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 中华文库

　　现在所讲的是八十年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历史。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并不是由今日起，也不是由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之日起，自从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跟着即有民族革命运动。若再说远些，满洲入关以后，已有了民族革命运动；不过我们现在所注意的，却只是八十余年来的民族革命运动罢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即是几十年来民族革命运动的事实，且说明民族革命运动的进化。现在的民族革命运动，和从前不同；从前的民族革命运动，是封建社会的革命运动；现在的民族革命运动，是与世界上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联合起来，以与帝国主义抗战的革命运动。从前的民族革命运动因为没有合当的策略，没有合当的方法，所以不能成功；现在呢，却渐渐改进了。所以现在的民族革命运动，实在是有成功的希望的。

　　中国向来以天朝自称，对于邻近民族都指为夷狄之邦，是要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的；这种自尊自大，已成为根深蒂固的心理。我们自诩为有许多圣人，如孔夫子呵，孟夫子呵，都是了不得的人物；因此，我们时时以文化之邦自居！我们心目中，只有中国是人，那些“东胡”、“西夷”、“南蛮”、“北狄”是不能称为人的。试看“蛮”字从“虫”，“狄”字从“犬”，这便是我们不认他们为人的例子。

　　中国人虽把自己看得很高，然而究竟文弱了，敌不住“北狄”，从前被辽金之在北方扰乱，后来又被满清征服了。满洲人入关，以华夏自称的“中国人”垂手屈服了二百余年，这种屈服自然不是中国人所愿意的。而且满人入关后，又强汉人辫发，汉人因反抗为满人所杀的不少，这更是中国人所不能忘的耻痛。所以中国人虽无能力反抗，仍时时骂满人为夷狄，排斥之心，无时不蓄于怀；当时虽不能公开组织排满机关，而秘密的团体却不少，如洪门会呵，白莲教呵，他们都是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

　　满洲之入主中原，固然为多数汉人反对，而尤以读书能懂得中国固有文化的人为甚，可是后来满洲出了一位很聪明的皇帝——康熙皇帝，他以为读书人反对满洲，他们容易号召民众：这是很危险的，因此，便想出种种法子来笼络那些读书人。他用什么法子呢，即是“开科取士”！既开了科举，又特别办“博学鸿辞科”，对考取的人可给他们以大官，饵他们以爵禄；那些读书人当初亦有不少“不屑就”的，后来因利诱威迫，渐渐也驯服称臣了！但是仍不免有些人不为所动，而时发排满的言论。可是后来又有几个很利害的皇帝继起，如雍正、乾隆等，他们非常注意那些读书人所作的诗文，其中若有稍露不平之气，或涉及排满之意，一为其查出，便有斩头之罪！他们这样一方既胁以威，一方又饵以利，所以士气便馁怯了。

　　大多数的智识分子，既多为满清所收买，所希冀以排满的，只有下层阶级的民众了！当时许许多多的下层阶级的人民，暗中组织反清的团体，如三合会、洪门会……这些团体，他们不许智识分子加入的。因为他们多认为读书人是靠不住的，所以拒绝他。这些团体自己造出许多奇异的暗号和礼节，茍非局中人，即莫名其妙！读书人对之，亦鄙之为“流氓”；那些“流氓”，他们也不愿和士大夫为伍。当时反清的民族观念，只有那些流氓阶级。不过可惜那时他们绝不知工农应有组织，应为本身利益的奋斗，并且也没有革命的目的、方法和策略。他们只知将明朝的流风遗韵拿来做宣传的材料，将崇祯王怎样惨死，满人入关时怎样残暴，来刺激而引起人反对满清思慕明室的观念！归结言之，他们的目的，不过在反清复明而已；但他们却无复明的办法，因为他们还不认识工农的力量。

　　清室的皇帝真聪明。他收买了一般“士大夫”、“读书人”，还不够，更想进一步收买一般农民。如康熙做皇帝时，便将人民钱粮减轻，人丁税完全豁免；他数次游江南，考察人民的痛苦，随处慰问，且当时的天下，的确表现出太平的景象；故人民对满清仇视之心，减去了大半。不过，康熙的初年，虽施行了一些仁政，至了中年，即不然了！至雍正时，已比不上康熙；乾隆时也想效法乃祖，可是数次下江南，便骚扰得不堪。后来一代不如一代，把人民压迫得一日甚一日，而人民怨恨之心，也日深一日了！这种人民是很容易引上革命之路的，只可惜那时一些三合会呵，洪门会呵，只知说满清怎样不好，明朝怎样好，所以应该反清复明，而不知是站在民众利益上说话，一般人民听了之后，以为和自己利益并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并不起来和他们同一路跑！

　　到了道光时候，中国变化了，帝国主义的势力西侵了。中国人受西洋势力压迫，即是从这时候起。以前中国人虽也曾与外人交接，可是总看不起外国人。至道光年间，外人至中国经商日多，那时中国人还是以夷狄对之，故时称外人为红毛鬼，外人在中国通商，中国人也时时压迫他们，他们也不敢声张。外人初至广州通商时，只得与行家贸易，不准与华人直接交易。因之行家时时要占便宜，如一件东西本可值十元，行家只给他们七八元，彼如不肯，只得将原货物打回头。这种情形，自然是十分困难的。还有一种予外人以难堪的事情，即是外人不准直接与中国官厅办交涉，有什么公事，要由行家代转，有时行家置之不顾，他们即有冤无法伸。同时外人至中国，只准他们交易，交易完毕，即不准他们居留，不准他们在中国过冬，亦不准他们坐轿。还有一层，即是不准他们和洋姥同行；说男女混在一起，未免不成体统。若果他们不服这些规律，即实行驱逐出境。

　　后来，外国的产业，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英国资本主义已极发达，出产物品增多，想在东方找市汤，而中国却紧紧闭关不纳，这是英人最感困难的。英人时时设法解决这困难，他派公使与满清政府办交涉，当时中国人并不知什么是外交，只以为英国来进贡罢了！便拿进贡旗子插在英国船上，到了北京以后，见不著皇帝；见了，又须行拜跪礼。英人虽不愿意，实在也没有办法。有一次，有一英使来粤和粤督办交涉；粤督称有什么事，可给行商转来，若不遵照此种手续，便完全置之不理。即此可见那时中国华人看不起外人的一斑了！所以英人虽欲将中国的门户打开，而中国则紧紧将门关闭起来，英人到了无奈何的时候，便用起武力来了！因此，便发生了鸦片的战争。

　　鸦片战争是因为中国焚烧英国烟土发生的，可是其实是英人想要打开中国门户的法子！当时英国由印度输入烟土，年多一年，中国人便觉得这为害不浅，不久派了一位很利害的总督来粤实行禁烟了，这总督是谁？即是林则徐，他下令严禁烟土入口，已经运来之烟土，全数均令交出，以后再有运土之事，一经查出，船要没收，人即斩决。林则徐搜了英人所运来共值六百万两的烟土，付之一炬，英人不服，便下令要驱逐出境！后来因双方争持的结果，便发生了鸦片战争。

　　前一次我们已讲及鸦片战争，现在且说鸦片战争后的事情。鸦片战争就表面上看起来，即是英国要卖鸦片给中国，而中国人不许，所以激起战争。但实际上却不然；因为英国鸦片商人，固想和我们一战，英国国会议员却不一定都赞成开战，他们虽经了许久三天三夜的会议，若不是有些资本家要想借此以武力解决通商的困难，还是未必会能通过和中国宣战的。鸦片战事完全是英国要在中国施行其经济侵略的政策的原故。

　　当鸦片战争未发生之前，英国会开议了三日夜，议决时，赞成与中国宣战的，只比较多九票，英国即决意出兵了。从此看来，鸦片之役，并不是全英国人民要对中国宣战，所以并不是全英国人即是中国的仇人，即英国议员亦几乎半数不是我们的敌人；与我们为敌者只英国的资本家，及代表资产阶级的国会议员而已。

　　英兵开到中国时，当然中国是敌不住的；可是他在广州，却不能得手，因为当时林则徐防守得甚坚固。在浙江、福建、江苏各地，便处处都敌不住了！于是许多地方，便被英兵占领了！

　　中国虽败于英，然轻视外人之心，还不稍变，并且更加气愤，始终不愿与英讲和；英人当时表示愿交还所占之地，只要求几个通商口岸，得与中国通商！中国还是不肯，后来英兵占了南京，且进迫天津，中国才恐慌起来，迫不得已而与英国讲和，于是与英人订下南京条约。这是中国与外国所订不平等条约的第一次。条约内说明，英所占地，悉归还中国，只要求割香港；当时香港不过一荒岛，为有些渔船停泊之地，谁亦料不到他人手中竟成了英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中心地。此外，他又要求五口通商，即是要求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商埠，给他们自由通商；这些地方，都是在扬子江以南沿海地方。此外，他还要规定海关抽税须有一定限制，即值百抽五的办法。这些条约，起初看不出有何损害中国的地方，然而这即英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第一步。这些侵略即经济侵略。原来英国所以和中国开仗，即由英国资本家想把洋货销流于中国，他们所以要求五口通商，即是欲在这些通商口岸，自由销流他们的货物；不如从前处处都受制于中国人。他们所以要规定海关税则，即希冀他们的货物可在中国免抽重税，这样便使货价廉而易畅销；他们的用意，他们为资本家的利益计，可谓周至无比了！

　　我们知道，自从南京条约订定之后，英国资本家得到许多利益；从前只可在广州通商，现在可自由到上海、宁波各地了！从前外人在中国通商，须经过行家，不能直接和中国人交易，现在可自由做买卖了！从前外国输入货物，每值百元，要抽四十元以上，现在海关税则定了，值百只能抽五了！至于香港从前虽是一个荒岛，而此地距广州甚近，所以一落入英人之手，他便致意经营，该地适当交通要冲，船只来往，均停泊于此，货物销流，最为利便；于是广州的出入口货，皆渐受香港操纵，所以香港在经济实有控制广州之权，成为八十年来英人侵略中国之中心。

　　至于我们吃南京条约的亏，不但割香港或五口通商。我们因开放五口通商，于是外国货物自由畅销于国内，这么一来，中国的一般农工民众的生计，便大受影响了！洋货在中国畅流无阻，把中国固有之土货，抵制下去，所以中国的手工业者、贫农，生活上便日日受压迫，而一天一天趋于贫穷！卒之工人失业日众，农民贫穷无可谋生，于是便去当兵当匪，而中国情形更糟了！

　　南京条约使中国吃大亏，起初中国人是看不到的。可是自从条约定了之后，许多中国人都起来反对，尤其是广东人。他们虽然不知什么是不平等条约对于农工生活的影响，可是因为他们惯看不起洋人的缘故，总不满意中国人要和那些夷狄之邦的“红毛鬼”缔结条约；所以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总要起来反抗。这种反抗英人的团体便是平英团。

　　平英团在当时有许多人加入，他们常常在外殴打英人，或驱逐英人，那时粤督也很顽固，见粤人抵抗或压迫英人，暗中欢喜！英人在上海开了租界，也想在广州开租界，因粤人反对，久之不能实行。英人又想进广州城经商（照南京条约规定，英人可以自由进城的），然也因恐惧粤人而不果。当时粤督虽不敢明白拒绝英人进城，也不敢切实许可他们，曾对他们说：“可过二年方进城。”二年过了之后，英人拟实行进城了，粤人又群起反对，且召集了许多附近乡团来城示威；英人至此，又不得不退让！即此看来，可见广东民气之盛，及英人恐惧粤人的程度如何了！

