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025 中华文库

旧本题“宋郑樵撰”。考其文即《六经奥论》之一卷也。《六经奥论》本危邦辅托之郑樵。此更伪中作伪，摘其一卷，别立书名以炫世。曹溶漫收之《学海类编》中，失考甚矣。

旧本题“宋真德秀撰”。诸家书目不着录，惟曹溶《学海类编》载之。书止五页，引程朱诸儒之说凡九条，条下系以案语。然案语内引元泰定中邱葵更定《周礼》，又引吴澄《三礼考注》，德秀何由得见之？其伪不待言矣。

旧本题“元吴澄撰”。其书据《尚书•周官篇》以改《周礼》六官之属。分《大司徒》之半以补《冬官》，而《考工记》别为一卷。《仪礼》十七篇为正经，于《大、小戴记》中取六篇为《仪礼》逸经，取十六篇为《仪礼》传。别有《曲礼》八篇。然澄作《尚书纂言》，不信古文，何乃据《周官》以定《周礼》。即以澄《三礼叙录》及《礼记纂言》考之，所列篇目亦不合。其经义混淆，先后矛盾者，不一而足。虞集作澄《墓志》，宋濂《元史》澄本传，皆不言澄有此书。相传初藏庐陵康震家，后为郡人晏璧所得，遂掩为己作，经杨士奇等钞传改正。然士奇《序》及成化中罗伦《校刻序》皆疑其为璧所作，则当时固有异论矣。士奇又言：“闻诸长老，澄晚年于此书不及考订，授意于其孙当，当尝为之而未就。”朱彝尊《经义考》言：“曾购得当所补《周官礼》，以验今书，多不合。”又张尔岐《蒿庵闲话》曰：“愚读《仪礼》，偶得吴氏《考注》，其注皆采自郑、贾，往往失其端末。其不用郑、贾者四十馀事。惟《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补入‘尸授祭肺’四字为有功于经，馀皆支离之甚。草庐名宿，岂应疏谬至此？后得《三礼考注序》云，辄因朱子所分礼章，重加伦纪，其《经》后之《记》，依《经》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旧。今此书则割裂记文，散附《经》内矣。《序》又云，二戴之《记》中有经篇，离之为逸经。礼各有义，则经之传也。以戴氏所存兼刘氏所补合之而为《传》，《传》十五篇。今此书十五篇则具矣，《士相见》、《公食大夫》二篇但采掇《礼记》之文以充数，求所谓清江刘氏之书无有也。至于逸经八篇，序详列其目，《公冠》、《迁庙》、《衅庙》取之大戴，《奔丧》、《投壶》取之小戴，《中溜》、《禘于太庙》、《王居明堂》取之郑氏《注》。逸经虽曰八篇，实具其书者五篇而已。其三篇仅存篇题，非实有其书也。今此书大戴《明堂》列之第二，盖不知王居明堂之与明堂为有辨也。三者与《序》皆不合，其不出于吴氏也审矣。《序》又云，正经居首，逸经次之，传终焉，皆别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归诸戴氏之《记》。朱子所辑及黄氏《丧礼》杨氏《祭礼》亦参伍以去其重复，名曰《朱氏记》，而与二戴为三。本书次第，略见于此。今此书《朱记》了不可见，而又杂取二戴之书名为《曲礼》者八篇，庞杂萃会，望之欲迷。与所云悉以归诸戴氏之《记》者又不合。何物妄人，谬诬先儒至此”云云，然则是书之伪，可以无庸疑似矣。

明湛若水撰。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弘治乙丑进士，历官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编从孔子“曲礼三千，经礼三百”之说，故曰“二礼”。以《戴记》《曲礼》附以《少仪》为《曲礼》上经三卷，以《仪礼》为下经十七卷，《冠义》等十六篇为《仪礼正传》十六卷，《王制》等二十三篇为《二礼杂传通传》二十三卷，又别分小戴《郊特牲》等五篇与大戴《公符》等四篇为《仪礼逸经传》。每节各为章旨，标目殊伤烦碎，所注亦皆空谈。

△《庙制考议》（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学四同》，已着录。是书总论凡七义，附录七十七图。其中如谓天子五庙，周加文、武二世室乃七庙，其说主郑康成《注》。惟《书•咸有一德》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则似商以前已有七庙，无以为解。乃谓自太甲逆溯至相土为七世，所谓七世之庙专指相土。今考《鲁语》曰：“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将观列祖之德，何远不及契，近不及汤，而独举相土？又考《殷本纪》，相土以下曰昌若、曰曹圉、曰冥、曰振、曰微、曰报丁、曰报乙、曰报丙、曰主壬、曰主癸、曰汤、曰太丁、曰太甲，自太甲逆溯至相土十四世。而本谓太甲上溯相土为七世，其说舛谬。盖缘伪古文《尚书》之言七庙，致生穿凿。不知《吕氏春秋》引《商书》实作“五世之庙”，无庸如是牵合也。本又谓禘非审谛昭穆，惟有功德而庙不毁者，则当禘于所出之祖庙，而以受命之祖配之。《长发》之《诗小序》曰：“大禘也”，而述契及相土以至于汤，是特审谛其贤君而以汤配也。今考《鲁语》曰：“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祭法》曰：“冥勤其官而水死，以死勤事则祀之。”是汤以上，惟微、冥得永列祀典，而未闻商人列诸不毁之庙。今本谓相土有功德而庙不毁，拟于三宗，殊为疏舛。况相土本在毁庙之列，而《长发》为大禘之诗，得及相土，则毁庙、未毁庙之主皆得与矣。此正可以折本之说，而本反引以为难乎？至谓公刘、太王、王季庙皆不当毁，不特文、武，则益不经矣。本又斥朱子考妣同祫之说，谓禘祫男主得入，女主不得入，故周公营洛邑，特立文、武庙，父子同庙，而其庙无妣主。今考《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左氏传》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礼也。凡夫人不薨于寝，不殡于庙，不赴于同盟，不祔于姑，则弗致也。”据此，则夫人薨于寝、殡于庙、赴于同盟、祔于姑者，皆得以禘致太庙矣，何得云妣主不得与于禘祫乎？《祭统》：“铺筵设同几，为依神也。”郑《注》：“同之为言𫍣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据此，则凡祭皆有配明矣。《洛诰》：“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又曰：“王入太室，祼。”孔《传》曰：“王宾异周公杀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庙亲告也。”据云皆至其庙，则祭文、武别庙可知。本何得云父子同庙？《雍诗序》：“禘太祖也。”郑《笺》：“太祖谓文王。”而其诗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则明以文母配也。本又何得谓洛邑之文庙独无文母乎？本又谓七庙之制，太祖居中，昭不必居左，穆不必居右，古人以右为尊，当于太祖庙之东，平行以次而东为四亲庙。今考庙以昭穆为左右，虽不见于经。然考《周礼•冢人》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注》曰：“昭居左，穆居右，夹处东西。”则昭穆分左右之明证也。故贾《疏》即以墓之昭穆推庙之昭穆。今本谓庙之昭穆皆在祖庙之中，又何以解于墓之昭穆别左右乎？又考《匠人》曰：“左祖右社。”贾《疏》引《祭义》注云：“周尚左。”又考《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太庙。”何休云：“文家左宗庙，尚尊。”据此，则于王宫之外立祖庙与社稷既尚左，而立祖庙与群庙则又尚右，何同一地而所尚顿异耶？真无据之谈也。本又谓禘祫在太庙，容主多，则太庙宜大。高祖以下群庙，仅容考妣足矣，故其制小。《周礼•祭仆》言“小丧复于小庙”，《隶仆》言“大丧复于小寝、大寝”是也。今考《闵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定八年》：“冬十月辛卯，禘于僖公。”则《春秋》禘祭有于群庙者矣，而未见群庙之不容多主，则亦未见群庙之必小于太庙也。《周礼》言小寝、大寝、小庙非以规制之大小言，特以尊卑言耳。故郑《注》但云高祖以下，高祖以上。《考工记》曰：“庙门容大扃七个，于凡庙之门同。”可以知凡庙之室亦同矣，而何大小之别乎？本又不信商祖契、周祖后稷。今考《周语》明云：“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祭法》明云：“祖契而宗汤。”而本不信之，尤荒经蔑古之甚矣。其论历代庙制，若谓汉光武但当立高祖舂陵节侯以上四世庙，不当为宣、元、成、哀立庙，则明世宗《明伦大典》之说，时势所牵，又当别论者也。前明三《礼》之学，本最著称，后世儒者往往承其谬说，故举其最误者辨之，庶可得其是非之实焉。

