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遗书/卷25 中华文库

《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人之学莫大于知本末终始。致知在格物，则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则所谓末也，终也。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格物者适道之始，欲思格物，则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大学》论“诚意”已下，皆穷其意而明之，独“格物”则曰“物格而后知至”，盖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传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后可以至圣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诚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于理者。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迁，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

随事观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后可以至于圣人。君子之学，将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学贵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学莫大于平心，平莫大于正，正莫大于诚。

君子之学，在于意必固我既亡之后，而复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学之至也。

心至重，鸡犬至轻。鸡犬放则知求之，心放则不知求，岂爱其至轻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乐其所不当乐，不乐其所当乐，慕其所不当慕，不慕其所当慕，皆由不思轻重之分也。

颜渊叹孔子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此颜子所以善学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学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积力久则入。”杜预曰：“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厌而饫之，使自趋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极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预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学之，而得于内者，谓之明。自其内者得之，而兼于外者，谓之诚。诚与明一也。

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见闻。

君子不以天下为重而身为轻，亦不以身为重而天下为轻。凡尽其所当为者，如“可以仕则仕”，“入则孝”之类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执者，杨、墨之道也。

能尽饮食言语之道，则可以尽去就之道；能尽去就之道，则可以尽死生之道。饮食言语，去就死生，小大之势一也。故君子之学，自微而显，自小而章。《易》曰：“闲邪存其诚。”闲邪则诚自存，而闲其邪者，乃在于言语、饮食、进退、与人交接之际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弃也。孝其所当孝，弟其所当弟，自是而推之，则亦圣人而已矣。多权者害诚，好功者害义，取名者贼心。

君贵明，不贵察；臣贵正，不贵权。

称性之善谓之道，道与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谓之性善。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圣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后之学者，随文析义，求奇异之说，而去圣人之意远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圣人因其善也，则为仁、义、礼、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为五者以别之。合而言之皆道，别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与五者异，其亦弗学欤！其亦未体其性也欤！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欤！

道孰为大？性为大。千里之远，数千岁之日，其所动静起居，随若亡矣。然时而思之，则千里之远在于目前，数千岁之久无异数日之近，人之性则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为圣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学贵信，信在诚。诚则信矣，信则诚矣。不信不立，不诚不行。或问：“周公勋业，人不可为也已。”曰：“不然。圣人之所为，人所当为也。尽其所当为，则吾之勋业亦周公之勋业也。凡人之弗能为者，圣人弗为。”

君子之学，要其所归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顺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枨也欲，焉得刚？”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弗知，则至于天理灭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以至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学莫贵于思，唯思为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好胜者灭理，肆欲者乱常。

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此皆时也，未尝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时中”。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动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达道”。

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内而求于外？以文为主者是也。学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本而求于末？考详略，采同异者是也。是二者皆无益于身，君子弗学。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学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迁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贵也，以所谓学者非学也。

庄子，叛圣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矫时之弊。矫时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矫时之弊者也，其有异于圣人乎？抑无异乎？庄周、老聃，其与伯夷、柳下惠类乎？不类乎？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此言异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识不足以知之，则有异端者出，彼将流宕而不知反。内不知好恶，外不知是非，虽有尾生之信，曾参之孝，吾弗贵矣。

学莫贵于知言，道莫贵于识时，事莫贵于知要。所闻者所见者外也，不可以动吾心。

孟子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此盖言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且直也，能养之则无害矣。

伊尹之耕于有莘，傅说之筑于傅岩，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学之，天下之贤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过德，不欲名过实，不欲文过质。才过德者不祥，名过实者有殃，文过质者莫之与长。

或问：“颜子在陋巷而不改其乐，与贫贱而在陋巷者，何以异乎？”曰：“贫贱而在陋巷者，处富贵则失乎本心。颜子在陋巷犹是，处富贵犹是。”

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昼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也。故言则成文，动则成章。

学不贵博，贵于正而已矣。言不贵多，贵于当而已矣。政不贵详，贵于顺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后，必有事焉，此学者所宜尽心也。夜气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扩而充之，化旦昼之所害为夜气之所存，然后可以至于圣人。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异也。

人皆有是道，唯君子为能体而用之。不能体而用之者，皆自弃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与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扰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扰也。故善学者，临死生而色不变，疾痛惨戚而心不动，由养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热而烦，不寒而栗，无所恶而怒，无所悦而喜，无所取而起。君子莫大于正其气，欲正其气，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则虽热不烦，虽寒不栗，无所怒，无所喜，无所取，去就犹是，死生犹是，夫是之谓不动心。

志顺者气不逆，气顺志将自正。志顺而气正，浩然之气也。然则养浩然之气也，乃在于持其志无暴其气耳。

《中庸》曰：“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又曰：“道不远人。”此特圣人为始学者言之耳。论其极，岂有可离与不可离而远与近之说哉？学为易，知之为难。知之非难也，体而得之为难。

“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人人有贵于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

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与圣人所以至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见矣。

人之生也，小则好驰骋弋猎，大则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气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则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则有可怜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为形气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见啬于财而能为善者也，吾未见不诚而能为善者也。

君子之学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而老子以为“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其亦自贼其性矣。

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其学；学而善思，然后可与适道；思而有所得，则可与立；立而化之，则可与权。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一于礼之谓仁，仁之与礼非有异也。孔子告仲弓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则恶有不仁者乎？而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无邪”。

无好学之志，则虽有圣人复出，亦无益矣。然圣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远也，习闻之久也。

