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082 中华文库

案：《永乐大典》载《汉官旧仪》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考梁刘昭注《续汉书•百官志》，引用《汉官仪》则曰应劭，引用《汉旧仪》则不著其名。《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作四卷，《宋史•艺文志》作三卷。《书录解题》始作《汉官旧仪》，注曰卫宏撰，或云胡广。宏本传作《汉旧仪》四篇，以载西京杂事，不名“汉官”。今惟此三卷，而又有“汉官”之目，未知果当时本书否？今案《永乐大典》此卷，虽以“汉官”标题，而篇目自皇帝起居、皇后亲蚕以及玺绶之等、爵级之差，靡不条系件举，与宏传所云西京杂事相合。又前后《汉书》注中凡引用《汉旧仪》者，并与此卷所载相同。则其为卫氏本书，更无疑义。或后人以其多载官制，增题“官”字欤？原本转相传写，节目淆乱，字句舛讹，殆不可读。兹据班、范正史，综核参订，以谳其疑。其原有注者，略仿刘昭注《百官志》之例，通为大书，称本注以别之。又考前后《汉书》纪志注中，别有征引“旧仪”数条，并属郊天、祫祭、耕籍、饮酎诸大典，此卷俱未采入。盖流传既久，脱佚者多。谨复蒐择甄录，别为一篇，附诸卷尾，以补本书之未备云。

唐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中书令萧嵩等奉敕撰。杜佑《通典》及新旧《唐书•礼志》称：“唐初礼司无定制，遇有大事，辄制一仪，临时专定。开元中，通事舍人王岩上疏，请删削《礼记》旧文，益以今事。集贤学士张说奏：‘《礼记》不刊之书，难以改易，请取贞观、显庆礼书折衷异同，以为唐礼。’乃诏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历年未就。至萧嵩为学士，复奏起居舍人王仲邱等撰次成书，由是唐之五礼始备。”即此本也。其书卷一至卷三为《序例》，卷四至七十八为《吉礼》，卷七十九至八十为《宾礼》，卷八十一至九十为《军礼》，卷九十一至一百三十为《嘉礼》，卷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五十为《凶礼》。凶礼古居第二，而退居第五者，用贞观、显庆旧制也。贞元中，诏以其书设科取士，习者先授太常官，以备讲讨，则唐时已列之学官矣。新旧《唐书•礼志》皆取材是书，而所存仅十之三四。杜佑撰《通典》，别载《开元礼纂类》三十五卷，比《唐志》差详，而节目亦多未备。其讨论古今，斟酌损益，首末完具，粲然勒一代典制者，终不及原书之赅治。故周必大序称“朝廷有大疑，稽是书而可定；国家有盛举，即是书而可行。诚考礼者之圭臬也”。《新唐书•艺文志》载修《开元礼》者尚有张烜、陆善经、洪孝昌诸人名，而《通典•纂类》中所载五岳、四渎名号，及《衣服》一门，间有与此书相出入者。盖传写异文，不能画一。既未详其孰是，今亦并仍原本录之，不复窜改，庶几不失阙疑之义焉。

宋苏洵撰。洵字明允，眉山人。官秘书省校书郎，以霸州文安县主簿修《太常因革礼》，书成而卒。事迹具《宋史》本传。自《周公谥法》以后，历代言谥者有刘熙、来奥、沈约、贺琛、王彦威、苏冕、扈蒙之书，然皆杂糅附益，不为典要。至洵奉诏编定六家谥法，乃取《周公春秋广谥》及诸家之本删订考证，以成是书。凡所取一百六十八谥，三百十一条。新改者二十三条，新补者十七条，别有七去、八类，于旧文所有者刊削甚多。其间如尧、舜、禹、汤、桀、纣乃古帝王之名，并非谥号。而沿袭前讹，概行载入，亦不免疏失。然较之诸家义例，要为严整。后郑樵《通志•谥略》，大都因此书而增补之，且称其“断然有所去取，善恶有一定之论，实前人所不及”。盖其斟酌损益，审定字义，皆确有根据，故为礼家所宗。虽其中间收僻字，今或不能尽见诸施行，而历代相传之旧典，犹可以备参考焉。曾巩作洵墓志，载此书作三卷。而此本实四卷，殆后人所分析欤？

宋议礼局官知枢密院郑居中等奉敕撰。徽宗御制序文，题“政和新元三月一日”，盖政和改元之年。钱曾《读书敏求记》误以新元为心元，遂以为不知何解，谬也。前列局官随时酌议科条，及逐事御笔指挥；次列《御制冠礼》，盖当时颁此十卷为格式，故以冠诸篇；次为《目录》六卷；次为《序例》二十四卷，礼之纲也；次为《吉礼》一百一十一卷；次为《宾礼》二十一卷；次为《军礼》八卷；次为《嘉礼》四十二卷，升婚仪于冠仪前，徽宗所定也；次为《凶礼》十四卷，惟官民之制特详焉。是书颇为朱子所不取。自《中兴礼书》既出，遂格不行，故流传绝少。今本第七十四卷、第八十八卷至九十卷、第一百八卷至一百十二卷、第一百二十八卷至一百三十七卷、第二百卷皆有录无书。第七十五卷、九十一卷、九十二卷亦佚其半。然北宋一代典章，如《开宝礼》、《太常因革礼》、《礼阁新仪》，今俱不传。《中兴礼书》散见《永乐大典》中，亦无完本。惟是书仅存，亦论掌故者所宜参考矣。

宋朱子撰。考《朱子年谱》，绍兴二十五年乙亥，官同安主簿。以县学释奠旧例，止以人吏行事，求《政和五礼新仪》于县，无之。乃取《周礼》、《仪礼》、《唐开元礼》、《绍兴祀令》，更相参考，画成礼仪、器用、衣服等图。训释辨明，纤微必备。此《释奠礼》之初稿也。淳熙六年己亥，差知南康军，奏请颁降礼书，又请增修礼书，事未施行。绍熙元年庚戌，改知漳州。复列上释奠礼仪数事，且移书礼官，乃得颇为讨究。时淳熙所镂之版已不复存，后乃得于老吏之家。又以议论不一，越再岁始能定议，而主其事者适徙他官，遂格不下。此《释奠礼》之再修也。绍熙五年甲寅，除知潭州。会前太常博士詹元善还为太常少卿，始复取往年所被敕命，下之本郡。吏文繁复，几不可读。且曰属有大典礼，未遑遍下诸州。时朱子方召还奏事，又适病目，乃力疾钩校，删剔猥杂，定为四条，以附州案，俾移学官。是为最后之定稿，即此本也。书首载淳熙六年《礼部指挥》一通，《尚书省指挥》一通，次《绍熙五年牒潭州州学备准指挥》一通，皆具录原文。次《州县释奠文宣王仪》，次《礼器十九图》。其所行仪节，大抵采自杜氏《通典》及《五礼新仪》，而折衷之。后来二丁行事，虽仪注少有损益，而所据率本是书。惟所列两庑从祀位次，有吕祖谦、张栻，则其事在理宗以后。又有咸淳三年改定位次之文。检勘《宋史•礼志》，载咸淳诏书，其先儒名数及东西次序，与此书一一吻合，与朱子益不相及。盖后人随时附益，又非其原本矣。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著成书年月。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盖明昌六年礼部尚书张玮等所进。今考书中纪事，断至大定，知为章宗时书，虞稷所载当不误也。其书分类排纂，具有条理。自尊号、册谥以及祠祀、朝会、燕飨诸仪，灿然悉备。以《金史》诸志相校，其蓝本全出于此。而志文援引舛漏，失其本意者颇多。若祭方丘仪，是书有前祭二日，太尉告庙之仪，而《金史》遗落不载。又《金史》云设馔幕于内壝东门之外，道北南向。考之此书，则陈设馔幕乃有东门、西门二处。盖坛上及神州东方、南方之馔，陈于东门外；西方、北方之馔，陈于西门外。《金史》独载设于东门外者，于礼为舛。如斯之类，不一而足。非得此书，无以知史志之疏谬也。则数金源之掌故者，此为总汇矣。惟第十卷载夏至日祭方丘仪，而“圜丘郊天仪”独阙。考《金史》自天德以后，并祀南北郊。大定、明昌，其制渐备。编书者既载北郊仪注，不应反遗南郊。盖传写脱佚，非原书有所不备也。

