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知记 中华文库

余才微而质鲁，志复凡近。早尝从事章句，不过为利禄谋尔。年几四十，始慨然有志于道。虽已晩，然自谓茍能粗见大意，亦庶几无负此生。而官守拘牵，加之多病，工夫难得专一，间尝若有所见矣，既旬月或逾时，又疑而未定，如此者盖二十馀年，其于钻研体究之功，亦可谓尽心焉耳矣。近年以来乃为有以自信，所以自信者何？盖此理之在心目间，由本而之末，万象纷纭而不乱；自末而归本一真，湛寂而无馀。惟其无馀，是以至约，乃知圣经所谓道心惟微者，其本体诚如是也。故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后大本可得而立。大本诚立，酬酢固当沛然，是之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山林暮景，独学无朋，虽自信则尔，非有异同之论。何由究极其归趣乎！每遇病体稍适，有所寻绎，辄书而记之，少或数十言，多或数百言。既无伦序，且乏文采，间有常谈俗语，亦不复刋削。盖初非有意于为文也，积久成帙，置之座间，时一披阅，以求其所未至。同志之士有过我者，则出而讲之，不有益于彼，未必无益于我也。虽然，书不云乎，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三复斯言，愧惧交集。记分为上下两卷，通百有五十六章，名以困知，著其实尔。嘉靖七年岁次戊子十有一月己亥朔日，南至泰和罗钦顺序。

1. 孔子教人，莫非存心养性之事。然未尝明言之也。孟子则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不可混而为一也。虞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论语曰：从心所欲，不逾矩。又曰：其心三月不违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离，而实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见其真。其或认心以为性，真所谓差毫厘而谬千里者矣。
2. 繋辞传曰：无有逺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易道则然，即天道也。其在人也，容有二乎！是故至精者性也，至变者情也，至神者心也。所贵乎存心者，固将极其深，研其几，以无失乎性情之正也。若徒有见乎至神者，遂以为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极，而几之不能研，顾欲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有是理哉！
3. 道心，寂然不动者也。至精之体不可见，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变之用不可测，故危。
4. 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两言之者，动静之分，体用之别也。凡静以制动则吉，动而迷复则凶。惟精，所以审其几也；惟一，所以存其诚也。允执厥中，“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圣神之能事也。
5. 即空，而契其所谓觉，即知觉也。觉性既得，则空相洞彻，神用无方，神即灵也。凡释氏之言性，穷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岂性之谓哉！使其据所见之及，复能向上寻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识矣。顾自以为无上妙道，曾不知其终身尚有寻不到处，乃敢遂驾其说，以误天下后世之人，至于废弃人伦，灭绝天理，其贻祸之酷可胜道哉！夫攻异端，辟邪说，孔氏之家法也。或乃阳离阴合，貎诋心从，以荧惑多士，号为孔氏之徒，谁则信之！
6. 盈天地之间者惟万物，人固万物中一物尔。“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人犹物也，我犹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质既具，则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偹于我。夫人心虚灵之体，本无不该，惟其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明于近而暗于逺，见其小而遗其大。凡其所遗所暗，皆不诚之本也。然则知有未至，欲意之诚，其可得乎？故大学之教，必始于格物，所以开其蔽也。格物之训，如程子九条，往往互相发明。其言譬如千蹊万径，皆可以适国，但得一道而入，则可以推类而通其馀，为人之意，尤为深切。而今之学者，动以不能尽格天下之物为疑，是岂尝一日实用其工？徒自诬耳。
7. 三千，莫非人事，圣人之道，固于是乎在矣。至于发育万物，自是造化之功用，而以之言圣人之道，何邪？其人又若何而行之邪？于此精思而有得焉，天人物我，内外本末，“幽明之故，死生之说，鬼神之情状”，皆当一以贯之而无遗矣。然则所谓万物者，果性外之物也邪！
8. “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门人之问，则又以为“求之情性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盖方是时，禅学盛行，学者往往溺于明心见性之说，其于天地万物之理，不复置思，故常陷于一偏，蔽于一已，而终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二程切有忧之，于是表章大学之书，发明格物之旨，欲令学者物我兼照，内外俱融，彼此交尽，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纳之于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诚亦鲜矣。
   夫此理之在天下，由一以之万，初匪安排之力，会万而归一，岂容牵合之私？是故，察之于身，宜莫先于性情，即有见焉，推之于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于物，固无分于鸟兽草木，即有见焉，反之于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见乎一致之妙，了无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乱，斯为格致之极功。然非真积力久，何以及此？
9. 致此知”之绪论，以阴售其明心之说者，是成何等见识邪！佛氏之幸，吾圣门之不幸也。
10. 此理诚至易，诚至简。然“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学者之事，则博学审问愼思明辨笃行，废一不可。循此五者以进，所以求至于易简也。茍厌夫问学之烦，而欲径逹于易简之域，是岂所谓易简者哉！大抵好髙欲速，学者之通患，为此说者，适有以投其所好，中其所欲。人之靡然从之，无怪乎其然也。然其为斯道之害，甚矣，可惧也夫！
11. 格字，古注或训为至，如“格于上下”之类；或训为正，如“格其非心”之类。格物之格，二程皆以至字训之，因文生义，惟其当而已矣。吕东莱释“天寿平格”之格，又以为“通彻三极而无间”。愚按，通彻无间，亦至字之义，然比之至字，其意味尤为明白而深长。试以训“格于上下”，曰“通彻上下而无间”，其孰曰不然？格物之格，正是“通彻无间”之意，盖工夫至到，则通彻无间，物即我，我即物，浑然一致，虽合字亦不必用矣。
12. 自夫子赞易，始以穷理为言。理果何物也哉？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彛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緖，纷纭胶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
    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夫易乃两仪四象八卦之总名，太极则众理之总名也。云易有太极，明万殊之原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为万殊也。斯固自然之机，不宰之宰，夫岂可以形迹求哉？斯义也，惟程伯子言之最精，叔子与朱子似乎小有未合。今其说具在，必求所以归于至一，斯可矣。程伯子尝历举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一阴一阳之谓道”数语，乃从而申之曰：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黙而识之也。学者试以此言潜玩精思，久久自当有见。
