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 中华文库

自从我作了《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和《今日的中国究竟怎样的改造》两篇文字之后，很惹起了些风波。《先驱》与《社会主义研究》就大打起其笔墨官司来了。我对于东荪、六几……所答复的，有许多不能赞同的地方；并且他们所答复的是真正盲而且聋的答复。对于我所说的，他们一点也没有看，只是再把他们所主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重复说了一遍。对于此种各自东西的辩论，本没有再理他们的必要，不过，有许多的地方他们错认了我的意思，并且我也认为我还有没十分发挥尽致，所以再作这一篇，以求教于中国的热心于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是用以代替私有制度、资本制度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这种新的组织是旧社会中的治者阶级所反对的，我们要实现这个新组织，不能不先打倒旧组织，赶起旧的治者阶级。我们相信旧的社会制度、资本制度，是搭建在武力上边的。我们不是消极的无抵抗主义者。我们相信惟有武力才能打破武力；惟有强权才能打破强权。我们知道现在的政府、军队、报纸、学校……都是旧社会中治者阶级的武器。所以我们主张先要把呻吟的旧社会制度的多数劳动者，赶快武装起来，以他们的强权、武力，来解除旧社会中治者阶级的武装，也就是先要推倒了现在的政府、军队、报纸、学校……再另行建筑劳动者的政府、军队、报纸、学校……以监视旧的治者阶级：这种急进的、全部的、彻底的改造就叫作“革命”。我们相信惟有革命，社会主义才能达到，所以我们看革命为第一义。反对革命，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实现，就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的同志看革命为社会主义的灵魂。

基尔特社会的态度则不然，他们是不主张革命的。六几说：“阶级争斗和祈祷一样，一个个心上都满怀着兄弟样的亲爱，且受此种兄弟样的亲爱的鼓舞。革命是孤注的，……”他们主张求资本家的同情，不用剧烈的革命。这种手段和跪在强盗旁边，求他开点恩少抢一些是一个样子的可笑！这种“叫化式”的阶级争斗，先不必说他可耻不可耻，简直是办不到。现在的治者阶级，是处于优越的地位的，你劝他退让，我想他一定是不肯的。

他们——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是主张部分的，零碎的解决的！东荪说：“他却于政治以外，无论在社会何方面，但求划一部分便操练起来。”此种部分的、零碎的解决，表面上看来，仿佛是又容易，又可以避免革命的损失，其实，不先把政治问题解决了，不把社会上最有力的机关打倒了，一部分的、零碎的操练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最温和的、最初步的工作，当然是传播了，但是，不革命——就是不先作一个全的、彻底的改革——就办不到。“劳动组合”是基尔特社会主义所认为第一步必须办的事情，也就是东荪先生所首先要操练的，但是，不革命则劳动组合恐怕也是不容易办的吧！湖南此次劳工会黄爱、庞人铨之死我以为正可以证明政治势力的伟大，全部改革的必需与革命的万不可缓。我们固然不能怕死而不去做此等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旧社会中提出某一部来操练如何的困难，我们再看看俄国革命以前和以后劳动组合员数目的增加如何的可惊，我们便可以知道革命的重要了。我们不能因为困难而就不作，但是我们要以同一的力量想作较多的事体，自不能不于劳动组合的种种运动达到了某一个程度——可以推倒旧制度的程度——后，先革命起来，以增加我们进行的加速度：这是我们共产主义者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某部操练的理由。

又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说了，我们不反对革命，我们是反对以革命为第一义，所以六几说：“我们第一著必使劳动组合自由组织起来。”我们所说的革命日期自然不是今天，也是需要预备的，所以我们不反对劳动组合！不惟不反对，并且是极其注重的。不过，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制度之下，所以运动劳动组合的态度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态度不同，我们现在的运动劳动组合的一部分的目的是预备作为革命的一种武器，一部分是建设将来新社会一点基础。所以我们的劳动组合是作战机关，是预备作总攻击的机关。我们的劳动组合是时时不忘革命时时想推倒现社会制度，以使他自身作一个长足的进步的。我们的劳动组合是不安于现在的制度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则不然，他们主张“管理蚕食”。他们的劳动组合是安于现社会的。他们的劳动组合是想在现社会上一点一点的求管理权的。我们的劳动组合是革命的劳动组合。我们所反对的是此种蚕食的劳动组合。

