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 中华文库

今吾国之主张国家主义者，多宗数千年前之古义，而以损己利国为主，以为苟利于国，虽尽损其权利以至于零而不惜。推厥旨归，盖以国家为人生之蕲向，人生为国家之凭借。易词言之，即人为国家而生，人生之归宿，即在国家是也。人生离外国家，绝无毫黍之价值。国家行为，茫然无限制之标准，小己对于国家，绝无并立之资格，而国家万能主义，实为此种思想所酿成。吾是篇之作，欲明正国家蕲向之所在，以证明此说之自相矛盾。世有君子，幸正教焉。

关于国家蕲向一事，至十九棋初叶以前，纷纷聚讼，几为政治学议论汇萃之区。迨近世且有谓为无置论之必要者，又因国家官品之说兴，多谓国家如自然物，其生长发育，皆因其有自然主体，主体而外，绝无蕲向之可言。殊不知国家为人类所创造之一物，其实有体质，即为人类所部勒之一制度，用为凭借，以求人生之归宿者也。故一国之建也，必有能建之人，与夫所建之旨。能所交待，而国家乃生乃存、乃发达、乃垂久，固非漫无主旨，而自然生成也者。国家为事而非物，一事之起，必有其所以起之因，事客而所以起之因乃为主。至于物则不然，一物之生长，其有所以生长之因乎？其生其长，乃因其自然，无所谓当然，于自体而外，一无所为，非如事之有为而为也。故攻物理学家，常以事实变理想，不以理想变事实，因物推理，无所容心。若治人事学者，则凡为经营缔造之事，必有所以经营缔造之旨，存乎其先。即事而言，则所经营缔造之事，即为所以经营缔造之旨之凭借，用为达其所以经营缔造之旨之方法。即人而言，则所以经营缔造之旨，即为所经营缔造之事之蕲向，主之以作所经营缔造之事之归宿。质言之，即事为人之凭借，人为事之蕲向。是已国家之学，人事学也，当其建国之始，必有所以建国之因，所建者国家，而所以建者则为人生自身之问题。故国家蕲向，即与人生之蕲向同归，此学者所以多反掊国家官品说，而主张国家必有蕲向之微旨也。

顾国家既有蕲向矣，又不可不明国家蕲向论。在政治学上，其为重要若何也？格芮曰：“欲定国家措施之正当范围，必先定国家之蕲向。”⑴盖政治之事，有鹄焉，有术焉。鹄者根本大则，术则本此大则，达诸实行者也。以言其经，则国家蕲向为政鹄，政府之职务为政术。以言其用，则政府之职务为政鹄，政府之政策为政术。故国家蕲向为大经大法之所主，主定则发号施令，皆得准此而行，非先明正国家蕲向之所在，则政府之适当职务，必游移荡漾而无着。或起而强定之，岐其途径，则所行之政，必将与所蕲之旨僢驰。此国家蕲向论之所以为重要也。

自政治学说发达以来，关于国家蕲向一事，岐议横生，莫衷一是。日人小野冢曰：“国家蕲向论，自古为政治学中之重大宿题。其岐议之横生，亦随历史而愈进。”⑵柏哲土曰：“关于此旨，议论丰富，然皆参差背戾，极不相调，且又多非充满之论。”⑶其故何欤？非以人事之学，因时变化，不主故常，非若物理之学，一成不变者哉？日人浮田和民曰：“国家之实际蕲向，因时势境遇及其实力之如何而异其旨。随人民之自觉，应时世之要求，以变其趣者也。”⑷盖国家为人类所部勒，利用之为求人生归宿之资。其职务之均配，必视所建设者当时之缺憾所在，合为群力，以弥缝而补救之也。故国家之措施，设不应时世之急需，与夫人民之缺点，以变通尽利之，则反人民之蕲向。反人民蕲向之国家蕲向，斯为不适于人群之制度，制度而不适于人群，斯直无可存之资格，终亦必亡而已矣。且反背人民之蕲向以建国家，则国家人民之旨趣，莫由调和，莫由一致，将损人民之权利以益国家乎？离外有权利之人民，以创一有权利之国家，则国家权利，将附着何所？夫一物之含有某性也，任碎其分子，至于微尘，所含之性，必不异于全体之物性，何也？以全体之性，即此微尘分子所合而成者也。总集人民之权利，虽不能即成国家之权利，然建筑国家之权利，必端赖握有权利、富有自治能力之人民。以人民必先能确保一己权利者，乃能高建国家权利也。今欲以剥尽权利之国民（分子），结成一权利张皇之国家（全体），是犹聚群盲以成离娄，集群聋以为师旷也。故背戾人民蕲向之国家蕲向，微特不可，抑又不能，人民蕲向，应时势境遇而异其趣，绝无终古不变之事，故学者又分为国家相对蕲向及绝对蕲向焉。