    所谓叔子小有未合者，刘元承记其语有云：所以阴阳者道。又云：所以阖辟者道。窃详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来只此是道”之语观之，自见浑然之妙，似不须更着“所以”字也。所谓朱子小有未合者，盖其言有云：理与气决是二物。又云：气强理弱。又云：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似此类颇多。惟答柯国材一书有云：一阴一阳，往来不息，即是道之全体。此语最为直截，深有合于程伯子之言，然不多见，不知竟以何者为定论也。
13. 后世私淑之徒累百千人，未必皆在今人之下，然莫不心悦而诚服之，是岂可以声音笑貎为哉！今之学者，概未尝深考其本末，但粗读陆象山遗书数过，辄随声逐响，横加诋訾，徒自见其陋也已矣，于朱子乎何伤！（谦开善当是髙僧，然未及考）
14. 答问，不为不多，往往穷深极微，两端皆竭，所可疑者，独未见其定于一尔。岂其所谓犹隔一膜者乎？夫因其言，而求其所未一，非笃于尊信者不能。此愚所以尽心焉，而不敢忽也。
15. 六经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自成汤始。舜之四言未尝及性，性固在其中矣。至汤始明言之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孔子言之加详，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又曰：性相近。子思述之，则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孟子祖之，则曰：性善。凡古圣贤之言性，不过如此。自告子而下，初无灼然之见，类皆想像以为言，其言益多，其合于圣贤者殊寡，卒未有能定于一者。及宋，程张朱子出，始别白而言之，孰为天命之性，孰为气质之性，参之孔孟，验之人情，其说于是乎大备矣。然一性而两名，虽曰“二之则不是”，而一之又未能也，学者之惑，终莫之解，则纷纷之论，至今不绝于天下，亦奚怪哉！
    愚尝寤寐以求之，沉潜以体之，积以岁年，一旦恍然，似有以洞见其本末者。窃以性命之妙，无出理一分殊四字，简而尽，约而无所不通，初不假于牵合安排，自确乎其不可易也。盖人物之生，受气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后，其分则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为性命之妙也。语其一，故人皆可以为尧舜，语其殊，故上智与下愚不移。圣人复起，其必有取于吾言矣。
16. 所谓“约而无所不通”者，请以从古以来凡言性者明之。“若有恒性”，理之一也，“克绥厥猷”，则分之殊者，隐然寓乎其间。“成之者性”，理之一也，“仁者”“知者”“百姓”也，“相近”也者，分之殊也。“天命之谓性”，理之一也，“率性之谓道”，分之殊也（此别有说，在后）。“性善”，理之一也，而其言未及乎分殊，“有性善，有性不善”，分之殊也，而其言未及乎理一。程张本思孟以言性，既专主乎理，复推气质之说，则分之殊者诚亦尽之。但曰“天命之性”，固已就气质而言之矣，曰“气质之性”，性非天命之谓乎？一性而两名，且以气质与天命对言，语终未莹。朱子尤恐人之视为二物也，乃曰“气质之性，即太极全体堕在气质之中。”夫既以堕言，理气不容无罅缝矣。惟以理一分殊蔽之，自无往而不通，而所谓“天下无性外之物”，岂不亶其然乎！
17. 至理之源，不出乎动静两端而已。静则一，动则万殊，在天在人一也。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此理之在人也，不于动静求之，将何从而有见哉？然静无形而动有象，有象者易识，无形者难明，所贵乎穷理者，正欲明其所难明尔。夫未发之中，即“帝降之衷”，即“所受天地之中以生”者，夫安有不善哉！惟是喜怒哀乐之发，未必皆中乎节，此善恶之所以分也。节也者，理一之在分殊中也。中节即无失乎天命之本然，何善如之？或过焉，或不及焉，犹有所谓善者存焉，未可遽谓之恶也。必反之，然后为恶。“反之”云者，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也。所以善恶之相去，或相倍蓰，或相十百，或相千万，兹不谓之万殊而何？然欲动情胜，虽或流而忘反，而中之本体，固自若也，初未始须臾离也。不明乎此，而曰我知性，非妄欤！
18. 乐记所言欲与好恶，与中庸喜怒哀乐，同谓之七情，其理皆根于性者也。七情之中，欲较重，盖惟天生民有欲，顺之则喜，逆之则怒，得之则乐，失之则哀，故乐记独以性之欲为言，欲未可谓之恶，其为善为恶，系于有节与无节尔。
19. 天人一理，而其分不同。“人生而静”，此理固在于人，分则属乎天也。“感物而动”，此理固出乎天，分则属乎人矣。君子必愼其独，其以此夫。
20. 气质之两名，粲然其如视诸掌矣。但伊川既有此言，又以为“才禀于气”，岂其所谓分之殊者，专指气而言之乎？朱子尝因学者问理与气，亦称伊川此语说得好，却终以理气为二物。愚所疑未定于一者，正指此也。
21. “天命之谓性”，自其受气之初言也；“率性之谓道”，自其成形之后言也。盖形质既成，人则率其人之性，而为人之道；物则率其物之性，而为物之道。钧是人也，而道又不尽同，仁者见之则谓之仁，知者见之则谓之知，百姓则日用而不知，分之殊也，于此可见。所云“君子之道鲜矣”者，盖君子之道，乃中节之和，天下之逹道也，必从事于修道之教，然后君子之道可得，而性以全。戒惧愼独，所以修道也。
22.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子思此言，所以开示后学，最为深切。盖天命之性，无形象可睹，无方体可求，学者猝难理会，故即喜怒哀乐以明之。夫喜怒哀乐，人人所有而易见者，但不知其所谓“中”，不知其为“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即此而在也。上文“戒愼恐惧”，即所以存养乎此，然知之未至，则所养不能无差，或陷于释氏之空寂矣。故李延平教人“须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李之此指，盖得之罗豫章。罗得之杨龟山，杨乃程门髙第，其固有自来矣。程伯子尝言：学者先须识仁，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叔子亦言：勿忘勿助长，只是养气之法，如不识怎生养？有物始言养，无物又养个甚？由是观之，则未发之中，安可无体认工夫！虽叔子尝言“存养于未发之时则可，求中于未发之前则不可”，此殆一时答问之语，未必其终身之定论也。且以为“既思即是已发”，语亦伤重。思乃动静之交，与发于外者不同，推寻体认，要不出方寸间尔。伯子尝言“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间，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则不是。”若非其潜心体贴，何以见得如此分明！学者于未发之中，诚有体认工夫，灼见其直上直下，真如一物之在吾目，斯可谓之知性也已。亹亹焉，戒惧以终之，庶无负子思子所以垂教之深意乎！
23. 存养是学者终身事，但知既至与知未至时，意味迥然不同。知未至时，存养非十分用意不可，安排把捉，静定为难，往往久而易厌。知既至，存养即不须大假着力，从容涵泳之中，生意油然，自有不可遏者，其味深且长矣。然为学之初，非有平日存养之功，心官不旷，则知亦无由而至。朱子所谓“诚明两进”者，以此。省察是将动时更加之意，即大学所谓安而虑者。然安而能虑，乃知止后事，故所得者深，若寻常致察，其所得者，终未可同日而语。大抵存养是君主，省察乃辅佐也。
24. 孟子以“勿忘勿助长”为养气之法，气与性一物，但有形而上下之分尔，养性即养气，养气即养性，顾所从言之不同，然更无别法。子思所谓“戒愼恐惧”，似乎勿忘之意多，孟子语意较完也。
25. 格物致知，学之始也。克已复礼，学之终也。道本人所固有，而人不能体之为一者，盖物我相形，则惟知有我而已。有我之私日胜，于是乎违道日逺。物格则无物，惟理之是见。已克则无我，惟理之是由。沛然天理之流行，此其所以为仁也。始终条理，自不容紊。故曰“知至，至之。知终，终之。”知及之而行不逮，盖有之矣，茍未尝真知礼之为礼，有能“不逺而复”者，不亦鲜乎！
26. 难克处克将去”，即是日用间切实工夫。士希贤，贤希圣，固自有次第也。
27. 颜子之犹有我，于“愿无伐善，无施劳”见之。
28. 天地之化，人物之生，典礼之彰，鬼神之秘，古今之运，死生之变，吉凶悔吝之应，其说殆不可胜穷，一言以蔽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29.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不出乎人心动静之际，人伦日用之间。诗所谓“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即其义也。“君子敬而无失”，事天之道，庶乎尽之。若夫圣人“纯亦不已”，则固与天为一矣。