明贡汝成撰。汝成字玉甫，宣城人。嘉靖中官翰林院待诏。其书《周礼》六卷，主俞庭椿《冬官》不亡、散在五官之说，而变本加厉。不惟移其次第，且点窜其字句，涂改其名目，甚至于别造《经》文。后附《周礼馀》二卷，则《礼记•王制》、《月令》两篇也。《仪礼》十六卷，以《礼记•冠义》附《士冠礼》，《昏义》附《士昏礼》，《乡饮酒义》附《乡饮酒礼》，《射义》附《乡射礼》，《燕义》附《燕礼》，《聘义》附《聘礼》，《服问》、《三年问》、《丧服四制》、《丧服小记》四篇附《士丧服》，《问丧》、《间传》二篇附《士丧礼》，《丧大记》附《既夕礼》，《杂记》上下、《曾子问》三篇附《士虞礼》，《祭义》、《祭统》、《祭法》三篇附《有司彻》。后附《仪礼逸经》四卷，则《投壸》、《奔丧》、《文王世子》、《明堂位》四篇也。《仪礼馀》八卷，则《曲礼》上下、《内则》、《少仪》、《玉藻》、《深衣》、《大传》、《郊特牲》、《檀弓》上下十篇也。其《礼记》十二卷，所存者《礼运》、《礼器》、《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学记》、《乐记》十二篇，而《大学》、《中庸》不与焉。大抵亦剽朱子及吴澄诸说。其《周礼序》自称“如有用我，执此以往”，盖袭《文中子》之言，尤昧于时势。前有万历九年应天巡抚宋仪望《序》，乃诋贾、郑诸人用力愈勤，大义愈晦，而称汝成是书，周公复起不能易。傎之甚矣。

明邓元锡撰。元锡字汝极，南城人。嘉靖乙卯举人，万历中以翰林待诏征，未至而卒。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编以“三礼”为名，而实非历代相传之三《礼》。一曰《曲礼》，以《礼经》所载杂仪细曲者为《经》，以《表记》、《坊记》、《缁衣》为《记》。二曰《仪礼》，以十七篇为《经》，以《射义》诸篇为《记》。三曰《周礼》，以《周官》为《经》，而《考工记》、《大戴礼》、《家语》及《礼记》诸篇不可分入《曲礼》者，皆汇列于后为《记》。句下夹注，音训颇简，盖非所重。其自为发明者，则大书而附《经》文下，所谓“绎”也。昔俞庭椿首乱《周礼》，儒者所讥。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虽列附《礼记》，而仍以《仪礼》为主，不过引经证经。至吴澄《礼记纂言》，始删削其文，颠倒其次。贡汝成因而更定三《礼》，弥为变乱纷纭，已大乖先儒谨严之意。至元锡此书，则非惟乱其部帙，并割裂《经》文，移甲入乙，别为标目分属之，甚至采掇他书，臆为窜入，古经于是乎荡尽矣。非圣人而删定六籍，不亦异乎？

明李黼撰。黼始末未详。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为嘉靖间无锡人，亦据卷首题“锡山”、卷末题“嘉靖十六年常州府刊行”字耳，无他证也。是书以陈友仁《周礼集说》、杨复《仪礼图》为蓝本，故《周礼》以《序官》分冠各官之首，用陈氏例。《仪礼》逐节分注各章之后，用杨氏例。其说率循文笺释，罕所考证发明。陆元辅称其自出新意者（案元辅说见《经义考》），如谓“太宰卿一人至旅下士三十二人，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不与焉。除太宰与府史胥徒，其馀六十二人，自宫正以下凡中大夫，即此小宰中大夫也；凡下大夫，即此宰夫下大夫也；凡上中下士，即此上中下士也。非此六十二人之外又有一项官也。后五官仿此”云云一条，盖欲以解设官太多之疑。然使王朝之内，事事摄官，恐亦非先王之体制。又称“疑六官之属，卿大夫之数，与《礼记•王制》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多寡不同”云云一条。不知《王制》一篇，汉文帝博士所作，各述所闻，不能比而同之，徒增轇轕也。