　　照我们现在观察，平英团这种反对英国的办法好不好呢？实在不见得大好！因为他们反对英国，其立脚点并不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尤其不是为中国农工群众的利益！他们为的是素来轻看洋人，不愿意英人在中国横行，他们为的是“顾体面”！他们不知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只知普遍的反对英人；并且他们于反英之外，凡是号称“番鬼”的各国人民，都在反对、抵制之列。至于他们所用的方法，亦不足取。他们并不知道要团结全国民众起来与英反抗，尤其不知道要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以打倒帝国主义，只知以乌合之众抵制压迫英人。那时英帝国主义者因适有印度叛乱，所以亦不能顾及中国，于是平英团继续闹了十六年，待到英人把印度的叛乱平定以后，便起来对付中国了！其时刚值洪杨事起，英人以时机已到，便想法侵略中国；他利用中国人民烧毁英法人房屋，于是英人趁惹起英法国对华的恶感，引起了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事！

　　当平英团进行时，广东总督为叶名琛。他这老头儿素来顽固，见了粤人抗英，很高兴；以为以前林则徐之用兵还抵御不过英人，现在他却不费一兵一卒却生生把英人压迫下去了。他与英人办外交，还是看不起英人，英人有什么来往公事，只奸滑随便批了一二个字便交还他们。他老头儿因为是这样顽固，所以闹了一件大笑话，即当英兵进攻广东时，他毫不在意，不肯备战，表示得很镇定，他只知求神降乩，称神对他说，英兵不敢进来的，不久便要自行退却的，可不必忧虑。后来英兵把广州攻入，将他提获，便解去印度，将他当陈列品给人家看。这便是中国堂哉皇哉的大官僚！

　　此后，英国便要求在广州开租界了！不过他们始终是害怕广东人的。他们不敢在广州区域里开租界，乃选择沙面的地方作租界，原来沙面不过是珠江里边一些沙滩，英人就将这些沙滩填筑起来，填筑后，便与沙基间凿了一条沟渠，沟上架二条桥；这条沟和这二条桥，是有用意的。即是预备了有什么事件发生时，他们可将这二条桥拆毁，以免广东人至租界去袭打他们！这也可见英人恐惧广东人的程度了！沙面开租界后，几十年来，中国人与他们都相安无事，可是到了六十年后，却有事起来了！孙中山先生所号召的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运动，引起了前年的沙面罢工，去年的沙基事件，沙面的铁闸，从去年关闭至现在！假使我们罢工不解决，恐怕沙面的铁闸，永无开放之期的！我希望候我们把沙面收回后，才来把这铁闸打开！

　　以下我们可说到太平天国运动了。太平天国运动并不是为的反对帝国主义，只是为的“排满”的运动。不过假使没有帝国主义者鸦片战争的影响，亦许不至于发生此种运动的。此事前后闹了十五年，实是中国很伟大的民族革命运动。他的发轫地点为广西，广西、广东参加的人不知其数。为什么的发生这事件要在两广？这因为帝国主义之侵入，两广适当其冲，鸦片战争后，洋货在中国南方自由输入，首先是两广人民受其压迫，穷苦得不堪，所以奋起从事革命！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中国人之反对满清，二百年来，几无时或息，然终以满清势强，很难成功，及鸦片战争后，满清为外人屈服，人民看破了满清，觉得他已毫无力量，所以乘机起来想打倒他！

　　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为洪秀全，他信耶教，自办上帝会。他最先看破满清为英所败，已毫无能力，便想把他推倒。据说他有一天，忽然晕倒了，醒后，恍然大悟，说他自己是上帝儿子。上帝有二个儿子，一个为耶稣，一个即他自己。他受命于上帝来打倒满洲。这些话，本来是骗不过人的，可是当时一般被压迫太甚而希图乘机反抗的民众，竟相信他的话了！

　　洪秀全的兵打出湖南、湖北以后，全国的什么大刀会呵，三合会呵，都起来响应他。他们都是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后来他打到南京，便建起国都来，开国号为太平天国，自称为天王。

　　后来，太平天国终归失败，为满洲所压服了！他们为什么失败呢？我们可研究一下：有些人说，他们的兵太坏，到处骚扰人民，劫掠人民，许多人一听见“长发鬼”便怕。可是这些并不是真话，因为他们有些军队，军纪是很好的。如石达开、李秀成的军队，军纪非常好，有些乡下佬亲眼看见的，至今还是称赞不止！他们失败的真正原因有三，可略举如下：

　　（一）帝国主义帮助满清——帝国主义者起初看见洪秀全打到南京时，很高兴的，以为他是一个基督教徒，一定很容易说话。那时香港总督便跑到南京，想与洪秀全交涉。那知道洪秀全却不理他，还是以天朝自居，以为外人只应来进贡，没有什么交涉可讲。英人见洪秀全不能拉拢，便跑去帮助满清来讨伐洪秀全了。当时外人帮满清练兵打洪秀全，称为常胜军，太平天国运动之败亡，受常胜军之打击不少。

　　（二）无一定主义　太平天国运动无一定主义，不知为农工群众谋利益，他们只知以上帝的儿子等话，自欺欺人。所以农工群众究竟不认识太平天国与自身之关系，不知道起来拥护太平天国。再则他们领袖结合，不是主义的结合，只是感情的结合。起初他们几个领袖，感情是好不过的，以为“有祸共当，有福共享”，好象桃园结义一样。因此，洪秀全既自称为天王，便封他的伙伴为东王、南王、西王、北王等。可是感情是靠不住的，没有主义的人，一有误会，便找不到感情这个东西了！后来北王杀了东王，内部闹个不休！满清乘机进攻，遂打破了南京城。

　　（三）智识分子不为己用　反革命的智识分子，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却帮助满清来打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运动之败亡，此也为一重要原因。曾国藩那些智识分子，时时以忠君爱国自许的，然而他们却上了满清的当了！他们所忠的君是满洲的君，所爱的国也是满洲的国！他们所以为满洲效力，一半也是洪秀全的错。洪秀全太看不起读书人了，不知道拉拢读书人，所以读书人便自然相率归满清。而为满清出死力来抵抗太平天国！由此，我们可得一个教训，革命的进程当中，虽不可完全信赖智识分子，亦万不可抛弃智识分子，不使他们都去为敌人效力，这是很要紧的！

　　太平运动终归失败了！其失败的最大原因，即是上述三项；此外，还有琐碎的原因，便可以不必说了。

　　今天是讲太平天国运动以后的事情，太平天国亡后，满清势力又强大起来，继续讨平了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撚子，与陕西、甘肃、新疆的回人，在这种声势之下，许多民众不敢再起来做排满运动；因之，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潮流，便低落下来了！但是，当时帝国主义压迫满清，却是一天天厉害！光绪二年，日本把琉球并吞了；光绪十一年，法国也慢慢地把安南占领了！中国民众既不敢反抗满清，自然更不敢反抗帝国主义；因为满清虽厉害，帝国主义更要比满清厉害。

　　这时却有一人起来要排满，这人即是孙中山先生！当光绪十一年时，孙中山年二十岁，即立心要革命，可是当时并没有人响应他，附和他，反群起而反对他。只有几个朋友，肯跟着他一齐去干。那时中国人还有一种想法，如李鸿章等，他们亦觉得中国还是如此干下去，一定要招灭亡之患的！不过他们觉得外国所以称强，是因为有军舰和枪炮，中国想与外国抵抗，只须从事制造炮舰，所以当时便兴办了南洋与北洋海军！以为这样即是可以救亡了！至于外国一切政治，什么民主，什么立宪，都是胡说乱道，无一及得上中国的！究竟这些人的意思对不对呢？当然是不对！因为是不对，所以就有人起来打他们的嘴巴，教训教训他们了！打他们的嘴巴的是谁？即是日本。

　　在甲午年，中国和日本发生了争高丽的战争！高丽原来是中国的藩属。从前中国对于属国是很放任的，并不是象现在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一样，日本见了中国这样便生了觊觎朝鲜之心。中国后来渐渐不放心起来了，便派了袁世凯带兵到朝鲜驻守，暗中防御日本；经过了几次交涉，日本也借故出兵朝鲜；因之，中日互相冲突一天天厉害，甲午之战便发生了！

　　当时中国既有军舰，枪炮也多属新式，自以为堪与日本一战，可是中国的军队精神太不中用了，有许多还未正式开仗，便“弃甲曳兵”向后转跑了！打起仗来的时候，便发现军器亦不如人家，这么一打，便一败涂地，陆海军俱一蹶不振了！日本便于是平平安安地把朝鲜抢去！同时，还进而把旅顺、大连及满洲南方继续占领。中国只好低首下心，派代表去议和，先前是派了二人去当代表，向日本请和，日本人不肯睬，说此二人无代表之资格！且答称中国如欲议和，非李鸿章做代表不可！于是李鸿章只得亲自出马。李鸿章到时，日本给他种种留难，既要赔偿兵费，又要割让天津，种种要求，闹得李鸿章毫无办法！后来有一日本人想暗杀李鸿章，将李鸿章打伤了；日本害怕外国人要起来干涉，才好好地与中国议和，结果，中国割让台湾与澎湖群岛，及辽东半岛于日本。后来，俄、德、法起来干涉，日本只得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

　　为什么俄、德、法要起来干涉中日之事呢？那时俄国并不是现在的俄国，他并不是要为中国打抱不平，他自己便是一个最厉害的帝国主义的国家。他因为欲在东方找海口的缘故，久已垂涎南满洲；此次见了日本把满洲南部占领了，心中老实不大爽快。此意为李鸿章所侦悉了，他便拉拢俄国出来说话；俄国因自己利害关系，也不客气地答应出来干涉！他自己恐怕能力不够，再去拉拢法国出来；德国因要促成俄、法向远东发展之局，以免除德国在欧洲对于俄、法之恐怖，也不待人邀请而出来与俄、法一致干涉了。听说此时李鸿章还与俄订了密约，其内容乃割辽东于俄的。日本看见了俄、德、法都起来干涉，不能不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辽东半岛归还了，俄国又想将旅顺、大连拿到他自己手中去，而苦无方法进行；这事给德国知道了，便出来向俄国献议，德国承认自己可先占胶州湾，俄国便好起来援例占旅顺、大连。于是德国便出兵强占胶州湾，要中国将胶州湾租借与他九十九年，俄国果真按例出兵强占了旅顺、大连，英国也起来占据威海卫，都定租借期为九十九年；法国起来占领广州湾，定租借期为九十九年，英国见法国占了广州湾，又借口保卫香港，要求租借九龙。中国推诿不过，一一都应允给他们了！那时只有意大利起来要求租借三门湾，因为国家太微小，被中国拒绝了！