《礼记》除《中庸》、《大学》，唯《乐记》为最近道，学者深思自求之。《礼记》之《表记》，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学者必求其师。记问文章不足以为人师，以所学者外也。故求师不可不慎。所谓师者何也？曰理也，义也。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虽圣人复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尽其才也。

君子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有仁义之性也。苟纵其心而不知反，则亦禽兽而已。形易则性易，性非易也，气使之然也。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非绝民之欲而强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显一源。古之君子所谓善学者，以其能通于此而已。君子之学贵乎一，一则明，明则有功。盛德者言传，文盛者言亦传。

名数之学，君子学之而不以为本也。言语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为始也。

孔子之道，发而为行，如《乡党》之所载者，自诚而明也。由《乡党》之所载而学之，以至于孔子者，自明而诚也。及其至焉，一也。

“闻善言则拜”，禹所以为圣人也。“以能问不能，以多问寡”，颜子所以为大贤也。后之学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故《书》曰：“思曰睿，睿作圣。”思所以睿，睿所以圣也。学以知为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尽诚，犹爱不足以尽仁。

董仲舒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尧、舜之为善，与桀、跖之为恶，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则道、德、仁、义、礼，分而为五也。

圣人无优劣。尧、舜之让，禹之功，汤、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学者有无思无虑而得者，何也？曰：以无思无虑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无思无虑为不思而自以为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则足以知其终，反终则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说，如是而已矣。故以春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为终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与是类也。

“其次致曲”者，学而后知之也，而其成也，与生而知之者不异焉。故君子莫大于学，莫害于画，莫病于自足，莫罪于自弃。学而不止，此汤、武所以圣也。

“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物，其终至于丧己。“杞柳”，荀子之说也。“湍水”，扬子之说也。

圣人所知，宜无不至也；圣人所行，宜无不尽也。然而《书》称尧、舜，不曰刑必当罪，赏必当功，而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异乎后世刻核之论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进，自大者去道远。

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唯圣人之道无所进退，以其所造者极也。事上之道莫如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书，学者之至也，而其始则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盖言学者始于诚也。

扬子，无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断，优柔而不决。其论性则曰：“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荀子，悖圣人者也，故列孟子于十二子，而谓人之性恶。性果恶邪？圣人何能反其性以至于斯邪？

圣人之言远如天，近如地。其远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扬子曰：“圣人之言远如天，贤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问贾谊。曰：“谊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贤’，孔与墨一言之，其识末矣，其亦不善学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圣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劳，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学者，得圣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圣人因其一时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学之，将欲成之也；既成矣，将以行之也。学而不能成其学，成而不能行其学，则乌足贵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虽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无心害我邪？疑则己德内损，人怨外生。故不疑则两得之矣，疑则两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为君子者也。

昔者圣人“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孔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唯能亲亲，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贤，故“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唯仁与义，尽人之道；尽人之道，则谓之圣人。

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志；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异端，亦必诚而后得，而况欲为君子者乎？故曰：学者不可以不诚。虽然，诚者在知道本而诚之耳。

古者卜筮，将以决疑也。今之卜筮则不然，计其命之穷通，校其身之达否而已矣。噫！亦惑矣。不思故有惑，不求故无得，不问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寿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于天，不可增损加益，而欲服食而寿，悲哉！见摄生者而问长生，谓之大愚。见卜者而问吉凶，谓之大惑。

或问性。曰：“顺之则吉，逆之则凶。”

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礼之本，出于民之情，圣人因而道之耳。礼之器，出于民之俗，圣人因而节文之耳。圣人复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为之节文。其所谓贵本而亲用者，亦在时王斟酌损益之尔。

附录

（见《伊川先生文集》）

河间刘立之曰：先生幼（集有而字）有奇（一作异）质，明慧惊人，年数岁，即有成人之度。尝赋《酌贪泉》，诗曰：“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当世先达许其志操。及长，豪勇自奋，不溺于流俗。从汝南周茂叔问学，穷性命之理，率性会道，体道成德，出处孔、孟，从容不勉。逾冠，应书京师，声望蔼然，老儒宿学，皆自以为不及，莫不造门愿交。

释褐，主永兴军鄠县簿。永兴帅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尽礼。为令晋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学，中间几百年，无登科者。先生择其秀异，为置学舍粮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厉，诱进学者，风靡日盛。熙宁、元丰间，应书者至数百，登科者十馀人。先生为政（集无为政二字），条教精密，而主之以诚心。晋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耻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间，编户数万众，罪人极典者才一人，然乡闾犹以不遵教令（集无令字）为深耻。熙宁七年，立之得官晋城，距先生去已十馀年，见民有聚口众而不析异者。问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集有者字）也。其诚心感人如此。

荐为御史，神宗召对，问所以为御史。对曰：“使臣拾遗补阙，裨赞朝廷，则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神宗叹赏，以为得御史体。神宗厉精求治，王荆公执政，议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发愤肆骂，无所不至者。先生独以至诚，开纳君相。疏入辄削藁，不以示子侄。常曰：“扬己矜众，吾所不为。”尝被旨赴中堂议事，荆公方怒言者，厉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议，愿公平气以听。”荆公为之愧屈善谈。

太中公得请领崇福，先生求折资监当以便养。归洛，从容亲庭，日以读书劝学为事。先生经术通明，义理精微，乐告不倦。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

