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将来 中华文库

　　我今天提议，不要把中国传统当作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看，要把这个传统当作一长串重大的历史变动进化的最高结果看。这个历史的看法也许可以证明是一种很有用的方法，可以使人更能了解中国传统，——了解这个传统的性质，了解这个传统的种种长处和短处——这一切都要从造成这个传统的现状的那些历史变动来看。

　　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我的看法，是历史进化的几个大阶段的最后产物：

　　一、上古的“中国教时代”。^[1]很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在商朝已经发展出来一个高度进步的文明，有很发达的石雕骨雕，有精美的铜器手工，有千万件甲骨卜辞上所见的够进步的象形会意文字，有十分浪费的祀祖先的国教，显然包括相当大规模的人殉人祭。后来，到了伟大的周朝，文明的种种方面又都再向前发展。好多个封建诸侯长成了大国，而几个有力量的独立国家并存竞争，自然会使战时与平时用的种种知识技术都提高。政治的方策术略愈来愈要讲求了，有才智的人得到鼓励了。《诗三百篇》渐渐成了通用的语文课本。诗的时代又渐渐引出来哲学的时代。

　　二、中国固有哲学思想的“经典时代”，也就是老子、孔子、墨子和他们的弟子们的时代。这个时代留给后世的伟大遗产有老子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他的无为主义的政治哲学；有孔子的人本主义，他的看重人的尊严，看重人的价值的观念，他的爱知识，看重知识上的诚实的教训，他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哲学；还有大宗教领袖墨子的思想，那就是反对一切战争，鼓吹和平，表扬一个他心目中的重“兼爱”的“天志”，想凭表扬这个“天志”来维护并且抬高民间宗教的地位。

　　中国的古文明在这个思想的“经典时代”的几百年（公元前600至220）里经过了一个基本的变化，这是无可疑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特色，多少都是这个“经典时代”的几大派哲学塑造磨琢出来的。到了后来的各个时代，每逢中国陷入非理性、迷信、出世思想，——这在中国很长的历史上确有过好几次——总是靠孔子的人本主义，靠老子和道家的自然主义，或者靠自然主义、人本主义两样合起来，努力把这个民族从昏睡里救醒。

　　三、第三段历史的大进化是公元前221年军国主义的秦国统一了战国，接着有公元前206年第二个帝国，汉帝国的建立，以后就是两千多年里中国人在一个大统一帝国之下的生活、经验，——这两千多年里没有一个邻国的文明可以与中国文明比。这样一个孤立的帝国生活里的很长很特殊的政治经验，完全失去了列国之间那种有生气的对抗竞争，也就是造成中国思想的“经典时代”的那种列国的对抗竞争，——是构成中国传统的特性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可以举出这两千多年的帝国生活的几个特别色彩。（一）中国对于个大一统帝国里君主专制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二）一个有补救作用的特点是汉朝（公元前200至公元220）在头几十年里有意采用无为的政治哲学，使一个极广大的帝国在政治规模上有了一个尽量放任、尊重自由、容许地方自治的传统，使这样一个大帝国没有庞大的常备军，也没有庞大的警察势力。（三）再一个有补救作用的特点是逐渐发展出来一个挑选文官人才的公开竞争的考试制度，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四）汉朝定出来一套统一的法律，这套法律在以后各朝代里又经过一次次的修改。不过中国的法制有一个缺点，就是不曾容许公开辩护，不能养成律师这种职业。（五）帝国生活的又一个特点是长期继续使用已成了死文字的古文作为文官考试用的文字，作为极广大的统一帝国里通行的书写交通媒介。两千多年里，这种古文始终是公认的教育工具，是做诗做文用的高尚工具。

　　四、第四段历史的大进化，实在等于一场革命，就是中国人大量改信了外来的佛教。中国古代的固有宗教不知道有乐园似的天堂，也不知道有执行最后审判的地狱。佛教的大力量，佛教的一切丰富的想象，美丽的仪式，大胆的宇宙论和形而上学，很轻易地压倒征服了那个固有宗教。佛教送给中国的不是一层天，而是几十层天，不是一层地狱，而是好多层地狱，一层层的森严恐怖各各不同。轮回观念、三生宿业的铁律，很快地替代了旧的简单的福善祸淫的观念。世界是不实在的，人生是痛苦而空虚的，性是不清洁的，家庭是净修的障碍，独身斋化是佛家生活不可少的条件，布施是最高美德，爱要推及于一切有情生物，应当吃素，应当严厉禁欲，说话念咒可以有神奇的力量，——这一切，还有其他种种由海陆两面从印度传进来的非中国的信仰风尚，都很快地被接受了，都变成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了。

