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082 中华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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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教化以变俗
《周书·君陈》篇:王曰:“君陈,尔惟弘周公丕训,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宽而有制,从容以和。”
吕祖谦曰:“周公之训大矣,犹欲弘之者,继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袭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数等,惟奋然开拓,期以光大前业,然后仅能不替,盖造始之与继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时,大体固当宽,苟无制则流荡放肆,安能从容以和乎?驯扰调娱于品制之中,游息化养于范围之内,斯其所以和也。”
蔡沈曰:“君陈何至依势以为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势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夺毫发不于人而于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得不作威以削乎?君陈之世当宽和之世也,然宽不可一于宽,必宽而有其制;和不可一于和,必从容以和之。”
臣按:先儒谓周公迁殷顽民于下都,周公亲自监之,周公既没,成王命君陈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辞。夫周公之毖殷顽民而君陈继其后,民习之顽犷者至是稍驯扰矣,故成王戒其无以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尚存宽典以布和厚之仁,庶几其从吾之化以变其旧俗也。
又曰:“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简厥修亦简其或不修,进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蔡沈曰:“无忿疾人之所未化,无求备人之所不能忍,言事容、言德。”
侯甫曰:“无忿疾于顽,有忍者也;无求备于一夫,有容者也。”
王安石曰:“修谓其职业,良谓其行义。职业有修与不修当简而别之,则人劝功;进行义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则人励行。”
臣按:民之为民有修者亦有不修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修者简别之,不使与不修者混,不修者亦简别之,不使与修者杂,既简别之如此,然后于中冀其能修而至于良善者进用之,而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饬而至于良善,是进厥良所以率其不良者也。先儒谓顽不率教者不可忿疾之,率教者亦当奖拔之,然不可以求备。必有忍至德乃大,即无忿疾于顽之意;简厥修至率其或不良,即无求备之意。此数言者虽成王为君陈治殷民而言,是诚万世人君命官化民之要道也。
《毕命》:王若曰:“呜呼!父师,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式化厥训。既历三纪〈(十二年曰纪)〉,世〈(父子曰世)〉变风移,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宁。”
蔡沈曰:“毕公代周公为太师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难也。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国家,谨毖顽民,迁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历三纪,世已变而风始移,今四方无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宁,言化之之难也。
臣按:以周公之元圣,辅佐文武之圣、成王之贤,而一殷民在京邑之近而又继之以君陈以和,其中历三十六年之久,世已变矣而后其风始移焉,由是观之,民之难化可知矣。然殷民在洛邑,密迩王室,其无虞度之事而曰四方者,盖一肢有疾而浑身为之不宁、一处有事而四方为之骚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居四方之中,四方之中苟一处之有事而四方咸为之劻勷矣,民既不宁,君身安得宁乎?此古之明君必择贤臣而付以保厘之任,国之贤臣必体君心而尽其谨毖之心,有由然也。
又曰:“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馀风未殄,公其念哉!我闻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以荡陵德,实悖天道。敝化奢丽,万世同流。’兹殷庶士席宠惟旧,怙侈灭义,服美于人。骄淫矜侉,将由恶终。虽收放心,闲之惟艰。”
