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院释字第799号解释 中华文库

　　刑法第91条之1第1项及第2项前段规定，与法律明确性原则尚无违背；刑法第91条之1第1项规定未抵触比例原则，与宪法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尚属无违。
　　刑法第91条之1第2项前段规定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条之l第3项规定关于强制治疗期间至再犯危险显著降低为止之部分，与宪法比例原则尚属无违。惟若干特殊情形之长期强制治疗仍有违宪之疑虑，有关机关应依本解释意旨有效调整改善。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条之1第1项规定，尚不违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及信赖保护原则。
　　刑事诉讼法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均未规定应赋予受处分人于法院就声请宣告或停止强制治疗程序，得亲自或委任辩护人到庭陈述意见之机会，以及如受治疗者为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无法为完全之陈述者，应有辩护人为其辩护，于此范围内，均不符宪法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之意旨。有关机关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2年内检讨修正。完成修正前，有关强制治疗之宣告及停止程序，法院应依本解释意旨办理。
　　刑事诉讼法第481条第1项后段规定与宪法保障诉讼权之意旨尚无违背。
　　现行强制治疗制度长年运作结果有趋近于刑罚之可能，而悖离与刑罚之执行应明显区隔之宪法要求，有关机关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3年内为有效之调整改善，以确保强制治疗制度运作之结果，符合宪法明显区隔要求之意旨。

　　声请人卢恩本（下称声请人一）因犯刑法第225条第2项乘机猥亵罪，经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以97年度上诉字第1368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1年确定后，入监服刑，与另犯强制猥亵罪共应执行有期徒刑3年5月，于中华民国97年3月26日入监执行。在监执行期间，台湾高雄监狱（后更名为法务部矫正署高雄监狱）施以身心治疗及辅导教育后，以声请人一曾多次犯妨害风化罪及强制性交罪，考量其犯案状况具固定犯罪模式，且再犯危险性中高度，经该监评估3次，建议施予刑后强制治疗。检察官爰依刑法第91条之1第1项规定（下称系争规定一）声请令声请人一入相当处所施以强制治疗。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审核后，裁定令声请人一于刑之执行完毕后，入相当处所施以强制治疗，至其再犯危险显著降低为止，执行期间应每年鉴定、评估有无停止治疗之必要。声请人一不服该裁定，提起抗告，经最高法院以100年度台抗字第457号刑事裁定驳回抗告确定（确定终局裁定一）。嗣100年6月26日缩刑期满执行完毕之同日，台湾彰化地方法院检察署以100年度执保更字第10号保安处分执行指挥书，将声请人一送交法务部矫正署台中监狱附设培德医院接续执行强制治疗。声请人一不服，声明异议，经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裁定驳回。声请人一不服，提起抗告，经最高法院以100年度台抗字第835号刑事裁定驳回抗告确定（确定终局裁定二），嗣于109年9月11日停止强制治疗。声请人一认确定终局裁定一及二所适用之系争规定一未规定强制治疗之最长期间，有违反宪法比例原则，侵害人民人身自由之疑义，声请解释宪法。
　　声请人常方正（下称声请人二）因犯刑法第221条第1项强制性交等罪，经台湾桃园地方法院于94年5月24日判决有罪，应执行有期徒刑10年，并于刑之执行前，令入相当处所施以治疗，其期间至治愈为止，但最长不得逾3年。声请人二不服提起上诉，经台湾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均驳回上诉确定，入监服刑。在监执行期间，台湾台中监狱（后更名为法务部矫正署台中监狱）施以身心治疗及辅导教育后，认有高度再犯危险，建议施以强制治疗。检察官以声请人二为95年6月30日以前犯性侵害犯罪之加害人，虽不适用95年7月1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91条之1有关刑后强制治疗之规定。惟经评估、鉴定结果，认为声请人二有再犯危险，爰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条之l第1项规定（下称系争规定二）及同条第3项规定（下称系争规定三），声请令声请人二入相当处所施以强制治疗。台湾桃园地方法院审核后，裁定令声请人二于刑之执行完毕后，入相当处所施以强制治疗至其再犯危险显著降低为止。声请人二不服该裁定，提起抗告，经台湾高等法院以103年度侵抗字第12号刑事裁定驳回抗告确定（确定终局裁定三），嗣于109年3月31日停止强制治疗。声请人二认确定终局裁定三所适用之系争规定二及三，明定治疗期间须至再犯危险显著降低为止，无最长期限，剥夺法官就个案裁定治疗期间之权，有抵触宪法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及法官保留原则，侵害人民人身自由之疑义，声请解释宪法。