金尚书省会官集议德运所存案牍之文也。案《金史》本纪，金初色尚白。章宗泰和二年十一月，更定德运为土，腊月辰诏告中外。至宣宗贞祐二年正月，命有司复议本朝德运。是书所载，盖即其事。书前为尚书省判，次为省札。列集议官二十二人，其中独上议状者六人，合具议状者八人，连署者四人。其集议有名而无议状者，太子太傅张行简，太子太保富察乌叶，修撰富珠哩阿拉，费靡谙达登四人，疑原书尚有所脱佚。其所议，言应为土德者四人，言应为金德者十四人。中如谏议大夫张行信，力主金德之议。而《金史》行信本传称：“贞祐四年，以参议官王浍言，当为火德。诏问有司，行信谓当定为土德，而斥浍所言为狂妄。”其立说先后，自相矛盾，殊不可解。又书中但有诸臣议状，而尚书省臣无所可否。考史载兴定元年十二月庚辰，腊享太庙，是终金之世，仍从泰和所定土德，而未尝重改。疑是岁元兵深入，宣宗南迁汴梁，此议遂罢，故尚书省亦未经奏覆也。五德之运不见六经，惟《家语》始有之。而其书出于王肃伪撰，不可据为典要。后代泥于其说，多侈陈五行传序之由。而牵合迁就，附会支离，亦终无一当。仰蒙我皇上折衷垂训，斥妄祛疑。本宅中图大之隆规，破谶纬休祥之谬说，阐发明切，立千古不易之定论。是编所议，识见皆为偏陋，本不足录。然此事史文简略，不能具其始末。存此一帙，尚可以补掌故之遗。并恭录圣制，弁诸简首。俾天下后世晓然知驺衍以下皆妄生臆解，用以祛曲说之惑焉。

不著撰人名氏。诸家书目皆不着录。核其所载，始于元太宗丁酉，而终于成宗大德间，盖元人所录也。其书杂钞案牍，排缀成编，未经文士之修饰，故词多椎朴。又原序原目，散佚无考，亦无从得其门类。幸其年月先后，皆有可稽，尚可排比成帙。谨釐析其文，勒为六卷。虽繁复之失，在所未免，而一代庙学之制，措置规画，梗概具存，颇可与《元史》相参考。如至元六年设举学校官一条，称儒学提举司秩从六品，而《百官志》作从五品；各路儒学教授秩八品，而《百官志》作九品。至元十九年郡县学院官职员数一条，称总管府设教授二员，学录、学正各二员，散府设教授二员，学录、学正各一员。而《百官志》作总管府教授一员，学正一员，学录一员，散府上中州教授一员，下州学正一员。俱不相合。盖宋濂等修史之时，据其末年之制，而大德以前之旧典，则未及详考也。又《选举志》称至元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是明言小学书院设于世祖之时，而此书载所立小学书塾乃在大德四年。以成宗时人记成宗时事，不应讹异如是。或至元时虽有此议，实未及施行，至成宗乃补定其规制，而史未及详与？《元史》一书，自开局至告成，仅阅八月。其间潦草阙略，不一而足，诸志尤不赅备。留此一编，犹足以见一朝养士之典，固考古者所必稽矣。其中有当日文书程式，后人不能尽解，以致传写讹脱者，并详核厘正。无可考者则阙之。人名、地名、官名，译语对音，尤多舛异。今皆一一核定，俾不失其真，以纠向来流传之误焉。

明徐一夔、梁寅、刘于、周于谅、胡行简、刘宗弼、董彝、蔡琛、滕公瑛、曾鲁同奉敕撰。考《明典汇》载，洪武二年八月，诏儒臣修纂礼书。三年九月书成，名《大明集礼》。其书以吉、凶、军、宾、嘉、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乐为纲，所列子目，吉礼十四，曰祀天，曰祀地，曰宗庙，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先农，曰太岁、风、云、雷、雨师，曰岳、镇、海、渎、天下山川、城隍，曰旗纛，曰马祖、先牧、社马步，曰祭厉，曰祀典神，曰三皇、孔子。嘉礼五，曰朝会，曰册封，曰冠礼，曰婚，曰乡饮酒。宾礼二，曰朝贡，曰遣使。军礼三，曰亲征，曰遣将，曰大射。凶礼二，曰吊赙，曰丧仪。又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各一。乐三，曰钟律，曰雅乐，曰俗乐。《明史•艺文志》及《昭代典则》均作五十卷，今书乃五十三卷。考《明典汇》，载嘉靖八年礼部尚书李时请刊《大明集礼》，九年六月梓成。礼部言是书旧无善录，故多残阙，臣等以次诠补，因为传注。乞令史臣纂入，以成全书云云。则所称五十卷者，或洪武原本。而今所存五十三卷，乃嘉靖中刊本，取诸臣传注及所诠补者纂入原书，故多三卷耳。如《明礼志》载洪武三年圜丘从祀，益以风、云、雷、雨。而是书卷一总序曰：“国朝圜丘从祀，惟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又所载圜丘从祀坛位，及牲币尊罍，均止及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不及风、云、雷、雨，是益祀风、云、雷、雨从祀圜丘在十一月。而是书成于九月，故未及纂入，实有明据。而卷一序神位版，乃曰风伯之神、云师之神、雷师之神、雨师之神，并赤质金字。不应一卷之内，自相矛盾若此。则其为增入可知。又《明史•礼志》载洪武元年冬至祀昊天上帝仪注，无先期告诸神祇及祖庙之文。至洪武四年，始创此制，而是书仪注则有之，知亦嘉靖诸臣诠补纂入者矣。序为世宗御制，题为“嘉靖九年六月望日”。而《世宗实录》载九年六月庚午，刻《大明集礼》成，上亲制序文。是月己未朔，则庚午乃十二日，与《实录》小有异同。疑十二日进书，望日制序，记载者并书于进书日也。

