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018 中华文库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着录。承泽初附东林，继降闯贼，终乃入于国朝。自知为当代所轻，故末年讲学，惟假借朱子以为重。独此编说《诗》则以《小序》、《集传》并列，而又杂引诸说之异同。窥其大意，似以《集传》为未惬，而又不肯讼言，故颟顸模棱，不置论断；纷纭糅乱，究莫名其指归。首鼠两端，斯之谓矣。

国朝提桥撰。桥字景如，号澹如居士，河间人。前明天启壬戌进士，入国朝官至刑部侍郎。是编以《诗经大全》诸书卷帙浩博，难以披寻，因采择诸说，辑为一编，名曰《简正录》，言其说简而义正也。每篇首列《经》文，次摘采诸家之说，融会训释，又次附以己见。皆以通俗之语讲解文义，盖取便于初学而已。

国朝吴肃公撰。肃公字雨若，号街南，宣城人。是书大旨攻朱子《诗集传》，然亦不甚从《小序》，往往皆臆揣武断之说。其中引《世历纪》一条证《出车》为文王诗，又引《竹书纪年》一条证《菀柳》为诸侯盟太室诗，皆牵引杂说，不足据以解《经》也。

国朝张能鳞撰。能鳞字西山，顺天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四川按察司副使。其书以丰坊伪《诗传》为主，而旁采申培《诗说》及《诗六帖》以发明之。宗旨先谬，其馀亦不足深诘矣。

国朝秦松龄撰。松龄字留仙，号对岩，无锡人。顺治乙未进士，改庶起士。以江南奏销案罢归。康熙己未举博学鸿儒，官至左春坊左谕德。是编以《紫阳集传》宗《孟子》“以意逆志”之旨，多不依《小序》，因取欧、苏、王、吕、程、李、辅、严诸家，以及明郝敬、何楷、近时顾炎武之言，互相参核，而以己意断之。不专主《小序》，亦不专主《集传》。凡有疑义，乃为疏解，亦不尽解全诗，故曰《日笺》。王士祯《居易录》云：“秦宫谕所辑《毛诗日笺》，所论与馀夙昔之见颇同。其所采取亦甚简当。”然大旨多以意揣之，不尽有所考证也。

国朝张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着录。其说以《小序》为主而亦时有异同。大抵调停前人之说，而参以臆断。如“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既不用旧说，又不用《春秋》王姬之说；乃训平为等，谓唐棣本不同于桃李；而华如桃李。王之孙本不齐于侯之子，今观其车服则等王之孙，以齐于侯之子。以附会《序》中“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之说。于《经》义殊为乖剌，亦何取乎宗《小序》也？

国朝王锺毅撰。锺毅字远生，华亭人。顺治中松江府学岁贡生。是书据朱子《诗传》，发明比兴之义，每诗各标篇名，而推求托物抒怀之意。前有《大意》一篇，篇末有云“《关雎》之为求贤，《菁莪》、《棫朴》之为养士，此等义非不佳。然与《集注》全异，功令所格，不敢滥收”云云，盖专为科举作也。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着录。是书前有《自记》，又有《小引》，谓曾请正于李光地、陆陇其。每卷皆记其起草缮真之年月，盖亦苦志著述者。然循文衍说，于《诗》教未得其要领也。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着录。初，施闰章为江西参议，延湖广杨洪才讲学于吉安之白鹭洲书院，并续招奇龄往。奇龄与洪才论《诗》不合。及与闰章同官翰林，重录其向时所讲《毛诗》诸条，皆设为甲乙问答，故以“主客”为名。大旨洪才主朱子淫诗之说，而奇龄则谓《郑风》无淫诗；洪才主朱子《笙诗》无词之说，而奇龄则谓《笙诗》之词亡。故是书所论，惟此二事。夫先王陈诗以观民风，本美刺兼举以为法戒，既他事有刺，何为独不刺淫？必以为《郑风》语语皆淫，固非事理；必以为《郑风》篇篇皆不淫，亦岂事理哉？且人心之所趋向，形于咏歌，不必实有其人其事。六朝《子夜》诸曲诸歌，唐人《香奁》诸集，岂果淫者自述其丑？亦岂果实见其男女会合，代写其状？不过人心佚荡，相率摹拟形容，视为佳话，而读者因知为衰世之音。推之古人，谅亦如是。此正采风之微旨，亦安得概以“淫者必不自作”一语，遂谓三百篇内无一淫诗也。至于《笙诗》之说，未为无理，然并《仪礼》而诋为伪，抑又横矣。

