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故论衡/文学总论 中华文库

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彣。以作乐有阕，施之笔札，谓之章。《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章，乐竟为一章。彣，戫也；彰，文彰也。或谓文章当作彣彰，则异议自此起。传曰“博学于文”，不可作。雅曰“出言有章”，不可作彰。古之言文章者，不专在竹帛讽诵之间。孔子称尧舜，焕乎其有文章。盖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谓之文。八风从律，百度得数，谓之章。文章者，礼乐之殊称矣。其后转移施于篇什。太史公记博士平等议曰：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文章尔雅，训辞深厚（《儒林列传》）。此宁可书作文彡彰耶？独以五采彰施五色，有言黻言黼言文言章者，宜作文彡彰。然古者或无其字，本以文章引伸。今欲改文章为彣彰者，恶夫冲淡之辞，而好华叶之语，违书契记事之本矣。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盖谓不能举典礼，非苟欲润色也。《易》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为文王作《易》，孔子遵而修之，故曰“文言”，非矜其采饰也。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今举诸家之法，商订如左方。

《论衡·超奇》云：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又曰：州郡有忧，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出身尽思，竭笔牍之力，烦忧适有不解者哉？又曰：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又曰：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前纪，无匈中之造。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大玄经》，造于助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桓君山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论说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

准此，文与笔非异涂。所谓文者，皆以善作奏记为主。自是以上，乃有鸿儒。鸿儒之文，有经传解故诸子。彼方目以上第，非若后人摈此于文学外，沾沾焉惟华辞之守，或以论说记序碑志传状为文也。独能说一经者，不在此列。谅由学官弟子，曹偶讲习，须以发策决科。其所撰著，犹今经义而已。是故遮列使不得与也。

自晋以降，初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有韵者文也，无韵者笔也。然《雕龙》所论列者，艺文之部，一切并包。是则科分文笔，以存时论，故非以此为经界也。昭明太子序《文选》也，其于史籍，则云事异篇章；其于诸子，则云不以能文为贵。此为裒次总集，自成一家，体例适然，非不易之定论也。若以文笔区分，《文选》所登，无韵者固不少。若云文贵其彣耶，未知贾生《过秦》，魏文《典论》，同在诸子，何以独堪入录？有韵文中，既录汉祖《大风》之曲，即古诗十九首，亦皆入选，而汉晋乐府，反有佚遗。是其于韵文也，亦不以节奏低卬为主，独取文采斐然，足耀观览，又失韵文之本矣。是故昭明之说，本无以自立者也。（案《晋书·乐广传》：请潘岳为表，便成名笔。《成公绥传》：所著诗赋杂笔十馀卷。《张翰传》：文笔数十篇行施世。《曹<囟比>传》：所著文笔十五卷。《王珣传》：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曰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帝崩，哀册谥议，皆珣所草。《南史·任昉传》：既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徐陵传》：国家有大手笔，必命陵草之。详此诸证，则文即诗赋，笔即杂文，乃当时恒语。阮元之徒猥谓俪语为文，单语为笔。任昉、徐陵所作，可云非俪语邪？）

近世阮元，以为孔子赞《易》，始著“文言”，故文以耦俪为主。又牵引文笔之说以成之。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借此证成，适足自陷。既以《文言》为文，《序卦》《说卦》，又何说焉？且文辞之用，各有体要。《彖》《象》为占繇，占繇故为韵语。《文言》《系辞》为述赞，述赞故为俪辞。《序卦》《说卦》为目录笺疏，目录笺疏故为散录。必以俪辞为文，何缘十翼不能一致？岂波澜既尽，有所谢短乎！或举《论语》言辞达者，以为文之与辞，划然异职。然则《文言》称文，《系辞》称辞，体格未殊，而题号有异，此又何也？董仲舒云：《春秋》文成数万。兼彼经传，总称为文，犹曰今文家曲说然也。《太史公自序》，亦云论次其文。此固以史为文矣。又曰：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此非耦俪之文也。屈、宋、唐、景所作，既是韵文，亦多俪语，而《汉书·王褒传》，已有《楚辞》之目。王逸仍其旧题，不曰“楚文”。斯则韵语耦语，亦既谓之辞矣。《汉书·贾谊传》云：以属文称于郡中。其文云何？若云赋也，《惜誓》载于《楚辞》，文辞不别。若云奏记条议，适彼之所谓辞也。《司马相如传》云：景帝不好辞赋。《法言·吾子》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以是见韵文耦语，并得称辞，无文辞之别也。且文辞之称，若从其本以为部署，则辞为口说，文为文字。古者简帛重烦，多取记臆，故或用韵文，或用耦语。为其音节谐适，易于口记，不烦纪载也。战国从横之士，抵掌摇唇，亦多积句。是则耦丽之体，适可称职。乃如史官方策，有《春秋》《史记》《汉书》之属，适当称为文耳。由是言之，文辞之分，反复自陷，可谓大惑不解者矣！