明鲍应鳌撰。应鳌字山父，歙县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礼部祠祭司郎中。是书载明代文武诸臣赠谥，与钦定《明史》各传俱相符合。首载各谥释义，为当时礼官体例。而所列诸谥，如某人谥某字，皆分注当日定谥取义之文于下，使观者具知其所以然。较他家所记，独有根据。其前代诸臣，如谢枋得之谥“忠节”，纪信、文天祥之谥“忠烈”，邓文进之谥“忠襄”，苏缄之谥“忠壮”，史或不载，世所罕知，亦颇赖此书以存。卷末附万历三十一年至三十七年拟谥者二十九人，又三十八年至四十年拟谥者四人，皆二谥并列。盖神宗荒怠，奏章率不批答，莫知进止，故两存也。最后列《考误》一篇，凡五十七人，皆据官册以正野史、文集之讹。其中多有无谥而昌称谥某者，亦有字相同异，美恶顿殊者。或诡词假借，或传写舛谬，外人无从而知。非应鳌身为礼官，亲检故籍，不能一一厘正也。其于一代易名之典，可云精核矣。

明李之藻撰。之藻字振之，仁和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是编首列頖宫祀典，次列仪注，次列名物器数，共成八卷。第九卷为启圣祠及名宦、乡贤祠，附以乡饮酒礼。第十卷附以乡射礼。其中如释奠仪之散斋、演乐、涤牲诸礼，及时祭仪注，皆《明会典》及《南雍志》诸书所未载。又迎神乐章，谓明制本宋旧，一成三成，相沿不易。其乐章诸谱，配以六律者，唯填工尺一字，颇能得其源流。盖乐律自宋仁宗时始省去坐、立二部，及堂上、堂下之分。南宋诸儒，又以旧乐加平减之制，无高上、高尺之律，于是所用者惟中和韶乐。明代实沿其制。之藻所谱，又注明时俗之一凡、清凡诸调，与旧调相合者，分毫不爽。又于琴瑟操缦之法，别成一谱。其琴谱不越松风阁之旧规，以数音谱出一字，少用钩剔。盖欲近于和缓，以和韶乐。瑟谱则以六律为主，行迟其声以应节，又与元熊朋来《瑟谱》之一声一字者迥殊。盖历律皆根于数。之藻娴于演算法，世所行《天学初函》，即其所刻。故因数制律，足自为一家之学。其末卷载乡饮酒礼兼及乡射礼者，明初之制，犹行射礼于頖宫。迨其中叶，此礼遂废。故《明会典》及《南雍志》诸书载之不详。之藻稽古证今，考辨颇为赅悉。惟《褒崇》一门，仅采史传，不及马端临《学校考》之备。又《仪器图》内犠尊诸制，既不本于《三礼图》，又不以《考古》、《博古》诸图证其异同，仅以时俗陈设者为准，未免稍略。然礼以时王所制为定，是亦自有其义焉，未可尽非也。

明郭良翰撰。良翰有《周礼古本订注》，已着录。兹编辑有明一代谥法，最为详备。首曰《功令》，凡子目二，曰《会典事例》，曰《近日事例》。次曰《谥法》，无子目。次曰《尊谥》，凡子目九，曰《帝后》，曰《皇妃谥六字》，曰《皇妃谥四字》，曰《皇妃谥二字》，曰《东宫》，曰《公主》，曰《亲王》，曰《郡王》，曰《王妃》，次曰《臣谥》，凡子目九，曰《文臣》，曰《武臣》，曰《异流》，曰《夫人》、《淑人》，曰《追赠前朝臣》，曰《外夷》，曰《近题准谥诸文臣》，曰《议论》，曰《考误》。其“近题准谥”一条，即当代文臣所以不散入各类者，盖即鲍应鳌书所载之二十九人，不予不夺，莫知所定者也。其《议论》一门，则杂采明人诸说，如李东阳以有党谥“文正”，彭韶以孤立谥“惠安”之类，持论颇公。其《考误》一门，以阁籍正野史异同，尤为可据，亦考典故者所宜取证也。

旧本题芦城赤隐吕毖校次。毖始末未详，盖明季宦官也。其书叙述当时宫殿、楼台、服食、宴乐及宫闱诸杂事，大抵冗碎猥鄙，不足据为典要。至于内监职掌条内，称“司礼监掌印秉笔，秩尊视元辅，权重视总宪”云云，尤为悖妄。盖历代奄寺之权，惟明为最重；历代奄寺之祸，亦惟明为最深。二百馀年之中，盗持魁柄，浊乱朝纲，卒至于宗社邱墟，生灵涂炭，实为汉、唐、宋、元所未有。迨其末造，久假不归，视威福自专如其固有。遂肆无忌惮，笔之于书。故迹其致亡之道，虽亦多端，要以宠任貂珰，为病本之所在也。然其人可诛，其事乃足为炯鉴。《家语》称周明堂之四门，有桀纣之象。《仪礼•乡射礼》，司射适堂西，命弟子设丰。陈祥道《礼书》称：“旧图刻人形，谓丰国之君，嗜酒亡国，因状之以为戒也。”《汉书•叙传》载，乘舆幄座，张画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班伯亦以为警沈湎焉。岂非借彼前车，示其覆辙，俾后来以此思惧乎？我朝自列圣以来，家法森严。内竖不过供洒扫，或违律令，必正刑章，不待于远引《周官》，委权冢宰。而乾纲独握，宫掖肃清，已足垂法于万世。乃犹防微杜渐，虑远深思，特命缮录斯编，登诸册府。著前代乱亡之所自，以昭示无穷。伏考《尚书》有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大雅》有曰：“仪监于殷。”亦越汉之高帝，使陆贾作《新语》，亦曰：“著秦之所以失，与我之所以得。”盖时代弥近，资考镜者弥切也。皇上于内殿丛编，检逢是帙，辟其谬而仍存之，圣人之所见者大矣！谨恭录谕旨，弁冕简端。仰见衡鉴亲操，折衷众论，勒千古未有之鸿编。皆义主劝惩，言资法戒，非徒以雕华浮艳，为藏弆之富也。