　　声请人曾树城（下称声请人三）前犯刑法第224条第1项强制猥亵罪，经台湾高等法院于91年5月20日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于刑之执行前，令入相当处所，施以治疗，声请人三不服提起上诉，经最高法院以91年度台上字第4641号驳回此部分之上诉确定；又犯刑法第332条第2项第2款强盗而强制性交罪，于92年2月13日经台湾高等法院以91年度重上更（四）字第187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14年，因未提起上诉而告确定，嗣前开二罪经定应执行刑为有期徒刑15年，并于刑之执行前，令入相当处所，施以治疗确定在案。声请人三于91年9月17日入监执行刑前强制治疗，迄94年9月16日强制治疗执行完毕，复入监执行有期徒刑，原刑期于103年5月12日届满。声请人三于前揭徒刑执行过程中，经台湾台北监狱（后更名为法务部矫正署台北监狱）施以身心治疗后，经治疗评估会议决议不通过，认其仍有再犯之危险，检察官因认声请人三有继续治疗之必要，爰依系争规定二及三声请法院裁定对声请人三施以强制治疗。台湾士林地方法院审核后，于102年7月12日以102年声疗字第2号刑事裁定令声请人三于刑之执行完毕后，入相当处所施以强制治疗，至其再犯危险显著降低为止。声请人三不服该裁定，提起抗告，经台湾高等法院以102年度抗字第884号刑事裁定驳回抗告确定（确定终局裁定四）。声请人三认确定终局裁定四所适用之系争规定二及三，明定治疗期间须至再犯危险显著降低为止，无最长期限，剥夺法官就个案裁定治疗期间之权，有抵触宪法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侵害人民人身自由之疑义，声请解释宪法。
　　声请人曹炳雄（下称声请人四）因犯刑法第227条第1项对于未满14岁之女子为性交罪，经台湾彰化地方法院以99年度诉字第1444号刑事判决处有期徒刑3年2月，声请人四不服提起上诉，经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及最高法院均驳回上诉而告确定，入监服刑。在监执行期间，法务部矫正署台中监狱以声请人四之犯罪行为，经评估为具有高度再犯危险性，建议施以刑后强制治疗。检察官爰依系争规定一声请令声请人四入相当处所施以强制治疗。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审核后，于104年8月12日裁定令声请人四于刑之执行完毕后，入相当处所施以强制治疗，至其再犯危险显著降低为止，执行期间应每年鉴定、评估有无停止治疗之必要。声请人四不服提起抗告，经最高法院以104年度台抗字第687号刑事裁定驳回抗告而确定（确定终局裁定五）。嗣声请人四向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声请停止强制治疗，经该院以无理由裁定驳回其声请，声请人四不服，提起抗告，经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889号刑事裁定驳回抗告确定（确定终局裁定六），嗣于107年1月22日停止强制治疗。声请人四认确定终局裁定五及六所适用之系争规定一、刑法第91条之1第2项前段规定（下称系争规定四）及刑事诉讼法第481条第1项后段规定（下称系争规定五）有抵触宪法第16条之疑义，声请解释宪法。
　　核前开声请案与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下称大审法）第5条第1项第2款所定要件相符，爰予受理。
　　声请人台湾云林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庭诚股法官（下称声请人五）为审理该法院105年度声疗字第1号声请强制治疗案件，略以：系争规定一及四之裁定程序未经言词审理程序，未保障受处分人为自己辩护或由律师协助其辩护之机会；有无再犯危险之评估报告亦未经法院定期审查，有违宪法第8条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且不符宪法第23条比例原则，乃裁定停止诉讼程序，向本院声请解释宪法。
　　声请人台湾云林地方法院刑事第六庭良股法官（下称声请人六）为审理该法院106年度声疗字第4号声请强制治疗案件，略以：系争规定一及四对于有再犯危险之性犯罪者，为强制治疗规定，限制人民之人身自由，惟其构成要件涵盖过广，既未依危险程度给予不同处遇、治疗期间及执行方法，又有终身监禁之虞；而系争规定五所定之裁定程序未采言词辩论程序，对于身心障碍者并无强制辩护之规定，均违反实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法律明确性原则及比例原则，抵触宪法第8条及第23条规定，乃裁定停止诉讼程序，向本院声请解释宪法。
　　上开二件法官声请案均核与本院释字第371号、第572号及第590号解释所示法官声请释宪之要件相符，应予受理。
　　以上六件声请案，所声请解释之系争规定一至五均涉及对性犯罪者刑后强制治疗之问题，所主张之宪法疑义均相同，爰并案审理（本件释宪审查客体代称对照表如附件）。
　　本院公告言词辩论事宜后，依大审法第13条第1项规定通知声请人一至三、五至六及关系机关包括法务部、卫生福利部及司法院（刑事厅）指派代表及代理人，于109年11月3日上午于宪法法庭行言词辩论（声请人四因系于公告言词辩论期日后始声请解释，故未通知其参与言词辩论），另邀请鉴定人及法庭之友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到庭陈述意见。
