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湖州后的感想 中华文库

我这一次忽然搬到湖州，许多人都以为必定是有什么大不高兴的事，所以跑到乡下去做隐君子。其实，这些都是随便揣测的。我想到湖州住些日子是很早就有这个意思的。不过这次搬到湖州来的意思和从前有些不同罢了。

湖州本来是我的原籍，我的那一位三姐，他是生长在湖州的。我第一次到湖州，是做新姑爷的时候。那一次虽然不到两星期，却是许多欢迎新姑爷的亲戚们已经把湖州附近几处有名的山水介绍给我了。后来不到多少日子，因为《天铎报》的笔祸事件——那时候的南京总督是张人骏，上海道台姓刘，因为我攻击他们太多了，所以他们大不高兴，一定要赶我出上海——我避地长崎。过了两个星期，再回到上海来。我的三姐也不在上海，新闻记者的生活也做不成功，只好到湖州来住在丈母家里。那时候正是梅雨时节，加上精神的苦闷，实在难受得很。记起从前游过的云巢山很好，便搬了两书箱书到那里去住。我最欢喜的，从离江岸数十百步的地方起，直到山麓带的竹林松径，清幽深邃得了不得。山上的泉水，更非常清冽。我住的三间小厅，虽是很湫隘，却是一个人静静的蜷伏在里面读书，也就不嫌其小。早晚的时候，走到山门外石块松根上面坐坐，听听松风泉响，虫韵鸟歌，觉得一个人的精神十分舒畅。每天午后两三点钟，山上的道士们都一齐奏乐诵经。他们歌诵的韵律，比苏州的昆曲还要幽长。只是沉寂的气分太多，一听就要令人沉沉地睡去。我也很爱他，把他当为很巧妙的催眠剂。这时候有一位老道士，姓陈名醒三，有七十多岁的人了。这个人很忠厚老诚，中国的书还读过一些，字也写得干干净净的。他本是地方上的一个乡绅，因为岁数大了，讨厌家里麻烦，所以到山上做道士，其实就是养老。常常来和我谈天，陪我游山的就是这位老先生。原来云巢山的道士，多数都是这一流的人。当此造这个所在的原因，恐怕也是如此。与其说他是道士观，还不如说他是湖州绅士阶级的养老院。所以，就这个地方也很可以看出以土地占有为特权基础的社会反映来。

我很欢喜吃荷叶粉蒸肉。当时我住在云巢山上，觉得样样都满足，只是他们荤腥不许进山门，荷叶粉蒸肉是没得吃的。所以，隔十多天又要赶着山里的便船进城一次，到三姐家里去吃荷叶粉蒸肉。有一天我想吃得紧，可是刚巧那一天没有班船，没有法子，只得一个人跑路。除了认得向城里去的方向而外，路是不认识的。走到道场山旁边的一个山头上，竟没有路了。明明看见下面是很好的桑田，很大的道路，却只是没有路下来。山虽不高，却是很峭的。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坐在石崖上趁着势望下滑。不到半分中〔钟〕，竟滑溜溜地滑了下山，不过衣服裤子都染上红色的山土。从道场山脚走出来，还不到道场桥，正碰着一阵大雨，躲是没处躲的，周身的衣服全行湿透。好在不到五分钟，“阵头雨”一过，依旧是晴天大日头。无情雨淋湿了的衣服，又着那有情的太阳给我晒干了。

不久，就有一位没有见过面的雷铁厓先生打电报来邀我到槟榔屿去。接着，就是武汉的革命军起，民国成立，政府北移，国会解散，四省独立，民党失败，袁氏称帝，中华革命党起，护国军兴，袁氏死，南北和，段氏执权，国会再解散，张勋复辟，护法军政府成立，军府改组，内外局面好象水银灯一样翻来覆去，一年数变。却是变来变去，在政治这一个舞台上的背景、脚色、排场、科白、表情，都是差不多。我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搅在这水银灯里滚了八九年，滚得周身的皮肉、骨节都紧张到二十四分。我在这紧张的当中，常常想到从前住在湖州的时候那样很自然很舒散的生活，不禁自己也羡慕起来。我常常想，倘若能够得到一个机会，一定要到湖州去静住若干日子。在道理上，紧张了十多年的皮肉、骨节、神经、细胞、纤维，也应该要让他松懈一松懈，使他得着一个自然的休养的机会。这是我前几年常常想到湖州的意思。