先生在御史，有南士游执政门者，方自南还，未至（集无未至二字）而附会之说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议亏阙，先生奏言其行。后先生被命判武学，其人已位通显，惧先生复进，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集作行）首为异论。先生笑曰：“是岂诬我邪？”复以便亲，乞汝州监局。先生高才远业，沦屈卑冗，人为先生叹息，而先生处之恪勤匪懈，曰：“执事安得不谨！”

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阙，得疾以终。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处，卜时隆污。闻讣之日，识与不识，莫不陨涕。

自孟轲没，圣学失传，学者穿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杰然自立于千载之后，芟辟榛秽，开示本原，圣人之庭户晓然可入，学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集作希世），能（集作得）造其藩阈（集作阃）者盖（集无盖字）鲜，况堂奥乎？

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气盎于面背，乐易多恕，终日怡悦。立之从先生三十年，未尝见其（一有有字）忿厉之容。接人温然，无贤不肖，皆使之（集无之字）款曲自尽。闻人一善，咨嗟奖劳，惟恐其不笃。人有不及，开导诱掖，惟恐其不至。故虽桀傲不恭，见先生，莫不感悦而化服。风格高迈，不事标饰，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听其言教，则放心邪气不复萌于胸中。

太中公告老而归，家素清窭，僦居洛城。先生以禄养，族大食众，菽粟仅足，而老幼各尽其欢。中外幼孤穷无托者，皆收养之，抚育诲导，期于成人。嫁女娶妇，皆先孤遗而后及己子。食无重肉，衣无兼副。女长过期，至无赀以遣。

先生达于从政，以仁爱为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尝问先生以临民，曰：“使民（集作人）各得输其情（集有又尝二字）。”问御吏，曰：“正己以（集无以字）格物。”虽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训，不敢忘怠（集作忽）。

先生抱经济大器，有开物成务之才，虽不用于时，然至诚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见民疾苦，如在诸己。闻朝廷兴作小失，则忧形颜色。尝论所以致君尧、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动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时命不会如此，美志不行，利泽不施，惜哉！

立之家（集无家字）与先生有累世之旧，先人高爽有奇操（集无此上五字）与先生（集有情字）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数岁，先生兄弟取以归，教养视子侄，卒立其门户。末世俗薄，朋友道衰，闻先生之风，宜有愧耻（集无此上四十三字）。

立之从先生最久，闻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为最（集无此最字）详。先生终，系官朔陲，不得与于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讣悲号，摧裂肝膈（集无此上二十七字）。先生大节高谊，天下莫不闻，至于（集作乎）委曲纤细（集作悉），一言一行，足以垂法来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惧堙没不传，以为门人羞，辄书所知，以备采摭。

沛国朱光庭曰：呜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笔之于书，其后孟轲倡之。轲死而不得其传，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学，以诚为本。仰观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运行，阴阳之变化，所以然者，诚而已。俯察乎地，广博持载，山川之融结，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诚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参合无间，纯亦不已者，其在兹乎！盖诚者天德也。圣人自诚而明，其静也渊停，其动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

先生得圣人之诚者也。自始学至于成德，虽天资颖彻，绝出等夷，然卓然之见，一本于诚。故推而事亲则诚孝，事君则诚忠，友于兄弟则绰绰有裕，信于朋友则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则不愧于（集无于字）屋漏，临政爱民则如保乎（集无乎字）赤子。非得夫圣人之诚，孰能与于斯？才周万物而不自以为高，学际三才而不自以为足，行贯神明而不自以为异，识照古今而不自以为得。至于《六经》之奥义，百家之异说，研穷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虽万变交于前，而烛之不失毫厘，权之不失轻重。凡贫贱、富贵、死生，皆不足以动其心，真可谓大丈夫者（集有与字）。非所得之深，所养之厚，能至于是欤？

呜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岂小补哉？方当圣政日新，贤者汇进，殆将以斯道觉斯民，而天夺之速，可谓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自孟轲以来，千有馀岁，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后传。其补助天地之功，可谓盛矣。虽不得高位以泽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于人，亦已较著，其间见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为不亡矣。

河间邢氏恕曰：先生德性绝人，外和内刚，眉目清峻，语声铿然。恕早从先生之弟学，初见先生于磁州。其气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断义，刚而不犯；其思索（集有微字），妙造精义；其言近，而测之益远。恕盖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谓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先生为澶州幕官，岁馀罢归。恕后过澶州，问村民，莫不称先生，咨嗟叹息。盖先生之从政，其视民如子，忧公如家。其诚心感人，虽为郡僚佐，又止岁馀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称叹其贤。使先生为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

既不用于朝廷，而以奉亲之故，禄仕于筦库以为养。居洛几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而（集无而字）必合（集作由）乎规矩准绳。盖直颜氏之流，黄宪、刘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实别都，乃士人之区薮。在仕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闾里士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劝义；行李之往来过洛者，苟知名有识，必造其门，虚而往，实而归，莫不心醉敛衽而诚服。于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

今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同听断，凡（集无凡字）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复起司马公君实以为门下侍郎，用吕公晦叔为尚书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执政日须其来，将大（集作白）用之。讣至京师，诸公人人叹嗟，为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诸生闻之，莫不相吊，以为哲人云亡也。