　　声请人一至三主张，本案所涉刑法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相关规定俱违宪。其理由略以：（一）系争规定一未规定“相当处所”之定义及强制治疗实施之方法，被规范者无从预见将被如何治疗。其所称“有再犯危险”之定义模糊不清。系争规定四所定“再犯危险显著降低”，乃价值判断而非医学判断，有违刑法明确性原则。（二）刑法第91条之1规定之强制治疗，将受处分人安置于监狱内，且生活起居、饮食等与受刑人无异，实乃一种刑之惩罚。且与社会隔离造成其失去生活能力，既欠缺目的正当性，所造成之社会医疗资源耗损，相较于部分个案极为有限之治疗效果，显失均衡。受判决有罪者更可能承受与其行为恶性不成比例之治疗方式与期间，有违比例原则。（三）系争规定三及四，未规定强制治疗之最长期限，又未使法院得以介入审查是否停止强制治疗，且未赋予当事人或其委任之代理人，于鉴定、评估及停止强制治疗程序中得陈述意见，俱违反法官保留原则，侵害宪法第8条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抵触宪法第23条比例原则。（四）系争规定二对加害人施以强制治疗，溯及适用于95年7月1日刑法第91条之1公布施行前之性侵害犯罪者，违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及信赖保护原则等语。
　　声请人五及六主张，本案所涉刑法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相关规定部分违宪部分合宪。其理由略以：（一）现行条文运作下系争规定一之“相当处所”均无异于监狱。（二）声请人六认为系争规定一所定“有再犯之危险”及系争规定四所定“再犯危险显著降低”部分，涵盖过广，又未区别“危险”程度，易造成恣意执法，已违反法律明确性原则及宪法第8条人身自由之保障。声请人五则认系争规定四所定“再犯危险显著降低”并未违反法律明确性原则。（三）系争规定三及四，未规定强制治疗之最长期间或区分不同处遇，违反宪法第8条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及第23条比例原则。（四）鉴定、评估程序，未赋予当事人于裁定前、执行中之程序有言词陈述意见之机会，亦未要求法院应行讯问，更欠缺选任辩护人、阅览卷证等相关程序规定。仅采取部分之法官保留，致法院裁定强制治疗后，受强制治疗者若无提出救济，法院亦无从定期介入审查等，显然违反宪法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等语。（五）系争规定二对加害人施以强制治疗，溯及适用于95年7月1日刑法第91条之1公布施行前之性侵害犯罪者之部分，乃不真正溯及既往，故未违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及信赖保护原则，但仍然违反比例原则等语。
　　关系机关法务部主张，本案所涉刑法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相关规定俱合宪。其理由略以：（一）刑法第91条之1规定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处分，自法条文义及立法目的，并非受规范者所不能预见，亦可凭社会通念加以判断，得经司法审查予以确认，未违反法律明确性原则。（二）刑法第91条之1规定之强制治疗，具有其特别预防之目的，并非惩罚。为达治疗之目的，自须采拘束受处分人之机构式治疗，况强制治疗乃由专业人士鉴定、评估后，方由法院决定是否施以强制治疗，受强制治疗者如不服，仍得依法谋求救济，并未违反宪法第8条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及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三）衡酌系争规定三及四之强制治疗立法目的，于尚未开始治疗前，无法设定执行期限，须于实施治疗后，依其治疗成效评估何时停止治疗。是强制治疗虽未明定最长期限，仍因其乃为保护重大公益所采之合理必要手段，又无其他侵害较小之方法，并未违反宪法第23条比例原则。（四）系争规定二系基于宪法上之重大公益而为之溯及既往规定，具有合宪之正当事由，自非宪法所当然不许等语。
　　关系机关卫生福利部主张，本案所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相关规定合宪。其理由略以：（一）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条之1规定乃具有民事监护性质之保安处分，并非刑事处罚，不适用刑事诉讼程序，受强制治疗者亦不能要求所有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之权利。虽强制治疗之期限为不定期，但已规定处分期间系至再犯危险显著降低为止，且鉴定、评估均由专业人士每年按特定程序作成，目的与手段均已相当，无不明确之处，并未违反法律明确性原则、比例原则及宪法第8条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二）性侵害犯罪加害人服刑期满经评估具再犯危险者，须进入适当处所接受强制治疗，暂时与社区隔离，以协助加害人之治疗辅导预防其再犯罪，已是兼顾人权与社会安全最好之方式，现行并无其他对人身自由侵害较小之替代方式。（三）系争规定三及四虽未规定每年鉴定、评估结果应经法院审查，亦未予当事人或其委任之代理人有陈述意见之机会。但受强制治疗者于收受通知后，得自行声请法院裁定停止强制治疗，认检察官执行指挥不当者，亦可声明异议，如不服声明异议结果者，可依法提出抗告及再抗告。既已有救济途径，并未违反宪法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四）系争规定二对加害人施以强制治疗，虽适用于95年7月1日刑法第91条之1公布施行前之性侵害犯罪者，但因强制治疗程序不会构成二次起诉，性质上亦非刑罚，自无重复处罚问题，未违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及信赖保护原则等语。