　　中国在此时，不但租借了许多海口给外国，即铁路矿山，也随时送给外国人不少。中国在此时差不多要灭亡了！当时最可恶的，尤其是德国，他常常故意的说：黄种人是最厉害不过的，试看：日本一个蕞尔小国，今竟称雄东亚！中国地大物博，现在不过一时衰弱，好比睡狮一样，将来他一醒觉，是了不得的。不若乘他睡着了的时候，结果了他！德国这些话，是想鼓吹列强把中国瓜分了的！这时期可谓是中国的千钧一发，危险不过的时期了！可是为什么中国能免了瓜分之患呢？这并不是中国自己有什么力量，能防御他们，使他们不敢瓜分，只是因为第一：中国这样好的地方，实在太难瓜分！第二：英国在中国已有了相当地位，所占权利独优，如瓜分后，山东要归德国，云南要归法国，那时英国在山东、云南等地的权利，反不如在中国手下好自由发展！所以英国却就不主张瓜分中国；第三：当时美国正从事经营南美洲，不能顾及中国，且在中国毫无位置，毫无势力，他更不主张将中国瓜分，妨害他将来在中国的发展。有此数因，中国便偷偷地免掉了那个最危险的瓜分之祸了！

　　于是美国根据利益均霑，“势力均等”的原则，提出“开放门户”的口号来。所谓开放门户，即是要中国把大门大大的打开，任强盗般的帝国主义者——列强，到里边来“随心所欲”的“予取予求”是了！开放门户的原则，被列强承认了，中国在这样局势之下，虽不至于瓜分，然而全国的权利，都成为国际帝国主义者自由攫取的对象了！

　　中国处在这样可怜的状况之下，许多人便是要想出救亡的方法来了。造舰，练兵，是不够的，因而着想到政治上一定要有一番改变，以前只管夸称华夏的政治如何，现在亦渐渐觉得夷狄之邦的政治，实在有些是中国比不上的了。可是要想改变政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又是最迷信古代，崇拜祖先的，礼法制度，是世世相传下来的，谁敢想改变他，便是谁要毁坏圣贤祖宗的法度，这是一个很厉害的罪名。若是想将中国成法改变，去学洋鬼子的什么“民主”什么“立宪”，这更是所谓“用夷变夏”，一切遵守古训的人所绝对反对的。所以那时虽有许多人知道中国的政治非改变一下不可，然而终无人敢提出“变法”两个字出来！

　　在这个情况之下，有康有为出来了！他引据经典说明，以为孔子便是一个主张变法的人，孔子所谓尧舜文武之道，并不是从前真有个尧舜文武，做过什么事情，不过是孔子自己有些什么主张，便假托尧舜文武，使人家好相信他说的罢了。康有为此说一出，许多人欢喜得了不得，因为照他所说，孔子便是一个主张变法的人，中国人最相信孔子，那便变法的主张，亦可以不怕人家反对！光绪皇帝听见有康有为这个人，也高兴得很，他自己素为慈禧太后与一般旧臣所挟持，这时立刻召见康及其门徒，共谋变法。想自己树立一派势力，与那般旧臣及其背后的慈禧太后宣战。康有为与光绪，君臣相得，真是如鱼水交欢；光绪对康言听计从，康也竭忠尽智的去筹谋变法。他们很努力的一心一意想将中国改变过来。于是废科举，废八股，办学堂，一切应兴应革的事，无不着手去做！但不久的时候，反动便来了，光绪皇帝因信任康有为之故，对那些老官僚的言论或意见，终是不理。于是那些旧官僚恨康有为到极点！总要想方法推倒他。那时不但那班老官僚不满意，还有些老秀才，或学八股的童生们，亦每每有怨言，以为皇帝实在太不行了！件件事都要学洋人，又办一些洋学堂，连祖宗传下来的八股都废了；然而那时新派却趾高气扬，得意得很，仗着光绪皇帝与康有为的声势，藐视侮辱旧派，无所不至，这种情形，正和国民党改组时，旧党员与新党员所表现出来的情形一样！许许多多反对变法的人，怎样办呢？他们只有一条路，便是到太后那里去说话！太后是一个没有知识的老太婆，被那些老官僚包围之后，便时常嘱光绪不要过于听从康某，把祖宗法则都毁弃了，光绪听了太后的话，明知这是老官僚想阻碍变法，因与康有为商议，要设法防止太后与这些老官僚接近，他们商定去请袁世凯来监守住太后，不许他人到他那里去。岂料袁世凯一方面虽答应了，一方面却将此情形告知接近太后的人，太后愤极！立刻下令逮捕康有为，康闻耗逃走了！康既遁，太后再乘机执政，把光绪皇帝幽禁于瀛台，假称他有神经病，不能治事。这便是所谓戊戌政变。

　　甲午战事起后，孙中山先生便已决意革命。他先想在广东起事，惟因运械失慎，为满清所发觉，孙中山先生潜逃国外，得免于难！此为孙中山先生革命第一次失败！那时，许多老顽固的人，视革命为洪水猛兽，称中山先生为叛徒，为寇贼；号称新派的，又以为满清当可以变法有为，也反对革命运动！迨变法失败以后，反对革命的人，才渐渐觉悟，对于革命，不象以前那样害怕，甚至有些倾向革命了！所以不久，中国便发生了二个伟大的民族革命运动，一是反帝国主义的义和团，一是反抗满清的同盟会。义和团与同盟会的事情，容后再说。

　　我前次讲到光绪与康梁等之变法运动，现在讲义和团的运动和辛丑条约。原来义和团是民团一种秘密组织，是要反抗满清、恢复明朝的，所以在当时为一种犯法的团体，但后来忽然一变性质为扶清灭洋了。为什么义和团会变过来扶清灭洋呢。因为中国受外国帝国主义之压迫剥削，使一般农民见得满清固然可恶，但帝国主义更加可恶，所以他们不反对满清，只反对外人，当时受外人压迫最厉害的为山东。

　　光绪二十四年，山东胶州湾为德国占据了。德国是当时帝国主义中最厉害的国家，他武装强占胶州湾，又武装强迫中国答应他修筑胶济铁路，在铁路三十里内的矿产归他开采，德国自得了这些权利以后，即进行修筑铁路，他硬要强买人家田地、坟墓，无论你愿意也要，不愿意也要，而且由他自定价格，物主划算得来否，他们亦一概不管。这些办法都是中国人民所最反对的，有田者不愿意卖与德人，即愿卖又得不到相当的价钱，祖宗的坟墓更是不容随便搬移的，而德人强要人家搬移。曾有一次，山东人群集包围德人，但卒因德人向中国政府交涉，中国政府派兵弹压，终只有屈服解散。又德人为要开矿，在沿铁路三十里内，试采矿苗，随便在这里山上挖一挖，在那里山上挖一挖，中国人是最重风水的，以为山里龙脉被他破坏，不但一人一家受影响，而且是与一地方人都有影响的，因此更加讨厌德人。还有德人包庇土匪强盗。山东土匪都在胶州湾及沿铁路藏匿，晚上出来抢劫，抢完了便跑进胶州湾去，中国官厅不敢去胶州湾捉他，因此山东人更加恨德人。犹如广东人之恨香港一样，香港也是窝藏包庇中国土匪强盗的。同时不但山东人恨外国人，即所有外国人侵占中国之海军港，如威海卫、大连湾、旅顺、广州湾各地附近中国人，亦同样受外人压迫，同样恨外国人。不过山东人为更甚。那时外人还盛倡瓜分中国的论调，争着夺取中国各种权利，更加使中国人害怕而亟思反抗。不过此时虽人人都要反抗，但都怕外国人枪炮厉害，所以终不致发动起来。

　　光绪皇帝变法失败以后，中国人排外的精神更增长了。本来光绪皇帝变法，便是很想反抗帝国主义的，不过有般糊涂人，不懂他的意思，反说他跟洋人跑，令他们想中举人、秀才的机会都没有了。现在他们看见学洋人的皇帝倒了，劝光绪皇帝学洋人的康有为等也杀的杀了，跑的跑了，那般秀才、举人、绅士都兴高彩烈，他们以为那个头脑顽固的皇太后，一定可以去打洋人了，但他们自己终怕洋人枪炮利害，不敢动。

　　很多人都想打击帝国主义，但都害怕他们枪炮的利害，于是义和团出来说：不要紧，现在不怕了，洋人命运已衰了，你看皇帝助洋人，新人物康有为等助洋人，现在不是通通倒了吗？我们是不怕枪炮的，我们大家都去练神拳，神拳练得好，枪炮打不入的。于是他们到处去试给人家看，他们把刀在肚腹上砍，当真砍不伤，大家都信以为真，以为现在有不怕枪炮的法子，所以大家都跟着他去打洋人了。

　　当真他们可以不怕枪炮么？在八国联军进攻的时候，义和团被打死的不知多少，他们是学过练气的，用刀口硬砍肚皮，是可以不伤的，但假如用刀在肚皮上一拖，便糟了。何况犀利的洋枪洋炮，那有打不伤之理。此理现在我们甚是明白，但以前的人因为要打洋人却不能了解。

　　从此以后，北方各地人民，都跟着山东人起来组织义和团，他们见洋人即杀，见洋人房屋教堂即烧，而且铁路、电线、电话都一律毁坏，凡信基督教谓之二毛子（洋人为毛子），与洋人一样待遇，一样屠杀。不许人家讲洋话，亦不许买洋货，因为他们要反对洋人到底，一切洋东西都不用，连洋枪也不要。他们用土枪土炮来抵抗外人的洋枪洋炮，一般顽固脑筋的人们，很崇拜义和团，他们请大师兄、二师兄到家里，设香案，象拜菩萨样子来叩头敬礼，一般腐败官僚大臣，暗中亦与义和团勾结，于是义和团的势力蔓延到直隶北京来了。

　　其时皇太后当权，他的头脑是很陈旧顽固的，他很恨洋人压迫，恨新人物学洋人，他虽没明白表示帮助的，但暗中是帮助的，山东、直隶、北京各地，义和团势力之蔓延，他是不干涉的。以后义和团包围北京公使馆，将德国公使、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杀了，皇太后仍是不管。有些老臣走去劝皇太后禁止攻杀外国人，皇太后反斥责之，谓义和团是义民，不应禁止，于是北京弄得乱七八糟了。

　　其时杀的外人着实不少，尤以山西、直隶为最多，虽无确切统计，恐怕有二百人左右。但在南方各省则没有义和团的运动。因为南方有李鸿章、张之洞等禁止义和团组织。北方各省闹得非常利害了，于是英、日、意、奥、德、法、俄、美八国因利害关系，联军向中国进攻。初时义和团也很利害，联军不能急切得着胜利，但到底他们不能敌过洋枪洋炮，北京遂被攻破了，皇帝和皇太后都跑了，一跑跑到陕西西安。

　　在这次义和团的运动当中，义和团能有反抗外人压迫的精神是很好的，可惜他们不懂世界的情形，不知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如印度、安南、非洲等殖民地一致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同时又不知组织工农群众，训练革命军队，用良好的军械，来反帝国主义，只知用些骗人的迷信假话来号召一般愚民，这是他失败的原因。

　　义和团当时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并不知什么是帝国主义。他们割电线，挖铁路，以为这些都是洋人带来中国害人的东西，是祸害中国的东西。实在这些东西本身并不坏，坏的是帝国主义利用其来侵略，我们现在要反抗帝国主义，就要废除不平等条约，用自己的力量发展实业，以物质文明去抵制人家的物质文明，那才是打倒帝国主义的正当方法。