明李经纶撰。经纶字大经，号寅清，南丰人。正、嘉间诸生。是编取《周礼》、《仪礼》、《礼记》合而汇之。大意谓圣人之命礼有三：曰经礼也，曲礼也，制度之礼也。经礼所以接神人，曲礼所以正言行，制度之礼所以治名物。后儒昧于分辨，知有经、曲而不知有制度。故以《曲礼》、《经礼》、《制礼》三者为大纲，而各系以目。《曲礼》之目分为五：一曰《曲礼正经》、二曰《曲礼别经》、三曰《曲礼逸经》、四曰《曲礼传》、五曰《曲礼增经》。诸目中又杂分子目。其《别经•盛德篇》，皆《大戴记》之文。《逸经》则兼采三《传》、《国语》及《说苑》、《列女传》。其所谓《增经》则全录《乡党》、《孝经》文也。《经礼》之目亦分为五：一曰《经礼之经》，二曰《经礼之变礼》，三曰《经礼之曲礼》，四曰《经礼之制礼》，五曰《经礼之传》。然仍以吉、凶、军、宾、嘉为经，而以五者纬焉。其经文有《正经》、《析经》、《逸经》、《补经》、《增经》之别，传亦如之。《正经》者，《仪礼》之正文。《析经》者，旧混为一，今析而出之。他如郊天之采乎《家语》、藉田之采乎《国语》，则名《逸经》。又如取《尚书•康王之诰》增天王即位礼，取《夏官•司士》之文补天王听朝礼，则名《增经》、《补经》也。《制礼》之目分为二：一曰《制礼之经》，则《王制》、《月令》、《周官》之文并《深衣》、《考工》等篇是也。二曰《制礼之传》，《学记》、《乐记》等篇是也。三大纲之后，又有《三礼通传》。谓经、曲、制度合而论者不可以强分，如《礼运》、《礼器》、《坊记》、《表记》及《哀公问》等篇是也。合是数者又冠之以《大学》，终之以《中庸》。《大学》曰：“礼冒之经”，谓其规模节目之该括，如五玉之有瑁也，故其诸篇以明德、新民、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分配焉。《中庸》曰：“礼藉之经”，谓由博返约，所以为承藉，犹四圭之有邸也。其于《大学》，以止至善配焉。末又以《明堂位》、《儒行》及诸篇之疵复者别为《外记》一卷，以示区别。其条分缕析，用力亦为勤挚。然而割裂《经》文，参糅杂说，取凭胸臆，随意增删，殊失先儒谨严之意。是欲踵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而失其初旨者也。

国朝张怡撰。怡一名遗，字自怡，初名鹿征，号瑶星，江宁人。前明登莱总兵官可大之子。崇祯中，袁崇焕用陈继儒之言，杀皮岛帅毛文龙，边兵乘机为变，可大死之。荫怡锦衣卫千户。李自成僣位，逼之使降，不从。自成败遁，乃逃入深山中。至康熙三十四年以寿终。是书《凡例》，称从周子雪客借卫湜《礼记集说》。雪客为周在浚字，则康熙初年所作也。其书大体仿《仪礼经传通解》，而叙次微有不同。首《通礼》，次《祭礼》，次《王朝之礼》，次《丧礼》。其《通礼》以《大学》、《中庸》为首，《大学》从王守仁所解古本，不用朱子改定之本。次《王朝之礼》，则首《周官》，而以《仪礼》《觐》、《聘》、《燕》、《射》诸篇附焉。其言曰：“《礼记》昉于汉儒，中间性道微言、天人奥义，时时吐露。然真赝相杂，瑕瑜不掩。如《月令》、《王制》诸篇，皆未经夫子删定者也。《周官》多操切富强之术，详于政而略于教。《仪礼》皆周旋升降之节，仪则繁而义则疏。先儒欲推二书为经，以记为传，似非定论”云云。然《仪礼》、《礼记》彼此相应，《周官》所云，颇与之远，强为通之，必成轇轕。如因是而斥《周官》，则大不可。且以《周礼》为“有政无教”，《仪礼》为“仪繁义疏”，则尤不得先王因事寓训之旨。大抵其解出于郝敬，而又益以姚江之心学。凡先王大典，皆视为粗迹，无足怪也。又其《凡例》云：“文义会通、彼此互举者，悉照原篇，不敢割裂。”今案《仪礼》一书，有《经》有《记》，怡于《昏》、《聘》诸篇咸裁截《记》文，分附《经》次，较其发凡，亦属矛盾。惟《周官》不用俞氏《复古编》之说，差为有见耳。

国朝孙自务撰。自务字树本，号立庵，安邱人。岁贡生。是书撮举三《礼》，凡五十七条。其中间有可采者，若《释名》、《字林》皆以侄为兄弟之女称，自务引《仪礼•丧服经》“侄丈夫妇人报”，证姑于兄弟之子亦有侄称，引据颇为明确。至谓《祭法》以王考、皇考、显考、祖考各称为始祖及高、曾之别为字义不清，又斥《坊记》“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不友也”为附会孔子之言，皆以私意疑《经》，并无明证。又谓朱子以门屏之间为皋门，今检全集及各注并无此文。若袭万斯大之论，以大社为方丘，不免好从异说。又述斯大之言曰“《曲礼》：‘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觐。天子当甯而立，诸公东面、诸侯西面曰朝。’止是一礼。盖天子将入庙受觐，至宁，先下车而立。诸公于是分班朝见，以通姓名，即所谓朝也。觐礼不具，文之略也”云云。今考《仪礼》本篇未觐之前自郊劳授馆至于侯氏释币，既觐之后自三享听事至于三劳及赐车马，虽繁文曲节，无不详载。而独谓略此朝礼，殊考之未详。《郊特牲》曰：“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若天子先见诸侯于路门外，则其失甚于下堂矣。自务甚推此说，亦轻信也。观其篇首叙所见礼家诸书，寥寥无几。盖皆据理推测，而以意断制之耳。

