乳不得少于半小时。 （戊）绝对禁止使用十三岁以下的童工女工。 （己）绝对禁止使用童工作夜工。 （庚）每日工作六小时，每周须有继续四十二小时之休息。 （辛）不得克扣工资，女工童工与成年工人做同样工作时，须领同样的工资。 （壬）为童工设立免费的平民学校。

（五）劳动保险与社会保险。中国国内各种工厂的一切设备，是很少能顾及工人身体健康的，因而危险之事常常发生。如去年上海祥经丝厂的大火，工人被烧死者数百人，同时因工厂之不洁，而得肺痨疫症以至死的，更不可计其数；又在工人工作受伤死亡或失业后，亦无相当的保证。因此我们当努力要求：（甲）一切企业机关应设法消除或减少于工人身体有害的工作及生产方法，并当预防不幸的事情的发生；极力注意工场卫生与防疫事宜。 （乙）对于从事于有危害健康的工作之工人，工厂须供给他以种种抵抗危险的服装用器消毒材料等。 （丙）应实行社会保险制度，使工人于工作死亡时能得到赔偿；于疾病失业老年时能得到救济。

（六）取消包工制。有许多工厂，资本家非常狡猾，他在他与工人间设立一道防线，这个防线就是包工制度。他利用他最忠实的走狗为工头，把工作包与工头，工人须向工头要求工作，这样一来，在资本家与工人间，更多了一层工头的剥削，愈使工人的生活痛苦，而且在斗争时，资产阶级更可利用工头以破坏工人的组织。所以我们非打破这种制度不可。

丙　为监督实行保护劳动的一切事件，预防机器的不慎，在危险的生产中，要预备保险的服装及防毒的用品。工人有病或者在工作时受伤，须赔偿其损失。关于工厂的监督员，必须参加工人的代表，又保护童工女工的利益，亦必须有童工和女工的代表参加。

丁全国总工会在这次大会后，应具体的指导他所属各业工人，尽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争取这些权利，去从事为获得这些权利的斗争，在这阶级斗争中去教育工人，组织工人。

在这斗争过程中我们想得到胜利，必须注意下面的几点：

（一）应有统一的集中的便于战争的组织。

（二）一地方的罢工，同时须得各地方的援助，切忌分立的行动。

（三）一个地方或一个企业发生罢工后，其他地方及其他企业应做通电声援或集资援助。若形势严重时，总工会应讨论资本家经济封锁及宣布同情罢工问题。

（四）不可无组织的暴动，应善利用时机，善利用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力量向其最弱点进攻。

（五）全国总工会应附设工人救济会之组织，在罢工时筹备罢工之基金，罢工后应作失业工人之救济。

（六）应发展协作社的工作，一方面为减低工人之生活费，一方面也是团结工人及工人家属的一个武器。

组织问题决议案

一　工会是工人阶级是宽泛的群众组织，它必须设法使所有的工人加入。

二　职工运动的组织形式，须特别灵便，不仅要适合本国工业发达的程度，并且要适合本国政治的环境、文化的程度以及历史的特点（有时连工人阶级的习惯和特点都要注意）。

三　中国土地广阔，各处经济发达的情形不一样，各省政治的环境不一样，因此很难有统一的工会组织形式，至少须有几种不同的形式。

四　中国很久以前就有许多行会。这些行会是根据手工业的，已经是旧式而不能与现代资本主义奋斗，因为他们将有组织的工人势力分裂了。最好的组织是产业工会。产业工会的主要原则，是在每个工厂或作坊内，所有的工人，不论他们的职业怎样，都要按照该工厂或作坊是那种产业性质，就组织那一种产业工会，比方一个纱厂，不论是粗纱间，细纱间，打包间，电灯间……的工人，都是纱厂工会的会员。又比方一条铁路，不论是机务处，工务处，车务处，养路处的工人，都是铁路工会的会员。这种制度的益处，就是每个产业机关是整个的奋斗单位，当工人与资本家冲突或罢工时，只有一个工会包括该产业机关所有一切工人，他们就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很快的得到决议，并且就可马上很坚决的起来斗争。所以这种组织对于工人是有极大的帮助。再有一种是职业工会，这种制度，是按照工人的职业加入工会。譬如机器匠是一种工业，轮船上的机器匠，铁路上的机器匠，纱厂里的机器匠，自来水厂的机器匠——都组织在一个工会里做会员。这就是一个大工厂内的电灯工人就加入电气工会，机器工人就加入机器工会，木匠就加入木匠工会，一个大工厂内有各工会的会员。很明显的，这种组织对于阶级斗争是不及产业组织，因为当对资本家冲突或罢工时，各工会的代表与会员有各自的利益与观点，所以要彼此同意，很难有一致行动之可能，即是可能，也必须消费时间，对于工人的战斗力与精神是极有障碍的。还有最坏不过的，就是不特不是依产业组织，并且也不是依职业组织，而是以狭小的专门为范围（如铜匠、铁匠、司机、翻砂等），这就是等于不善的旧式行会制度了。因此，很明显的，铁路、海员、矿山、纺织及其他新式产业中，是绝对须采取产业组织，若小铁厂、理发店、裁缝店、泥水作坊等小工厂及手工业，亦可采用职业组织。至于行会组织务要设法改进到新式工会的形式。但我们亦须记着工会是广大群众的组织，亦须斟酌该处之实在情形，决定组织的形式，不可死板。

五政治的环境应当特别注意，在中国目前还只是广东一省比较自由，工会可以公开的活动，其他各省因政治情形各有不同，工会或者半公开存在，或者简直秘密的存在，至于公开的工会活动很少可能，或受限制，或被干禁。因此，要利用许多公开的名义，如办夜学校、协作社等，去做工人运动的工作，这种公开的工作，只要办得到，我们就要利用这些工作，为工会的秘密发展。