　　关系机关司法院（刑事厅）主张略以：依我国现制，法院裁定未定期限之强制治疗处分后，每年由执行机关鉴定、评估决定是否向法院声请停止执行。程序规范固属宽松，惟衡以执行事项之事物本质，及较之刑罚及其他保安处分之程序并无差异，尚难遽认系争规定五违反听审权保障及法官保留原则。惟每年之鉴定、评估及其审查程序仍应赋予受处分人或其代理人陈述意见机会，以完备强制治疗各阶段合于宪法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等语。
　　本院斟酌全辩论意旨，作成本解释，理由如下：
　　一、人身自由限制之审查标准
　　宪法第8条所保障之人民身体之自由，乃行使宪法所保障其他自由权利之前提，应享有充分之保障。依本院历来之解释，凡拘束人民身体于特定处所，而涉及限制其身体自由者，不问是否涉及刑事处罚，均须以法律规定，并践行正当法律程序；且其内容须明确并符合宪法第23条所定相关之条件。至于对人身自由之限制是否抵触宪法，则应按其实际限制之方式、目的、程度与所造成之影响，定相应之审查标准（本院释字第384号、第690号、第708号及第710号解释参照）。
　　二、强制治疗涉及对人身自由之重大限制
　　系争规定一（即刑法第91条之1第1项）明定：“犯第221条至第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230条、第234条、第332条第2项第2款、第334条第2项第2款、第348条第2项第1款及其特别法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令入相当处所，施以强制治疗：一、徒刑执行期满前，于接受辅导或治疗后，经鉴定、评估，认有再犯之危险者。二、依其他法律规定，于接受身心治疗或辅导教育后，经鉴定、评估，认有再犯之危险者。”乃刑后强制治疗之规定，为保安处分之一种，其实施系适用保安处分执行法及相关规定。强制治疗处所为公私立医疗机构，治疗处所得依法对强制治疗受处分人，施以适当之戒护、管理、监视（保安处分执行法第15条第1项、第21条、第23条及第78条规定参照）。进言之，对于受处分人，应于不妨碍其治疗进行之范围内施以戒护，其施用戒具之情形应依保安处分处所戒护办法第12条规定为之。保安处分处所固许强制治疗受处分人与其家属及亲友接见，但请求接见如认为有妨害强制治疗处所之纪律，或强制治疗受处分人之利益者，得不予准许。接见除另有规定外，应加监视，如在接见中发现有前述不许接见之情形时，应停止其接见。强制治疗处所应指定区域，许可强制治疗受处分人于限制时间内自由散步活动（法务部颁布之办理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刑后强制治疗作业要点第11点、第12点、第18点、第19点及第21点规定参照）。综上可知，系争规定一所定强制治疗之实施，已构成对人身自由之重大限制。
　　系争规定二（即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条之1第1项）明定：“加害人于徒刑执行期满前，接受辅导或治疗后，经鉴定、评估，认有再犯之危险，而不适用刑法第91条之1者，监狱、军事监狱得检具相关评估报告，送请该管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军事法院检察署检察官声请法院、军事法院裁定命其进入医疗机构或其他指定处所，施以强制治疗。”亦属刑后强制治疗之规定。依同条第5项规定，其声请程序、执行机关（构）、处所、执行程序、方式、经费来源及停止强制治疗之声请程序、方式、鉴定及评估审议会之组成等，授权法务主管机关会同中央主管机关及国防主管机关定之。法务部、内政部、行政院卫生署及国防部于100年12月30日依此规定会衔订定发布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十二条之一加害人强制治疗作业办法（依行政院102年7月19日院台规字第1020141353号公告，上开办法第2条第3款所列属“内政部”之权责事项，自102年7月23日起改由“卫生福利部”管辖）。据此，其治疗处所为内政部（102年7月23日改由卫生福利部）委托法务部、国防部指定之医疗机构或其他处所。强制治疗处所因治疗目的，得限制强制治疗受处分人之居住场所或行动，并应依性别分离原则办理及于必要范围内为之。强制治疗处所，于保障受处分人安全之必要范围内，亦得设置监看设备，但应告知受处分人。另为防范紧急暴力意外、自杀或自伤之事件或其他管理之必要时，亦得拘束受处分人身体或限制其行动自由于特定设施内，但不得逾必要之时间及以不正当之方式为之（前揭作业办法第7条规定参照）。综上可知，系争规定二所定强制治疗之实施，亦已构成对人身自由之重大限制。
　　三、强制治疗制度应符合宪法明显区隔之要求
　　按对性犯罪者于刑罚执行完毕后，再施以强制治疗，旨在使具高再犯危险之性犯罪者，经由强制治疗程序而降低其再犯危险，以保护社会大众安全，并协助受治疗者复归社会。是强制治疗本质上应为一种由专业人员主导实施之治疗程序，受强制治疗者系立于“病人”之地位接受治疗，并以使受治疗者有效降低其再犯危险为目的，而非对受治疗者之刑事处罚。因此，强制治疗制度之建构，自应以使受治疗者得受有效治疗，俾利日后重获自由为核心指标，截然不同于犯罪之处罚。从而，强制治疗制度之具体形成，包括规范强制治疗之制度与其实际执行，无论涉及者为强制治疗之治疗处所（包含空间规划及设施）、施以治疗之程序、管理及专业人员之配置、参与等，整体观察，须与刑罚之执行有明显区隔，始为宪法所许。强制治疗制度如符合宪法明显区隔之要求，即不生抵触以犯罪之处罚为前提之罪刑法定或一事不二罚原则之问题。