国朝袭封衍圣公孔毓圻等撰进。先是，康熙二十三年，圣祖仁皇帝临幸阙里，亲祀孔庙，行九拜之礼，特命留曲柄伞于庙庭。复亲制碑文，遣官勒石于孔庙大成门左，周公、孟子诸庙，咸蒙制文刊石。并录圣贤后裔，给世官以奉祠祀。钜典矞皇，薄海忻舞。毓圻以圣天子尊师隆轨，超迈古今，宜勒为成书，垂示来叶。二十四年，疏请纂修，并举进士金居敬等八人司其事，得旨俞允。至二十七年，成书十八卷，奏进。蒙指示应改正者二十八条，及臣工诗文尚有应遴选录入者。谕毓圻等覆加校定，会诏发帑金，重建庙庭。御制奎章，摹镌乐石，尊崇之典，视昔弥加。毓圻等乃续事编摩，增辑完备。凡修成《事迹》二十卷，《艺文》二十卷，刊刻表进，即此本也。洪惟我圣祖仁皇帝统接羲、轩，心源洙、泗。褒崇圣教，典礼优隆，为亘古所未有，非区区管窥蠡测所可形容。然文物典章，毓圻等得诸见闻，颇能胪具。伏读是编，大圣人崇儒重道之至意，犹可仰见其万一。是固宜藏诸金匮，以昭示无极者矣。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恭逢圣祖仁皇帝六旬万寿，内直诸臣所纂录也。凡六门，一曰《宸藻》，分《诏谕》为一卷，《御制诗文赋颂》为一卷。二曰《圣德》，分《孝德》、《谦德》、《保泰》、《教化》四目。三曰《典礼》，分《朝贺》、《銮仪》、《祭告》、《颁诏》、《养老》、《大酺》六目。四曰《恩赉》，分《宗室》、《外藩》、《臣僚》、《耆旧》、《蠲赋》、《开科》、《赏兵》、《恤刑》八目。五曰《庆祝》，则有图有记，以及名山祝釐、诸臣朝贡之仪备列焉。六曰《歌颂》，则内外祝釐之词，靡不采录焉。仰惟我圣祖仁皇帝德盛道隆，福祚悠久。其时臣民泳涵𬪩化，敷天率土，普洽欢心。衢歌巷舞之盛，实为从古所未有。而伏读诏谕，每以万姓安、天下福为兢兢。是书之成，非徒以纪升平之钜典，正可以俾万世臣民仰见至圣持盈保泰之盛心，为景命延洪之大本也。书中图二卷，于遐迩臣庶迎銮呼祝之仪，纤悉具备，亦自有图绘以来所罕觏。其稿本初为宋骏业所创，后王原祁等重加修润而成。一展卷而闾阎殷阜之象，童叟欢跃之忱，恍若目接而身遇之。今悉依原本钩摹，故幅度视他卷稍赢焉。

乾隆元年奉敕撰，越二十一年告成。首纪朝庙大典及钦颁仪式，其馀五礼之序，悉准《周官》，而体例则依仿《仪礼》。惟载贵贱之等差，节目之先后，而不及其沿革；惟载器物之名数，陈设之方隅，而不及其形制。盖沿革具于《会典则例》，形制具于《礼器图式》，各有明文，足资考证，故不复述也。考《仪礼》古经残阙，诸儒所说，多自士礼上推于天子。且古今异制，后世断不能行。其一朝令典，今有传本者，惟《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大金集礼》、《明集礼》。大抵意求详悉，转涉繁芜。以备掌故则有馀，不能尽见诸施行也。我皇上声律身度，典制修明，特命酌定此编，悬为令甲。自朝廷以迨于士庶，鸿纲细目，具有规程。事求其合宜，不拘泥于成迹；法求其可守，不夸饰以浮文。与前代礼书铺陈掌故，不切实用者迥殊。《记》曰礼从宜，又曰大礼必简。三代圣王，纳民轨物，其本义不过如斯。赐名曰《通礼》，信乎酌于古今而达于上下，为亿万年治世之范矣。

乾隆三十五年，大学士管两江总督高晋等恭撰进。钦惟我皇上法祖勤民，岁巡方岳。浙江东南都会，民物蕃庶，吏事殷繁。问俗省方，尤廑圣虑。是以六龙时御，清跸屡经。凡行庆施惠、劝课耕桑、崇节俭、隆典祀、养耆年、恤庶狱、励官方、振文教、饬武备者，无不具举。而海塘防筑、湖河疏蓄之宜，皆因地制宜，亲临指授，永为成法。至于名区胜迹，睿藻亲题，则不独黎庶蒙恩，而山川且望幸焉。晋等爰举辛未以逮乙酉銮舆四幸之钜典，门分部系，汇为是编。复蒙赐制序文，允付剞劂。一展卷而我皇上咨询之切，诰诫之殷，惠泽之覃布，如在瞻就间。俾守土者有所遵循，而服畴者有所感发。非徒申歌颂、备典章而已也。书成于庚寅之冬，故所载以乙酉为断。迩者翠华六莅，典礼如初。而东南士庶，洊被洪施，延《米辰》望幸者视前弥笃。臣等尤窃俟隆仪叠举，续有排纂，用快先睹之望焉。

乾隆二十四年奉敕撰。乾隆三十一年又命廷臣重加校补，勒为此编。凡分六类，一曰《祭器》，二曰《仪器》，三曰《冠服》，四曰《乐器》，五曰《卤簿》，六曰《武备》。每器皆列图于右，系说于左。详其广狭长短围径之度，金玉玑贝锦段之质，刻镂绘画组绣之制，以及品数之多寡，章采之等差，无不缕悉条分，一一胪载。考《礼图》世称治始郑玄，而郑志不载，盖传其学者为之也。阮谌以后，踵而作者凡五家。聂崇义汇合为一，而诸本尽佚。然诸家追述古制，大抵皆约略传注之文，揣摩形似，多不免于失真。是编所述，则皆昭代典章，事事得诸目验。故毫厘毕肖，分刌无讹。圣世鸿规，灿然明备。其中《仪器》、《武备》二类，旧皆别自为书。今乃列之于礼器，与古例稍殊。然周代视祲、保章、冯相所职皆天象，而隶于《春官》。礼有五目，军礼居三，而所谓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者，战阵之令乃载于《曲礼》。盖礼者理也，其义至大，其所包者亦至广。故凡有制而不可越者，皆谓之礼。《周官》所述皆政典，而兼得《周礼》之名，盖由于此。今以仪器、武备并归礼器，正三代之古义，未可以不类疑也。若夫酌古宜今之精意，奉天法祖之鸿规，具见御制序文之中。尤万世臣民所宜遵道遵路者矣。

乾隆七年奉敕撰。乾隆二十四年以原书简略，复命增修。越两载而告成。凡六门：首曰《训谕》，恭载列朝圣训、皇上谕旨，以昭垂家法。次曰《典礼》，备着内廷仪节、规制、冠服、舆卫之度，其外朝诸大礼详于《会典》者则略之。次曰《宫殿》，按次方位，详列规模。凡御笔榜书楹帖，及诸题咏，并一一恭录。次曰《经费》，凡献赉、礼宴、服食、器用之数，纤悉必载。次曰《官制》，具载内臣员品，及其职掌与其功罪赏罚之等。次曰《书籍》，部分录略，编目提要，皆穷理致治之作，而梵文贝䇲，庋藏净域者，不与焉。伏读谕旨，申明编辑是书之意。拳拳于立纲陈纪，聪听明训，为万万世遵循之本。盖修齐治平之道，并具于斯矣。

