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溪字义/卷上中华文库

命

命，犹令也，如尊命、台命之类。天无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气到这物便生这物，气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

命一字有二义：有以理言者，有以气言者，其实理不外乎气。盖二气流行，万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个气？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为之枢纽，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尝止息。所谓以理言者，非有离乎气，只是就气上指出个理，不杂乎气而为言耳。如“天命之谓性”，“五十知天命”，“穷理尽性至于命”，此等命字，皆是专指理而言。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予于物者。就元亨利贞之理而言，则谓之天道即此道之流行而赋予于物者而言，则谓之天命。如就气说，却亦有两般：一般说贫富贵贱、夭寿祸福，如所谓“死生有命”与“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气之短长厚薄不齐上论，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谓“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禀气之清浊不齐上论，是说人之智愚贤否。

人物之生，不出乎阴阳之气。本只是一气，分来有阴阳，阴阳又分来为五行。二与五只管分合运行，便有参差不齐，有清有浊，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论，同是一气，但人得气之正，物得气之偏，人得气之通，物得气之塞。且如人形骸，却与天地相应，头圆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极为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合穴在顶心，却向后。日月来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两眼皆在前。海，堿水所归，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为得气之正。如物则禽兽头横，植物头向下，技叶却在上，此皆得气之偏处。人气通明，物气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为万物之灵。物气塞而不通，如火烟郁在里许，所以理义皆不通。

若就人品类论，则上天所赋皆一般，而人随其所值，又各有清浊、厚薄之不齐。如圣人得气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赋质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如尧、舜，既得其至清至粹，为聪明神圣，又得气之清高而禀厚，所以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至于享国皆百余岁，是又得气之最长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合下便生知安行，然天地大气到那时已衰微了，所以夫子禀得不高不厚，止栖栖为一旅人，而所得之气又不甚畏，止仅得中寿七十余岁，不如尧、舜之高。自圣人而下，各有分数。颜子亦清明纯粹，亚于圣人，只缘得气不足，所以夭死。大抵得气之清者不隔蔽，那理义便呈露昭著。如银盏中满贮清水，自透见盏底银花子甚分明，若未尝有水然。贤人得清气多而浊气少，清中微有些查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聪明也易开发。自大贤而下，或清浊相半，或清底少浊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盏底银花子看不见，欲见得须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学，也解变化气质，转昏为明。有一般人，禀气清明，于义理上尽看得出，而行之不笃，不能承载得道理，多杂诡谲去，是又赋质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贮在银盏裹面，亦透底清彻。但泉脉从淤土恶木根中穿过来，味不纯甘，以之煮白米则成赤饭，煎白水则成赤汤，烹茶则酸涩，是有恶味夹杂了。又有一般人，生下来于世味一切简淡，所为甚纯正，但与说到道理处，全发不来，是又赋质纯粹而禀气不清。比如井泉脉味纯甘绝佳，而有泥土浑浊了，终不透莹。如温公恭俭力行，笃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资质，只缘少那至清之气，识见不高明。二程屡将理义发他，一向偏执固滞，更发不上，甚为二程所不满。又有一般人，甚好说道理，只是执拗，自立一家意见，是禀气清中被一条戾气冲拗了。如泉脉出来甚清，却被一条别水横冲破了，及或遭巉岩石头横截冲激，不帖顺去，反成险恶之流。看来人生气禀是有多少般样，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不可以一律齐。毕竟清明纯粹恰好底极为难得，所以圣贤少而愚不肖者多。

若就造化上论，则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贞。此四者就气上论也得，就理上论也得。就气上论，则物之初生处为元，于时为春；物之发达处为亨，于时为夏；物之成遂处为利，于时为秋；物之敛藏处为贞，于时为冬。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则谓之正；自其敛藏者而言，故谓之固。就理上论，则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贞者生理之固。

问：天之所命，固悬大化流行赋予于物，如分付他一般。若就人事上论，则如何是赋予分付处，曰：夭岂［谆谆然命之乎］？亦只是其理如此而已。孟子说天与贤与子处，谓“夫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天与之，人与之。”又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其意发得亦已明白矣。如孟津之上，不期而会者八百国，亦其出于自然而然，非人力所容强，便是天命之至，武王但顺乎天而应乎人尔。然此等事，又是圣人行权底事，惟圣人及大贤以上地位，然后见得明，非常情所及。唐陆宣公谓［人事尽处，是谓天理”，盖到人事已尽地头，赤见骨不容一点人力，便是天之所为。此意旨极精微，陆宣公之学亦识到此。如桎梏死、岩墙死者非正命，是有致而然，乃人所自取而非天。若尽其道而死者为正命，盖到此时所值之吉凶祸福，皆莫之致而至，故可以天命言，而非人力之所取矣。

问：［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朱子注曰：“以理言之谓之天，自人言之谓之命，其实一而已。”此处何以见二者之辩？曰：天与命只一理，就其中却微有分别。为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封此而反之，非人所为便是天。至以吉凶祸福地头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对此而反之，非人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体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谓之天］，是专就天之正面训义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谓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后见。故吉凶祸福自天来，到于人然后为命。乃是于天理中，截断命为一边，而言其指归尔。若只就天一边说，吉凶祸福，未有人受来，如何见得是命？