国朝毛奇龄撰。皆其避仇出亡之时以意说《诗》之语，后追忆而录之。其初设为问答，故名《问答》。后去其问而存其答，以其出于追忆，故以“省篇”为名。凡二十六章，所论多与《传》义不同。或据他说，或自为断制，虽间有考证，要于《诗》义未能尽合。如以《黍离》为念乱，以《鸡鸣》为谗人，皆凭臆见而失之者也。以《式微》为黎侯夫人作，以卫武公为杀兄，皆据旧说而失之者也。至于《十亩之间》诸篇，李塨所作《序目》，已记奇龄自悔之言矣。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着录。是书一以朱子《集传》为宗，力攻《小序》。至以伪子贡《诗传》、伪申培《诗说》同类而议，未免失于鉴别。于近代诸家之说，颇取李光地《诗所》。然惟合《集传》者始采之，稍有异同即为所汰。至于《木瓜》诸篇，知不能全泯旧说，则依违两可于其间，尤不免门户之见矣。

国朝赵灿英撰。灿英字殿飏，武进人。是书成于康熙庚午。大旨为揣摩场屋之用，故首列朱子《集传》，次敷衍语气为串讲，串讲之后为总解，全如坊本高头讲章。至总解之后益以近科乡会试墨卷，则益非说经之体矣。

△《诗经详说》（无卷数，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冉觐祖撰。觐祖有《易经详说》，已着录。是书以朱子《集传》为主，仍采毛、郑、孔及宋元以下诸儒之说附录于下。每章《小序》与《集传》并列。盖欲尊《集传》而又不能尽弃《序》说，欲从《小序》而又不敢显悖《传》文。故其案语率依文讲解，往往模棱。间有自出新义者，如《郑风•有女同车》，谓男女同车为必无之事，改为“二女同车”；改《溱洧》为夫妇偕游之作；又以《豳风•伐柯》为东人得遂室家之愿，归美周公之词。考之古说，皆无所依据也。

国朝黄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抄》，已着录。是编杂采诸家《诗》说，分类钞录，所摭颇为繁富，而朱墨纵横，涂乙未定。盖犹草创之本也。前后无序、跋，亦无目录。以其排纂之例推之，十四卷以前皆总论诗之纲领，十五卷以后乃依《经》文次第而论之。不列《经》文，惟集众说，故以《统说》为名云。

国朝方葇如撰。葇如有《周易通义》，已着录。是书但列经文，别无训释，各章之下必引《四书》一两句以证之。如《关雎》章即引“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葛覃》章即引“夫人蚕缫以为衣服”之类。至于《墙有茨》篇无可附会，则谓宣姜所生如寿、如文公、如宋桓及许穆夫人皆有贤德，引“犁牛之子骍且角”句。殆于以《经》为戏矣。

国朝李锺侨撰。锺侨字世邠，安溪人。康熙壬辰进士，官翰林院编修，降补国子监丞。是编不载正文，随其所见，各为评论。大旨以夫子未尝删《诗》，特据所得编之而已。若谓三千删为三百，则春秋时君卿大夫所赋多三百篇中所有，且其人皆在夫子之前，岂能预合圣人之意而去取之？《风》、《雅》正变之说亦难据。《楚茨》以下《瞻洛》诸篇皆承平之作，而列之于变，“平王之孙”列在二《南》，编《诗》不必以正变为低昂，正变不必以世代为前后。其持论类皆如此。至如释《关雎》首章非宫人作，乃世臣承命襄事而赋之；其次章盖博求四国，未得其人，故忧至于反侧。释“虽则如毁”句。谓役于王室而归者，其室家劳之如此。亦多前人未有之说也。