国朝刘凝撰。凝字二至，南丰人。由贡生官崇义县训导。是书凡为《论》者十六、为《辨》者六，合二十二篇。引证颇古，而考核未精。若《月令论》一篇，谓太尉不始于秦，即《国语》之元尉及《夏官》之军司马。今考《汉百官表》，太尉与大司马更置。《黄霸传》亦云：“以丞相兼之。”《续汉志》又云：“太尉，公一人。”若《夏官》之军司马，则位在小司马之下，与太尉尊卑悬绝。又《晋语》曰：“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为元尉。”韦昭《注》：“元尉，中军尉也。”又云：“知铎遏寇之恭敬而信强也，使为舆尉。”韦昭《注》：“舆尉，上军尉也。”盖古者三军皆有尉。《尉缭子》曰：“长伯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将。”兵尉即《国语》之元尉、舆尉也，其职位在军将下。今凝以元尉为太尉，尤属不伦。又若《续唐仲友周礼武成孟子论》一篇，谓诸侯百里为井者万，以十井起乘。天子千里为井者百万，以百井起乘。今考井田以一甸起乘，无分天子、诸侯。《成西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注》：“长毂一乘，甸所赋，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敛，故书。”丘，十六井也。诸侯以十六井起乘，尚乖于制，则谓以十井起乘者，不尤谬乎？又若《公路公行公族论》一篇，谓《诗》、《左传》之公行即《周礼》之诸子。《文王世子》之庶子专掌庶子之政令。《诸子》文曰“掌国子之倅”，对适子与母弟言之，故云副贰也。今考《诸子职》又云：“国有大事，则帅国子而致于太子。”《周礼》全经凡称国子者，无不统有适庶。《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保氏》“养国子以道”，《大司乐》“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皆是也。今凝独以诸子所帅之国子为妾子，与全经无一可通。且凝既知诸子即庶子，而《文王世子》曰：“庶子以公族之无事者守于公宫，正室守太庙。”郑《注》：“正室，适子也。”是庶子明掌适子之政，而凝乃误以国子之倅为适子母弟之副贰，遂误以诸子所掌惟妾子之政，使合于《左传》之公行。不特不会郑《注》“倅”字之义，且并《周礼》全经及《文王世子》之文亦皆乖剌矣。又若《十二章服辨》一篇，谓郊天未至泰坛，先服狐白裘，次加衮服，为裼衣，衮服上加大裘，狐白与黑羔相为表里，即《家语》所云“天子大裘以黼之”是也。当祀之时，脱裘而服狐白及衮，即《家语》所云“既至泰坛，王脱裘”是也。今考《司服》曰：“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如凝之说，则是服狐白裘而冕矣。又《玉藻疏》引刘氏说，凡六冕之裘皆用羔；引熊氏说，谓六冕皆用狐青裘。盖冕服皆玄，羔及狐青裘色亦玄。今以衮表狐白裘，则裘裼异色。又《玉藻》曰：“惟君有黼裘以誓省。”郑《注》：“以羔与狐白杂为黼文。”而凝乃以内服狐白、外服黑羔为黼文，穿凿尤甚。凝是书于三《礼》之学颇勤，亦间能致力于汉魏诸书，而喜新好异，故持论往往不确焉。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着录。是书力诋三《礼》经文，引《曲礼》“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而《士昏礼》乃不言行媒；引《曲礼》“齐戒以告鬼神”，谓亲迎必先告庙，而《士昏礼》不言告庙；引《春秋•桓三年传》“夫人至自齐，朝至”之文，谓妇至之日当朝庙，而《士昏礼》不言朝庙；引《春秋》“齐侯越境以送女”，谓女之父既迎婿于门外，亦当送之门外，而《士昏礼》乃言不降送；引《穀梁传》“纳采、问名、纳征、告期”谓止当有四礼，而《士昏礼》乃误增“纳吉”一礼，又误入亲迎于六礼之内；引《诗•关雎》“琴瑟”、“钟鼓”，谓嫁娶亦当用乐，而《郊特牲》乃谓昏礼不用乐。其说颇为辨博。其中论告庙、朝至之仪，虽颇有根据，而核其大致，穿凿者多，未足据为定论也。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大抵宗王肃而驳郑康成。康成谓天子五庙，周加文、武二祧为七。肃谓天子七庙，周加文、武二庙为九。汉唐以来言庙制者，互相祖述。礼以义起，原不必胶执一说，然未有淆乱旧文如此书之甚者。夫天子七庙之见于《礼器》、《王制》、《祭法》、《穀梁传》者，奇龄既皆以为不专言周矣，然《礼器》称“周旅酬六尸”，则明明言周。郑《注》、孔《疏》谓后稷之尸发爵不受旅，馀自文、武及四亲庙凡六尸。周止七庙，此为确证。奇龄乃谓六尸为六庙昭穆之尸，文、武二尸不在内，故祫祭出堂，后稷尸与文、武二尸俱南向，馀东西向。考《礼器》孔《疏》，旅酬之时，毁庙之主咸在，特无尸耳。又《春秋•文公二年传》曰：“文、武不先不窋。”《鲁语》亦曰：“周之烝也，未尝跻汤与文、武。”奇龄乃谓文、武二尸独与后稷同向，则毁庙之主自太王、王季以上皆列在文武之旁，是子孙得跻其父祖，而谓文、武歆此祀乎？奇龄又谓《曾子问》七庙无虚主，明迁庙、文武庙皆可虚主。今考《曾子问》明云：“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又云：“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当七庙、五庙无虚主。”据此，则得虚主者惟迁庙耳。至于文、武之庙，即奇龄亦知其为百世不迁者也，而乃于《经》文迁庙之外，强增一文、武庙，是又以不迁之庙为可虚主矣，与《经》文“迁庙”二字显相剌谬。盖奇龄谓周九庙而欲增高、曾以上二世于七庙内，即不得不出文、武二庙于七庙外，又以其在七庙外，即不得云无虚主，故凿空杜撰而为此说也。其馀因袭前人已废之说者，尤难枚举。盖准以德厚流光、德薄流卑之义，则天子九庙，于义未尝有乖。而一自奇龄言之，揆诸经传，反多未合。甚矣其强辨也。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谓郑康成《礼记•大传注》以别子之世长子为大宗，别子庶子之长子为小宗，则是别子一世无大宗，继别一世无小宗，凡国君继世必有三世无大小宗者，于是谓别子之身即为大宗。今考《大传》文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若别子即得为大宗，则《经》文曷不曰“别子为宗”乎？《经》文既明以祖与宗对举，即显然不可相混。而奇龄乃混之，是叛经矣。奇龄又谓康成以别子为妾子，万一仅有一母弟而无庶，将以无庶而反绝宗乎？今考《仪礼•丧服传》曰：“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则兼据为父后者之同母弟，不专指妾子也。故贾公彦《疏》云：“庶子，妾子之号，适妻所生第二者同名庶子，远别于长子。”则《仪礼》经文已以庶该嫡矣，何独于康成致难焉？至奇龄谓别子诸弟之子亦得各为小宗，不特别子、庶子之子而已，则其说颇有根据。《晋语》曰：“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又曰：“黄帝之子二十五宗。”韦昭《注》：“以为小宗。”可与奇龄此说相证。若如《丧服要记》别子之庶兄弟，其嫡继之，各有一大宗。则是别子有十，大宗即有十矣。与宗子统族之义殊有未合。奇龄谓《要记》各一大宗之说，当为各一小宗，其义较允。亦不可以好为强辨遂并没所长也。

