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故论衡/中卷 中华文库

○文学△文学总略

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彣。以作乐有阕，施之笔札，谓之章。《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章，乐竟为一章。彣，戫也；彰，文彰也。或谓文章当作彣彰，则异议自此起。传曰“博学于文”，不可作。雅曰“出言有章”，不可作彰。古之言文章者，不专在竹帛讽诵之间。孔子称尧舜，焕乎其有文章。盖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谓之文。八风从律，百度得数，谓之章。文章者，礼乐之殊称矣。其后转移施于篇什。太史公记博士平等议曰：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文章尔雅，训辞深厚（《儒林列传》）。此宁可书作文彡彰耶？独以五采彰施五色，有言黻言黼言文言章者，宜作文彡彰。然古者或无其字，本以文章引伸。今欲改文章为彣彰者，恶夫冲淡之辞，而好华叶之语，违书契记事之本矣。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盖谓不能举典礼，非苟欲润色也。《易》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为文王作《易》，孔子遵而修之，故曰“文言”，非矜其采饰也。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今举诸家之法，商订如左方。

《论衡·超奇》云：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又曰：州郡有忧，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出身尽思，竭笔牍之力，烦忧适有不解者哉？又曰：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又曰：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前纪，无匈中之造。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大玄经》，造于助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桓君山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论说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

准此，文与笔非异涂。所谓文者，皆以善作奏记为主。自是以上，乃有鸿儒。鸿儒之文，有经传解故诸子。彼方目以上第，非若后人摈此于文学外，沾沾焉惟华辞之守，或以论说记序碑志传状为文也。独能说一经者，不在此列。谅由学官弟子，曹偶讲习，须以发策决科。其所撰著，犹今经义而已。是故遮列使不得与也。

自晋以降，初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有韵者文也，无韵者笔也。然《雕龙》所论列者，艺文之部，一切并包。是则科分文笔，以存时论，故非以此为经界也。昭明太子序《文选》也，其于史籍，则云事异篇章；其于诸子，则云不以能文为贵。此为裒次总集，自成一家，体例适然，非不易之定论也。若以文笔区分，《文选》所登，无韵者固不少。若云文贵其彣耶，未知贾生《过秦》，魏文《典论》，同在诸子，何以独堪入录？有韵文中，既录汉祖《大风》之曲，即古诗十九首，亦皆入选，而汉晋乐府，反有佚遗。是其于韵文也，亦不以节奏低卬为主，独取文采斐然，足耀观览，又失韵文之本矣。是故昭明之说，本无以自立者也。（案《晋书·乐广传》：请潘岳为表，便成名笔。《成公绥传》：所著诗赋杂笔十馀卷。《张翰传》：文笔数十篇行施世。《曹<囟比>传》：所著文笔十五卷。《王珣传》：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曰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帝崩，哀册谥议，皆珣所草。《南史·任昉传》：既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徐陵传》：国家有大手笔，必命陵草之。详此诸证，则文即诗赋，笔即杂文，乃当时恒语。阮元之徒猥谓俪语为文，单语为笔。任昉、徐陵所作，可云非俪语邪？）

近世阮元，以为孔子赞《易》，始著“文言”，故文以耦俪为主。又牵引文笔之说以成之。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借此证成，适足自陷。既以《文言》为文，《序卦》《说卦》，又何说焉？且文辞之用，各有体要。《彖》《象》为占繇，占繇故为韵语。《文言》《系辞》为述赞，述赞故为俪辞。《序卦》《说卦》为目录笺疏，目录笺疏故为散录。必以俪辞为文，何缘十翼不能一致？岂波澜既尽，有所谢短乎！或举《论语》言辞达者，以为文之与辞，划然异职。然则《文言》称文，《系辞》称辞，体格未殊，而题号有异，此又何也？董仲舒云：《春秋》文成数万。兼彼经传，总称为文，犹曰今文家曲说然也。《太史公自序》，亦云论次其文。此固以史为文矣。又曰：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此非耦俪之文也。屈、宋、唐、景所作，既是韵文，亦多俪语，而《汉书·王褒传》，已有《楚辞》之目。王逸仍其旧题，不曰“楚文”。斯则韵语耦语，亦既谓之辞矣。《汉书·贾谊传》云：以属文称于郡中。其文云何？若云赋也，《惜誓》载于《楚辞》，文辞不别。若云奏记条议，适彼之所谓辞也。《司马相如传》云：景帝不好辞赋。《法言·吾子》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以是见韵文耦语，并得称辞，无文辞之别也。且文辞之称，若从其本以为部署，则辞为口说，文为文字。古者简帛重烦，多取记臆，故或用韵文，或用耦语。为其音节谐适，易于口记，不烦纪载也。战国从横之士，抵掌摇唇，亦多积句。是则耦丽之体，适可称职。乃如史官方策，有《春秋》《史记》《汉书》之属，适当称为文耳。由是言之，文辞之分，反复自陷，可谓大惑不解者矣！

或言学说文辞所由异者，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此亦一往之见也。何以定之？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事，通谓之文。局就有句读者，谓之文辞。诸不成句读者，表谱之体，旁行邪上，条件相分，会计则有簿录，算术则有演草，地图则有名字，不足以启人思，亦又无以增感，此不得言文辞，非不得言文也。诸成句读者，有韵无韵分焉。诸在无韵，史志之伦，记大傀异事则有感，记经常典宪则无感，既不可齐一矣。持论本乎名家，辨章然否，言称其志，未足以动人也。《过秦》之伦，辞有枝叶，其感人顾深挚，则本诸从横家。然其为论一也，不可以感人者为文辞，不感者为学说。就言有韵，其不感人者亦多矣。风雅颂者，盖未有离于性情。独赋有异。夫宛转偯隐，赋之职也。儒家之赋，意存谏诫。若荀卿《成相》一篇，其足以感人安在？乃若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或写都会城郭游射郊祀之状，若相如有《子虚》，杨雄有《甘泉》《羽猎》《长杨》《河东》，左思有《三都》，郭璞、木华有《江》《海》，奥博翔实，极赋家之能事矣。其亦动人哀乐未也？其专赋一物者，若孙卿有《蚕赋》《箴赋》，王延寿有《王孙赋》，祢衡有《鹦鹉赋》，侔色揣称，曲成形相，嫠妇孽子，读之不为泣，介胄戎士，咏之不为奋。当其始造，非自感则无以为也，比文成而感亦替。此不可以一端论也。且学说者独不可感人耶？凡感于《文言》者，在其得我心。是故饮食移味、居处缊愉者，闻劳人之歌，心犹怕然。大愚不灵、无所愤悱者，睹眇论则以为恒言也。身有疾痛，闻幼眇之音，则感概随之矣。心有疑滞，睹辨析之论，则悦怿随之矣。故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凡好学者皆然，非独仲尼也。以文辞学说为分者，得其大齐，审察之则不当。

如上诸说，前之昭明，后之阮氏，持论偏颇，诚不足辩。最后一说，以学说文辞对立，其规摹虽少广，然其失也，只以文彡彰为文，遂忘文字。故学说不文彡者，乃悍然摈诸文辞之外。惟《论衡》所说，略成条贯。《文心雕龙》张之，其容至博。顾犹不知无句读文。此亦未明文学之本柢也。

馀以书籍得名，实冯傅竹木而起。以此见言语文字，功能不齐。世人以经为常，以传为转，以论为伦，此皆后儒训说，非必睹其本真。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传者，专之假借。《论语》传不习乎，鲁作专不习乎。《说文》训专为六寸簿。簿即手版，古谓之忽（今作笏）。《书》思对命，以备忽忘，故引伸为书籍记事之称。书籍名簿，亦名为专。专之得名，以其体短有异于经。郑康成《论语序》云：《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此则专之简策，当复短于《论语》，所谓六寸者也。（汉《艺文志》言刘向校中古文《尚书》，有一简二十五字者。而服虔注《左氏传》则云。古文篆书，一简八字。盖二十五字者，二尺四寸之经也。八字者，六寸之传也。古官书皆长二尺四寸，故云二尺四寸之律。举成数言，则曰三尺法。经亦官书，故长如之。其非经律，则称短书，皆见《论衡》。）论者，古但作仑。比竹成册，各就次第，是之谓仑。箫亦比竹为之，故龠字从仑。引伸则乐音有秩，亦曰仑，于论鼓锺是也。言说有序亦曰仑，坐而论道是也。论语为师弟问答，乃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编次成帙，斯曰《仑语》是故绳线联贯谓之经，簿书记事谓之专，比竹成册谓之仑，各从其质以为之名。亦犹古言方策，汉言尺牍，今言札记也。虽古之言肄业者（《左氏传》：臣以为肄业及之也），亦谓肄版而已。《释器》云：大版谓之业。书有篇第，而习者移书其文于版（学童习字用觚，觚亦版也），故云肄业。《管子·宙合》云：退身不舍端，修业不息版。以是征之，则肄业为肄版，明矣。凡此皆从其质为名，所以别文字于语言也。其必为之别，何也？

文字初兴，本以代声气，乃其功用有胜于言者。言语仅成线耳，喻若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故一事一义得相联贯者，言语司之。及夫万类坌集，棼不可理，言语之用，有所不周，于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足以成面，故表谱图画之术兴焉。凡排比铺张不可口说者，文字司之。及夫立体建形，向背同现，文字之用，又有不周，于是委之仪象。仪象之用，足以成体，故铸铜雕木之术兴焉。凡望高测深不可图表者，仪象司之。然则文字本以代言，其用则有独至。凡无句读文，皆文字所专属者也。

以是为主，故论文学者，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上。昔者文气之论，发诸魏文帝《典论》，而韩愈、苏辙窃焉。文德之论，发诸王充《论衡》（《论衡·佚文篇》：文德之操为文。又云：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杨遵彦依用之（《魏书·文苑传》：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而章学诚窃焉。气非窜突如鹿豕，德非委蛇如羔羊，知文辞始于表谱簿录，则修辞立诚其首也。气乎德乎，亦末务而已矣！

文选之兴，盖依乎挚虞《文章流别》，谓之总集。《隋书·经籍志》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籍，日以孳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然则李充之《翰林论》，刘义庆之《集林》，沈约、丘迟之《集钞》，放于此乎？《七略》惟有诗赋。及东汉，铭诔论辩始繁。荀勖以四部变古，李充、谢灵运继之，则集部自此著。总集者，本括囊别集为书，故不取六艺史传诸子，非曰别集为文，其他非文也。

《文选》上承其流，而稍入《诗序》《史赞》《新书》《典论》诸篇，故名不曰集林、集钞。然已痟矣！其序简别三部，盖总集之成法。顾已迷误其本，以文辞之封域相格，虑非挚虞、李充意也。《经籍志》别有《文章英华》三十卷，《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皆昭明太子撰。又以诗与杂文为异，即明昭明义例不纯。《文选》序率尔之言，不为恒则。且总别集与他书经略不定更相阑入者有之矣！

今以《隋志》所录总集相稽，自魏朝杂诏而下，讫皇朝陈事诏，凡十八家百四十六卷；自上法书表而下讫后周与齐军国书，凡七家四十一卷；而汉高祖手诏，匡衡、王凤、刘隗、孔群诸家奏事，书既亡佚，复傅其录。然《七略》，高祖、孝文诏策，悉在诸子儒家，奏事二十卷隶《春秋》。此则总集有六艺诸子之流矣。陈寿定诸葛亮故事，命曰《诸葛氏集》，然其目录有《权制》《计算》《训厉》《综核》《杂言》《贵和》《兵要》《传运》《法检》《科令》《军令》诸篇。《魏氏春秋》言亮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若在往古，则《商君书》之流，而《隋志》亦在别集。故知集品不纯，选者亦无以自理。阮元之伦，不悟《文选》所序，随情涉笔，视为经常，而例复前后错迕。曾国藩又杂钞经史百家，经典成文，布在方策，不虞溃散，钞将何为？

若知文辞之体，钞选之业，广狭异涂，庶几张之弛之，并明而不相害。凡无句读文，既各以专门为业，今不亟论。有句读者，略道其原流利病，分为五篇。非曰能尽，盖以备常文之品而已。其赠序寿颂诸品，既不应法，故弃捐弗道尔。

△原经

古之为政者，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殽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故诸教令符号谓之经。