中国与西洋的情形是绝对不相同的。在西洋尤其是英国……所需要的是如何可以使劳动者得着了管理权，如何可以使劳动者代替资本家。中国则不同了。中国的病是布遍全身的。中国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只不是劳动者得管理权的问题，一切政治、经济，内部、外部，上层、下层，生产、分配……无一不需改革。管理蚕食的劳动组合，为获得管理权的罢工是不够用的。先不必说管理蚕食的劳动组合，为获得管理权的罢工的可以得到管理权与否，就说是可以得了，我们要知道中国的需要不是只在劳动者的管理，所以我们的劳动运动要使他成一个作战的武器，用他的武力以打破现社会制度，以谋全部分的改革：这是我们提倡革命的劳动组合的态度。

劳动组合固然是新社会的基础，但是在现在的中国情形，则不能视劳动组合为唯一的要务。中国的工场劳动者非常之少。中国将来的革命事业的任务不像西洋完全设在劳动者的肩上一样。中国的革命事业一定要分担在劳动者、有良心的学者、学生、兵士、失业者、穷困阶级……的身上，我们的任务是革命后如何把一切的军士、失业者、穷困者……变成工场劳动者使他们执掌政权，所以我们与其说是作劳动组合运动还不如说是作革命运动。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在中国大喊而特喊其“劳动组合第一义”真是不问中国社会状况如何的盲而且聋的主义者了。

总之：我们现在的工作，无论是组合劳动也罢，运动军队也罢，宣传学生也罢，罢工也罢，暴动也罢，暗杀也罢……他的目的都是为打破现社会制度的，也就是为革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不主张革命，我要问他们：仍然使现在的军阀、政客……来执掌一切，所有改造的事情，能不能以实现？

我们因为政治势力的伟大，所以主张实现社会主义要先解决政治问题。有人就说我们是忘了下层的改造，是偏重于政治的改造。其实不然。我们是说政治的权力是现在社会中最有势力的一个。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非先夺了治者阶级的武器以除去障碍，再运用这个武器以增加前进的速度不可。譬之上山，我们先要拔了荆棘，开出一条大道来；再把这个荆棘竖立在道旁，作为我们的一个屏壁，然后我们才能以开步走，达到我们的目的。下层运动，我们不惟不反对，并且认为是极其重要的。不过我们所主张的不是单纯的，忘了上层的下层运动。忘了上层的下层运动是足践荆棘的上山者，结果恐怕是要被荆棘刺的体无完肤。成功与否固不可定，即或成功也未免太走迂路了。我所举的白话文一例是证明社会上发动的事情，经了政府的帮助，前进的越发加快。东荪先生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一切事情都应当由政府发动，未免太冤枉死我了。况且东荪也说：“凡社会自己在那里活动而政府从旁援助没有不是事半功倍的。”东荪既然知道有政府的援助可以事半功倍，而又不主张先得了政权，我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难道东荪先生以为现在督军、巡阅使的政府可以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援助者吗？

政治是立在经济的基础上的，我们承认。我并不是说，一经革命之后，共产党有了政权的社会便是共产主义的社会。我们以为革命不过是据了向共产主义之路上的荆棘罢了，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还要再向前走才行。

现在的俄国，我们也不承认他就是共产主义的国家，我们只承认他已经向共产主义猛进就是了。我们以为解决了政治问题之后，再振工业办学校，使劳动者的知识增加了，经济的条件满足了，才能以达到真正的共产主义的社会。我们何尝偏重政治？我们何尝忘了经济？

我们再听的一句，就是“从经济的势力到政治势力”。这话在中国也是要研究的。中国与英国不同。英国的国家中已经充满了大工场。社会上阶级已经分成单简的资本家与劳动者二种，所以在英国如若使劳动者先有了经济的势力，或者还可以再得着政治的势力。在中国则不然。中国大部分是手工业及农业。他们不和工场劳动者一样，他们怎样能得到经济上的势力呢？中国的病不只是劳动者的没有管理权——经济的势力，所以由经济的势力到政治的势力，在中国无从说起。中国的病是土匪式的军阀的压制病与外国资本家经济的侵掠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侵掠病，也就是“贫乏”与“混乱”二病。混乱病是需要政治为势力的改造。贫乏病，一方面需要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需要与全世界劳动联合起来的政治活动的。外国的资本家的政治势力固然是立在经济的劳力上边，但此二者是平行的。由历史上看来，他们是先有政治的势力，后有经济的势力，后来是又以经济的势力促进政治的势力，同时有了政治的势力，他们的经济势力也是越发的巩固。我们要打破他们的势力，无论是经济的势力〔还〕是政治的势力，都另取一个方式，不能报照英国，使劳动先有了管理权——经济的势力——然后谈到政治势力的，因为中国受资本家的榨取是单纯的榨取，没有工作，失业的榨取。中国要打破外国资本家，一定先要解决了国内的政治问题。共产党有了政治的斧子，没收了现在军阀、财阀……的资本，从新振兴机器的生产，同时与西洋的劳动联合起来，共同推倒外国的资本家才可以的。由此看来，治中国的特殊病么应当用特殊的药品，不能照画需的，以在英国方法，由经济的势力到政治的势力的方法，实行于中国；并且是无从实行的。我们的标语是：“有了政治势力再创造经济的势力。经济的势力有了，共产主义就达了。”