　　强制治疗制度于宪法上应符合明显区隔之要求，就治疗处所（包含空间规划及设施）而言，强制治疗应于与执行刑罚之监狱有明显区隔之处所为之，且一般人可从外观清楚辨识其非监狱。次就受治疗者生活管理方面而言，受治疗者之生活起居与行为活动之纪律要求，均应以达成治疗目标之必要范围为其限度，于不妨碍实施治疗之前提下，应尽可能使受治疗者享有正常生活，以作为复归社会生活之准备，并与监狱受刑人之矫治处遇明显有别。再就如何治疗方面而言，治疗应由专业人员本于专业性、个别性原则，依据受治疗者之具体情状而主导实施，并应以有效降低其再犯危险，从而使其得以复归社会为贯串整体治疗程序之目标。
　　四、强制治疗制度对人身自由之限制，应符合法律明确性原则及比例原则之要求
　　强制治疗之本质与目的虽在于治疗，而非刑事处罚，然于具体实施强制治疗时，却难以避免对受治疗者之人身自由构成重大限制，而有类似刑事处罚之拘束人身自由效果。因此，基于宪法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对受治疗者施以强制治疗所生人身自由之限制，应符合法律明确性原则及比例原则之要求。
　　（一）系争规定一及四与法律明确性原则尚属无违
　　法律明确性之要求，非仅指法律文义具体详尽之体例而言，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时，仍得衡酌法律所规范生活事实之复杂性及适用于个案之妥当性，从立法上适当运用不确定法律概念而为相应之规定。如法律规定之意义，自立法目的与法体系整体关联性观点非难以理解，且个案事实是否属于法律所欲规范之对象，为一般受规范者所得预见，并可经由司法审查加以认定及判断者，即无违反法律明确性原则（本院释字第432号、第521号、第594号、第602号、第690号及第794号解释参照）。又依宪法第8条之规定，国家公权力对人民身体自由之限制，若涉及严重拘束人民身体自由而与刑事处罚有类似效果之法律规定，其法定要件是否符合法律明确性原则，固应提高审查密度（本院释字第636号及第690号解释参照），惟强制治疗虽拘束人身自由于一定处所，因其乃以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为目的，与刑事处罚之本质不同，且事涉医疗专业，故应适用中度标准予以审查。
　　系争规定一对性犯罪者施以强制治疗之要件，限于犯所列举之罪名，且应经鉴定、评估，认有再犯之危险者，始得为之。其中关于所犯罪名部分，系争规定一已逐一列举，并无不明确情形。又系争规定一所使用“危险”一词，乃指发生某一不利事实之可能性，不但为一般人民之日常生活用语，且在各项法律中亦普遍使用，其涵义当为一般人民所能理解。系争规定一所称“有再犯之危险”，是指将来有再犯系争规定一所列举之性犯罪之可能性，系争规定四（即刑法第91条之1第2项前段）明定：“前项处分期间至其再犯危险显著降低为止……”所称“再犯危险显著降低”，则指此可能性显著降低，亦非受规范者所难以理解。又造成性犯罪行为之原因多元，具个案差异性。到达何种程度或处于何种状态，始为系争规定一所定必须施以强制治疗之“再犯之危险”，以及必须到达何种程度或处于何种状态，始为系争规定四所定应停止治疗之“再犯危险显著降低”，固应依性犯罪之原因，个案判断，然非不能经由专家依其专业知识及社会通念加以认定及判断，并可由司法审查予以确认，尚无不明确之情形（本院释字第545号解释参照）。因此，系争规定一及四规定分别以“有再犯之危险”、“再犯危险显著降低”作为对性犯罪者宣告及停止强制治疗之要件，尚无违法律明确性原则。
　　（二）系争规定一尚不违反宪法第23条比例原则
　　按依系争规定一之强制治疗制度，系基于性犯罪为对于被害人造成重大伤害之犯罪行为，且为此行为者再犯率高之考量；对行为人之强制治疗，是以矫正其异常人格及行为，使其习得自我控制以达到预防再犯为目的（94年2月5日修正公布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0条修正理由二，及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刑法第91条之1修正理由三参照）。惟依此规定，对性犯罪者施以强制治疗，不可避免对受治疗者人身自由造成限制，其是否违反比例原则，应采严格标准予以审查（本院释字第690号解释参照）。查受治疗者虽因接受强制治疗，致使人身自由遭受限制，然限制受治疗者人身自由之目的系为确保治疗之有效实施，并避免其于治疗期间发生再犯之行为，乃系基于防卫社会安全之考虑，其目的系为维护社会大众人身安全、性自主权及人格权等特别重要公共利益，核属正当。至目前实施强制治疗之强制方法，系采限制受治疗者于固定处所作为治疗之方式，其是否属达成目的之必要手段，虽亦有主张得于固定处所治疗与社区治疗，交互采用之模式者，或采用电子脚镣监视作为强制住院之替代手段者，但尚未有被普遍公认，可达成与强制于固定处所治疗相同之社会预防效果，又限制受治疗者人身自由较小之方法。故依系争规定一施以强制治疗，因而对受治疗者人身自由造成限制，乃侵害最小之不得已方法，从而尚不违反宪法第23条比例原则。
　　（三）系争规定三及四关于强制治疗期间至其再犯危险显著降低为止之部分，与宪法比例原则尚属无违。惟若干特殊情形之长期强制治疗仍有违宪之疑虑，有关机关应依本解释意旨有效调整改善