国朝毛奇龄撰。前答门人张希良问学校之名，继以答门人吴鼎问庙学中称先师设主，因及乡饮养老之礼。考夏后氏之学名序，与州学亦名序者，其制一有室，一无室，两不相蒙。州学之序，《尔雅》所谓“无室曰榭”是也。字或作“谢”，或作“豫”。而《尔雅》。又曰：“东西墙谓之序。”则室内曰墉，堂上曰序，堂下曰壁，同为墙名。是序之名有三，而义各殊。奇龄乃曰：“五架之屋，由户牖以北为室，户牖以南为序，为堂。而堂序之分则两楹以北为序，以南为堂。学之楹东为东序，楹西为西序。兼言庠序，则有室。单言序，则不及室。”殊为牵合溷淆也。

国朝毛奇龄撰。以门人姜尧问九室、五室之辨发端，而终于九宫卦位。其大意专訾郑康成之主五室为非，而言五室即九室，九室即十二堂。考之《月令》，四正之堂曰太庙，其左右曰左个、右个，而最中一室曰太庙太室。明四正之堂同以此为室，则左右堂以四隅之室为室可知也。太庙太室仅一，《月令》系之中央土所居。奇龄乃云：“太庙太室五。”是并《月令》之文不察，且溷室与堂而一之。轻议前儒，未免反成舛漏矣。

国朝李塨撰。塨有《周易传注》，已着录。是编立论主南北郊分祀，大致皆本之毛奇龄。

国朝汪基撰。基字警斋，休宁人。是书取《仪礼》、《周礼》、《礼记》删汰全篇，节录其文，盖取其便于诵习。然若《周礼•天官》六十职，删宫正、宫伯而宿卫之制缺。《地官》七十八职，存闾师而删县师，则六乡有征税之官，而都鄙丘甸遂无职长。此其关系之最大者，周公制作，固不容以意为点窜也。

国朝张必刚撰。必刚字继夫，潜山人。乾隆壬戌进士。是书凡《典制考》一卷、《郊社辨》一卷。《典制考》谓礼本于天，因而胪举《礼》文之与天相应者以实之。夫天秩天叙，谁曰不然？然于千百年后掇残缺之古经一名一物，必锱铢比较，以求其所以法天者何在，则几于凿矣。其间至以六门配六爻，果周公本义耶？《郊社辨》以祭莫大于事天地，事天地莫大于郊社。自郊社与圜丘、方泽牵混，而国内外之社又相牵混，而其礼不明。汉郑氏以《郊特牲》之郊属孟春，不与圜丘混，其说本确，而王肃顾非之，因据《郊特牲》及《周礼》以证王肃之误，其说是矣。又辨“周之始郊日以至”，“至”字乃“辛”字之误，引《逸周书》“辛亥柴上帝”、《汉史》“辛亥祀天位”两条以证之，其论亦辨。然于《周书》“丁未祀周庙”之下云“越三日庚戌”，其说又不可通。遂谓五日误为三日，辛亥误为庚戌。操是术以往，将义有所窒，即改经文以就之。天下无不可通之说，天下亦竟无可据之经矣。

──右“礼类”《三礼总义》之属二十部，三百一十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明黄广撰。广，无锡人。是书成于崇祯癸酉。以经典古训与说部小史杂采成文。且每事不详其源流本末，但举其一语。又有并非礼乐而阑入者，殊鲜条理。所立门目，分《本纪》、《统纪》诸名，亦皆漫无体例。前有郑鄤等九人《序》，皆明末人标榜之辞，不足据也。

国朝应捴谦撰。捴谦有《周易集解》，已着录。是书盖仿《仪礼经传通解》、《续通解》之例而稍变通之，分为六十一篇，视朱子、黄干旧目或省或增，或仍其文而变其名，然往往参以臆见。如《王祭》一篇，郑康成《郊特牲注》谓朝践在堂，馈食在室。后儒相承，初无异说。而捴谦乃谓朝践在室，馈食在堂。引《礼运》“玄酒在室，醴盏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谓朝践用醴盏，醴盏在室户内，即知朝践当在室；馈食用粢醍，粢醍在堂，即知馈食当在堂。今考《仪礼•特牲礼》：“尊于户东。”郑《注》云：“室户东。”《少牢礼》：“尊两甒于房户之间。”郑《注》云：“房西室户东也。”是皆在堂之明证。即此知醴盏虽在室，而朝践自得在堂；醍粢虽在堂，而馈食自得在室，亦犹《士冠礼》侧尊一甒醴在服北行礼之地，与设尊之地异所耳。又安得以设尊之地即为行礼之地耶？又郑注《司尊彝》谓王以圭瓒酌郁鬯，后以璋瓒酌亚祼，则再祼也。今捴谦乃据《大雅》“殷士肤敏，祼将于京”之文，增以宾祼为三祼。考《周礼•小宰》云：“祭祀行祼将之事。”《注》云：“又从太宰助王祼也。”《小宗伯》云：“凡祭祀宾客，以时将瓒祼。”《注》云：“将，送也，犹奉也。祭祀，以时奉而授王。宾客，以时奉而授大宗伯。”然则“殷士祼将”亦第奉而助王祼耳，岂自行祼祭乎？至所谓郊天当有十二献，不特为经典所不载，亦为史志所不传，益不足辨矣。夫三《礼》郑《注》，合经者十得八九，而捴谦必一一反其说。舍康庄而旁骛，其惑于多岐，亦宜也。

国朝朱轼撰。轼有《周易传义合订》，已着录。是编分《冠》、《昏》、《丧》、《祭》四大纲。而《冠礼》后附以《学义》，《昏礼》后附以《士相见》、《乡饮酒》，于丧、祭二礼尤详。附图三卷，则其门人王叶滋所为，轼所订定者也。大旨以朱子《家礼》为主，杂采诸儒之说而断以己意。意盖欲权衡于今古之间，故于今礼多所纠正，于古礼亦多所变通。然如《士相见》、《乡饮酒》二篇，朱子以为今不可行，盖通儒明晰事势之言。轼事事遵朱子，惟此条所见与朱子相左，必欲复之。然其说迄不可行，则终以朱子为是也。是书别有一本，仅三卷，乃轼之初稿。此本成于康熙己亥，盖其后来定本云。