30. 仁至难言。孔子之答问仁，皆止言其用力之方。孟子亦未尝明言其义，其曰“仁人心也”，盖即此以明彼，见其甚切于人，而不可失尔，与下文“人路”之义同。故李延平谓“孟子不是将心训仁”，其见卓矣。然学者类莫之察，往往遂失其旨。历选诸儒先之训，惟程伯子所谓“浑然与物同体”，似为尽之。且以为义“礼智信皆仁”，则粲然之分，无一不具。惟其无一不具，故彻头彻尾，莫非是物，此其所以为浑然也。张子西铭，其大意皆与此合。他如“曰公”“曰爱”之类，自同体而推之，皆可见矣。
31. 操舎之为言，犹俗云提起放下。但常常提掇此心无令放失，即此是操，操即敬也。孔子尝言“敬以直内”，盖此心常操而存，则私曲更无所容，不期其直而自直矣。先儒有以主敬，持敬为言者，似乎欲宻反踈，后学或从而疑之，又不知其实用工果何如也。
32. 鸢飞鱼跃之三言，诚子思吃紧为人处，复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则直穷到底矣。盖夫妇居室，乃生生化化之源，天命之性于是乎成，率性之道于是乎出。天下之至显者，实根于至微也，圣贤所言无非实事。释氏既断其根，化生之源绝矣，犹𫍢𫍢然自以为见性，性果何物也哉！
33. 有志于道者，必透得富贵。功名两关，然后可得而入。不然，则身在此道在彼，重藩宻障以间乎其中，其相去日益逺矣。夫为其事必有其功，有其实其名自附。圣贤非无功名，但其所为，皆理之当然而不容已者，非有所为而为之也。至于富贵，不以其道得之且不处，矧从而求之乎！茍此心日逐逐于利名，而亟谈道德以为观听之美，殆难免乎谢上蔡鹦鹉之讥矣。
34. 鬼神乃二气之良能，莫非正也，其或有不正者，如淫昏之鬼与夫妖孽之类，亦未始非二气所为。但阳气盛，则阳为之主，阴为之辅，而为正直之鬼神。阴气盛则阴为之主，微阳反为之役，而为不正之妖孽。妖孽虽是戾气，无阳亦不能成，此理至深，要在精思而自得之，非言说所能尽也。凡妖孽之兴，皆由政教不明，阳日消而莫之扶，阴日长而莫之抑，此感彼应，犹影之于形，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然则消异致祥，其道亦岂逺乎哉！
35. 邵子云：一动一静者，天地之至妙者欤，一动一静之间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欤。性命之理，一言而尽之，何其见之卓也！又其诗有云：须探月窟方知物，未蹑天根岂识人。朱子遂取其词以为之赞，又有以深逹邵子之奥矣。学者不求之动静之间，固无由见所谓月窟与天根。茍天根月窟之不能知，则所云“至妙至妙者”无乃徒为赞叹之辞而已？儒先深意之所在，读者其可忽诸！
36. 未发之中，非惟人人有之，乃至物物有之。盖中为天下之大本，人与物不容有二。顾大本之立，非圣人不能。在学者，则不可不勉。若夫百姓，则日用而不知，孟子所谓“异于禽兽者几希”，正指此尔。先儒或以为“常人更无未发之中”，此言恐误。若有无不一，安得为“物物各具一太极”乎？此义理至精微处，断不容二三其说也。
37. 程子讥吕与叔不识大本，非谓赤子无未发之中，盖以赤子之心不能无动，动即有所偏着，故不可谓之大本尔。然中之本体固自若也，且其虽有偏着，而常纯一无伪，是以孟子取之。即此推寻，中之为义，亦庶乎其可识矣。
38. 理，一也，必因感而后形。感则两也，不有两即无一。然天地间，无适而非感应，是故无适而非理。
39. 神化者，天地之妙用也。天地间非阴阳不化，非太极不神，然遂以太极为神，以阴阳为化则不可。夫化乃阴阳之所为，而阴阳非化也。神乃太极之所为，而太极非神也。“为”之为言，所谓“莫之为而为”者也。张子云：一故神，两故化。盖化言其运行者也，神言其存主者也。化虽两而其行也常一，神本一而两之中无弗在焉。合而言之则为神，分而言之则为化。故言化则神在其中矣，言神则化在其中矣，言阴阳则太极在其中矣，言太极则阴阳在其中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学者于此，须认教体用分明，其或差之毫厘，鲜不流于释氏之归矣。
40. 天人物我之分明，始可以言理一。不然，第承用旧闻而已。
41.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二程所言，乃大贤以上事，张子所言，乃学者事。然物格知至，则性命无不了然，更无渐次，若行到尽处，则有未易言者尔。
42. 程叔子答苏季明之问，有云：中有甚形体？然既谓之中，也须有个形象。伯子尝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间，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兹非形象而何？凡有象皆可求，然则求中于未发之前，何为不可？固知叔子此言，非其终身之定论也。
43. 形象与形体，只争一字。形体二字皆实，象字虚实之间。然中之为象，与易象又难概论，要在善观而黙识之耳。
44. 人物之生，本同一气，恻隐之心，无所不通。故“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皆理之当然，自有不容已者，非人为之使然也。“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行吾义即所以尽吾仁，彼溺于富贵而忘返者，固无足论，偏守一节以为髙者，亦未足与言仁义之道也。
45. 论治道，当以格君心为本。若伊尹之辅太甲，周公之辅成王，皆能使其君出昏即明，克终厥德。商周之业赖以永延，何其盛也！后世非无贤相，随事正救亦多有可称，考其全功，能庶几乎伊周者殊未多见，盖必有颜孟之学术，然后伊周之相业可希。然则，作养人才又诚为治之急务，欲本之正，而急务之不知，犹临川而乏舟楫，吾未见其能济也已。
46. 作养人才，必由于学校。今学校之教，纯用经术，亦云善矣。但以科举取士，学者往往先词藻而后身心，此人才之所以不如古也。若因今之学校，取程子教养选举之法，推而行之，人才事业逺追商周之盛，宜有可冀。所谓“尧舜之智，急先务”，其不在兹乎，其不在兹乎！
47. 古之立政也，将以足民；今之立政也，惟以足国。古之为政者，将以化民；今之为政者，愚夫愚妇或从而议之，何民之能化！
48. 知人之所以为难者，迹然而心或不然也。君子心乎为善，固无不善之迹。小人心乎为恶，然未尝不假仁义以盖其奸，其奸愈深，则其盖之也愈宻，幸而有所遇合，则其附会弥缝也愈巧。自非洞见其心术，有不信其为君子已乎？虽其终于必败，然国家受其祸害，有不可胜救者矣！载稽前史，历历可徴。夫人固未易知，茍清明在躬，其诚伪亦何容隠？或乃蔽于私，累于欲，失其所以照临之本，夫安得不谬乎？然则，知言之学，正心之功，是诚官人者之所当致力也。
49. 法有当变者，不可不变，不变即无由致治。然欲变法，须是得人，诚使知道者多，尚德者众，无彼无已，惟善是从，则于法之当变也，相与议之必精，既变也，相与守之必固，近则为数十年之利，逺则数百年之利亦可致也。以天下之大，知道者安敢以为无人？诚得其人以为之表率，薫陶鼓舞，自然月异而歳不同，近则五年，逺则十年，真才必当接踵而出矣。且谈道与议法，两不相悖而实相资，三五年间，亦何事之不可举邪！
50. 一举措之间，民固已窥而得之。风声之流不疾而速，其向背之情自有不约而同者，乃感应之常理也。故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臣之业，一正君而国定。“知逺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斯可以为政矣。政与德无二道也。
51. “忠告善道”，非惟友道当然，人臣之进言于君，其道亦无以易此，故矫激二字，所宜深戒。夫矫则非忠，激则未善，欲求感格，难矣。然激出于忠诚犹可，如或出于计数，虽幸而有济，其如“勿欺”之戒何哉！
52. 为治者常患于乏才。才固未尝乏也，顾求之未得其方尔。盖必各举所知，然后天下之才毕见于用。孔子告仲弓云：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舎诸？此各举所知之义也。今举贤之路殊狭，未仕者既莫得而举，已仕者自藩臬以至郡邑，以一道计之，其人亦不少矣，而其贤否率取决于一二人之言，以此而欲求尽天下之才，其可得乎？非有以变而通之，乏才之叹何能免也！
53. 宫室舆马，以至于冠婚丧祭，必须贵贱有等，上下有别，则物无妄费而财可丰，人无妄取，而俗可阜。此理之不易者也。然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是在朝廷而已矣。
54. 地有遗利，而江浙之民，特为蕃庶，往往无田可耕，于此有以处之，其所济亦不少矣。“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学道爱人之君子，岂无念及于此者乎？然汉之晁错得行其策于塞下，宋之陈靖不得行其说于京西，此则系乎上之人明与断何如耳。
55. 理财之道，大学四言尽之，而后世鲜不相戾，公私交病固其所也。今太仓之粟，化为月课以入权门者，不可胜计；内库之出内，司国计者不复预闻，谓有政事可乎？经费不足，则横敛亟行，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且唐之德宗犹能纳杨炎之请，立移财赋于左藏，况乃英明之主，抑又何难？由此推类以尽其馀，财不可胜用矣。