　　义和团却想完全不用这些东西，把社会拉向后退，开倒车，这是不对的。再则他们乱杀洋人也是不对的，他们受洋人压迫太甚，而生出此种排外运动；不过，我们应该分别清楚，压迫中国人的，并不是一切外国人，而是外国的资本家，打倒帝国主义是打倒外国资本家，而不是打倒一切外国人。而且为打倒外国资本家，外国无产阶级还是我们的好友呢！但义和团不明此理，所以帝国主义者可以欺骗外人，说义和团野蛮，要杀尽外国人，一切外国人反通通联合起来向我们进攻了。现在我们只打外国资本家，外国工人、农人，就不会给资本家欺骗来打我们，他们工人且会与我们合作来打倒彼此共同的敌人，这是我们应该认识的。

　　八国联军入京以后，抢掠宝藏东西，焚烧房屋，真是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他们这样闹，他们自己就闹出争端来了，因此迫得他们不得不退兵，不得不和中国议和。这议和条约签字的日子，就是辛丑年九月七日，叫做辛丑条约。我国至今，每年定九月七日为国耻日去纪念他。这次条约，中国人吃的亏很大。条约内容：一，凡与义和团有关系的不论王亲大臣皆严办。二，派亲王到德国谢罪。三，赔偿兵费四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归还，计利息五万三千万两，利息比本银还要多，合计起来有九万八千万两银子，以海关税为担保。这个担子，至今还在我们肩子上，还要二十多年才能把这笔债还清。这笔债是很没道理的，外国人不是时常屠杀中国人，并没有赔偿，前年日本大地震时，日本人仇杀中国人二百余人，只赔偿几万元了结。即使当时义和团杀死几百外国人，都是因为外国压迫中国人所得的结果，即退一步，要赔偿，也决不应赔偿到九万八千万两之多。这完全是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榨取我们中国的借口而已。如果国民革命成功，我们一定否认归还这无理的赔款。

　　还有，条约里面规定，所有发生教案之地方，以后停止文武考试五年，以为惩戒。各地人民有反抗外国的组织和行动者斩头，地方官吏如查禁不力，该地方有反抗外国人事情发生的，长官革职，一生不准叙用。由皇帝将条约布告各府县两年。因为这样的政治压迫，所以辛丑年后，中国人无敢反抗外国人的，中国民族精神从此被压迫下去了。直至辛亥革命，人民尚不知道反抗帝国主义！

　　中国民族运动自经此次大打击后，不但大家不敢反对帝国主义，而且一般士大夫，甘心媚外，做帝国主义者之走狗，还在那里骂义和团为拳匪，不敢得罪帝国主义者，不敢反对满清，这种糊涂头脑，影响革命甚大，使中国人更加吃亏。义和团是一种民族革命运动的，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辛丑条约的国耻，我们每年亦不可忘记。但我们同时不可忘记义和团运动的缺点，我们要用我们现在正当的民族革命方法，不可再走上义和团错误的路上。

　　今晚是讲八国联军以后的事实。中国自经八国联军之后，人人都以为中国要有一个大变革才好，当时孙中山先生乘八国联军之际，在广东惠州起事，谋推翻满清，同时汉口亦有保皇党康有为辈，起而谋逐皇太后，拥护光绪出来，但结果都失败了。我们在中央公园可以看见史坚如先生的纪念碑，他就是于庚子惠州起事时，在广州谋刺总督事败而死的。

　　在甲午以前，一般人对于中山先生干的革命，都不表同情，而且视革命为可厌恶的事情，至庚子之后，才觉悟中山先生的举动是不错，满清是不行，非打倒不可，从中山先生谈革命者于是日多，那时汪精卫先生、廖仲恺先生及一般留日学生皆跟从中山先生革命。不过当时革命潮流还不十分高涨，到日俄战争以后，中国革命潮流更高涨起来。

　　日俄战争的原因很远，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日本向中国夺得辽东半岛，俄人意有不甘，约法德出面干涉，迫日本将已吞下咽的一块肉——辽东半岛抢夺出来，不过几年他自己又把旅顺、大连占去，因此日本非常疾恨俄人。当时的俄国不比现在农工政府的俄国，那时是帝政时代，时常是想侵略人家，他在庚子年，并以参加八国联军名义，出兵满洲，事后不惟不肯撤兵，还想进一步占据朝鲜。此时朝鲜已属日本势力范围，所以此时日人非打他不可，否则连朝鲜都要入了俄人之手了。至战争开始，俄人著著失败，其所以失败之原因，因为俄虽是大国，政治腐败，而日本国虽小，国人皆曾受资本主义忠君爱国的教育，全国一致勇敢，故俄非日本之敌。日本因此次胜利，一跃而为头等国，但自然除了资本家得到利益以外，一般工农是无所得的。却是中国民众的心理，因此次日俄战争，受了很大的影响，皆以为黄种人未始不可以战胜白种人，心中非常高兴。以前中国人好自高大，自鸦片战争以后，与外人战，每战辄败，因之渐次降落其自大之心，而反以外人为不可敌了。今见日本自立宪后，即可以胜俄，以为中国若立宪，亦何尝不可以战胜白人，因此心理，遂反感满清之可恶，以为中国以前之所以每次失败，皆由于满清不争气，因之渐渐倾向排满，而走上革命的道上。此时革命党有三派：一派为中山先生的兴中会。第二派为湖南黄兴、宋教仁之华兴会。第三派为江浙蔡元培、章太炎之光复会。中山先生一派，少数是智识阶级分子，多数是三合会、哥老会分子及华侨，该会的宗旨，初亦不甚明确，口号只是排满复汉，后至庚子起事失败，中山先生出游欧美，受各国社会主义的影响以后，知道革命不特要排满清，而且于满清打倒以后，须建立民国，及解决农工阶级的争斗，因是而成立了他的三民主义。黄兴等的主张与中山先生不同，他们只知排满复汉，没有所谓农工政策，当时从之者多数是学生，在湖南曾与学生组织机关，图谋起事，失败而逃亡日本，及至日本，留学生从之者亦众，较信仰中山先生者为尤多。章太炎一派更大不然了，他们是读书人，读了古书太多，援古方今，所以不满意受满清异族的统治，他们没有民生民权的主张，只不过有故国遗民之痛，因恶满清，在上海办报痛骂之，后为清吏缉捕，亦逃亡日本。此时因赞成革命的人日众，中山先生到欧洲时，有许多留学生找他，先生与之产生一种组织，但是留学生并不欢喜加入兴中会，与更名为同盟会，及后至日本，宋教仁等以革命势力须统一，乃拉拢三派，共改组为同盟会。宗旨是排除满清，建立民国，及主张土地国有，但他们有一条主张是要要求各国帮助中国革命，这无异要帝国主义来打帝国主义，却未免是笑话。

　　自同盟会成立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日益发展，中国留日学生，除甘肃未派人外，其余各省均有人加入此会，入会的人或回国宣传，在各省组织支部，是年会员增至万人，以前中山先生自以为革命成功，乃身后事，至是始知革命目前可以成功了。那时同盟会由汪精卫先生等办理《民报》，很能影响一般民众，同盟会会员也的确能够切实而勇敢去做工作，如行刺满清官吏，安徽发生刺杀抚台一次，广东发生刺杀将军二次，而汪精卫先生亦于其时行刺摄政王，那时满清官吏心目中最怕的，就是革命党。例如辛亥年广东将军孚琦被刺后，满人莫敢继任，唯凤山自告奋勇，愿以身承之，结果不二日又被革命党找到，及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围攻督署，手持炸弹，血肉相搏，因此满清官吏益知革命党之不怕死，闻而胆寒，所以武昌起义，瑞澂一闻革命党枪声，即逃之夭夭，不费力而武汉克复，未始不是这种先声夺人的结果。革命党得武昌后，各省亦次第入革命党之手。武昌起事，讲起来很可笑，当时革命党因为事泄，不得不起来闹一下，其实全无准备，殊不知因此而吓走瑞澂，其余各省亦是一样，其时南部各省差不多全入革命党手，即北方亦有数省入革命党之手者。

　　满清末年，反革命党如保皇党梁启超等，他们曾办一《新民丛报》，与汪精卫先生所办之《民报》相辩驳，谓革命要召瓜分，平均地权，会引起穷人把中国弄得糟糕，他主张由满清自行采用立宪制，有许多所谓老成持重的学者，很相信此说，故其势力亦不小。于是彼时有所谓立宪派，专向满清要求立宪，但满清表面上虽允立宪，其实是不赞成的，因为行了立宪，他就不能再压迫和剥削人民，所以到辛亥那年，立宪派亦觉得满清不行，而有些表同情于革命了。

　　可是那时革命势力虽然浩大，而其中实有许多毛病，不特同盟会的宗旨，一方主张土地国有，而一方又要求帝国主义帮助革命的事实，是矛盾可笑的，而且三派中分子亦非常复杂。在中山先生一派，虽有三民主义的精神，但其能明了三民主义者亦属少数。至黄兴一派，可说仅有二民主义，而章太炎一派更说不上，至多说他有半民主义罢了！三派虽然牵合了，主张未能一致。当时同盟会会员，是很勇敢的，但亦有一毛病，没有严密的组织，不开会讨论政策，没有训练和研究主义，又不注重宣传，一般党员，视汪精卫先生办的《民报》，为弄文墨的机关，以为是革命所不需要之物。他们的心目中只知要干，要打倒满清，所以对于主义反不屑于研究，因此不能明了自己革命的目的与意义，因此亦很难靠得住的。

　　革命军起，满清没有办法，乃召袁世凯督师反攻，袁氏当时有精练之兵六师，革命党以势力不敌，欲拉拢袁氏，给与大总统位，以为如此则革命可以算为成功了。其时适中山先生归自海外，许多革命党员以为中山先生对于革命有大功，应作总统，因扬言他必带有充裕的金钱回来，以耸动众听。后来人家见先生便问带了多少钱，先生只说“带了革命的精神回来”。众大失望。然卒因有一般人还是拥护先生的，乃举之为总统，但有些党员对之却不大信仰。

　　那时革命党的最大弱点，就是党员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即如武昌起义时，革命党无人敢上台，乃找黎元洪出来，黎氏本非革命党，当时一闻枪声，黎氏已避于私邸，后闻革命党来找他，复匿于床下，革命党乃由床下拉他出来当个领袖。即各省亦是这样，所有都督皆请旧时满清官吏或立宪派人去做，那时党员的心理，以为革命党只堪做破坏的工作，不能做建设的工作，连孙中山先生他们都没有信仰，先生虽有许多建国计划，他们以为这都是理想！当时党员皆欲以总统奉袁氏，与他讲和，独先生反对之，先生主张革命要彻底，要打倒反革命派及土豪劣绅，一般党员视为太胡闹了！以为先生欲争此总统位。黄兴曾说：“如不让步，粮饷再难维持下去，我亦不负责了。”先生看见四围空气不佳，乃舍总统而让与袁氏。

　　同盟会会员，不单这一回不相信中山先生，还有许多不相信的事。当中山先生让出总统后，他知这是革命党的失策，乃主张会员从此不要做官，还是都到群众中去宣传，但一般会员又以为民国由我们创造，断难一切皆牺牲，他们又舍不得丢了做官的机会。当时先生谓袁氏不可靠，会员亦多以为然，但一方面犹想靠袁氏以升官发财，不肯决然反对袁氏。及后袁氏把宋教仁刺死，把所有革命党的督军撤换，或以兵力逐去，革命成功不及二年，又完全失败于袁氏之手。结果革命党以前的势力，只为袁氏争得一个天下。革命党在民国元年二年，不特外面的失败，即内部亦弄得一塌糊涂。当革命成功，章太炎即跳出同盟会，把中山先生大骂而特骂，至今犹不改常态，他现在骂广东是赤化，有人说他是疯子，其实他并不是今天才是疯子，一向他便是这样一个混蛋的东西。此外革命党内部，有一部分是拥护黎元洪的，有一部分是为袁氏所收买的，而且当时宋教仁，把同盟会公开，又改为国民党，收入了许多坏的分子——贪官污吏，至使内部非常腐败，所以至民国二年，为袁氏给了一个打击，即刻就打得粉碎。

