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富/序 中华文库

严子既译亚丹氏所箸计学书，名之曰《原富》，俾汝纶序之。亚丹氏是书欧美传习已久，吾国未之前闻，严子之译，不可以已也。盖国无时而不需财，而危败之后为尤急。国之庶政，非财不立。国不可一日而无政，则财不可一日而不周所用。故曰：国无时而不需财。及至危败，财必大耗，欲振厉图存，虽财已耗，愈不能不用。故曰：危败之后尤急。中国士大夫，以言利为讳，又忕习于重农抑商之说，于是生财之途常隘，用财之数常多，而财之出于天地之间。往往遗弃而不理。吾弃财不理，则人之睨其旁者，势必攘臂而并争，于是财非其财；吾弃财不理而不给于用，则仍取给于隘生之途，途益隘而取益尽，于是上下交瘁，而国非其国。财非其财，国非其国，则危败之形立见，危败之形见而不思变计，则相与束手熟视而无如何；思变矣而不得所以变之之方，虽终日抢攘彷徨交走駴愕，而卒无分毫之益。中国自周汉到今，传所称理财之方，其高者则节用而已耳，下乃夺民财以益国用已耳。夺民财以益国用，前所谓取给于隘生之途是矣，此自殕之术也。节用之说，施之安宁之世，能使百政废缺不举，而财聚留于不用之地；施之危败之后，则节无可节，废缺者不举，而亦无可聚留。循是不变，是坐自困也。所为变之之方者，何也？取财之出于天地之间者条而理之，使不遗弃而已矣。取财之出于天地之间者条而理之，使不遗弃，非必奇材异智而后能也；然而不痛改讳言利之习，不力破重农抑商之故见，则财且遗弃于不知，夫安得而就理！是何也？以利为讳，则无理财之学；重农抑商，则财之可理者少。夫商者，财之所以通也；农者，生财之一途也。闭财之多途使出于一，所谓隘也。其势常处于不足，尚何通之可言？古之生财之途博矣，博而不通则壅，故商兴焉，禹之始治水也，既与益稷予众庶稻及他根食矣，又调有馀补不足，懋迁化居以通之，是商与农并兴验也。专农一途，故不需商也；禹于九州田赋，既等而次之，至其贡筐则皆所鲜所多相通易之物，凡畋之所猎、渔之所获、虞之所出、工之所作、卝人之所职，举财之出于天地之间者，无不财取为用，夫是故劝商；其每州之终必纪诸水母输则，皆商旅所以通之路也。是安有重农抑商之谬论乎？禹之理天下之财至纤悉不专农如此而卝利尤远。盖荆扬之金三品，至周而犹盛，故《诗》曰：“大赂南金”；及汉武而后乃稍衰歇，史公有言：“豫章黄金，取之不足更费。”其证也，然上溯神禹时已二千年矣。禹之兴卝利如此。又据九州水道推论之，使神禹生今时，其从事于今之路矿，可意决也。况乃处危败之后，则若周宣之考室，卫文之通商惠工騋牝三千，盖皆奉神禹为师法，而可以利为后而讳言之乎？今国家方修新政，而苦财赂衰耗。说者顾谓五洲万国，我为最富，是贫非吾患也？而严子之书适成于是时。此亚丹氏言利之书也，顾时若不满于商，要非吾国抑商之说，故表而辨明之。世之君子，傥有取于西国计学家之言乎？则亚丹氏之说具在。有取于中国之旧闻乎？则下走所陈，尚几通人财幸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