　　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试举一个例说，儒家的《孝经》告诉人，身体是受自父母，不可毁伤的。古代中国的思想家说过，生是最可宝贵的。然而佛教说，人生是一场梦，生就是苦。这种教条又引出来种种绝对违反中国传统的风气。用火烧自己的拇指，烧一根或几根手指，甚至于烧整条臂，作为对佛教一位神的舍身奉献：成了佛门弟子的一种“功德”！有时候，一个和尚预先宣布他遗身的日子，到了那一天，他自己手拿一把火点着那用来烧死他自己的一堆柴，不断念着佛号，直念到他自己被火烧得整个身体倒下去。^[2]

　　中国已经印度化了，在一段奇怪的宗教狂热里着了魔了。

　　五、再下一段历史的大进化可以叫做中国对佛教的一串反抗。反抗的一种形式就是中古道教的开创和推广。本土的种种信仰和制度统一起来，加上一点新的民族愿望的刺激，想模仿那个外来的佛教的每一个特点而把佛教压倒、消灭，这就是道教。道教徒采取了佛教的天和地狱，给它们起了中国式的名字，还造了一些中国的神去作主宰，整部《道藏》是用佛教经典作范本编造成的。好些佛教的观念，例如轮回、前生来世的因缘，都被整个儿借过来当作自己的。男女道士的清规是仿照佛教僧尼的戒律定的。总而言之，道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排佛运动，用的方法只是造出一种仿制品来夺取市场。运动的真正目的只是消灭那个外来的宗教，所以几次政府对佛教的迫害，最著名的是公元446年（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和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两次，都有道教势力的操纵。

　　中国的佛教内部也起了对佛教的种种反抗。这种种反抗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要把佛教里中国人不能接受不能消化的东西都丢掉。早在四世纪，中国的佛教徒已渐渐看出佛教的精华只是“渐修”与“顿悟”，这两样合起来就是禅法（dhyana或ch’an，日语读作zen），禅的意思是潜修，但也靠哲学上的觉悟，从公元400年到700年，中国佛教的各派（如菩提达摩开创的楞伽宗，如天台宗）大半都是禅宗。

　　禅宗的所谓“南宗”——在八世纪以后禅宗成了南宗专用的名字——更进一步宣告，只要顿悟就够了，渐修都可以不要。说这句话的是神会和尚（公元670至762，据我的研究，是南宗的真正开创人）。^[3]

　　整个儿所谓“南宗”的运动全靠一串很成功的说谎造假。他们说的菩提达摩故事是一篇谎，^[4]他们的西天二十八祖故事是捏造的，他们的袈裟传法故事是骗人的，他们的“六祖”传也大部分完全是假的。^[5]但是他们最伟大的编造还是那个禅法起源的故事：如来佛在灵山会上说法。他只在会众面前拈了一朵花，没有说一句话。没有人懂得他的意思。只有一个聪明的伽叶尊者懂得了，他只对着佛祖微微一笑。^[6]据说这就是禅法的源头，禅法的开始。

　　最足以表示禅宗运动的历史意义的一句作战口号是：“不著语言，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篇幅多得数不尽的经卷，算到八世纪的中文翻译保存下来已有五千万字之多（不算几千万字中国人写的注疏讲说），全没有一点用处！这是何等惊人的革命！那些惊人的编谎家、捏造家，真正值得赞颂，因为他们只靠巧妙的大谎竟做到了一个革命，打倒了五千万字的神圣经典。

　　六、中国传统的再下一段大进化可以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或“中国的几种文艺复兴时代”。因为不只有一种复兴。^[7]

　　第一是中国的文学复兴，在八、九世纪已经蓬蓬勃勃地开始，一直继续发展到我们当代。唐朝的几个大诗人——八世纪的李白、杜甫，九世纪的白居易——开创了一个中国诗歌的新时代。韩愈（死在824）做到了复兴古文，使古文成了以后八百年里散文作品的一个可用而且很有力量的利器。