挽世有章学诚，以经皆官书，不宜以庶士僭拟，故深非杨雄、王通。案《吴语》称挟经秉枹。兵书为经。《论衡·谢短》曰：五经题篇，皆以事义别之，至礼与律独经也。法律为经。《管子》书有《经言》《区言》。教令为经。说为官书诚当。然《律历志》序庖牺以来帝王代禅，号曰《世经》。辨强域者有图经，挚虞以作《畿服经》也（见《隋书·经籍志》）。经之名广矣。仲尼作《孝经》，汉《七略》始傅六艺，其始则师友仇对之辞，不在邦典。《墨子》有《经》上下。贾谊书有《容经》。韩非为《内储》《外储》，先次凡目亦楬署经名。老子书至汉世，邻氏复次为经传。孙卿引《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道经》亦不在六籍中。此则名实固有施易，世异变而人殊化，非徒方书称经云尔。

学诚以为六经皆史，史者固不可私作。然陈寿、习凿齿、臧荣绪、范晔诸家，名不在史官，或已去职，皆为前修作年历纪传。（陈寿在晋为著作郎，著作郎本史官，然成书在去官后。故寿卒后，乃就家写其书。又寿于高贵乡公、陈留王传中三书司马炎，一书抚军大将军新昌乡侯炎，一书晋太子炎。武帝现在，而斥其名，岂官书之体也？寿又尝作《古国志》五十篇，《三国志》盖亦其类耳。）太史公虽废为埽除隶，《史记》未就，不以去官辍其述作。班固初草创《汉书》，未为兰台令史也。人告固私改作国史，有诏收固，弟超驰诣阙上书，乃召诣校书部，终成前所著书。令固无累绁之祸，成书家巷，可得议耶？且固本循父彪所述。彪为徐令病免，既纂《后篇》，不就而卒。假令彪书竟成，敷文华以纬国典，虽私作何所訾也？陆贾为《楚汉春秋》，名拟素王。新汲令王隆为《小学汉官篇》，依拟《周礼》，以知旧制仪品。孔衍又次《汉魏尚书》。世儒书仪、家礼诸篇，亦悉规摹《士礼》。此皆不在官守，而著书与六艺同流，不为僭拟。诸妄称者，若《东观汉记》署太史官，虽奉诏犹当绝矣。（《文选·西征赋》注引《东观汉记》：太史官曰：票骇蓬转，因遇际会。又太史曰：忠臣毕力。是其论赞亦称太史。然后汉太史已不主记载，《汉记》实非太史所为，署之为妄。）

且夫治历明时，羲和之官也。关石和钧，大师之所秉也。故周公作《周髀算经》，张苍以计相定章程，而次《九章算术》，然后人亦自为律历筹算之书，以讥王官失纪。明堂《月令》，授时之典，民无得奸焉，而崔寔亦为《四民月令》。古之书名，掌之行人保氏，故史籀在官则为之，李斯、胡毋敬在官则为之。及汉有《凡将》《训纂》，即非王官之职。许叔重论撰《说文解字》，自尔有吕忱、顾野王诸家，诗续不绝，世无咎其僭拟者。吴景帝、唐天后位在考文，而造作异形，不合六书，适为世所鄙笑。今《康熙字典》依是也。古之姓氏，掌之司商，其后有《世本》，然今人亦自为谱录。林宝承诏作《元和姓纂》，言不雅驯，见驳于邓名世。以是比况，古之作者，创制而已。后生依其式法条例则是，畔其式法条例则非，不在公私也。

王通作《元经》，匡其简陋与逢迎索虏，斯已！谓不在史官不得作，陆贾为《楚汉春秋》，孙盛为《晋阳秋》，习凿齿为《汉晋春秋》，何因不在诛绝之科？学诚驳汪琬说，云布衣得为人作传。既自倍其官守之文，又甚裁抑王通。准其条法，仲尼则国老耳，已去司寇，出奔被征，非有一命之位，儋石之禄，其作《春秋》亦僭也。

杨雄作《太玄》拟《易》，儒者比于吴楚僭王，谓其非圣人，不谓私作有诛也。雄复作《乐》四篇（见《艺文志》）。是时阳成子长亦为《乐经》（见《论衡·超奇篇》），儒者不讥，独讥《太玄》，已过矣！《易》之为书，广大悉备，然常用止于别蓍布卦。春官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奇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仲尼赞易而易独贵。其在旧法世传之史，则筮书与卜梦等夷。《数术略》蓍龟家有《龟书》《夏龟》《南龟书》《巨龟》《杂龟》，杂占家有《黄帝长柳占梦》《甘德长柳占梦》，书皆别出。虽《易》亦然。是故《六艺略》有《易经》十二篇，《数术略》蓍龟家复有《周易》三十八卷。此为周世既有两《易》，犹《逸周书》七十一篇别在《尚书》外也。（左氏说秦伯伐晋，筮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馀，获其雄狐。成季将生，筮遇大有之干，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说者或云是《连山》《归藏》，或云筮者之辞。寻《连山》《归藏》卦名或异《周易》，筮者占卦，其语当指切事情。知皆非也，宜在三十八卷中。）盖易者，务以占事知来，惟变所适，不为典要。故周世既有二家驳文，韩宣子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尚考九流之学，其根极悉在有司。而易亦掌之太卜，同为周礼，然非礼器制度符节玺印幡信之属不可刊者。故周时《易》有二种，与《连山》《归藏》而四。及汉杨雄犹得摹略为之。是亦依则古初，不愆于素。学诚必以公私相格，是九流悉当燔烧，何独《太玄》也。

《晋书·束晢传》言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经》一篇，似《说卦》而异。《易繇阴阳卦》者，亦三十八卷之伦。以是知姬姓未亡，玉步未改，而《周易》已分析为数种。桐城姚际恒不晓《周易》有异，乃云魏文侯最好古，魏冢无十翼，明十翼非仲尼作。然则《易繇阴阳卦》者，顾仲尼所为三绝韦编以求寡过者耶？

凡说古艺文者，不观会通，不参始末，专以私意揣量，随情取舍，上者为章学诚，下者为姚际恒，疑误后生多矣！

自《太玄》推而极之，至于他书，其类例悉准是。外有经方相人形法之属，至于释道，其题号皆曰“经”。学诚所不讥，诚格以官书之律。释者有修多罗，传自异域，与诸夏异统，不足论。道士者，亦中国之民，何遽自恣？而老子又非道士所从出也，本出史官，与儒者非异教，故其徒庄周犹儒服（见《庄子·说剑篇》）。儒家称“经”即悖，而道家称“经”即无悖（墨子、韩子准此），何其自相伐也？

章炳麟曰：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人。正今之世，封建已绝矣，周秦之法已朽蠹矣，犹欲拘牵格令，以吏为师，以宦于大夫为学。一日欲修方志以接衣食，则言家传可作，援其律于东方、管辂诸传，其书乃远在杨雄后。旧目《七略》，令目四部，自为《校雠通义》，又与四库官书龃龉。既薄宋儒，又言诵六艺为遵王制。时制五经在学官者，《易》《诗》《书》皆取宋儒传注，则宋儒亦不可非。诸此条例，所谓作法自毙者也。

问者曰：经不悉官书。今世说今文者，以六经为孔子作，岂不然哉？

应之曰：经不悉官书，官书亦不悉称经（《史籀篇》《世本》之属）。《易》《诗》《书》《礼》《乐》《春秋》者，本官书，又得经名。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明其亡变改。其次《春秋》，以《鲁史记》为本，犹冯依左丘明。左丘明者，鲁太史（见《艺文志》）。然则圣不空作，因当官之文。《春秋》《孝经》，名实固殊焉（《春秋》称经，从本名。《孝经》称经，从施易之名）。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迹息者，谓《小雅》废。诗亡者，谓正雅正风不作（见《说大疋小疋》）。《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六月》者，宣王北伐，《小雅》之变，自此始也。其序通言正雅二十二篇废而王道缺，终之曰：《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国史之有编年，宜自此始。故太史公录《十二诸侯年表》，始于共和，明前此无编年书。《墨子·明鬼篇》引周燕齐宋四国《春秋》，三事皆在隐、桓以下，《周春秋》乃记杜伯射宣王事。宣王以上，欲明鬼，其征独有《诗》《书》。明始作《春秋》者，为宣王太史。盖大篆布而《春秋》作。五十凡例，尹吉甫、史籀之成式，非周公著也。晋羊舌习于《春秋》则为《乘》，楚士教太子《春秋》则为《梼杌》。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惑者不睹论籑之科，不铨主客。文辞义理，此也；典章行事，彼也；一得造，一不得造。

今以仲尼受天命为素王，变易旧常，虚设事状，以为后世制法；且言左氏与迁、固皆史传，而《春秋》为经，经与史异（刘逢禄、王闿运、皮锡瑞，皆同此说）。盖素王者，其名见于《庄子》（《天下篇》）。责实有三：伊尹陈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为素王；庄子道玄圣素王，无其位而德可比于王者；太史公为素王眇论，多道货殖，其《货殖列传》已著素封，无其位，有其富厚崇高，小者比封君，大者拟天子。此三素王之辨也。仲尼称素王者，自后生号之。王充以桓谭为素丞相，非谭生时以此题署。顾言端门受命，为汉制法，循是以言，桓谭之为《新论》，则为魏制法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不足尽人事蕃变，典章亦非具举之。即欲为汉制法，当自作一通书，若贾生之草具仪法者（后世王冕、黄宗羲之徒，亦尝为此）。今以不尽之事，寄不明之典，言事则害典，言典则害事，令人若射覆探钩，卒不得其翔实。故有公羊、穀梁、驺、夹之传，为说各异。是则为汉制惑，非制法也。言《春秋》者，载其行事，宪章文武，下遵时王，惩恶而劝善，有之矣，制法何与焉！

经与史自为部，始晋荀勖为《中经簿》，以甲乙丙丁差次，非旧法。《七略》：太史公书在《春秋》家。其后东观、仁寿阁诸校书者，若班固、傅毅之伦，未有变革。讫汉世依以第录，虽今文诸大师，未有经史异部之录也。今以《春秋经》不为史，自俗儒言之即可。刘逢禄、王闿运、皮锡瑞之徒，方将规摹皇汉，高世比德于十四博士，而局促于荀勖之见。荀勖分四部，本已陵杂。丙部录《史记》，又以《皇览》与之同次，无友纪不足以法。后生如王俭，犹规其过。（据《隋书·经籍志》，王俭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则《七志》本同《七略》，但增图谱道佛耳。其以六艺小学史记杂传同名为经典志，而出图纬使入阴阳，卓哉！二刘以后，一人而已。）今陈荀勖之法于石渠、白虎诸老之前，非直古文师诮之，唯今文师亦安得闻是语乎？今文家所贵者，家法也。博士固不知有经史之分。则分经史者与家法不相应。

夫《春秋》之为志也，董仲舒说之，以为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然太史公自叙其书，亦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异语，俟后世圣人君子。班固亦云，凡《汉书》，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其自美何以异《春秋》？《春秋》有义例，其文微婉。迁、固亦非无义例也。迁、陈寿微婉志晦之辞尤多。太山梁父，崇卑虽异哉，其类一矣！

然《春秋》所以独贵者，自仲尼以上，《尚书》则阔略无年次；百国《春秋》之志，复散乱不循凡例，又亦藏之故府，不下庶人，国亡则人与事偕绝。太史公云：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此其效也。是故本之吉甫、史籀，纪岁时月日，以更《尚书》，传之其人，令与《诗》《书》《礼》《乐》等治，以异百国《春秋》，然后东周之事，粲然著明。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夫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且苍颉徒造字耳，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后嗣犹蒙其泽。况于年历晻昧，行事不彰，独有一人抽而示之，以诒后嗣，令迁、固得持续其迹，讫于今兹，则耳孙小子，耿耿不能忘先代，然后民无携志，国有与立，实仲尼、左丘明之赐。故《春秋》者，可以封岱宗配无极！今异《春秋》于史，是犹异苍颉于史籀、李斯，只见惑也。盖生放勋、重华之世者，不知帝力所以厚。生而策肥马乘坚车者，亦不识先人作苦。今中国史传连，百姓与知，以为记事不足重轻，为是没丘明之劳，谓仲尼不专记录。藉令生印度波斯之原，自知建国长久，文教浸淫，而故记不传，无以褒大前哲，然后发愤于宝书，哀思于国命矣！（馀数见印度人，言其旧无国史，今欲搜集为书，求杂史短书以为之质，亦不可得。语辄扼腕。彼今文家特未见此尔。）汉世五经家既不逆睹，欲以经术干禄，故言为汉制法，卒其官号郡县刑辟之制，本之秦氏。为汉制法者，李斯也，非孔子甚明。近世缀学之士，又推孔子制法讫于百世。法度者，与民变革，古今异宜，虽圣人安得豫制之？《春秋》言治乱虽繁，识治之原，上不如老聃、韩非，下犹不逮仲长统。故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庄子·齐物论》语。经犹纪也，三十年为一世，经世犹纪年耳。志即史志之志。世多误解）。明其藏往，不亟为后王仪法。左氏有议，至于公羊而辩（范武子云：公羊辩而裁）。持《繁露》之法，以谒韩非、仲长统，必为二子笑矣！