最近这一年来，我离开了政治运动的生活，重新走到言论界上去。一天到晚，看书作文章忙个不了。上海这个地方本是我最恨的地方。从前十多年来，总没有整一年住在上海不出去走动的事情。这一年多来，因为欠债的缘故，竟把身体押了在上海，一步也不能走动。而且这一年多来看的书、作的文字、研究的事情，都是和机器、发动机、电汽力这些紧张的东西有密切的关系。自自然然地，精神的紧张适合着电车、火车、轮船、飞行机那些紧张物的韵律，成加速度的律动，更加利害起来。精神越是紧张，疲劳的程度越是加大，渐渐地疲劳到极点，连律动的能力也就薄弱下去了。在这时候，很感觉长期的努力之后，应该有长期的休息，似乎也不能便说这是偷赖。至于说到休息，在上海这个素来不愿意久住的地方，四面都是高墙、人物的活动都紧张得利害、一点自然的生趣都没有的地方，一定是很不相宜的。要迁地呢，土佐和弘前两个地方的乡下，或者是京都的岚山，这几个地方都是我所欢喜的。可是眼前这个时候跑到日本去，又有些不愿意。中国的风景，我最欢喜的就是平羌峡两岸明媚秀丽的山水。但是现在和乎的四川已经变成一个强盗的四川。平羌峡两岸的风景，一定都被那些可怜而又可恨的“棒二哥”占领了去。“夜发青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两句诗，恐怕要拿来咏强盗队伍从山寨向都市出发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日本和四川这两个可以游息的地方都不能够去。于是苕霅的山水又来勾引我的心魂了。

上述的一层意思，只是消极的想偷间〔闲〕而已。却也不只此，还有一个积极的意思，就是我想把我所想要研究的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及其余预备知识上面必要的科学生物学、物理学、数学，从根底上切实用一点基础的工夫。从前想读还未读了的书以及不想读而非读不可的书，到乡下清净的地方细细的用功读了他。等把这些书读过了，再定以后研究的方针，或是到外国去，或是怎样，再作打算。因为这一年来很感觉到自己学识的浅薄，无论那一个问题，综合及分析都弄不清楚，一研究到关系复杂的地方，便钻不进去了。上一次我做了一篇《劳动问题的发生及其归趣》，一碰到工业和农业的交涉这个问题，就只有缩了两只手，再也不敢往下作。连“发生”的这一半尚且弄不清楚，“归趣”如何，更不敢贸贸然下武断了。又一次，一个学校里要我讲演《社会主义前派别》。这种学术史思想史上的事迹，当然不敢胡乱凑和着瞎说一些，乱人耳目。所以也只好声明不能讲，另外换了一个自己有一点把握的题目敷衍了两点钟。现在我们研究学问，对于科学的原则，一定是应该要忠实要谨严，不可躲闪，不可规避，尤其不可强不知以为，不可知把空想当作事实。中国今天刚刚是近代学术研究的初期，一般青年的人知识欲的发达是很强的。如果我们占在言论界教育界的人，自己不能拿出一个真实的责任心来，不但是自己良心上问不过，事实上也要发生许多不良的影响。所以自去年冬天起，我就立意想暂时离开以言论为主业的生活，专心致志的做两年研究的工夫。把自己这些杂乱无章的思想加以切实的整理，把自己这些空疏浅薄的知识加以切实的灌输。这一层积极的意思，也是使我决心到湖州来的动因。所以，固然不能到湖州的动机纯是积极的，却也决不完全是消极的。我自己相信，是很多保守的，却是我知识欲要算是有相当的强度。救济我这保守性的知识欲，一天一天只觉得加增，并没觉得减少。所以常常想懒惰，却是常常懒惰不下去。