关于政治与经济二者，现在的昏乱者多了。他们误解唯物史观。他们以为社会主义非经资本主义不可。就是现在的提倡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人，骨子里所提倡的实在是资本主义。他们天天的说经济势力，说劳动组合说局部操练，而又不主张革命，则自然是非先行资本主义不可了。所以东荪说“资本主义是不可免的，我们只好听之”。六几说：“社会革命之真意义，是要生产的新方式的树立，使社会上全体建设物发生根本的变化。只要是如此，至于他所用以表现的方式是暴烈，抑是和蔼，都不关重要。”其实，因资本主义违共产主义，固然经济的条件是满足了，但是政治的条件不容易满足，所以在西洋社会革命是较中国有特殊的困难处（中国也有中国的难处）。而此经济的条件，也不是非资本主义不能满足的。国家的独占就是不行资本主义而要满足经济条件的一种方法。再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定律是大的压倒小的，中国要想以资本主义未满足经济的条件也是不可能的。

我说了一个“运动军队”的方法，惹起东荪先生不组党不加入军队的宣言。我恐怕有很多的人对于这一点也有怀疑，所以再多说几句。

东荪说：“我们不组党。不想以党的势力执政柄以支配全国。”东荪所犯的罪是由不完全的特殊者而推到普通的一种论理上的错误。因为现在法律的不好而推到一切法律的都不好，由现在的政府的不好而推到一切政府的不好，由现在的政党的不好而推到一切政党的不好，是同样的不对。现在娼妓式的政党的不好是不错，东荪主张不组织政党是对极的，我很希望东荪先生如此。不过，东荪若说一切的政党都不要组织，因为“中国人先天上有‘恶化’政党的根性”我就不以为然了。我以为，政党也不过是一种改造政治方针相同的人的一种团体的结合就是了。他的不好是分子上的不好，不是制度上的不好。中国人有没有“恶化”政党的根性，我是外行，不能知道。如若中国人真是如此，那是中国有“恶化”团体行动的根性，那末，中国就不必有团体的活动了。东荪先生也不必组织今人会了。一个人回家好了。

东荪又说：“我们不与任何军队发生关系，不问是感化或是利用……我们可以斩钉截铁的说一句话，就是中国的军队绝对不能用于有益于社会的方面——除了消灭他们。”中国最坏的人不是兵。兵固然是可恨了，但是他们的罪恶纯粹是由于环境与智识。就以现在的兵而论我以为比那寡廉鲜耻、利己、滑头、欺诈……的政客们还强的多。兵也是现在经济制度下压迫出来的失业者。他们就是变相的“劳动军”他们就是“无产阶级”。因为他们的脑筋简单，他们对于现社会所流行的滑头、自私病染的还少一点。我们要是真肯和他们相接近，感化他们，他们是很有希望的。在此地，我要申明的就是绝不要再蹈了辛亥的覆辙。我们一方面感化军队以抵御反抗者，一方面强行军队的劳动化，以使他们成为生产者。我以为补救中国的军队，只有这个方法。东荪先生说，除非消灭了他们，我不知道东荪如何消灭他们？惟有有枪的才能压服有枪者。要消灭了军队，仍然是需动立军队的。

