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太史大全集序

故嘉议大夫户部侍郎前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授诸王经青丘先生高启文集二十四卷，旧一千若干篇，今二千若干篇，儒士徐庸字用理之所广也。用理既以类广先生文集，乃以示昌。昌谨为序之曰：

夫将以所学明先王之道，救当世之弊，则必著于言焉。庶几见者之用，闻者之有考也。六经更圣人之手，其言粹然一出于正。要之，所以存鉴戒者亦多。圣人既没，纵横捭阖之说兴，大道几微。汉广游学之路，董生、贾谊始各以其学自见，著书数千万言，沉雄简奥，其明先王之道，陈当世之务略备矣。唐韩愈起，力变八代之衰习，故其言惟醇。而杜甫、李白又各以其学自见，明王道，具时政，谓之诗史。宋欧阳修博学力行，本论之言，有益于治。至朱元晦，则根据六经之旨，攘斥百氏之非，岿然为世儒宗。其大要使人审王伯之略，致义利之辨而已。今诸家之言具存，考之可知，用之犹尚可行也。盖三代而下，汉、唐、宋之所以耸德著业而继焉以称治者，有赖于是焉。

先生生元丙子，少禀神慧，长读六经诸家之言，融而通之，会而成之，又取而力行之。其发之于言，则浩乎如大川之决防也，锵乎如洞庭之张乐也，倏乎如幽壑之舞蛟也；致之于用，则如射者之于的，准乎其无疑也。然值国步之既促，不苟于用，隐于青丘。登高望远，抚时怀古，其言多激烈慨慷，若将于世无足为者。

及我太祖高皇帝定鼎建业，肆诏征贤，先生起与元史之修，录善鬼恶，儒者之功，庶几彰施。史成，授诸王经，进户部侍郎，尊显极至。先生感之，力颂先王之道，以匡济世务。言多雄伟奇古，足以耸张德业，裨益治化，时甚赖之。未久即辞去，去后亦蹇连以死。呜呼，殆天所以厄斯文也！

尝窃论焉，天道恶满，取之不可以全，然诎其身则必信其声。是以董、贾贬逐而名长，甫、白穷放而诗传，韩愈、欧阳修、朱元晦虽号通显，而未免罢斥，然其言至于今诵习而师承者不衰。正柳宗元所云：生而不遇，死则垂声者众也。先生死始三十有九，使少优游而待之，则得将止于是乎？言将止于是乎？行将止于是乎？呜呼，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用理师学于先生之言，得之既深，遂勤图传之，亦使闻者考之而可知，见者用之而可行，以明其言之果有赖于世也。呜呼厚矣！

景泰元年庚午冬十二月望日，赐进士出身吴刘昌序。

缶鸣集序

人生而形具矣，形具而声发矣，因其声而名之，则有言矣，因其言而名之，则有文矣。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诗又文之精者，以其取声之韵，合言之文而为之也，岂易也哉！近之于身，远之于物，大之为天地，变之为鬼神，与凡古今治政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及具载者，取而咏歌之，载赓之，不费辞说而极乎形容之妙，比兴之微。若是者，岂非风雅之遗意哉！宜君子有以取之。

吴郡高君季迪，少有俊才，始余得其诗于金华，见之未尝不爱。及来京师，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谓《缶鸣集》者阅之，累日不倦。合古今体数百首，其事虽微，可以考得失，备史氏之所惩劝；其辞则余之所欲摹拟而莫之工者，铿锵振发而曲折窅如也。果何自而得之？方吴郡未入板籍，不幸为僭窃者据之，擅其利者十年矣。士于是时，孰不苟升斗之禄以自活鬵釜间？季迪日与之处，曾不浼焉，顾乃率其俦类，倡和乎山之厓水之澨，取世俗之所不好者而好之，含毫伸牍，鸣声咿咿。及其得意，又自以为天下之乐举不足以易其乐焉。此其所得为如何哉！