国朝胡抡撰。抡字应麟，武进人。抡以《仪礼经传通解》五礼杂糅。又不能各详始终本末，疑非朱子亲笔，故作是书。首以《通论》一卷，次《吉礼》、《凶礼》各六卷，次《宾礼》二卷，次《军礼》一卷，次《嘉礼》七卷，而终以《乐制》七卷。然其间杂引经史，丛脞少绪。且《仪礼经传通解》本朱子未竟之书，属黄干续成。授受源流，灼然可证。抡欲窜改其书，而又嫌于改朱子，乃巧为之辞，谓非朱子之亲笔。盖即宋儒删改诸经托言于汉儒窜乱之故智。虽出尔反尔，足验好还，然尤而效之，夫亦可以不必矣。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着录。是书《内编》首《嘉礼》，以《士冠礼》冠之，《大夫冠礼》以下继焉。《昏礼》、《饮食》、《飨燕》、《宾射》、《脤膰》、《贺庆》又次之。次《军礼》。次《宾礼》。次《凶礼》。次《吉礼》。《外编》为《丧服本经》，又《补丧服》，又《采经》四篇，终之以《图考》。大率以《仪礼》为主，《仪礼》所未备，则采他书以补之。类多因袭前人，发明最少。即如《大夫冠礼》，在古礼本无可据。此本但取《礼记》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又引《国语》“赵文子冠”一段，以此为足以补大夫之冠礼。是欲以空言当实义。揆其著书之意，盖欲补正《仪礼经传通解》，然不及原书远矣。

国朝梁万方撰。万方字广庵，绛州人。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本未竟之书，至黄干乃续成之。此本名为“重刊”，实则改修。大致据杨复《序》文，谓朱子称黄干所续丧、祭二礼规模甚善，欲依以改定全书而未暇，遂以干之体例更朱子之体例，与干书合为一编，补其阙文，删其冗复，正其讹误。又采近代诸说，参以己意发明之。其中间有考证，而亦颇失之芜杂。如所补《学礼书》数篇，朱子原《序》本云取许氏《说文•序说》及《九章算经》为此篇。万方乃曼衍及五百四十部之首，附以周伯琦之《字原》。非略非详，已无裁制。至于以“楷书运笔诸法”为一章，更为泛滥。又不采古人旧说，而惟取近时傅山、冯班之论。其中“傅山”一条云：“乱嚷吾书好，吾书好在那。点波人应侭，分数自知多。汉隶中郎想，唐真鲁国讹。相如颂布濩，老腕一双摩。”掩其书名而观之，殆莫能知为《仪礼经传通解》之文也。

──右“礼类”《通礼》之属六部，二百四十七卷，皆附《存目》。

△《郑氏家仪》（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郑泳撰。泳字仲潜，浦江人。官温州路总管府经历。义门八世孙涛之弟也。其书依五礼分为五篇，盖本司马氏《书仪》、朱子《家礼》而损益之，并录其家日用常行之式，编次成书。后附泳所作《祭田祠堂记》二首，又附十五世孙崇岳《祭田号亩记》。是书为崇岳所刊，盖即所附入也。

明邱浚撰。浚字仲深，琼山人。景泰甲戌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庄。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取世传朱子《家礼》而损益以当时之制。每章之末，又附以馀注及考证，已非原本之旧。惟所称“文公《家礼》五卷，不闻有图。今刻本载于卷首，而不言作者，多不合于本书。《通礼》曰立祠堂，而图以为家庙，一也。深衣缁冠，冠梁包武而屈其末，图则安梁于武之上，二也。本文黑缕而图下注用白，三也。《丧礼》陈袭衣有深衣等物，而不用《仪礼》质杀二冒，图乃陈之，四也。本文大敛无布绞之数，而图有之，五也。大敛无棺中结绞之文，而图下注则结于棺中，六也。《尺式图》下载天台潘时举说，末识岁月曰嘉定癸酉。是时距文公没时庆元庚申，十有三年矣，岂可谓为文公作哉！”又称“或曰信如此言，图固非朱子作，何以‘祠堂’章下有‘主式见《丧礼》及前图’八字。愚案南雍旧本，于立祠堂下注圈外止云‘主式见《丧礼》治葬章’，并无‘见前图’三字。不知近本何据改‘治葬章’三字为见前图”云云。其辨证颇明。然此本“祠堂”章“神主”一条下并无“见治丧章”字，乃有“详具图”三字，与浚所言不合。又图散于各章之中，庞杂错落，殊无伦叙。其《香案图》前以二丫髻童子执幡前导，如释家之状，决非旧图所有，亦决非浚之所为。盖又坊刻所窜乱者也。

明吕柟撰。柟有《周易说翼》，已着录。是书杂论冠、昏、丧、祭之礼，皆及闸人问答之辞。末载《入学仪》及渭阳公《祭仪》之类，则此书之附录也。朱彝尊《经义考》载柟《礼问》内外篇二卷，云“未见”。今本卷数相符，而不分内外篇，或彝尊传闻未确欤？其中如正《子夏传》“妾不得体君，为其父母遂”二语之误，本于郑《注》；解《曾子问》接祭之接为接续之接，本于卫湜《礼记集说》：持择颇为有见。至论庙制，谓古之诸侯多出于天子，其始祖天子祀之，故诸侯五庙。今考《王制》、《祭法》，诸侯五庙皆有始祖庙。则诸侯原祀及始祖，不特天子祀之也。况《王制》郑《注》曰：“太祖，别子始爵者。”孔《疏》曰：“凡始封之君，谓王之弟封为诸侯，为后世之太祖。”如以此始封之别子为始祖，天子安得祀之？如以为始封之君所自出之王，则诸侯不得祖天子。鲁有文王庙，郑有厉王庙，孔《疏》皆以为非礼之正，安得据以为通例耶？柟又谓《仪礼•丧服》“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期”，则从生母嫁者当三年。不知《仪礼》经文必特著“从”之一字，是知继母嫁，必从乃服期，不从即不服也。《檀弓》：“子思之母死于卫。”郑《注》：“嫁母，齐衰期。”则知生母嫁即不从亦必服期也。生母之厚于继母，义在于此。若必加服至三年，岂不念嫁母有绝族之义，安得与无故而服三年者同也？今律文生母嫁者在期服章，不别从与不从，盖准郑义，柟说似过于情。其他条亦多循旧义，少所阐发。若全载《家祭》及《焚黄》文，则更为泛滥矣。

旧本题明杨慎编，慎有《檀弓丛训》，已着录。是编前有慎《序》，词极鄙陋。核其书，即邱浚之本，改题慎名。其图尤为猥琐。《送葬图》中至画四僧前导，四乐工鼓吹而随之，真无知坊贾所为矣。