夫制法以为汉则隘，以为百世则夸。世欲奇伟尊严孔子，顾不知所以奇伟尊严之者。章炳麟曰：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自秦氏以讫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搰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令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维纲是？《春秋》之绩，其什佰于禹耶？禹不治洚水，民则溺。民尽溺，即无苗裔，亦无与俱溺者。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语后人；后人亦无以识前，乍被侵略，则相安于舆台之分。《诗》云宛其死矣，他人是偷。此可为流涕长潸者也。然则继魏而后，民且世世左衽，而为羯胡鞭挞，其憯甚于一朝之溺。《春秋》之况烝民，比之天地，亡不帱持，岂虚誉哉！何取神怪之说不征之辞，云为百世制法乎？

又其诬者，或言孔子以上，世𨱏𨱏无文教，故六经皆孔子臆作，不竟有其事也。即如是，墨翟与孔子异流，时有姗刺，今亦上道尧舜，称诵《诗》《书》，何哉？三代以往，人事未极，民不知变诈之端，故帝王或以权数罔下。若其节族著于官府，礼俗通于烝民者，则吏职固有常矣，书契固有行矣，四民固有列矣，宫室固有等矣，械器固有度矣，历数固有法矣，刑罚固有服矣，约剂固有文矣，学校固有师矣，歌舞固有节矣！彼以远西质文之世相拟。远西自希腊始有文教，其萌芽在幽、平间，因推成周以上，中国亦朴陋如麋鹿。（此类缪见，自江慎修已然。自有天地以至今日，年历长短，本无可校，而慎修独信彼教纪年，谓去今财五六千岁，因谓唐虞之视开辟，亦如今日之视秦汉。假令彼中记载，录自史官，自相传授，犹或可信。今则录在神教之书，而或上稽他国。他国之数，岂无彼教所未闻？安知不有远在其前者？神教之言，本多诬妄。然则管仲所谓七十二君，虽非经典所载，不视神教犹可信乎。）夫文教之先后，国异世，州殊岁，不得一剂。若夫印度文教之端，始自吠陀，距今亦四千年，不与希腊同流化（巴比伦、埃及、补多之属，琐琐天爱，不足齿录）。必欲使一剂者，大食自隋世始有文教，推此以方中国，复可云八代行事，自王劭、牛弘臆为之也。

问者曰：孔子诚不制法，《王制》诸篇，何故与《周礼》异？

应之曰：《周礼》者，成周之典。周世最长，事异则法度变。重以厉王板荡，纲纪大乱，畴人子弟分散（见《历书》。畴人者，世其父业，汉世谓之畴官，非专谓治历者）。《周礼》虽有凡要，其韱悉在畴人。畴人亡，则不能举其事，虽欲不变无由。故左氏言春秋时制，既不悉应周官，其后天下争于战国，周道益衰。礼家横见当时之法以为本制。若《王度记》言天子驾六，则见当时六骥之制也（按孙卿言六骥，又言六马仰秣。是当时固有驾六之法。然此事盖起春秋之末，故《说苑·正谏篇》云：景公正昼被发乘六马，御妇人以出正闺）。《祭法》言七祀五祀，则见楚有国殇司命之祭也（别有说）。又以儒书所说夏殷故事转相傅丽，讫秦用驺子五胜，命官立度，皆往往取符应。汉初古文家如张苍，犹不能脱，况濡于口说者？（汉世古文家，惟《周礼》杜、郑，《诗》毛公契合法制，又无神怪之说。郑君笺注，则已凌杂纬候。《春秋》左氏，《易》费氏本无奇邪，而北平侯已谱五德，贾侍中亦傅会公羊。并宜去短取长者也。荀、郑之《易》，则与引十翼以解经者大异，犹赖王弼匡正其违。《书》孔氏说己不传，太史公、班孟坚书，时见大略，说皆平易。《五行志》中，不见《古文尚书》家灾异之说，然其他无以明焉。《洪范》《左氏》时兼天道，然就之疏通以见当时巫史之说可也，不得以为全经大义所在。刘子骏推左氏日食变怪之事，傅之五行，则后生所不当道也。大氐古文家借今文以成说者，并宜简汰去之以复其真。其在今文，《易》京氏、《书》大小夏侯，《诗》辕固、《春秋》公羊氏，妖妄之说最多。《鲁诗》《韩诗》虽无其迹，然异义。言《诗》齐鲁韩，皆谓圣人感天而生，则亦有瑕疵者也。毛公于履帝武敏，不取《释训》敏拇之解，于上帝是依，则云依其子孙。斯其所以独异。《尔雅》本有叔孙通、梁文所增，或毛公所见，尚无此说，亦未可知。而郑君乃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感天而生之明文，不悟《诗》非叙事之书，辞气本多增饰。即如郑言，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亦为感岳而生耶？《周语》亦云皇后有爽德，丹朱冯身以仪之，生穆王。此即医家所云梦与鬼交者，𬀩生穆王，当时遂有异语，岂真谓穆王是丹朱子耶？《春秋》穀梁氏最雅驯，独惜于礼未善。《王制》之伦，亦其次也。惟《士礼》则古今文无大差异。今世言今文者，独不敢说《士礼》。盖条例精密，文皆质言，不容以夸言傅会，亦无通经致用之事，故相与置之矣。）故《王制》不应《周礼》，而《繁露》《白虎通义》之伦，复以五行相次，其始由闻见僻陋，其终染于阴阳家言而不能骋。假令《王制》为孔子作者，何缘复有周尺东田之文？若为汉制法耶，爵当有王侯，何故列五等？地当南尽九真，北极朔方，何故局促于三千里？西域已宾，而不为置都护；匈奴可臣，而不为建朝仪。以此知其妄矣！《繁露》诸书，以天道极人事，又下《王制》数等。卒之令人拘牵数术，不尽物宜，营于禨祥，恐将泥夫大道。

言六经皆史者，贤于《春秋》制作之论，巧历所不能计也。

虽然，史之所记，大者为《春秋》，细者为小说。故《青史子》五十七篇，本古史官记事。贾生引其胎教之道：王后有身，则太师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龟而御堂下，诸官各以其职御于门内；太子生而泣，则曰声中某律，滋味上某，命云某，然后县弧，然后卜王太子名。是礼之别记也，而录在小说家。《周考》《周纪》《周说》亦次焉。《周说》者，武帝时方士虞初，以侍郎为黄车使者，采闾里得之。今之方志，其族也。《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新物。唐世次《隋·经籍志》者，以是为小说根本。区以为事，《南州异物》《南方草本》则辨其产，《荆楚岁时》《洛阳伽蓝》则道其俗，《陈留耆旧》《汝南先贤》则表其人。合以为志，《周纪》之属以方名。故诸杂传地理之记，宜在小说。仪注者，又青史氏之流。今世所录史部，宜出傅小说者众矣！

《周纪》诸书，据偏国行事，不与《国语》同录于《春秋》家者，其事丛碎，非朝廷之务也。且古者封建，王道衰，故方伯自制其区宇。《国语》录周以下，齐晋楚吴越，皆秉方岳之威，制似共主。郑故寰内诸侯，鲁亦旧为州牧，而僭礼逾等之事多矣。故国别以为史，异于猥蕞小侯。自秦以降，以郡县治民，守令之职不与王者分重。独如《华阳国志》，录公孙述、刘备、李势之流自治一方者，宜在“春秋”（今所谓史部）。其他方志小说之伦，不得以《国语》比。宋世范成大志吴郡，犹知流别。挽世章学诚、洪亮吉之徒，欲以迁、固之书相拟，既为表志列传，又且作纪以录王者诏书，盖不知类。且刘绦为《圣贤本纪》，而子产在其录。本纪非帝者上仪。即府县志宜以长官列纪，何故又推次制诏？一前一却，斯所谓失据者哉！

世人又曰：志者在官之书，府县皆宜用今名。然今府县之志，不上户部，非官书。虽为官书，虞初奉使以采周俗，何故称“周说”，不称“河南说”邪？盖方志与传状异事。传状者，记今人，其里居官位宜从今。方志者，始自商周建国及秦汉分郡县以逮近世，二三千年之事，皆在其中，即不可以今名限齐。传曰：疆场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今之府县，因古旧治而疆域迫陕者多矣，然其士女一端可称，虽分在他府县，犹入录。若范成大志吴郡，阖闾、夫差之臣，及孙氏时为吴郡人者，皆比次入其籍。阖闾、夫差所部，远及江淮。其地不专宋之平江，其臣佐出何乡邑不可校，以系吴，故志之。孙氏之臣韦昭，本云阳人。云阳于宋不属平江，以系吴郡，故志之。若署为“平江志”者，宜简韦昭之徒使不得与。为是斟酌古今，以吴郡为之号，然后其无旁溢也。今为府县志者，不旁溢则宜予今名，旁溢则宜予旧名。多爱不忍，士女之籍，从古郡县所部，而题名专系于今，甚无谓也。独旧郡过宽者，名不可用。汉世豫章，包今江西之域，而会稽笼有浙江、福建，延及江南。今为南昌、绍兴志，宜有省耳。格以官书，谓之周语国志之伦，其言无状。《秋官》小行人，自万民之利害而下，物为一书，每国辨异之，以五物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管子》曰：《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山权数篇》）。以其掌之行人，故谓之《行》（犹太史公书称《太史公》），明与《春秋》异流。世人不知其为小说，而以纪传之法相牵。斯已过矣！

庄周曰：饰小说以干县令（《外物篇》）。今之为方志者，名曰继诵训，其实干县令也。而多自拟以太史天官，何其忘廉耻之分邪？仪注之书，《礼记》引《赞大行》（《杂记》），行人所书为小说，即《赞大行》亦在小说可知。且诸跪拜禁忌之节，阅岁而或殊尚，又不尽制度挈定。若《汉旧仪》《官仪》所录，八坐丞郎，有交礼解交之节，郎又含鸡舌香，而女侍二人执香炉从之。斯皆繁登降之节，效佞幸之仪，习为恒俗，非礼律所制，然犹以为仪注。斯固不隶《礼经》，而青史小说之流也。

△明解故上

校莫审于《商颂》，故莫先于《太誓》，传莫备于《周易》，解莫辩于管、老。

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鲁语》）。考父为人，三命兹益恭，故托始于《那》，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先圣王之传恭，犹不敢专，称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恭人以是训国子，见删定之意。孔子录《诗》有四始，雅颂各得其所；删《尚书》为百篇而首《尧典》，亦善校者已。

其次比核文字者兴。子夏读三豕渡河，以为己亥。刘向父子总治《七略》，入者出之。出者入之，穷其原始，极其短长。此即与正考父、孔子何异？辨次众本，定异书，理讹乱，至于杀青可写，复与子夏同流。故校雠之业广矣。其后官府皆有图书，亦时编次，独王俭近刘氏。在野有阮孝绪，颇复出入。自隋以降，书府失其守，校雠之事，职诸世儒。其间若颜师古定五经，宋祁、曾巩理书籍，足以审定疑文，令民不惑，斯所谓上选者。然于目录徒能部次甲乙，略记梗概，其去二刘之风远矣！

近世集《四库》，虽对治文字犹弗能，定文之材，遏而在野。一以故书正新书，依准宋刊，不敢轶其上。其一时据旧籍，以正唐宋木石之书。相提而论，据旧籍者宜为甲。及其末流淫滥，憙依《治要》《书钞》《御览》诸书以定异字。《治要》以下，其书亦在木，非无讹乱，据以为质。此一蔽也。前世引书，或以传注异读改正文。经典古今文既异，今文有齐鲁之学，古文有南北之师，不得悉依一读，凌杂用之。此二蔽也。段玉裁、臧庸恨之，时出匈臆，谓世所见者，悉流俗本，独己所正为是。其是者诚诸师所不能驳，而亦颇有错忤。然此诸家，比于在官之守、文人之录，可谓精博矣。若乃总略群书之用，犹不能企。章学诚感概欲法刘歆，弗能卒业。后生利其疏通，以多识目录为贤。故有略识品目，粗记次第，闻作者姓氏，知雕镂年月，不窥其篇而自以为周览者，则摦落之为害也。