56. 唐宋诸名臣，多尚禅学。学之至者，亦尽得受用。盖其生质既美，心地复縁此虚静，兼有稽古之功，则其运用酬酢，虽不中，不逺矣。且凡为此学者，皆不隠其名，不讳其实，初无害其为忠信也，故其学虽误，其人往往有足称焉。后世乃有儒其名而禅其实，讳其实而侈其名者，吾不知其反之于心，果何如也？
57. 天下，大器也，必以天下为度者，始能运之，才不足恃也。虽有过人之才，而未闻君子之道，其器固易盈也。弗盈则大，以大运大，不其裕乎！
58. 人才之见于世，或以道学，或以词章，或以政事，大约有此三等，其间又各有浅深髙下之异，然皆所谓才也。但以余所见闻，道学之名，世多不喜，而凡为此学者，名实亦未必皆副；又或未能免于骄吝，此嫌谤之所自生也。夫学以求道，自是吾人分内事，以此忌人固不可，以之骄人亦恶乎可哉！且形迹一分，势将无所不至。程苏之在元祐，其事亦可鉴矣。是故，为士者当务修其实，求士者必兼取其长，如此，则小大之才，各以时成，两不相嫌而交致其用，天下之治，庶乎其有攸赖矣。
59. 叔孙通軰，帝皆尝纳其论说，听其施为，然其规模力量概可见矣。以汉髙之明逹，有贤于二子者，讵肯轻弃之乎？鲁两生不从叔孙之招，杨子云以大臣许之，未知何所见而云然也。夫谓“礼乐，积德百年而后可兴”，其言未为无理。然百年之内，必当有所从事，况乎礼乐之为用，为天下国家不可一日无者！两生果大贤欤，于其本末先后之序，固宜有定见矣。即有定见，盍出而一陈之，使其言果可行而帝不从，去就固在我也。且恶知其不能用？遂视一叔孙生以为行止，不亦坐失事几之会哉！以愚观之，两生于道未必有闻，盖偏守一节以为高者尔，不出则为两生，出则为四皓，恐未足以当大臣之选也。
60. 唐府兵之法，最为近古，范文正公尝议欲兴复，而为众说所持。道之废兴，信乎其有命也。愚于此颇尝究心，窃以此法之行，灼然有利而无害，揆之人情事势，亦无不可行之理。顾其脉络之相聨属者非一处，条目之相管摄者非一端，变通之宜，要当临时裁酌，非一言所能尽也。然须推广其制，通行于天下，使郡邑无处无偹，缓急斯有所恃以无虞。其老弱无用坐食之兵，皆归之农，自然国用日舒，民力日裕，此灼然之利，非簸弄笔舌之空谈也。
61. 取齐，河北山东之地既举，羽在汉围中矣。然其南犹有九江王黥布，围未合也。及隋何以布归汉，则其围四合矣，羽复安所逃乎？此汉取天下之大势也。凡用兵制胜，以识形势为先。然有天下之形势，有一方之形势，有战阵间之形势，得之则成，失之则败。成败之为利害，有不可胜计者矣。今之儒者，鲜或谈兵，要之，钱糓甲兵皆吾人分内事，何可以不讲也？且如唐安禄山既犯东京，眷留不去，李泌郭子仪皆请先取范阳以覆其巢穴，此真识形势者也。肃宗急于收复，不从其策，河北之地，由此失之，终唐之世而不能复。黄巢横行入广，高骈请分兵守郴循梧昭桂永数州之险，自将由大庾度岭击之，此真识形势者也。使从其言，巢直置中兔尔。而当国者曾莫之省，巢果覆出为恶，遂致滔天。然则，形势之所系岂小哉！
62. 天之道，日月星辰为之经，风雨雷霆霜露为之纬，经纬有常，而元亨利贞之妙在其中矣，此造化之所以成也。人之道，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为之经，喜怒哀乐为之纬，经纬不忒，而仁义礼智之实在其中矣，此德业之所以成也。
63. 中焉止矣”是也。然通书首章之言，浑沦精宻，读者或有所未察，遂疑周子专以刚柔善恶言性，其亦踈矣。
64. 太极阴阳之妙，善观者试求之一岁之内，自当了然。一日之内亦可观，然太近而难详也。一元之内亦可观，然太逺而难验也。要之，近而一日，逺而一元，其盈虚消息相为循环之理，即一岁而推之，无有不合。易言“复其见天地之心”，盖明指其端矣。茍明乎此，其于酬酢世变，又岂待于外求也哉！
65. 性无形，虽有善譬，终难尽其妙。孟子程子皆尝取譬于水，其言有不容易者。盖以就下之与在山，清之与浊同一物也。然至语其不善，一则以为抟击使之，一则以为泥沙混之，是亦微有不同。必也会二说而同之，性之义庶其尽矣。谢显道记伊川先生语有云：禅家之言性，犹太阳之下置器，其间方员大小不同，特欲倾此于彼尔。然在太阳几时动？伊川此语，足以破禅家之谬。然又言：人之于性，犹器之受光于日。受字固与倾字不类，但此譬终觉未亲。
66. 程伯子论“生之谓性”一章，反复推明，无非理一分殊之义。朱子为学者条析，虽词有详略，而大旨不殊。然似乎小有未合，请试陈之。夫谓“人生气禀，理有善恶”，以其分之殊者言也。“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以其理之一者言也。谓“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盖人生而静，即未发之中，一性之真，湛然而已，更着言语形容不得，故曰“不容说”。“继之者善”，即所谓“感于物而动”也，动则万殊，刚柔善恶于是乎始分矣。然其分虽殊，莫非自然之理，故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既以刚柔善恶名性，则非复其本体之精纯矣，故曰“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下文又以水之清浊为喻，盖清其至静之本体，而浊其感动之物欲也。本体诚至清，然未出山以前无由见也，亦须流行处方见，若夫不能无浊，安可无修治之功哉！修治之功既至，则浊者以之澄定，而本体当湛然矣。然非能有所増损于其间也，故以“舜有天下而不与”终之。
    切详章内“以上”二字，止是分截动静之界，由动而言，则静为以上，犹所谓“未发之前”，未发更指何处为前？盖据已发而言之耳。朱子于此，似求之太过，却以为“人物未生时”，恐非程子本意。盖程子所引“人生而静”一语，正指言本然之性，继以“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二语，盖言世所常说乃性之动，而非性之本也。此意甚明，详味之自可见。若以“人生而静以上”，为指人物未生时说，则是说“维天之命”，“不是性”三字无着落矣。
67. 程叔子云：孟子言性，当随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谓性”为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后，谓之性尔，故不同，继之以“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然不害为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极本穷源之性。尝考叔子论性之语亦多，惟此章意极完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性命之实，无馀无欠。但章末二语，恐记录者不能无少误耳。盖受气之初，犬牛与人，其性未尝不一，成形之后，犬牛与人，其性自是不同。叔子所云“不害为一”，正指本源处言之，而下文若乃二字却说开了，语脉殊欠照应，非记录之误而何？
68. 二程教人，皆以知识为先。其言见于遗书及诸门人所述，历历可考。大学所谓“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至而后意诚。”此不易之序也。及考朱子之言，则曰：上蔡说“先有知识，以敬涵养”，似先立一物了。他日却又有云：未能识得，涵养个甚？尝屡称明道“学者先须识仁”一假说话极好。及胡五峰有“欲为仁，必先识仁之体”之言，则又大以为疑，却谓：不必使学者先识仁体。其言之先后不一如此，学者将安所适从哉！愚尝窃以所从入者验之，断非先有知识不可。苐识仁大是难事，明道尝言“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此所以识仁之方也。然体贴工夫，须十分入细，一毫未尽即失其真。朱子之言，大抵多随学者之偏而救之，是以不一，然因其不一而求以归于至一，在我有馀师矣。
69. 理之所在谓之心，故非存心则无以穷理。心之所有谓之性，故非知性则无以尽心。孟子言心言性非不分明，学者往往至于错认，何也！求放心只是初下手工夫，尽心乃其极致中间紧要便是穷理。穷理须有渐次，至于尽心知性，则一时俱了，更无先后可言。如理有未穷，此心虽立，终不能尽。吾人之有事于心地者，其尽与不尽，反观内省亦必自知。不尽而自以为尽，是甘于自欺而已矣，非诚有志于道者。
70. 延平李先生曰：动静真伪善恶皆对而言之，是世之所谓动静真伪善恶也，非性之所谓动静真伪善恶也。惟求静于未始有动之先，而性之静可见矣。求真于未始有伪之先，而性之真可见矣。求善于未始有恶之先，而性之善可见矣。此等言语，是实下细宻工夫体贴出来，不可草草看过。
71. 动亦定，静亦定，性之本体然也。动静之不常者，心也。圣人性之，心即理，理即心，本体常自湛然，了无动静之别。常人所以胶胶扰扰，曽无须叟之定贴者，心役于物而迷其性也。夫事物虽多，皆性分中所有。茍能顺其理而应之，亦自无事。然而明有未烛，诚有弗存，平时既无所主，则临事之际，又恶知理之所在而顺之乎！故必诚明两进，工夫纯熟，然后定性可得而言，此学者之所当勉也。
72. “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此言未为不是，但恐差认却德性，则问学直差到底。原所以差认之故，亦只是欠却问学工夫。要必如孟子所言“博学详说”“以反说约”，方为善学。茍学之不博，说之不详，而蔽其见于方寸之间，虽欲不差，弗可得已！
