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113 中华文库

○戒滥纵之失

《周书·吕刑》曰：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附也）〉，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惟时庶威夺货，断制五刑以乱无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

蔡沈曰：“苗民不察于狱辞之所丽，又不择吉人俾观于五刑之中，惟是贵者以威乱政、富者以货夺法，断制五刑，乱虐无罪，上帝不蠲贷而降罚于苗，苗民无所辞其罚而遂殄灭之也。”

陈大猷曰：“自古酷吏如郅都、宁成、严延年、王温舒、周兴、来俊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上帝不蠲而绝厥世，古今一律也。”

臣按：刑罚之所以不中者非讫于威则讫于富，讫于威所以徇人之势，讫于富所以阜己之财，用是以断制刑狱，虐乱无辜之人，民怨于下，天怒于上，卒之所依之势不可怙，所得之财不能保，而并与己之所有者而丧之，遂使自受姓以来之宗祀亦殄灭而无遗类焉。呜呼，《吕刑》此言岂非万世典狱者之永鉴哉。

狱货非宝，惟府〈（聚也）〉辜功，报以庶尤。永畏惟罚，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罚不极，庶民罔有令〈（善也）〉政在于天下。

蔡沈曰：“狱货，鬻狱而得货也。府，聚也。辜功，犹云罪状也。报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祸之命尔。”

吴澂曰：“非天不中而偏罚之，盖以人之为人，在于有生之命，陷人命以至于死，天岂容之哉？若天之罚不如此其极，则犹吏将无所畏，恣于深刻而施之庶民者皆酷虐之政，无复有令善之政在于天下矣。”

臣按：狱之于人乃性命之所关系，顾不以公而以私，不以理而以欲，以人之性命而成吾之私家，其与杀越人于货其心一也。盍思曰人之生也乃天之所命，吾以货而杀人，是逆天命也，天岂容我哉？以货杀人且不可，况又假天之讨有罪者以杀无罪？是重得罪于天矣。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突之子毛及偃从公子重耳在秦）〉。”对曰：“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

臣按：刑以弼教，必原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以权其轻重以为取舍焉。苟在上者理有不明，而惟欲之徇，至用刑诛以快其志，则凡所恶者大者可诛、小者可论而人无容足措手之地矣。下拂乎人心，上逆于天道，人虽无如我，何其如天何？

秦文公二十年，初有三族罪。孝公用卫鞅变法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始皇并吞六国，毁先王之法，减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摽文墨，昼断狱，夜理书，目程决事，日悬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臣按：秦不师古，专用刑法，以致民不聊生而天下溃叛，后世所当以为鉴戒者也。

汉高祖除秦苛法。孝惠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高后除之。孝文元年，尽除收帑相坐律令。

臣按：古者五刑极于大辟，死一身之外无馀刑也，至秦人始有三族之法，罪及于妻子同产，夫以一人之有罪而其妻子固无罪也，况一族乎？父之族同一气脉之相传且犹不可，又况于母族、妻族乎？是人家以一女子适人之故，而累及其一家一族无辜而至于绝宗殒祀，若推其类而至于义之尽，则生女可以不举矣。使家家皆惩之而不举，则人类不几于绝乎？所谓妖言之令，尤为无可凭据，言出于人之口而入于人之耳，甚无形迹也，徒以一人之言而坐其一人之罪且不可，况其家族乎？有国者恐其摇民惑众，或至奸宄之生、祸乱之作，必明立禁条，须必见于手书著于简牍，成夫文理，质证对验，明白无疑，然后坐之，不然且将有如贾生之论秦者矣。生之言曰：“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非徒不能禁乱，且因以生乱而至于亡矣。”汉承秦后而一切禁之，其享国至四百馀年，宜哉。