古今唱国家绝对蕲向者，约言之可得两派，即道德幸福说，与保护权利说是也。希腊之柏拉图、德国之海格尔，皆以道德说为国家之绝对蕲向。亚里士多德以幸福为国家之绝对蕲向，继此而惩前说之弊者，缩定国家蕲向之范围，以限制国家对于人民之干涉，但以确定小己权利，及以法律维持秩序等事，为国家唯一之蕲向，如陆克、康德、韩鲍德⑸、斯宾塞尔等其最著者也。陆克谓国家之蕲向，在保护人民之生命财产及自由；康德谓国家以发扬光大人类之权利为主旨；韩鲍德谓人类最高之祈求，即在完全发扬其能力；斯宾塞尔之说，略与韩同，要皆藉国家之力，为一种方法，以发扬鼓舞群伦之权利者也。

此外则有画分国家蕲向，以应次施行者，略可当相对蕲向之目。其中著名者，为德人郝尊道⑹，彼谓国家蕲向有三，要皆相需相待，相剂相调，而依其施行之序列之，日国力、曰小己自由、曰人类文化⑺。伯伦智理承郝氏之绪馀，而以公安说为最要，分国家蕲向为直接间接二者。前者关系国家自体，总括增进国力、完全民生于其中。后者关系小己自身，兼含维持自由治安于其内⑻。美人柏哲士分国家蕲向为始次终三者，谓终极蕲向，在人道之完全，及世界之文化，次在充发民族之特性，及演进其民质民生，始在有政府与自由⑼。格芮以维持人人之平和秩序、安宁公道为原始蕲向，次在图人类之公共治安，终在振兴人类之文化⑽。日人小野冢氏亦分原始、终局蕲向二者。前包国力国法之施设运用，后包发达人民之身心，演进社会之文化⑾。此外作者，尚指不胜屈。要皆以国家之蕲向，为循序渐进，始奠国家生存之本基，继求小己社会之自由之权利，终则鼓舞振兴世界人类之文明者也。

吾人欲统观诸说，籀其公同，折衷一是，必先解剖各说之窔奥，以会其通。而穷探其利弊，由纷纭岐异之中，寻其合辙同归之旨，而绝不敢擅断焉。顾于未评诸说之先，首当申明吾旨曰：国家者，非人生之归宿，乃求得归宿之途径也。人民国家，有互相对立之资格，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亦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国家对于人民亦有义务。国家得要求于人民者，可牺牲人民之生命，不可牺牲人民之人格，人民之尽忠于国家者，得牺牲其一身之生命，亦不得牺牲一身之人格。人格为权利之主，无人格则权利无所寄。无权利则为禽兽，为皂隶，而不得为公民。故欲定国家之蕲向，必先问国家何为而生存，又须知国家之资格，与人民之资格相对立，损其一以利其一，皆为无当。吾将持此观念，评前引诸家之说焉。

道德幸福之说，固皆各有所主，特欲见诸实行，则不免侵害小己之自由，何也？前者以实行道德之理想为界说，后者以求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为格言。若者为道德？若者为幸福？皆无至当之畛域。以道德幸福之责，托诸国家，则国家权力，泛然无所限制。古今万国，凡国权过大，而无一定之界限者，未有不侵及民权，此说如行，则凡人民对于国家之行动，举莫逃出道德幸福之范围者，即举莫逃出国家之干涉，势必损人民之自由，以为国家之刍狗。国权、人格互相对立之第一要义，即在各有限制，各正其适当运施之封域，相调相剂，而不相侵。道德幸福之说，不得不谓为背此要义也⑿，其最能辟脱此说之弊，而着眼于明定国权行动范围者，厥惟保护权利说。夫权利亦非人生之归宿，仅人生欲达归宿必由之一途，至国家实行上之终极蕲向，则不得不止于此。盖国家蕲向，有实行、理想之别⒀，国家可赞助人民，使求终极之蕲向，而不能自代人民以求之。凡人为之发见于外者，国家可加以制裁，至蕴于心意中之思想、感情、信仰，虽国家亦无如之何。以国家之权力，仅及于形式，而不能及于精神。国家可颁布一切制度，以奖励人民之行为，不能代人民自行自为之。国家可以权力鼓舞文化学术之动机，不能自行进展文化学术之事。盖精神上之事，国家仅能鼓其发动之因，不能自收其动作之果。且不独精神界然也，即关于实物界，如人口之事然，国家但能筹发展民族之途，布卫生除害之令，使生养居处之适宜，不能自行蕃衍人口，自使人民康强逢吉也。如生计之事然，国家但能颁布善良政策，助起产业之昌盛，鼓励勤劳者之心神，至生产企业投资服役之事，亦非国家所能自行也⒁，故国家职务，在立于亿兆之间，以裁判其相侵相害之事实，调和其相需相待之机宜，奖励其自由，所以发其自治之动因，保护其人格，所以期其独立之结果。人民求其归宿，必取迳于权利之一途。国家惟立于人民之后，持其权力，鼓舞而振起之，以杜其害，以启其机，足矣！管子曰：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⒂此则保护权利说之真正价值也。