　　民国一二年，国民党不独内部弄得糟糕，而且宋教仁因想把国民党扩大，以收罗一般人，乃修改原来党义，将土地国有一项删去。以前民生主义的意思，还有写在白纸上的，现在连白纸上都没有写了。另一方面袁氏收买一般反革命派及立宪派，造谣说国民党的坏处，向民众宣传，帝国主义亦乘这时机，借款与袁氏，共二万五千万元，以为练兵费，所以袁氏把兵练好，把国民党打碎了，而一般人民亦不为国民党惜，反以袁氏举动为合，这就是因为国民党不做宣传工作的报应。

　　由今晚所讲革命党过去的事实，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教训，第一，革命虽是难事，但能努力去做必易成功。第二，革命欲达到成功，必要有好的政党去夺取政权，肃清一切反革命派，若如同盟会会员一样，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始终要被反革命派打倒的。第三，革命成功以后，还应特别注意组织民众，向民众宣传；否则失败了，一般老百姓不但不为革命党惜，反要说反革命的好处。

　　现在北伐军已打到武汉了，大家莫不闻而雀跃，但是以前武汉何尝不是革命党的，后来卒归于反革命派之手，所以已得的武汉会被敌人拿去的缘故，就是因为当时革命不彻底，不能将反革命派打倒，不能唤起民众和组织民众，来与反革命派奋斗到底的缘故。我们要使革命成功，一定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非谓得到了武汉或北京，革命就算成功，要是不如此，就会蹈辛亥的故辙了。

　　今天说的是在民国二年，国民党被袁世凯打倒后之中国革命运动。当时国民党，分成二派！一为孙中山派，一为黄兴派。中山先生看见国民党自民国元年至二年间，做了许多错误的事情，决意丢了国民党，另组严密的中华革命党以代之，入党者须打手印立誓，服从孙先生，重新整饬纪律，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黄兴则认为国民党没有做错事，反对孙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的举动，批评他立誓打手印，是野蛮时代的举动，并谓要党员声明服从孙先生，是孙先生欲做领袖的观念太重；黄兴以为现在国民党既然被袁氏推倒，国内外又很少得着同情，不若暂行停止革命，让袁氏做十年，十年以后，袁氏要做不好，才再起来革命。黄兴这一派，是以为无须什么纪律领袖的，孙先生则主张非有严密的纪律服从领袖去继续革命不可！这二派后来有甚么结果呢？黄兴这一派因为不讲纪律，而且主张俟十年后才革命，已经失却了革命的精神，所以到袁氏推倒国民党以后，有宽处国民党，凡愿悔过者，准免治罪的通令，遂有许多党员投降过袁氏方面去，虽做过什么都督的都投降到袁氏幕下去了！孙中山这一派虽然比较的好，但亦有很大的毛病，就是只讲纪律，不讲主义，结果连纪律亦是靠不住的。当时孙先生以为说起主义，许多人不懂，因为彼时未就农工生活说起，只说了些抽象的道理，所以大家总不易了然；孙先生因以为不如叫大家盲目的服从，我叫你怎样做就怎样做，较为简单妥当，不知照这个办法，一般党员，当面虽说服从孙先生，却没有人懂得孙先生的真意思，背后就没有人肯照着孙先生的真意做事。那时又因为没有注意农工运动，培植民众的革命势力，只图利用土匪，运动军队去打倒袁氏，不知利用土匪军队，是不中用的，光复时借军队土匪的力量来打倒满族，还有种族的关系，可以鼓舞一般人的精神，此次袁氏亦系汉人，土匪军队便不知道何必要打倒他？所以亦很少肯出力来打倒袁世凯的；自然有些土匪是可以运动到手的，然这不过是金钱的作用，他们对于打倒袁氏的根本意义，始终还不明了，若是袁氏方面有金钱，他们亦可以再转到袁氏方面去的。那时还有些不忠实的不革命的党员去欺骗孙先生，对孙先生说：“我服从先生，那处有几多土匪军队，要拨几多款子，就可以起事革命。”孙先生有时信了他，就把钱交给他去运动，他跑出外方去开旅馆，吃西餐，宴宾客，委任出许多空头的团长、营长，到后来随便在某地方开几响枪，诈作谋事失败的证据，便回来向孙先生报告，“起事失败了！”孙先生是认为革命总免不了有失败的事的，所以从来不十分追究他们，因此孙先生不知受了他们几多次的欺骗了。而且因为那时只知利用土匪军队，不注意农工运动，一直到袁氏称帝之时，孙先生这一派，并不能有相当的实力去打倒他。袁世凯之倒，虽然国民党亦有一部分力量，然而多半还是袁氏部下各小军阀，及进步系起来拆他的台，所以倒袁之役，国民党并未立于重要的地位。袁氏被打倒以后，中国不但未能建立起民众政治的根基，反惹了一种大祸。怎样呢！那时国民党和进步党的人，要打倒袁氏，没有农工的势力，因而只有吃亏的事，利用军阀的势力以倒袁，因此倒袁之后，军阀之势力日张，政治上反为军阀所利用，变成了割据的局面，不一年发生了张勋复辟的事，复辟以后军阀的势力更是变本加厉了。

　　在民国六七年间，国民党因反对段祺瑞，利用南方陆荣廷、唐继尧的力量，在广东开非常国会，不料陆氏赶走龙济光之后，得着两广的地盘，不愿与孙先生合作，设法反对孙先生，使孙先生不由得不跑走了！后来陈炯明，领粤军回粤，国民党人因陈系同志，又利用此时机，又拥戴孙先生回粤为大总统。孙先生主张北伐，陈氏甚不愿意，结果闹到炮击孙先生。等到杨希闵、刘震寰赶走了陈炯明之后，国民党人又拥孙先生回粤为大元帅，然刘杨仍是与孙先生貌合神离，只是要利用孙先生一个名义，以便于他们的割据罢了！计自民国元年至十三年，国民党可说是一个很混沌的状态之下，孙先生所说的三民主义，没有人去研究宣传，人民自然更不会了解相信。反对的人讥笑国民党开烟赌抽捐，是三民主义，苛税杂捐，是三民主义，兵匪骚扰，是三民主义，最好的人亦只是说孙先生的人格是好的，但三民主义是不行的，国民党是不可加入的，十三年来的国民党，其情形便是如此。

　　在这十三年间，国民党内容虽然腐败，然革命运动，仍有相当的进步，如民国八年之五四运动，是近年来革命运动的第一幕，值得我们注意。当欧洲大战时，列强不暇顾及东方，日本乘机于民国四年，提出二十一条件，强迫中国承认，扩张其在中国的优越势力。这一件事，不但中国人甚引为耻痛，即英美诸国在旁，亦看得眼红过不去，他们暗中帮助中国反对日本，民国八年大战告终，遂促成了五四的大运动。这次五四运动与国民党无关系，当时的领导者为北大教授陈独秀、胡适之二人。陈独秀在彼时，尚未组织共产党，不过他眼光锐敏，主张激烈，胡适之是美国留学生，受美国反日的影响不少，他两人在北京努力鼓吹，到五月四日，遂发生了北大学生二三千人巡行示威，殴打章宗祥，焚毁曹汝霖住宅的事。各省爱国学生，纷纷罢课响应，不久便成功了全国的普遍运动。英美教会办的学校学生参加尤形踊跃，英美教师，亦极力鼓励学生，奖为爱国男儿，中国将来的希望；但是到现在反帝国主义运动，英美教师就不赞成，不许教会学生参加了，因为帝国主义的国家，英美就是坐头几把交椅的哩！这回的五四运动，关系中国民众运动重大得很，五四的巡行示威，是中国空前未有的群众运动，后来全国学生罢课，汉口、上海、广州各处学生罢课，商民罢市，上海并有工人罢工，全国人心汹汹，北京当局吓慌了，才罢免曹、章、陆的官职，这是人民向统治阶级第一回的战胜，人民遂觉出人民自己的力量了。陈独秀、胡适之二人，又主张将文言改为白话，反对旧礼教旧风俗，把古书加以严格的批评，故五四运动，不独使民气日张，人民思想也日益发达起来了，于是白话诗文，渐渐流行了，男女的社交亦公开了，思想文化上发生了大的变动，一班老学究，虽然拼命反对，然而各地青年，都很热烈的接受陈胡二氏的主张。他们自五四运动以后，反抗的精神，格外发达，他们藐视政府，所以亦藐视一切旧社会的势力，文化运动成功了一个最伟大的运动。不过这运动，其中尚有三层缺点：第一，是这次运动没有政党在中间指导，当时参加的，都是一般乌合之众，无团体系统的组织，国民党既与之无固定的关系，共产党尚未产生出来，胡适之后来创议，设立学生联合会，想借此指挥：然学生联合会，究竟与政党不同，学生联合会中间，若没有政党指挥，想靠学生联合会去指挥学生群众，究竟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到了民国九年，学生就散漫不堪了，群众运动的潮流，亦低落下去了！第二，是学生固然爱国，但欲求学生群众，成为有纪律，有组织，能坚持耐久的团体，是很难做到的。学生年纪轻，多浪漫性，而且大家都爱出风头，不肯服从纪律，那时不晓得组织农工群众，努力作农工运动，把一切事业，都建筑在这种学生群众身上，故在民国八年的一番热烈运动，不一年就烟消云散了。第三，是参加五四运动的人们，没有认清敌人，认定的对象太小，他们不说打倒段琪瑞，只说打倒段氏之走狗曹、章、陆，更不知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到打倒了曹、章、陆，大家以为目的就算达到了，所以再闹亦闹不起来了！

　　照上所说看来，五四运动本身已有此缺点，所以民国九年，便低落下去了。那时社会上就发生二种现象，一种是主张要读书的——胡适之便是一个显例。他就五四的经验，以为专事开会巡行来救国，是不行的，他不明白五四运动的失败，是上述三个缺点的结果，他以为是由于中国文化程度太低了，所以主张非提高文化程度，提倡努力研究学术不可！五四以后，胡适之身价渐高，他自然为避免得罪政府，亦是以专心读书为好，他自己因此便去研究古书，整顿古书，一天天将他自己葬埋到书里头去，不想革命了，他并且影响了许多学生跟着他走去，所以五四运动，忽一变而为读书运动！这种风气，弄得许多人离开了革命战线。另一种是不相信胡氏的读书主义的，但是他同时也不赞成开会巡行的法子，以为要救国须先改良社会，所以这般人便去办书店，设工场，设学校，组织工读互助团，实行半工半读的计划。他们以为倘全国的人都能如此，将一件一件的好事做起来，中国便会达到好的地位，不知道这只是一些空想不可能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不论办一件什么事情，是逃不脱各种压迫，国家先不能救，却想先改良社会如何是可能的事。他们曾经用了千余元的款子，成立了一所的工读互助团，召集青年，每人每日做四小时的工，其余时间便去读书，这种无工作经验的青年四小时的工作，还不及工人二小时所做的工作，因此逐日亏本，不久即关门失败了。