乾隆十二年奉敕撰。我国家肇迹东土，风淳俗厚。于崇德报功之礼，历久不渝。凡所以昭格天神，时修祀典者，著诚著悫，具有旧仪。迄今百有馀年，精禋致飨，夙夜维虔。惟是古制相沿，皆有口授祝词、仪注，久而小有异同。我皇上道秉钦崇，敬深明察。虑年祀绵邈，或渐远其初。乃命王公大臣详为考证，以国语、国书定着一编。首为《祭仪》二篇，次为《汇记故事》一篇，次为《仪注》、《祝词》、《赞词》四十一篇，殿以《器用数目》一篇、《器用形式图》一篇。每一卷成，必亲加厘正，至精至详。祈报之义，对越之忱，皆足以昭垂万世。乾隆四十二年，复诏依文音，释译为此帙。与《大清通礼》相辅而行，用彰圣朝之令典。末有大学士阿桂等恭跋，具述致诚迓福之义。而于崇祀诸神不知其缘起者，引《礼记》舍菜先师郑玄注，不著先师名姓之例为证。于《祝词》、《赞词》仅传其声者，引汉乐府铎舞曲有音无义之例为证。并以传信阙疑，见圣心之敬慎。视汉儒议礼附会纬书，宋儒议礼纷更错简，强不知以为知者，尤迥乎殊焉。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大学士阿桂等奏请纂修，五十七年十月告成。洪惟我皇上法天行健，无逸永年，久道化成，治跻三五，为书契所未闻。而五世同堂，八旬延庆，《洪范》所谓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者，亦千古帝王所莫及。是以协气翔洽，欢心溥浃，四海臣民，莫不踊跃鼓舞，祝眉寿而歌纯嘏。虽圣怀冲挹，而敷天辐辏，众志难违。庆典之隆，遂炳炳麟麟，照映万祀。是编所载，皆圣寿七旬以后之事，凡分八门，首为《宸章》，皆恭录御制纪年之作。文自《古稀说》以下，诗自《庚子元旦》以下，俱按年编载。若随时纪事之作，则各从本类，分载各门。次为《圣德》，分八子目，曰《敬德》，曰《孝德》，曰《勤德》，曰《健德》，曰《仁德》，曰《文德》，曰《俭德》，曰《谦德》。次为《圣功》，分五子目，曰《安南归降》，曰《缅甸归顺》，曰《廓尔喀降顺》，曰《附载平定台湾》，曰《附载平定肃州》。次为《盛事》，分子目十一，曰《庆得皇玄孙》，曰《五世同堂》，曰《数世同居》、《千叟宴》，曰《赐科第》、《职衔》，曰《寿民》、《寿妇》，曰《辟雍》，曰《班禅入觐》，曰《民数》、《谷数》，曰《一产四男、三男》，曰《收成分数》。次为《典礼》，分五子目，曰《庆祝》，曰《朝会》，曰《祭告》，曰《銮仪》，曰《乐章》。次为《恩赉》，分六子目，曰《本年恩诏》，曰《本年蠲赋》，曰《本年恩科》，曰《本年东巡》，曰《恩宴》，曰《赏赉》。次为《图绘》，附以图说。次为《歌颂》，则臣工祝釐之词也。昔成周盛时，剬诗缉颂，歌景福、称茀禄者，不一而足。然多虚拟之词，不能言言有据也。兹编所载，事皆征实。盖德盛而后化神，泽洽而后颂作。功成治定而后礼乐兴，气淑年和而后嘉祥集。其在《诗》，曰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其在《书》，曰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义均备于是焉，洵与圣祖仁皇帝万寿盛典祖武孙谋，后先焜耀，并万代之隆轨矣。

国朝锺渊映撰。渊映字广汉，秀水人。自来纪元诸书，多详于正统，惟国初吴肃公《改元考同》，及近时万光泰《纪元叙韵》，与渊映此书，则并伪朝、霸国以至草窃、僣称，皆一一具载。其例以年号相同者列前，次以年号分韵排编，次列历朝帝王及僣国始末，并外藩亦间及之，秩然有序。虽载籍浩博，搜采难周。如蜀王衍宋太祖年号与辅公祏同，裘甫有维平之僣，成都为西夏之称。凡斯之类，不免间有阙漏，未可云毫发无遗。然较吴、万二家，足称赅洽矣。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着录。康熙二十四年，太常寺卿徐元珙疏奏，现行祀典北郊既改北向，而三祖配位仍首东次西，同于南郊，请酌改所向。奇龄时官检讨，因撰是书。其斥汉元始仪之误，谓孟春合祀，天位在西，地位在东，皆因惑于《曲礼》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之文。其实《曲礼》据常坐言之。若礼坐之席，则仪礼、射礼皆筵宾席于户西，东上自与《曲礼》异。考《乡射礼》文，乃席宾南面东上。贾公彦疏云，言东上，因主人在东，故席端在东，不得以《曲礼》席南向北向西方为上解之。奇龄本此以折元始仪，实为有据。至于元始仪配位西向南上，亦相承《曲礼》西向东向以南方为上之文。奇龄以后汉改从北上为正，其论甚确。然考北上之义，亦本《仪礼》。《大射仪》曰：“大夫继而东上，若有东面者则北上。”《燕礼》曰：“士既献者立于东方，西面北上。”此北上之异于南上者。今奇龄知南向东上之本于《仪礼》，而独未知西向北上之亦本于《仪礼》。则未免知一而不知二。奇龄又谓北郊既改从北向，则配位即统于所赂。地道尚右，配位当以东为上，东乃北向之右也。今考《仪礼•大射仪》曰：“诸公阼阶西，北面东上。”《燕礼》曰：“卿大夫皆入门右，北面东上。”则北郊北向，配位以东为上，与《仪礼》北面东上义例全通。奇龄徒以地道尚右定之，亦为未审。然全书考辨精核，援引博赡，于宋、明以来议礼之家，要为特出矣。