　　强制治疗系为防免受治疗者再为性犯罪行为，致危害社会大众之安全；经评估仍存有再犯危险之受治疗者如持续接受强制治疗，社会大众即得免于受其再犯罪之威胁。另一方面，基于强制治疗处分之强制性，受治疗者之各种自由，尤其人身自由，于强制施以治疗期间，势将受到极大限制；治疗期间愈长，受治疗者所蒙受之自由权限制之程度即愈高。因此，强制治疗固具维护特别重要公共利益之正当目的，然于设定强制治疗之期限时，仍应限于必要之范围，且基于损益相称之要求，立法者应于社会大众安全需求之维护，与受治疗者人身自由等自由权所蒙受之限制间，谋求最大可能之均衡，尤应注意可合理期待受治疗者承受强制治疗之限度，始符宪法比例原则之要求。
　　系争规定三及四均规定治疗期间“至其再犯危险显著降低为止”，系以受治疗者“再犯危险显著降低”为施以强制治疗之期限，并未另设确定或最长治疗期限。查性犯罪行为成因多元，高度取决于行为人个人身心状况，具个案主观差异性，难以脱离行为人个别脉络而抽象归纳、提列共通性之性犯罪原因。因此，欲防范性犯罪行为人于刑罚执行完毕后再为性犯罪之行为，而对社会大众造成危害，即须针对其个人具体情状施以强制治疗，并应依其具体性犯罪倾向与特征，设计与规划个案最适治疗方法与程序，使其再犯之危险显著降低，以保护社会大众之安全，而就此所需治疗期程，理应因人而异，难以齐一化设定。是立法者就强制治疗之期间，不设确定期限或最长期限，而是以受治疗者经治疗后，其再犯危险显著降低之个别化条件为停止治疗之时点，应属必要，于社会大众安全需求之维护，与受治疗者人身自由等自由权所蒙受之限制两者间，尚难谓有失均衡。另强制治疗系以降低被治疗者再犯危险为治疗目标，此目标应为受治疗者所认知，因此，以治疗目标之有效达成作为强制治疗之期限，在通常情形下，尚属可合理期待受治疗者得以承受者。综上，于此范围内，系争规定三及四与宪法比例原则尚属无违。
　　惟性犯罪者之犯罪成因复杂多变，对此类犯罪者之治疗效果，亦因人而异，因此不无可能发生受治疗者因其异常人格或身心状况，致使其虽经相当长期之强制治疗，仍未达到或无法达到其再犯危险显著降低之治疗目标之状况。此等情形下，若仍毫无区别地持续对该等受治疗者施以强制治疗，将形同无限期施以强制治疗，从而使受治疗者变相遭无限期剥夺人身自由，甚至形同终身监禁，就受治疗者而言，已逾越可合理期待其得以承受之限度。于此范围内，现行规定即有因社会大众安全需求之公共利益与受治疗者所承受之人身自由遭受限制两者间严重失衡，致使有违反比例原则之损益相称性要求而抵触宪法之疑虑。
　　从而，为避免抵触宪法之疑虑，纵依个案具体情形而确有必要对受治疗者长期持续施以强制治疗，立法者亦应于制度上建立更能促进其得以停止强制治疗而重获自由、复归社会之配套机制或措施。受治疗者接受强制治疗之时间愈长，协助或促进其得以停止强制治疗之配套机制或措施即应更加多元、细致。唯有如此，方能确保为维护社会大众人身安全、性自主权及人格权等特别重要公共利益，而限制受治疗者之人身自由之强制治疗制度，得以持续地合于宪法比例原则之要求。
　　对受治疗者长期施以强制治疗，于制度上所应具备之配套机制或措施，包括实体面与程序面，均应以受治疗者得以重获自由、复归社会为核心指标。就实体面而言，立法者对于经长期治疗仍未达到或无法达到其再犯危险显著降低治疗目标之受治疗者，尤应检讨引进多元处遇措施，以辅助或补充常态治疗程序，以作为受治疗者复归社会之准备。
　　就程序面而言，鉴于对受治疗者长期于固定处所施以强制治疗可能产生治疗或疗效疲乏效应，甚至使长期受治疗者逐渐为社会所遗忘或甚至自我遗弃，进而难以积极护卫其自身之权利，故施以强制治疗达一定年限时，是否继续施以治疗，应由法官重为审查决定。至法官审查之频率，应依强制治疗期间之长短而定；强制治疗期间愈长，由法官定期审查之频率即应愈高。
　　综上，系争规定三及四关于强制治疗期间至再犯危险显著降低为止之部分，与宪法比例原则尚属无违。惟若干特殊情形之长期强制治疗仍有违宪之疑虑，有关机关应依本解释意旨有效调整改善。
　　五、系争规定二与法律不溯及既往及信赖保护原则尚无违背
　　系争规定二明定：“加害人于徒刑执行期满前，接受辅导或治疗后，经鉴定、评估，认有再犯之危险，而不适用刑法第91条之1者，监狱、军事监狱得检具相关评估报告，送请该管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军事法院检察署检察官声请法院、军事法院裁定命其进入医疗机构或其他指定处所，施以强制治疗。”上开规定系于100年11月9日制定公布，其立法理由称：“为解决95年6月30日以前犯性侵害犯罪之加害人，于接受狱中治疗……后，经鉴定、评估，认有再犯之危险者，因不能适用95年7月1日修正施行后之刑法第91条之1有关刑后强制治疗规定，而产生防治工作上之漏洞，导致具高再犯危险之性侵害加害人于出狱后不久即再犯性侵害犯罪，衍生法律空窗之争议，爰增列本条。”为配合此一修法，内政部于101年2月3日修正发布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细则时，增订第12条之1规定：“本法第22条之1第1项……所定加害人，为中华民国95年6月30日以前犯性侵害犯罪者。”足见系争规定二制定之目的，在规范于95年7月1日刑法第91条之1规定公布施行前，无从依刑法第91条之1规定施以强制治疗之案件。
　　查依系争规定二施以强制治疗者，虽系针对95年6月30日即刑法第91条之1规定修正施行前曾犯性侵害犯罪之加害人，然仍以该等加害人于该法施行后尚在服刑中，且于裁定时经鉴定、评估仍有再犯之危险，为其适用之条件，并非仅因加害人过去曾犯性侵害犯罪行为，即一律依此规定施以强制治疗。究其目的，乃为更正确鉴定、评估加害人未来有无再犯之危险，观察性犯罪者过去之犯罪情形及鉴定、评估其接受治疗、辅导后，于裁定时之状况，决定是否应采取强制治疗措施，以避免该等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再犯性侵害行为，而严重妨害社会安全。易言之，上开规定之意旨，系以再犯之危险仍继续存在为接受强制治疗之前提；反之，如经鉴定、评估已无再犯之危险，即无适用上开规定之馀地，是尚难谓上开规定抵触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