至于相对蕲向诸说，虽所见略有不同，综籀其微，盖出一辙，如郝氏之国力及小己自由，伯氏之维持公安，柏氏之政府自由，格氏之原始、第二两项，小野冢氏之原始蕲向，或以维持国家自身之生存，或以资助小己一身之活动，皆如人生之于衣服饮食然，乃为遂其归宿之凭借，而非即其归宿所在也。于是诸说所馀者，皆仅其最终蕲向之一点，而要莫不归宿于人道之完全，及世界之文化。前者为实行之蕲向，此则为理想之蕲向，皆足为保护权利说之臂助，而与其旨有互相发明者。盖保护权利，即自尽其实行蕲向之责，以助人民自求此理想蕲向耳。然则国家蕲向，殆即以保护人民权利为归欤？

或曰：保护权利之说，缩小国家行动之范围，而限制过严，推其极也，必令国家供人民之牺牲。要知国家者，乃一国人之总业，如农贾然，非实有也，实谓之人，业谓之农贾。如家市乡曲亦然，有土有器有法，土者人所依，器与法者人所制，故主之者曰人⒃。天下有业而能不为主所用者乎？有创造于人之物，不为创造者所凭借，而创造者反为所创造者之凭借乎？鲍因哈克曰：“漠视小己之权利，没收于国家之中者，古代之国家思想，已绝迹于今日者也。盖人在天地间，有最高之蕲求，国家为人而存者，故国家以人生之蕲求为蕲求。”⒄浮氏田曰：“置人民于度外，而视玄相之国家及宪法为神圣者，政治之迷信也……以理想之国家可崇拜，而现实之国家不可崇拜者也，漫然崇拜之，凡事皆仰政府及现在多数者之鼻息，终为一种卑劣之像偶教而已。”⒅然则国家为人而设，非人为国家而生。离外国家，尚得为人类，离外人类，则无所谓国家。人民，主也，国家，业也，所业之事，焉有不为所主者凭借利用之理？浮田氏又日：“小己之发达，为国家蕲求之一部。若小己而不发达，则国家断无能自发达之道。”⒆是故无人民不成国家，无权利不成人民，无自由不成权利。自由、权利、国家，均非人生之归宿，均不过凭之藉之，以达吾归宿之所耳。人民藉自由权利以巩固国家，复藉国家以保护其自由权利。自国家言，则自由权利为凭借，就自由权利言，则国家为凭借，就人民言，则国家、自由、权利举为凭借。人民藉自由权利以求归宿，不谓自由权利供人民之牺牲，至凭国家以求归宿，独恐其供人之牺牲，其有当于名学之律否耶？此牺牲国家之驳议，所以不足累保护权利说之真价也。

于是可知吾人爱国之行为，在扩张一己之权利，以搘拄国家。牺牲一己之权利，则反损害国家存立之要素，两败俱伤者也。小己人格，与国家资格，在法律上互相平等，逾限妄侵，显违法纪。故国家职务，与小己自由之畛域，必区处条理，各适其宜，互相侵没，皆干惩罚。美其名曰“爱国”，乃自剥其人格，自侪于禽兽皂隶之列，不独自污，兼以污国。文明国家，焉用此禽兽皂隶为？古代人民，若希腊、罗马、日本，大抵皆以国家为人生之归宿，若离国家，则无价值，故不惮尽其所有，以供牺牲，而古代国家，亦绝不与小己以方寸自由之界域。摩西古法，并小己饮食衣服起居之宜，悉受裁制，此为数千年前之古制，久为近世学者所排斥，安有二十棋之国家，反溯其源流，奉为圭臬之理？格芮日：“近世之政治思想，仅以国家为创设之一制度，为发动之因力，为致用之媒介，藉之以求社会公共之蕲向，而非以己身为蕲向者也。”⒇吾诵斯言，以终吾篇焉。

⑴ Garner's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Ch.X, P.311. ⑵ 见日本法学博士小野冢喜平次《政治学大纲》国家之目的节 ⑶ Burgess,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nstitutional Law.” Vol.I, P.83. ⑷ 见日本法学博士浮田和民《政治原论》国家之目的章 ⑸ Humboldt, ⑹ Holtzendorff, ⑺ der nationale Machtzweck, der Freilheits-oder Rechtszweck, der Gesellschaftliche Culturzweck. ⑻ J.K.Bluntschli, “Allgemeine Staatslehre,” Bk.V, Ch.4. ⑼ 同前⑶ VoL I, P.85. ⑽ 同前⑴ Ch.X, P.316. ⑾同前⑵ ⑿ 参观浮田和民《政治原论》国家之目的章第二节 ⒀ 见 Holtzendorff, “Principien der Politik,” ⒁ 参观英译伯伦智理之“The Theory of the Stale,”中 Limitations of State action 节 ⒂见《管子·心术上》 ⒃ 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辨性下》 ⒄ Bornhak, “Allgemeine Staatslehre,” ⒅ 同前⑷ ⒆ 同前⑷ ⒇同前⑴ Ch.X, P，312.原文曰“It considers the stale to be simply an institution, an agency or instrumentality by means of which the collective ends of society may be realized, instead of itself being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