单襄公论孙周曰：吾闻之《太誓故》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周语》）。说曰：故，故事也（韦解）。往者宋之役薛，陈之受赐，其书皆在故府。楚申公得随兕之占于故记，故记者，藏在平府。汉亦有掌故官，其以说《诗》有故训。然则先民言故，总举之矣，有故事者，有故训者。《毛诗》以外，三家亦有《鲁故》《韩故》《齐后氏故》《齐孙氏故》，斯故训之流也。《书》《春秋》者，记事之籍，是以有故事。《太誓》有故，犹《春秋》有传。马季长以《书传》引《太誓》者，今悉无有，诚知所引在故，则可与理惑也。诸故事亦通言传。太史公曰：孔子“序《书传》”。又曰：“《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世家》）明孔子序《尚书》，兼录其传，故棘下生得通其文。墨翟说武王“将事泰山隧”，此盖《书》之经也，次引传曰：“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既获，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蛮夷𧮪貉，虽有周亲，不若仁人，万方有罪，维予一人。”此则《书》之传也（所引见《兼爱》中篇）。其引《甘誓》为《禹誓》，文亦增多（见《明鬼》下篇），明其在传中。孟子对汤放桀、武王伐纣之问，即曰“于传有之”。皆《书传》也。娄敬引《太誓》，犹有伏生所不著者。敬犹习《书传》，得征其故。要之，《书传》素多族类，自孔子时已有数种，孔安国所以无记录者，以其故传具在，遭巫蛊未施行。非独《逸书》二十四篇亡佚，虽《书传》亦朽没。伏生既异师，马郑亦不见礼堂旧传，虽愈伏生，故训则矣，言故事乃人人异端。世人徒守学官条教，作传者必欲废故事（如以左氏为不传《春秋》者，不知传固有载故事者也）。此一蔽也。或以专说故事，不烦起例，此二蔽也（如直书其事善恶自见之说）。

《易》之十翼，为传尚矣。《文言》《彖》《象》《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之伦，体各有异。是故有通论，有驸经，有序录，有略例，《周易》则然。序录与列传又往往相出入。淮南为《离骚传》，其实序也。太史依之，以传屈原。刘向为《别录》，世或称以别传。其班次群籍，作者或见太史公书，则曰有列传，明己不烦为录也。通论之书，《礼记》则备。略例之书，《左氏》则备。驸经之书，则当句为释者。古之为传，异于章句。章句不离经而空发，传则有异。左氏事多离经，公羊、穀梁二传，亦空记“孔子生”。夫章句始西京，以传比厕经下，萌芽于郑王二师。自是为法，便于习读，非古之成则。世人以是疑周人旧传。此一蔽也。

《管子》诸解，盖晚周人为之，稍有记录。韩非为《解老》，其义闳远。凡顺说前人书者，皆解之类。汉世说经，务以典礼断事，视空谈诚有间。拘文者或曰，卒哭舍故而讳新，父不名子。孔子曰：“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其实未死也。循是以推，门人既厚葬颜回，孔子犹言“回也视予犹父”，则是颜回死复苏也。鲁定公名宋，孔子对哀公言“长居宋”，则是定公不薨也。其蔽一矣。或以经记散言，谓之典常，征天子驾六者，傅之时乘六龙。循是以推，“载鬼一车”，则可以傅既葬反虞之礼。军行载社及迁庙主，亦自《易》著之也。其蔽二矣。或以古今名号不同而疑《尔雅》。太史公曰“张骞穷河原”，恶睹所谓昆仑乎？循是以推，异国人闻有汉，亦将曰恶睹所谓虞夏商周也。其蔽三矣。

察汉世所为蔽者，今或无有。所起新例，式古训，合句度，多腾掉汉师上。亦往往有不周。发词例者，谓俪语则词性同，其可以去诘诎不调者矣。汰甚则以高文典册，下拟唐宋文牒之流。案《书·吕刑》曰：“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墨子》说之曰：“能择人而敬刑，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可及也。”（《尚贤》下篇。三非字皆作不。何择非人，又作何择否人。以否为不，今误为言字。）此岂词例之常耶？尝试议乎其将。《曲礼》曰：“坐如尸，立如齐。”一言实，一言业，性不得均。《素问》曰：“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上古天真论》）三语皆一往如律。独能言登天，均调有异。斯固言之变也。言虽同，事有不得比者。《鹖冠子》曰：“天道先贵覆者，地道先贵载者，人道先贵事者，酒保先贵食者。”（《天则篇》）是言酒保，宁与三才之道等夷乎？《庄子》曰：“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斫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货恶用商？”三语皆质，斫云胶云，则取譬以相成。是皆词例所不能均。滞于言者，睹《小雅》言“维矣”，必耦之曰：螽维鱼矣。滞于事者，睹《秦风》言“有条”、“有梅”，必耦之曰有杞有棠。此一蔽也。

明虚数者，若九天九死之辈，知其文饰无实事（此汪中《释三九》之说。汪氏亦本于《论衡》。《论衡·儒增篇》云：孔子至不能十国，言七十国增之也；孟尝：信陵、平原、春申好士，不过各千馀人，言其三千，增之也），亦信善矣。汰甚则以百姓万国亦虚数。《楚语》曰：“百姓千品万官亿𧮪。”《内传》曰：“执玉帛者万国。”今存者无数十，皆指尺名数以相推校，宜何说焉？盖成数者，与虚数异方。较略之名，倜说大齐，是成数也。假设之言，不可参验，是虚数也。汉世先师不知有成数，谓不可增减一介（如说万国者，必分画万区。说冠者童子之数，以五六相乘六七相乘为七十二人。是其类）。今揉其枉，谓成数亦冯虚命之。此二蔽也。

不增字解经者，以旧文皆自口出，增之则本语失其律度，其法不可坏矣。独《诗》以四字成文，辞或割意，不可直以文曲相明。“抑若扬兮”，传者必曰美色广扬。“式微式微”，训者必曰微乎微。非无增字，意则因以条达，过省则文害辞。此三蔽也。

用直训者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其术亦至察矣。直以自解则善，汰甚则欲改易秦汉旧传。旧传存者，莫美于《毛诗》。毛公为训，有曲而中，有肆而隐，不专以径易为故。古者实句德句业句（实句即今所谓名词，德句即今所谓形容词，业句即今所谓动词），或展转貤易，动变无方。古诗辞气，亦有少异于今言者。失此三事，不足明毛公微意。《小雅》“锡尔纯嘏”，传曰：“嘏，大也。”嘏为尸授主人以福，世所悉知。《大雅》“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传曰：“京，大也。”京为京师，亦世所悉知。今以大为训者，推其得名之本。《商颂》“受小球大球”，传曰：“球，玉；共，法也。”今人以《广雅》拱救训法改传。问拱救何故为法？则不能悉。夫球者玉磬，共者句股之通借字（共与句股，东侯对转）。磬折句股，皆工匠制器法式。律度量衡，秉之人君，受之者，合瑞而观其同也。毛公以球直训法，令学者暗昧。推其本于玉磬，然后为法明矣。《鲁颂》“三寿作朋”，传曰：“寿，考也。”笺以三寿为三卿。寿不训卿，而古以三卿为三寿，故推其本于考。寿、考、老，一实也。以音相变，天子三公曰老，诸侯三卿曰老，大夫家臣曰室老。老者冢臣之号。以寿为考，然后为卿明矣。此所谓曲而中、肆而隐。《小雅》“其祁孔有”，传曰：“祁，大也。”笺以祁为麎。“有壬有林”，传曰：“壬，大；林，君。”笺以壬为任，指卿大夫。世多右笺。按大与大者无异。《诗》言“小大稽首”，“无小无大”，“从公于迈”。皆谓小者大者。然则大“孔有”者，谓其大者孔有也。君亦训大，大者亦为君。然则“有壬有林”，即参言有君，无所致惑。《商颂》“幅陨既长”，传曰：“幅，广也；陨，均也。”今人或改为福云既长，自以为调达。按幅陨犹言广员。《西山经》“广员百里”，《越语》“广运百里”。均者，《说文》云：平遍也。平遍则广，举其实曰幅陨，举其德曰广员广均。此皆名义相扶，所谓展转貤易，动变无方者也。《小雅》“鄂不靴靴”，传曰：“鄂犹鄂鄂然。”言外发也。笺以“承华曰鄂”为说。世多右笺。按《高唐赋》曰：“肃何千千。”此与“鄂不靴靴”同辞。古诗《鸡鸣高树颠》曰：“颎颎何煌煌。”此与“鄂鄂不靴靴”同辞。何纷更之为也？《大雅》“履帝武敏”，传曰：“敏，疾也，将事齐敏。”《释训》曰：“敏，拇也。”世多右《释训》。按《聘礼》记曰：“宾入门皇。”《论语》曰：“入公门，鞠躬如也。”借曰入公门皇，即与履帝武疾同辞。记传散语犹可，况歌咏曲折之文邪？此所谓古诗辞气少异于今。不达《诗传》之体，视以晚世兼义释文之流，奋笔以改旧贯。此四蔽也。

不避重语者，曰传有惑蛊君、覆露子，两言则同义。其说诚审。汰甚乃以微言为家人语，或且噂遝。《老子》曰：“谷神不死。”旧以中央空谷拟无有，近是。今说者曰：谷宜为谷，谷者，生也。生神不死，何其赘也？《庄子》曰：“天之穿之，日夜无降，人则顾塞其窦。”（《外物篇》）降者以类通假为函（如函谷亦作降谷，是其例）。函者，孔也（《食货志》曰：钱圆函方）。此言天穿不可得其朕，人则反自塞之。今说者曰：降宜为癃，癃者闭也。穿则不闭，宜无待郑重言。然则务为平易，而更违其微旨。此五蔽也。

屏是诸蔽，则可以扬姬孔末命，理董前修之业矣。

若夫援谶纬以明经制，随亿必以改雅训，单文节适，肤受以求通，辞诎则挟素王，事缪则营三统。此不足与四者数。杨子曰：“灵场之威。宜夜矣乎？”言正昼则鬼物不能神也。

△明解故下

六经皆史之方，治之则明其行事，识其时制，通其故言。是以贵古文。古文者，依准明文，不依准家法。成周之制，言应《周官经》者是，不应《周官经》者非。覃及穆王以下，六典浸移，或与旧制驳（周礼犹今会典，时有增改。穆王以后，制异《周官经》者多矣，然其为周礼一也），言应左氏内外传者是，不应左氏内外传者非，不悉依汉世师说也。何以言之？传记有古今文。今文流别有数家（如《春秋》二家，《诗》三家，《书》三家，《礼》三家，《易》七家。汉博士亦未备），一家之中，又自为参错（如公羊家分胡毋生、董仲舒二师。董氏之徒，又分严、颜。何休依胡毋生条例则不取严颜。严与颜亦相攻。张玄为颜氏博士，诸生以其兼说严氏攻之，光武令还署，是其事也）。古文准是（如刘、杜、郑、贾、马、郑，各有异说）。又古文师出今文后者，既染俗说，弗能弃捐，或身自傅会之，违其本真（如贾逵谓左氏同公羊者什有七八之类）。今文传记师说，或反与《周官》《左氏》应，古文师说顾异。略此三事，则足以明去就之涂矣。

言六宗者，刘歆以为《易》卦六子，于典籍无所征。伏生则曰：万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载，非春不生，非夏不长，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谓也。欧阳、夏侯，则伏生今文之徒。其言六宗，即云上不谓天，下不谓地，傍不谓四方，在六者之间，助阴阳变化。乃自与伏生异。马融治古文，六宗则舍刘歆从伏生（见《续汉书·祭祀志》注引）。盖尝验以大宗伯所掌，以玉作六器：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六宗之祀，逮《月令》尚有天宗，知自虞至周不替。以周明虞，故马融取伏生也。

禘者，大祭也。《春秋外传》数以禘郊并举，则圜丘为禘，故字从帝。宗庙之祭，《周官》未有言禘祫者。《大宗伯》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后郑以为禘祫，先师无其文（按今人考定肆献祼馈食为庙祭通制，非谓禘祫。此说得之）。《司尊彝》凡四时之间祀追享朝享。先郑以为禘祫，后郑又不从。《春秋》文二年：大事于大庙，跻僖公。《公羊传》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昭二年：有事于武宫。《左氏传》曰：禘于武公。学者相习，以大事为祫、有事为禘久矣。然按文二年大事，《鲁语》说之曰：夏父弗忌为宗，烝，将跻僖公。宗有司曰：商周之烝也，未尝跻汤与文、武。是则大事为烝。《司勋》曰：凡有功者祭于大烝。大烝故谓之大事，亦谓之尝禘。《祭统》曰：大尝禘，升歌清庙下管象，是也。《左氏传》亦曰：烝尝禘于庙。烝尝本时享，始杀而尝，闭蛰而烝，事之制也。会有合祭，则烝尝不拘秋冬。《春秋》书烝尝为时享，书大事为大烝大尝。禘其通名，传言鲁有禘乐是也。