　　八、九世纪的禅门和尚最先用活的白话记录他们的谈话和讨论。十一世纪的禅宗大师继续使用活的文字。十二世纪的理学家也用这种活文字，他们的谈话都是用语录体记下来的。

　　普通男女唱歌讲故事用的都只是他们懂得的话，也就是他们自己说的话。有了九世纪的木版印刷，又有了十一世纪的活字版印刷，于是民间的，“俗”的故事、小说、戏曲、歌词，都可以印给多数人看了。十六、十七世纪有些民间故事和伟大的小说成了几百年销行很广的作品。这些小说就把白话写定了。这些小说就是白话的教师，就是推广白话的力量。假如没有这些伟大的故事和小说，现代的文学革命决不会在短短几年里就得到胜利。

　　第二是中国哲学的复兴，到十一、二世纪已经入了成熟期，产生了理学的几个派别，几个运动。理学是一个有意使佛教进来以前的中国固有文化复兴起来，代替中古的佛教与道教的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只是恢复孔子、孟子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并且重新解释，用来替代那个为己的、反社会的、出世的佛教哲学。有一个禅门和尚提到，儒家的学说太简单太没有趣味，不能吸引国中第一等的人^[8]。因此，理学的任务只是使先佛教期的中国的非宗教性的思想，变得像佛教像禅法一样有趣味有吸引力。这些中国哲学家居然能够弄出来一套非宗教性的、合理的理学思想，居然有了一套宇宙论，一套或几套关于知识的性质和方法的理论，一套道德与政治哲学。

　　理学也有好几个派别，大半是因为对于知识的性质和方法的观点不同而发生的。经过一段时间，理学的各派也居然能够吸引最能思想的人了，居然使他们不再成群追随佛门的禅师了。而最能思想的人一旦对佛教不再感兴趣，那个伟大过来的宗教就渐渐衰落到无人理会的地步了，几乎到了死的时候听不见一声哀悼。

　　第三，中国文艺复兴的第三方面可以叫做学术复兴，是在一种科学方法——考据方法——刺激之下发生的学术复兴。

　　“无征则不信”，是孔子以后一部很早的名著里的一句话^[9]。孔子也曾郑重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然而淹没了中古中国的宗教狂热与轻信是很有力量的大潮，很容易卷走那些求真求证的告诫。只有最好的讯案的法官还能够保持靠证据思想的方法和习惯，但是有些第一流的经学大师居然也能够有这种方法和习惯，这是最可庆幸的。要等到有了刻印书的流行，中国学者才容易有比较参考的资料，容易校正古书的文字，容易搜求证据，评判证据。有书籍印刷以来的头二三百年里，金石学的开创，一部根据仔细比较审定的资料写成的大历史著作的出现^[10]，都可以看得出有考证或考据的精神和方法。又有一派新的经学起来，也是大胆应用这种精神和方法去审查几部儒家的神圣经典。朱子（1130—1200）就是这一派新经学的一个创始人。

　　考证或考据的方法到了十七世纪更走上有意的发展。有一位学者肯举出一百六十条证据来论定一个单字的古音^[11]。又有一位学者花了几十年工夫找证据来证明儒家一部大经书几乎一半是很晚的伪作^[12]。这种方法渐渐证明是有用处的，有收获的，所以到了十八九世纪竟成了学问上的时髦。整三百年的一个时代（1600—1900）往往被称做考据的时代。 　　

　　以上的历史叙述已把中国传统文化带到了历史变动最后阶段的前夕，——这个最后阶段就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对照、冲突的时代。西方与中国和中国文明的第一次接触是十六世纪的事。但是真正对照和冲突的时代到十九世纪才开始。这一个半世纪来，中国传统才真正经过了一次力量的测验，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最严重的力量的测验，生存能力的测验。