国朝万斯同撰。斯同字季野，鄞县人。是书统会经史，折衷庙制，谓庙不在雉门之外。《考工记》左祖、右社，据王宫居中而言，是庙在寝东。盖本蔡卞、朱子、易祓之说。又谓诸侯五庙，太祖居中，二昭居东，二穆居西，平行平列，盖本贾公彦之说。又谓自虞、夏、商、周天子皆立七庙，惟周增文、武二祧为九庙。盖本刘歆、王舜诸家之说。又谓《大传》、《小记》、《祭法》、《中庸》、《诗序》、《国语》、《论语》所言禘，皆据宗庙大祭，非圜丘。盖本王肃之说。于是上溯秦、汉，下迄元、明，凡庙制沿革，悉为之图。以附于经图之后，而缀以说。其用功颇勤，其义例亦颇明晰，视明季本之书较为赅备。其中所论，则得失互陈。如朱子谓群昭皆列北牖下而南向，群穆皆列南牖下而向北。斯同则谓礼室中但有南牖无北牖，朱子为误。今考《丧•大记》，寝东首于北牖下注云：“病者恒居北牖，或为北墉。是室有北牖明矣。”《诗》“塞向墐户”。《经典释文》引韩诗云：“向，北向窗也。”《毛传》亦云：“向，北出牖也。”孔疏云：“为备寒不塞南窗，故云北出牖。则是室有南牖，又有北牖明矣。”《郊特牲》云：“薄社北牖”。盖但开北牖而塞其南，非凡屋本无北牖而特为薄社开之也。《荀子•宥坐篇》，子贡观于鲁庙之北堂，出而问孔子曰：“乡者赐观于太庙之北堂，吾亦未辍，还复瞻被九盖。”注云：“北堂，神主所在也。九当为北。盖音盍，户扇也。”然则北堂既有北阖，何独疑于北牖耶？《明堂位》刮楹达乡，注云：“乡，牖属，谓夹户窗也，每室八窗为四达。”然则太庙之制略似明堂，四面且皆有牖，又何独于北牖而疑之耶？凡此之类，皆未深考者也。至如朱子祭图，祖妣并列，斯同谓宗庙吉祭，一尸统二主，无女尸。何以知六庙之妣尽入太庙？遂引曾子问七庙五庙无虚主，惟祫祭为无主，即知妣主亦入太庙。凡此之类，则援证精确，为前人所未发矣。虽大旨宗王黜郑，固守一隅，然通贯古今，有条有理，不可谓非通经之学也。王士祯记斯同所著书目有《庙制图考》四卷。此本只一卷，殆传抄者所合并欤？

──右“政书类”典礼之属，二十四部，一千五十一卷，皆文渊阁着录。

（案，六官之政，始于冢宰。兹职官已各自为类，故不复及。六官之序，司徒先于宗伯。今以春官所掌，帝制朝章悉在焉。取以托始，尊王之义也。）

宋董煟撰。煟字季兴，鄱阳人。绍熙五年进士，尝知里安县。是书前有自序，谓上卷考古以证今，中卷条陈救荒之策，下卷备述本朝名臣贤士之所议论施行可为法戒者。书中所序，如以常平为始自隋，义仓为始自唐太宗，皆不能远考本原。然其载常平粟米之数，固《隋书》所未及志也。其宋代蠲免优恤之典，载在《宋史》纪志及《文献通考》、《续通鉴长编》者，此撮其大要，不过得十之二三。而当时利弊，言之颇悉，实足补《宋志》之阙。劝分亦宋之政令，史失载而此有焉。他若减租贷种，淳熙恤灾令格，皆可为史氏拾遗。而宋代名臣救荒善政，亦多堪与本传相参证。犹古书中之有裨实用者也。

元陈椿撰。椿，天台人。始末未详。此书乃元统中椿为下砂场盐司，因前提干旧图而补成者也。自各团灶座，至起运散盐，为图四十有七。图各有说，后系以诗。凡晒灰打卤之方，运薪试运之细，纤悉毕具。亦楼璹《耕织图》、曾之谨《农器谱》之流亚也。序言地有瞿氏、唐氏为盐场提干，又称提干讳守仁而佚其姓。考云间旧志，瞿氏实下砂望族。如瞿霆发、瞿震发、瞿电发、瞿时学、瞿时懋、瞿时佐、瞿先知辈，或为提举，或为盐税，几于世任盐官。其地有瞿家港、瞿家路、瞿家园诸名，皆其旧迹。然创是图者不知为谁。至唐氏则旧志不载，无可考见矣。诸图绘画颇工。《永乐大典》所载，已经传摹，尚存矩度。惟原阙五图，世无别本，不可复补。姚广孝等编辑之时，虽校勘粗疏，不应漏落至此。盖原本已佚脱也。

明胡我琨撰。我琨字自玉，爵里未详。据书中所记时事年月，是明末人也。其书专论明代钱法，而因及于古制。首曰《正朔一统》，次曰《原》，曰《制》，曰《象》，曰《用》，曰《才》，曰《行》，曰《操》，曰《节》，曰《分》，曰《异》，曰《弊》，曰《文》，曰《闰》，凡十三门。每门之中，各为小目。其载明制，起洪、永，讫万历。征引各史纪、志、列传以及古今说部文集，援据颇为赅洽。于明代钱法沿革，条分缕晰，言之尤详。多《明史•食货志》及《明会典》、《明典汇》诸书所未备。其叙述古制，如引《桂海虞衡志》，记右江之铜，引《宋会典》，记利州诸监钱数，亦足补唐、宋各史所未详。他如《钱象门》之黄河钱、投河国钱诸品，又董逌、洪遵、李孝美、顾烜各家旧谱所未载，皆足以资考证。中如刘仁恭丸土为钱之类，乃一时谬制，亦仿图其式，未免稍杂。然义取赅备，不得不巨细兼收，亦未可以丛脞讥也。

乾隆四年御定。初，仁和监生陆曾禹作《救饥谱》，吏科给事中倪国琏为检择精要，釐为四卷。会诏翰林科道轮奏经史讲义，国琏因恭录进呈。皇上嘉其有裨于实用，命内直诸臣删润其词，剞劂颁布，因赐今名。其书凡分四门，一曰《前代救援之典》，所录故实，上起唐、虞，下迄元、明，案朝代先后编次。二曰《先事之政》，分子目六。三曰《临事之政》，分子目二十。四曰《事后之政》，分子目五。又附录者四事，皆先引古事，后系论断。案，金穰木饥，天道恒然；尧水汤旱，圣朝不免。其挽回气数，则在于人事之修举。《周礼•荒政》十有二，多主于省事以节财。盖预备之道，已散见于各职故也。我皇上宵衣旰食，轸念民依。或岁星偶沴，禾麦不登。赐蠲贷者动辄数十百万，赐赈恤者亦动辄数十百万。即遇贪墨败度，借拯灾以蚀帑者，尚恐封疆大吏因噎废餐，杜侵冒之风，或靳抚绥之费。纶音宣谕，至再至三；含识之伦，罔弗共喻；仁宏博济，实迈唐虞。是以国琏是编，特邀睿赏。臣等校录之下，仰见勤求民瘼之心，与俯察迩言之意，均迥轶千古也。

国朝陈芳生撰。芳生字漱六，仁和人。螽蝝之害，春秋屡见于策书。《诗•大田篇》：“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毛、郑之说，以炎火为盛阳，谓田祖不受此害，持之付于炎火，使自销亡，并非实火。是汉时尚未详除蝗之制，故训诂家有是说也。至唐姚崇作相，遣使捕蝗，引《诗》此语以为证，朱子《集传》亦从其说。于是捕蝗之法始稍稍见于纪述。芳生此书，取史册所载事迹议论，汇为一编。首备蝗事宜十条，次前代捕蝗法。而明末徐光启奏疏最为详核，则全录其文。附以陈龙正语及芳生自识二条。大旨在先事则预为消弭，临时则竭力翦除，而责成于地方官之实心经理。条分缕晰，颇为详备。虽卷帙寥寥，然颇有裨于实用也。