刘歆、贾逵以为禘祫一祭二名，礼无差降。然则大烝大尝为别名，大事为共名，禘为通号，祫举其事。《毛诗传》曰：诸侯夏禘则不礿，秋祫则不尝。禘祫者，互文相避。诸云五年而再殷祭，三岁一祫，五岁一禘者，今文谶记之言，非《周官》《左氏》所有。刘歆言大禘则终王，是也；又说三年一禘，滞于今文为之异说也。《春秋》独文二年书大事。襄十六年传：晋悼公卒逾岁，晋人曰，寡君未禘祀。明烝尝禘专在丧终，有事于武宫。吉禘于庄公，徒祭一庙，非合享之班。推此有事于大庙、禘于大庙、用致夫人，亦不得与大事比。按《春秋》书时享，有烝尝无祠礿，此则鲁从殷礼，夏祭称禘，凡非烝尝者并得此名。（闵二年五月吉禘于庄公。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五月夏三月，二月夏十二月也。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庙。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庙。七月夏五月，他月皆不当烝尝之月。宣八年六月正当殷之禘月，故皆言大事言禘。禘于大庙、得致夫人者，五庙皆禘，则致夫人于庄公庙也。言太庙者，举尊，明非如吉禘庄公不及他庙也。昭二十年传，将禘于襄公，万者二人。此亦特禘一庙，然不知其在何月。定八年从祀先公，传曰：冬十月，顺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上言顺祀先公，即举大事之礼，通言所谓禘者也；下言禘于僖公，此为特禘一庙，与顺祀为二事。推此可知有事之与大事，必不得同为殷祭。然大事本在丧终，而此举于八年者，阳虎所为，本非常典。）二有事二禘皆时享也。禘祫之言，讻讻争论，既二千年。若以禘祫同为殷祭，祫名大事，禘名有事，是为禘小于祫，何大祭之云？故知周之庙祭，有大尝大烝，有秋尝冬烝。禘祫者，大尝大烝之异语；大事者，大尝大烝之约言。有事吉禘者，夏殷时享承用于鲁之殊号（鲁祭周公用白牡，本殷色，则春夏祭用殷名亦宜）。知此则不为今文谶记惑也。

庙主之说。《左氏传》：卫孔悝反祏于西圃。《说文》曰：“祏，宗庙主也。”《公羊传》亦曰：大夫闻君之丧，摄主而往。是古今文皆谓大夫有主。《公羊》师说则曰：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无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结茅为菆。彼见《少牢》《特牲》二礼不明言主，故立说傅之。即如是，二礼宁有束帛结茅之文？以此疑主，而反自贼。《左氏》内外传言天子诸侯庙有屏摄。郑众曰：摄，摄束茅以为屏蔽。是束茅为王侯制，又非士礼。《公羊》师说自违其传。传本今文，乃反与古文相应也。

纳妃之礼。《左氏》说天子至尊无敌，故无亲迎之礼，诸侯有故若疾病，则使上大夫迎，上卿临之。《公羊》说自天子至庶人皆亲迎。案《春秋》襄十五年：刘夏逆王后于齐。《左氏传》曰：官师从单靖公逆王后于齐，卿不行，非礼也。单靖公者卿，刘夏者官师。官师从卿逆非礼，明当遣卿往迎，三公临之。《左氏》师说与传应。《公羊传》曰：刘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解诂》曰：礼迎王后，当使三公，故贬去大夫，明非礼。何休说与《公羊》师说不相应。郑氏据文王亲迎于渭，《礼记》言亲迎继先圣后，为天地宗庙社稷主，证天子有亲迎礼。又曰：天子虽尊，其于后犹夫妇，夫妇判合，礼同一体，所谓无敌，岂施此哉？文王本在世子位，《礼记》孔子之言，自论鲁国，皆非其证。若以夫妇敌体为词者，孙卿固云：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君子篇》）。孙卿者，亦《左氏》后师，足以塞郑氏之难。然何休本治《公羊》，今其言合《左氏》，不与《公羊》先师之说相容。斯郑氏所不达也。

嫔御之数。《天官·序官》有九嫔。世妇女御不言数。《周语》曰：内官不过九御，外官不过九品。《鲁语》曰：天子日入监九御使絜奉粢盛而后即安。《王度记》曰：天子一娶九女（《白虎通义·嫁娶篇》引）。《公羊》家贡禹亦云：宫女不过九人，秣马不过八匹。此今文师说与古文应者也。《昏义》曰：天子立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此今文家自相错。《周礼》本古文，而后郑反引《昏义》为证，犹不如淳于髡、贡禹之合也。

封域之数。《大司徒》言诸公五百里，诸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诸子二百里，诸男百里。《王制》本《孟子》说，言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然《左氏》亦言天子之地一圻，诸侯一同。诸侯者斥晋，则是侯方百里也。要以周初封制，自异夏殷，而夏殷旧封亦不改。其葭莩支属无功于王室，虽受地为列侯，犹从夏殷。功最多者，鲁七百里，卫兼殷畿千里，三分其号，又过上公之等。此皆斟酌损益之制，非正法也。《左氏》记子产语，本以斥晋。唐叔非鲁、卫之侪，素封小国，其后曲沃武公，亦以一军为晋侯，则如小国百里制。《王制》以为正法，则谬也。

君臣之等。《左氏》记晋侯召王，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又记天王出居于郑，曰：天子无出。故师说以为诸侯天子藩卫纯臣。《公羊》师说诸侯不纯臣。郑氏以称宾敌主人驳《左氏》。然孙卿固曰：天子四海之内无客礼，告无适也（适即敌字），《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子篇》）夫内入诸侯亦称宾，外出而天子犹无所敌，以是见纯臣之义。传曰：宋于周为客。纯客者独有杞、宋，诸侯则暂。凡称宾者，乡大夫尚宾兴其民，当其饮射则为宾。就如郑言，六乡之民于乡大夫亦不为纯民邪？且夫天子无出，《春秋》三家所同。宰周公会诸侯，何休以为职大尊重，当与天子参听万机，而下为诸侯所会，恶不胜任？天子嫁女于诸侯。《公羊》亦云必使同姓诸侯主之。夫婚姻之礼，甥舅之好，犹不相为宾主；北面之宰，南面之侯，犹不相从会盟。此皆与《左氏》应，而《公羊》师说者，非其本也。

若夫法制变更，穆王以下，渐与成周异矣。周之刑二千五百。《吕刑》用夏则三千，其法盖轻于成周。《春秋》书晋杀三郤二赵，各从其主，不以灭家书其氏，则是秋官屋诛之法已废也。《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夷王下堂，则觐礼遂绝。传言王觐者，徒空名。晋侯朝王出入三觐者，亦犹通语。是故《春秋》僖二十八年，冬夏皆书公朝于王所。夏五月者，为夏正三月，本朝时。冬为夏正之秋，不言觐，明是时已无觐也。《典命》卿与大夫异爵。东周以降，卿大夫虽殊号，既为一科。其本为大夫者，或通言佐。《左氏传》曰，惟卿为大夫，又曰晋有赵孟以为大夫，有伯瑕以为佐。《春秋》是以书杀其大夫，未有书杀其卿者也。《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大宗伯》：五命赐则，七命赐国。亦有异。东周制度浸变。故《左氏传》曰：在礼卿不会公侯，会伯子男可也。又曰：郑伯男也。则七命之侯上拟公，七命之伯下侪于男。《公羊传》亦曰：春秋伯子男一也。此犹有所闻于旧史。董仲舒、何休之伦，横言《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为一；文家爵五等、法五行，质家爵三等、法三光，何其鄙也！《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氏小国之君。东周犹有孤。晋侯请于王，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大傅（黻冕即周官之希冕），是也。虽然，卿亦上隆。故《左氏传》载鲁叔孙婼之言曰：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固周制也（按传，叔孙婼但受三命，未四命也）。《职方氏》《大行人》皆说九州之内方七千里。东周四夷交侵，地稍迫削。《管子》言立为六千里之侯，则大人从（《幼官篇》）。谓齐桓为侯伯，而所制者六千里，明蛮服已弃在九州外。是故荆扬边裔吴楚诸国，初见《春秋》，则从夷狄书之也。《天官》《春官》所载，妇人本与宾客事，自阳侯杀蓼侯窃其夫人，故大飨废夫人之礼。自是以后，君母出门则乘辎軿，下堂则从傅姆，进退则鸣玉佩，内饰则结绸缪（《汉书·张敞传》语。此《左氏》师说）。故《春秋》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左氏》从会羔书奸之例，《穀梁》且言飨甚于会。又公与夫人姜氏如齐，《左氏》亦言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

有参会旧令新令者。《大行人》：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春秋》文十一年曹伯来朝，《左氏传》曰：即位而来见也。襄元年传：邾子来朝，礼也；卫子叔晋智武子来聘，礼也；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昭九年传曰：孟僖子如齐殷聘，礼也。此即如《大行人》制。又曰：明王之制，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自古未之或失。此则十二年之间，八聘、四朝、再会、一盟，穆王以后则然。文襄之霸，又定朝牧伯法。传言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故曹伯首尾五年朝鲁，传曰：礼也。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穆王虽近，于春秋为古。文襄之命而言古制，犹曰故事云尔。

有制似邻类、其实异者。《左氏传》曰：官有世功，则有官族。《周官》以氏命职者众矣，庶官得世，而执政不得世。《左氏》述晏子之言，知齐其为田氏；叔向言晋事，则曰政在家门。而《春秋》书赵鞅叛，史墨论鲁君失国，季氏世政，则曰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此明执政不得世授。后师吴起对元年之问曰：执民柄者，不在一族（见《说苑·建本篇》）。后师张敞说之曰：公子季友有功于鲁，赵衰有功于晋，大夫田完有功于齐，皆畴其庸，延及子孙。终后田氏篡齐，赵氏分晋，季氏颛鲁，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讥世卿最甚，由此也。然叔向复悲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草隶，明庶官得世授。故《异义》引《左氏》师说，卿大夫得世禄，不得世位，父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有贤才则复升父位。由此也。

此皆依据明文，不纯以师说为正。褒贬之事，或有新意，犹在其外。《左氏》有五十凡例，传所旃表以诒后昆。汉师犹依违二家，横为穿凿，斯所以待杜预之正也（杜所述典礼训诂，多不逮汉师，其简二传去异端，则识在汉师上）。

若乃行事之详，不以传闻变；故训之异，不以一师成；忽其事状，是口说而非传记；则虽鼓箧之儒，载笔之史，犹冥冥也。违其本志，则守达诂而不知变。高子以《小弁》为小人之诗，孟仲子以不已为不似，先师之训，可悉从耶？要之糅杂古今文者，不悟明文与师说异；拘牵汉学者，不知魏晋诸师，犹有刊剟异言之绩。故曰“知德者鲜”，岂虚语哉？世有君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

△论式

编竹以为简，有行列䚡理，故曰仑。仑者，思也。《大雅》曰：于论鼓锺。论官有司士之格，论囚有理官之法，莫不比方。其在文辞，《论语》而下，庄周有《齐物》（《齐物论》旧读皆谓“齐物之论”，物兼万物物色事物三义。王介甫始谓“齐彼物论”，盖欲以七篇题号相对。不可与道古），公孙龙有《坚白》《白马》，孙卿有《礼》《乐》，吕氏有《开春》以下六篇。前世著论在诸子，未有率尔持辩者也。九流之言，拟仪以成变化者，皆论之侪。《别录》署《礼记》，亦有通论，不专以显名为质。其辞精微简练，本之名家，与纵横异轨。由汉以降，贾谊有《过秦》，在儒家。东方朔设《非有先生》之论。朔书二十篇，则于杂家着录。及王褒为《四子》《讲德》，始别为辞人矣。

晚周之论，内发膏肓，外见文采，其语不可增损。汉世之论，自贾谊已繁穰，其次渐与辞赋同流。千言之论，略其意不过百名。杨子为《法言》，稍有裁制，以规《论语》，然儒术已勿能拟孟子、孙卿，而复忿疾名法。或问：公孙龙诡辞数万以为法，法与？曰：断木为棋，捖革为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君子之道者，君子不法也。（《吾子篇》）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必刑名？围棋击剑，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奸道。（《问道篇》）今以杨子所云云者，上拟龙、非，则跛鳖之与骐骥也。