问：天之所命，果有物在上面安排分付之否？曰：天者，理而已矣。古人凡言天处，大概皆是以理言之。程子曰：［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又曰：［天也者，道也。”论语集注“获罪于天］曰：［天即理也。］易本义：［先天弗违，谓意之所为，默与道契。后天奉天，谓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又尝亲炙文公说：［上帝震怒］也只是其理如此。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名之。观此亦可见矣。故上而苍苍者，天之体也。上天之体以气言，［上天之载］以理言。

问：天之所命则一，而人受去何故如彼之不齐？曰：譬之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其雨则一，而江河受去，其流滔滔，不增不减；溪涧受去，则洪澜暴涨；沟浍受去，则朝盈暮涸。至放沼沚坎窟、盆瓮罂缶、螺杯蚬壳之属受去，或有斗斛之水，或只涓滴之水，或清甘，或污浊，或臭秽。随他所受，多少般样不齐，岂行雨者固为是区别哉？又譬之治一片地而播之菜子，其为播植一也，而有满园中森森成行伍出者，有掷之蹊旁而践蹂不出者，有未出为鸟雀啄者，有方芽为鸡鹅啮者，有稍长而芟去者，有既秀而连根拔者，有长留在园而旋取叶者，有日供常人而羹食者，有为菹于礼豆而荐神明者，有为齑于金盘而献上宾者，有丐子烹诸瓦盆而食者；有脆嫩而摘者，有壮茂而割者，有结实成子而研为齑汁用者，有藏为种子，到明年复生生不穷者。其参差如彼之不齐，岂播种者所能容心哉？故天之所命则一，而人受去自是不齐。亦自然之理，何疑焉！

性

性即理也。何以不谓之理而谓之性？盖理是泛言天地间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这道理受于天而为我所有，故谓之性。性字从生从心，是人生来具是理于心，方名之曰性。共大目只是仁义礼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谓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谓之礼；得天命之利，在我谓之义；得天命之贞，在我谓之智。性与命本非二物，在天谓之命，在人谓之性。故程子曰：“天所付为命，人所受为性。”文公曰：“元亨利贞，天道之常；仁义礼智，人性之纲。”

性命只是一个道理，不分看则不分晓。只管分看不合看，又离了，不相干涉。须是就浑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乱。所以谓之命、谓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个理，须有个形骸方载得此理。其实理不外乎气，得天地之气成这形，得天地之理成这性。所以横渠曰：“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气塞乎天地”句掇一字来说气，帅字只是就孟子“志，气之帅”句掇一字来说理。人与物同得天地之气以生，天地之气只一般，因人物受去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以仁义礼智，粹然独与物异。物得气之偏，为形骸所拘，所以其理闭塞而不通。人物所以为理只一般，只是气有偏正，故理随之而有通塞尔。

天所命于人以是理，本只善而无恶。故人所受以为性，亦本善而无恶。孟子道性善，是专就大本上说来，说得极亲切，只是不曾发出气禀一段，所以启后世纷纷之论，盖人之所以有万殊不齐，只缘气禀不同。这气只是阴阳五行之气，如阳性刚，阴性柔，火性燥，水性润，金性寒，木性温，土性重厚。七者夹杂，便有参差不齐。所以人随所值，便有许多般样。然这气运来运去，自有个真元之会，如历法算到本数凑合，所谓“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时相似。圣人便是禀得这真元之会来。然天地间参差不齐之时多，真元会合之时少，如一岁间剧寒剧暑阴晦之时多，不寒不暑光风霁月之时极少，最难得恰好时节。人生多值此不齐之气。如有一等人非常刚烈，是值阳气多；有一等人极是软弱，是值阴气多；有人躁暴忿戾，是又值阳气之恶者；有人狡谲奸险，此又值阴气之恶者；有人性圆，一拨便转，也有一等极愚拗，虽一句善言亦说不入，与禽兽无异。都是气禀如此。阳气中有善恶，阴气中亦有善恶，如通书中所谓刚善、刚恶、柔善、柔恶之类。不是阴阳气本恶，只是分合转移、齐不齐中便自然成粹驳善恶耳。因气有驳粹，便有贤愚。气虽不齐，而大本则一。故虽下愚，亦可变而为善，然工夫最难，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正为此耳。孟子不说到气禀，所以荀子便以性为恶，扬子便以性为善恶混，韩文公又以为性有三品，都只是说得气。近世东坡苏氏又以为性未有善恶，五峰胡氏又以为性无善恶，都只含糊就与天相接处捉摸，说个性是天生自然底物，竟不曾说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极图发端，方始说得分明极至，更无去虑。其言曰：“性即理也。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此语最是简切端的。如孟子说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认理字下得较确定。胡氏看不彻，便谓善者只是赞叹之辞，又误了。既是赞吧，便是那个是好物方赞叹，岂有不好物而赞叹之耶？程子于本性之外，又发出气禀一段，方见得善恶所由来。故其言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也。”盖只论大本而不及气禀，则所论有欠阙未备。若只论气禀而不及大本，便只说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万世而下，学者只得按他说，更不可改易。

