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汉纪/孝元皇帝纪下卷第二十三 中华文库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益三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户十二万为大郡。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立皇子兴为信都王，兴母婕妤为昭仪。闰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冬十有一月，齐、楚地震，大雨雪，深五尺，树折屋坏。魏郡太守京房弃市。房字君明，东郡人也。为郎中，以言灾异屡中。上亲幸房，尝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何人也？”上曰：“君不明也，而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耶，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今何以验之不贤？”上曰：“以其时乱君危而知之。”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二君而非笑之，时任竖刁、易牙、赵高，治政日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悟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悟，安得危亡？”房因免冠顿首曰：“《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示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来，灾异并出，人民饥馑，盗贼不禁，视今为治邪，乱邪？所任者谁与？”房旨谓石显，上亦知之，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也。”是时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房上弟子晓考功者，欲试用之。房荐上弟子姚平、任良，“愿以为刺史，臣得通藉殿中，为奏事，以防拥隔”。石显等进言，用弟子不若师。上欲以房为刺史，显等知刺史当得径奏事，因言为刺史恐太守不与同心，宜以为郡守。房自请岁尽得乘传奏事，上许之。房既拜，上封事曰：“辛酉以来，雾气衰去，太阳清明，臣独欣然，以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阴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犹不得如意。臣出之后，恐为执事者所蔽，身死而功不成。及辛巳，雾气复乘，太阳侵色，此上大夫侵阳之气，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间，必有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房未发，显果白诏止房无乘传奏事。房至新丰，复上奏曰：“臣以六月言《遁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知道，未可谓信道也。今涌水出，道人当逐死，尚复何言！’臣独谓曰：‘陛下于臣尤厚，虽死，臣犹言也。’平又谓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也。昔秦之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而成。故秦之乱也，正先趣之也。’今臣守郡，窃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无使臣塞涌水之灾异，当正先之必死，为姚平所笑。”房至陕，复上封事曰：“乃者丙戌小雾，丁亥雾衰去，然少阴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盛，至壬辰五十分雾气复起。此消息欲正，杂卦之党并力而争，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己丑有还风，尽辛卯，而太阳复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阴用事而太阳为之疑也。臣去稍远，太阳侵夺，愿陛下察焉。”房去月馀，竟征下狱。房妻父张博，淮阳王之舅也。欲为淮阳王求入朝，谓房曰：“淮阳王入朝可以为助。”因使房谓淮阳王求入朝奏章，又房为上道幽、厉之事，出对御史大夫郑弘道之。显告房、张博诽谤朝廷，诖误诸侯，窥导以邪意，漏泄省中语。博腰斩。房弃市，时年四十一。房治《易》，事梁人焦赣。赣为小黄令，以伺候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尝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其说长于灾变，分为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有占验焉。郑弘坐与房言，免光禄勋。匡衡为御史大夫。

三年夏，令三辅都尉及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六月甲辰，丞相韦玄成薨。秋七月，御史大夫匡衡为丞相。戊辰，卫尉李延寿为御史大夫。西域都护甘延寿、陈汤矫制发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羌、胡兵攻郅支单于。冬，斩郅支首，传诣京师。时郅支强暴，东击乌孙，西胁大宛诸国。汉遣使三辈至康居求谷吉等尸，郅支不肯奉诏，而困辱汉使，上书矫慢曰：“康居困危已久，愿归强汉。”于是汤与延寿等谋曰：“郅支单于威名远震，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伏之。如得此三国，北击伊娄，西取安息，南排月支，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郅支分离，所在绝远，无城郭强弩之守，如发兵直诣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以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定。”延寿以为然，欲奏请之。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众所见，事必不从。”会延寿久病，汤独矫制发诸国兵。延寿闻之起，大惊，欲止之。汤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竖子欲沮吾众耶？”延寿遂从，汉胡兵合四万馀人。延寿、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形势兵状。