武帝即位之后，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下，张汤以峻文决理，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汤奏颜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是后有腹诽之法比，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胡寅曰：“昏主奸臣未有不恶嫉言者，武帝非昏主也，而信张汤立此令，何哉？古者立诽谤之木以求谤言，故士传言、庶人谤，既许之谤则有口者皆得尽其情矣。周厉王虽监谤，亦见其时言路之不隘也，监之而后隘矣。秦禁偶语则两人不得相与言矣，其后又有妖言令，则一人而为国家深计者亦不得独献言矣。虽然，是犹或发之于口、或笔之于书，得一据证，反是为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诽之法不亦异哉？自尧舜大圣犹以知人为难，知人之道必自听言始，是故敷奏以言，既观其言，明试以功，又考其事，庶乎尽之而大奸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不用形显而罪之。呜呼，异哉！人心难测甚于知天，腹之所藏何从而验，今指孝子曰尔欲弑父，指忠臣曰尔欲弑君，指廉人曰尔欲为穿窬，指义士曰尔欲为盗贼，尔虽不言不为吾知，尔之心也。然则凡所嫉恶者孰不可杀矣，立法如此，与商纣剖比干观七窍也几希，使贤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志义不得以自伸，反贻暗昧之诛，喑呜而死，皆汤启之也。汤祸贼不足道，其报亦不旋踵，独孝武信而用焉，惜哉。史云公卿大夫自是谄谀取容，夫求合者不待是而谄谀也，况立法以诏之乎。”

臣按：腹诽之法胡氏论之可谓切至矣，张汤今年杀颜异，明年即自杀，天道好还，彰彰如此，为人臣以事君，何用杀人以求自安其位耶？

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道路不通，乃使樊昆等衣绣衣持节发兵以兴击，所至得擅斩二千石以下，诛杀甚众，一郡多至万馀人，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不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胡寅曰：“所为立君者为人群而争也，不务德化而以力从事，是与之争也。夫民服之则驯，治之则骇，与之争则奋然竞起矣。虽大无道之君恶民叛己，临以严刑如草者，钱枿耰锄相寻于地上，亦未有能尽杀四海之人者，何则？寡不胜众也。汉监不远，在嬴政之世矣。是故以法制民不若以善养民，以政御众不若以德抚众，抚以德、养以善，居上而宽，如天覆然，何至于为盗哉？”

臣按：圣人制刑以求无刑，立辟以求止辟，武帝时以盗贼滋起，作为沈命法，非独不能止盗，反由是而盗贼滋多，且又因之而致官吏之相为掩蔽而盗贼益甚，是一举而二失焉，由是而驯致大乱不难也。《吕刑》云“民之乱罔不中”，是则治民之道无有过于中者也，是故先王立法制刑莫不用中，中则无过无不及，可以常用而无弊，不过而严亦不及而宽，过而严则民有不堪而相率为伪以避罪，不及而宽则民无所畏而群聚竞起以犯罪。

初，孝武之世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奸轨不胜。于是使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浸密，律令烦苛，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不晓其用意也）〉，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弄法而受财若市买之交易）〉，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例也）〉，议者咸冤伤之。

臣按：武帝以百姓贫耗，穷民犯法，乃使酷吏条定法令，推求其罪以网罗之。呜呼，盍亦反求民之所以犯法之由乎？史固曰“征发烦数，百姓贫耗”，民之所以穷而至于犯法者有由也，始也既用桑羊、孔仅以征发烦数而致民于法狱，终也又用张汤、赵禹以律令烦苛而陷民于死地，武帝何不仁之甚哉？然则欲民之不犯法，其道何繇？曰《管子》有言“仓禀实，知礼节”，必也制节谨度，薄税敛，宽力役，使其家给人足，则民不穷而人不犯于有司矣。

宣帝时，廷尉史路温舒上言秦人用刑之失，其终有曰：“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藏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诟。虽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