73. 程子有云：世人只为一齐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滞执泥坑里，便事事转动不得，没着身处。此言于人甚有所警发，但不知如何出脱得也？然上文已有“物各付物”一言，只是难得到此地位，非物格知至而妄意及此，其不为今之狂者几希！
74. “凡言心者皆是已发”，程子尝有是言，既自以为未当而改之矣。朱子文字，犹有用程子旧说未及改正处，如书传释人心道心，皆指为已发，中庸序中“所以为知觉者不同”一语，亦皆已发之意。愚所谓“未定于一”者，此其一也。
75. 命之理，一而已矣，举阴阳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为万象。性之理，一而已矣，举仁义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为万事。万象虽众，即一象而命之全体存焉。万事虽多，即一事而性之全体存焉。
76. 天之道莫非自然，人之道皆是当然。凡其所当然者，皆其自然之不可违者也。何以见其不可违？顺之则吉，违之则凶，是之谓天人一理。
77. 吾儒只是顺天理之自然。佛老二氏，皆逆天背理者也，然彼亦未尝不以自然借口。卲子有言“佛氏弃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岂自然之理哉！”片言可以折斯狱矣。顾彼犹善为遁辞，以谓佛氏门中不舎一法。夫既举五伦而尽弃之矣，尚何法之不舎邪！（以下旧本伤冗，今削之：独有诳取人财以为饱暖安居之计，乃其所不能舎之法耳）
78. “静中有物”者，程伯子所谓“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是也。朱子以为“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似乎欠一理字。学者或认从知觉上去，未免失之。
79. “人心有觉，道体无为”，熟味此两言，亦可以见心性之别矣。
80. 朱子辨苏黄门老子解有云：道器之名虽异，然其实一物也，故曰“吾道一以贯之”与所云“理气决是二物”者，又不同矣。为其学者，不求所以归于至一可乎？
81. “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此人之良知良能所自来也。然乾始物，坤成物，固自有先后之序矣。其在学者，则致知力行工夫，要当并进，固无必待所知既彻而后力行之理，亦未有所知未彻，而能不疑其所行者也。然此只在自勉，若将来商量议拟，第成一场闲说话耳，果何益哉！
82. 张子韶以佛语释儒书，改头换面，将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于圣门亦甚矣。而近世之谈道者，或犹阴祖其故智，往往假儒书以弥缝佛学，律以春秋诛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夫！

1. 尝读宋学士新刻楞伽经序，具载我圣祖训词，由是知圣祖洞明佛学。又尝读御制神乐观碑，有云“长生之道世有之，不过修身清净，脱离幻化，疾速去来，使无难阻，是其机也。”于此又知我圣祖深明老氏之学。至于经纶万务，垂训万世，一惟帝王相传之道是遵，孔曾思孟之书，周程张朱之说是崇是信，彛伦攸叙，邪慝无所容。圣子神孙，守为家法，虽与天地同其悠久可也。卓哉！大圣人之见，诚高出于寻常万万哉！
2. 易之为书，有辞有变，有象有占。变与象皆出于自然，其理即所谓性命之理也。圣人系之辞也，特因而顺之，而深致其意于吉凶悔吝之占，凡以为立人道计尔。夫变之极，其象斯定，象既定而变复生，二者相为循环，无有穷已。文言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夫消变于未形，圣人之能事也。自大贤以下必资于学。系辞曰：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学易之极功也。占也者，圣人于其变动之初，逆推其理势必至于此，故明以为教，欲人豫知所谨，以免乎悔吝与凶。若待其象之既成，则无可免之理矣。使诚有得于观玩，固能适裁制之宜，其或于卜筮得之，亦可以不迷乎趋避之路，此人极之所以立也。是则君子之玩占，乃其日用工夫，初无待于卜筮。若夫卜筮之所尚，则君子亦未尝不与众人同尔。圣人作易之意，或者其有在于是乎？
3. 程子言：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盖子贡所谓“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者，系辞发明殆尽。学者茍能有所领会，则天下之理皆无所遗，凡古圣贤经书微言奥义，自然通贯为一，而确乎有以自信，视彼异端邪说，真若蹄涔之于沧海，碔砆之于美玉矣。然或韦编屡绝，而不能辨世间之学术，则亦何以多读为哉！
4. 卦象从朱子，卦变从程子，其义甚精。盖亦因其言之不一，而求以归于至一，可谓笃于尊信程朱者矣。
5. 诗三百十一篇，人情世态，无不曲尽。燕居无事时，取而讽咏之，历历皆目前事也。其可感者多矣。“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言诚有味哉！
6.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程子云“模范出一天地尔，非在外也。”如此即是与天道吻合之意，所谓“不过”者，在圣人。朱子云“天地之化无穷，而圣人为之范围，不使过于中道，所谓裁成者也。”如此则所谓“不过”者，疑若指化育。然窃惟天地之化，消息盈虚而已，其妙虽不可测，而理则有常。圣人裁成之云，亦惟因其时顺其理，为之节度，以遂生人之利，非能有所损益也。“不使过于中道”一语，似乎欠莹。若程说则简而明矣。
7. 义者，于其异同之际，切宜致思。
8. 孔子作春秋，每事只举其大纲，以见意义，其详则具于史。当时史文具在，观者便见得是非之公，所以“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其后史既亡逸，惟圣笔独存。左氏必曾见国史来，故其作传，皆有来历，虽难于尽信，终是案底。
9. 尚书有难晓处，正不必枉费心思，强通得亦未必是。于其明白易晓者，熟读而有得焉，殆不可胜用矣。
10. 义”下，则敬义为之主，人与理一矣。其工夫之疏密，造诣之浅深，固当有别。
11. 傲弟相与感化而不格奸，则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矣，非甚盛德，其孰能之！尧典所载“历象授时”外，惟此四事乃其举措之大者，所举若此，所措若彼，非万世君天下者之法乎？茍能取法于斯，虽欲无治，不可得已。
12. 许止三事，可谓笃信圣经，而不惑于三传者矣。及胡文定作传则多用三传之说，而不从欧公。人之所见，何若是之不同邪！夫圣笔之妙如化工，固不容以浅近窥测，然求之太过，或反失其正意。惟虚心易气，反复潜玩，勿以众说汩之，自尝有得也。三传所长固不容掩，然或失之诬，或失之凿，安可尽以为据乎？窃谓欧公之论恐未可忽，舍程子两言亦无以读春秋矣。
13. “能者养以之福”，累见诸本皆作“养之以福”，倒却一字，其意味理致迥然不同。承讹踵误若此类，盖亦多矣。
14. 彗孛之变，未有不旋复其常者，兹不谓之天理而何？故人道所贵，在乎“不逺而复”，柰何“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是则循其本而言之，天人曷尝不一？究其末也，亦安得而不二哉？
15. 弗许”者，免丧之初，不忍遽尔从吉，故辞其请，亦所谓礼辞也。其后必再有往复，昏礼乃成。圣人虽未尝言，固可以义推也。澔之集说未为无功于礼，但小小疏失，时复有之，然害理伤教，莫此为甚。
16. 易逐卦逐爻各是一象，象各具一理。其为象也不一，而理亦然。然究而论之，象之不一，是诚不一也，理之不一，盖无往而非一也。故曰：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非知道者，孰能识之？
17. 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一章，语意极为完备，正所谓理一而分殊也。当时孟子与告子论性，皆随其说而折难之，故未暇及此。如使告子得闻斯义，安知其不悚然而悟，俛焉而伏也？
18. 质二字而已。董子知尊孔子，未必不知有孟子之说，而顾有合于告子，岂其亦有所受之邪！
19. 周子太极图说篇首无极二字，如朱子之所解释，可无疑矣。至于“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语，愚则不能无疑。凡物必两而后可以言合，太极与阴阳果二物乎？其为物也果二，则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邪？朱子终身认理气为二物，其源盖出于此。愚也积数十年潜玩之功，至今未敢以为然也。尝考朱子之言有云“气强理弱”，“理管摄他不得”。若然，则所谓太极者，又安能为造化之枢纽，品物之根柢邪？惜乎，当时未有以此说叩之者。姑记于此，以俟后世之朱子云。
20. 朱子谓：通书之言，皆所以发明太极之蕴。然书中并无一言及于无极，不知果何说也？