或言学说文辞所由异者，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此亦一往之见也。何以定之？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事，通谓之文。局就有句读者，谓之文辞。诸不成句读者，表谱之体，旁行邪上，条件相分，会计则有簿录，算术则有演草，地图则有名字，不足以启人思，亦又无以增感，此不得言文辞，非不得言文也。诸成句读者，有韵无韵分焉。诸在无韵，史志之伦，记大傀异事则有感，记经常典宪则无感，既不可齐一矣。持论本乎名家，辨章然否，言称其志，未足以动人也。《过秦》之伦，辞有枝叶，其感人顾深挚，则本诸从横家。然其为论一也，不可以感人者为文辞，不感者为学说。就言有韵，其不感人者亦多矣。风雅颂者，盖未有离于性情。独赋有异。夫宛转偯隐，赋之职也。儒家之赋，意存谏诫。若荀卿《成相》一篇，其足以感人安在？乃若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或写都会城郭游射郊祀之状，若相如有《子虚》，杨雄有《甘泉》《羽猎》《长杨》《河东》，左思有《三都》，郭璞、木华有《江》《海》，奥博翔实，极赋家之能事矣。其亦动人哀乐未也？其专赋一物者，若孙卿有《蚕赋》《箴赋》，王延寿有《王孙赋》，祢衡有《鹦鹉赋》，侔色揣称，曲成形相，嫠妇孽子，读之不为泣，介胄戎士，咏之不为奋。当其始造，非自感则无以为也，比文成而感亦替。此不可以一端论也。且学说者独不可感人耶？凡感于《文言》者，在其得我心。是故饮食移味、居处缊愉者，闻劳人之歌，心犹怕然。大愚不灵、无所愤悱者，睹眇论则以为恒言也。身有疾痛，闻幼眇之音，则感概随之矣。心有疑滞，睹辨析之论，则悦怿随之矣。故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凡好学者皆然，非独仲尼也。以文辞学说为分者，得其大齐，审察之则不当。

如上诸说，前之昭明，后之阮氏，持论偏颇，诚不足辩。最后一说，以学说文辞对立，其规摹虽少广，然其失也，只以文彡彰为文，遂忘文字。故学说不文彡者，乃悍然摈诸文辞之外。惟《论衡》所说，略成条贯。《文心雕龙》张之，其容至博。顾犹不知无句读文。此亦未明文学之本柢也。

馀以书籍得名，实冯傅竹木而起。以此见言语文字，功能不齐。世人以经为常，以传为转，以论为伦，此皆后儒训说，非必睹其本真。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传者，专之假借。《论语》传不习乎，鲁作专不习乎。《说文》训专为六寸簿。簿即手版，古谓之忽（今作笏）。《书》思对命，以备忽忘，故引伸为书籍记事之称。书籍名簿，亦名为专。专之得名，以其体短有异于经。郑康成《论语序》云：《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此则专之简策，当复短于《论语》，所谓六寸者也。（汉《艺文志》言刘向校中古文《尚书》，有一简二十五字者。而服虔注《左氏传》则云。古文篆书，一简八字。盖二十五字者，二尺四寸之经也。八字者，六寸之传也。古官书皆长二尺四寸，故云二尺四寸之律。举成数言，则曰三尺法。经亦官书，故长如之。其非经律，则称短书，皆见《论衡》。）论者，古但作仑。比竹成册，各就次第，是之谓仑。箫亦比竹为之，故龠字从仑。引伸则乐音有秩，亦曰仑，于论鼓锺是也。言说有序亦曰仑，坐而论道是也。论语为师弟问答，乃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编次成帙，斯曰《仑语》是故绳线联贯谓之经，簿书记事谓之专，比竹成册谓之仑，各从其质以为之名。亦犹古言方策，汉言尺牍，今言札记也。虽古之言肄业者（《左氏传》：臣以为肄业及之也），亦谓肄版而已。《释器》云：大版谓之业。书有篇第，而习者移书其文于版（学童习字用觚，觚亦版也），故云肄业。《管子·宙合》云：退身不舍端，修业不息版。以是征之，则肄业为肄版，明矣。凡此皆从其质为名，所以别文字于语言也。其必为之别，何也？

