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中华文库

　　问：胡先生当年提倡文学革命提出了八项要点，这八项要点，今天有没有可修正和补充的？（陈纪滢先生）

　　答：我刚从一个演讲会来，不知道怎样应付这个作家们的招待会。我很惭愧，我算是新文艺创作的逃兵，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创作，除了从前尝试了一点白话诗以外，没有敢挑起创作的工作，今天在座的都是创作的作家，所以我很觉惭愧。

　　刚才陈先生问到民国五年至六年间我们最初为文学改革所提出的八项，现在隔了很多时候，连八项细目都记不清了，不过我记得那时很胆小很和平的提议，当时我只说文学改良，还没有敢说文学革命，所提出的八项是对当时文艺状况而言的，其中有几项，恐怕现在可以不用说了。八项中最重要的是“用白话”，有了这一项，另一项的“不用典”，便不成问题，能用道地的，地道的白话，便用不着用“典”。还有一项“无病呻吟”，这在旧文艺新文艺，恐怕都是不容易作具体的批评。后来我在第二次发表文章时，便把八项归纳成一项或二项了。即：“历史的文学见解”，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一点是可以存在的。后来又归纳成十个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消极方面，我们要提倡白话，因为现在是新的时代，是活的时代，在新时代活时代中用死文字不能产生活的文学。我们举例证明我们所提倡的在原则上是不错的，就是在历史上有许多人用白话作诗填词，尤其是小说，因为历史上给我们许多好的例子，使我们的“历史文学观”才能站得住，才能在国内取信于人，使一部分人相信我们的说法，觉得还有道理。积极方面就是十个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就是必须以白话作文学。所谓国语，不是以教育部也不是以国音筹备会所规定的作标准，而是要文学作家放胆的用国语做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文学的国语。后来的文艺都是朝这个方向走的。

　　问：胡先生说：“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文学的国语”，多少年来，在国语的创造过程中，除了以白话写文学作品外，发生了取材来源的问题。有人在旧的诗词歌赋里寻辞藻，有的在活的语言里找材料。请胡先生根据中外文学史上的看法，对国语的取材和生活的语言里找材料应该有些什么要注意，给我们指示，免得暗中瞎摸，走很多冤枉路。（何容先生）

　　答：何先生问的问题很大，我觉得何先生自己已经提出了正确的答案了。从活的语言里找材料，是最正当合理的路；在旧文学里找材料，我认为除了做文学史的研究以外，恐无多大希望！在活的语言里找材料，当初我们提倡国语文学时，在文字上，口说上都说得很清楚，所谓“国语的文学”，我们不注重统一，我们说得很明白：国语的语言——全国语言的来源，是各地的方言，国语是流行最广而已有最早的文学作品。就是说国语有两个标准，一是流行最广的方言，一是从方言里产生了文学。全世界任何国家如欧洲的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的文学革命，开始都是以活的语言而流行最广的国语，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这个方言最好产生文学，作教学的材料。总之国语起源于方言，我是希望国语增加它的内容，增加它的新的辞藻，活的材料，它的来源只有一个，就是方言。拿过去的文学来看，《醒世姻缘》的伟大，就是作者蒲松龄敢用山东土话，所用的并且是山东淄川、章邱的土话，《金瓶梅》（到现在还不知作者是谁）也是用的山东土话，《水浒传》里有许多是中国东北部西北部的方言，《儿女英雄传》《红楼梦》用的更是纯粹的北京话，这也是方言。敢用真正实地的谨严的记录下来的方言，才使这些书成为不朽的名著。所以我不主张注重统一，而要想法子在各地的方言里找活的材料，以增加国语的蓬勃性文学性，不如何先生以为如何？

　　问：胡先生近年来对于新诗戏剧的创作，不知有没有作品？胡先生在台北三军球场公开演讲，听众人山人海，仍有许多人向隅。假使胡先生有新的剧本创作，我们每天可以上演，把胡先生的思想透过文艺，比胡先生自己公开演讲更有意思。

　　美国最近文坛概况请胡先生顺便告诉我们。（王蓝先生）

　　答：王先生提出的两个问题，我恐怕都要缴白卷。新诗，我从前尝试过多少次，近年来，便没有作过。这次离美返国前曾把以前作的新诗，无论在杂志上发表过的或没有发表过的搜集在一块，交与一位朋友看，匆忙中没有带来，将来准备在台湾刊印，这在文坛上绝不会有任何贡献，不过有一点历史的意味。当初做新诗，像开山开路一样，等到路开成了，自己却逃了。拟刊印的诗集，只是一点过去的成绩，印出来以后，还请大家指教。

　　戏剧，我一生就没敢作过，从前写的独幕剧《终身大事》，那是小玩意！王先生的意思，甚为谢谢！等我把几本书写出后，到七十岁八十岁之间，我也许会来尝试尝试戏剧的创作。

　　第二个问题，我要完全缴白卷了，几年来因为世界政治形势的太不安定，我差不多放弃了对于文学的研究。关于美国文坛的情况，《纽约时报》和《论坛报》每周都有一张销行最广的书目表分送，表内所列的新书，一面是属于小说的，一面是非小说的。这两张表所列的新书，小说方面，十部中我顶多看了一二部，非小说的，十部中顶多看三四部。我对于美国文坛还没有做过有系统的考察，诸位有兴趣，我去美后如有时间，当加以研究，随时向国内文艺界作简单的报告，现在只好缴白卷了。