21. 通书四十章义精词确，其为周子手笔无疑。至如“五殊二实，一实万分”数语，反复推明造化之妙，本末兼尽，然语意浑然，即气即理，绝无罅缝，深有合乎易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之旨，与所谓“妙合而凝”者有间矣。知言之君子，不识以为何如？
22. 张子正蒙“由太虚有天之名”数语，亦是将理气看作二物，其求之不为不深，但语渉牵合，殆非性命自然之理也。尝观程伯子之言，有云“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只将数字剔拨出来，何等明白！学者若于此处无所领悟，吾恐其终身乱于多说，未有归一之期也。
23. 正蒙云：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又云：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夫人物则有生有死，天地则万古如一。气聚而生，形而为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气散而死，终归于无，无此物即无此理，安得所谓“死而不亡者”邪？若夫天地之运，万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譬之一树，人物乃其花叶，天地其根干也。花谢叶枯，则脱落而飘零矣，其根干之生意固自若也，而飘零者复何交渉？谓之不亡，可乎？故朱子谓张子此言，“其流乃是个大轮回。”由其迫切以求之，是以不觉其误如此。
24. “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中庸有两言尽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25. 曽子易箦，仁也。子路结缨，勇也。恐未可一而视之。
26. 释经小有不同，未为大害。至于义理之本原，毫髪不容差互也。
27. 礼运甚详，究其归，不出体用两言而已。体立则用行，体信斯达顺矣。
28. 气化者有间矣。盖其穷思力索，随有所得，即便札记，先后初不同时，故浅深疏密，亦复不一，读者择焉可也。
29. 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然古礼古乐之亡也久矣，其遗文绪论仅有存者，学者又鲜能熟读其书，深味其旨，详观其会通，斟酌其可行之实，遂使先王之礼乐，旷千百年而不能复，其施用于当世者，类多出于穿凿附会之私而已，可嘅也夫！
30. 卲子因学数推见至理，其见处甚超，殆与二程无异。而二程不甚许之者，盖以其发本要归，不离于数而已，其作用既别，未免与理为二也。故其出处语黙，揆之大中至正之道，时或过之。程伯子尝语学者云：贤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盖必反身而诚，斯为圣门一贯之学尔。
31. “天道之变，尽于春夏秋冬。世道之变，尽于皇帝王霸。”是固然矣。然一年之内，四气常均，且冬则复春，春则复夏。自三皇以至今日，盖四千馀年，而霸道独为长久，何也？岂天道往则必复，世道将一往而遂不反邪？仅有一说，王霸之道虽殊，然霸者之所假，亦必帝王之道。汉唐宋皆多历年所，其间帝王之道固尝少试于天下。然则，虽谓之帝王之世，可矣。
32. 视听思虑动作皆天也，人但于其中要识得真与妄尔。动以天之谓真，动以人之谓妄。天人本无二，人只縁有此形体，与天便隔一层，除却形体浑是天也。然形体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
33. 卲子云：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斯为得矣。愚窃以为，物理人情之所安，固从天降地出者也。子思作中庸一书，首言“天命之谓性”，终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二语，中间散为万事，有一不出于天者乎？故君子依乎中庸，无非顺天而已，不容一毫私智有所作为于其间也。以卲子之高明，固已妙达天人之蕴，而其言如此，岂其急于诱进学者，姑指而示之近欤？记礼者亦有此言，要非深意之所存也。
34. 春秋事迹，莫详于左传。左氏于圣人笔削意义虽无甚发明，然后之学春秋者，得其事迹为据，而圣经意义所在，因可测识，其功亦不少矣。且如楚世子啇臣之恶，向非左传载之之详，何由知其恶之所自？既不知其恶之所自，则圣人垂戒之意荒矣。盖凡“篡弑”之书，非但以垂戒臣子，亦以垂戒君父。夫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此一说也。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此又一说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后纲常正而品物遂，此春秋所以有功于万世也。或乃谓春秋凡书弑君，弑即是罪，何必更求其详？果如其言，即不过发读者一长叹而已，于世道竟何补，而圣人又奚以作春秋为哉！
35. 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处间不容髪，最为难言，要在人善观而黙识之。“只就气认理”与“认气为理”，两言明有分别，若于此看不透，多说亦无用也。
36. 或问杨龟山：易有太极，莫便是道之所谓中否？曰：然。若是，则本无定体，当处即是太极邪？曰：然。两仪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极，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后，有左右前后四方，便有四维，皆自然之理也。龟山此段说话，词甚平易而理极分明，直是看得透也。然学者于此，当知圣人所谓太极，乃据易而言之。盖就实体上指出此理以示人，不是悬空立说，须子细体认可也。
37. 谢上蔡有言：心之穷物有尽，而天者无尽，如之何包之？此言不知为何而发。夫人心之体即天之体，本来一物，无用包也，但其主于我者谓之心尔。心之穷物有尽，由穷之而未至尔。物格则无尽矣，无尽即无不尽，夫是之谓尽心。心尽则与天为一矣，如其为物果二，又岂人之智力之所能包也哉！
38. 程伯子尝言：万物皆备于我，不独人尔，物皆然。佛家亦言“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其大旨殆无异也，而伯子不可其说。愚尝求其所以不可之故，竟莫能得也。夫佛氏之所谓性者觉，吾儒之所谓性者理，得失之际，无待言矣。然人物之生，莫不有此理，亦莫不有此觉。以理言之，伯子所谓“不独人尔，物皆然”是也。以觉言之，“蠢动含灵”，与佛容有异乎？凡伯子之言，前后不同者，似此绝少。愚是用反复推究，以求归于至一云。
39. 国初，深于理学者，殊未多见，禅学中却尽有人。儒道之不融，虽则有数存焉，吾人不得不任其责也。当时宋潜溪为文臣之首，文章议论，施于朝廷而达之天下者，何可胜述，然观其一生受用，无非禅学而已。以彼之聪明博洽，使于吾道诚加之意，由博而约，当有必至之理，其所成就，岂不伟然为一代之巨儒哉！弃周鼎而宝康瓠，吾不能不深为潜溪惜也。
40. 禅学毕竟浅，若于吾道有见，复取其说而详究之，毫髪无所逃矣。
41. 朱陆之异同，虽非后学所敢轻议，然置而弗辨，将莫知所适从，于辨宜有不容已者。辨之弗明而弗措焉，必有时而明矣，岂可避轻议先儒之咎，含胡两可，以厚诬天下后世之人哉！夫斯道之弗明于天下，凡以禅学混之也。其初不过毫厘之差，其究奚啻千万里之逺？然为禅学者，既安于其陋，了不知吾道之为何物；为道学者，或未尝通乎禅学之本末，亦无由真知其所以异于吾道者果何在也。尝考两程子张子朱子，早岁皆尝学禅，亦皆能究其底蕴，及于吾道有得，始大悟禅学之非而尽弃之。非徒弃之而已，力排痛辟，闵闵焉惟恐人之陷溺于其中，而莫能自振，以重为吾道之累。凡其排辟之语，皆有以洞见其肺腑，而深中其膏肓之病，初非出于揣摩臆度之私也。故朱子目象山为禅学，盖其见之审矣，岂尝有所嫌忌，必欲文致其罪而故加之以是名哉！
    愚自受学以来，知有圣贤之训而已，初不知所谓禅者何也。及官京师，偶逢一老僧，漫问何由成佛，渠亦漫举禅语为答云：佛在庭前柏树子。愚意其必有所谓，为之精思达旦。揽衣将起，则恍然而悟，不觉流汗通体。既而得禅家证道歌一编读之，如合符节，自以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后官南雍，则圣贤之书，未尝一日去手，潜玩久之，渐觉就实。始知前所见者，乃此心虚灵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体认，日复一日，积数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真，而确乎有以自信。朱陆之学，于是乎仅能辨之，良亦钝矣。