臣按：温舒之疏真氏已载于前书，且谓：“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煆炼而周纳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馀辜，何则？成炼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语云‘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十馀言其于胥吏惨刻之情、狱犴冤枉之状可谓尽矣，然观其疏，始言秦之时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盛服先王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虚美熏心，实祸蔽塞，乃秦之所以亡；继言胥吏惨刻，狱犴冤枉；及其终也，又以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结之。大意谓秦之所以亡由刑狱惨刻，刑狱惨刻由言路不开，言路所以不开者由以正言遏过者为诽谤妖言也。宣帝善其言，故下诏立廷平，然当时杨恽之死，正坐南山芜秽，县官不足为尽力之言，于定国为廷尉，乃奏以为妖恶言，大逆无道，则是温舒之言切中宣帝之失而借秦为言耳。胡氏谓人君行事不当于人心，天下得而议之，岂有戮一夫、钳一喙而能沮弭之哉？宣帝于是乎失君道矣。噫，人君之酷刑皆足以失人心而亡国，一旦苟有革心犹足以善其后，惟杀谏者则无不亡之理，观诸汉、唐末世之君可见矣，有国家者尚鉴之哉。

章帝时，陈宠上疏曰：“陛下即位，数诏群僚宏崇晏晏，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犹尚深刻，断狱者急于篣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今宜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帝纳宠言，诏有司绝钻钻诸惨酷之科，解妖恶之禁，除文致之请谳五十馀事，定着于令。

臣按：文致，谓其人无罪，文饰致其法中也。

桓帝延熹元年，中常侍侯览等令牢修上书，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部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帝怒，下郡国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经三府，太尉陈蕃却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之，岂有罪不彰而致收掠乎？”不肯平署。上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其辞所连及杜密、陈翔、范滂之徒二百馀人，或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陈蕃上书极谏，帝怒，策免之，自后无敢复言者。窦武、霍谞复以为言，帝意稍解，乃诏党人二百馀人皆归田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及灵帝即位，陈、窦用事，复举拔膺等。陈、窦诛，膺等复废，侯览怨张俭尤甚，乃命朱并上书，告俭等共为部党，图危社稷。时上年十四，问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耶？”对曰：“欲为不轨。”上曰：“不轨者何？”对曰：“欲危社稷。”上乃可其奏。凡党人死者百馀人，妻子皆徙边，连引收考布遍天下，宗戚并皆残灭，郡县为之残破。

马端临曰：“党锢之狱，出于宦官之恶直丑正，然欲加之罪则必从而为之辞，帝之问曹节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耶’，善哉问也。帝时方童幼未知，奸佞容悦之可亲，忠贤鲠直之可恶，故发此问，至对以‘谋不轨，危社稷’，则不复能穷诘其所以谋之说、所以危之状而遽可其奏矣。自昔昏暴之君诛诤臣、戮直士，若龙逄、比干之俦，皆以谏诤于朝而婴祸，而窃议于野者则未尝罪之也。至李斯始有偶语之禁，张汤始有腹诽之律，皆处以死罪。今观党锢诸贤所坐，即偶语腹诽之罪，而曹节、王甫所为，盖袭斯、汤之故智也，至于根连株逮，坐死者不可胜计，虽曰主昏政乱，凶珰得以肆其威虐，然亦有由来矣。盖汉家之法以殊死为轻典，而治狱之吏则以深竟党与为能事，夫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传曰‘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信哉。”

臣按：路温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臣以为治狱之吏其小者耳，其所失之存最大者则诽谤妖言之禁焉。吕后时虽除去其禁，然温舒上疏于宣帝，始终以诽谤为言，则是虽除之实则暗用之而不自知也，其子孙习见以为当然，左右凶邪遂袭用之以除异己之人，其祸乃至更代累世而犹炽，卒之善良受祸，国祚随之。后之有天下者，其他刑狱虽若惨刻，然失人心、促国脉趣于亟亡者皆莫甚于诽谤妖言之令也。古语云杀谏臣者其国必亡，然杀谏臣犹有定名，不谏者未必杀也，惟用诽谤妖言坐人之罪，则不分在朝在野、有官无官，一切诛之以钳天下之口，其国之亡也，又何疑哉？

魏孝文以有罪徙边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阖门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谏曰：“天下善人少，恶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阖门，则司马牛受桓魋之罚，柳下惠婴盗跖之诛，不亦哀哉？”孝文善之，遂除其制。