蔡沈曰:“对暂之谓恒,对常之谓异,趣完具而已之谓体,众体所会之谓要。政事纯一,辞令简实,深戒作聪明、趋浮末好异之事,古人论世禄之家逸乐豢养,其能由礼者鲜矣。既不由礼,则心无所制,肆其骄荡,陵蔑有德,悖乱天道,敝坏风化,奢侈美丽,万世同一流也。康王将言殷士怙侈灭义之恶,故先取古人论世族者发之。”
吕祖谦曰:“殷士凭借光宠助发其私欲者,有自来矣。私欲公义相为消长,故怙侈必至灭义,义灭则无复羞恶之端,徒以服饰之美侉之于人而身之不美则莫之耻也,流而不返,骄淫矜侉,百邪并见,将以恶终矣。洛邑之迁,式化厥训虽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闲其邪者,犹甚难也。”
臣按:先儒有言人之心莫难收于已放之时,尤莫难闲于既收之后,苟其根尚在,虽一时之所收敛将触事而发,此闲之所以为难也。由是以观,则殷人之病根已在膏肓矣,欲去其根有非法令之所能禁遏,必推原其病根之所以生,而求其对病之药以荡涤之、调摄之、保养之,然后其根可以拔去而永无萌蘖之生矣。所谓对病之药,在有恒之政、体要之辞,而所以调摄之者则在复其所弗克由之礼焉。若夫保养其天和之妙剂,则下文所谓惟德惟义是已。
又曰:“资〈(资财也)〉富能训,惟以永年。惟德惟义,时乃大训。不由古训,于何其训?”王曰:“呜呼,父师,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刚不柔,厥德允修。”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训之也。资富而能训则心不迁于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训非外立教条也,惟德惟义而已。德者心之理,义者理之宜也。德义人所同有也,惟德义以为训,是乃天下之大训。然训非可以已私言也,当稽古以为之说,盖善无证则民不从,不由古以为训,于何以为训乎?”又曰:“是时四方无虞矣,蕞尔殷民,化训三纪之馀,亦何足虑,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系于此,其不苟于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泽其深长也宜哉。不刚所以保之,不柔所以厘之,不刚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
陈经曰:“礼义生于富足,既富以养其身,又训以养其心,全正性所以顺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谓能训,岂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谓训哉?德者人心之所得,义者人心之所宜,根于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谓大训。古训所载亦惟德义而已,即人心之所同然而证之古所已然,非德义之外有古训也。毕公之化本诸同然而民易从,参诸已然而民易信,闲之之道孰过于此。君陈尚有辟以止辟、三细不宥之说,此篇虽历数商俗之不美,然惟务区别以生其愧,教训以导其善,无片言及于刑,盖纯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
吕祖谦曰:“始皇以安危系于匈奴而急之以刚,德宗以安危系于藩镇而缓之以柔,皆以致乱。”
臣按:《毕命》一篇可见周家以仁厚立国而虑患之远、爱民之深,其制事也既得宽猛之宜,而其处民也又得刚柔之中,所以使其民得以顺其性命之正而全其义理之天,向之骄荡悖乱者皆克由礼,心之放者既闲,义之灭者复存,恶不终于恶而复全其本初之善矣。所以然者,一由其以古训而为训也,是知化民变俗之良法要道莫先于古训。古人往矣,而其训戒之辞则具载于经籍之中,是以善于为治者知古训为出治之大本、化民之大机,设小学以古训而启其蒙,开大学以古训而明其论,颁布经书俾其读诵,设立师儒为之讲解,责任守令为之提督,无一处而不立古人之学,无一人而不读古人之书,无一家而不行古人之礼。如此,则普天之下虽三家之市、八口之家、五尺之童,皆知德义可尊、礼教可尚,夫然而奸顽之不化、习俗之不美、治道之不隆盛、运祚之不灵长,万无此理也。
郑子产为政于郑,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价,三年门不夜闭、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舆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臣按:子产为政而为其民殖田畴、诲之弟,可谓教养兼举矣。
汉文帝时,贾谊上疏曰:“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与向同)〉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无同)〉维楫〈(维以系船,楫以制船)〉,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
臣按:为治而不定经制,是犹度江河而无维楫,船而无维楫则船必覆,国而无经制则国必乱。经者百世之常道,制者一时之成法,有常道以为持循之本,有成法以为持循之具,是则为治之大体,非通儒者不能知也,俗吏何足知此哉?
