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变与国民党 中华文库

　　这次战争与北京政变的结果，必然要完成帝国主义宰制中国的所谓和平会议，已是毫无疑义的。这种和平会议是日美两派帝国主义和直与反直两派军阀势均力敌，互相妥协，以宰制中国国家及四万万人民的成功（如果不是势均力敌，便是一派统一中国，用不着什么和平会议），也是毫无疑义的。所以现在问题是到了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与国民党的身上。中山先生对于军阀而实在是帝国主义在京津之间召集的和平会议采取什么态度呢？这不仅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且是革命本身的生死问题，稍一不愼，即要陷于绝境。

　　中山先生肯亲身去参加他们所号召的和平会议或委员制的政府吗？那末不仅是要上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当，而且无异是向人民宣告自己是与军阀及帝国主义的工具处于同等地位。所以在原则上与策略上，中山先生不仅在消极方面要拒绝参加，而且要在积极方面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宰制中国的阴谋，根本否认帝国主义的工具——祸国殃民应受国民裁判之军阀有召集会议冒称解决国是之权限。

　　或谓联合反直讨曹北伐的事实，中山既已行之于前，现在曹吴倒，反直派起来号召和平会议，中山怎好拒绝参加而不分享其成？我们早已说过，即使反直成功，其结果也完全是军阀与帝国主义的；中山先生现在若上午入北京，我可断定他在革命上的信用下午便要破产；然后再尝一次广州七总裁的味道，结果不仅是终遭军阀的排挤，而且要被帝国主义玩弄奚落，迫到哭笑不能的时候而下台。这样的去分享其成，岂不是自行入瓮。所谓北伐讨曹，本报早已认为根本错误，结果只有徒为军阀与帝国主义摇旗呐喊而丧失自己革命的旗帜与号召。曹吴倒后的北京，又是谁家的天下，这在事实，岂不甚明？在此时若还顾惜北伐政策的错误，再接着错误下去，我想中山先生决不出此。

　　有人说，事情决不如此简单，中山先生既北伐讨曹于前，即使现在已觉其失当，也不得不与反直军阀敷演周旋；以中山之明，亲身去受当是不会的，但派人持条件而赴军阀的和平会议亦未尝不可。不然，国民党徒徒站在外面反对他们的和平会议，岂不是反使人民误信军阀与帝国主义是爱和平，而国民党反不爱和平吗？

　　上面的说话，实际包含两个问题：第一，孙中山应否派代表北去与军阀敷演周旋；第二，国民党是否应有条件的赴军阀和平会议之号召，抑自行在广州召集人民的和平会议，以与军阀及帝国主义的阴谋对抗。

　　第一个问题，我们亦绝对以为不可，其理由有三：（一）派代表与军阀敷演周旋，仍无异是承认军阀及其后面的帝国主义有主宰中国号召人民及革命势力之权威；（二）这样便是成功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预定阴谋；（三）前年中山派四代表驻沪与各势力派接洽和平统一之经验，徒使自己革命的面目蒙混，革命的宣传工作停顿，一言包括，这种举动是损革命以益军阀。

　　第二个问题，在理论上与政策上，国民党现在本应自行在广州召集人民的和平会议，以打破军阀及帝国主义的阴谋，这是十分必要而毫无疑义的。可是在事实上怎样呢？事实上，这个政策是要党的势力已经发展于全国民众中才能做到。吾人于此真不得不太息恨痛于白费气力的军事行动之误党误国！假使改组大会后，国民党能以七分气力用于全国党务及宣传工作之发展，我相信这种人民的和平会议一定召集得成功，国民党在全国政治上与革命上的地位至少也要比现在高十倍。又使最近二月不把全副力量用于毫无意义的北伐，对于军阀战争与必然附随而来的列强阴谋有所准备与宣传，这种人民的和平会议亦有几分成功之可能。可是中山先生这两个月的气力更白费了，所以现在剩下的出路只有两途：一是俯首帖耳恭听北方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号召；一是毅然蹶起号召民众反抗军阀与帝国主义继续宰制中国之阴谋。前一途无论中山先生亲自北去或派代表与之周旋，都是绝境上面又加绝境，损失上面又加损失；后一途虽一时见不到偌大效果，然却是亡羊补牢收之桑榆的必要政策。

　　但是现在右派的态度怎样呢？（一）广州公安局对于北京政变的布告是“和平统一，迎刃而解，西南护法，已底完成”；（二）住在香港的所谓民党揭“推倒曹吴，欢送大元帅北上”的旗帜游街，并燃放爆竹志庆；（三）孙科在奉天语西人云：吴佩孚失败，武力统一之说，自此可息。此后当谋和平统一之策，由自治各省联合成国。又云乃父与奉张同一意思，不久孙、张、段等各省重要人物，当在京津间会商大计。最初当为军政时代，其次为军民两政时代，以养成国人政治之才，最后乃为人民选举议员，实行执政时代。又云中国重要人物之意见，皆以十年来之议院政治为不适用，此后当使各省和平自治，以谋实业、教育、司法上之进步，对外一时不撤消治外法权。此次战事，不但打破武力统一之主张，且将革除非法国会与其所订宪法。中国今日并无政府，亦无国会，无宪法，正可从头做起云云。孙科又谓其父孙文现认惟有军人狄克推多方能解决中国时局，故段祺瑞实为收拾时局之适宜人物，中国革命后采行宪制太早，故与国势不甚适宜云（见念七八两日的《新闻报》）。

　　国民党右派这种态度，实在令人难堪！这次北京的政变与附随而来的所谓和平会议，在觉悟的革命党看来，不仅不能予吾人以丝毫可喜之冲动，而且为两派北洋军阀与两派帝国主义互相妥协联合向中国人民与革命党下最后的制裁之危机；谁知这种危机降临，到还是右派首领向军阀投机向帝国主义放盘的卖买。呜呼！幸亏孙科先生说得出口：“乃父与奉张同一意思”，“惟有军人狄克推多能解决中国时局”，“此后……对外一时不撤废治外法权”！

　　附和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右派，固已不必深责；我们所最惋惜的却是中山先生二十五日嘉勉冯玉祥“戡乱安民，举国属望，此后筹维，须谋根本至计，永奠和平”的通电之失当。替中山主张发这个通电的左右，至少也可说他们对于中山先生的忠实以及对于政治的常识，尚远不如徐树铮之于段祺瑞，因为徐树铮尚看到冯玉祥控制的北京形势，比以前吴佩孚控制的形势没有两样，所以他公然在港宣言段祺瑞不能与冯玉祥合作。

　　既往不咎，我们现在只有希望中山先生趁快发一根本反对军阀与帝国主义合作的和平会议之宣言：一以打断右派在外面招摇放盘的无耻勾当；一以开始代表人民利益反抗宰制四万万人民的阴谋之革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