　　惟系争规定二于100年11月9日修正公布、101年1月1日施行前，已因性侵害犯罪而入监服刑中之加害人，确难以预见该规定所定之刑后强制治疗。其中，性侵害犯罪行为如系于95年7月1日刑法第91条之1规定修正施行前所为者，更因行为时尚无刑法第91条之1所定刑后强制治疗制度，而无该规定之适用（95年7月1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1条后段及第2条第1项前段参照）。因此，该等受刑人不但无从预见100年11月9日系争规定二之修正内容，更因其无95年7月1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91条之1规定之适用，而得以正当期待其于服刑期满后将不受固定处所强制治疗之处遇；况95年7月1日刑法第91条之1规定修正施行前，就性侵害犯罪之受刑人，亦设有服刑前之强制治疗制度，是95年7月1日前触犯性犯罪而遭判处徒刑而有施以强制治疗之必要者，适用刑前强制治疗制度，虽此刑前强制治疗得折抵刑期，且期限3年，但其就服刑期满后无须再接受强制治疗，仍享有正当之信赖。整体而言，性侵害犯罪行为完成于95年7月1日刑法第91条之1规定修正施行前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对其于服刑期满后不受固定处所强制治疗处遇，而得以逐渐回归正常社会生活之经营，尚可认是正当且非不值得保护之信赖利益。
　　然而，系争规定二既系针对经鉴定、评估程序而认有再犯性犯罪危险之受刑人所为，其目的即仍在借由强制治疗而使该等受刑人重获自由后再犯危险显著降低，以维护社会大众之安全，系着眼于宪法上之特别重要公共利益，应优先于受治疗者不受强制治疗之信赖利益。鉴于性侵害犯罪往往对受害人人身安全、性自主权及人格权等重要法益，造成无法或难以复原之巨大伤害，且受害人通常难以事先预防，此于随机性犯罪之情形尤然，对社会大众之安全造成极大之威胁；而此等威胁并不因性犯罪行为系发生于95年7月1日刑法第91条之1规定修正施行前或后而有不同，因此，基于保护社会大众安全宪法上特别重要公共利益，对有再犯性犯罪危险之受刑人，即有接续其徒刑之执行完毕后施以强制治疗之正当性与必要性，性犯罪受刑人个人之信赖利益应行退让。综上，系争规定二与信赖保护原则尚无抵触。
　　六、刑事诉讼法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均未规定应赋予受处分人于法院就声请宣告或停止强制治疗程序，得亲自或委任辩护人到庭陈述意见之机会，以及如受治疗者为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无法为完全之陈述者，应有辩护人为其辩护，于此范围内，均不符宪法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之意旨。有关机关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2年内检讨修正。完成修正前，有关强制治疗之宣告及停止之程序，法院应依本解释意旨办理
　　对于性犯罪者施以强制治疗，实质上仍属对受治疗者人身自由之重大限制，除应由法院审查决定外，尚应践行其他正当法律程序，尤其是应使受治疗者于强制治疗之宣告及停止程序有亲自或委任辩护人到庭陈述意见之机会；受治疗者如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无法为完全之陈述者，应有辩护人为其辩护，始符宪法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之意旨。
　　系争规定五（即刑事诉讼法第481条第1项后段）明定：“……由检察官声请该案犯罪事实最后裁判之法院裁定之。第91条之1第1项之施以强制治疗及同条第2项之停止强制治疗，亦同。”前述系争规定二及三（即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条之l第3项）规定：“前二项之强制治疗期间至其再犯危险显著降低为止，执行期间应每年至少一次鉴定、评估有无停止治疗之必要。其经鉴定、评估认无继续强制治疗必要者，加害人、该管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军事法院检察署检察官或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得声请法院、军事法院裁定停止强制治疗。”固均规定关于性侵害防治法强制治疗之宣告及停止程序，应经法院或军事法院裁定。惟刑事诉讼法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均未规定应赋予受处分人于法院就声请宣告或停止强制治疗程序，得亲自或委任辩护人到庭陈述意见之机会，以及如受治疗者为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无法为完全之陈述者，应有辩护人为其辩护，于此范围内，均不符宪法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之意旨。有关机关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2年内检讨修正。完成修正前，有关强制治疗之宣告及停止之程序，法院应依本解释意旨办理。
　　七、系争规定五与宪法保障诉讼权之意旨尚无违背
　　又系争规定五固明定停止强制治疗，应由检察官向法院声请，而未规定受治疗者亦得声请，然依刑法第91条之1第2项后段规定所为之每年鉴定、评估结果，认未达到再犯危险显著降低而须继续治疗时，受治疗者仍得就检察官继续强制治疗之指挥，依刑事诉讼法第484条规定，向法院声明异议，使该未达到再犯危险显著降低之鉴定、评估结论，可并受法院之审查，难认系争规定五与宪法保障诉讼权之意旨有违。