社会是连续的。社会是不能粘土式的，可以抱他随我们的意思来控什么样子，就成为什么样子的。英雄不能造时势。英雄只能看明了时势而与以若干的权力就是了。所以我对于未来的社会状况如何，只是预测而不敢肯定。我们只有用我们看明了现在社会的病症，用想出来可以实行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实行下去。我们看方法是很重要的。没有方法的社会主义就是玄想的社会主义，一点也没有用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则不然，他们以为要先立定了目的再想方法去达到，他们是不重方法的。六几说：“他们所着重的，在目的，在社会改造根本原理，在他们眼光中，方法却微乎其微。……诚以手段随敌而异。”所以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天天的横写他们所玄想的社会，而不去想方法。其实，社会是不容如此的。社会是连续的。我们只有第一步而没有第二、第三……步。

我们听够了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一句话就是：“各地有各地不同的情形，各时有各时的不同状况，不能预定。”各地有各地的情形，各时有各时的状况，所以英国人、古代人的方法不能用之于中国，但是现在的中国人想改造中国现在的社会，可以不想一个具体的方法吗？

现在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已经承认他们以前所说的管理蚕食……是英国的方法而不是中国的方法了，但是又创造出来一个“农民基尔特”的新方法。此种方法，我看也不是一种有用的方法。农民是保守的，我不知道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是不是想变更现在的制度、现在的生产方法。如若要想更变，则只恃农民是不中用的。如若不想变更，则又何用你们来谈改造呢？总之：社会不能完全随人意以变更的。我们要看好了中国现社会的病症，用可能的方法一步一步的作去，不能把英国人造好了的玄想强拉到中国以来使中国社会与之相合。

“自由”是两个好字，用他的时候可是要加以斟酌。我们爱自由，我们视自由为神圣。但是因为我们爱自由，因为我视自由为神圣的缘故，所以才不能把自由轻易的给与了治者阶级、资本家军阀……所以我们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防有产阶级的死灰复燃，我们不能不剥夺他们的政权，剥夺他们的出版、集会……的种种反革命的自由，强迫他们工作，强迫服从劳动者的管理。所以布哈林说：

共产党并不但不给“与国为仇”的有产阶级以各种自由（言论出版、集会……），而且常常去禁止有产阶级的出版，解散国贼们的集会，不准他们造谣、诬捏，以引起恐慌。压制他们所有恢复权力的行动。无产阶级的专政，确就包含了以上种种权的行使。可以谈到报纸，我们先要问这报是有产阶级的呢，还是劳动者的呢？……

劳动革命……不能容反对革命党有结社、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因为他们固守他们的政治信条，而等待时机以攻击劳农。

至于无产阶专政的必要，列宁尤其说的明白：

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底过渡期间内，独裁政治底必要，实有两种重大的理由，这是不难知道的。第一，对于那班剥削者底反抗，若没有峻严的压制，就不能征服并破坏资本主义。因为那班剥削者的资本家底财富和他们在组织上，智识上底优点，不能即时递夺，所以他们在这个长时间内，总想图谋推倒这可恶的（在他们看来）贫民底权威。第二，一切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纵使没有对外战争，但没有对内战争，是不能想象的；无数千万的人由一方面到他方面的犹豫和去就，以及最大的不安，不定，和混乱底状态，总是难免的。旧秩序下腐败的分子，必居多数，而且和小资本阶级关系狠切（因为每个战争和恐慌底牺牲者，都是资本阶级），在这个变化中间，他们当然要打内商量的。于是这些腐败的分子，除了犯罪、奸猾、贿赂和投机等事以外，就没有别的表现。要免除这种事情，只有用时间和铁腕。

但是革命后到了一些时期，有产阶级的固有势力完全没有了，并且他都安于工作了，那时社会上的人都是无产阶级，也就人人都专政了。还有什么专政之可言呢？所以布哈林又说：

劳工手里统治国家的权力就是一把斧子，拿他可以抵抗资本家。在一个共产制度里边，没有有产阶级的存在，没有阶级的区别，没有国内国外的危险，到那时候，这斧子就当没有了。

在中国一般人都习为滑头、欺诈、游情……尤其非用此种“铁的管理”不可。我想，在革命初起之后，一般的军阀、财阀、政客、绅士、自利的智识阶级……一定用他智识上、财力上、外援上的优越群起反抗新组织。一般自私的人、欺诈的人、土匪……一定要乘机掠夺。游情者、旧日的治者……一定不肯工作。在这个一时的纷乱之下，非用一种铁腕不可。