呜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国十有七年。今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闼，天下固已晏然。方大讲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矫枉，资人材以成治功之时，如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内外，用之无不宜。盖其所知，上极尧、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远纤悉，上下与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时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识之。至于兴造礼乐，制度文为，下至行师用兵，战阵之法，无所不讲，皆造其极。外之夷狄情状，山川道路之险易，边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带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决文法簿书，又皆精密详练。若先生可谓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试其万一，又不究于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恸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为人，清明端洁，内直外方。其学，本于诚意正心，以圣贤之道可以必至，勇于力行，不为空文。其在朝廷，与道行止，主于忠信，不崇虚名。其为政，视民如子，惨怛教爱，出于至诚，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赖之如父母，去久（集无久字）而思之不忘。先生尝言，县之政可达于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

先生以亲老，求为闲官，居洛阳殆十馀（集无馀字）年，与弟伊川先生讲学于家，化行乡党。家贫，疏食或不继，而事亲务养其志，赒赡族人必尽其力。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先生于经，不务解析为枝词，要其用在己而明于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学也。”盖自孟子没而《中庸》之学不传，后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于末，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先生以独智自得，去圣人千有馀岁，发其关键，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尽事物之变。故其貌肃而气和，志定而言厉，望之可畏，即之可亲，叩之者无穷，从容以应之，其出愈新，真学者之师也。成就人才，于时为多。虽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处为时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为且大用。及闻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闾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时不幸也，其命矣夫！

建安游酢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经纶之远图，进退之大节，伊川季先生与门人高弟既论其实矣，酢复何言？谨拾其遗事，备采录云。

先生生而有妙质，闻道甚早。年逾冠，明诚夫子张子厚友而师之。子厚少时自喜其才，谓提骑卒数万，可横行匈奴，视叛羌为易与耳，故从之游者，多能道边事。既而得闻先生论议，乃归谢其徒，尽弃其旧学，以从事于道。其视先生虽外兄弟之子，而虚心求益之意，恳恳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犹以书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动”致问。先生为破其疑，使内外动静，道通为一，读其书可考而知也。其后子厚学成德尊，识者谓与孟子比，然犹秘其学，不多为人讲之。其意若曰：“虽复多闻，不务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与之言。先生谓之曰：“道之不明于天下久矣，人善其所习，自谓至足。必欲如孔门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则师资势隔，而先王之道或几乎熄矣。趣今之时，且当随其资而诱之，虽识有暗明，志有浅深，亦各有得焉，而尧、舜之道庶可驯致。”子厚用其言，故关中学者躬行之多，与洛人并。推其所自，先生发之也。

擢为御史，睿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献纳必据经术，事常辨于早而戒于渐。一日，神宗纵言及于辞命。先生曰：“人主之学，唯当务为急，辞命非所先也。”神宗为之动颜。会同天节宫嫔争献奇巧，为天子寿。先生既言于朝，又顾谓执政戒之。执政曰：“宫嫔实为，非上意也，庸何伤？”先生曰：“作淫巧以荡上心，所伤多矣。公之言非是。”执政辞遂屈。是时有同在台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为人。尝语人曰：“他人之贤者，犹可得而议也。乃若伯淳，则如美玉然，反复视之，表里洞彻，莫见疵瑕。”

先生平生与人交，无隐情，虽僮仆必托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尝自澶渊遣奴持金诣京师贸用物，计金之数可当二百千。奴无父母妻子，同列闻之，莫不骇且诮。既而奴持物如期而归，众始叹服。盖诚心发于中，畅于四支，见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类此。

先生少长亲闱，视之如伤，又气象清越，洒然如在尘外，宜不能劳苦。及遇事，则每与贱者同起居饮食，人不堪其难，而先生处之裕如也。尝董役，虽祁寒烈日，不拥裘，不御盖，时所巡行，众莫测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毕事。异时夫伍，中夜多哗，一夫或怖，万夫竞起，奸人乘虚为盗者，不可胜数。先生以师律处之，遂讫去无哗者。及役罢夫散，部伍犹肃整如常。

初至鄠，有监酒税者，以贿播闻，然怙力文身，自号能杀人，众皆惮之，虽监司州将未敢发。先生至，将与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辄为言曰：“外人谓某自盗官钱，新主簿将发之。某势穷，必杀人。”言未讫，先生笑曰：“人之为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禄，讵肯为盗？万一有之，将救死不暇，安能杀人？”其人默不敢言。后亦私偿其所盗，卒以善去。州从事有既孤而遭祖母丧者，身为嫡孙，未果承重。先生为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从之，至今遂为定令，而天下缙绅始习为常。盖先生御小人使不丽于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类此。

先生虽不用，而未尝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确乎如石，胸中之气冲如也。所至，士大夫多弃官从之学，朝见而夕归，饮其和，茹其实，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贫者，以单衣御冬，累年而志不变，身不屈。盖先生之教，要出于为己。而士之游其门者，所学皆心到自得，无求于外，以故甚贫者忘饥寒，已仕者忘爵禄，鲁重者敏，谨细者裕，强者无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齐家，可以治国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无，追咏昔人之糟粕，而身不与焉，及措之事业，则伥然无据而已也。

方朝廷图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识者谓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呜呼！道之行与废，果非人力所能为也，悲夫！哭而为之赞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体欤！天地之化，其太和之运欤！确然高明，万物覆焉，泬然博厚，万物载焉，非以其一欤！阳自此舒，阴自此凝，消息满虚，莫见其形，非以其和欤！夫子之德，其融心涤虑，默契于此欤！不然，何穆穆不已，浑浑无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颂其美欤！嗟乎！孰谓此道未施，此民未觉，而先觉者逝欤！百世之下，有想见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观诸天地之际欤！