孟子道性善，从何而来？夫子系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阴一阳之理者为道，此是统说个太极之本体。继之者为善，乃是就其间说；造化流行，生育赋予，更无别物，只是个善而已。此是太极之动而阳时。所谓善者，以实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道到成此者为性，是说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个性耳，是太极之静而阴时。此性字与善字相对，是即所谓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继”“成”宇与“阴”“阳”字相应，是指气而言；“善”“性”字与“道”字相应，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谓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头处说，善乃重字，为实物。若孟子所谓性善，则是就“成之者性”处说，是人生以后事，善乃轻字，言此性之纯粹至善耳。其实由造化原头处有是“继之者善”，然后“成之者性”时方能如是之善。则孟子之所谓善，实渊源于夫子所谓善者而来，而非有二本也。易三言，周子通书及程子说已明备矣。至明道又谓孟子所谓性善者，只是说继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语移就人分上说，是指四端之发见处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

气禀之说从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此正是说气质之性。子思子所谓三知三行，及所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亦是说气质之性，但未分明指出气质字为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指认说出，甚详备。横渠因之又立为定论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气质之性，是以气禀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实天地之性亦不离气质之中，只是就那气质中分别出天地之性，不与相杂为言耳。此意学者又当知之。

韩文公谓“人之所以为性者五，曰仁义礼智信”，此语是看得性字端的，但分为三品又差了。三品之说，只说得气禀，然气禀之不齐，盖或相什百千万，岂但三品而已哉！他牟要求胜荀扬，却又与荀扬无甚异。

佛氏把作用认是性，便唤蠢动含灵皆有佛性，运水搬柴无非妙用。不过又认得个气，而不说著那理耳。达磨答西竺国王作用之说曰：“在目能视，在耳能闻，在手执捉，在足运奔，在鼻嗅邑，在口谈论，遍现俱该沙界，收摄在一微尘，识者知是道性，不识唤作精魂。”他把合天地世界总是这个物事，乃吾之真体，指吾之肉身只是假合幻妄，若能见得这个透彻，则合天地万物皆是吾法身，便超出轮回。故禅家所以甘心屈意、枯槁山林之下，绝灭天伦，扫除人事者，只是怕来侵坏着他这个灵活底。若能硬自把捉得定，这便是道成了，便一向纵横放恣，花街柳陌，或奥猪霸鸠千都不妨。其寅多是把持募年暮氯襄时，那一切情臻自热退减，椰自唤做工夫至巍，便矜耀以为奇特，一向呵佛骂祖去。

今世有一种杜撰等人，爱高谈性命，大抵全用浮屠作用是性之意，而文以圣人之言，都不成模样。据此意，其实不过只是告子“生之谓性”之说。此等邪说，向来已为孟子扫却，今又再拈起来，做至珍至宝说，谓人之所以能饮能食，能语能嘿，能知觉运动，一个活底灵底便是性，更不商量道理有不可通。且如运动，合本然之则，固是性。如盗贼作窃，岂不运动，如何得是性？耳之欲声，目之欲色，固是灵活底。然目视恶色，耳听恶声，如何得是本然之性？只认得个精神魂魄，而不知有个当然之理，只看得个模糊影子，而未尝有的确定见，枉误了后生晚进，使相从于天理人欲混杂之区，为可痛。

心

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人之四肢运动，手持足履，与夫饥思食、渴思饮、夏思葛、冬思裘，皆是此心为之主宰。如今心恙底人，只是此心为邪气所乘，内无主宰，所以日用间饮食动作，皆失其常度，与平人异。理义都丧了，只空有个气，仅往来于脉息之间未绝耳。大抵人得天地之理为性，得天地之气为体。理与气合，方成个心，有个虚灵知觉，便是身之所以为主宰处。然这虚灵知觉，有从理而发者，有从心而发者，又各不同也。

心只似个器一般，里面贮底物便是性。康节谓：性者心之郛郭。说虽粗而意极切，盖郛郭者心也，郛郭中许多人烟，便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即这所具底便是心之本体。理具于心，便有许多妙用。知觉从理上发来，便是仁义礼智之心，便是道心。若知觉从形气上发来，便是人心，便易与理相违。人只有一个心，非有两个知觉。只是所以为知觉者不同，且如饥而思食，渴而思饮，此是人心。至于食所当食，饮所当饮，便是道心。如有人饥饿濵死而蹴尔嗟来等食皆不肯受，这心从何处发来？然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此等处理义又隐微难晓，须是识见十分明彻方辩别得。