文字初兴，本以代声气，乃其功用有胜于言者。言语仅成线耳，喻若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故一事一义得相联贯者，言语司之。及夫万类坌集，棼不可理，言语之用，有所不周，于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足以成面，故表谱图画之术兴焉。凡排比铺张不可口说者，文字司之。及夫立体建形，向背同现，文字之用，又有不周，于是委之仪象。仪象之用，足以成体，故铸铜雕木之术兴焉。凡望高测深不可图表者，仪象司之。然则文字本以代言，其用则有独至。凡无句读文，皆文字所专属者也。

以是为主，故论文学者，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上。昔者文气之论，发诸魏文帝《典论》，而韩愈、苏辙窃焉。文德之论，发诸王充《论衡》（《论衡·佚文篇》：文德之操为文。又云：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杨遵彦依用之（《魏书·文苑传》：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而章学诚窃焉。气非窜突如鹿豕，德非委蛇如羔羊，知文辞始于表谱簿录，则修辞立诚其首也。气乎德乎，亦末务而已矣！

文选之兴，盖依乎挚虞《文章流别》，谓之总集。《隋书·经籍志》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籍，日以孳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然则李充之《翰林论》，刘义庆之《集林》，沈约、丘迟之《集钞》，放于此乎？《七略》惟有诗赋。及东汉，铭诔论辩始繁。荀勖以四部变古，李充、谢灵运继之，则集部自此著。总集者，本括囊别集为书，故不取六艺史传诸子，非曰别集为文，其他非文也。

《文选》上承其流，而稍入《诗序》《史赞》《新书》《典论》诸篇，故名不曰集林、集钞。然已痟矣！其序简别三部，盖总集之成法。顾已迷误其本，以文辞之封域相格，虑非挚虞、李充意也。《经籍志》别有《文章英华》三十卷，《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皆昭明太子撰。又以诗与杂文为异，即明昭明义例不纯。《文选》序率尔之言，不为恒则。且总别集与他书经略不定更相阑入者有之矣！

今以《隋志》所录总集相稽，自魏朝杂诏而下，讫皇朝陈事诏，凡十八家百四十六卷；自上法书表而下讫后周与齐军国书，凡七家四十一卷；而汉高祖手诏，匡衡、王凤、刘隗、孔群诸家奏事，书既亡佚，复傅其录。然《七略》，高祖、孝文诏策，悉在诸子儒家，奏事二十卷隶《春秋》。此则总集有六艺诸子之流矣。陈寿定诸葛亮故事，命曰《诸葛氏集》，然其目录有《权制》《计算》《训厉》《综核》《杂言》《贵和》《兵要》《传运》《法检》《科令》《军令》诸篇。《魏氏春秋》言亮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若在往古，则《商君书》之流，而《隋志》亦在别集。故知集品不纯，选者亦无以自理。阮元之伦，不悟《文选》所序，随情涉笔，视为经常，而例复前后错迕。曾国藩又杂钞经史百家，经典成文，布在方策，不虞溃散，钞将何为？

若知文辞之体，钞选之业，广狭异涂，庶几张之弛之，并明而不相害。凡无句读文，既各以专门为业，今不亟论。有句读者，略道其原流利病，分为五篇。非曰能尽，盖以备常文之品而已。其赠序寿颂诸品，既不应法，故弃捐弗道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