可是一到湖州之后，在上海的紧张气氛完全消失了。黑沉沉压在我们头上的社会力所构成的低气压，和从四周紧迫我们的自由竞争的社会所构成的氛围气，都散开了。即使觉得有一点，也就稀薄得很。假使要没有由家庭制度所产生出的这一细而且长的子绳束住我的腰，我真许会快乐到登仙了。——也可以平心想一想，在今天这一个低气压压住的社会里，要连这不满足的小而且矮的房子都不能容我住足，或许更生出许多奇离的痛苦也未可知！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构成和继续，除了经济的关系的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今天这个社会的低气压，实在是由这两·个关系构成的，好象没有水分决不会蒸发一样。但是，在这个低气压下面的人，所以免〔勉〕强还可以忍耐住他那不满足的满足，使那个低气压也保持住他的存在，或许也就为此。所以关于这一点，我总是常常忍耐着，我只认为是现代人生存期中的一个必然恶！

湖州的社会，从近代文明史的意义上看来和上海要差一百年。上海这个地方已经快到工业革命的完成期了，湖州还不过将进工业革命初期的时代。上海好象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湖州还是十八世纪中叶的景象。许多工场当中，听说用引擎的只有一两家，大多数都不脱手工业惯习。而且这个地方人口也不算是很稠密。所以一般人的举动都是很和平安详的。就对于时间的观念一点看，已经可以看得出他们决不象上海的人，要争什么一点半点钟，更不象欧洲美洲的人，要争一分两分钟。在他们的意识里，一半天的工夫不算是怎么一回事的。和朋友相约的时候,他们通常是以一天作约会标准。分到上半天下半天，已经要算尊重时间了。而且他们普通所意识的上半天下半天，也并不是用时辰表的正午十二时做标准。他们普通是各自用自己吃中饭的时间做标准的。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看见一班穿长衫的人很少急急忙忙地走路的，普通都是很从容不迫的样子．就是街上看见下苦力的江北人，他们筋肉的紧张也比在上海的差得多。

这几天，我们住的房子正在请工匠修理。木匠师傅、泥水师傅一共有十来个人。我们看见他们工作的条件和态度，已经觉得这是上海的工场工人所梦想不到的了。他们除了工钱少这一点而外，其他的工作条件都不能算是很坏的。就工作时间说，他们每天早上着手做工夫，总在八点钟后，下午散工是五点钟。计算起来，已经只有八点多钟了。这还不算少，他们在工作时间当中要吃四次点心八次烟，这是定例。就算他每次十五分钟，已经三点多钟去了。所以他们实实在在作工的时间，是只有五点多钟（湖州的工场当然不能如此）。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总要算是最少的工作时间。而且他们一面作工，一面尽管可以说说笑笑，又没有常动不息的机器来催促他们。就神经的疲劳上说，真是要比上海的工场工人要舒服许多倍了。

在下雨的时候，我们走到街上去，看见抬轿子的人人手里打着一把雨伞。这个现象也是写出这个社会里的人从容不迫的景象。还有一件很可注意的事情，就是此刻正是农忙蚕忙的时候，家家的男女都是有必要的工作的。所以城里这些绅士人家，家家都不容易雇男女佣工。

上面所说的，仅仅是我们到湖州来之后自然接触的几件事实，其他一切社会状况我也还没有做过调查工作，当然不能晓得的。

就上面所述的几桩事情看，我们很可以看出几个要点来。第一湖州人这一种从容不迫的精神状态是从那里来的呢？就人生的意义上说，我想这样游刃有余的做一世人，总比急急忙忙的做一世人是要合乎自然的，是要有趣味的。究竟是不是湖州人的修养工夫高过上海人许多呢？湖州的文明程度，不用说是比上海低，湖州人的知识，一定是不如上海人。这是可以很平常的下这一个判断。所以决不容易说湖州人的从容不迫是从修养上得来。即使要说他们是从修养得来，那么我们也还可以问一句话，他们的修养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一定是他们有修养的时间才行的。“并不是以精神决定社会生活，是以社会生活决定精神。”这一个综括的概念，是经济的历史观——就是唯物史观所教训我们的。我们如果相信这一个观察是正确的,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湖州的社会生活，尤其不能不注意到为社会生活基础的生产关系。我们单就湖州工业的生产方面看，虽没有做过切实的调查工夫，却是有三点我们可以感觉得到的。