呜呼！去圣远矣，斯文丧矣。先王之流风善政，泯没而不可见；明师贤弟子传授之学，断绝而不得闻。以章句训诂为能穷遗经，以仪章度数为能尽儒术。使圣人之道玩于腐儒讽诵之馀，隐于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诸己，则罔然无得；施之于天下，则若不可行；异端争衡，犹不与此。

先生负特立之才，知《大学》之要。博闻强识，躬行力究。察伦明物，极其所止。涣然心释，洞见道体。其造于约也，虽事变之感不一，知应以是心而不穷。虽天下之理至众，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于一也，异端并立而不能移，圣人复起而不与易。其养之成也，和气充浃，见于声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漫也。遇事优为，从容不迫，然诚心恳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宁学圣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宁以一物不被泽为己病，不欲以一时之利为己功。其自信之笃也，吾志可行，不苟洁其去就；吾义所安，虽小官有所不屑。

夫位天地，育万物者，道也；传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坠之文，达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学不卒传，志不卒行，至于此极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犹可道也。其独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圣者，不可得而道也。元丰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门人学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尔。汲郡吕大临书。

（见《伊川先生文集》）

先生名颐，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于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于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识，非礼不动（见《语录》）。年十四、五，与明道同受业于舂陵周茂叔先生（见《哲宗》、《徽宗实录》）。皇祐二年，年十八，上书阙下，劝仁宗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对，面陈所学。不报。间游太学，时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导，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先生所试，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见《文集》）。吕希哲原明与先生邻斋，首以师礼事焉。既而四方之士，从游者日益众（见《吕氏童蒙训》）。举进士。嘉祐四年，廷试报罢，遂不复试。太中公屡当得任子恩，辄推与族人（见《涪陵记善录》）。治平、熙宁间，近臣屡荐，自以为学不足，不愿仕也（见《文集》。又按：《吕申公家传》云：“公判太学，命众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请为太学正。先生固辞，公即命驾过之。”又《杂记》：“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将行，言曰：‘伏见南省进士程颐，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资。嘉祐四年，已与殿试，自后绝意进取，往来太学，诸生愿得以为师。臣方领国子监，亲往敦请，卒不能屈。臣尝与之语，洞明经术，通古今治乱之要，实有经世济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长。使在朝廷，必为国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状》云：“神宗尝使推择人材，先生所荐数十人，以父表弟张载暨弟颐为称首”）。

元丰八年，哲宗嗣位。门下侍郎司马公光、尚书左丞吕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韩公绛，上其行义于朝（见《哲宗》、《徽宗实录》。按：《温公集》与吕申公同荐札子曰：“臣等切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裨益风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时谏官朱光庭又言，颐道德纯备，学问渊博，材质劲正，有中立不倚之风。识虑明彻，至知几其神之妙。言行相顾而无择，仁义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当劝讲，必能辅养圣德，启道天聪，一正君心，为天下福。”又谓“颐究先王之蕴，达当世之务，乃天民之先觉，圣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经筵，足以发扬圣训，兼掌学校，足以丕变斯文。”又论“祖宗时起陈搏、种放，高风素节，闻于天下。揆颐之贤，搏、放未必能过之。颐之道，则有搏、放所不及知者。观其所学，真得圣人之传，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积，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具。乞访问其至言至论，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谓“颐，以言乎道，则贯彻三才而无一毫之或间；以言乎德，则并包众美而无一善之或遗；以言乎学，则博通古今而无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则开物成务而无一理之不总。是以圣人之道，至此而传。况当天子进学之初，若俾真儒得专经席，岂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见《实录》）。先生再辞，寻召赴阙。

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师（王岩叟奏云：“伏见程颐，学极圣人之精微，行至君子之纯粹，早与其兄颢俱以德名显于时。陛下复起颐而用之，颐趣召以来，待诏阙下，四方俊乂莫不翘首向风，以观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处之者当否，而将议焉。则陛下此举，系天下之心。臣愿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礼，择所以处之之方，而使高贤得为陛下尽其用，则所得不独颐一人而已，四海潜光隐德之士，皆将相招而为朝廷出矣”）。除宣德郎，秘书省校书郎。先生辞曰：“神宗时，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见，未敢祗命（王岩叟奏云：“臣伏闻圣恩特除程颐京官，仍与校书郎，足以见陛下优礼高贤，而使天下之人归心于盛德也。然臣区区之诚，尚有以为陛下言者。愿陛下一召见之，试以一言，问为国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观其人。臣以颐抱道养德之日久，而潜神积虑之功深，静而阅天下之义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圣听，此臣所以区区而进颐。然非为颐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见而后命之以官，则颐当之而无愧，陛下与之而不悔，授受之间，两得之矣”）。于是召对。太皇太后面喻，将以为崇政殿说书。先生辞不获，始受西监之命。且上奏，论经筵三事：其一，以上富于春秋，辅养为急，宜选贤德，以备讲官，因使陪侍宿直，陈说道义，所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其二，请上左右内侍宫人，皆选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浅俗之言接于耳目，仍置经筵祗应内臣十人，使伺上在宫中动息，以语讲官，其或小有违失，得以随事规谏。其三，请令讲官坐讲，以养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惧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职？如不可用，愿听其辞（札子三道，见《文集》。又按：《刘忠肃公文集》有章疏论先生辞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论事为非是，盖不知先生出处语默之际，其义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见《实录》）。先生再辞而后受命。