    盖尝遍阅象山之书，大抵皆明心之说。其自谓，所学“因读孟子而自得之”。时有议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无伎俩。其亦以为“诚然”。然愚观孟子之言，与象山之学自别，于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识象山，亦不识孟子矣。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一段言语甚是分明。所贵乎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之理也。是则孟子吃紧为人处，不出乎“思”之一言。故他日又云：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而象山之教学者，顾以为“此心但存，则此理自明，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处自羞恶，当辞逊处自辞逊，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当寛裕温柔，自寛裕温柔；当发强刚毅，自发强刚毅。”若然，则无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不思而得，乃圣人分上事，所谓“生而知之者”，而岂学者之所及哉！茍学而不思，此理终无由而得。凡其当如此自如此者，虽或有出于灵觉之妙，而轻重长短，类皆无所取中，非过焉斯不及矣。遂乃执灵觉以为至道，谓非禅学而何！盖心性至为难明，象山之误正在于此，故其发明心要，动辄数十百言，亹亹不倦，而言及于性者绝少。间因学者有问，不得已而言之，止是枝梧笼罩过，并无实落，良由所见不的，是以不得于言也。尝考其言有云“心即理也”，然则性果何物邪？又云“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然则性果不在人邪？既不知性之为性，舎灵觉即无以为道矣，谓之禅学，夫复何疑！
    然或者见象山所与王顺伯书，未必不以为禅学非其所取，殊不知象山阳避其名，而阴用其实也。何以明之？盖书中但言，两家之教，所从起者不同，初未尝显言其道之有异，岂非以儒佛无二道，惟其主于经世，则遂为公，为义，为儒者之学乎！所谓“阴用其实”者，此也。或者又见象山亦尝言致思，亦尝言格物，亦尝言穷理，未必不以为无背于圣门之训，殊不知言虽是，而所指则非。如云“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穷理”者，穷此理也。“思则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固皆本之经传，然以“立此者也”一语证之，则凡所谓“此”者，皆指心而言也。圣经之所谓格物穷理，果指心乎？故其广引博证，无非以曲成其明心之说，求之圣贤本旨，竟乖戾而不合也。
    或犹不以为然，请复实之以事。有杨简者，象山之髙第弟子也，尝发“本心”之问，遂于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无始末，忽省此心之无所不通”。有詹阜民者，从游象山，安坐暝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楼，忽觉此心已复澄莹。象山目逆而视之曰：此理已显也。盖惟禅家有此机轴，试观孔曽思孟之相授受，曽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证佐之分明，脉路之端的，虽有善辨，殆不能为之出脱矣。盖二子者之所见，即愚往年所见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误而究言之，不敢为含胡两可之词也。
    嗟夫，象山以英迈绝人之资，遇髙明正直之友，使能虚心易气，舎短取长，以求归于至当，即其所至，何可当也！顾乃眩于光景之奇特，而忽于义理之精微，向道虽勤而朔南莫辨，至于没齿，曽莫知其所以生者，不亦可哀也夫！其说之传，至于今未泯，尊崇而信奉之者，时复有见于天下。杜牧之有云：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愚惕然有感乎斯言，是故不容于不辨。
42. 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尝见席文同鸣冤录提纲，有云：孟子之言，程子得之。程子之后，陆子得之。然所引程子之言，只到“复入身来”而止，最紧要是“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二语，却裁去不用，果何说邪？似此之见，非惟无以直象山之冤，正恐不免冤屈程子也。
43. 曰说，洗心而曰以此，试详味此数语，谓“心即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尝言“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尤为明白易见。故学而不取证于经书，一切师心自用，未有不自误者也。自误已不可，况误人乎！
44. 作辍之分矣。然于事物之间，未能灼然分明见得，至四十始不惑。夫其初志于学也，即已名为“知道”，縁何既立之后，于事物之间，见得犹未分明？然则，所已知者果何道，所未见者果何物耶？岂非以知存此心即为知道邪？然象山固尝有言，“但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以圣人之资，犹待二十五年之久，方能灼然有见，则其言亦不副矣。且所知所见各为一物，吾圣人之学安有是哉！愚非敢轻议先儒，不直则道不见，有罪我者，固不得而辞也。
45. 吴康斋之志于道，可谓专且勤矣。其所得之浅深无所考见，观其辞官后疏陈十事，皆组织圣贤成说，殊无统纪，求之孟子反约之旨，得无有未至乎？其辞官一节，真足以廉顽立懦。察其初意，亦非以不屈为髙，盖欲少需岁时，有所献纳，观其合否，以为去就之决也。但当时事体殊常，形势多阻，浅深之际，斟酌为难。诸老所以不复坚留，其或有见。而康斋之决去，所得亦已多矣。謇斋琐缀录记康斋晩年一二事，虽未必诬，然好学如康斋，节操如康斋，何可多得？取其大而略其细，固君子之道也。
46. 薛文清读书录甚有体认工夫，见得到处尽能到。区区所见，盖有不期而合者矣。然亦有未能尽合处，信乎，归一之难也！录中有云：理气无缝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当矣。至于反复证明“气有聚散，理无聚散”之说，愚则不能无疑。夫一有一无，其为缝隙也大矣，安得谓之“器亦道，道亦器”耶？盖文清之于理气，亦始终认为二物，故其言未免时有窒碍也。夫理精深微妙，至为难言，茍毫髪失真，虽欲免于窒碍而不可得，故吾夫子有“精义入神”之训，至于入神，则无往而不通矣。此非愚所能及，然心思则既竭焉。尝窃以为，气之聚便是聚之理，气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谓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长，事物之终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并无窒碍，虽欲寻其缝隙，了不可得矣。不识知言之君子以为何如？
47. 薛文清学识纯正，践履笃实，出处进退，惟义之安。其言虽间有可疑，然察其所至，少见有能及之者，可谓君子儒矣。
48. 读书录有云：韩魏公范文正诸公，皆一片忠诚为国之心，故其事业显著，而名望孚动于天下。后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业名誉比拟前贤，难矣哉！其言甚当。薛文清盖有此心，非徒能为此言而已。大抵能主忠信以为学，则必有忠诚以事君。事君之忠，当素定于为学之日。
49. 近世道学之倡，陈白沙不为无力，而学术之误，亦恐自白沙始。“至无而动，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愚前所谓“徒见夫至神者，遂以为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极，而几之不能研”，虽不为白沙而发，而白沙之病正恐在此。章枫山尝为余言其为学本末，固以禅学目之。胡敬斋攻之尤力，其言皆有所据。公论之在天下，有不可得而诬者矣。
50. 邱文庄公雅不喜陈白沙。大学衍义中有一处讥议异学，似乎为白沙发也。然公之文学固足以名世，而未有以深服白沙之心。其卒也，白沙祭之以文，意殊不满，此殆程子所谓“克己最难”者也。
51. 胡敬斋大类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业录中言敬最详，盖所谓身有之，故言之亲切而有味也。然亦尽穷理，但似乎欠透。如云“气乃理之所为”，又云“人之道乃仁义之所为”，又云“所以为是太和者道也”，又云“有理而后有气”，又云“易即道之所为”。但熟读系辞传，其说之合否自见。盖朱子虽认理气为二物，然其言极有开阖，有照应。后来承用者，思虑皆莫之及，是以失之。若余子积之性书，则其甚焉者也。性书有云“气尝能辅理之美矣，理岂不救气之衰乎！”余偶为着一语云：不谓“理气交相为”，赐如此！