吾闻钟声铿而立号，石声磬而立辨，丝声哀而立廉，竹声滥而立会，鼙鼓之声灌而立动，若缶鸣之声，果何音也？其西音乎？南音乎？抑太古之遗音乎？不然，则天下将治，正始之音将作，而此其兆乎？何为一旦而及吾耳也！得乎天者不求知于人，求知于人者不得乎天。季迪不求知于馀，而馀知之者：商声之歌，不必出于己也，而曾子歌之；焱氏之颂，不必费辞也，而后世称之。则季迪之乐，亦馀乐也。

嗟夫！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孰能为余发其吟风之趣乎？季迪由是求之，其于道也几几矣。

洪武二年秋七月，长山病叟胡翰序。

缶鸣集序

高季迪诗十二卷，凡为乐府、五七言近古体九百三十七首。余为叙而评之曰：

季迪之诗，隽逸而清丽，如秋空飞隼，盘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夫渠，不假雕饰，翛然尘外，有君子之风焉。以馀之所言，而馀之所不言从可知已。然则季迪之诗集不可传也欤？

季迪中吴人。余尝论吴中之诗，唐有陆鲁望，宋有范至能。鲁望之诗，寄兴幽远，而其音响，则骎骎已迫于晚唐；至能之诗，措辞温缛，然其格调，特宋焉而已耳。在胜国时，余适吴，得陈子平诗，其为言率实而流丽，揆之陆、范，吾不知其孰先孰后也。吴之诗在元惟子平，而知者盖鲜。今吾于是复得季迪之诗焉。季迪年方壮，志气伟然，其所自见，殆不止于诗。而其于诗则已能自成家，与唐、宋以来作者，又不知孰先孰后也。

嗟乎，诗之道微矣！世之有志于斯者，莫不鞠明究曛，疲心思于简牍间，而后为言，乃或有可传，其不可传者，固不可胜数，是不可不谓之难也。以诗之难能如此，而季迪乃以此自成家，追古之作者以为并，岂非其才之过人也欤？序而传之，世必有因其诗而知其才者矣。

季迪名启，季迪字也。顷承诏与余同修《元史》，寻入内府教胄子，授翰林国史编修云。

洪武庚戌三月，翰林侍讲待制金华王祎序。

缶鸣集序

言之精者谓之文，诗又文之最精者。何以知其然耶？二气为之橐龠，而鼓之以风霆，然后天之声出焉；众窍为之呼吸，而荡之以江河，然后地之声出焉；受形于两间而灵于物，厖然气至，浑然天成，发宣鸿郁，然后人之声出焉。凡人有声斯有言，有言斯有文。文至于诗，包括品汇，陶冶化工，根乎性情之真，达于音响之妙，宫商间作，金石并鸣，由是而声之用极矣。世皆知以诗而观诗，或未知以文而观诗，因谓诗特文章之末技，庸讵知声成文谓之音，而诗之中文已具焉。韩退之之言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斯言也，其善论诗者已。然非天机悟入，识见超诣，亦何足以语此哉！

渤海高君季迪，疏爽隽迈，警敏绝人，无书不读，而尤邃于群史。与余友二十年，余知季迪之能言也久，然未尝不以其诗而得之也。始季迪之为诗，不务同流俗，直欲趋汉、魏以还及唐诸家作者之林。每一篇出，见者传诵，名隐隐起诸公间。及游四方，不懈益勤，刮磨漱涤，日新月异，荐绅诸老咸自以为不及。季迪之于诗诚精矣，然其意则自谓古风人之辞不如是也。三百篇之传，岂皆出于一人之手？或著其一二，皆可以遗之后来，尚奚以多为哉！吾非欲成一家言，亦性焉，而嗜之之笃，殆与人之耽悦世好者同一肆志留情，而其乐盖未能以此而易彼也。闻者以为然。当其一室燕坐，图书左右离列，拂拭尘埃几案间，冥默靓思，神与趣融，景与心会，鱼龙出没巨海中，殆难以测度。或花间月下，引觞独酌，酒酣气豪，放歌作楚调，已而吟思俊发，涌若源泉，捷如风雨，顷刻数百言，落笔弗能休。故季迪之诗，缘情随事，因物赋形，横纵百出，开合变化，而不拘拘乎一体之长。其体制雅醇，则冠冕委蛇，佩玉而长裾也；其思致清远，则秋空素鹤，回翔欲下，而轻云霁月之连娟也。至其文采缛丽，如春花翘英，蜀锦新濯；其才气俊逸，如泰华秋隼之孤骞，昆仑八骏追风蹑电而驰也。季迪之于诗，可谓能尽其心焉尔。