汉世独有《石渠议奏》，文质相称，语无旁溢，犹可为论宗。后汉诸子渐兴，讫魏初几百种。然其深达理要者，辨事不过《论衡》，议政不过《昌言》，方人不过《人物志》，此三家差可以攀晚周。其馀虽娴雅，悉腐谈也。自《新语》《法言》《申鉴》《中论》，为辞不同，皆以庸言为故，岂夫可与酬酢、可与右神者乎？

当魏之末世，晋之盛德，锺会、袁准、傅玄，皆有家言，时时见他书援引，视荀悦、徐干则胜，此其故何也？老庄形名之学，逮魏复作，故其言不牵章句，单篇持论，亦优汉世。然则王弼《易例》，鲁胜《墨序》，裴《祟有》，性与天道，布在文章，贾、董卑卑，于是谢不敏焉。经术已不行于王路，丧祭尚在，冠昏朝觐，犹弗能替旧常，故议礼之文亦独至。陈寿、贺循、孙毓、范宣、范汪、蔡谟、徐野人、雷次宗者，盖二戴、闻人所不能上。施于政事，张裴晋律之序，裴秀地域之图，其辞往往陵轹二汉。由其法守，朝信道矣，工信度矣，及齐梁犹有继迹者，而严整差弗逮。

夫持论之难，不在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独持理议礼为剧。出入风议，臧否人群，文士所优为也。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自唐以降，缀文者在彼不在此。观其流势，洋洋纚纚，即实不过数语。又其持论不本名家，外方陷敌，内则亦以自偾。惟刘秩、沈既济、杜佑差无盈辞，持理者独刘、柳论天为胜，其馀并广居自恣之言也。宋又愈不及唐，济以哗讠贵。近世或欲上法六代。然上不窥六代学术之本，惟欲厉其末流。江统《徙戎》，陆机《辨亡》，干宝《晋纪》，以为骏极不可上矣。自馀能事，尽于送往事居，不失倨侮。以甄名理，则僻违而无类；以议典宪，则支离而不驯。

馀以为持诵《文选》，不如取《三国志》《晋书》《宋书》《弘明集》《通典》观之，纵不能上窥九流，犹胜于滑泽者。尝与人书，道其利病，曰：

文生于名，名生于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谓之知文。小学既废，则单篇摦落。玄言日微，故俪语华靡。不竱其本，以之肇末，人自以为杨、刘，家相誉以潘、陆，何品藻之容易乎？

仆以下姿，智小谋大，谓文学之业，穷于天监。简文变古，志在桑中。徐、庾承其流化，平典之风，于兹沫矣。燕、许有作，方欲上攀秦汉。逮及韩、吕、柳、权、独孤、皇甫诸家，劣能自振，议事确质，不能如两京；辩智宣朗，不能如魏晋。晚唐变以谲诡，两宋济以浮夸，斯皆不足卲也。将取千年朽蠹之馀，反之正则。虽容甫、申耆，犹曰采浮华、弃忠信尔。皋文、涤生，尚有谖言，虑非修辞立诚之道。

夫忽略名实，则不足以说典礼；浮辞未剪，则不足以穷远致。言能经国，诎于笾豆有司之守；德音孔胶，不达形骸智虑之表。故篇章无计簿之用，文辩非穷理之器。彼二短者，仆自以为绝焉，所以块居独处，不欲奇群彦之数者也。如向者一二耆秀，皆浮华交会之材，哗世取宠之士，嘘枯吹生之文，非所谓文质彬彬者也。故曰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以上与人书）

或言今世慕古人文辞者，多论其世，唐宋不如六代，六代不如秦汉。今谓持论以魏晋为法，上遗秦汉，敢问所安？

曰：夫言亦各有所当矣。秦世先有韩非、黄公之伦，持论信善。及始皇并六国，其道已隘。自尔及汉，记事韵文，后世莫与比隆，然非所及于持论也。

汉初儒者，与纵横相依，逆取则饰游谈，顺守则主常论。游谈恣肆而无法程，常论宽缓而无攻守。道家独主清静，求如韩非《解老》，已不可得；《淮南鸿烈》，又杂神仙辞赋之言。其后经师渐与阴阳家并，而论议益多牵制矣。汉论著者，莫如《盐铁》。然观其驳议，御史大夫丞相史言此，而文学贤良言彼，不相剀切。有时牵引小事，攻劫无已，则论已离其宗。或有却击如骂，侮弄如嘲，故发言终日，而不得其所凝止。其文虽博丽哉，以持论则不中矣！董仲舒《深察名号》篇。略本孙卿，为己条秩，然多傅以疑似之言（如言王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黄科往科；君有五科，元科原科权科温科群科。虽以声训，傅会过当）。惜乎刘歆《七略》，其六录于《汉志》，而《辑略》俄空焉！不然，歆之谨审权量，斯有伦有脊者也。今汉籍见存者，独有王充，不循俗迹。恨其文体散杂，非可讽诵。其次独有《昌言》而已。

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

然今世能者，多言规摹晋宋。惟汪中说《周官》《明堂》诸篇，类似礼家。阮元已不相逮，至于甄辨性道，极论空有，概乎其未有闻焉。典礼之学，近世有馀。名理之言，近世最短。以其短者施之论辩，徒为缴绕，无所取材。谦让不宣，固其慎也。长者亦不能自发舒。若凌廷堪《礼经释例》，可谓条理始终者，及为俪辞，文体卑近，无以自宣其学。斯岂非崇信文集、异视史书之过哉！

然今法六代者，下视唐宋。慕唐宋者亦以六代为靡。夫李翱、韩愈，局促儒言之间，未能自遂。权德舆、吕温及宋司马光辈，略能推论成败而已。欧阳修、曾巩，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斯持论最短者也。若乃苏轼父子，则佞人之戋戋者。凡立论欲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纵横。儒言不胜，而取给于气矜，游怒特，蹂稼践蔬，卒之数篇之中，自为错忤，古之人无有也。法晋、宋者，知其病征，宜思有以相过，而专务温藉，词无芒刺。甲者讥乙，则曰郑声；乙者讥甲，又云常语。持论既莫之胜，何怪人之多言乎？

夫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然则依放典礼辩其然非，非涉猎书记所能也。循实责虚，本隐之显，非徒窜句游心于有无同异之间也。（如王守仁与罗钦顺书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正心者，正其物之心。诚意者，诚其物之意。致知者，致其物之知。此种但是辞句缴绕，文义实不可通。后生有效此者，则终身为绝物矣。）效唐宋之持论者，利其齿牙。效汉之持论者，多其记诵。斯已给矣！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

文章之部，行于当官者，其源各有所受。奏疏议驳近论，诏册表檄弹文近诗。近论故无取纷纶之辞，近诗故好为扬厉之语。

汉世作奏，莫善乎赵充国，探筹而数，辞无枝叶。晋世杜预议考课，刘毅议罢九品中正，范宁议土断，孔琳之议钱币，皆可谓综核事情矣。然王充于汉独称谷永。谷永之奏，犹似质不及文，而独为后世宗，终之不离平彻者近是。《典论》云：奏议宜雅，书论宜理。亦得其辜较云。

若夫诏书之作，自文、景犹近质。武帝以后，时称《诗》《书》，润色鸿业，始为诗之流矣。武帝册三王，上拟《尚书》至潘勖册魏公，为枚颐《尚书》本。晋以下代用其律，比于《嵩高》《韩奕》，徒无韵耳。汉世表以陈情，与奏议异用，若《荐祢衡》《求自试》诸篇，文皆琛丽，炜晔可观。盖秦汉间上书，如李斯《谏逐客》、邹阳《狱中上梁孝王》已然。其后别名为表，至今尚辞，无取陈数，亦无韵之风也。弹文始不可见。任昉、沈约，诋人罪状，言在法外。盖自宋世荀伯子，善为弹文，丑词巧诋，辱及祖祢，今虽不著，明其为任、沈法。《诗》之恶恶，莫如《巷伯》，然犹戮及其身。今指斥及于腐骨，其疾恶甚于诗人矣。《文选》不录奏疏议驳，徒有书表弹文之流，为其文之著也。檄之萌芽，在张仪檄楚相，徒述口语，不见缘饰。及陈琳、锺会以下，专为恣肆。颜竣檄元凶劭，其父延之览书而知作者，亦无韵之赋也。

大氐近论者取于名，近诗者取于纵横，其当官奋笔一也，而风流所自有殊。览文者观于《文选》之有无，足以知其好尚异也。△辨诗

春官瞽朦，掌九德六诗之歌。然则诗非独六义也，犹有九歌。其隆也，官箴占繇皆为诗。故《诗序》，《庭燎》称箴，《沔水》称规，《鹤鸣》称诲，《祈父》称刺。明《诗》外无官箴。《辛甲》诸篇，悉在古诗三千之数矣。《诗赋略》录《隐书》十八篇，则东方、管辂射覆之辞所出。又《成相》杂辞者，徒役送杵，其句度长短不齐，亦悉入录。扬榷道之，有韵者皆为诗，其容至博。其杀也，孔子删《诗》，求合于《韶》《武》，赋比兴不可歌，因以被简。（其详在《六诗说》。）屈原、孙卿诸家，为赋多名。孙卿以《赋》《成相》分二篇，题号已别，然《赋》篇复有《佹诗》一章，诗与赋未离也。汉惠帝命夏侯宽为乐府令。及武帝采诗夜诵，其辞大备。《七略》序赋为四家，其歌诗与之别。汉世所谓歌诗者，有声音曲折可以弦歌（如《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是也）。故《三侯》《天马》诸篇，太史公悉称诗。盖乐府外无称歌诗者。自韦孟在邹至《古诗十九首》以下，不知其为歌诗耶，将与赋合流同号也？要之《七略》分诗赋者，本孔子删《诗》意，不歌而诵故谓之赋，叶于箫管故谓之诗。其他有韵诸文，汉世未具，亦容附于赋录。古者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盖有韵之文多矣。有古为小名而今为大，有古为大名而今为小者。

《周语》曰：公卿至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朦诵。瞽师瞍朦皆掌声诗，即诗与箴一实也。故自《虞箴》既显，杨雄、崔、胡广为官箴，气体文旨，皆弗能与《虞箴》异。盖箴规诲，刺者其义，诗为之名。后世特以箴为一种，与诗抗衡。此以小为大也。

赋者，六义之一家。《毛诗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登高孰谓？谓坛堂之上揖让之时。赋者孰谓？谓微言相感，歌诗必类。是故《九能》有赋无诗，明其互见。汉世赋为四种，而诗不过一家。此又以小为大也。

铭者自名，器有题署。若士卒扬徽，死者题旌，下及楬木以记化居，落马以示毛物，悉铭之属。今世专以金石韵文为铭，此以大为小也。

九歌者，与六诗同列。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此则山川之颂、江海之赋，皆宜在九歌。后世既以题名为异，《九歌》独在屈赋，为之陪属。此又以大为小也。

且文章流别，今世或繁于古，亦有古所恒睹，今隐没其名者。夫宫室新成则有《发》见《檀弓》），丧纪祖载则有《遣》《既夕礼》有读《遣》之文），告祀鬼神则有《造》见《春官·太祝》），原本山川则有《说》（见《毛诗传》）。斯皆古之德音，后生莫有继作，其题号亦因不著。《文章缘起》所列八十五种，至于今日，亦有废弛不举者。夫随事为名，则巧历或不能数，会其有极，则百名而一致者多矣！谓后世为序录者，当从《诗赋略》改题《乐语》，凡有韵者悉著其中，庶几人识原流，名无棼乱者也。

论辩之辞，综持名理，久而愈出，不专以情文贵，后生或有陵轹古人者矣。韵语代益陵迟，今遂涂地。由其发扬意气，故感概之士擅焉。聪明思慧，去之则弥远。记称诗之失愚，以为不愚固不能诗。夫致命遂志，与金鼓之节相依。是故史传所记，文辞陵厉，精爽不沫者，若荆轲、项羽、李陵、魏武、刘琨之伦，非奇材剑客，则命世之将帅也。由商周以讫六代，其民自贵，感物以形于声，馀怒未渫，虽文儒弱妇，皆能自致。至于哀窈窕思贤材，言辞温厚，而蹈厉之气存焉。

及武节既衰，驰骋者至于绝膑，犹弗能企。故中国废兴之际，枢于中唐。诗赋亦由是不竞。五季以降，虽四言之铭，且拱手谢不敏，岂独采诗可以观政云尔！太史公曰：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螯加，情性之理也。故六律为万事根本，其于兵械尤重。自中唐以降者，死声多矣，长子帅师、弟子舆尸相继也。