国朝应麟撰。麟有《易经粹言》，已着录。是编于三百篇中摘篇标目，略为之说。大抵因朱《传》而敷衍其馀意。

国朝陆奎勋撰。奎勋有《陆堂易学》已着录。是编虽托名阐发朱子《集传》，而实则务逞其博辨。大抵自行己意。近王柏《诗疑》；牵合古事，近何楷《诗世本古义》。如以《节南山》之“尹氏”即《春秋•隐公三年》所称“尹氏卒”者，“家父作诵”即《隐公八年》天王使来求车者。此类核以时代，已无以决其必然。其最新奇者，谓《诗》三百篇为史克所定，非孔子所删；谓《燕燕》为卫君悼亡之作，其夫人为薛女，故曰“仲氏任只”；谓《柏舟》之“共伯”即公子伋；谓《君子偕老》为哀挽夫人之诗，“之子不淑”乃礼家之吊词；谓《淇澳》兼咏康叔、武公；谓《葛藟》为周郑交质之诗；谓《丘中有麻》之“子国”为郑武公字，其子嗟当作子多，为郑桓公字；谓《著》为刺鲁庄公娶哀姜；谓《园有桃》为刘向《说苑》所载邯郸子阳亡桃事；谓《防有鹊巢》为陈宣公杀太子御寇事；谓《泽陂》为邓元所作；谓《黄鸟》为共伯归国；谓《行野》为幽王废后；谓《何人斯》“居河之麋”为虢石父；谓《大东》“西人之子”为褒姒；谓《小明》之“共人”为二相共和；谓《鼓钟》为穆王作，而淑人为盛姬；谓《青蝇》之“构我二人”为申后、宜臼；谓《敬之》、《小毖》为成王作，乃《雅》混于《颂》；谓《𬳶》为颂鲁庄公；谓“泮宫”为鲁惠公颂孝公：皆随意配隶，于古无征。他如既指《竹书》为伪托，而《扬之水》、《鼓钟》诸篇又援以为辞；既以郑《谱》为妄作，而《有杕之杜》诸篇又据以为证。《家语》赝作，《孔丛》晚出，乃动辄引为确典，亦不可为训。虽间有辨正精核之处，而以爱奇嗜博，反掩其所长。较毛奇龄之说经，又变本加厉者矣。

国朝王梦白、陈曾同撰。梦白字金孺，曾字衣圣，皆无锡人。梦白谓明初《诗经大全》有裨朱《传》，但所采群经典故，未备本末，所引诸儒论说，未有折衷，因与曾推广之。大略以《集传》为主，而间存诸说。前有韩菼《序》，引顾炎武言“自《五经》有《大全》而经学衰”，兹编虽为广《大全》而作，然其采择精详，诠释简当，或有功于朱《传》。今考是书，虽溯源《注》、《疏》，然未能深研古义。其训释名义，亦惟以蔡卞、冯复京二书为蓝本，罕所考正。宜菼之有微词也。

国朝王承烈撰。承烈字复庵，泾阳人。康熙己丑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是书奉朱子《诗集传》为主，以攻击毛、郑。其菲薄汉儒无所不至，惟淫诗数篇稍与朱子为异耳。盖扬辅广诸人之馀波，而又加甚焉者也。其中间有不从《序》亦不从《传》者，如谓《关雎》为周公拟作之类，皆悬空无据。至于注释之中，附以评语，如论《周南》云：“《周南》十一篇只就文字而论，其安章、顿句、运调、炼字、设想，无一不千古倾绝。”论“女曰鸡鸣”云：“弋禽饮酒，武夫之兴何其豪。琴瑟静好，文人之态又何其雅。”如是之类，触目皆是。是又岐入锺、谭论《诗》之门径矣。

国朝阎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书疏证》，已着录。是书论《小序》为不可尽信，而朱子以《诗》说《诗》为矫枉过正，皆泛论两家得失，非章句训诂也。所引《尚书》、《左传》以为《诗》之本《序》，诚为确凿，其馀则多悬揣臆断之词，不类若璩他著作。未喻其故也。

△《诗经序传合参》（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昺撰。昺有《周易摘钞》，已着录。是编为其三经解之三。大旨从苏辙之说，以《小序》第一句为国史之旧文，次句以下为后儒之附益，因以朱子《集传》互核其异同，而断以己见，故曰《合参》。多采李光地《诗所》之说，持论颇平允。然推究文义，以意断制者多，未能元元本本，合众说以断两家之是非也。