　　问：自从总统提倡读经后，有许多人的看法是：提倡民族文化与提倡近代文化，好像有些冲突，这两者之间，如何求其沟通？（赵友培先生）

　　答：这个问题，应该分开来说：关于读经部分，照我所知道的，总统并没有提倡读经。在座中政府里面有好几位首长，他们可以帮助我说明，或者证明。这个问题，不在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暂且放着。

　　至赵先生讲的后半段，我倒很想讨论下。有许多人说，要白话作得好，古书要读得好。比方胡适之、周作人、鲁迅，他们白话文作得好，都是旧书读得好。这个话是不正确的。有机会，我都尽量驳他。我们这一辈，因为时代的关系，念了许多古书，古文够得上说是读通了。但是我希望将来的作家，不要走这条路，我们因为旧书读多了，作白话文往往不能脱掉旧文学的影响，所以白话文作不好。语言学专家，也是世界语言学泰斗，赵元任先生曾同我说：“适之，你的白话不够白，”这个批评是不错的。《胡适文存》再版序里，我就说过，作过旧文学的人，不能作好新文学，这等于裹了小脚的女人要放脚，无论如何不能恢复他的天然脚，只有添一点棉花，冒充大脚。我们学过文言文，没有办法写好白话文，我常常说，写好的白话文，一定要等我们的儿子们或孙子们了。所以一方面希望我们的政府多多提倡活的文学（白话文），增加活的文学教材，减少死的文学教材，并不要使古文白话并在一块，文白不分，使得后来的小孩子弄不清楚那种是活的语言，那种是死的语言。我当初认为我们的儿子，也许是过渡时间。到了我们的孙子，一定作纯粹的白话文，可是多少年来，政府多少有点错误，教科书里面，夹着死的文学，弄得儿童认识不清楚真正语言的纯粹性，直到今天，白话文的进展，还不能达到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儿子辈，现在已经不能作好的白话文！如积极提倡纯粹的白话文学，将来也许产生好的白话文学。千万不要把脚裹小了再来放脚。我觉得这一点值得大家注意，也是我诚恳的希望。

　　问：胡先生在台大所讲的治学方法，是从自然科学来的。但自然的现象是固定的；人，不是固定的。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人文科学，只能看到一个角度。以《西游记》来说，写唐僧是一个脓包，从这人来看，时代来看，唐僧不是唐玄奘，而是明世宗；猪八戒是严嵩。这种方法，不知道对不对？（李辰冬先生）

　　答：这个问题很大，今天时间不够了，只能作很简单的答复。

　　我觉得研究文学有两种看法。我三十年来作的小说考证的工作，完全是文学史的看法，不是研究文学的看法。研究文学，让给许多作家去作。

　　刚才李先生所讲的方法，危险性很大，求证据很困难。我们中国有名的小说，可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经过长时期的演变下来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封神榜》《隋唐演义》，都是例子。这些小说的来源，都是很简单、很短的故事，慢慢扩充成功伟大的创作。如《水浒传》由简单的故事变成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一百二十四回，《西游记》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唐僧取经的故事，是很简单很短的。现在的《西游记》，是历史演变成的。从历史的演变来看，就是用历史的演变的方法来研究，不加以主观的看法。

　　另一大类，是创作小说。创作小说，产生得很晚。起初都是短篇，《三言两拍》。到了后来，才有长篇的创作，譬如《儒林外史》《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我考证创作小说，也一样的用考证文学史的方法。如《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考证，把他的传记材料搜在一块，认识他的思想和背景，吴敬梓是颜、李学派的信徒，反对八股，反对当时教育制度，考试制度。《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考证，也是一样的，把他的名字找出来。他的父亲是什么人？叔父、祖父是什么人也找出来。《儿女英雄传》初版，作者用一个假的名，假的序。我照样用传记材料来证明《儿女英雄传》是光绪年间一个旗人文康作的。

　　文学史上有两个不同的考证，一个是传记考证，一个是历史的演变。李先生刚才说的对于《西游记》的研究，我很想看看新的材料。不过我觉得《西游记》是历史演变成的东西，我想我们研究文学史，看他如何演变，不必太去深求；太去深求，也许容易走上猜谜的一条路。你说唐僧是写的明世宗，猪八戒写的严嵩，孙悟空、沙和尚又写的谁呢？我们要晓得几百年前南宋时代，唐玄奘取经的故事里面，就有了沙和尚，那时写的是谁呢？历史的看法，“大胆的假设”，包括李先生的方法，但是还得要“小心的求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中国的旧小说分成两大类，一个是演变的，一个是创作的，这一点值得提供文学史研究者的参考。

（本文为1952年12月8日胡适在文艺协会座谈会上的答问，原载1952年12月8、9日台北《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