国朝俞森编。森号存斋，钱塘人。由贡生官至湖广布政司参议。是书成于康熙庚午。辑古人救荒之法，于宋取董煟，于明取林希元、屠隆、周孔教、锺化民、刘世教，于国朝取魏禧，凡七家之言。又自作常平、义仓、社仓三《考》，溯其源，使知所法。复究其弊，使知所戒。成书五册，其官河南佥事时所撰也。末附郧襄赈济事宜及捕蝗集要，其官分守荆南道时所撰也。救荒之策，前人言之已详，至积储尤为救荒之本。森既取昔人良规，班班具列，而于三《考》尤极详晰。登之梨枣，俾司牧者便于简阅，亦可云念切民瘼者矣。

──右“政书类”邦计之属，六部，五十三卷，皆文渊阁着录。

（案：古者司徒兼教养，后世则惟司钱谷。以度支所掌，条目浩繁，然大抵邦计类也。故今统以邦计为目，不复一一区别。）

宋陈傅良撰。傅良有《春秋传》，已着录。是书上溯成周乡遂之法，及春秋、秦、汉、唐以来历代兵制之得失，于宋代言之尤详。如太祖躬定军制，亲卫殿禁，戍守更迭，京师府畿，内外相维，发兵转饷捕盗之制，皆能撮举其大旨。其总论之中，谓“祖宗时兵虽少而至精。逮咸平后，边境之兵增至六十万。皇祐初，兵已一百四十一万，谓之兵而不知战。给漕挽，服工役，缮河防，供寝庙，养国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总户口岁入之数，而以百万之兵计之，无虑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万而给一散卒。其兵职卫士之给，又浮费数倍，何得而不大蹙”云云。其言至为深切。盖傅良当南宋之时，目睹主弱兵骄之害，故著为是书，追言致弊之本，可谓切于时务者矣。

宋钱文子撰。文子字文季，乐清人。绍熙三年由上舍释褐出身，以吏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历宗正少卿。后退居白石山下，自号白石山人。宋初惩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师，谓之禁军。辗转增益至于八十馀万。而虚名冒滥，实无可用之兵。南渡以后，仓皇补苴，招聚弥多，而冗费亦弥甚。文子以汉承三代之后，去古未远，犹有寓兵于农之意，而班史无志。因摭其本纪、列传及诸志之中载及兵制者，裒而编之，附以考证论断，以成此书。卷首有其门人陈元粹序，述其作书之意甚详。盖为宋事立议，非为《汉书》补亡也。朱彝尊跋，称“其言近而旨远，词约而义该，非低头拱手，高谈性命之学者所能”。然兵农既分以后，其势不可复合。必欲强复古制，不约以军律，则兵不足恃；必约以军律，则兵未练而农先扰。故三代以下，但可以屯种之法寓农于兵，不能以井田之制寓兵于农。文子所论，所谓言之则成理，而试之则不可行者。即以宋事而论，数十万之众，久已仰食于官。如一旦汰之归农，势不能靖，惟有聚为贼盗耳。如以渐而损之，则兵未能遽化为农，农又未能遽化为兵。仓卒有事，何以御之！此又明知其弊而不能骤革者也。以所论切中宋制之弊，而又可补《汉志》之阙，故仍录之，以备参考。《文献通考》载此书作《补汉兵制》，与此本不同。然文子明言班书无兵志，则作补兵志审矣，《通考》盖传写讹也。

明杨时乔撰。时乔有《周易古今文全书》，已着录。是书纪明一代马政，上起洪武元年，下至万历二十三年。分十有二门：一曰《户马》，二曰《种马》，三曰《俵马》，四曰《寄养马》，五曰《折粮》、《贡布盐》、《纳赎》、《战功》等马，六曰《兑马》，七曰《挤乳》、《御用》、《上陵》、《出府》，并附《给驲马》，八曰《库藏》，九曰《蠲恤》，十曰《政例》，十一曰《草场》，十二曰《各边镇》、《行太仆寺》、《苑马寺》、《茶马司马》。于因革损益，各悉原委。马政莫详于明，亦莫弊于明。时乔目击其艰，身亲其事，故虽裒集案牍之文，而所言深中时病，其条理悉具自序中。序末自署“前太仆寺卿”，而考《明史》本传惟载尝为“太仆寺丞”。是书时乔自刊，不应有误。疑史或误书也。

雍正五年世宗宪皇帝敕撰。乾隆四年告成，御制序文颁行。凡《八旗分志》十七卷，《土田志》五卷，《营建志》三卷，《兵职志》八卷，《职官志》十二卷，《学校志》四卷，《典礼志》十五卷，《艺文志》十卷，《封爵世表》八卷，《世职表》二十四卷，《八旗大臣年表》八卷，《宗人府年表》一卷，《内阁大臣年表》二卷，《部院大臣年表》二卷，《直省大臣年表》五卷，《选举表》四卷，《宗室王公列传》十二卷，《名臣列传》六十卷，《勋臣传》十九卷，《忠烈传》十二卷，《循吏传》四卷，《儒林传》二卷，《孝义传》一卷，《列女传》十二卷。考天地自然之数，皆立体于九，而取用于八。故圆而布九宫，方而分九野，皆以四正四隅拱乎中央。圣人法天地以立制，故井以公田居中，而家之数八；兵以中权为主，而阵之数亦八。世传风后之经，诸葛亮之图，独孤及之记，其法异世而同轨。我国家肇迹震维，寓兵于民，与古制符。太祖高皇帝初建四旗，后分为八，亦与古制符。至于臂指之相维，奇正之相应，千变万化，倏忽若神，则与阴阳往来，乾坤阖辟，同一至妙而不测，非古制所能尽矣。迨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取五行相克之用，以蓝旗属水而居南，黄旗属土而居北，白旗属金而居东，红旗属火而居西，以环卫紫垣，百有馀年，规模无改。故此篇以兵制为经，而一切法令、典章、职官、人物条分而为纬。鸿纲细目，体例详明。按籍披图，足以见列圣开基，贻谋远大。又以见生聚教养，日炽日繁，万万年磐石之业，卜巩固于无疆焉。

──右“政书类”军政之属，四部、二百七十一卷，皆文渊阁着录。

（案：军伍战阵之事，多备于子部兵家中。此所录者，皆养兵之制，非用兵之制也。故所取不过数家。）

唐太尉扬州都督赵国公长孙无忌等奉敕撰。《风俗通》称，皋陶谟虞造律。《尚书大传》称，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是为言律之始。其后魏李悝著《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受之以相秦。汉萧何益《户》、《兴》、《厩》三篇为九篇，叔孙通又益旁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马融、郑康成皆尝为之章句。魏世删约汉律，定增十九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晋复增损为二十篇。南北朝互有更改，渐近繁密。隋文帝开皇三年，敕苏威、牛宏等更制新律。除死罪以下千馀条，定留五百条。凡十二卷，一《名例》，二《卫禁》，三《职制》，四《户婚》，五《厩库》，六《擅兴》，七《盗贼》，八《斗讼》，九《诈伪》，十《杂律》，十一《捕亡》，十二《断狱》。史称其刑纲简要，疏而不失。唐太宗诏房玄龄等增损隋律，降大辟为流者九十二，流为徒者七十一，而大旨多仍其旧。高宗即位，又命长孙无忌等偕律学之士撰为《义疏》行之，即是书也。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元时断狱，亦每引为据。明洪武初，命儒臣同刑官进讲《唐律》，后命刘惟谦等详定《明律》，其篇目一准于唐。