臣按：秦始有夷族之刑，一人犯罪延及一家，而且及其母族妻族焉，崔挺兹言其仁人之言哉。秦仅再世，而博陵之崔世为北朝大族，至于唐犹盛，不可谓天无意也。

初，魏元丕与陆睿、李冲、于烈俱受不死之诏，睿既诛，赐冲、烈诏曰：“睿反逆，违誓在彼，不关朕也，然犹不忘前言，听其自死，免其孥戮，朕本期始终而彼自弃绝。”

司马光曰：“杀生予夺，人君驭臣之大柄，是故先王之制虽有八议，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议于槐棘之下，可宥则宥，可刑则刑，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魏于勋贵之臣往往豫许之以不死，彼骄而触罪，又从而杀之，是以不信之令使陷于死地也。”

臣按：人君为治大要在仁义，所以持仁义者信也。不当死而死之非仁，当死而不死之非义，既许以不死而又死之非信，失此三者，何以为国？

梁武帝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为意，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于主家，有司不敢搜捕，帝深知其弊而溺于慈爱，不能禁也。

臣按：大禹泣囚，怜民之愚也；梁武泣囚，侥己之福也。洒泪虽同而处心则异，怜愚而泣，终置之于法，所以戒其后，使之化愚为智、变恶为良；侥福而泣，虽若免之于死，然而法度日弛，奸恶日起，卒致白昼杀人、公行摽掠，本欲侥福于己，而反有以致祸于人，所谓求福不得而祸已随之者也。佛教之不足凭信如此，后世人主其鉴之哉。

隋文帝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内外，小有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每于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令斩之。高等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处，殿廷非决罚之地，帝不纳，又为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固谏不从，竟于殿廷行决。帝亦寻悔，宣慰冯基而怒群臣之不谏者。

臣按：智者行其所无事，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文帝既以任智而获大位，故凡事皆以所谓智者处之，欲人莫测吾之所为而知所畏惧，将以得其情而摄其心也。呜呼，圣人所谓智者岂若是耶？彼盖自智其智，非吾圣人之智也。智与仁勇为天下之三达德，缺一不可也，而其所以然者则本于诚焉，诚以用智则所谓行其所无事也。噫，隋文用其奸谋诡诈以为智，天之未定则因之以奸天位，天之既定则因之以灭宗祀，后世人君有任私智者，尚文帝之鉴哉。

文帝尚惨急而奸回不止，定盗一钱弃市法，闻见不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盗一榱桷、三人共窃一瓜，即时行决。有数人劫执事而谓之曰：“吾岂求财者耶，但为枉人米耳。而为我奏至尊，自古以来体国立法未有盗一钱而死也，而不为我以闻，吾更来而属无类矣。”帝闻之，为停盗取一钱弃市之法。

臣按：先王因情以立法，如衡之于轻重，少者不可多，大者不可小，物有多少、大小而衡一以无心待之，随其多少、大小而权之也。盗一钱者则坐以死，盗万钱者又何以加之哉？以是立法，是教天下之为盗者不为盗则已，如必为盗则为其大而毋为其小，宁取其多而不取其少，岂所谓辟以止辟者耶？

唐武后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谨，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擢胡人索元礼为游击将军，令按制狱，元礼推一人必令引数十百人。周兴、来俊臣之徒效之，纷纷继起，私蓄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俊臣与万国俊共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太后得告密者辄令索元礼等推之，竞为讯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及凤凰晒开、驴驹拔橛、仙人献果等名，或倒悬石缒其首，或以醋灌鼻。每得囚辄先陈其械具以示之，皆战栗流汗，望风自诬。

胡寅曰：“自古酷刑未有甚于武后之时，其技与其具皆非人理，盖出于佛氏所说地狱之事也。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然其说自南北朝澜漫至唐，未有用以治狱者，佛之言在册，知之者少，至阎立本图《地狱变相》形于绘画则人之得见，而惨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溥，佛本以善言之谓治鬼罪于幽阴间耳，不虞其弊使人真受此若也。吁，亦不仁之甚矣。”