心有体有用，具众理者其体，应万事者其用。寂然不动者其体，感而遂通者其用。体即所谓性，以其静者言也。用即所谓情，以其动者言也。圣贤存养工夫至到，方其静而未发也，全体卓然，如鉴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这里。及其动而应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尔，而未尝有丝毫铢两之差。而所谓鉴空衡平之体，亦常自若，而未尝与之俱往也。

性只是理。全是善而无恶。心含理与气，理固全是善，气便含两头在，未便全是善底物。才动便易从不善上去。心是个活物，不是帖静死定在这里，常爱动。心之动，是乘气动。故文公感兴诗曰：人心妙不测，出入乘气机。正谓此也。心之活处，是因气成便会活，其灵处，是因理与气合便会灵。所谓妙者，非是言至好，是言其不可测。忽然出，忽然入，无有定时；忽在此，忽在彼，亦无定处，操之便存在此，舍之便亡失了。故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者，惟心之谓与？存便是入，亡便是出。然出非是本体走出外去，只是邪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正体遂不见了。入非是自外面已放底牵入来，只一念提撕警觉便在此。人须是有操存涵养之功，然后本体常卓然在中，为之主宰，而无亡失之患。所贵于问学者，为此也。故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意极为人亲切。

心虽不过方寸大，然万化皆从此出，正是源头处。故子思以未发之中为天下之大本，已发之和为天下之达道。

仁者，心之生道也。敬者，心之所以生也。

此心之量极大，万理无所不包，万事无所不统。古人每言学，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学不厌者，皆所以极尽乎此心无穷之量也。孟子所谓尽心者，须是尽得个极大无穷之量，无一理一物之或遗，方是真能尽得心。然孟子于诸侯之礼未之学，周室班爵禄之制未尝闻，毕竟是于此心无穷之量终有所欠缺未尽处。

心至灵至妙，可以为尧舜，参天地，格鬼神，虽万里之远，一念便到；虽千古人情事变之秘，一照便知。虽金石至坚，可贯；虽物类至微至幽，可通。

佛家论性，只似儒家论心。他只把这人心那个虚灵知觉底唤作性了。

伊川曰：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语亦说得圆。横渠曰：心统性情。尤为语约而意备，自孟子后未有如此说亲切者。文公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情性之主。说得又条畅明白。

横渠曰：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虚是以理言，理与气合，遂生人物。人物受得去成这性，于是乎方有性之名。性从理来，不离气。知觉从气来，不离理。合性与知觉，遂成这心，于是乎方有心之名。

程子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此处是言天之心性情，所谓易便是心，道便是性，神便是情。所谓体者，非体用之体，乃其形状模样恁地，易是阴阳变化，合理与气说。

情

情与性相对。情者，性之动也。在心里面未发动底是性，事物触著便发动出来是情。寂然不动是性，感而遂通是情。这动底只是就性中发出来，不是别物，其大目则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中庸只言喜怒哀乐四个，孟子又指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四端而言，大抵都是情。性中有仁，动出为恻隐；性中有义，动出为羞恶；性中有礼智，动出为辞让、是非。端是端绪，里面有这物，其端绪便发出从外来。若内无仁义礼智，则其发也，安得有此四端？大概心是个物，贮此性，发出底便是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云云。恻隐、羞恶等以情言，仁义等以性言。必又言心在其中者，所以统情性而为之主也。孟子此处说得却备。又如大学所谓忧患、好乐及亲爱、畏敬等，皆是情。

情者心之用，人之所不能无，不是个不好底物。但其所以为情者，各有个当然之则。如当喜而喜，当怒而怒，当哀而哀，当乐而乐，当恻隐而恻隐，当羞恶而羞恶，当辞让而辞让，当是非而是非，便合个当然之则，便是发而中节，便是其中性体流行，著见于此，即此便谓之达道。若不当然而然，则违其则，失其节，只是个私意人欲之行，是乃流于不善，遂成不好底物，非本来便不好也。

情之中节，是从本性发来便是善，更无不善。其不中节是感物欲而动，不从本性发来，便有个不善。孟子论情，全把做善者，是专指其本于性之发者言之。禅家不合便指情都做恶底物，却欲灭情以复性。不知情如何灭得？情既灭了，性便是个死底性，于我更何用？

孟子四端，是专就善处言之。喜怒哀乐及情等，是合善恶说。

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性之欲便是情。

才

才是才质、才能。才质犹言才料质干，是以体言。才能，是会做事底。同这件事，有人会发挥得，有人全发挥不去，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孟子所谓“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非尔殊”等语，皆把才做善底物，他只是以其从性善大本处发来，便见都一般。要说得全备，须如伊川“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恶”之论方尽。

志

志者，心之所之，之犹向也，谓心之正面全向那里去。如志于道，是心全向于道；志于学，是心全向于学。一直去求讨要，必得这个物事，便是志。若中间有作辍或退转底意，便不谓之志。

志有趋向、期必之意。心趋向那里去，期料要恁地，决然必欲得之，便是志。人若不立志，只泛泛地同流合污，便做成甚人？须是立志，以圣贤自期，便能卓然挺出于流俗之中，不至随波逐浪，为碌碌庸庸之辈。若甘心于自暴自弃，便是不能立志。