六工厂支部当为工会的基本，在小的企业内，特别是在不能公开工作的地方，首先工作只能委派工会的全权代表，由这工会的全权代表，按照工会上级机关的指令，在该企业内工作。在大的企业内，必须按照工作部分，组织工厂支部，倘若工厂支部增加到几十或者几百的时候，工厂支部内或大企业内，得按加入工会会员十人、五十人、或者一百人选出代表，酌量情形组织办事机关，这部分代表即工会中坚分子，与选举他担负工作的群众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并经过他通知他们工会的一切情形。有可能时还须要召集大会报告工作经过，时常在工作的时候、工人的家庭里、与工人见面时，宣传工会利益，鼓动工人加入工会。

在工会的中坚分子的大会上（倘若不能开大会时，则在代表会议上）选举职员，组织某一地方的机关，这地方的机关，又须经上级机关批准，至一年须召集该工会大会一次，在大会上选举该总工会的执行委员会，为统一当地工会组织及互相密切起见，凡城市或省区应只组织一个工会联合总机关。如一城市或一省区有数个此项性质总机关者，应开联席会议，公决归并为一。

七工会是为工人一切的利益而奋斗的组织，工会当为改良劳动待遇，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保护女工童工，争得星期日过节日不扣工资的休息，规定劳动法等而奋斗，工会必须储蓄基金和罢工的基金、补助医药费的基金等以备不虞。工会为关心自己会员的阶级教育，当开办学校，设短期讲演所。

八　为要实行上面所说的，因此工会每月要征收其会员会费。每月至少为一小时平均工资，工会不宜收​​太高的入会费。

九无论工会组织的形式，有各种的不同，但工会组织的性质是阶级的，工会工作的内容是阶级的，工会的教育，同样也是阶级的，少了这些条件，中国工人组织工会就失了他本来的意义。所以工会会员，不宜包含雇主高等会员及包工头等与工人利益相反的分子。职工运动的组织形式不可死板。但工会不可调和，不可妥协，工会的组织必须有坚决的阶级行动。

一○　工会的建设须有经常的计划，能利用一切劳资的冲突和一切罢工以及一切关于工人阶级有意义的事变，作普遍的宣传。

一一目前因组织的力量缺乏，不能注意到所有的工作，须特别注意组织铁路、海员、内河及码头运输工人、矿山、纺织、缫丝、烟草、印刷、以及天津、北京、上海、武汉、青岛、大连、长沙、广州、香港、厦门等处各重要城市的工会工作。

一二为加多职工运动的领导分子起见，大会完后，必须在大的城市里面和产业的中心地开短期的补习学校（以三月为限），培养职工运动的人才，须多造就一些领导的分子，职工运动才有稳固向前发展的基础。

工农联合的决议案

一　无论在那一国，农民总是占大多数，至少农民也是经济上一个重要势力。他们所受的压迫，不减于工人阶级，或者还要过之，因此他们在现存制度之下，也是一部分革命的势力。

二　工人阶级要想推翻现存制度，必须结合反对现存制度的一切革命势力，因此他应该努力找寻他的同盟者。这种同盟者的第一个就是农民。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

三　我们知道政治的中心总是在城市，因此斗争的中心也是着重在城市。所以工人阶级应当努力去领导农民来参加这个斗争。

四过去许多国家内劳资两阶级的斗争，如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失败，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失败，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和保加利亚革命的失败，其失败原因，都是因为没有得着农民帮助，或农民的势力落在资产阶级手中。俄国革命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得着农民的援助。

五　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七十五，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较工人尤甚，中国工人阶级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联合农民共同奋斗不可。

六　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

七　工农联合在目前应该实现下列几点：

（一）在其回乡村时，或在其工作附近地之农村，均应向农民宣传并帮助他们组织农民协会。

（二）工会农会之间，得互派代表；工会应当设法提携农会进行，并助其发展经济的组织，如合作社等。

（三）农民如发生经济上或政治上的斗争，工会应领导工人为实力的援助。

铲除工贼的决议案

这个决议案的原文已经遗失，大意是说明：为什么发现工贼？工贼对于工人阶级前途发展的障碍和铲除工贼的办法。并列举罪恶最著的工贼姓名如下：

• 王光辉、徐锡麟、郭寄生、童理璋（上海）；
• 宾步程、李彤（湖南）；
• 杨德甫、张德惠（京汉铁路）；
• 郭聘伯、张玉荪^{[注 8]}、刘伯勋、余友文（湖北）；
• 冯自由、×××^{[注 9]}、黄焕廷（广东）；
• 张恩荣、苗凤鸿^{[注 10]}（粤汉铁路）；
• ×××^{[注 11]}（天津）；
• 何东（香港）。

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

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无疑的是这次大会积极的结果。大会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并选举二十五个执行委员。执行委员姓名如下：

• 林伟民、苏兆征、谭××（未详）（海员）
• 邓培、王荷波、刘文松（脱党）（铁路）
• 李立三、刘少奇、朱××（汉冶萍）
• 邓中夏、刘华、张佐臣、李森（即李启汉）（上海）
• 项英、许白昊、×××（武汉）
• 郭亮、谭影竹（叛党）、×××（湖南）
• 刘尔嵩、×××、×××（广东）
• 何耀全（消极）、关××、郑××（香港）

大会以后，执行委员会开会，推举林伟民为正委员长，刘少奇、刘文松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森为组织部长，孙云鹏为经济部长。总会设于广州，再于上海设办事处。

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