　　五四运动以后，发生了以上二种现象，那时一般领袖，好象摸黑路一样，他们摸不著正当的路径，亦是无足怪的。到了民国十年以后，俄国革命成功，全俄统一了，俄国革命思潮逐渐输入中国，陈独秀先生，首先接受了这种思潮，开始宣传，组织共产党，并领导青年努力做工人运动。陈独秀先生，所以能够这样，不但是因为他的聪明勇敢，亦因为五四运动，及其以后之各种失败，叫他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有必须新辟一个途径之必要。工人运动兴起便收著颇大的效果，如京汉铁路工人之罢工，继续兴起，武汉津沪的工人，均跃跃欲动，后来虽不幸引起了“二七”的惨案事件，然而工人运动的重要，已为人人所公认的事了。自从“二七”失败之后，陈独秀先生等，觉得单做工人运动，实在还是不够，必须兼做农民运动，并联合各阶级，努力于国民革命，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所以他们希望国民党改良，希望国民党能与共产党共同工作，常在《向导》周报发表劝告国民党的话。这时孙先生和廖仲恺、汪精卫诸先生都是很恳切想完成中国的革命，然而正没有好的路走，从前不是受陆荣廷的压迫，就是受陈炯明的压迫，到现在杨希闵、刘震寰等的压迫，仍旧与陆陈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当时对于《向导》的提议亦很注意，后来又得着鲍罗庭来粤与孙先生谈话，更明白俄国革命情形，孙先生决意把国民党改组，仿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改从前只注意军事政治运动，忽略民众宣传组织的缺点。但是自从改组之后，一般老党员大不满意，极力阻止孙先生的进行，孙先生意志不稍为之游移，并决定容纳共产党分子加入国民党，使其帮助努力改组的工作，开除了妨碍改组的冯自由，将从前在党中居重要地位的右派分子居正、谢持置之无足轻重的地位；后来左派领袖，更承继孙先生之志，打倒杨希闵、刘震寰，开除林森、邹鲁一般右派，老党员不敢到广州，诬广州为已经赤化，然而中国革命运动，因此得了很大的进步，农工的组织，亦日益发达了起来，国民党右派分子想造谣中伤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感情，甚至谓国民党被共产党拿过去了！自十三年改组到于今，为此闹了许多的纠纷，大家也已明白了，我可以预言，一定还有许多这一类的纠纷的，这是国民党要完成改组，不可避免的困难。我说的中国民族运动史到此结束。我希望各位注意，就是我们要懂得，中国革命运动成功，须注意这七八十年的经验。在这七八十年革命运动之经过，许多领袖摸黑路得着了许多好的教训，由于我们走了许多走不通的道路，所以到今日我们很勇敢，很有眼光的革命领袖，为我们找出一条很光明的大路来。大家不要有一点怀疑，要奋勇地一直依照我们领袖所指示的革命的策略，去应付一切的问题，革命自然可以成功的；若仍如右派或其他反动派之执迷不悟，到如今还谈七八十年前的话，还要走从前走不通的道路，革命是一定不会成功的，请各位不要怀疑罢，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了！

　　五卅运动，是中国一个很伟大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发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几种很复杂的原因：

　　第一件，是日本纱厂的风潮。去年（十四年）一月时，日本的内外棉纱厂大罢工，这个纱厂是一个很大的日本资本事业，在上海、青岛，日本内部，都有他的工厂。他在中国原来只开了一个工厂，因为欧战发生，欧洲棉纱不能运到中国，一面中国工厂发了财，一面日本内外棉纱厂亦由一个工厂，发达到十一个工厂了，在上海一隅，便有八厂之多。日本资本家利用中国工人的穷苦，在平时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资，并且常常痛打辱骂，一般工人久已感觉得压迫太厉害；前年（十三年）九月，有人在内外棉纱厂附近做工人运动，工人更加觉悟。日本资本家晓得这个情形，就另外养了许多男孩子和女孩子，叫做“养成工”，预备将来学习成功的时候，就可以开除成年工人，以养成工来补充。此时工人稍有组织，要反对这种办法，所以去年一月，工人与资本家冲突，曾大大的罢工一次。这次罢工，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因为当时的棉纱价值很高，生意又异常发达，资本家以为罢工是极不合算的，所以就让步，相当的答复工人要求，承认工会组织，解决了罢工。自从内外棉纱厂罢工胜利后，许多工厂都相继罢工，工人气焰高起来了。日本资本家很不利于这种情形，到去年四月纱市清淡之时，便极力想法破坏以前的条约，随意开除工人，苛待工人，引起工人的愤怒。这时，如照做工人运动有经验的主张，是不可以罢工的。因为以前资本家的让步，固然工人能一致的坚持，尤其是为了棉纱价值高涨，资本家急于要生产棉纱的缘故，现在棉纱市场不佳，罢工是不易胜利的；但一般工人以压迫太厉害了，又以为前次罢工胜利，希望这回可得同样结果，所以他们都要罢工。罢工的时候，日本资本家用手枪打死了工人领袖顾正红，于是群情更加愤激，参与罢工的有四万人，社会上的声援也很热烈，惟日本资本家态度强硬，把工厂关闭，延至一个月的时期，工人因生活关系，不能坚持下去，想找人调停让步，调停的结果，日本资本家不但不允赔偿罢工期内工资，并不承认组织工会，而且运动中国官厅与各国领事施压迫手段，要工人无条件屈服。顾正红的棺材，停在美国人所买的地皮上，美领事压迫迁移。许多工人领袖，看见这种紧张情形，决定开一追悼顾正红大会，以为示威；这个大会，日本纱厂工人全体参加，合学生与各界同情者，人数将近六万人。日本资本家运动了中国官厅派兵压迫，但兵到时，会已开始。他运动英领事帮忙，不许持小旗子在租界上成群结队的赴追悼会；于是上海大学学生拿旗子在租界上，预备到小沙渡参与追悼会，被巡捕房捉了许多人；文治大学学生为工人募捐，也被捕去了许多人。这时已是五月二十日前后，工人五六万，无捐款救济，生活很难维持，学生被捕，亦无法营救，上海的空气，非常沈寂。中国纱厂资本家虽愿意帮助工人，然并非有什么爱国思想，不过希望日本纱厂罢工，中国纱厂的生意便可以发达，可以赚钱；但又怕日本纱厂知道，不敢用钱来实地援助，只是空口说白话的鼓励工人。这样下去，万难维持生活的工人，简直不能不因被压迫而屈服了！

　　第二件事是工部局三条提案。上海的租界，一是公共租界，一是法租界，租界上所有政权，均操在外人之手，中国人在租界上，就等于一个亡国奴。工部局是上海租界的行政机关，管理租界上一切事务；纳税人会是上海租界的立法机关，工部局如有提案，须经该会通过。工部局即时有三个提案，要想纳税人会通过。这三个提案，是：

　　（一）印刷附律。外人因为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很热烈，想要禁止各种宣传，所以限定一切印刷品，均须经过工部局的审查，才准付印。所谓印刷品，包括了报章、书籍、杂志、传单、广告等等，甚至油印品都包括在内，如果不经工部局审定，便要罚款。他用这个方法来箝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手段非常厉害。

　　（二）增加码头捐。码头捐这个东西，是中国人纳给外国人的捐款，现在工部局以为太少，应增加若干，加重商人的负担。

　　（三）交易所注册。交易所无论外国人办也好，中国人办也好，本来都应纳费到中国政府来注册立案。现在外国交易所，不但不在中国政府注册，工部局反要规定中国交易所到外国工部局去注册。

　　这三个案子，于商人大不利。比方印刷附律规定了，不独我们宣传上有很大的妨碍，就是商务印书馆出一本书，纵然印刷好了，如受其干涉，就不能发行，这是多么麻烦呢？至增加码头捐与交易所注册更不必说是无理的苛索。所以工部局在前年提出这三案的时候，上海商人便反对得很剧烈。当时纳税人会的到会人数不足，没有通过。去年四月间，工部局又提出来，商人在报上大登广告，极端反对，纳税人会亦有许多人不到会，案子仍未成立。到了五月底，工部局又坚决的要在六月二日开会通过，所以亦引起了许多商人的反抗。

　　这两件事，可说是五卅运动的动机，在五月二十以后，有人提出只有一个暴动，才可以给凶横的帝国主义一个大的打击。那时全国的民气很高涨，山西一省，有一万多学生包围阎锡山的运动，各地农民蜂起，全国都表现不安的样子。上海虽在表面上是很沈寂的，而大部分感情上均甚激烈。由五月底至六月初的中间，是一个顶好暴动的时候，因为那时上海工人，正已走到没有路走了。上海的商人为了要在六月二日以前，给工部局一个示威，都希望发生一个暴动。学生联合会决定了要各校学生到租界上去游行演讲。租界上是不许游行演讲的，最初大家都以为学生一定不敢冒险到租界上来演讲，有些人相信至多只有三百人可以出来，要做一个大运动，是很难的。其实这种见解错了。二十九日有些学生偕同工人到各学校里去宣传，想去激动学生群众。当时有许多学校是不容易进去的，幸而有好多学校都有国民党的区分部，介绍宣传的学生工人到校内演讲。做了一天的工作，于是三十日出来的学生有了三千多个，与大家事前所揣测的，多了十倍。我们不要把革命看得大难，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

　　除了上述表面的原因外，五卅运动有他的根本的原因。其根本的原因，大概有四个：

　　第一，五卅运动，不仅为日本纱厂风潮与工部局提案而发生，帝国主义者八十多年来的压迫，实为其根本原因之一。我们知道不平等条约，是束缚中国人，剥削中国人的工具，为什么日本资本家能够杀中国工人呢？因为日本人能够在中国开纱厂，因为有马关条约给日本人以这种权利。为甚么工部局能够压迫商人呢？因为上海租界上的政权，完全操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人的事，中国人不能说话，中国商人想到这里，便不能不感觉十分痛苦。八十多年来的压迫，积至五卅这一天，遂爆发起来。

　　第二，革命宣传渐普及，亦是一种根本原因。最近几年，各种宣传的出版物很多，到处都有编印分卖的。这种出版物，虽然很多很平常，很幼稚，但宣传的功效，是很大的。这里这样说，要实行国民革命，求中国人民自由平等，那里那样说，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自然许多人脑子里，都受了影响。国民党改组以后，对于宣传工作，亦特别注意，前年上半年，汪精卫、胡汉民诸先生在上海许多学校里演讲，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国民革命的主义，学生很受感动。在群众大会中，对一般反动的宣传，如黄炎培等的演讲，能给他们一个详细的批驳，更有更大的影响。五卅运动所以从上海起来，而影响到各乡村和各城市的民众，尤其是青年，引起此伟大的运动，这不是偶然的事情。

　　第三，民众组织的发展，亦是五卅运动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在最近几年内，民众渐渐起来组织了！工人的工会，学生的学生会，都有全国统一的组织，农人的农民协会，商人的商会，亦各有组织。假使没有学生的联合会，就不能号召民众，五卅运动就无从发生，所以民众的组织，关系也非常重要。