立志须是高明正大。人多有好资质，纯粹静淡，甚近道，却甘心为卑陋之归，不肯志于道，只是不能立志。如文帝宽仁恭俭，是其资质尽可与为帝王。然其言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也。却不能立志。武帝上嘉唐虞，志向高大，然又好名，驳杂无足取。

程子奏札说立志一段最切，是说人君立志。学者立志与人君立志都一般，只是在身、在天下，有小大之不同。

为学紧要处，最是立志之初，所当谨审决定。此正是分头路处。才志于义。便入君子路；才志于利，便入小人路。舜跖利善正从此而分，尧桀言行正从此而判。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紧要正在志学一节上。在圣人，当初成童志学，固无可议。自今观之，学之门户虽多，若此处所志者一差，不能纯乎圣途之适，则后面所谓立，所谓不惑，所谓知命，所谓从心，节节都从而差，无复有见效处。惟起头所志者，果能专心一意于圣人之学，则后面许多节目，皆可以次第循序而进。果有“不倦”工夫以终之，则虽“从心”地位至高，亦可得而造到矣。

人常言志趣，趣者趣也，心之所趋也，趣亦志之属。

孟子曰士“尚志”，立志要高不要卑，论语曰：博学而笃志。立志要定不要杂，要坚不要缓，如颜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皆以圣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意

意者，心之所发也，有思量运用之义。大抵情者性之动，意者心之发，情是就心里面自然发动，改头换面出来底，正与性相对。意是心上拨起一念，思量运用要恁地底。情动是全体上论，意是就起一念处论。合数者而观，才应接事物时，便都呈露在面前。且如一件事物来接着，在内主宰者是心；动出来或喜或怒是情；里面有个物，能动出来底是性；运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是意；心向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喜怒之中节处又是性中道理流出来，即其当然之则处是理；其所以当然之根原处是命。一下许多物事都在面前，未尝相离，亦灿然不相紊乱。

以意比心，则心大意小。心以全体言，意只是就全体上发起一念虑处。

毋意之意，是就私意说；诚意之意，是就好底意思说。

人常言意思（去声）。思者思也（平声），思虑、念虑之类，皆意之属。

仁义礼智信

五者谓之五常，亦谓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来，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为木之神，在人性为仁；义在五行为金之神，在人性为义；礼在五行为火之神，在人性为礼；智在五行为水之神，在人性为智。人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位，却无信位。如五行木位东，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无定位，只寄旺于四位之中。木属春，火属夏，金属秋，水属冬，而土无专气，只分旺于四季之间。四行无土便都无所该载，犹仁义礼智无信，便都不实了。只仁义礼智之实理便是信。信却易晓。仁义礼智须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脉络都不乱。

且分别看仁是爱之理，义是宜之理，礼是敬之理，智是知之理。爱发见于外乃仁之用，而爱之理则在内。事物各得其宜乃义之用，而宜之理则在内。恭敬可见处乃礼之用，而敬之理则在内。知个是、知个非是智之用，而知之理则在内。就四者平看，则是四个相对底道理。专就仁看，则仁又较大，能兼统四者，故仁者乃心之德。如礼义智亦是心之德，而不可以心之德言者，如人一家有兄弟四个，长兄当门户，称其家者只举长兄位号为言，则下三弟皆其家子弟，已包在内矣。若自曰三弟者之家，则拈掇不起，道理只如此。然仁所以长众善，而专一心之全德者，何故？盖人心所具之天理全体都是仁，这道理常恁地活，常生生不息。举其全体而言则谓之仁，而义礼智皆包在其中。自为仁言，才有一毫人欲之私插其间，这天理便隔绝死了，便不得谓之仁。须是工夫至到，此心纯是天理之公，而绝无一毫人欲之私以间之，则全体便周流不息，无间断，无欠阙，方始是仁。所以仁无些少底仁。

仁义起发是恻隐羞恶，及到那人物上，方见得爱与宜，故曰“爱之理，宜之理。”仁道甚广大精微，何以用处只为爱物，而发见之端为恻隐？曰：仁是此心生理全体，常生生不息。故其端绪方从心中萌动发出来，自是恻然有隐，由恻隐而充及到那物上，遂成爱。故仁乃是爱之根，而恻隐则根之萌芽而爱又萌芽之长茂已成者也。观此，则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用，自可见得脉络相关处矣。

义就心上论，则是裁制决断处，宜字乃裁断后字。裁断当理，然后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须有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谓：义之在心，如利创然，物来触之，便成两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顽钝无义了。且如有一人来邀我同出去，便须能剖判当出不当出。若要出又要不出，于中迟疑不能决断，更何义之有？此等处，须是自看得破。如韩文公以行而宜之之谓义，则是就外面说，成“义外”去了。

礼者，心之敬，而天理之节文也。心中有个敬，油然自生便是礼，见于应接便自然有个节文，节则无太过，文则无不及。如做事太质，无文彩，是失之不及；末节繁文太盛，是流于太过。天理之节文乃其恰好处，恰好处便是理。合当如此，更无太过，更无不及，当然而然，便即是中。故濓溪太极图说“仁义中正”，以中字代礼字，尤见亲切。