　　在我们谈过的历史纲要里，我们已看到古代中国的固有文明，因为有了经典时代丰富的滋养和适当的防疫，足可以应付佛教传入引起来的文化危机。不过因为本土的宗教过于单纯，中国人在一段时间里是被那个高度复杂又有吸引力的佛教压倒了、征服了。差不多整一千年，中国几乎接受了印度输入的每一样东西，中国的文化生活大体上是“印度化”了。但是中国很快地又觉醒过来，开始反抗佛教。于是佛教受了迫害、抵制，同时又有人认真努力把佛教本国化。有了禅宗的起来，佛教内部也做到了一种革命，公开抛弃了不止五千万字的全部佛教经典。因此，到了最后，中国已能做到一串文学的、哲学的、学术的复兴，使自己的文化继续存在，有了新生命。尽管中国不能完全脱掉两千年信佛教与印度化的影响，中国总算能解决自己的文化问题，能继续建设一个在世的文化，一个基本上是“中国的”文化。

　　早在十六世纪的末尾几年和十七世纪的头几十年，有一个新奇的但又是高度进步的文化来敲中华帝国的大门。最初到中国来的那些耶稣会士都是仔细挑选出来的，都是有准备的。他们的使命是把欧洲文明和基督教开始介绍给当时欧洲以外最文明的民族。最初的接触是很友善又很成功的。经过一段时间，那些伟大的教士已不止能把欧洲数学、天文学上最好最新的成就介绍给中国头脑最好的人，而且凭他们的圣人似的生活榜样介绍了基督教。

　　中国与西方的强烈对照和冲突是大约一百五十年前开始的。对着诸位这样有学问的人，这样特别懂得近代历史的人，我用不着重说中国因为无知、自大、自满，遭了怎样可悲的屈辱。我也用不着提中国在民族生活各方面的改革工作因为不得其法，又总是做得太晚，遭了怎样数不清的失败。我更用不着说中国在晚近，尤其是民国以来，怎样认真努力对自己的文明重新估价，又在文化传统的几个更基本的方面，如文字方面、文学方面、思想方面、教育方面，怎样认真努力发动改革。诸位和我都是亲眼看见了这种种努力和变化的，我们中国代表团里年长些的人有大半都是亲身参与过这些活动的。

　　我今天的任务是请诸位注意与“中国传统的将来”这个题目直接或间接有关系的几件事。我想我们要推论中国传统的将来，应当先给这个传统在与西方有了一百五十年的对照之后的状况开一份清单。我们应当先大致估量一下：中国传统在与西方有了这样的接触之后，有多少成分确是被破坏或被丢弃了？西方文化又有多少成分确是被中国接受了？最后，中国传统还有多少成分保存下来？中国传统有多少成分可算禁得住这个对照还能存在？

　　我在好些年前说过，中国已经确实热心努力打掉自己的文化传统里种种最坏的东西：“短短几十年里，中国已经废除了几千年的酷刑，一千年以上的小脚，五百年的八股。”^[13]我们还要记得，中国是欧洲以外第一个废除君主世袭的民族。中国的帝制存在了不止五千年之久，单单“皇帝也要走开”这一件事对广大国民心理的影响就够大了。

　　这些以及其他几百件迅速的崩溃或慢慢的消蚀，都只是这个文化冲突激荡时期的自然牺牲。

　　这些文化的牺牲都不值得惋惜哀悼。这种种革除或崩溃都应当看作中国从孤立的旧文明枷锁之下得到解放的一部分现象。几千年来中国的政治思想家从没有解决如何限制一个大一统帝国里君主专制的问题，然而几十年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接触就够提出解决的方法了：“赶掉皇帝，废除帝制”。其他许多自动的改革也是一样。八百年的理学不能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的行为，然而几个传教士带来了一个新观点就够唤起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够把小脚永远废了。

　　中国从西方文明自动采取吸收的又有多少成分呢？这个清单是开不完的。中国自动采取的东西，——无论是因为从来没有那些东西，或者没有相当的东西，还是因为虽然有相当的东西但要差一等——确实总有几千件。中国人采取了奎宁、玉蜀黍、花生、烟草、眼镜，还有论千种别的东西，都是因为以前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愿意要这些东西。用钟表是很早的事，不要多久滴漏就被淘汰了。这是一个高一等的机械代替一个次一等的东西的最明显的例。从钟表到飞机和无线电，论千件的西方科学工艺文明的产物都可以列在我们的清单上。就智识与艺术的范围而论，这份清单可以从欧几里德起一直开到当代的许多科学家、音乐家、电影明星，这个单子真是开不完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从旧文明里丢掉冲刷掉这一切，又从近代西方文明自动采取了这上千个项目，然后中国传统保存下来的成分又还有多少呢？