第一，湖州的生产规模还不脱“定货生产”的惯习，就是应于确定的需要而为供给的生产法。现代资本家生产制特点之一的“盲目的生产”，还没有完全支配着湖州人。

第二，湖州地方劳动的需要和供给还是比较平均的，没有许多资本家来制造劳动预备军。所以，农人的都会集中和劳动市场的自由竞争，这两层都没有十分剧烈。支配工人生活、护持工人幸福的，还是靠着旧日同行的组织和习惯。所以，他们的工作条件一般的都比资本家生产制已经成立了的上海是好得多。

第三，我们看湖州的绅士阶级和上海的绅士阶级，也是完全不同的。湖州的绅士阶级只是由土地的占有这一个单纯的事实形成的。所以维持绅士阶级的要素，主要的只有一个地租。近代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剩余价值，在湖州是没有的。就工场组织看，湖州的工场还是十七八世纪欧洲的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的剩余价值和资本家生产制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是完全不同。他的榨取力和对于社会一般的压迫力，不是很大的。

以上三点，就是我们在很短时间里面于有意无意中得来的观察。生产制是这样,所以自由竞争当然不会完全实现，在商业上也没有趋重投机。这样一个社会，自然使我们这些刚从紧张到二十四分的都市跑出来的人，觉得十分从容，十分安详。我们书楼下面，临着一池碧油油的水，对面对着一湾古城。四面桑田里，桑都呈活泼而浓厚的生趣。城外道场、岘山、云巢连山的翠色，映到我们眼帘里，真是一幅天然的江南风景图。隔壁一家制丝的人家，大小男女六台个人，每天在这池里制丝。他们那种和平而快乐的颜色，和那很熟练的手工，都足以表示他们生活的安定。下午五点钟的时候，他们都收工了。在池边放两把小小的竹椅，女的抱着小孩，男的吃着旱烟，很欢喜的谈今道古。他们谈的历史，无非是《封神》、《西游》一类有影无踪的东西。他们的焦心，也许只是天不下雨鸡不生蛋一类的自然事实。他们所希望的，总是福寿康宁、家给人足。他们的机巧心，一定是很少的。他们得慰安的机会，一定是很多的。就是他们在工作的时候，这样明媚的风光、净洁的空气，已经足以给他们多少的兴奋和转换。比起上海高大洋楼里面一天做十二点、十三四点、甚至十五六点钟工的苦命人来，真是一个是在天堂，一个是在地狱了。

但是，他们这个幸福的生活，渐渐是要被穿起铁甲、踏着风火轮、驾着电光、打着文明旗号的这一个近代机器生产制夺去了。很接近他们的上海繁华，就是上海这一个大试验所里面正在试验的欧洲式文明，勾引着他们那求更大更多的幸福的心理，使他们对于旧日的需要和供给表示异常的不满。这个异常的不满，已经渐渐地紧迫着他们来了。从前第一次表示对旧文明不满的时候，已经把菜油灯改作煤油灯，现在更把煤油灯改作电气灯了。从前非见面不能说话，现在已经用电气送话，而且电话线已经延长到相当的距离了。从前织绸的木机，现在已经改作日本式的铁机了，用引擎或摩托的工场渐渐地加多起来了。从前那样很古雅很朴素的中国式房屋，现在也渐渐地要变成不三不四仓库式厕所式的洋房了。那团绕着菰城市民几百千年来的城墙，从前不晓得经过多少次战守，在近代科学的战术下面，他已经早失了效用。而且以土地为欲求唯一目的的经济组织变易，湖州这样一个地方也不是什么国外国内作战的主要地点。我想他的运命，也没有几年了。旧湖州呵！你的幸福，将要和你的必要渐渐地归于淘汰。新湖州呢，是必然要到来的。但是必然要到来的新湖州，我想是和吃橄榄一样，他的苦味一定是先甘味而来。想吃橄榄的人，既然要望得到他的甘味，那苦昧恐怕是不能避的呢！