四月，例以暑热罢讲。先生奏言：“辅导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讲官以六参日上殿问起居，因得从容纳诲，以辅上德（见《文集》）。”五月，差同孙觉、顾临及国子监长贰，看详国子监条制（见《实录》）。先生所定，大概以为学校礼义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养之道，请改试为课，有所未至，则学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镌解额，以去利诱，省繁文，以专委任，励行检，以厚风教。及置待宾吏师斋，立观光法，如是者亦数十条（见《文集》。旧《实录》云：“礼部尚书胡宗愈谓先帝聚士以学，教人以经，三舍科条固已精密，宜一切仍旧。因是深诋先生，谓不宜使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为宗社生灵长久之计，惟是辅养上德。而辅养之道，非徒涉书史，览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离正人，乃可以涵养熏陶，成就圣德。今间日一讲，解释数行，为益既少。又自四月罢讲，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谓俟初秋，即令讲官轮日入侍，陈说义理。仍选臣僚家十一、二岁子弟三人，侍上习业。且以迩英迫隘暑热，恐于上体非宜，而讲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悦怿。请自今，一月再讲于崇政殿，然后宰臣、史官入侍，馀日讲于延和殿，则后楹垂帘，而太皇太后时一临之。不惟省察主上进业，其于后德，未必无补。且使讲官欲有所言，易以上达，所系尤大。又讲读官例兼他职，请亦罢之，使得积诚意以感上心。皆不报。

八月，差兼判登闻鼓院。先生引前说，且言入谈道德，出领诉讼，非用人之体，再辞不受（见《文集》。杨时曰：“事道与禄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优其禄，令兼数局，如鼓院、染院之类，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为讲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职，则固辞。盖前日所以不仕者为道也，则今日之仕，须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禄也。然后世道学不明，君子辞受取舍，人鲜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为非，而先生之辞，人亦不以为是也）。

二年，又上疏论延和讲读垂帘事，且乞时召讲官至帘前，问上进学次第。又奏迩英暑热，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宽凉处讲读。给事中顾临以殿上讲读为不可，有旨修展迩英阁。先生复上疏，以为修展迩英，则臣所请遂矣。然祖宗以来，并是殿上坐讲，自仁宗始就迩英，而讲官立侍，盖从一时之便耳，非若临之意也。今临之意，不过以尊君为说，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为是，则误主上知见。臣职当辅导，不得不辨。

先生在经筵，每当进讲，必宿斋预戒，潜思存诚，冀以感动上意（见《文集》）。而其为说，常于文义之外反复推明，归之人主。一日当讲“颜子不改其乐”章。门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将何以为说？及讲，既毕文义，乃复言曰：“陋巷之士，仁义在躬，忘其贫贱。人主崇高，奉养备极，苟不知学，安能不为富贵所移？且颜子，王佐之才也，而箪食瓢饮；季氏，鲁国之蠹也，而富于周公。鲁君用舍如此，非后世之监乎？”闻者叹服（见胡氏《论语详说》），而哲宗亦常首肯之（见《文集》）。不知者或诮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于此尽心竭力，而于何所乎？”上或服药，即日就医官问起居（见《语录》），然入侍之际，容貌极庄。时文潞公以太师平章重事，或侍立终日不懈，上虽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问先生曰：“君之严，视潞公之恭，孰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职辅导，亦不敢不自重也（见《邵氏见闻录》）。”尝闻上在宫中起行漱水，必避蝼蚁。因请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诚恐伤之耳。”先生曰：“愿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则天下幸甚（见《语录》）。一日，讲罢未退，上忽起凭槛，戏折柳枝。先生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上不悦（见马永卿所编《刘谏议语录》。且云：“温公闻之，亦不悦。”或曰：“恐无此事”）。所讲书有“容”字，中人以黄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讲罢，进言曰：“人主之势，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过甚而骄心生尔。此皆近习辈养成之，不可以不戒。请自今旧名、嫌名皆勿复避（见《语录》）。”时神宗之丧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贺。先生言节序变迁，时思方切，请改贺为慰。及除丧，有司又将以开乐致宴。先生又奏请罢宴，曰：“除丧而用吉礼，则因事用乐可矣。今特设宴，是喜之也（见《文集》）。”尝闻后苑以金制水桶，问之，曰：“崇庆宫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则吾不敢不谏。”在职累月，不言禄，吏亦弗致，既而诸公知之，俾户部特给焉。又不为妻求邑封。或问之，先生曰：“某起于草莱，三辞不获而后受命。今日乃为妻求封乎（见《语录》）。”经筵承受张茂则尝招诸讲官啜茶观画。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识画。”竟不往（见《龟山语录》。或云：“恐无此事”）。文潞公尝与吕、范诸公入侍经筵，闻先生讲说。退，相与叹曰：“真侍讲也。”一时人士归其门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顾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雠，与其党类巧为诋谤（见《龟山语录》、《王公系年录》、《吕申公家传》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苏轼奏状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又按：侍御史吕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而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以鄙语戏程颐，众皆大笑。结怨之端，盖自此始。”又《语录》云：“国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馔。子瞻诘之曰：‘正叔不好佛，胡为食素？’先生曰：‘礼，居丧不饮酒，不食肉。忌日，丧之馀也。’子瞻令具肉食，曰：‘为刘氏者左袒。’于是范醇夫辈食素，秦、黄辈食肉。”又鲜于绰《传信录》云：“旧例，行香斋筵，两制以上及台谏官并设蔬馔，然以粗粝，遂轮为食会，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说书程正叔以食肉为非是，议为素食，众多不从。一日，门人范醇夫当排食，遂具蔬馔。内翰苏子瞻因以鄙语戏正叔。正叔门人朱公掞辈衔之，遂立敌矣。是后蔬馔亦不行。”又《语录》云：“时吕申公为相，凡事有疑，必质于伊川。进退人才，二苏疑伊川有力，故极诋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为某官，苏右丞沮止，毁及伊川。宰相苏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颂观过其门者，无不肃也。’”又按：刘谏议《尽言集》亦有异论，刘非苏党，盖不相知耳）。