明宋𫄸撰。𫄸字伯敬，号栗庵，商邱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庄敏。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分冠、昏、丧、祭四礼，略仿古经词句而统用后世之法。如适子冠于阼，古制也。𫄸以为今制南面为尊，长子、宗子皆宜西向，以避父祖与宾。昏有六礼，今合纳采、问名为一，请期、纳币为一，与《家礼》所删并者又不同。大都以意为之也。

△《乡射礼仪节》（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林烈撰。烈，福州人。其始末未详。据嘉靖丙寅烈《自序》，称尝于其乡之嵩阳社创射圃，择子弟一百七十三人，每月朔望行古乡射之礼。因作是书。前列《嵩阳射圃记》一篇，述复古之义。其书则节录《仪礼》经文，各略为诠释而系之以图。然意取简明，或往往刊削过甚，晦其本旨。如经文“司射”节“将乘矢”之下有云：“执弓不挟，右执弦。”盖司射既发乘矢之后，矢虽尽而弓不释。其执弓之仪则右手执弦，左执弣也。烈于“将乘矢”之下删此二语，则执弓南面揖之节，遂不知何所措施。又《经》文“初射”节“司马出于下射之南，还其后，降自西阶”下有云“反由司射之南，适堂西，释弓，袭反位，立于司射之南”数语，烈又删去，则“降自西阶”之后，其反位由何道，立何方，及由袒而袭之节，皆不可考。是书虽不主于释《经》，然《经》义不明，则仪节俱爽，于行事亦多违碍矣。

明吕坤撰。坤字叔简，甯陵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刑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首载《通礼》一卷、《冠》、《昏》、《丧》、《祭》各一卷。意在酌通古今，自成一家之学。其大旨亦本于《书仪》、《家礼》，然好用臆说，未可据为典要。如谓为庶母之有子者杖期，无子者当亦同制。长幼尊卑，未有不报者。嫡与妾不报服，犹云名分称尊。诸子不尊于父妾，父妾为之期，而诸子不报，非礼也。今考《仪礼•丧服》“齐衰不杖期”章曰：“公妾、大夫之妾，为其子期。”又《丧服记》曰：“公子为其母练冠麻，麻衣縓缘。”据此，则公之妾自为其子期，其子且不得为妾母服，则诸子安得为父妾报？又《丧服》“缌麻”章曰：“士为庶母。《传》曰：何以缌也，以名服也。”马融曰：“以有母名为之服缌。”盖妾之子于己为同父兄弟，兄弟之生母于己亦得有母名。故《唐律》以庶母为妾之有子者，盖取《仪礼》之义。《唐会要》载长孙无忌之奏，谓己之庶昆弟为其母不杖衰，而己与之无服。同气之内，凶吉顿殊。求之礼情，深非至理。请依典故，为服缌麻。则为庶母服缌麻，亦全从有子起义。妾若无子，则无为人母之道，《传》又安得云“以名服”乎。自《开元礼》、《政和礼》、《书仪》、《家礼》及《明集礼》皆本《唐律》。坤乃横生异议，过矣。坤又谓《经》既云“日中而虞”，又云“始虞用柔日，再虞用柔日，三虞、卒哭用刚日。葬日即虞，安问刚柔？其意盖谓虞葬同日，葬既无刚柔定日，则虞又安得择刚柔也？不知古制不可以绳今，犹今制不可以推古。古之葬恒用柔日，故始虞自得柔日。《曲礼》曰：“丧事先远日。”《注》曰：“葬与练祥也。”盖特于旬之外卜乙丁己辛癸等柔日也。考《春秋》经传，凡书葬三十有五，而用柔日者三十有一。其《宣八年》“十月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乃葬。”《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乃葬。”其卜葬本日亦仍用柔日。惟《成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左传•隐西元年》“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偶变此例耳。则葬用柔日，乃古定制。虞、葬同日，其事相因，故《开元礼》、《政和礼》、《书仪》、《家礼》、《明会典》始虞、再虞无不用柔日者。坤不知古礼，遽议《经》文，其说亦乖。其馀攻《经》文者不一而足。如《戴记》庶子摄祭，不假不配不归肉；宗子死，庶子代，有爵称介，无爵称子，祭必告于宗子之墓；三年之丧及齐衰大功之丧则因丧而冠，不改冠为次于中门之外；三年之丧不吊哭诸条，坤皆谓非孔子之言。至《仪礼•士冠礼》一篇，则逐句诘难，几无完肤。坤之讲学在明代最为笃实，独此一编，轻于疑古。白璧之瑕，虽不作可矣。

明吕坤撰。《自序》谓以民间日用常行浅近鄙俗可以家喻户晓者，析为条目。凡《冠礼翼》二：曰蒙养，曰成人。《婚礼翼》二：曰女子，曰妇人。《丧礼翼》二：曰侍疾，曰修墓。《祭礼翼》二：曰事生，曰睦族。

明马从聘撰。从聘字起莘，灵寿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崇祯十一年灵寿城破，与三子同殉节。乾隆乙未，赐谥忠节。是书亦多以意为之。考《仪礼•士冠礼》贾《疏》，古者天子诸侯皆十二而冠，士、庶人二十而冠，故《曲礼》称二十曰弱冠。《后汉书•马防传》，年十六，仍自称未冠。此书《冠礼目录》，谓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如此之类，皆于古义未协，未可据为确论也。

明韩承祚撰。承祚自署曰东鲁，不知何郡邑人也。是书成于万历壬子。大约宗朱子《家礼》，而参以《明会典》。冠、婚、丧、祭，以次分条，杂述前人之仪。而图说、仪注、祝文等，因类附焉。

明吕维祺撰。维祺字介孺，号豫石，河南新安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李自成陷开封，抗节死。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分冠、昏、丧、祭四目，皆因古礼之名而删除仪节，务趋简易，以通俗易行。然施之一家则可，不宜制为程式以范天下也。