武帝时,严安上书曰:“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观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则盗贼消、刑罚少、阴阳和、风雨时,五谷蕃熟,民不夭厉也。”
臣按:人民所以侈靡者多见于车马、衣裘、宫室、饮食四者,诚能立为制度,凡所乘之车马所居之宫室、所服之衣裘、所用之饮食皆有阶级等第,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使官民上下得于见闻者熟则其存于心志者定,心志既定则有馀者不敢恣为于己、不及者不敢慕欲于人,众心安定,家给人足而教化行矣。
文翁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才者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数岁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又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吏民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郡学者比齐、鲁焉。
臣按:天下之风俗未必皆美也,人君之教化未必皆及也,盖舆图之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人君一人不能一一躬历之,而其所为条教又未必皆能一一如其俗,是以有赖于承流宣化之吏,随其地因其俗以倡率教导之,若文翁之治蜀者是已。是故人君之治莫大于崇教化,欲崇教化莫先于学古训,欲民之学古训则在乎立学校焉。学校既立,有师儒以为之指教,有经书以为之准则,俾知善之当为、恶之不当为,欣然以从,翕然以化,皆草其旧染之俗而兴礼义之风,此诚人君治平之本而良二千石之任也。
韩延寿为颍川太守,颍川多豪强难治,延寿欲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向乡里所信者数千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又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祭、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后入守左冯翊,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敢以词讼自言者。
臣按:延寿与民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此诚得化民之本原。盖民之所以贫窘而流于邪淫,其原皆出于昏嫁、丧祭之无其制。婚嫁、丧祭,民生之不能无者,民间一遇昏嫁、丧祭,富者倾赀以为观美,贫者质贷以相企效,流俗之相尚、邪说之眩惑,遂至破产而流于荒淫邪诞之域,因而起争讼致祸乱者亦或有之。汉之时异端之教犹未甚炽,今去其时千年矣,世变愈下而佛、道二教大为斯民之蠹惑,非明古礼以正人心、息邪说则民财愈匮而民性愈荡矣,幸而有朱氏《家礼》一书简易可行,乞敕有司,凡民间有冠、昏、丧、祭一依此礼以行,有不行者以违制论,其守令上计课以教民行古礼为最,此无可书,虽有他最亦不在升举之列。如此,则礼教行而民俗美,化民成俗之教莫大于此。
黄霸为颍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长吏,凡治道去其泰甚者尔,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治为天下第一。天子下诏称扬曰:“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乡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乡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颍川孝弟有行义、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赐爵及帛,后数月,征霸为太子太傅,迁御史大夫。
臣按:人君欲其政教之行于天下,非得循良之臣承流而宣化于下,其势不能以遍及也。汉宣帝垂意于治,数下恩泽诏书,吏不奉宣,霸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然后为条教班行民间,民知太守之条教皆承天子之意,故易于信从。及其教化既行,天子闻之又日诏以称扬之,首曰“宣布诏令,百姓向化”而历数其政绩之美,且赐爵及金,并推及其郡民之贤者。呜呼,汉去三代未远,其君之求治臣之为治皆有古遗意,后世则惟以簿书、财赋为急,未闻有及教化者矣。虽有其言亦无其实,为吏者固不暇于教化,万有一焉不罹于文法幸矣,况望增秩赐金、征入朝以为显官哉?后世有志于教化之君其尚以宣帝为法,有志于教化之吏其尚以黄霸为法。
卓茂为密令,劳心谆谆,视民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吏人亲爱而不忍欺之。人有言亭长受其米肉遗者,茂问之知其自以恩意遗之,非从其求,谓之曰:“人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仁爱,知相敬事也。今邻里长老尚故馈遗,此乃人道所以相亲,况吏与民乎?吏顾不当乘威力强请求耳。凡人之生群居杂处,故有经纪礼义以相交接。亭长素善吏,岁时遗之,礼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今我以礼教汝,汝必无怨恶;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门之内,小者可论,大者可杀也。且归念之!”于是人纳其训,吏怀其恩。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
臣按:卓茂所谓“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专以礼教民而不以法治,真古所谓循良之吏,使天下郡县皆得若人而治之而知所缓急轻重,则天下日底于治平矣。
鲁恭为中牟令,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邑人许伯等争田,累守令不能决,恭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
臣按:教化之所以不行者以利心胜而义心微也,民间之讼多起于财产,兄弟以之而相阋、骨肉以之而相残皆自此始也,为守令者苟能为民分理而使之均平,则词讼不兴,人和而俗厚矣,教化其有不行也哉?