一日赴讲，会上疮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诣宰臣，问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请问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悦。而谏议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污下憸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间乱，以偿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

八月，差管勾西京国子监（见旧《实录》。又《文仲传》载吕申公之言曰：“文仲为苏轼所诱胁，其论事皆用轼意。”又《吕申公家传》亦载其与吕大防、刘挚、王存同驳文仲所论朱光庭事，语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称，然蠢不晓事，为浮薄辈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为小人所绐，愤郁呕血而死。”按：《旧录》固多妄，然此类亦不为无据，《新录》皆删之，失其实矣。又《范太史家传》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见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颐对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说书，天下之士皆谓得人，实为稀阔之美事。而才及岁馀，即以人言罢之。颐之经术行谊，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著皆与颐相知二十馀年，然后举之。此二人者，非为欺罔以误圣聪也。颐在经筵，切于皇帝陛下进学，故其讲说语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与人相接，不为关防，未习朝廷事体，而言者谓颐大佞大邪，贪黩请求，奔走交结，又谓颐欲以故旧倾大臣，以意气役台谏，其言皆诬罔非实也。盖当时台谏官王岩叟、朱光庭、贾易皆素推服颐之经术，故不知者指以为颐党。陛下慎择经筵之官，如颐之贤，乃足以辅导圣学。至如臣辈，叨备讲职，实非敢望颐也。臣久欲为颐一言，怀之累年，犹豫不果。使颐受诬罔之谤于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无愧也。今臣已乞去职，若复召颐劝讲，必有补于圣明，臣虽终老在外，无所憾矣’”）。先生既就职，再上奏乞归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说书得朝官。今以罪罢，则所授官不当得。”三年，又请，皆不报。乃乞致仕至再，又不报。五年正月，丁太中公忧去官。

七年服除，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王公系年录》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进呈，程颐服除，欲与馆职判检院。帘中以其不靖，令只与西监，遂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初颐在经筵，归其门者甚盛，而苏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蜀党之论。二党道不同，互相非毁，颐竟为蜀党所挤。今又适轼弟辙执政，才进禀，便云：“但恐不肯靖。帘中入其说，故颐不复得召”）。先生再辞，极论儒者进退之道（见《文集》）。而监察御史董敦逸奏，以为有怨望轻躁语。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宫（见《旧录》）。未拜，以疾寻医。

元祐九年，哲宗初亲政，申秘阁西监之命。先生再辞不就（见《文集》）。绍圣间，以党论放归田里。

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编管（见《实录》）。门人谢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孙与刑恕之为尔。”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责，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见《语录》）？元符二年正月，《易传》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峡州。四月，以赦复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见《曲阜集》），还洛（《记善录》云：“先生归自涪州，气貌容色髭发，皆胜平昔”）。十月，复通直郎，权判西京国子监。先生既受命，即谒告，欲迁延为寻医计，既而供职。门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则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盖已决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后唯吾所欲尔（见《文集》、《语录》。又刘忠肃公家《私记》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建中靖国二年五月，追所复官，依旧致仕（前此未尝致仕，而云依旧致仕，疑西监供职不久，即尝致仕也。未详）。

崇宁二年四月，言者论其本因奸党论荐得官，虽尝明正罪罚，而叙复过优（已追所复官，又云叙复过优，亦未详）。今复著书，非毁朝政。于是有旨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语录》云：“范致虚言程某以邪说诐行，惑乱众听，而尹焞、张绎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体究，尽逐学徒，复隶党籍”）。先生于是迁居龙门之南，止四方学者曰：“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见《语录》）。”

五年，复宣义郎，致仕（见《实录》）。时《易传》成书已久，学者莫得传授，或以为请。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耳。”其后寝疾，始以授尹焞、张绎（尹焞曰：“先生践履尽《易》，其作《传》只是因而写成，熟读详味，即可见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者，观此足矣。《语录》之类，出于学者所记，所见有浅深，故所记有工拙，盖未能无失也。”见《语录》）。

大观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见《实录》）。于疾革，门人进曰：“先生平日所学，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视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寝门而先生没（见《语录》。一作门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党事起，不与先生往来。及卒，亦不致奠”）。