文公曰：礼者，天理之节文，而人事之仪则。以两句对言之，何也？盖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于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见于人事，人事在外而根于中，天理其体而人事其用也。“仪”谓容仪而形见于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与“文”字相应。“则”谓法则、准则，是个骨子，所以存于中者，乃确然不易之意，与“节”字相应。文而后仪，节而后则，必有天理之节文，而后有人事之仪则。言须尽此二者，意乃圆备。

智是心中一个知觉处，知得是是非非恁地确定是智。孟子谓“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知识，弗去便是确定不易之意。

问：智是知得确定，在五行何以属水？曰：水清明可鉴似智，又是造化之根本。凡天地间万物，得水方生。只看地下泉脉滋润，何物不资之以生？亦犹万事非智不可便知，知得确定方能成。此水于万物所以成终而成始，而智亦万事之所以成终而成始者也。

孟子四端之说，是就外面可见底以验其中之所有。如乍见孺子入井，便自然有恻隐之心，便见得里面有这仁。如行道乞人，才蹴尔呼尔而与之，便自羞恶而不肯食，便见得里面有这义。如一接宾客之顷，便自然有恭敬之心，便见得里面有这礼。一件事来，非底便自觉得为非，是底便自觉得为是，便见得里面有这智。惟是里面有是四者之体，故四者端绪自然发见于外，所谓“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乃所谓善也”。以见性不是个含糊底物，到发来方有四端，但未发则未可见耳。孟子就此处开发人，证印得本来之善甚分明。所以程子谓“有功于万世者，性善之一言”。

信在性只是四者都实底道理，及发出来便为忠信之信。由内面有此信，故发出来方有忠信之信。忠信只是一物而判作二者，便是信之端绪，是统外面应接事物发原处说。

四者端绪，日用间常常发见，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个是，有个非，须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也不知，非也不知，便是心中顽愚无知觉了。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须判断，只当如此做，不当如彼做，有可否从违，便是义。若要做此，又不能割舍得彼，只管半间半界，便是心中顽钝而无义。既断定了只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过，如何是不及，做得正中恰好，有个节文，无过无不及，此便是礼。做事既得中，更无些子私意夹杂其间，便都纯是天理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从头至尾皆此心真实所为，便是信。此是从下说上去，若从上说下来，且如与个宾客相接，初才闻之，便自有个恳恻之心，怛然动于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动于中，便肃然起敬去接他，是礼。既接见毕，便须商量合作如何待，或吃茶，或饮酒，轻重厚薄，处之得宜，是义。或轻或重，或厚或薄，明白一定，是智。从首至末皆真实，是信。此道理循环无端，若见得熟，则大用小用皆宜，横说竖说皆通。

仁者，心之全德，兼统四者。义、礼、智，无仁不得。盖仁是心中个生理，常行生生不息，彻终始，无间断。茍无这生理，则心便死了，其待人接宾，恭敬何自而发？必无所谓礼。处事之际，必不解裁断，而无所谓义。其于是非，亦必顽然无所知觉，而无所谓智。既无是四者，又乌有所谓实理哉！

人性之有仁义礼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贞之理。仁在天为元，于时为春。乃生物之始，万物于此方萌芽发露，如仁之生生，所以为众善之长也。礼在天为亨，于时为夏，万物到此时一齐盛长，众美所会聚，如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粲然文物之盛，亦众美所会聚也。义在天为利，于时为秋，盖万物到此时皆成遂，各得其所，如义断制万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肃杀气，义亦有严肃底意。智在天为贞，于时为冬，万物到此，皆归根复命，收敛都定了，如智见得万事是非都一定，确然不可易，便是贞固道理。贞后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贞，只管如此去，循环无端。总而言之，又只是一个元，盖元是个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统四德，故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谓统乎天，则终始周流都是一个元。知仁兼统四者，义礼智都是仁。至其为四端，则所谓恻隐一端，亦贯通乎辞逊、羞恶、是非之端，而为之统焉。今只就四端不觉发动之初，真情恳切时，便自见得恻隐贯通处。故程传曰：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可谓示人亲切，万古不易之论矣。

何谓义礼智都是仁？盖仁者，此心浑是天理流行。到那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亦都浑是这天理流行。到那义，裁断千条万绪，各得其宜，亦都浑是这天理流行。到这智，分别万事，是非各定，亦都浑是这天理流行。

仁义礼智四者判作两边，只作仁义两个。如春夏秋冬四时，分来只是阴阳两个。春夏属阳，秋冬属阴。夏之通畅，只是春之发生盛大处。冬之藏敛，只是秋之肃杀归宿处。故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只是天理流行显著处。智之是非确定，只是义之裁断割正处。文公曰：礼者仁之著，智者义之藏。

就事物言，父子有亲便是仁，君臣有义便是义，夫妇有别便是礼，长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此又是竖观底意思。