今人或欲为国歌，竟弗能就。抗而不队，则暴慢之气从之矣！尨而无守，则鄙倍之辞就之矣。（如日本人所作国歌，千代千代八千代等语，行于岛国可也。此类辞气，施诸中夏，则妇孺笑之耳！）馀以为古者礼乐未兴，则因袭前代。汉《郊祀歌》有日出入一章，其声熙熙，悲而不伤，词若游仙，乃足以作将帅之气，虽《云门》《大卷》弗过也。以是为国歌者，贤于自作远矣！

语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此则吟咏情性，古今所同，而声律调度异焉。魏文侯听今乐则不知倦，古乐则卧。故知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

三百篇者，四言之至也，在汉独有韦孟，已稍淡泊。下逮魏晋，作者抗志欲返古初，其辞安雅，而惰弛无节者众。若束晢之《补亡诗》，视韦孟犹登天。嵇、应、潘、陆，亦以楛窳。悠悠太上，民之厥初，于皇时晋，受命既固，盖佣下无足观，非其材劣，固四言之势尽矣！

汉世《郊祀》《房中》之乐，有三言七言者，其辞闳丽詄荡，不本《雅》《颂》，而声气若与之呼召。其风独五言为善。古者学诗，有大司乐瞽宗之化。在汉则主情性。往者“大风”之歌、“拔山”之曲，高祖、项王未尝习艺文也，然其言为文儒所不能举。苏、李之徒，结发为诸吏骑士，未更讽诵，诗亦为天下宗。及陆机、鲍照、江淹之伦，拟以为式，终莫能至。由是言之，情性之用长而问学之助薄也。

风与雅、颂、赋所以异者，三义皆因缘经术，旁涉典记，故相如、子云小学之宗，以其绪馀为赋。《郊祀歌》者，《颂》之流也，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之。《安世房中歌》，作于唐山夫人，而其辞亦尔雅。独《风》有异。愤懑而不得舒，其辞从之，无取一通之书、数言之训。及其流风所扇，极乎王粲、曹植、阮籍、左思、刘琨、郭璞诸家，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终之上念国政，下悲小己，与十五《国风》同流，其时未有《雅》也。谢瞻承其末流，《张子房诗》本之《王风》，哀思周道无章，浸淫及于大小《雅》矣。

世言江左遗彦，好语玄虚。孙、许诸篇，传者已寡。陶潜皇皇，欲变其奏，其风力终不逮。玄言之杀，语及田舍。田舍之隆，旁及山川云物，则谢灵运为之主。然则风雅道变而诗又几为赋。颜延之与谢灵运深浅有异，其归一也。自是至于沈约、丘迟，景物复穷。自梁简文帝初为新体，床笫之言，扬于大庭，讫陈、隋为俗。陈子昂、张九龄、李白之伦，又稍稍以建安为本。白亦下取谢氏，然终弗能远至。是时五言之势又尽。杜甫以下，辟旋以入七言。

七言在周世，《大招》为其萌芽。汉则《柏梁》，刘向亦时为之，然短促未能成体。唐世张之，以为新曲。自是五言遂无可观者。然七言在陈、隋，气亦宣朗，不杂传记名物之言。唐世浸变旧贯，其势则不可久。哀思主文者，独杜甫为可与。韩愈、孟郊，则《急就章》之变也。元稹、白居易，则日者瞽师之诵也。自尔千年，七言之数以万，其可讽诵者几何？重以近体昌狂，篇句填委，凌杂史传，不本情性。盖诗者与议奏异状，无取数典之言。锺嵘所以起例，虽杜甫犹有愧。讫于宋世，小说、杂传、禅家、方技之言，莫不征引。昔孙、许高言庄氏，杂以三世之辞，犹云风骚体尽，况乎辞无友纪，弥以加厉者哉！

宋世诗势已尽，故其吟咏情性，多在燕乐。今词又失其声律，而诗尨奇愈甚。考征之士，睹一器说一事，则纪之五言，陈数首尾，比于马医歌括。及曾国藩自以为功，诵法江西诸家，矜其奇诡，天下骛逐，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交谶辞相等，江湖之士艳而称之，以为至美。盖自《商颂》以来，歌诗失纪，未有如今日者也。

物极则变。今宜取近体一切断之（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语则不足诵）。古诗断自简文以上，唐有陈、张、李、杜之徒，稍稍删取其要，足以继风雅尽正变。夫观王粲之《从军》，而后知杜甫卑<门尔>也。观潘岳之《悼亡》，而后知元稹凡俗也。观郭璞之《游仙》，而后知李贺诡诞也。观庐江府吏、雁门太守叙事诸篇，而后知白居易鄙倍也。淡而不厌者陶潜，则王维可废也。矜而不疐者谢灵运，则韩愈可绝也。要之，本情性、限辞语，则诗盛；远情性、喜杂书，则诗衰。

《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杨雄赋本拟相如。《七略》相如赋与屈原同次。班生以杨雄赋隶陆贾下，盖误也。）

然言赋者多本屈原。汉世自贾生《惜誓》，上接《楚辞》，《鵩鸟》亦方物《卜居》，而相如《大人赋》，自《远游》流变，枚乘又以《大招》《招魂》散为《七发》。其后汉武帝悼李夫人，班婕妤自悼，外及淮南、东方朔、刘向之伦，未有出屈、宋、唐、景外者也。

孙卿五赋，写物效情，《蚕》《箴》诸篇与屈原《橘颂》异状。其后《鹦鹉》《焦鹩》，时有方物。及宋世《雪》《月》《舞鹤》《赭白马》诸赋放焉。《洞箫》《长笛》《琴》《笙》之属，宜法孙卿，其辞义咸不类。徐干有《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诸篇，杂书征引，时见一端，然勿能得全赋。大氐孙卿之体微矣，陆贾不可得从迹。

虽然，纵横者，赋之本。古者诵《诗》三百，足以专对。七国之际，行人胥附，折冲于尊俎间，其说恢张谲宇，绎无穷，解散赋体，易人心志。鱼豢称鲁连、邹阳之徒，援譬引类，以解缔结，诚文辩之隽也。武帝以后，宗室削弱，藩臣无邦交之礼。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时有解散，故用之符命。即有《封禅》《典引》，用之自述，而《答客》《解嘲》兴。文辞之繁，赋之末流尔也。

杂赋有《隐书》者。传曰：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与纵横稍出入。淳于髡《谏长夜饮》一篇，纯为赋体。优孟诸家顾少耳。东方朔与郭舍人为隐，依以谲谏。世传《灵棋经》，诚伪书，然其后渐流为占繇矣。管辂、郭璞，为人占皆有韵，斯亦赋之流也。

自屈、宋以至鲍、谢，赋道既极，至于江淹、沈约，稍近凡俗。庾信之作，去古逾远。世多慕《小园》《哀江南》辈，若以上拟《登楼》《闲居》《秋兴》《芜城》之侪，其靡已甚。赋之亡盖先于诗。继隋而后，李白赋明堂，杜甫赋三大礼，诚欲为杨雄台隶，犹几弗及。世无作者，二家亦足以殿。自是赋遂泯绝。近世徒有张惠言，区区修补，《黄山》诸赋，虽未至，庶几李、杜之伦，承千年之绝业，欲以一朝复之，固难能也。

然自诗赋道分，汉世为赋者多无诗。自枚乘外，贾谊、相如、杨雄诸公，不见乐府五言，其道与故训相俪。故小学亡而赋不作。汉世乐府，《七略》录为歌诗，上自郊祀，下讫里巷趣，皆见罔罗。其外有短箫、铙歌，李延年复依西域摩诃兜勒之曲以造新声《二十八解》。魏晋之间，但歌《白纻》诸曲，犹有继者。声有曲折，故“妃呼豨”、“几令吾”之属，间杂声气。寻《晋语》载惠公改葬共世子，臭达于外，国人诵之曰：“威兮怀兮，各聚尔有以待所归兮，猗兮违兮，心之哀兮。”威怀猗违，皆曲折咏叹之词，旧读以为有实义者，非也。乐府可歌，故其辞若自口出。后人虽欲摹拟，既失其音，皮之不存，毛将焉傅矣！然古人即辞题署，而后人虚拟其名，何世蔑有？《破斧》《候人》《燕燕》《于飞》诸篇，皆虞夏旧曲也（见《吕氏春秋·音初篇》）。周之诗人，因其言以成己意。且周世里巷歌谣，本有《折杨》《皇华》，文见《庄子》。《皇华》即《小雅》之篇，而里巷袭其语。《折杨》以后，李延年《二十八解》，复有云折杨柳者，此皆转相因袭者也。

世言乐府声律既亡，后嗣不宜复作。此则今日俗词，宁合宋人宫律，然犹绵延勿替，何哉？乐府或时无韵，是犹《周颂》诸篇，不应常节。盖其逗留曲折，非韵所持，故诗之特异也。若乃古今异音，部类离合，代有迁变，文士不达其意，喜改今韵以就方言。词之末流，有过于郑声者。而世或言乐府兴于巷陌，方国殊致，何必正音？不悟乐府虽变，其为夏音则同，未有泯乱大略者也。金元以降，多杂塞外方音。宋世所未殽乱，而皆猎其部次。夫载祀相隔，不逾七世。声韵乃远离其本，明自他族挟之以变，非自变也。孙卿云：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太师之事。夫词与南北曲者，通俗之用。乐府则已古矣。蒙古异音，夏侯宽、杜夔诸公，岂能知其节邪？

或曰：李延年已采西域之音以为武乐，隋世亦有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诸部，今之词自龟兹乐来，何见夷音不可用也？

应之曰：四夷之乐，用于朝会祭祀燕飨，自《周官》韎师、鞮鞻见其端。《小雅》曰：以雅以南。传曰：东夷之乐曰《昧》，南夷之乐曰《南》，西夷之乐曰《朱离》，北夷之乐曰《禁》，以为龠舞。朱离，《后汉书·班固传》作兜离（《白虎通义》省言兜）。周时朱音如兜。兜离则所谓摩诃兜勒者（西域即用梵语。摩诃译言大，兜勒、兜离译言声音高朗，其音本作觰萝。Ａ４８。萝字弹舌，觰萝为形容语，若作名词，即是觰勒。Ａ４８但周汉无麻部音，故书作兜勒、兜离耳。离字古本音萝。《诗传》作朱离，音亦如兜萝也）。明自张骞以上，鞮氏已用其声歌，然独王者施之，陈于门外，不及侯国。汉世变为新声，是乃因其节奏，而文字调均从中国，犹以假给边将，不及郡县。隋世龟兹乐盛行闾闬，文帝尚云无复正声，不祥之大。今之燕乐，即此胡戎歌也。其辞变夷从汉，亦与李延年同法。故自唐及北宋，词与官韵，未相出入。此则名从主人，物从中国，古之制也。今纵不能复雅乐，犹宜存其节制。词已失其律度，南北曲复曼衍，不可究论。然叶音宜以官韵为准。乐府者，最近古初，就古二十二部，稍稍为之分合，以存汉魏两晋之声。于是有知律者，为之调其弦匏笙簧而已矣！

诸四言韵语者，皆《诗》之流，而今多患解弛。箴之为体，备于杨雄诸家，其语长短不齐，陆机所谓顿挫清壮者，有常则矣。自馀四言，世多宗法李斯，间三句以为韵，其势易工。如其辞旨，宜本之情性，参之故训，稽之典礼，去其缛采，泯其华饰，无或糅杂故事以乱章句。先民有言：既雕既琢，复归于朴。此之谓也。

近世曾国藩独慕《汉书·叙传》。四言之用，自汉世已衰，《叙传》虽非其至，自《雅》《颂》以下，独有李斯、韦孟、杨雄、班固四家。复欲陵轹其上，固以难矣！韩愈稍欲理其废绝，辞已壮丽，博而不约，鲜温润之音。学之虽至，犹病傀怪，不至乃犷犷如豺狼声。讵非正以《雅》《颂》，其可为典刑耶？若夫碑版之辞，蝉嫣不绝，体以四言，末则不韵，此自汉碑已导其原，韩愈尚优为之。

然唐人多喜造辞，近人或以为戒。馀以为造辞非始唐人，自屈原以逮南朝，谁则不造辞者？古者多见子夏、李斯之篇，故其文章都雅，造之自我，皆合典言。后世字书既已乖离，而好破碎妄作，其名不经，雅俗之士，所由以造辞为戒也。若其明达雅故，善赴曲期，虽造辞则何害？不然，因缘绪言，巧作刻削，呼仲尼以“龙蹲”，斥高祖以“隆准”，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是”，此虽原本经纬，非言而有物者矣！

△正赍送

葬不欲厚，祭不欲渎。靡财于一奠者，此谓贼；竭思于祝号者，此谓诬。诸为归人纂述者，亦赍送之事也。不得其职，甚乎以璠玙敛矣！古者吊有伤辞，谥有诔，祭有颂。其馀皆祷祝之辞，非著竹帛者也。