我问间〔问〕湖州地方的情形，再考查湖州地方的人事状态，真是令人生出许多的感慨。你看许多旧家，一家一家都现出一个衰败沦落的样子。四周的境遇逼着他们来。他们不知不觉的受这境遇的压迫，将要渐渐地失却他们支配阶级的地位。但是他们自己依旧是没明其妙的。有一两家旧家的子弟里面最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已经沦落到乞丐的队伍中去。其次也仅仅靠着旧日大家族的余力，受一族公共似愿意非愿意的扶持。靠家族主义和土地的剩余价值来维持的绅士阶级，当不住以个人主义自由竞争为基础的现代新与〔兴〕阶级。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的运命。烟囱多一个，旧家不止废一家。批评他们的人总说旧家的子弟失教，就是说世道风俗不好。那些迷信的人总说这是他们的家运不好，或是说是祖坟的地气龙脉走了。唉！可怜呵！

从前日本当维新之后，从前那些插起双刀的武士，一旦把他们占有土地的阶级特权丧失了，真是树倒猢狲散。除了少数做了新官僚的得意元勋而外，一个一个都失了生存的根据。作生意呢，不会打算盘，种田呢，没有田。不到几年工夫，把分得来的一点现金、一点债票弄得精光，变成一种可怜的高贵流氓。“士族商法”这一句话，就是形容维新后一般武士不懂生意经的苦话。社会的支配权，由武士的手里落到武士、町人混合而成的新阶级手里，形成一种新町人阶级，就是近代的资本家阶级。现代这些豪富，在五十年前个个都是见了藩主要跪在泥地上的脚色。今天居然成了日本社会中第一等的高贵人。且看那大仓喜八郎，不过是五十年前的一个穷小贩。今天居然造起藏春阁、美术馆，自己替自己立起铜象。比起那些整天被债鬼迫逼的旧公爵、女儿傲娼妓的旧男爵、流离失所的旧武士，苦乐的相差也就太悬绝了。又岂止“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但是这一个新叮〔町〕人阶级，他们在社会文化上的效能已经用尽，近代式生产法的社会已经完成。从前装饰绅士面孔的那一把剃头刀，快要用来割自己的咽喉。新生产机能这一个橄榄的苦味快要过去，协作共享的甘味也许快要实现了。我们看见湖州地〔的〕社会状况，再想一想由生产组织的变异发生出来的社会潮流，看出他正在脱离家族的协作共享社会，向着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路上走。从社会的生产分配上看，就是正在向着协作而不共享的社会上走。完成的协作共享社会与使用动力使用机器的生产方法相适合的协作共享社会，当然是湖州新旧两种人所一时想不到的了。

我们走到云巢山的纯阳宫里，看见好多位白发苍然的老道士。我们晓得这些老道士都是旧支配阶级中活动期已经过了的前辈先生。这一个道庵的组织也就是为这些人养老而设的。但是我们如果一研究他们的组织，就晓得他们完全是一一个大家族的组织，很尊重系统和行辈的。这些老先生们离开了自己血统的家族，到山里去修养，也是一样把他血统的家族主义移将去。理性和感情都是一样受家族主义支配的。但是这一种由旧支配阶级组织的清净养老院，是否能够离开他们阶级的运命而继续存在呢？你看那纯阳宫旁边所起的两所簇新的别庄，就好象在那里说“大家族主义呵！我不愿受你的束缚！个人主义，你是我的救主！”

纯阳宫里一般老道士寂寞的道歌，和着那低微的音乐，静寂寂送到我们耳鼓里来的时候，已经可以使我们威〔感〕觉现代文明的悲绝惨绝了。

我正在这里冥想的时候，邮局送来一张上海的报纸。上面登着两件引我注意的新闻。一件是自由竞争极致的Exchange开幕，一件是各业工人因为米荒的同盟罢工。唉！我要暂时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