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156 中华文库

○劫诱穷黩之失

《易·师》：六五，田有禽，利执言〈（语辞）〉，无咎。

程颐曰：“师之兴必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为生民之害，不可怀来，然后奉辞以诛之。若禽兽入于田中，侵害稼穑，于义宜猎取则猎取之，如此而动，乃得无咎。若轻动以毒天下，其咎大矣。执言，奉辞也，明其罪而讨之也。若秦皇、汉武皆穷山林以索禽兽者也，非田有禽也。”

朱熹曰：“六五用师之主，柔顺而中，不为兵端者也，敌加于己，不得已而应之，故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执而无咎也。”

臣按：田有禽利执，则禽之不在田者不利执可知也。盗贼兴于民间，戎狄侵于境内，此田有禽也，若夫未尝侵吾地而害吾民，亦犹禽兽飞翔奔走于山林之中，固其所也，顾乃恣吾之贪欲，恃吾之势力，以狝取之，岂所利哉？《易》曰“田有禽，利执言，无咎”，则禽之不在田，非唯不利执，执之必有咎可知矣。此非独人事，盖天道也。

《复》：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程颐曰：“以阴柔居复之终，终迷不复者也。迷而不复，其凶可知。灾，天灾，自外来；眚，己过，由自作。既迷不复善在己，则动皆过失，灾过亦自外而至，盖所招也。迷道不复，无施而可，用以行师则终有大败，以之为国则君之凶也。十年者，岁之终。至于十年不克征，为终不能行。既迷于道，何时而可也，以其国君凶，谓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众，当从天下之善，乃迷于复，反君之道也。”

张栻曰：“《易》之爻辞鲜有如是之详，其凶鲜有如是之极者，而独于《复》之上六言之，盖自古亡家覆国，反道败德，无所不在，其源起于一念之微，不能制遏之尔。夫以阴柔之才、去本之远，所谓人欲肆而天理灭者，故有大败终凶之戒也。”

臣按：迷而能复，则其迷也不终于迷，而有迁善之机、改过之勇，而其蔽也不终于蔽矣。若夫昏迷而不复，必有天灾，必有人祸也。凡事无不凶，而于行师尤甚，故一败至于涂地，则祸延于国、灾及于民，虽至于十年之久，天道虽变而国势犹不能振也。智伯好战而家以之亡，隋炀伐辽而国以之覆，其源之起，盖智瑶好胜而杨广贪功故也。念之迷而不知复反，君道之常逆天地之德，使其一败之后迷而能复，如汉武帝末年有轮台之悔，其终亦不至于亡矣。

《春秋》：昭公十有三年，晋伐鲜虞。

胡安国曰：“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信义而已矣。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国之秦，变诈并兴，倾危成俗，河决鱼烂，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弃义之明验也。”

《左传》：隐公四年，众仲曰：“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臣按：弗戢自焚之言，用兵者所宜深戒。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林希逸曰：“好战求胜，非国之福。”臣按：老氏好还之戒，即曾子所谓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魏文侯问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数战数胜。”文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御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战穷兵，未有不亡者也。”

臣按：战而数胜，用兵者莫强也，然而往往至于亡，如苻坚、杨广者，主骄民疲之故也，李克之言厥有旨哉。

汉文帝时，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后且拥兵阻厄，选蠕〈（谓动也）〉观望。高祖时天下新定，未可复兴兵。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

臣按：文帝此言见于《史记·律书》，帝因陈武等请用兵而答之如此，且谓其素无心于居位，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兵，凶器，虽能如所愿，动亦耗病。今匈奴内侵，其心伤痛，无日忘之，但今未可如意，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以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文帝此言所谓仁人之言也，故帝世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馀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司马氏载是语于《律书》之首，以见帝天性粹美，尚德化而不务兵戎，有制礼作乐之具也。

武帝元朔二年，匈奴入寇，遣卫青击之，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五年，遣青率六将军击匈奴，还以青为大将军。明年，又率六将军击之。元狩二年，以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击匈奴，败之，过焉耆至祁连山而还。四年，遣卫青、霍去病击匈奴。元封元年，帝出长城，登单于台，勒兵而还。三年，遣赵破奴击楼兰。太初元年，遣李广利击匈奴。