若横而观之，以仁言则所谓亲、义、序、别、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义言，则只那合当亲、合当义、合当别、合当序、合当信底，皆各当乎理之宜，又是义。以礼言，则所以行乎亲义别序信之有节文，又是礼。以智言，则所以知是五者，当然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则所以实是五者，诚然而不妄，又是信。

若又错而言之，亲亲，仁也。所以爱亲之诚，则仁之仁也；所以谏乎亲，则仁之义也；所以温凊定省之节文，则仁之礼也；自良知无不知是爱，则仁之智也；所以为事亲之实，则仁之信也。从兄，义也。所以为爱兄之诚，则义之仁也；所以庸敬在兄，则义之义也；所以徐行后长之节文，则义之礼也；自良知无不知是敬，则义之智也；所以为从兄之实，则义之信也。敬宾，礼也。所以恳恻于中，则礼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则礼之义也；所以周旋之节文，则礼之礼也；所以酬酢而不乱，则礼之智也；所以为敬宾之实，则礼之信也。察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恳恻，则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则智之义也；是是非非之中节，则智之礼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则智之智也；所以为是非之实，则智之信也。复言，信也。由乎天理之公，则信之仁也；发而皆天理之宜，则信之义也；出而中节，则信之礼也；所以有条而不紊，则信之智也；所以为是言之实，则信之信也。

故有仁义礼智信中之仁，有仁义礼智信中之义，有仁义礼智信中之礼，有仁义礼智信中之智，有仁义礼智信中之信，有仁中之仁义礼智信，有义中之仁义礼智信，有礼中之仁义礼智信，有智中之仁义礼智信，有信中之仁义礼智信。

自其过接处言之，如仁生理流行中，便酝酿个礼之恭逊节文来。礼恭逊节文中，便酝酿个义之裁断得宜来。义裁断得宜中，便酝酿个智之是非一定来。到这智是非一定处，已收藏了，于其中又复酝酿仁之生理流行来。元自有脉络相因，非是界分截然不相及。

五者随感而发，随用而应，或才一触而俱动，或相交错而互见，或秩然有序而不紊，或杂然并出而不可以序言。大处则大有，小处则小有，疏处则疏有，密处则密有，纵横颠倒，无所不通。

见人之灾伤，则为之恻然，而必愤其所以伤之者，是仁中含带义来；见人之不善，则为之憎恶，而必欲其改以从善，是义中含带仁来；见大宾为之致敬，必照顾惟恐其失仪，是礼中含带智来；见物之美恶黑白，为之辩别，必自各有定分，不相乱，是智中含带礼来。

孔门教人，求仁为大。只专言仁，以仁含万善，能仁则万善在其中矣。至孟子，乃兼仁义对言之，犹四时之阴阳也。

自孔门后，人都不识仁。汉人只把做恩惠说，是又太泥了爱。又就上起楼起阁，将仁看得全粗了，故韩子遂以博爱为仁。至程子始分别得明白，谓“仁是性，爱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门人又将爱全掉了，一向求高远去。不知仁是爱之性，爱是仁之情，爱虽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岂能离得爱？上蔡遂专以知觉言仁，又流入佛氏“作用是性”之说去。夫仁者固能知觉，谓知觉为仁则不可。若能转一步看，只知觉纯是理，便是仁也。龟山又以“万物与我为一”为仁体。夫仁者固能与物为一，谓与物为一为仁则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转一步看，只于与物为一之前，彻表里纯是天理，流行无间，便是仁也。吕氏克己铭又欲克去有己，须与物合为一体方为仁，认得仁都旷荡在外了，于我都无统摄。必己与物对时，方下得克己工夫。若平居独处，不与物对时，工夫便无可下手处。可谓疏阔之甚！据其实，己如何得与物合一？洞然八荒，如何得皆在我闼之内？此不过只是想像个仁中大抵气象如此耳，仁实何在焉！殊失向来孔门传授心法本旨。其他门人又浅，皆无有说得亲切者。

程子论“心譬如榖种，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语说得极亲切。只按此为准去看，更兼所谓“仁是性、爱是情”及“仁不可训觉与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等数语相参照，体认出来，则主意不差而仁可得矣。

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则只是此心全体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谓“心之德，爱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专言而其体也。爱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则知此心纯是天理之公，而绝无一毫人欲之私以间之也。如夫子称“回也三月不违仁”，程子谓“只是无纤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类，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则只是当理而无私心之谓。如夷齐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类是也。若以用功言，则只是去人欲，复天理，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当时答群子问仁，虽各随其才质病痛之不同，而其旨意所归，大概不越乎此。

忠信

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位，万善皆从此而生，此四位实为万善之总括。如忠信如孝弟等类，皆在万善之中。孝弟便是个仁之实，但到那事亲从兄处，方始目之曰孝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实理之发，但到那接物发言处，方始名之曰忠信。