　　第四，革命党的发展，更是五卅运动的一个最大的原动力。五卅运动主动活动的差不多完全是革命党的同志，这些人在工作上，因为有了党，可以彼此协调帮助。以前国民党的组织很散漫，所以一个党的内部，各做各的，没有几个人肯一致动作。自国民党改组以后，虽不能算顶好，然组织上，纪律上，均比较的很有进步。因此，所以五卅运动能够发生。但可惜革命党的发展程度，还很有限，所以五卅运动的结果，亦只能做到这一步。

　　到五月三十日这一天，原定计划，要各校学生到租界上来讲演。但只说到租界上讲演，租界地面很大，没有指出集中的地方，所以虽然出来了三千多人，都是散漫的；又因定于午后一时为出发的时期，而传话的人有些错误，使一些人在上午九时便出来，没有守一定的时间，这都是没有经验，所以弄出许多缺点。先出来的人，在茶馆里空等了半天。此时，国民党的内部，有人还觉得害怕，他以为这是触犯法律的，不敢拿他们的党部为指挥机关，所以上海学生会便成了指挥机关了。午后出来的学生很多，有些聚集在最热闹的地方，如先施公司等处，扬旗高呼讲演，起初外人也不大干涉，后来闹得太利害了，外人觉得这样下去，八十多年的威信，都要扫地以尽了，遂决意要压迫这些学生。刚刚因为学生觉得不集中起来，不能威吓外人，逐渐集中于大马路一带的时候，巡捕捉了许多学生去了，一般学生说要捉大家都去，于是都跟着巡捕走；一般商店伙友见了，亦鼓噪起来，大家都闹到老闸巡捕房去了。许多人这样环集在巡捕房门口，巡捕房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将被捉学生一并放出，一是开枪轰击这些人；如果将捉了的人又放出来，帝国主义决不会这样示弱的。所以巡捕房看见环集的人太多，就开起枪来，打死打伤了许多人，这样一来，真是一下干，二不休，明天必再来，须有更大的示威才好。但有些人怀疑，学生是不是还肯出来呢？学生联合会以为让帝国主义者打死许多人，就这样了事，是最羞辱不过的，于是决定计划，要上海所有的学生，在明天都出来，并在通告中特别声明，要群众集中在大马路宣传，如果帝国主义来干涉，就由大马路往二马路退让，但总不要解散，而且一定要仍旧回到大马路讲演；同时派许多人到商店里去宣传。五月三十日的晚间，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开会，并请学生代表报告情形，学生代表的报告是非常激烈的，商人亦决定帮助学生，但怎样帮助，还没有办法。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是一般小商人的组织，小商人比大商人的革命性——反帝国主义性要强些，但虽有反帝国主义之心，却是很害怕的；他们以为罢市的事，一定要经过总商会的通过下命令，他们希望工人先罢工，然后他们再行罢市。到了第二天，落了些小雨，学生出来的还是很多，大家集合在大马路，但究竟有些胆怯，很少人敢讲演，他们有些到商店里去宣传，店员要罢市，店主还是狐疑不决，总说要等总商会的命令。到了下午四时，学生群至总商会，要总商会命令罢市，当时谣言很多，不是说这里巡捕又捉了人，便是说那里帝国主义者又枪杀了人，群众愤激得发狂起来，总商会亦不得不答应罢市。这时国民党党部亦打了一个电报到各省，说上海发生惨案后，已经是学生大罢课，工人大罢工，商人大罢市。三十一晚，总商会的罢市通告发出来了。六月一日，上海的空气最紧张，一个警察对车夫说：“你不要拖外国人哪，如果拖了外国人我就要罚你。”法租界有一外国人从黄包车里跳出来，预备上电车，因为给车夫力钱太少，车夫追索，一个中国巡捕又对车夫说：将那外国人推下来，他们是什么东西！保卫队表示亦很热烈，公共租界中国巡捕都要罢岗反抗。各地工会、学生会都组织了起来。那时印了五六十万张传单分别告工人、兵士、警察，于是全上海人都哄动起来了，这时可见宣传的效力是很大的。那一天，上海的民众几乎暴动了起来，经学生会劝止，学生会在那时很有权威。有些学校原来是反动学生所把持，反对学生联合会的，自五卅的事件发生，学生群众都要求共同联合打倒帝国主义，自动的起来反对这些反动领袖。反动领袖说，这个事情，是国民党包办的，是共产党的阴谋，不要上他们的当，群众一点不相信，反骂他们是有意捣乱。上海国民党内部，纪律不甚严密，有些党员不肯服从党的指挥，他们因为自己想在学生联合会当会长，做主任或科长，主张要改组学生联合会，好给他们有出头的机会。学生会中真正能工作的人是很少的，学生会要派人到学校里去宣传，学生会内部，就没有人办事，学生会各方面稍为顾到了，工会又感觉没人办事了。另一方面则右倾的分子，非常捣乱，他们除了说国民党包办，共产党有阴谋以外，另外还有孤军社的人，在六月一日，发了一种传单，是一篇《告国人》的文章，印刷得很多，满街粘贴；他们的意思，是主张什么“不合作”，劝民众不要乱闹，要学印度那位甘地的办法，讲经济绝交，不买外货，不坐外国轮船等……。还有江亢虎主张就事论事，不要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只就巡捕房打死人这回事，与之交涉，要缩小范围，才能得到结果。又有陈霆锐说，这事不消乱闹，把范围弄大了，一定要依法律解决，向法庭起诉，才有结果。一般学生虽然受了一点革命的宣传，现在听了这般糊涂的论调，也觉得以前提的口号太高，恐怕不能做到，没有结果；他们至少也主张不要说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只好专对英日，不要得罪了美德及其他各国。有些国民党员不但自己不能宣传人家，纠正这些错误思想，他们反被人家宣传了，跟着人家乱讲。这时革命的宣传力甚少，反动的宣传很利害，党已不能有灵敏的指挥，党员又不能完全守纪律，这种工作的困难与缺点，发生了许多不好的结果。幸而此时有些国民党员与反动分子究竟联合不起来。他们感觉党团会议之必要，成立了党团的组织。国民党员在学生会中虽没有很强有力的领袖，但有了党团的作用还可以领导许多学生，拉拢中立分子，与反动势力奋斗。工会方面有三十余万工人罢工，但要到工人群众去宣传，则感觉缺少人才，且没有工人运动的经验，国民党员亦不常听见政治报告，因之就不明了各方情形，不晓得怎样决定他们的工作方法，他们去演讲，亦不能动人听闻。后来外面商量好了，对帝国主义提出十七条要求，如收回会审官厅，赔偿罢工工人损失，不许外人越界筑路等等，这已得工会学生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之赞成，但总商会不表赞成，只允站在从中调停的地位。那时学生、工人、小商人是一致的，组织了工商学联合会，只有总商会不肯与他们合作。六月一日、二日、三日这几天，帝国主义者常有击杀中国人的事发生，一般人非常愤激。孙传芳亦打一个电报，大意要学生努力，他愿以武力为后盾；张学良也打一个电报，并汇洋两千元捐与学生会。过几天，张学良亲自带兵来了，租界上本是不许中国军队通过的，张作霖的兵却都通过了租界，一般学生很高兴，以为收回租界是有希望的事了！其实张学良一方对学生表示好意，一方却正和英国办交涉，以图妥协。有一次，学生会派代表见张学良，他很客气的说：“你们是爱国的。我当学生时也很热烈的参加爱国运动，不过现在地位不同了，不能象你们一样了！”学生代表听了张学良的话，喜欢得了不得，我告诉他们说，张学良的话是不错的，他现在地位不同了，他现在到底站在什么地位呢？是站在帝国主义走狗的地位，所以他不但不能帮助学生爱国，而且有一天还要压迫学生爱国运动的。他们觉得我这些话太过分了，但是没有好久，张学良的鬼面孔便揭穿了，学生会再派代表去见他，他就说：“不要乱闹，我自有办法了！”这时候，岳维峻、段祺瑞、冯玉祥，通同打电报，汇捐款；但除了冯玉祥真有点民族思想以外，其余都是假的，有作用的。那时奉系压迫他们正是十分厉害，所以他们要提高对外空气，使奉系不致还在此压迫他们，决不是真正有什么爱国的意思。所以段祺瑞派了一个人到上海来调查，民众很想请他出来讲几句话，他不但不敢出来，反住在租界内，以英国巡捕守卫。那时总商会既不赞成原来的十七条，他们以为太高，恐怕做不到，而且怕伤了外国人的感情，于是自己修改做十三条，好象对外人表示减价的样子，其实原提十七条，固然做不到，你就减低一点，又能够做得到吗？学生方面也发生了不好的表现，因为学生家中的父母，非常害怕他们子弟在外面遇了危险，就纷纷来信，假说父亲母亲病重垂危，要他们赶快回去，六一、六二、六三，这几天，学生是很勇猛的，到了以后，有些亦害怕起来，于是趁此就跑回去了。在五卅运动中，帝国主义者想了一个方法，出一种《诚言》报，造许多谣言，欺骗中国人，但没有什么效果。然而到了三个礼拜以后，商人罢市既久，发生了一个开市的问题，以为长久罢市还是自己的损失，所以提出缩短战线的口号来，并且说罢工要款项来接济，才能维持，不如商人开市，收一部分利润来援助工人；这般论调，自然容易鼓动一般生性比较妥协的人。那时罢市的只是限于公共租界，本来法租界与中国界的商人，都有决定罢市的，但一些不明白的人，乃至学生会代表，以为不要得罪法国或中国官厅，劝他们不要罢市，不知法租界与中国界能罢市，尚可引起法国及中国官厅与英国的交涉，他们自动要罢市，何必反去劝止呢？我们是主张继续罢市的，以为开市并非缩短战线，而是减少我们的势力，解散一部分我们的队伍。但事实上已有大部分商人要开市，想再延长几天，亦是事实上不可能的事，结果遂宣布开市。但开市有两个条件，一是禁止买卖英货，一是接济罢工工人，要商人登报表明，但后来虽学生查货甚严，商人因而不买卖英货，至接济罢工工人一句话，则完全是空谈。开市以后，又发生开工的问题，有一般人主张专力对英，所以说罢工要有范围，于是他们硬要日本工厂工人复工；等到日厂工人复工了，英国工厂工人亦动摇起来，也慢慢地开了工了。学校里的学生，已有一部分回家，许多教职员也劝学生回家，在他们脑子里，以为让他们在上海闹坏学风，是不好的，所以特别准假，或提前放假，于是结果，剩了少数学生会的代表，他们只可代表自己，不能代表群众了。这样一来，各项运动，既没有学生参加，商人又被煽惑退后，仅仅剩下许多工人在那里孤军奋斗！可是，工人生活困难，各方捐款不能接济，买办阶级与军阀勾结，起来压迫他们；一般反动学者，也极力宣传不利于他们的论调，应付他们是很困难的。到后来五卅运动，只剩下一件事，就是与英国经济绝交。一般学生检查仇货很勇敢，很热心，但是亦有些毛病，有些人是乱七八糟的，比方扣留水果，他们自己拿来吃了；不能久贮的货物，他们任其腐败；有些货物亦不管是否确系英货，随意扣留，并且学生会无专人办事，商人有事要来接头，感觉非常麻烦，自然很不高兴。有些学生会的职员，喜欢坐汽车，吃西餐，尤其是爱与女学生讲交际，更引起一般无聊腐败的人的评议，加之学生内部，又常常发生问题，如查账、争位置等，以后学生会力量亦成有限了，张学良既与英国妥协了，便解散了上海总工会，开始向民众进攻。原来醒狮社、孤军社、民铎社等组织一个《公理日报》，内有国民党员参加，后来主持该报之权，归到国民党员手中，曾琦等便宁告退，为拆台之计。又有些共产党员组织了《热血日报》，有些国民党员组织了《民族报》，但因帝国主义军阀压迫日甚，都继续停了版。在全国说，开始大家都热烈的做救国运动，到后来，都渐渐的沈寂下去了！五卅运动所得的结果，有好的坏的两方面，先说好的方面可以指出两点：