初，明道先生尝谓先生曰：“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人材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见《语录》。侯仲良曰：“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州，逾月而归，告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杨中立来见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顾曰：“二子犹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则门外雪深尺馀矣。其严厉如此。晚年接学者，乃更平易，盖其学已到至处，但于圣人气象差少从容尔。明道则已从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于元祐间，则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没，昔之门人高弟，多已先亡，无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尝谓张绎曰：“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见《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学，本于至诚，其见于言动事为之间，处中有常，疏通简易，不为矫异，不为狷介，宽猛合宜，庄重有体。或说匍匐以吊丧，诵《孝经》以追荐，皆无此事。衣虽䌷素，冠襟必整，食虽简俭，蔬饭必洁。太中年老，左右致养无违，以家事自任，悉力营办，细事必亲，赡给内外亲族八十馀口。”又曰：“先生于书，无所不读，于事无所不能。”谢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处大事，必不动声色，指顾而集矣。”或曰：“人谓伊川守正则尽，通变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谢子曰：“陕右钱以铁，旧矣，有议更以铜者，已而会所铸子不逾母，谓无利也，遂止之。伊川闻之曰：‘此乃国家之大利也。利多费省，私铸者众，费多利少，盗铸者息。民不敢盗铸，则权归公上，非国家之大利乎？’又有议增解盐之直者。伊川曰：‘价卑则盐易泄，人人得食，无积而不售者，岁入必倍矣。增价则反是。’已而果然。司马公既相，荐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将累人矣。使韩、富当国时，吾犹可以有行也。及司马公大变熙、丰，复祖宗之旧，伊川曰：‘役法当讨论，未可轻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数年纷纷不能定。由是观之，亦可以见其梗概矣”）。

呜呼！利害生于身，礼义根于心。伊此心丧于利害，而礼义以为虚也，故先生踽踽独行斯世（一作于世），而众乃以为迂也。惟尚德者以为卓绝之行，而忠信者以为孚也；立义者以为不可犯，而达权者以为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与道合（一作道会），泯然无际。无欲可以系羁兮，自克者知其难也；不立意以为言兮，知言者识其要也。德𬨎如毛，毛犹有伦；无声无臭，夫何可亲？呜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一作某等不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为病兮，此心终不得而形也。惟泰山（惟，一作维）以为高兮，日月以为明也。春风以为和兮，严霜以为清也。

在昔诸儒，各行其志，或得于数，或观于礼，学者趣之（一作趋之），世济其美。独吾先生，淡乎无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

自某之见（一作某等受教），七年于兹，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亲其临我兮，夫子其成之。欲报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有昔字），见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绘于丹青者有七分之仪。七分之仪，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犹或可推。而今而后，将筑室于伊、雒之滨，望先生之墓，以毕吾此生也（一无吾字）。

呜呼！夫子没而微言绝，则固不可得而闻也（一本上有某等字）。然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与二三子（一本无此五字，有“益当”字），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为未亡也。呜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等之志），不待物而后见。先生之行，不待诔而后征。然而山颓梁坏，何以寄情？凄风一奠，敬祀于庭。百年之恨，并此以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党，无敢送者，故祭文惟张绎、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马至者，视之，邵溥也，乃附名焉。盖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后。又按：《语录》云：先生以《易传》授门人曰：“只说得七分，学者更须自体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语云。）

伏见元祐之初，宰臣司马光、吕公著秉政当国，急于得人，首荐河南处士程颐，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韦布，超居讲筵。自司劝讲，不为辩辞，解释文义，所以积其诚意，感通圣心者，固不可得而闻也。及当官而行，举动必由乎礼；奉身而去，进退必合乎义。其修身行法，规矩准绳，独出诸儒之表，门人高弟，莫获继焉。虽崇、宁间曲加防禁，学者向之，私相传习，不可遏也。其后颐之门人，如杨时、刘安节、许景衡、马伸、吴给等，稍稍进用，于是士大夫争相淬砺。而其间志于利禄者，托其说以自售，学者莫能别其真伪，而河、洛之学几绝矣。

壬子年，臣尝至行阙，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学，近日盛行。臣语之曰：“伊川之学，不绝如线，可谓孤立，而以为盛行，何也﹖岂以其说满门人人传写，耳纳口出，而以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门人妄自标榜，无以屈服士人之心，故众论汹汹，深加诋诮。夫有为伊、洛之学者，皆欲屏绝其徒，而乃上及于伊川，臣窃以为过矣。

夫圣人之道，所以垂训万世，无非《中庸》，非有甚高难行之说，此诚不可易之至论也。然《中庸》之义，不明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其义可思而得。不然，则或谓高明所以处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为二途，而其义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论也。然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也。不然，则或以《六经》、《语》、《孟》之书资口耳，取世资，而甘利禄，愈不得其门而入矣。今欲使学者蹈中庸，师孔、孟，而禁使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不亦误乎？

夫颐之文，于《易》，则因理以明象，而知体用之一源；于《春秋》，则见诸行事，而知圣人之大用；于诸经、《语》、《孟》，则发明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则狂言怪语，淫说鄙论，岂其文也哉？颐之行：其行己接物，则忠诚动于州里；其事亲从兄，则孝弟显于家庭；其辞受取舍，非其道义则一介不以取与诸人，虽禄之千锺，有必不顾也。其馀则亦与人同尔，然则幅巾大袖，高视阔步，岂其行也哉？

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贤，微仲尼，则西山之饿夫、鲁国之黜臣尔。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弟颐，关中有张载。此四人者，皆道学德行名于当世。会王安石当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东国之厄。其道不行，深可惜也。

今雍所著有《皇极经世》书，载有《正蒙》书，颐有《易》、《春秋传》，颢虽未及著述，而门弟子质疑请益答问之语，存于世者甚多，又有书疏铭诗，并行于世，而传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挥，下礼官讨论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号，载在祀典，以见圣世虽当禁暴诛乱、奉词伐罪之时，犹有崇儒重道、尊德乐义之意。仍诏馆阁裒集四人之遗书，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于学者传习。羽翼《六经》，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说者不得乘间而作，而天下之道术定，岂曰小补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