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议 中华文库

议曰：郑珣瑜两字之谥，今太常请依前谥曰“文献”者。夫谥者，《春秋》褒贬之旨也。仲尼书法，随类推广，虽一字褒贬，其文犹博。盖欲指明事业，以昭示后代，俾后之人惩其恶，劝其善，故不可苟。夫谥一字，正也。尧、舜、禹、汤、周公、召公是也。两字非正也，故《谥法》不载。或人臣不守彝章，苟逞异端威烈、慎靓是也；或时主之权，以功德加厚于臣也，萧何、霍光、房元龄、魏徵是也。不当加而加，僭也，孔光、刘宽、薛元超、李元纮是也。三字，过也，贞惠文子是也，亦《谥法》所不载也，古今无有也。公叔文子谥，卫君之过也。卫之乱制也；不然，即记之失也。以一善加一字，即尧、舜、禹、汤，当累数十字以为谥也。夫《礼记》者，非尽圣贤之意也，非尽宣尼之所述也，当时杂记也。昔后苍为《曲台记》，共弟子戴圣增损刊定为《小戴礼》，今《礼记》是也。若尽宣尼之所述，即戴圣岂得而增也？昔宣尼修《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词，以知《礼记》非尽宣尼所述，故戴圣得以增损也。则贞惠文子之谥，卫君乱制也，古今无有也。非宣尼所述，又何足法哉！

郑珣瑜和茂修整，始终无阙，可为美矣。至于议行考功，而度越等辈，比于酂文成、梁文昭、魏文贞则不侔，而谥号无差，轻用国典，失《春秋》之旨矣。向者酂梁数公，皆经纶草昧，辅翼兴王，以道辅君，致于化洽，彰灼千古，言之者凛然生敬。而以珣瑜齿之，岂无愧于心哉？夫数公者，皆时主感风云之会，怀谟明之美，故加于常典，以明其德，亦所以笃君臣之义也。然非正也，权制也。若后之人非数贤之比，则当循常以避数贤地也。其刘仁轨、薛元超、李元纮加字之谥，皆黩国典而昧彝伦，言之可为寒心，岂当举之以为训也？其馀姚元崇、宋璟、刘幽求，或辅相一代，致理平之化；或忘身徇难，成中兴之业。又岂珣瑜之以典选为进善，以辞疾为嫉恶耶？皆尚口伪辩，非守典确论也。夫以典选者皆为进善耶？若然者，则国家有天下二百年，何裴行俭、马戴、卢从愿等数贤独见称于时也？循资署置，谓为进善，异乎馀所闻也。

又珣瑜之病，数月而终，岂伪疾耶？借使伪疾，尤可怪也。昔子路之冗食家臣，有杀身徇难。而珣瑜履台辅之重，当危难之际，平居则飨其高爵厚禄，见危则奉身自保，以此为是非之明，即董狐之书赵盾，为妄作也。珣瑜之辞疾可责，于太常举以为德，信君臣之义，非常人所知也。珣瑜之下诘李实，诚中其疾，可谓美矣。然则珣瑜自始筮仕，至于启手足，垂四十年，历谏职，持风宪，其忠规激发，恐有过此者，今太常举其下诘李实，未为多也。谓为謇谔者众矣，岂能使汲黯、魏徵有惭色哉！

前巽议云：三代两汉无二字之谥，此未学之过也。无荀文若之进善，无孟轲之是非，无文子之赈施，无周舍之謇谔；以珣瑜之行，清而无阙，可为掩之，不足辩也。今所议两字之谥，亦又不当，其议固不足斥也，前巽之言过矣。但两字之谥，加等之美，以萧何、房元龄言，不在珣瑜也。巽虽不敏，至于言谥美以惑人听，此尝所激切而不平也。终不欲有僭，齿于萧何、房元龄之宗，又不欲有造次，拟于魏文贞、姚元崇、宋璟、刘幽求之谠言悟主、茂绩殊勋也。

夫前车之覆，后车所以易辙也；前有司之失，后有司当有以矫之也。不矫之，则逶迤遂达，以至乱制，此有国之诫也。威烈、慎靓，孔光、刘宽、薛元超、李元纮之同于禹、汤、文、武、萧何、霍光、房元龄、魏徵，前有司之过，后之专笔削者，宜有以矫之也。不矫之，典礼寝乱矣。有司不可以尤而效之也，不可以党所见而遂僭典也。郑珣瑜两字之谥，请下太常重议，若一字不足尽珣瑜之盛德，必须两字，则敢俟再告。谨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