臣按：先王制刑本以制民使之不敢为恶，后世为恶者乃以刑为行恶之具，其惨酷有如武后时酷吏之所为者，盍思曰吾人也，彼亦人也，人以是加我，我能堪之乎？天道好还，吾害人以保己之富贵，人虽不奈我何，其如天道何？吾虽尊贵，彼虽卑贱，同一知识蠢动也，我与彼均禀性赋形于天地间，天生我亦犹生彼也，不畏于人，独不畏于天乎？

武后长寿元年，来俊臣罗告同平章事狄仁杰等谋反。先是，俊臣奏请降敕，一问即承反者得减死，及仁杰下狱，俊臣以此诱之，仁杰即承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仁杰令其子上冤状，武后览之以问俊臣，对曰：“仁杰等下狱，未尝褫其巾带，寝处安甚。苟无事实，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𬘭往视之，俊臣暂假仁杰等巾带，罗立于西，使𬘭视之，俊臣诈为仁杰等谢死表，使𬘭奏之。乐思晦男数岁，没入司农，上变，得召见，武后问状，对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可择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为反状以付俊臣，无不承反矣。”武后意稍悟，召见仁杰曰：“卿承反何也？”对曰：“不承则已死于拷掠矣。”武后曰：“何为作谢死表？”对曰：“无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诈。

臣按：路温舒言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棰楚刑具之轻者也，人之肌肤尚有所不堪者，况用非法之重刑乎？后世人主观武后时来俊臣治狄仁杰谋反之狱，及详乐思晦幼男之言，与仁杰召见之对，则酷吏害人之情状、罪人承罪之因由，灼然见矣。

武后谓侍臣曰：“顷者周兴、来俊臣按狱多连引朝臣，云其谋反，中间疑有不实，使近臣就狱引问、得其手状皆自承服，朕不以为疑。自兴、俊臣死，不复闻有反者，然则前死者不有冤耶？”姚元崇对曰：“自垂拱以来，坐谋反死者率皆兴等罗织自以为功，陛下使近臣问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动摇？所问者若有翻覆，惧遭惨毒，不若速死。赖天启圣心，兴等伏诛，臣以百口为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无复反者，若微有实状，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后悦，曰：“烝时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言，深合朕心。”赐元崇钱千缗。

臣按：武后虽女主，然其本心之天理亦未尝无也，虽以一时酷吏逢其恶用淫刑以逞，彼虽昧于其初，然事久而天理定，事过而善心生，卒亦未尝不知其非也，是以酷吏无不坐诛，而当时宰臣顺成之者亦咎其陷己于淫刑焉。后世人主观仁杰之对及元崇此言，凡有大狱必须自引所犯者于前，躬自诘问而毋为所蔽，为刑官者毋逢君之恶，为大臣者必匡君之失，毋使他日其君之悔悟而诛戮之及、咎怨之归也。

武后时，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刻之吏以深刻为功，凿空争能，相矜以虐，泥耳笼头，折胁签爪，悬发熏耳，刻害支体，糜烂狱中，号曰‘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此等即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赊死。臣窃听舆议，皆称天下太平，何苦须反，岂被告者尽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胜楚毒自诬耳。愿陛下察之，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

臣按：人主所深恶者反叛也，而小人之欲求富贵者往往假是诬人以求爵赏，人主不之察而听之，其致人于死地辄至十百，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绝人之宗祀，其为仁政之累、和气之盭也大矣。遇有斯狱必须隔别而问，证佐既明，必须得其反具，引赴御前，躬为诘问，许其面辩，不付其狱于所执之人，必察其详于外廷之讯。如此，则奸状无不明，刑狱无不当矣。

