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书货殖传后 中华文库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是篇两举天下地域之凡，而详略异焉。其前独举地物，是衣食之源，古帝王所因而利道之者也；后乃备举山川境壤之支凑，以及人民谣俗、性质、作业，则以汉兴，海内为一，而商贾无所不通，非此不足以征万货之情，审则宜类而施政教也。两举庶民经业之凡，而中别之。前所称农田树畜，乃本富也；后所称贩鬻僦贷，而末富也。上能富国者，太公之教诲，管仲之整齐是也；下能富家者，朱公、子赣、白圭是也。计然则杂用富家之术以施于国，故别言之，而不得侪于太公、管仲也。然自白圭以上，皆各有方略，故以“能试所长”许之。猗顿以下，则商贾之事耳，故别言之，而不得侪于朱公、子赣、白圭也。是篇大义与《平准》相表里，而前后措注，又各有所当如此，是之谓“言有序”，所以至赜而不可恶也。

夫纪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氏，又其后，则昌黎韩子。然其义法，皆显然可寻。惟太史公《礼》《乐》《封禅》三《书》及《货殖》《儒林传》，则于其言之乱杂而无章者寓焉。岂所谓“定、哀之际多微辞”者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