忠信二字，从古未有解人得分晓。诸家说忠，都只是以事君不欺为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则不可。如此，则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说信又只以不疑为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则不可。如此，则所谓不疑者，不疑何事？直至程子曰“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方说得确定。尽己自尽自家心里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须是无一毫不尽方是忠。如十分里话，只说得七八分，犹留两三分，便是不尽，不得谓之忠。以实是就言上说，有话只据此实物说，无便曰无，有便曰有。若以无为有，以有为无，便是不以实，不得谓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从内面发出，无一不尽是忠。发出外来，皆以实是信。明道发得又明畅，曰：发己自尽为忠，循物无违为信。从己心中发出，无一不尽是忠。循那物之实而言，无些子违背他，如是便曰是，不与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与非底相背，便是信。伊川说得简要确实，明道说得发越条畅。

信有就言上说，是发言之实。有就事上说，是做事之实。有以实理言，有以实心言。

忠信两字近诚字。忠信只是实，诚也只是实。但诚是自然实底，忠信是做工夫实底。诚是就本然天赋真实道理上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

忠信之信与五常之信如何分别？五常之信以心之实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实而言，须是逐一看得透彻。古人言语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执一看。若泥著，则不通。

圣人分上，忠信便是诚，是天道。贤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诚，是人道。

诚与忠信对，则诚天道，忠信人道。忠与信对，则忠天道，信人道。

孔子曰：主忠信。主与宾相对，宾是外入，出入无常。主人是吾家之主，常存在这屋里，以忠信为吾心之主，是中心常要忠信，盖无时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则其中许多道理便都实在。这里若无忠信，则一切道理都虚了。主字下得极有力。

忠信等字骨看得透，则无往而不通。如事君之忠，亦只是尽己之心以事君。为人谋之忠，亦只是尽己之心以为人谋耳。如与朋友交之信，亦只是以实而与朋友交。与国人交之信，亦只是以实而与国人交耳。

忠信是以忠对信而论，忠恕又是以忠对恕而论。伊川谓“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是就心说，是尽己之心无不真实者。恕是就待人接物处说，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实者以及人物而已。字义中心为忠，是尽己之中心无不实，故为忠。如心为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夫子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就一边论。其实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须要施于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达，人亦欲达，必欲推己之欲立、欲达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达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底流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门之内，应接无几，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则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广。茍中天下而立，则所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养其亲，却使天下之人父母冻饿，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长吾长、幼吾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离散，不得以安其处；吾欲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内困穷无告者，不得以遂其生生之乐。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

大概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两片则为二物。上蔡谓：忠恕犹形影。说得好。盖存诸中者既忠，则发出外来便是恕。应事接物处不恕，则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实。故发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

在圣人分上，则日用千条万绪，只是一个浑沦真实底流行去贯注他，更下不得一个推字。曾子谓“夫子之道忠恕”，只是借学者工夫上二字来形容圣人一贯之旨，使人易晓而已。如木桹上一个生意是忠，则是这一个生意流行贯注于千枝万蕊底便是恕。若以忠恕并论，则只到那地头定处，枝成枝、蕊成蕊，便是恕。

忠恕

大概忠恕本只是学者工夫事。程子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天岂能尽己推己，此只是广就天地言，其理都一般耳。且如维天之命，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贞，贞而复元，万古循环，无一息之停，只是一个真实无妄道理。而万物各具此以生，洪纤高下，各正其所赋受之性命，此是天之忠恕也。在圣人，也只是此心中一个浑沦大本流行泛应，而事事物物莫不各止其所当止之所，此是圣人之忠恕也。圣人之忠便是诚，更不待尽。圣人之恕便只是仁，更不待推。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无他，以己者是自然，推己者是着力。

有天地之忠恕，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是也。有圣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贯之是也。有学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

圣人本无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来而顺应，何待于推？学者未免有私意锢于其中，视物未能无尔汝之间，须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这物上。既推得去，则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贡问：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盖学者须是着力推己以及物，则私意无所容而仁可得矣。

忠是在己底，恕是在人底。单言恕，则忠在其中，如曰推己之谓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己之一字，便含忠意了。己若无忠，则从何物推去？无忠而恕。便流为姑息。而非所谓由中及物者矣、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正是说学者之忠恕。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说圣人之忠恕。圣人忠恕是天道，学者忠恕是人道。

夫子语子贡之恕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即是中庸说“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也”。异时子贡又曰“我不欲人之加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亦即是此意，似无异旨。而夫子乃以为“赐也，非尔所及”。至程子又有仁恕之辩，何也？盖是亦理一而分殊。曰“无加”云者，是以己自然及物之事。曰“勿施”云者，是用力推己及物之事。

自汉以来，恕字义甚不明，至有谓“善恕己量主”者。而我朝范忠宣公亦谓“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己上著不得。据他说，恕字只似个饶人底意，如此则是己有过且自恕己，人有过又并恕人，是相率为不肖之归，岂古人推己如心之义乎？故忠宣公谓“以责人之心责己”一句说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说得不是。其所谓恕，恰似今人说“且恕”、“不轻恕”之意。字义不明，为害非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