　　八、现行强制治疗制度长年运作结果有趋近于刑罚之可能，而悖离与刑罚之执行应明显区隔之宪法要求，有关机关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3年内为有效之调整改善，以确保强制治疗制度运作之结果，符合宪法明显区隔要求之意旨
　　强制治疗制度之建构及其实际执行，均须符合与刑罚及其执行明显有别之宪法明显区隔要求，已如前述。刑法第91条之1所建立之强制治疗制度，就强制治疗对受治疗者人身自由之限制而言，无论是实施要件或期限，在法规范面虽尚无抵触宪法之虞，然就强制治疗之具体实施而言，由于法律规范密度相当低，其实际运作情形高度取决于执行机关之指挥与决定，除受限于行政资源外，亦因强制治疗执行机关与刑罚执行机关同一，长年运作结果，已有趋近于刑罚执行之可能，从而悖离宪法明显区隔之要求。基此，为避免强制治疗制度未来受违宪之指摘，有关机关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3年内就下列三点事项为有效之调整改善，以确保强制治疗制度运作之结果，符合宪法明显区隔要求之意旨。
　　首先，刑法第91条之1所定强制治疗之具体实施，现制下，除保安处分执行法略有规范外，别无相关法律规定。而保安处分执行法系针对刑法各种保安处分之执行所为之一般性法律规范，性质上得迳行适用于强制治疗之规定相当有限，而直接针对强制治疗所设之规定仅有4条文，内容亦相当简略。鉴于强制治疗之治疗本质与目的，与其他种类保安处分之性质与运作模式存有相当大之差异，因此，其具体实施所应遵循之规范，例如得为治疗处所之条件、施以治疗之程序、内部管理与纪律要求及专业人员之资格与配置等事项，应有符合治疗本质与目的之更详尽法律明文规范。
　　其次，刑法第91条之1仅规定令入相当处所，施以强制治疗，保安处分执行法则进一步指明强制治疗处所为公私立医疗机构，目前强制治疗处所设于监狱中主供受刑人医疗服务之附设医院，并与监狱附设医院共用同一建筑设施。影响所及，除外观上难以区辨究为刑罚执行处所，抑或强制治疗处所外，也因该建筑设施对外须有一致之管制、警卫措施，致使受治疗者对外亦一律受到有如受刑人般之管制；甚至亦可能因共用内部警卫设施，而使受治疗者于内部管制部分，亦受到有如受刑人般之处遇。因此，强制治疗处所设于监狱附属设施内时，长期以往，易使处于同一空间内之受治疗者与受刑人受到趋同之处遇；至少不易使强制治疗之实施，明显有别于刑罚之执行。此外，于该处接受医疗服务者，究属受强制治疗者，抑或受刑人，亦非明显可辨，极易因监狱附属设施之外观而产生标签效应，使受治疗者蒙受误解。凡此均有违反宪法明显区隔之要求。是强制治疗处所应于管理上、空间上与监狱及其附属设施有足以辨识其不同之明显区隔，不应设于监狱或监狱附属医疗院所。
　　再者，现行强制治疗之实际运作，依法务部所订定之办理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刑后强制治疗作业要点之内容观之，对受治疗者于治疗期间之处遇，明显仍较突显采一致化管理模式，欠缺治疗方法与程序之个别性指标规定。惟强制治疗既系以预防受治疗者未来再犯性侵害犯罪为目标，而非就其过去所为之性侵害犯罪再为追究，其具体实施时，即应与刑罚执行时，受刑人原则上应受到公平且一致之处遇不同。为落实宪法明显区隔之要求，配合未来强制治疗之相关执行性法律规范之制定，执行机关除本于个别性与专业性原则，针对受治疗者具体情状进行鉴定、评估，并拟定个别治疗计划，施以适当之治疗外，尚应致力于协助与促成受治疗者达成再犯危险显著降低，因而得以重获自由、复归社会之治疗目标。其中，应包括借由共通适用之累进性处遇指标之建立，使受治疗者得以预期其接受治疗之各阶段指标及相应之松绑措施，以正向期待停止治疗之日。与此同时，治疗机构对受治疗者于治疗期间之人身自由与诸如个人隐私、自由通讯与会客等相关自由权之限制，亦仅得于个案适当且必要之范围内为之，与刑罚之执行应有明显不同，俾便于保护社会大众之安全利益之同时，亦适切维护受治疗者受宪法所保障之人身自由与其他自由权。
　　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条之1规范之强制治疗制度及其实际执行，亦存有类如前述关于刑法第91条之1规定未来可能受违宪指摘之疑义情事，有关机关亦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3年内，参照前述解释意旨，就有关事项为有效之调整改善，以确保强制治疗制度运作之结果，符合宪法明显区隔之要求。
　　九、刑后强制治疗之定性及其主管机关为何，有关机关宜重新检讨评估
　　查刑法第91条之1所定刑后强制治疗本质上应为一种由专业人员主导实施之治疗程序，受强制治疗者系立于“病人”之地位接受治疗，并以使受治疗者有效降低其再犯危险为目的，而非对受治疗者之刑事处罚，为本解释之立论基础。是关于刑后强制治疗是否宜继续定性为刑事法规范上所定之保安处分及其主管机关为何，有关机关宜在本解释之立论基础上重新检讨评估，并此指明。
　　十、不受理部分
　　另声请人五主张大审法第14条规定抵触宪法部分及声请人六主张刑法第91条之1第1项第2款规定抵触宪法部分，查该等规定均非其于审理原因案件时，所应适用之法律，是就此二部分，与本院释字第371号、第572号及第590号解释所阐释法官声请解释宪法之要件不合，均应不受理。

大法官会议主席　大法官　许宗力
　　　　　　　　大法官　蔡炯炖　黄虹霞　吴陈镮　蔡明诚
　　　　　　　　　　　　林俊益　许志雄　张琼文　黄瑞明
　　　　　　　　　　　　詹森林　黄昭元　谢铭洋　吕太郎
　　　　　　　　　　　　杨惠钦　蔡宗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