至洪武二十二年，刑部请编类颁行，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而以《名例》冠于篇首。本朝折衷往制，垂宪万年。钦定《大清律例》，明简公平，实永为协中弼教之盛轨。臣等尝伏读而绎之。凡《唐律》篇目今所沿用者，有《名例》、《职制》、《贼盗》、《诈伪》、《杂犯》、《捕亡》、《断狱》诸门。其《唐律》合而今分者，如户婚为《户役》、《婚姻》，《厩库》为《仓库》、《厩牧》，《斗讼》为《斗殴》、《诉讼》诸门。其名稍异而实同者，如《卫禁》为《宫卫》，《擅兴》为《军政》诸门。其分析类附者，如关津留难诸条唐律入《卫禁》，今析入《关津》。乘舆服御物事，应奏不奏，驲使稽程，以财行求诸条《唐律》俱入《职制》，今分析入《礼律》之《仪制》。《吏律》之公式，《兵律》之邮驿，《刑律》之受赃、谋杀人诸条《唐律》入《贼盗》，今析入《人命》。殴骂祖父母、父母诸条，《唐律》并入《斗讼》，今析为两条，分入《斗殴》、《骂詈》。又奸罪、市司平物价、盗决堤防、毁大祀丘坛，盗食田园瓜果诸条，《唐律》俱入《杂律》，今分析入《刑律》之《犯奸》，《户律》之《市廛》、《田宅》，《工律》之《河防》，《礼律》之《祭祀》。盖斟酌画一，权衡允当，迨今日而集其大成。而上稽历代之制，其节目备具，足以沿波而讨源者，要惟《唐律》为最善。故著之于录，以见监古立法之所自焉。其书为元泰定间江西儒学提举柳赟所校刊，每卷末附以江西行省检校官王元亮释文及纂例，亦颇可以资参订也。

乾隆五年奉敕撰。御制序文颁行。凡《律目》一卷，《诸图》一卷，《服制》一卷，《名例律》二卷，《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五卷，《工律》二卷，《总类》七卷，《比引律条》一卷。前列凡例十则，及顺治初年以来奏议，而恭录世祖章皇帝御制序一篇，圣祖仁皇帝谕旨一道，世宗宪皇帝御制序一篇、谕旨一道，冠于卷首。盖我朝律文，自定鼎之初，即诏刑部尚书吴达海等详考《明律》，参以国制，勒为成书，颁布中外。康熙九年，大学士管刑部尚书事对喀纳等，复奉诏校正，旋又谕部臣于定律之外，所有条例，或删或存，详为考定，随时增改，刊附律后。逮雍正元年，大学士朱轼、尚书查郎阿等，奉诏续成。我皇上御极之初，即允尚书傅鼐之请，简命廷臣，逐条考正，以成是编，纂入定例凡一千馀条。而皇心钦恤，道取协中。凡谳牍奏陈，皆辨析纤微，衡量情法。随事训示，务准其平，以昭世轻、世重之义。又每数载而一修，各以新定之例分附于后。在廷之臣，恭聆玉音，或略迹而原心，或推见以至隐。折以片言，悉斟酌于天理人情之至信。圣人留心庶狱，为千古帝王之所无。而是编亦为千古之玉律金科矣。

──右“政书类”法令之属，二部，七十七卷，皆文渊阁着录。

（案：法令与法家，其事相近而实不同。法家者私议其理，法令者官著为令者也。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兹所录者，略存梗概而已，不求备也。）

宋通直郎试将作少监李诫奉敕撰。初，熙宁中敕将作监官编修《营造法式》，至元祐六年成书。绍圣四年以所修之本只是料状，别无变造制度，难以行用，命诫别加撰辑。诫乃考究群书，并与人匠讲说，分列类例，以元符三年奏上之。崇宁二年复请用小字镂版颁行。诫所作《总看详》中称，今编修《海行法式》，《总释》、《总例》共二卷，《制度》十五卷，《功限》十卷，《料例》并《工作》等共三卷，《图样》六卷，《目录》一卷，总三十六卷，计三百五十七篇。内四十九篇系于经史等群书中检寻考究，其三百八篇系自来工作相传，经久可用之法，与诸作谙会工匠详悉讲究。盖其书所言虽止艺事，而能考证经传，参会众说，以合于古者饬材庀事之义。故陈振孙《书录解题》以为远出喻皓《木经》之上。考陆友仁《砚北杂志》，载诫所著尚有《续山海经》十卷，《古篆说文》十卷，《续同姓名录》二卷，《琵琶录》三卷，《马经》三卷，《六博经》三卷。则诫本博洽之士，故所撰述，具有条理。惟友仁称诫字明仲，而书其名作诚字。然范氏天一阁影抄宋本及《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俱作诫字，疑友仁误也。此本前有诫所奏札子及进书序各一篇，其第三十一卷当为《木作制度图样》上篇，原本已阙，而以《看详》一卷错入其中。检《永乐大典》内亦载有此书，其所阙二十馀图并在。今据以补足，而仍移《看详》于卷首。又《看详》内称书总三十六卷，而今本《制度》一门，较原目少二卷，仅三十四卷。《永乐大典》所载不分卷数，无可参校。而核其前后篇目，又别无脱漏。疑为后人所并省，今亦姑仍其旧云。

乾隆四十一年，户部侍郎金简恭撰进呈。初，乾隆三十八年诏纂修《四库全书》，复命择其善本，校正剞劂，以嘉惠艺林。金简实司其事，因枣梨繁重，乃奏请以活字排印，力省功多。得旨俞允，并锡以嘉名，纪以睿藻。行之三载，印本衣被于天下。金简因述其程式，以为此书。考沈括《梦溪笔谈》，称“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始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版，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版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版，持就火炀之。药稍镕，以一平版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本，则极为神速”云云。活字之法，斯其权舆。然泥字既不精整，又易破碎。松脂诸物亦繁重周章，故王桢《农书》所载活字之法，易以木版。其贮字之盘，则设以转轮，较为径捷，而亦未详备。至陆深《金台纪闻》所云铅字之法，则质柔易损，更为费日损工矣。是编参酌旧制，而变通以新意。首载诸臣奏议，次载取材雕字之次第，以及庋置排类之法。凡为图十有六，为说十有九。皆一一得诸试验，故一一可见诸施行。乃知前明无锡人以活字印《太平御览》，自隆庆元年至五年仅得十之一二者（案：事见黄正色《太平御览序》），由于不得其法。此亦足见圣朝制器利用，事事皆超前代也。

──右“政书类”考工之属，二部、三十五卷，皆文渊阁着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