基尔特社会主义，他们是反对此种专政的。他们迷信普遍的自由。他们不知道，要有普遍的自由，非先剥夺阻碍自由的一部分人的自由不可，这一点不必和他们多说。我想，如若他们真想改造社会，遇著这种情形，他们也自能觉出专政的必要来的。

无产阶级专政是压服有产阶级的一种手段，是强制有产阶级的一种手段，也就是消灭阶级的一种手段：这一层，由上边很可以看出来的。六几说：“社会所以出马，并不是要使无产阶级管其他阶级而是把阶级这个东西根本废掉呢。”我要问一问六几所谓其它阶级者到底是什么阶级？无产阶级？有产阶级？如是，有产阶级，不管理他们，不镇服他们，他们能以老老实实的不行反革命吗？

基尔特社会主义又攻击共产主义者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少数的消费者的专政，所以六几说：“社会自身不能支配人，支配人的自然是他所容许专权的人，这个专权的人就是消费者……”专政的人们既是社会所允许的人，则他们的专政自然是没有不当的了。至于说是消费者的专政，则我有点意见：我以为在社会革命之后的共产主义初期社会中，不一定非手拿铁锤的，才能叫作劳动者。一切作有益于社会的工作的人都可以叫作劳动者。如此看来，在劳动者的国家中掌政权的人，他们既然是选自劳动者，他们又是为劳动者来作事的，我想也不能以消费者看他们。要是说：“纵使管理国家事务的人们他的本身是无产者……但他一变管理了国家的事务，马上就失他本来身份……一变而为消费者了。”我不知道，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理想国家中的执掌政权的人是不是上午要入工场，下午要入国务院呢？如是如此，我恐怕在社会革命后的初期，社会主义者又要没收财产又要监视反革命者，又要……一切政治的活动多的很咧，恐怕不是两重人格的人所作得到的吧！我们再退一步说，我们就承认劳动者的国家中的执政者是消费者，我以为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再告诉你们我们不惟主张消费者专政，并且我们还主张少数人专政呢！我想，朋友们听了这话之后，一定要大惊失色。你先不要着急，听我慢慢的告诉你。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一定是全无产阶级专政。以中国而论，一般无产阶级如此的愚，尤其不能是全无产阶级的专政。

如若要全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张勋、康有为……执政权最为适宜。现在社会上的人民程度是曲线的。群众是盲目的。如若使全体人民都专政，恐怕惟有复古，退化之一途。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也不过是“无产阶级中的知识阶级”、“知识阶级的无产阶级”的专政罢了。如若基尔特社会主义不主张复辟，恐怕此种现象是当然的，也是必然的。再进一步说，我以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不惟是少数人的专政，并且这专政的少数人也是要服一二个人的意志才好。惟有这样，一致的人们的执政才是有力的专政，才是可以前进的专政。有人说了：“这一二个人要是怀私心怎们样？”这一层是不可能的，其详见C.T先生在《共产党月刊》上所作的《我们怎样干社会革命》之中不多说了。

这种专政自表面上看来，和以前的“君主专制”是差不多的。其实不然。（1）君主专制的专政是为专制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为自由而专政，根本上是不同的。所以在劳动者的国家中，少数者的专政是不得已的，并且时时的希望劳动者能有政治上的活动。专政的程度是日渐其减的。（2）无产阶级专政中的所谓一二个人者，他们有无产党、无产阶级监督。（3）无产专政的劳动者的国家中，是有劳农会一种武器的。这种劳农会是和劳动者相密接的。劳动者有了这个武器是不怕那一二人的专政的。

我们已经知道，要解放人类全体，惟有先解放无产阶级，惟有使全人类都工作，都变成无产阶级，所以我们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示，就在乎他的武器——劳农会。这个劳农会是一切权力的中心。他的权力是所有的劳动组合、工厂委员会、海陆军人的组合……造成的。有产阶级是不能加入劳农会中的，除非他们也工作，也变成了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国家的政治组织的特色就在乎此。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则不然，他们的政治组织、国家，是代表消费者的。消费者不一定都是劳动者，于是有产阶级也就有了政权了。有产阶级一有政权，则无产阶级一定是失败。因为有产阶级的手中，有各种机关、报纸、杂志；有多量的金钱，可以行使贿赂；还有无数的走狗替他们助威来恫哧胆小的奴隶；他们在知识上、经验上……都是占优越位置的；所以权力容易到他们的手中。在表面上看来，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都有政权的，其实，政权一定还是落在有产阶级手中。所以我们说“基尔特社会主义……把压制生产劳动的国家政权、法庭、海陆军、警察，完全交给资本阶级了。”但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说：“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天下没有阶级的互分，似乎找不到资本家……”我要问他们：阶级的互分是一天两天能以去掉的吗？在社会革命后的国家中，有产阶级的势力仍是潜伏的，仍是想机会而谋复辟的。他们的地位较之无产阶级仍是优越的。如若仍与以同等的机会，我想他们一定是能以战胜无产阶级的。