玄宗天宝初，李林甫为相，起大狱以诬陷异己者，宠任吉温、罗希奭为御史，二人皆随林甫所欲，深浅煆炼成狱，无能自脱者，时人谓之“罗钳吉网”。

臣按：国家置为刑狱，有一定之名，有一定之所，祖宗成法，子孙当遵守之不敢有加焉可也。汉唐以来，乃有诏狱之名，及有起大狱者，是于常宪之外而更为之异名，以罗人于死地，所以张奸臣之威，失天下之心，皆由乎此。后世人臣有请于祖宗常狱之外别起狱者，必奸邪也，人主宜痛斥之。

肃宗时，将军王去荣以私怨杀本县令，当死，上以其善用炮，免死，以白衣于陕郡效力。贾至上疏曰：“《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若纵去荣，可谓生渐矣。议者谓陕郡初复，非其人不可守，然则他无去荣者，何以能亦坚守乎？陛下若以炮石一能即免诛死，今诸军技艺绝伦者其徒实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复何以止之？若止舍去荣而诛其馀者，则是法令不一而诱人触罪也。今惜一去荣之材而不杀，必杀十如去荣之材者，不亦其伤益多乎？夫去荣逆乱之人也，焉有逆于此而顺于彼，乱于富平而治于陕郡，悖于县君而不悖于大君欤？”下其事令百官议，韦见素等议以为：“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犹不敢擅杀，而小人得擅杀，是臣下之权过于人主也。去荣既杀人不死，则军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谓无忧，所在暴横，为郡县者不亦难乎？陛下为天下主，爱无亲疏，得一去荣而失万姓，何利之有？于律，杀本县令列于十恶，而陛下宽之，王法不行，人伦道屈，臣等奉诏不知所从。夫国以法理，军以法胜，有恩无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养战士而每战少利，岂非无法乎？今陕郡虽要，不急于法也，有法则海内无忧不克，况陕郡乎？无法则陕郡亦不可治，得之何益，而去荣末技，陕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无，家国乃为之轻重。此臣等所以区区，愿陛下守贞观之法。”上竟舍之。

臣按：肃宗之于一王去荣杀县令而不正其罪，贾至既言之，韦见素等又言之，谆复明切如此，而肃宗竟不悟焉，其后卒至法令废弛，士卒桀骜，终唐室而不振，其原未必不出诸此也。

懿宗同昌公主薨，悼痛不已，杀医官韩宗卲等二十馀人，收捕亲族三百馀人系京兆狱，平章事刘瞻言以为：“修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深轸圣慈，宗卲等诊疗之时，惟求疾愈，备施方术，非不尽心，而祸福难移，竟成蹉跌。原其情状，亦可哀矜，而械系老幼三百馀人，道路嗟叹，奈何以达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谤。愿少回圣虑，宽释系者。”上览疏不悦。

臣按：古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懿宗以一女之故而杀医者二十馀人，而收捕亲族至三百馀人，知痛吾女之死而人之死独不可痛哉？彼二十人者皆有父母子女，吾爱吾女而彼之父母子女亦爱其父与子，人有贵贱而痛戚之情则一也，吾女之死非其故，若出于误亦在所宥，况医所能生者不死者尔，数之尽者，医岂能延哉？刘瞻之言痛切而懿宗不悟，非独不仁，盖不智也。

宋至和中，太常博士吴及言：“古人除肉刑，重绝人之世也。今则宦官之家竞求他子，剿绝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于刀锯因而夭死者多矣。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有罪而宫，前王不忍，况无疾与罪乎？臣闻汉永平之际，中常侍四员、小黄门十人，唐太宗定制无得逾百员，且以祖宗近事较之，祖宗时宦官凡几何人，今凡几何人？臣愚以谓胎卵伤而凤凰不至，宦官多而继嗣未育，伏望浚发德音，详为条，禁进献宦官一切权罢，擅宫童幼置以重法。若然，则天心必应，圣嗣必广，召福祥安宗庙之策，莫先于此。”