　　（一）使反帝国主义的潮流高涨。五卅以前，中国还有好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反对帝国主义，就是一般有智识的学生，也不十分明白反帝国主义的意义，因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已有八十多年，中国人受压迫惯了。而且庚子之役，对于反抗帝国主义的人，又曾经加了无情的惩戒，所以中国人对帝国主义不独不敢反对，还要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的话，以为自己安心忍受帝国主义压迫之解嘲语。就是革命党，也是一样的懦弱心理，同盟会党纲第六条，还要说要求列强帮助中国革命这样不通的话；辛亥时亦最注意保护外国人，尊重外国人条约，简直同段琪瑞的外崇国信差不多！自国民党改组后，才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来，经过一番宣传，少数人才知道应该反对帝国主义。但经过五卅运动以后，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就普及于全国，大多数人都知道了。不过呢，仍然还有不少误解的地方，有些人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见了外国人就要反对，又如国家主义派不肯说反对帝国主义，要外抗强权，这都是不对的。但总而言之，今天再有人说要保护外国人和尊重外国条约甚么，都知道他是反动派了。

　　（二）使民众的力量增大。五卅以前的工人、学生、商人等，大部分都没有组织起来；五卅运动后，各地工人、学生很多都组织起来了，商人亦渐知引他们的组织来参加反抗帝国主义，且有工学联合组织，这种民众的力量影响政治方面的运动，使军阀内部分化。那时，国民军通电对英宣战，便想站在民众方面得着民众的赞助。反奉战争发生，直系孙传芳痛骂张作霖压迫民众与摧残爱国运动，亦是表面的接近民众，利用民众去打击张作霖，若是没有民众力量，他们不会这样做的。后来国民军同情反奉，郭松龄发生倒戈的事情，亦是民众力量暗示的结果，可惜郭松龄为帝国主义所败，民众的革命潮流亦渐渐低落，现在国民军也失败了！国民军失败的原因，固然由于帝国主义之联合进攻，而国民军内部不肯显然站在民众一方面，亦其实主因；比方冯玉祥不肯表明态度，二军与民众，反有恶感，当然是他们失败的结果。但五卅运动后，民众已在政治上成功了一部分的力量了。

　　再说坏的方面亦有一点，便是过早的促成了阶级之分化。阶级分化，是五卅运动一个最大的影响。那时学生回家了，商人软化了，只留下工人孤军奋斗，孤军社、醒狮社、民铎社讲的和平理想，与江亢虎主张的缩小范围，丁文江的主张唱低调，戴季陶主张的单独对英，影响很大。学生本来多是专于读书，不肯参加实际运动，即参加各种运动，亦是爱出风头的。他们每每因嫉妒反对作工作的革命党员的原故，跑到孤军社等一般人那边去，大商人、工人、学生、小商人各为其利益，惹起了感情的冲突，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又乘机破坏革命势力的联合，共产派和国民党左派分子也许不免有些左倾幼稚的地方，于是各阶级的分化很利（厉）害，结果，资产阶级有好些都离开了工人，附和帝国主义或买办阶级所唱的反赤论调，造成了一个反动的潮流，直至北伐胜利，这种反动潮流始被民众革命潮流所压倒。

　　最后我们要说，五卅运动所得的教训，我们可以分三点讲。

　　（一）革命不要看得太容易，也不要看得太难了，五卅运动是全国数百万人共同联合起来的一件大运动，在普通的人一定以为是一件顶难的事情，但是有了相当的宣传和组织，并得到了相当的机会，实际是很容易号召起来的。但是因为五卅以前，革命的宣传和组织，都还不见得很好，所以亦只能够唤起一个这样大的运动，并且只能做到这一步田地；如果将来能够有更进步的组织和宣传，一定收效可以更大的！国民党那时在上海学生、工人中，有区分部的组织，但上海八十几个学校，仅有二十几个学校有区分部，这可以表现组织力的薄弱；党内的宣传品，刺激性亦太少，并且只散布了一二十万份三民主义，在四万万人中，共产党对于宣传虽比较努力，亦还不能达到深入农工学生群众的目的。这可以表现宣传力的薄弱。然而这样的组织宣传的力量，居然唤起了两百万人的五卅运动，虽不久为反动势力压迫而消沈下去了，这亦很可以使我们今后注意对于宣传和组织的工作，更要加上一番特别的努力才好。

　　（二）在革命运动中，群众容易发生左右派的空想，这种空想，于革命运动的影响甚大，若非很好的宣传工作，随时打破这种空想，每每使到这种运动走入错误的道路，以至于失败。在五卅运动中，发生左右派的空想甚多，大略可举五项：

　　A，和平解决说。如果能够和平解决，固然很好的，但上海杀了人，汉口、广州等处都杀了人，帝国主义者从来不与中国人讲点公理，你尽管说和平解决，谁替你来和平解决呢？

　　B，法律解决说。法律是帝国主义和军阀拿来压人民的工具，比方租界上的法律，就不准去游行演讲，五卅在租界上游行演讲，便是犯法的，要靠法律解决，帝国主义者先便要办我们犯法的罢了。

　　C，外交手段解决说。北京派来的外交官，住在租界上，不肯出来，这已可见中国的外交程度。靠这种人办外交，能够解决什么事呢？调查的结果，没有在上海公布，后来法国调查员才拿调查结果公布出来，是说英国人不对，英国不肯承认，他们是这样不讲公理，还讲什么外交呢？

　　D，联络帝国主义打倒司法解决帝国主义说。这个主张，就是要联络日、美、法、意等国，专一对付英国，但是五卅的时候，美国占据了上海大学，意大利在上海亦故意杀人，他们与英国帝国主义有什么分别？我们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反可以使其他帝国主义站开，不敢与英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专说反对英国主义，则美日等国反可以大胆的压迫中国，所以他们反转帮助英国来压迫中国了。

　　E，经济绝交说。这是孤军社和国家主义派的主张，就是要不买英货，不要工人替英厂做工，在经济上，完全与英国脱离关系。自然经济绝交并非全无用，但这种作用总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因为关税问题不解决，中国工业不发达，当真经济绝交，不但是工人总在工厂中做工，不能维持生活，而且事实上中国已然需要许多工业品，经济绝交，迟早总是维持不住的。所以从前与日本经济绝交，完全没有结果，现在专想靠经济绝交来对付英国帝国主义，这是何等靠不住呢？

　　再说左的空想，也有三项：

　　A，暗杀外人说。他们以为外国人杀了我国的人，我们也便可以杀外国人；他们说，我们天天开会游行讲演，是没有办法的，只有用手枪炸弹去杀工部局的外国人最好。我们虽不绝对反对暗杀，但暗杀只可为两军对垒交战时一种手段，如果没有预备交战，仅仅想暗杀一二个外国人，不但是没有什么作用，而且还会发生不好的影响；因为一般商人，最怕杀了外国人，恐怕象这样便会惹出大祸，学生亦有许多不赞成这样办的，倘若当真杀了外国人，五卅运动更失败的快了！有些人因为朝鲜出了一个暗杀的烈士安重根，每每引为美谈，其实安重根虽然暗杀了日本的伊藤博文，但是朝鲜还是亡国，可想见没有组织的民众，专靠暗杀手段，是不会成功什么事情的。

　　B，练学生军说。他们以为要学生军是预备与外国宣战，学生军是不是能够打仗是一个问题。要说练军队打仗，中国的兵很多，为什么不可以打仗？还要练学生军呢？若是养兵不能打仗，又有什么把握可以说学生军便可以打仗呢？而且既说练学生军便是将学生关起门来训练，使许多能够做民众中宣传工作的人都关到学校里去，那么，外面的民众，反转来一点也不懂得反帝国主义的意义了！

　　C，对英宣战说。这种主张的人，以为我们对英国帝国主义宁可玉碎，不可瓦全，所以他们要与英国背城借一。对英宣战，如果只是为一种空气的作用，自然是可以的，若真是梦想要与英国宣战，到底叫谁去战呢？假令我们要冯玉祥去战，张作霖会在后面打冯玉祥，又怎样办呢？

　　以上各派的空想，都是妨碍革命，叫人家认不清正当的工作是什么的，我们的真正的工作，在于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不注意这一点，无论是右倾或左倾，都是不好的。

　　（三）各阶级革命性，在五卅运动中，完全的表现出来。那时张学良在上海与英国勾结，加民众以压迫的手段；总商会修正工商学联合会提出条件，要居于调停的地位，这可见军阀与买办阶级是反革命的。不过张学良等以前他打过电报并汇了捐款，总商会也提出了自己的十三条来装饰面子，所以虽然他们是反革命的，只要有革命民众监督，亦是不敢绝对反对“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小商人比较能革命，但他们没有组织力，如革命潮流低落时，小商人就跑到大商人一边去了。学生在平时是很散漫而且要闹意见的，到了革命空气浓厚的时候，就一致起来，不管什么国民党“包办”亦好，什么共产党阴谋亦好，他们总是拥护学生会，纵然有少数反革命领袖造谣，也不会有用的；但是，学生终究喜出风头，他们这种热度也不能长久维持，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他们若没有好的组织，尤其是若没有党来领导他们，便很容易弄糟，工人是比较学生好些的，我不是说工人道德和知识比学生好，只是工人的生活困苦，所以他们自然要起来革命，虽然亦有少数工人，和学生犯同样的毛病，但大多数工人都是诚实的，直率的，很守纪律的。在五卅运动中，开始有许多学生，到后来各种游行运动，满目所见的都是工人，可见工人在革命中的力量。有人说要知识阶级领导工人革命，这亦许是对的，但是，甚么时候知识分子才出来领导工人革命呢？坐在屋里怕危险，怕困难，而且象梁启超、张季直、《申报》主笔、《时事新报》主笔，这些学者，他们做的文章，总是说学生工人胡闹，他们这些人也会来领导工人革命么！外国人很高兴中国有这些学者，谓他们是高等华人，我们也尽可让他们去当高等华人，因为普通人都不好象他们一样，若是都象他们一样，中国真要灭种亡国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一定要特别注重工人、农人、学生、小商人，但是亦要尽力与大商人、大学者结成联合战线；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认清楚那种力量是靠得住的，那种力量是靠不住的，一方面要拉拢靠不住的力量，尽力使他们帮助革命，不要妨碍破坏革命。

　　上述的经验，在以后比五卅更大的运动中，是很可以作工作上的参考资料的。五卅惨案至今日尚未解决，恐怕是不能解决的，帝国主义者很想以七万五千元来解决此案，我们不肯承认的，为甚么不肯承认呢？我们要留着五卅这个纪念，靠著每年的五卅纪念，使全国民众一致的觉悟起来，才能争得我们的最后的胜利。那时候，不平等条约可以废除，租界可以收回，中国人可以得到自由平等的地位，这比七万五千元，强得多了！我们的同志，要准备第二个更大的五卅运动的工作，一直做到中国全民族解放，所以我们大家要一致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