在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中，我们所不敢赞成的，就是政治与经济的二重组织。我们固然看政权是有力量的，但是我们看经济尤其重要，因为政治是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是用以扶助经济的发展的。共产主义的国家也不过是作没收财产、监视反革命、强迫游惰者工作……之用就是了。阶级的区分没有了，用不着什么没收、监视、强迫……了，国家自然也就没有了。现在政府所作的事情，虽不能完全没有了，但总可以用他种社会的活动来代替他，无需乎国家与政府。六几说：“……当阶级区别废除以后，……因为经济的组织不适宜于成就社会上的某种事物，而政治组织都适宜于社会上某种的缘故，又因为社会上各种机关未必能和人们所表现的意志相等的缘故……国家还是必要。”我要问一问六几：所谓社会上的某种事物是什么事物？此种事物可不可以由社会上某种组织以代替之？譬如军队，可不可以民团代之？教育可不可以由社会上公办？为什么非要国家不可？我以为在很远的将来，经济组织一定日渐其大，政治组织一定日渐其缩，一切意志不相等的原因，多半是偏于经济，这一点小事更无需乎国家！

由以上看来，我们是以经济为主，以政治为经济之辅，所以我们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并重是不敢赞成的。

工场越大，生产越进步。美国的托拉斯，一方面固然作了罪恶，一方面对于生产可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中国的需要不只是把管理权由资本家移之于劳动者就完了，并且还需要高度的生产，此高度的生产的造成非要大规模的生产不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他们不主张大规模生产。他们竟以中国的手工业的小规模生产为不必改变。他们不知道，社会主义是立于大规模的生产上的。我们以为社会主义的最要之点在乎生产工具公有。此种公有非大规模的生产一定不能办到。手工业的家庭生产，我不知如何的使工具公有？

怎样才能达到大规模的生产呢？我们的答案是“管理集中”。管理集中有几种好处：

现代的生产已经达于最复杂的地位了。如若煤矿工人交的出煤少了，一切工场和铁道就要停止；如果没了石脑油，汽船就不能开行了；汽船不能开行，运棉花的就没有了，纺织场只好停工。所以非要管理集中，才能以有明了的统计与计划，钢铁场才能以使煤矿的煤，煤矿才可以使铁器场的铁器，彼此互相抵销，节省许多麻烦，并且惟有管理集中才能以确知全国生产实状；才能使生产，分配得其调剂，才能以一定的计划来工作，给各劳动者以适当的地位；才能不至有一点材料上、人力上的不适与浪费；才能以防止各工场间的竞争……

管理集中的必要是说了，但是集中到什么地方去呢？此种任务自不能不归之于劳动者已经获得的国家手中了。况且，在社会革命之后，一切没收资本，没收私藏燃料、原料，防止欺骗与投机，防止工具的毁坏，强迫罢工者、怠业者的尽力工作……的事业，都是要使政治侵入经济范围的。所以国家的管理生产是当然的也是必然的。有人怕国家的权力太大了。我以为不要紧。共产主义的国家是以劳动者为基础的。国家是与劳动者息息相通的。劳动者是参与于种种建设事宜的。我们再看一看俄国的现在经济组织更可以明白了：管理计划全俄经济的最高机关自然是“国民最高经济议会”了。此议会由六十九人组成。三十人选自产业组合；十九人选自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人选自地方经济会议；七人选自人民委员会；二人选自消费组合。除一小部外，绝对多数皆直接间接选自劳动者。所以与其说是国家无宁说是劳动者管理。 

统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误点：（一）只谈了将来，忘了现在，就是远视眼。（二）不敢有大破坏急剧改造，就是庸懦性。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其实反是延长资本主义底生命，这一点，我是深为基尔特社会主义惜的。

社会主义者不是说的，是要作的，所以关于理论上，我对于他们也不十分穷追，不过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既视劳动组合为第一义，我很希望他们在这第一义上实地的去用一番工夫。

（《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