《上曲礼》：知生者吊，知死者伤。正义曰：吊辞口致命，伤辞书之于版。《既夕礼》：知死者赗，知生者赙。书赗于方，若九若七若五，诸在版者，皆百名以下，其字有定。赗之多者，不过九行。伤辞多者，不过百字。上世作者，虽若灭若没哉，观魏武帝过桥玄墓，不忘畴昔，为辞告奠，其文约省，哀戚为已隆矣！斯盖古之令轨，为法于今者乎？

诔者，诔其行迹而为之谥。《记·曾子问》曰：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天子称天以诔之。《周官·大史》：遣之日读诔。《文章流别》传曰：诗颂箴铭之篇，皆在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诔无定制，故作者多异焉。见于典籍者，《左传》有鲁哀公为孔子诔（《文心雕龙》及《御览》五百九十六引），《列女传》述鲁展禽妻诔夫事。古者诸侯相诔，犹谓之失，况以燕昵自诔其夫，似后生所托也。《诗传》曰：丧纪能诔，可以为大夫。大夫不当有诔人事，盖称君命为之辞（《周礼》春官御史，掌赞书，后郑以为佐作诏令。按《汉书·周荣传》：尚书陈忠上疏荐荣子兴曰：尚书出纳帝命，为王喉舌，臣等既愚暗，而诸郎多文俗吏，鲜有雅材，每为诏文，宣示内外，转相求请，或以不能而专己自由，辞多鄙固。是则周汉王言亦由假手，惟汉初高祖、孝文，或亲自作诏耳。诔亦视此），讫于新氏，杨雄不在史官而诔元后；后汉大司马吴汉薨，杜笃以狱囚上诔。由是贱有诔贵者矣！

宗庙之乐，天子有颂，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自下盖谓之祠。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辞也。太祝六辞，一曰祠。旧读以为辞令，盖未谛。若夫攻说之文，对于神氾。非用之人鬼者也。凡此三族，后世稍分为十馀种，而或施诸刻石。文敝者宜返质，谓当刊剟殊名，言从其本。自伤辞出者，后有吊文。贾谊《吊屈原》，相如《吊二世》，录在赋篇。其特为文辞而迹可见于今者，若祢衡《吊张衡》，陆机《吊魏武帝》。斯皆异时致闵，不当棺柩之前，与旧礼言吊者异。惟束晢吊卫巨山、萧孟恩二首，斯得职耳。今之祭文，盖古伤辞也。丧礼奠而不祭，故《既夕礼》曰：若奠，受羊如受马，兄弟赗奠可也。所知则赗而不奠。今在殡宫而命以祭，言则不度。《文章缘起》曰：后汉车骑郎杜笃始作祭延锺文。不知其吉祭耶，抑丧奠也？神固不歆非类，虽在吉祭，于古未有异姓为主者。士礼既崩，近世或有功德在民祭于州邑，及夫往世特达之士。比干、夷、齐、鲁连、郑康成之伦，庙祀犹在，有特豚鱼菽之祭，为之祭文可也。

其旁出者有哀辞。《文章流别》传曰：崔瑗、苏顺、马融等为之，率施于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御览》五百九十六引）盖死而不吊者三：畏、厌、溺。长殇以下，与鲜死者同列，不可致吊，于是为之哀辞。礼以义起。是故马仲都以元舅、车骑将军之重，从驾溺死，明帝命班固于马上三十步为哀辞。（同上引）盖君臣慎礼，不以贵宠越也。今人以哀辞施诸寿终，斯所谓失伦者。卫巨山为楚王玮矫诏所诛，方之旧典，宜哀辞，而束晢自郡赴丧，为文以吊，亦少褒矣。其馀挽歌之流，当古虞殡，徒役相和，若舂杵者有歌焉。不在士友，有伤辞则吊文挽歌可以省。

自诔出者，后有行状。诔之为言，参其行迹而为之谥。故《文心雕龙》曰：序事如传，辞靡律调，诔之才也。此则后人行状，实当斯体。唐世行状，以上考功，固为议谥作也，然以诔无恒制，多制华辞，为方人之言。《圣贤群辅录》列二十四状，皆与序事有异。且作状者既为先贤，既与读诔议谥异用。《文章缘起》曰：汉丞相仓曹傅干始作《杨元伯行状》（旧作傅胡干，误）。盖汉末文士，事不师古，以意题别其名。其时别传又作。汉司空李郃有《家书》（见《续汉书·祭祀志》注引），荀氏亦有《家传》，斯并谱牒之细。其越代作传者，又异是，若《管辂别传》，作于弟辰，斯行状之方也。知行状为诔者，则行状可以省。今人议谥，上不因诔，下不缘行状，诔与行状皆空为之。欲辨章是非，记其伐阅者，独宜为别传。诔、行状所以议谥，谥有美恶，而诔、行状皆谀，不称其职。别传作于故旧，其佞犹多，在他人斯适矣。

自颂出者，后有画象赞，所谓形容者也。《文章缘起》曰：司马相如始为《荆轲赞》。闻之旧训，赞者佐也（《士冠礼》《士昏礼》注），助也（《天官·太宰》注）。孔子赞《易》《礼》有赞大行。班固《汉书》，赞及《食货》《郊祀》《沟洫》诸志，非独纪传。然则赞者，佐助其文，非褒美之谓也。言辞不尽，更为增广，在赋称重，在六艺诸子称赞。《荆轲赞》今不可见，而《七略》杂家有《荆轲论》五篇，司马相如所次。论有不足，辅之以赞，自佐其论，非以佐轲。诸为画象赞者，佐其图画，非佐其人。世人昧于字训，以赞为褒美之名。画象有颂，自杨雄颂赵充国始。斯则形容物类，名实相应。赞之用，不专于画象，在画象者，乃适与颂同职，其同异之故宜定。

若夫铭刻之用，要在符契。孔琳之有言：官莫大于皇帝，爵莫尊于公侯，而传国之玺，列代递用，袭封之印，奕世相传。此其最朴略者已。《周礼》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宗彝有铭。圣人之操左契，其在下士。王褒《僮约》，亦决券而书之，非以扬功德也。诸有服器，物勒工名以致其诚，非以事鬼神也。上自盘盂，下逮几杖，皆有辞以自饬，非以祝寿考也。锺鼎庸器，告于神明。周之尸臣，卫之孔悝，莫敢僭颂名，而叔世立石自颂变。秦始皇太山诸刻，犹不称碑。其后死人之里，鬼神之宅，刻碑者浸众。

碑表神道石阙，其始皆在寝庙，后貤于墓。宫庭有碑，以此识景。庙则从之，又丽牲焉。《记·檀弓》曰：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桓楹故谓之表。及其在墓，碑者所以下棺，表即无有，汉世乃增建之。石阙者，《周官》所谓象魏。梁陆倕为《石阙铭》，正在两观。然自舜墓已为石郭，故《楚语》曰：楚灵王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象九疑之冢也。神道者，《说文》云：场，祭神道也。《释宫》曰：庙中路谓之唐。唐即场字。索祭祝于祊，自祊而入，故其路谓之神道。汉有《嵩山太室神道石阙铭》，与《说文》言场相应（《周礼》天神地氾，不祭于屋下。太室立庙，亦不应礼。此但证庙有神道耳）。其后墓道象之。孟子曰：孔子殁，子贡筑室于场。则庙有神道矣。自汉以降，碑表二名转相乱，及今无有知神道为庙制者。守文不综其实，因以盲瞽。观汉世刻石，称铭者记其物，称颂者道其辞。斯则刻石皆颂也。周制天子始有颂（记言善颂善祷，谓善形容。非真作颂）。于汉则下逮庶官，名号从是弛矣。

昔鲁有《颂》，自季孙行父请周，而史克作之。汉杨雄为《赵充国颂》。犹奉天子命也。《文章缘起》曰：汉惠帝始为《四皓碑》。犹帝者赐之也。今以匹士专作颂辞，与贱者诔贵等。虽然，自朱穆、蔡邕私立谥号，荀爽闻而非之。张璠以为谥者上之所赠，非下之所造，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议之。准是则立碑固不可训。后汉士庶，专务朋游，故吏私人，党附旧主。鸱枭之恶，喻以凤皇，斗筲之材，比于伊、管。称誉过情，有乱观听。延及宋世，裴松之以良史陪属，陈议禁断，诚惧其妨正也。《唐律》诸在官长吏实无政迹，辄立碑者，徒一年；若遣人妄称己善申请于上者，杖一百；有臧重者坐臧论，受遣者各减一等。然犹许死者立碑，为之等制。夫生人立碑则乱政，死者立碑则乱史。生人遣人有臧，为死者遣人独无臧邪？

汉世碑文，本颂之别，虽有陈序，则考绩扬榷之辞，不增其事。文胜质，故不为史官所取，无害于方策。唐世渐失其度，其后浸淫变为序事，与别传同方。别传幸有他人所作，辞有进退，不壹于褒扬。碑即自子孙舆金乞贷，其言不得不美。既述其事，虚张功状，睹之若真，终于贞伪掍殽，为史秕稗，可无断乎！汉之立碑。或为处士名德，民所乡往。今乃壹为尸位之夫，乞米以为传，昔人所邮。今虽不为史官，乞米犹易，顾炎武所以恶言义取者也。

又自胡元以降，金石略例，代有增损。既崇时制，时制不适，又以前世为准，典度杂糅，未知所乡。今举其要者数事。

三公称公，九卿称卿，此汉制也。今世既无三公，乃以三品以上{艸造}乏，自下即称曰君。汉世赐爵自列侯至五大夫辈，通得言君；买爵既易，宜无有不君者。方今封爵至吝，下执事而君称之，斯何礼也？若循时制，文官五品以上称大夫，六品以下称郎；武官三品以上称将军，四品以下称都尉，六品以下称校尉；题曰某官某大夫，某官某郎，某官某将军。自下准此，如是亦给矣。今题封赠于上，书某公某君于下，大夫将军而言“公”，郎校尉而言“君”（按：安陆昭王碑文称公者，时实赠司徒。竟陵文宣王行状称萧公者，时实为太傅。非今人所可借口），称名相驳。其诡一也。

汉世太守所居称府，因以号府君。自汉世祖、宋武帝以称其祖，不追王，故举其下者尊之。今士庶并题其父曰“府君”，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有连城剖符之号。其诡二也。

周制，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赴于他国，虽君犹称“不禄”。赴于君，虽大夫士谓之“死”。今度制既无明文，殁于官则曰身故。若从时制，当书“故”不得书“卒”。书“卒”即背于今。大学士督抚诸官，或则书“薨”。唐宋之世，辅臣大吏，多有封爵，书“薨”可也。今无爵则不得比诸侯。非诸侯书“薨”，又背于古。其诡三也。

且刻石皆铭也。自汉讫今，或前为记叙，后系以铭。记叙已刻石，非铭云何？名实不辨，而琐琐以言式例，古者谓之放饭流歠问无齿决者也。《诗传》曰：作器能铭。可以为大夫者，有其器斯铭之，无其器斯不铭矣。今世葬无窆石，庙不丽牲，而空立石为碑。名实既爽，则碑可以废。

馀念为一人述事者，固有别传，为神庙兴作识其年岁者，刻石作记可也。昔元魏修野王孔子庙，刘明等以为宣尼大圣，非碑颂所称，宜立记。其文曰：“仲尼伤道不行，欲北从赵鞅，闻杀鸣铎，遂旋车而反。及其后也，晋人思之，于大行岭南为之立庙，盖往时回辕处也。”（见《水经·沁水注》）此则记之与颂，在石有殊。汉世亦尝作《周公礼殿记》。今立庙者宜以为法。其有山谷之士，独行之贤，不见记录，而芳烈在民，立祠堂以昭来许，宜序其行事而已。

若夫封墓以为表识，藏志以防发掘，此犹随山刊木，用记地望，本非文辞所施。世言孔子题季札墓，其情伪不可知，就今所摹写者，财有题署，固无记述之文。墓志始作，自王莽大司徒甄邯（见《南史·何承天传》），亦有题署无文辞。及张氏《穿中记》，文稍缛矣。后生作者，杯酒之爱，自谓久要，百年之化，悲其夭枉，于情为失衷，于事为失顺。淫溢不节，权厝亦为之志。作志之情，本以陵谷变迁，虑及久远。权厝者数年之事，当躬自发掘之，于是作志，又违其本情矣。若斯之伦，悉当约省盈辞，裁夺虚作。墨翟、杨王孙之事，虽不可作，要之慎终追远，贵其朴质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