即引兵分为六校尉，其三校尉从南道逾葱领经大宛，其三校尉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经康居。康居万馀骑救之，数奔营，不利，辄却。汉兵遂烧木城，城中人皆入土城。汉兵四面推橹楯，并入土城。单于被创死。得汉使节及谷吉等所赍帛书。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五千馀人。上议其功，丞相匡衡、大夫李延寿及石显皆以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不宜加爵土。”又遣吏讯验汤私盗金事，皆不与汤。故宗正刘向上疏曰：“郅支单于杀汉使吏士以百数，事暴于外国，伤威毁重。陛下赫然欲讨之，意未尝忘。延寿、汤承圣旨，倚神灵，总百蛮之军，揽城郭之兵，出万死之计，入绝域之地，遂陷康居，屠五重城，搴翕侯之旗，斩郅支之首，悬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而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蛮夷率服，稽首来宾，群臣之功，莫有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尹吉甫为宣王诛𤞤狁，而百蛮从之，其《诗》曰：‘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𤞤狁，蛮荆来威。’《易》曰：‘有嘉折首，获非其丑。’今延寿、汤所诛，威振天下，虽《易》之折首，《诗》之雷霆，不能及也。吉甫之归，周厚赐之，其《诗》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况万里之外！齐桓先有匡周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计功补过。近事贰师李广利捐五万之众，糜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廑获骏马四十匹，虽获宛王之首，不足复费，而私罪甚众。孝武以为万里之伐，不录其过，厚加封赏。今康居之国盛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汉使甚于留马。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储，比于贰师，功德相百倍。且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犹皆列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长罗、安远。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上于是赦汤等矫制贪秽小罪，封延寿为义成侯，汤为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延寿为长水校尉，汤为射声校尉。延寿，北地人也。本为羽林士，超逾羽林亭楼，以材力进。汤字子公，山阳人也，家贫无行。初，富平侯张勃举汤为茂才。汤待迁，父死不奔丧，坐下狱。论勃举非其人，削户二百。会勃薨，谥曰谬侯。汤立功西域，世以为张勃知人。初，宣帝时，前将军韩增举冯奉世以为卫候，使持节送大宛诸国客。时莎车王与诸国共杀汉所置莎车王万年，并杀汉使者奚充国。匈奴发兵攻车师不能下。而莎车遣使扬言曰︰“北道诸国已降匈奴矣。”于是攻劫南道，与之盟而背汉，鄯善以西皆绝不通。奉世以莎车日强，其势难制，必危西域。乃矫以节告谕诸国王，各发其兵，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诸国遂平，威振西域。宣帝谓韩增曰：“贺将军举得人也。”议封奉世以为侯。丞相、将军皆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定社稷，专之可也。宜加爵位。”少府萧望之以为“奉使有所指，而擅矫制违命。今封奉世关内侯，后奉使者竞逐利，要功于夷狄，为国家生事，不可长也”。宣帝从望之议。及甘延寿之封也，杜延年子钦上疏追讼奉世前功曰：“比罪则郅支薄，量功则莎车众，用师则奉世寡，制胜则奉世于边境为功多，虑危则延寿于国家为祸深。其违命生事则与奉世同，延寿割地而封，奉世独不见录。臣闻功同赏异则劳臣疑，罪均刑别则百姓惑。愿陛下下有司议之。”上为前世事，不录。荀悦曰：诚其功义足封，追录前可事也。《春秋》之义，毁泉台则恶之，舍中军则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矫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矫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矫小而功大者，赏之可也；功过相敌，如斯而已可也。权其轻重而为之制，宜焉。

四年春正月，以讨郅支单于功告祠郊庙。赦天下。夏六月甲申，中山王竟薨。蓝田地震，山崩，壅灞水。安陵岸崩，壅泾水，泾水逆流。

五年春二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三老、孝弟力田、鳏寡孤独帛。夏六月庚申，复戾后园。壬申晦，日有食之。秋七月庚子，复太上皇寝庙园、原庙、昭灵后、武哀王、卫思后、昭哀后庙园。上寝疾，梦祖宗谴罢郡国庙园，上少弟楚孝王亦梦焉。上召问丞相匡衡，议欲复，衡言不可。衡乃祷高祖、孝文、孝景庙，陈言“礼正咎在臣，衡当受其咎，皇帝宜蒙福祐”。尽祷诸庙。上疾久不平，皆复脩旧祀如故。山阳社中大槐树，吏民伐断之，其夜树自复立故处。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单于请妻汉女以自亲，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字昭君为阏氏。单于上书愿保塞，请罢边备塞。上下有司议，皆以为便。郎中令侯应以为不可许。上诘问状，对曰：“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馀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是苑囿也。至孝武出师征伐，斥夺其地，攘之于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而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砂，匈奴来寇抄，无所藏隐，从塞以南，径深山大谷，往来差难。边境长老言匈奴失阴山后，过之无不哭。如罢备边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单于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辱，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以罢外城，省亭燧，今才足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则，刑罚之禁，愚民犹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设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觎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单于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绝。