秦彭迁山阳太守,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辄修升降揖逊之仪,乃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吏有过咎罢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怀爱,莫有欺犯。后转颍川太守,肃宗巡幸再幸颍川,辄赏赐恩宠甚厚。
许荆为桂阳太守,郡滨南州,风俗脆薄,不识学义,荆为设丧纪、昏姻制度,使知礼禁。尝行春到耒阳,县民有蒋均者兄弟争财,互相言讼,荆对之叹曰:“吾荷国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顾使吏上书陈状,乞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在任十二年,父老称歌,征拜谏议大夫。
臣按:荆以郡民兄弟相争讼为教化不行,而任咎于己,且至上书言状,乞诣廷尉,然非其平昔设为丧纪、昏姻制度使民知礼禁,而遽然而为此举,则是矫激好名非真实也,君子所不贵。
仇览为遂亭长,劝人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豕有数,农事既毕,乃令子弟群居,还就黉学。其以轻游恣者皆役以田桑,严设科罚。躬助丧事,赈恤穷寡。期年称大化。览初到亭,人有陈元者独与母居,而母诣览告元不孝,览惊曰:“吾近日过元舍,庐落整顿,耕耘以时。此非恶人,当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养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义乎?”母闻感悔,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臣按:仇览一亭长耳,视今乡老、里长之役而乃能以教化化民为事,况受天子千里、百里之寄者乎?使普天之下大而一郡、次而一邑、下而至于闾里之间,凡为民之长者皆能以教化为务,天下有不平治者哉?
吴祐迁胶东相,政惟仁简,以身率物,民有相争诉者辄闭阁自责,然后科行所讼,以道譬之,或身到闾里,重相和解,自是争讼省息,吏民不欺。
任延为九真太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聘,令长吏以下各省俸禄以赈助之,同时娶者二千馀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吏民为立祠。后拜武威太守,首除暴害,吏民累息。即造立学宫,自掾吏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齐苏琼为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争田,积年不断,各相援据,乃至百人。琼召普明兄弟谕之曰:“天下难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泪,诸证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头乞外更思,分异十年遂同住。
后魏封回为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宾旅同寝一室,回下车劝令别处,其俗遂改。
臣按:今所谓中州之域渐染山民之俗,其为治化之累大矣,请痛禁之。
清河王励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庙,其俗敬鬼,祈祷者必以牛酒,至破产业。励叹曰:“子胥贤者,岂宜损百姓?”乃告谕所部,自此遂止。
臣按:鬼神无处无之,民之祀神虽其俗尚之失,然亦足以见鬼神之理自然感通之妙,但不可破赀产以备牲牢耳,宜为明禁,惟许以鸡鹜羔豚,有以牛祭者罪坐其师巫。盖民愚而惑,苟有疾厄必事祈祷,虽冒禁犯罪不顾也,惟禁其惑诱之人则自然止息。
隋梁彦光为相州刺史,时人情险耽,妄起风谣,彦光欲革其弊,用秩俸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业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亲临策试,有勤学异等、聪明有闻者,升堂设馔,其馀并坐廊下,有好争讼、惰业无成者坐之庭中,设以草具。及大成,当举行宾贡之礼,祖送郊外,资以财物,于是人皆劝励,风俗大改。
唐高士廉为益州长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恶疾,父母病危殆不躬扶持,杖头挂食,遥以哺之,兄弟异财,罕通假借。士廉随力劝诱,有不悛者亲率官吏诣门劝谕,由是一里翕然多为孝弟,兼命儒生讲论坟典,勉励后进,教化复兴。