国朝诸锦撰。锦字襄七，号草庐，秀水人。雍正甲辰进士，改庶起士。散馆外补知县，改补教授。乾隆丙辰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官至右春坊右赞善。是篇以《小序》为主，故题曰《毛诗》。《序》文惟存首句，用苏辙之例。不释全《经》，惟有所心得则说之，用刘敞《七经小传》例也。首为《通论》九篇。上卷《周南》至《曹风》，所说凡五十八篇；下卷《豳风》至《商颂》，所说凡二十七篇。疏证旁通，时有新意，而亦不免于附会古义。如以死麇、死鹿为古俪皮之礼；以“仲氏任只，其心塞渊”为陈执州吁由戴妫内援之证；以“西方之人兮”即《方言》之“凡相哀怜，湘潭之间谓之人兮”；以《木瓜》为刺卫于齐桓没后同宋人伐齐；以《水经注》段干冢证《十亩之间》；以春秋时秦境东至于河证“所谓伊人”为思周；以僖负羁之妻证“季女斯饥”：皆有强经从我之失。其《长发篇》后附《禘说》三篇，谓孔颖达《春秋疏》以祫为禘，其说固是。而谓颖达之误在以《王制》、《祭统》、《郊特牲》有“春禘”、“夏禘”之文，遂误混大祭于时祫，则失之诬。考《王制》曰：“春曰礿，夏日禘。”《祭统曰》：“春祭曰礿，夏祭曰禘。”《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尝。”《祭义》曰：“春禘秋尝。”俱据时禘而言，与祫祭略不相涉，经文最为明晰。孔尚不能混时禘于时祫，又何至混大禘于时祫？是无故而罹之咎也。推锦之意，不过以《王制》又有祫禘、祫尝、祫烝之文，因祫禘二字相连，遂以为时禘亦兼祫，而疑孔《疏》缘此而误。不知《王制注》曰：“天子先祫而后时祭。”盖三时各先为祫祭，而后更举禘、尝、烝。是时祭之祫，本不兼祫。孔即略不晓事，何至以大禘混时禘，又混时祫耶？然则孔《疏》之误，在于信《春秋》不书祫祭而竟废《礼记》，不在附会《礼记》以解《春秋》也。锦又谓：“汉儒据《春秋》书禘，一春一夏，因以附会《礼记》，遂有春禘、夏禘时祭之名。”今考《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则所谓一春也。《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则所谓一夏也。然《春秋•僖公八年》又有“秋七月，禘于太庙”之文，汉儒果因《春秋》书禘一春一夏，遂附会春禘、夏禘为时祭之名，何以秋禘独不附会乎？至于三代之礼，制同名异者多，如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周弁、殷冔、夏收之类，不一而足。今锦必斥春祫、夏禘、秋尝、冬烝、夏殷之制为非，持论殊偏。若谓郑玄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为据《春秋》非礼之制，则又聚讼之绪馀，无庸辨矣。

国朝刘青芝撰。青芝字芳草，襄阳人。雍正丁未进士，改庶起士，未散馆卒。是编皆引旧说以驳朱子《诗集传》。从毛《传》、郑《笺》者十之三四，从苏辙《颖滨诗传》者十之六七，其偶涉他家者不过数条耳。《诗序》之见废，始于郑樵，而成于朱子。诸儒之论，自宋代即有异同。青芝是编，大抵前人所已辨。其中自为说者，往往推求于字句之间。如《行露》以为实未成讼，不过设言以拒之，此泥《经》文二“虽”字也。然于《经》文二“何以”字义又不协矣。

国朝张叙撰。叙有《易贯》，已着录。是书首载《诗说》一卷、《诗本旨》一卷、《诗音表》二卷。后案《经》文次序为之注释，凡十四卷，颇多与朱子异同。如以《关雎》为后妃求贤之诗，义本《小序》，而遂谓此篇并下二篇皆后妃自作。又以《𬳶篇》为美伯禽而非颂僖公，引《书经•费誓》“窃马牛有常刑”之语，谓出师时丁甯马牛如此，则平日之留心牧事可知。夫伯禽固勤牧事，又何以知僖公之独不然乎？其说皆不免于牵合。且各章训释已详《经》文之下，而又仿《小序》之体别为《本旨》一卷冠之于前，于体例亦伤繁赘也。

国朝谢起龙撰。起龙字天愚，馀姚人。是书成于雍正癸丑。其《自序》诋吴棫《韵补》之谬，而发明陆德明“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之说，持论最确。乃核其所注，则仍谓古音之外有所谓叶韵，但以音属读，取其顺吻而止，绝不究音韵之本原与古人之旧法。则与吴棫之书均为臆定，未可同浴而讥裸裎也。观其于《汉广》末章云“蒌有闾、楼二音，驹亦有居、钩二音，只从《传》读闾读居可也。如《桃夭》首章，华、家古读敷、姑，今入麻韵，不妨依今韵读之。韵者使之叶于音而适于口也。叶且适于吟咏矣，何必斤斤古之是泥”云云，是于此事茫然未解，殆无从与之诘难矣。

国朝夏宗澜撰。宗澜有《周易札记》，已着录。是编卷首标题“江阴杨名时讲授”。然观名时之《序》，则名时以李光地《诗所》授宗澜，宗澜读而自记所见，非名时书也。《郑风》之首有名时批二段，其不出名时审矣。