季迪之诗甚多，有《吹台集》、《缶鸣集》、《凤台集》，凡为诗几二千首，皆当世之儒先君子序其端。今年冬，予访之吴淞江上。季迪出其诗示予，盖取旧所集诸诗益加删改，汇粹为一，总题曰《缶鸣集》。自古乐府歌行而下，至五七言诸体，得诗九百馀篇，皆其精选。富矣哉！亦可谓不易矣。然是编也，特以今年庚戌冬而止。后有作，当别自为集。季迪不以余不肖，属余序之，庸敢叙诸编端以俟。

季迪家姑苏，尝应召修《元史》，教西学弟子员，入翰林，为编修，擢户部侍郎，赐归乡里云。

洪武三年十二月既望，史官吴郡谢徽序。

高太史传

高启，字季迪，吴郡人。生元丙子。少警颖力学，遂工于诗。上窥建安，下逮开元，大历以后则藐之。天资秀敏，故其发越特超诣。拟鲍、谢，则似之；法李、杜，则似之。庖丁解牛，肯綮迎刃，千汇万类，规模同一轨。山龙华虫，如其贵也；象犀珠玉，如其富也；秋月冰壶，如其清也；夏姬、王嫱，如其丽也；田文、赵胜，如其豪也；鸣鹤翔云，如其逸也。仍和陶、韦大羹元酒之味，不闲二宋粟布之征。所谓前齿古人于旷代，后冠来学于当时者矣。东吴骚雅士，悉推之无慊。为文尚气，多辩难攻击之体，读之亹忘倦，大抵以先声掩其兼美。

张士诚有浙右时，群彦多从仕者，启独挈家依外舅周仲达，居吴淞江上，歌咏终日以自适焉。陪臣饶介之、丁仲容辈以诗自豪，及见启，为叹服。启尤好权略，论事耸人听，故与饶如授左契，定交者若王彝、杨基、杜寅、张宪、张羽、周砥、王行、宋克、徐贲之徒，胥不羁赡才，爽迈有文，谈辩华给，𢢀然以为天下无人，一时武勇多下之。

明兴，以某臣荐，偕谢徽等闻于朝，与修《元史》，授翰林国史编修官，复命教授诸王。久之，推任喉舌之司，待以不次。与徽等恳辞，乞归田里。制可，仍赐金以还。复居江上，遨游青丘甫里之墟。始号槎轩，又号青丘子，锐志亦不少衰矣。居几何，忽从故时一二侠入游于郛，适江夏魏观为郡，老而好士，延见王彝辈。启尝会于京，尤礼遇之。不得已，亦厕为客。复强辞之，归故里，殊悒悒不乐，遂蹇连以没，年甫三十九。

嗟乎！使启少延，则骎骎入曹、刘、李、杜之坛，奚止此哉！其诗类稿藏于家，未即显。初富商陈宝生欲为寿诸梓，启不许，乃止。凡传录而诵之者，无不歆羡，必不泯焉。馀与启同里，知其人为详，故特为传，庶贻不朽云。

洪武乙卯二月，陇西李志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