国朝许三礼撰。三礼字典三，汤阴人。顺治辛丑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尝受业于孙奇逢之门，故书中虽多参讲学语，而于五礼亦颇有证核。大抵据《书仪》、《家礼》、《会典》诸书，折衷一是，以便于行。其于俗礼，解误者八，释疑者十。又若《增哭奠家礼仪注》及《增定招魂葬服说》诸篇，皆颇有考据。惟谓丧服古二十五月，今二十七月，则其说颇谬。考丧服二十五月，不过王肃一家之说。《士虞礼》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注：“中，间也。”《丧服小记》：“妾祔于妾祖姑，亡则中一以上而祔。”又《学记》云：“中年考校。”皆以中为间。故二十七月而禫。《杂记》：“父在，为母、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为母、妻尚祥禫异月，岂三年之丧而祥禫反同月？戴德《丧服变除篇》：“礼，二十五月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德论》：“三年之丧，再期二十五月。”又云“二十七月而禫。”《释名》：“间月而禫。”是皆为郑《注》确证。《三年问》云：“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据丧事终，除衰去杖，其馀哀未忘，更延两月，非丧之正，故第据二十五月言之耳。六朝诸儒多宗郑《注》。今律以二十七月而禫。盖三年之丧，万世之通义也。三《礼》乃以王肃一家之说为古制，岂宏通之论乎？

国朝李塨撰。塨有《周易传注》，已着录。是编乃所定家仪。一曰《冠》，二曰《昏》，三曰《丧》，四曰《祭》，五曰《士相见》。塨学术出于颜元，其礼乐之学则出自毛奇龄。奇龄讲礼，好言谐俗，故是编亦多主简易。其《士相见礼》一卷，张潮摘录于《昭代丛书》中，然天下迄无行之者也。

国朝王复礼撰。复礼字需人，号草堂，钱塘人。其书创始于康熙壬午，定本于丁亥。因朱子《家礼》而增损之，仍分冠、昏、丧、祭四类。每类之中首以《事宜》，复礼所酌定者也。次以《论辨》，阐所以更定之意也。次以《人鉴》，引古事以证得失也。次以《律例》，申王法之所禁也。次以《择日》，代卜筮也。终以《启式》，为不娴文词者设也。其删去繁文，则用吕维祺之说。其删去图式，则用邱浚之说。考李方子作《朱子年谱》云：“乾道五年，先生居母丧，成《家礼》。晚年多所损益，未暇更定。”朱子门人黄亦云：“其书始定，为一行童窃以逃。先生殁，其书始出，今行于世。然其间有与先生晚岁之论不合者。”又明邱浚云：“《家礼》不闻有图。今卷首图注多不合于本书，文公岂自相矛盾？未识岁月曰嘉定癸酉，是时距文公没十有三年矣，岂可谓之公作哉？盖杨氏赘入昭然也。”据是数说，则《家礼》实朱子未定之本，且久亡其稿。迨其复出，真赝已不可知。又参以门人所附益，固未可执为不刊之典。近日王懋竑为笃信朱子之学者，所作《白田杂着》，亦深以《家礼》为疑。复礼之辨定，未为不可。然所辨定者意在宜古宜今，然纯以臆断，乃至于非古非今。又泛引律例，且滥及五行家言，尤为芜杂。中引骂詈、斗殴、赌博诸律，已为不伦，又引“官吏宿娼律”一条，“擅食田园瓜果律”一条，使掩其卷而思之，是于四礼居何门哉？

△《四礼宁俭编》（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着录。是书以冠、昏、丧、祭四礼无贵乎繁重，宜崇尚质朴，始易遵行。因取前人所传《家礼》纂本，更为删易，务从省约。又名《丰川家规》，盖所以教其子弟者。与吕维祺《四礼约言》、宋𫄸《四礼初稿》用意大约相近，而立法则尤为简略焉。

国朝曹廷栋撰。廷栋有《易准》，已着录。是编详考昏礼，冠以《大清会典》、《大清律例》，不入卷数，尊功令也。其下乃博考故实，以类编次。然核其体例，多有未合。夫通有二义，一则自天子达于庶人，通乎上下者也。一则自先王以迄后世，通乎古今者也。既考昏礼，则当以贵贱各为门目，知等威之所别。古今各著沿革，知异同之所自。复各考核典文，釐为子目，以理其绪。而后以变礼（如《曾子问》所谓亲迎遭丧之类）、俗礼（如阴阳拘忌及催妆、撒果之类）、非礼（如《元史》所禁割襟、指腹之类）别汇于后以备其全。庶乎源委秩然，足资考证。廷栋此书，采摭虽富，而端绪糅杂。所分子目，不古不今。第十四卷至以《妆资》为一门，此于古居何礼也？《媒氏》一门载索𬘘占冰下人语，韦固见老人月下检书。是直类书，非通礼矣。

国朝张文嘉撰。文嘉字仲嘉，钱塘人。是书本《书仪》、《家礼》诸书，酌为古今通礼：曰《居家礼》，曰《童子礼》，曰《义学约》，曰《师范》，曰《家诫》，曰《家规》，曰《宗讲约》，曰《乡约》，曰《社约》，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每门前引经传及新定仪注，间有附论，折衷颇为详慎。但据沈尧中之说，谓三年之丧当三十六月。今考《三年问》“二十五月而毕”，《檀弓》“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王肃主之，为二十五月之证。《士虞记》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康成以中月为间月，则三年之丧，实二十七月。至谓丧三十六月，则始于唐王元感，而张柬之驳之，其议遂寝。载在《唐书•张柬之传》。文嘉乃取唐人已废之说，谓宣公新宫灾在薨后二十九月，其时主犹在寝，证古人丧不止于二十七月，尤为误中之误。考《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宫灾。”杜《注》：“三年丧毕，宣公神主新入庙，故谓之新宫。“据此，则宣公之主已入庙矣。《公羊传》曰：“新宫者，宣公之宫也。宣公则曷为谓之新宫，不忍言也。”《穀梁传》曰：“新宫者，祢宫也。迫近不敢称谥，恭也。”据此，则不称宣宫而称新宫，必不由于主不在庙。至胡《传》始引刘绚之说，谓不称宣宫，以未迁主，于三《传》略无所据。然绚谓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缓于迁主，则以缓迁为失明矣。今文嘉乃引以为三十六月之证，则是以二十八月主不迁庙为持丧之正经。其误又甚于绚矣。文嘉又谓凡期丧皆有禫。今考《杂记》曰“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曰：“此谓父在为母也。”《丧服小记》曰：“为父，母、妻、长子禫。”是期之丧得禫者，止有母、妻及长子耳。《小记》曰：“庶子在父之室，则为其母不禫。”又曰：“宗子母在，为妻禫。”明父在为妻不禫，则是母、妻期丧且有不得禫者矣。今文嘉谓凡期皆得禫，尤未详考。盖是书未能穷源于《礼经注、疏》，第从《家礼》诸书略求节目，宜其说之有离合也。──右“礼类”杂礼书之属十七部，八十七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