　　不止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在1933年，我有一回演讲，专论中国与日本文化反应的不同型态。^[14]我指出日本的现代化可以叫做“中央统制型”，而中国，因为没有一个统治阶级，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是文化反应的另一个型态，可以叫做“长期曝露与慢慢渗透造成的文化变动”。我接着说：

　　这样，我们实在是让一切观念、信仰、制度很自由地与西方文明慢慢接触，慢慢接受感染，接受影响，于是有时起了一步步渐进的改革，也有时起了相当迅速或激烈的变动。……我们没有把哪一件东西封闭起来，我们也不武断禁止哪一样东西有这种接触和变化。^[15]

　　过了几年，我又抱着差不多同样的看法说：

　　中国的西方化只是种种观念渐渐传播渗透的结果，往往是先有少数几个人的提倡，渐渐得着些人赞成，最后才有够多的人相信这些观念是很合用或很有效验的，于是引起来一些影响深远的变化。从穿皮鞋到文学革命，从用口红到推翻帝制，一切都是自动的，都是经过广义的“理智判断”的。中国没有一件东西神圣到不容有这样的曝露和接触，也没有一个人，或一个阶级，有力量防止那一种制度受外来文化感染浸蚀的影响。^[16]

　　我从前说过的话的要点只是：我认为那许多慢慢的、但是自动的变化，正好构成一个可以算是民主而又可取的文化变动的型态，——一个长期曝露，自动吸收的型态。我的意思也是要说，那种种自动的革除淘汰，那种种数不清的采纳吸收，都不会破坏这个站在受方的文明的性格与价值。正好相反，革除淘汰掉那些要不得的成分，倒有一个大解放的作用；采纳吸收进来新文化成分，只会使那个老文化格外发辉光大。我决不担忧站在受方的中国文明因为抛弃了许多东西，又采纳了许多东西，而蚀坏、毁灭。我正是说：

　　慢慢地、悄悄地，可又是非常明显地，中国的文艺复兴已经渐渐成了一件事实了。这个再生的结晶品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是带着西方的色彩，但是试把表面剥掉，你就可以看出做成这个结晶品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彻的中国根底，——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17]

　　这是我在1933年说的话。我在当时可是过分乐观了吗？随后这几十年来的事变可曾把我的话推翻了吗？

　　然而将来又怎样呢？“中国根底”，“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现在成了什么样子呢？在整个中国大陆经过十一年来的共产统治之后，这个中国根底又将要变得怎样呢？铁幕统治决不容许接触自由世界的毒素影响，决不容许受这种影响的感染，当然更决不容许“长期曝露”，试问那个“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长期受了这样的统治，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存在呢？

　　预料将来总是一件冒险的事。但是，我近几年来看了不止四百万字的“清算”文献。每一篇清算文献都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政府所怕的是什么，他们费尽了心机想要连根消灭的是什么。看了这种大量的清算文献，我深信我有根据可以说：今日控制大陆的那些人还是怕自由精神，怕独立思想的精神，怕怀疑的精神或方法，怕考据的工夫：作家胡风被判了罪，因为他和追随他的人表示了自由精神，表示了独立的思考，而且竟敢反抗党对文学艺术的控制。梁漱溟，我的朋友，也是老同事，逃不掉整肃，只因为他表示了可怕的怀疑精神。“胡适的幽灵”也值得用三百万字讨伐，因为胡适对于传统经学大师的考据精神和方法的传布负的责任最大，更因为胡适有不可饶恕的胆量说那种精神和方法就是科学方法的精华。

　　看了这许多整肃文献，我才敢相信我所推崇的那个“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在中国大陆上还存在着，才敢相信那个曾尽大力量反抗中古中国那些大宗教，而且把那些宗教终于推倒的大胆怀疑、独立思想、独立表示异议的精神，即使在最不可忍的极权控制压迫之下，也会永久存在，继续传布。总而言之，我深信，那个“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的传统没有毁灭，而且无论如何没有人能毁灭。

（本文为1960年7月10日胡适在西雅图中美学术

会议的英文演讲，徐高阮中译文载1960年

7月21日至23日台北《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