今罢乘塞，则生慢易忿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其子孙贫困，一旦走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怨苦，欲走者多，自知匈奴中乐，无奈边候急切，何时有走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起塞以来百有馀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谿谷之间，稍稍平之，徒卒筑治，费功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胜虑其始终，欲以一切息徭役，十年之后，百年之内，卒有他变，障塞败坏，亭戍灭绝，当发戍屯治缮，累世之功不可卒就，九也。若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卫，必深德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以亏中国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上乃使车骑将军口喻单于曰：“中国亦有关梁，非徒以备外，亦以防中国之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为制度以专众心。”遂不罢塞焉。皇太子冠。初，定陶恭王有才艺，晓音乐，而太子颇有酒色之失，王皇后无宠。上有意欲立定陶王为太子，数称其才。乐陵侯史丹者，悼皇后之舅，史恭之孙，为侍中，护太子家。于是丹进曰：“所谓才者，敏而好学，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丝竹鼓鼙之间，是则陈惠、李微高于匡衡，可为相国也。”于是上默然而笑。后上疾甚，数问景帝时立胶东王故事，丹泣涕，因以死争之。上亦以太子先帝所爱，卒不易。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寿卒。三月丙寅，太子太傅张谭为御史大夫。癸未，复孝惠寝庙园、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庙园等。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宫。匡衡复奏言︰“前以上体不平，故复诸祀，卒不蒙福。请悉罢。”于是毁太上皇、孝惠、孝景帝庙，罢孝昭太后、昭灵太后、武哀王、昭哀后寝庙园。丞相御史大夫奏石显及其党，皆免官。显徙居故乡济南，忧懑不食，道病死。显之归也，留其器物什数百万，以与故所厚萭章。章不受，曰：“石氏之祸，萭氏反当为福耶！”章者，长安大侠。为京兆尹门下督，尝从至殿中，侍中诸贵人争趋揖章，莫与京兆尹言者。后京兆尹不复从章。章既游侠，亦得显力。及王尊为京兆尹，诛豪桀，乃杀章。荀悦曰：自汉兴以来至于兹，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观也。高祖开建大业，统辟元功，度量规矩不可尚也。时天下初定，庶事草创，故《韶》、《夏》之音未有闻焉。孝文皇帝克己复礼，躬行玄默，遂致升平，而刑罚几措，时称古典。未能悉备制度，玄雅礼乐之风阙焉，故太平之功不兴。孝武皇帝规恢万事之业，安固后嗣之基，内修文学，外耀武威，延天下之士，济济盈朝，兴事创制，无所不施，先王之风，灿然复存矣。然犹好其文不尽其实，发其始不克其终，奢侈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万民疲弊。当此之时，天下骚动，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矣。孝宣皇帝任法审刑，综核名实，听断精明，事业修理，下无隐情，是以功光前世，号为中宗，然不甚用儒术。从谏如流，下善齐肃，宾礼旧老，优容宽直，其仁心文德足以为贤主矣。而佞臣石显用事，隳其大业，明不照奸，决不断恶，岂不惜哉！昔齐桓公任管仲以霸，任竖刁以乱，一人之身，唯所措之。夫万事之情，常立于得失之原，治乱荣辱之机，可不惜哉！杨朱哭多岐，墨翟悲素丝，伤其本同而末殊。孔子曰“远佞人”，《诗》云“取彼谗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显，可以痛心泣血矣，岂不疾之哉！初，宣帝任刑法，元帝谏之，劝以用儒术。宣帝不听，乃叹曰：“乱我家者，必太子也。”故凡世之论政治者，或称教化，或称刑法；或言先教而后刑，或言先刑而后教；或言教化宜详，或曰教化宜简；或曰刑法宜略，或曰刑法宜轻，或曰宜重：皆引为政之一方，未究治体之终始，圣人之大德也。圣人之道，必则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变，是以博而不泥。夫德刑并行，天地常道也。先王之道，上教化而下刑法，右文德而左武功，此其义也。或先教化，或先刑法，所遇然也。拨乱抑强则先刑法，扶弱绥新则先教化，安平之世则刑教并用。大乱无教，大治无刑。乱之无教，势不行也；治之无刑，时不用也。教初必简，刑始必略，则其渐也。教化之隆，莫不兴行然后责备；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后求密。未可以备，谓之虐教；未可以密，谓之峻刑。虐教伤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设必违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陷民于恶也，故谓之伤化；设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于罪也，故谓之害民。莫不兴行，则毫毛之善可得而劝也，然后教备；莫不避罪，则纤芥之恶可得而禁也，然后刑密。故孔子曰：“不严以莅之，则民不禁也。严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是言礼刑之并施也。“吾末如之何”，言教之不行也。“可以胜残去杀矣”，言刑之不用也。《周礼》曰：“治新国，用轻典。”略其初也。《春秋》之义，贬纤芥之恶，备至密也。孔子曰：“行有馀力，则可以学文。”简于始也。“绘事后素”，成有终也。夫通于天人之理，达于变化之数，故能达于道。故圣人则天，贤者法地，考之天道，参之典经，然后用于正矣。

赞曰：《本纪》称“孝元皇帝多才艺，善史书。鼓琴，吹洞箫，自度声曲，分别节度，穷极要妙。少好儒术，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人之风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