臣按：五刑之中宫刑最重，四刑惟残人之肌体，宫刑则绝人之种类，故虽死辟之大不若宫刑之惨，大辟虽曰身首异处，然止于一身一时，而宫刑则上阏先传、下绝后继，非止一人一世焉。今世无古宫刑，亦无宋人宦官之家取他人子宫以为嗣之例，祖宗以来，凡人侍掖庭者多取军旅中不得已所系累之幼稚，免其死而生之，至仁之恩也。近年乃有军民之家，自宫其子以求进者，而在近甸尤多，惟我国家都燕，切近边鄙，民之生于是者比诸他境尤当加意爱惜而保养之，使其蕃息以壮实根本，一人失其生固在所惜，况千百人绝其后代乎？伏愿体天地好生之德，严为禁制，自今有自宫其子弟者罪其父母及其生户，全家戍边，邻保知情重加罚赎，其主使下手之人问以死罪，被宫者分送藩府以给使令，永不许进入掖庭，如此，则不禁自绝矣。是亦圣朝体天心、惜民命、锡民类，莫大之仁政也。

高宗绍兴中，殿中侍御史常同论：“私盐刑名太重，主议之臣但曰刑不峻不足以致厚利，夫峻刑章而不恤民害，此奸臣之所为也。自古及今，刑之所犯必称罪之轻重，岂有罪无等降，一用重刑之理？今私盐一斤至杖脊配广南，则孰不相率而为百千斤之多哉？祖宗之仁德在人，犹人之有元气，今天下之势可谓病矣，奈何遂欲伤元气乎？法令之行系乎国本，不使有识缙绅之士议之，而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非国之福也。”

臣按：天生物以养人，非专为君也，而君专其利己违天意矣，为之禁且不可也，况又为不称其罪之重刑哉？常同谓刑之所犯必称罪之轻重，深得先王制刑之意，后世法令所以禁愈严而犯愈多者，以不称其罪也。夫立法者君也，而导君而为是法者左右之臣也，而行法者未必皆无仁心，未必皆欲从君之欲，彼见法之过于严，而民之愚而贫无知而冒法、不得已而犯禁，不肯尽行其法，故法虽行于暂而不能行之于久而卒归于废弛，此非独人心之不然，而天理亦不之然也。后世大盗多起于盐徒，正以盐禁太严，有国者不可不知。

理宗朝天下之狱不胜其酷，每岁冬夏诏提刑行郡决囚，提刑惮行，悉委倅贰，倅贰不行，复委幕属，所委之人皆肆行威福，以要馈遗监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则入其当黥之由，意所欲杀则证其当死之罪，呼喝吏卒，严限日时，监勒招承，催促结款。而又擅制狱具，非法残民，或断薪为杖掊击手足，名曰“棹柴”；或木索并施，夹两股，名曰“夹帮”；或缠绳于首，加以木楔，名曰“脑箍”；或反缚跪地，短竖坚木，交辫两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痛深骨髓，几于殒命，富贵之家稍有罥挂，动籍其赀，又以趁办月桩及添助版帐为名，不问罪之轻重，并从科罚，大率官取其十，吏渔其百，州县往往专杀，拘锁罪人，死而后已，甚至户婚词讼亦皆收禁，有饮食不充饥饿而死者，有无力请求陵虐而死者，有为两词赂遗苦楚而死者，惧其发觉先以病申，名曰监医，实则已死，名曰病死，实则杀之。至度宗时，虽累诏切责禁止，终莫能胜而国亡矣。

臣按：宋至理宗时，土地已蹙，穷民残喘待日而毙，多方以妪乳之犹恐不足以有，而一时监司守令乃为严刑苛法，以籍民财，以残民命，理宗在位方以崇尚道学为事，务虚名而蔑实政，当是之时，为监司守令者岂无学道学之流乎？要之皆趣时好名之士，非真有心于居敬穷理以济人利物者也，卒至于伤天地之和，促国家之脉，而有裔夷之祸也。呜呼，岂无所自哉？今去宋季不远，其淫刑之具如所谓脑箍、超棍之类，世犹有袭而用之者，伏惟国家以仁立国，乞敕有司痛加禁革，敢有于律文讯杖之外巧意用刑者，坐以违制之律，造之者重罚，用之者除名，是亦顺天心、寿国脉之一大事也。

以上戒滥纵之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