国朝徐铎撰。铎有《易经提要录》，已着录。是书以朱子《集传》为宗，而亦参取《小序》。大旨多本李光地《诗所》、杨名时《诗经札记》二书。盖铎为名时之门人，名时则光地之门人也。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着录。是编大旨谓自宋至今，毛氏之《传》废于朱《传》之盛行。郝敬云：“《序》近古而朱在后，不合以后说而反废前说。固为得之。然使后说而合《经》，安在不可舍前而遵后？且齐、鲁、韩三家尽在《毛诗》之前，而皆以毛《传》尽废，安在后之更合者不可独行？又将谓毛《序》必承传有自，不可改。不思三家之《传》亦必承传有自，而一废尽废，何也？”其持论颇近和平。故其书从毛《传》及郝敬解者居其大半。然自二家以外，诸儒之书无一字引及，则亦抱残守匮之学耳。其每节必效乡塾讲章敷衍语气，尤可以无庸也。

国朝叶酉撰。酉字书山，桐城人。乾隆己未进士。官至左春坊左庶子，降补翰林院编修。是书专以《诗》之次第立说，分《正编》、《附编》、《馀编》，不取《小序》，并不取《左传》。以季札观乐所列诸国不足信，而断以“左氏失之诬”一语。以《木瓜》美齐桓为穿凿悖谬，而断以“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一语。又以《雅》、《颂》分什为毛、郑之可笑，而分合其数篇，别为编次。盖汉以来相传之古《经》，自酉而一变其例矣。

国朝史荣撰。荣自号雪汀道人，鄞县人。其书据朱子孙鉴所作《诗传补遗后序》，定朱子《集传》原本有音未备，其音多后人所妄加。因以《集传》与音互相考证，得其矛盾之处，条分缕析以辨之。一曰《集传》用旧训义而无音，二曰《集传》有异义而不别为之音，三曰音与《传》义背，四曰古今未有之音，五曰声误，六曰韵误，七曰音误，八曰误音为叶，九曰误叶为音，十曰四声误读，十一曰泛云四声之误，十二曰《邶风》注与某同之误，十三曰补音，十四曰叶音阙误，十五曰叶音志略。又附录《经》文误字、《经》文疑义、京本音切考异、《释文》叶韵纪原、吴棫《韵补》考异、《集传》相沿之讹、俗书相沿之讹、《集传》偶考、俗音订误九门，共二十四类。其音与义背、用旧义而无音、异义而不别音三门，辨论颇为精确。误音、误叶、补音及俗音订误四门，亦多可取。惟未有之音与四声误读二门，所言即是音误，分目未免太繁。至泛云四声及《邶风》音与某同二门，则有意吹求，未为平允。又荣考今音颇详，而古音则茫无所解，故叶音阙误、叶音志略二门所言，往往大谬。吴棫《韵补》见行于世，荣自言未见其书，摭诸书所引为考异，尤为赘疣。至于旧音舛谬之处，动辄漫骂。一字之失，至诋为全无心肝，亦殊乖著书之体。盖考证颇有所长，而芜杂亦所未免焉。

国朝许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着录。是书用苏辙之说，以《小序》首句为古《序》，而以其馀为续《序》。次列《集传》，次列《辨义》，于《集传》多所攻难，而所立异义不能皆有根据。

△《毛诗广义》（无卷数，编修曹锡龄家藏本）

国朝纪昭撰。昭字懋园，献县人。乾隆丁丑进士，官内阁中书舍人。是编全载毛苌之《传》。其以《小序》冠各篇之首，亦从毛氏，故题曰《毛诗传》。及《小序》之下，杂引郑《笺》、孔《疏》及诸儒之说以发明之。大旨以毛《传》与朱子《集传》互相勘正，以己意断其短长。其间不尽用毛说，故名曰《广义》云。

国朝范芳撰。芳字令则，如皋人。其书大旨以朱子《集传》为主，而衷诸常熟杨彝、太仓顾梦麟之说。盖彝与梦麟同辑《诗经说约》者也。全书共一千二百五十馀番，约六十万言。采摭非不详赡，而本意为科举而设，于《经》义究鲜发明。

国朝姜文灿撰。文灿字我英，丹阳人。是书首为《诗经字画辨疑》，次为《天文、舆地、服饰、礼乐、器具、车马、兵制图考》，次为《姓氏》、《草木》、《禽兽》、《鳞介》诸考。大抵袭《六经图》及《名物疏》诸书而为之。其训释亦颇浅易。──右“诗类”八十四部，九百一十三卷，内八部无卷数，皆附《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