韩愈为潮州刺史,下牒请置乡校云:“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此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耳未尝闻《鹿鸣》之歌,忠孝之行不劝,亦县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户万有馀,岂无庶民者耶?刺史、县令不躬为之师,里闾后生无所从学,尔赵德秀才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请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馀以给学生厨馔。”自此潮人日趣文学,立祠祀之至今。
常衮为福建观察使,设立乡校,使学者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均礼,观游宴飨与焉,由是风俗一变,岁得贡士甚盛。后衮卒,闽人以衮配享于学宫。
宋韩琦知并州,河东俗杂羌夷,用火葬,琦为买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于其中,人遂以焚尸为耻。
臣按:自古中国无焚尸之俗,至佛氏自西域入中国始有之,为人子者乃忍其亲之体魄付之烈焰,不孝之罪莫大焉。琦为郡独能禁之,今此风犹存,民习成俗,非严刑痛禁之不能止,请著为令,有犯禁者以毁伤父母律问罪,并坐其举火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风俗之一端。
陈襄为仙居令,民不知教,襄于正岁耆老来贺作文一篇,曰:“为吾民者,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妇有恩,男女有别,子弟有学,乡闾有礼,贫穷患难亲戚相救,昏姻死丧邻保相助,无堕农业,无作盗贼,无学赌博,无好争讼,无以恶陵善,无以富吞贫,行者让路,耕者让畔,班白者不负戴于道路,则为礼义之俗矣。”使门人读于庭,且谕之曰:“吾秩满即去,尔有子弟亟遣就学。”于是耆老相语感德叹嗟,翕然从之,学者兴起。
程颢为晋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乡村远近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孤茕残废者责之亲党,使无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诸乡皆有校,暇时亲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为正其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为学,乃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在县三岁,民爱之如父母。
臣按:程颢在晋城仅三年耳,而其德教有如此者,使之久于其任,必大有所成就。今守令以九年为满,朝廷苟责之以成效,其间必有超出伦类而能以明道之德教为治者,治平之基端在于此。
朱熹知漳州,以习俗未知礼,采古丧葬、嫁娶之仪,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说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释氏,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女不嫁者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
臣按:朱熹在漳州首以礼教化俗,今其所著《家礼》我太宗皇帝已表章颁布天下,请命有司举行,并命提学宪臣督视,有不奉行者问以违制之罪。如此则礼教兴行,而异端不待禁革自然废息。
馀仲宽宰剑之顺昌,时闽俗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则后皆不举,为其资产不足以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溺之,建剑尤甚。仲宽乃作《戒杀子》文,召诸乡父老为人信服者列坐庑下,以俸置醪醴,亲酌饮之,出其文使归劝其乡人,无得杀子,岁月间活者以千计。转运判官曹辅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宽一官,仍令再任,复为立法推行一路。
臣按:溺子之俗至今浙东为甚,请自今有除为浙东守令者,考满上课必书云自到任之后民并无溺子者,如有不实,坐降一级。如此,则民间举子必多,户口日增,是亦仁政之大端也。
以上广教化以变俗。
臣按:治者君也,所以为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致之民者吏也。治道有二,曰政曰教,政以法令行之也易,教以道义行之也难,教之本虽在于人君正身齐家以为感化之机,然地非一方而遐外者未易以遍达,人非一类而疏远者未易以遽及。是故明君在上,知教化为治道之急务,则必设学校、明礼义、立条教以晓谕而引导之,使之皆囿于道义之中而为淳厚之俗,而又必择守令之人布吾之政教,丁宁告诫,使其知朝廷意向所在而其为政必以教化为先,变不美之俗以为美,化不良之人以为良,使人人皆善良、家家皆和顺,由家而邑,由邑而郡,民风士习如出一律,则天下之大,治平之基实自此而积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