52. 胡敬斋力攻禅学，盖有志于闲圣道者也，但于禅学本末似乎未尝深究，动以想像二字断之，安能得其心服邪？盖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实见，禅学之有得者，亦是实见，但所见者不同，是非得失，遂于此乎判尔。彼之所见，乃虚灵知觉之妙，亦自分明脱洒，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见之馀，万事皆毕，卷舒作用，无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终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也。愚所谓“有见于心，无见于性”，当为不易之论。使诚有见乎性命之理，自不至于猖狂妄行矣。盖心性至为难明，是以多误。谓之两物又非两物，谓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却心即无性，除却性即无心，惟就一物中分剖得两物出来，方可谓之知性。学未至于知性，天下之言未易知也。
53. 居业录云：娄克贞见搬木之人得法，便说他是道。此与“运水搬柴”相似，指知觉运动为性，故如此说。夫道固无所不在，必其合乎义理而无私，乃可为道，岂搬木者所能？设使能之，亦是儒者事矣。其心必以为无适而非道，然所搬之木茍不合义，亦可谓之道乎？愚读此条，不觉嘅然兴叹，以为义理之未易穷也。夫法者道之别名，凡事莫不有法，茍得其法，即为合理，是即道也。搬木者固不知道为何物，但据此一事，自是暗合道妙，与“夫妇之愚不肖，与知能行”一也。道固无所不在，若搬木得法而不谓之道，得无有空缺处邪？木所从来或有非义，此其责在主者，夫岂搬者之过邪？若搬者即主，则其得法处自是道，得之非义自是非道，顾可举一而废百邪！禅家所言“运水搬柴，无非妙用”，盖但以能搬能运者即为至道，初不问其得法与否，此其所以与吾儒异也。克贞虽是禅学，然此言却不差，敬斋乃从而讥之，过矣。
54. 王伯安学术，具在传习录中。观其与萧惠及陆原静答问数章，可谓“吾无隐乎尔”。录中千言万语，无非是物，而变动不居，故骤而读之者，或未必能知其落着也。原静却善问，尽会思索，苐未知后来契合何如。
55. 尝得湛元明所著书数种，观其词气格力，甚类杨子云，盖欲成一家言尔。然元明自处甚髙，自负甚大，子云岂其所屑为哉！区区之见多有未合，恨无由相与细讲，以归于至一。姑记其一二如左。
56. “一阴一阳之谓道”，吾夫子赞易语也。元明云“自其一阴一阳之中者谓之道”，然则圣人之言，亦容有欠缺处邪？殆不然矣。
57. 易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正备者六十有四，中而不正者亦六十有四，正而不中者百二十有八，不中不正者亦百二十有八。元明云“吾观于大易，而知道器之不可以二也。爻之阴阳刚柔，器也。得其中正焉，道也。”其说器字甚明，然但以得其中正者为道，不过六十四爻而已，馀爻三百二十以为非道，则道器不容于不二矣。如以为道，则固未尝得其中正也。不识元明果何以处之邪？
58. 元明言“犬牛之性，非天地之性。”即不知犬牛何从得此性来？天地间须是二本方可。
59. 瞒盰乎？陈白沙谓林缉熙曰“斯理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得此把柄入手，更有何事！”其说甚详。末乃云“自兹以往，更有分殊处合要理会。”夫犹未尝理会分殊，而先已“得此把柄”，愚恐其未免于笼统瞒盰也。况其理会分殊工夫，求之所以自学，所以教人，皆无实事可见，得非欲稍自别于禅学，而姑为是言邪？湛元明为作改葬墓碑，并“合要理会”一句亦不用，其平日之心传口授，必有在矣。
60. 白沙诗教开卷第一章，乃其病革时所作，以示元明者也。所举经书曽不过一二语，而遂及于禅家之杖喝。何耶？殆熟处难忘也。所云“莫杖莫喝”，只是掀翻说，盖一悟之后，则万法皆空，有学无学，有觉无觉，其妙旨固如此。“金针”之譬亦出佛氏，以喻心法也。“谁掇”云者，殆以领悟者之鲜其人，而深属意于元明耳。观乎“莫道金针不传与，江门风月钓台深”之句，其意可见。注乃谓“深明正学，以辟释氏之非。”岂其然乎！“溥博渊泉而时出之”，道理自然，语意亦自然。曰“藏而后发”，便有作弄之意，未可同年而语也。四端在我，无时无处而不发见，知皆扩而充之，即是实地上工夫。今乃欲于“静中养出端倪”，既一味静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縁发见？遏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见，不过虚灵之光景耳。“朝闻夕死”之训，吾夫子所以示人当汲汲于谋道，庶几无负此生。故程子申其义云“闻道，知所以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虚生也。”今顾以此言为处老处病处死之道，不几于侮圣言者乎！道乃天地万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圣贤经书明若日星，何尝有一言以道为吾，为我？惟佛氏妄诞，乃曰“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今其诗有云“无穷吾亦在”，又云“玉台形我我何形？”“吾”也，“我”也，注皆指为道也，是果安所本邪？然则所谓“才觉便我大而物小，物有尽而我无尽”，正是惟我独尊之说。姑自成一家可矣，必欲强合于吾圣人之道，难矣哉！
61. 杨方震复余子积书有云：若论一，则不徒理一，而气亦一也。若论万，则不徒气万，而理亦万也。此言甚当，但“亦”字稍觉未安。
62. 人呼吸之气，即天气之气。自形体而观，若有内外之分，其实一气之往来尔。程子云“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即气即理皆然。
63. 蔡介夫中庸蒙引论鬼神数段极精，其一生做穷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学，盖儒林中之杰出者。
64. 老子五千言，诸丹经莫不祖之。详其首尾，殊未见其有不合者。然则长生久视之道，当出于老子无疑矣。
65. 魏伯阳叅同契，将六十四卦翻出许多说话，直是巧，其实一字也无所用。故有教外别传之说。后来张平叔说得亦自分明，所谓“工夫容易药非遥，说破人须失笑”是已。使吾朱子灼知其为可笑，其肯留意于此乎？然朱子之考订此书，与注楚辞一意，盖当其时，其所感者深矣，吾党尤不可不知。
66. 陈致虚六家注，皆能得其微旨。内俞注最佳，次则二陈，阴注似乎意未尽达，盖秘之也。储注甚简，中间却有眼目。彭注亦未甚明。又有无名氏二家注，一家专言内事，一家以傅会𬬻火之术，失之逺矣。俞有易外别传一卷，亦佳，其言大抵明备而含蓄，此所以优于他注也。
67. 读叅同契发挥，到“蟾蜍与兔魄，日月无双明”，下方出呼吸二字，要之，金丹作用之妙，不出呼吸二字而已。如不识此二字之为妙，皆惑于他岐者也。
68. 仙家妙旨，无出叅同契一书，然须读悟真篇首尾贯通而无所遗，方是究竟处也。悟真篇本是发明仙家事，末乃致意于禅，其必有说矣。然使真能到得究竟处，果何用乎？
69. 神仙之说，自昔聪明之士，鲜不慕之。以愚之愚，早亦尝究心焉，后方识破，故详举以为吾党告也。天地间果有不死之物，是为无造化矣，诚知此理，更不必枉用其心。如其信不能及，必欲侥幸于万一，载胥及溺，当谁咎哉！
70. 渐各持一说，大抵首尾衡决，真妄不分，真诐淫邪遁之尤者。如有圣王出，韩子火攻之策，其必在所取夫！
71. 朱子尝答金刚经大意之问，有云“彼所谓降伏者，非谓欲遏伏此心，谓尽降收世间众生之心，入它无馀涅盘中灭度，都教你无心了方是。”此恐未然。详其语意，只是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盖欲尽灭诸相，乃见其所谓空者耳。
72. 法华经如来寿量品所云：成佛以来，甚大久逺，寿命无量，常住不灭。虽不实灭而言灭度，以是方便教化众生。此经中切要处，诸佛如来秘密之藏，不过如此。闲言语居其大半，可厌。分别功德品偈中所说“若布施，若持戒，若忍辱，若精进，若禅定，五波罗蜜，皆谓之功德。”及云“有善男女等，闻我说寿命，乃至一念信，其福过于彼。”盖于虽灭不灭之语，若信得及即是实见，是为第一般若多罗蜜，其功德不可思议，以前五者功德比此，千万亿分不及其一。其实，只争悟与未悟而已。
73. 事理二障，出圆觉经，其失无逃于程子之论矣。经有草堂僧宗密疏略，未及见，但见其所自序，及裴休一序，说得佛家道理亦自分明。要皆只是说心，遂认以为性，终不知性是何物也。此经文法圆熟，照应分明，颇疑翻译者有所润色。大抵佛经皆出翻译者之手，非尽当时本文，但随其才识以为浅深工拙焉耳。
74. 中庸举“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二语，而申之云“言其上下察也。”佛家亦尝有言“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语意绝相似，只是不同。若能识其所以不同，自不为其所惑矣。
75. 朱子尝论及“释氏之学大抵谓，若识得透，应干罪恶即都无了。然则此一种学，在世上乃乱臣赋子之三窟耳。”所举王履道者，愚未及详考其人，但尝验之邢恕，明辨有才而复染禅学，后来遂无所不为。吁，可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