胡寅曰：“武帝意广欲多，穷兵黩武，以一马之故，战师万里，民力殚尽，海内嗟怨，盗贼群起，富庶之俗至于萧然，衅自谗人，其后大祸延子孙，接刃阙下，流血盈沟，其应惨矣。向使遵文、景俭约之规，明《春秋》首恶之义，自家刑国措世安宁，岂有萧墙之震惊、望思之痛悔哉？”

臣按：汉武戾太子据以元朔元年生，明年即命卫青击匈奴，自是穷兵黩武，出塞穷追，虽能制胜快意于一时，然中国之人民死锋镝、膏野草亦多矣。呜呼，天德好生而立君以养民，四夷入吾境、贼吾民，不得已驱而出之，使吾民不罹其害可也，彼不犯吾边乃无故兴兵出塞，求而击之，其曲直有在矣。武帝好武功，武功非杀人不能成，帝所以立武功者，意欲绝边患以为子孙计尔，殊不知武功既立，杀人必多，杀人者天必报之，不在其身则在其子孙，观武帝卒有太子据之祸，可鉴也矣。

元光二年，雁门马邑豪聂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上召问公卿，恢曰：“臣闻前代之时，北有强胡之敌，内连中国之兵，然匈奴不轻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然匈奴侵盗不已者无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窃以为击之便。”韩安国曰：“臣闻高皇帝常围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围反位而无忿怒之心。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公，故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臣窃以为勿击便。”恢曰：“不然，高帝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边境数惊，士卒伤死，中国槥车相望，此仁人之所隐也，故曰击之便。”安国曰：“不然，臣闻人君谋事必就祖发政，占古语，重作事也。用兵者以饱待饥，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故接兵覆众，伐国堕城，常坐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也。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从行则迫胁，衡行则中绝，疾则粮乏，徐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兵法曰：‘遗人，获也。’臣故曰勿击便。”恢曰：“不然，臣今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选枭骑阴伏而处以为之备，审遮险阻以为其戒。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单于可禽，百全必取。”上从恢议，以韩安国、李广、王恢为将军，将军骑材官三十馀万匿马邑旁谷中，阴使聂壹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丞，以城降，财物可尽得。”于是单于穿塞，将十万骑入武州塞。未至百馀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雁门尉史，知汉兵所居，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汉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罢兵。王恢主别从代出击胡辎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当恢逗挠，当斩。恢行千金丞相垯，垯言于太后曰：“王恢首为马邑事，今不成而诛恢，是为匈奴报仇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为马邑事者恢，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单于辎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于是恢闻乃自杀，自是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

胡寅曰：“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未更练而昧于节要，岂有匿形致敌，覆十馀万人而不露者乎？其不为人所败也幸矣。覆者用兵之奇道也，善覆者靡不胜，遇覆者靡不败。”

臣按：中国之所以取胜于外国者，不独以威也，盖亦有道焉耳。彼来犯我，我不得已而御之，使彼不得侵我境土、害我人民、劫我畜产，是则帝王之道也。今乃设法以诱之，诱之为言，岂帝王之所务哉？诱之以义，固非待人之诚，况诱之以利乎？诱之以利，又从而害之，市井小人苟有知识者不为也，况帝王乎？韩安国所言多可取者，若帝王以天下为度，不以己私伤天下之公；若人君谋事必就祖发政，占古语，重作事也；若用兵者以饱待饥，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此圣人之兵也。汉去古未远，其言必有所自云。

宣帝时，欲因匈奴衰弱，出兵击之，使不得复扰西域。魏相上书谏曰：“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以动兵，军旅之后，心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风俗尤薄，水旱不时，按今年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于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胡寅曰：“魏相之疏止无名之兵，弭连兵之祸，恐伤阴阳之和，以生萧墙之忧，真经国之远猷、宰相之能事也。其尤可服者，不隐风俗薄恶，子弟杀父兄、妻杀夫之变，直以告君，此则贤者或以为难也。人之常情喜闻美事而恶闻灾祸，风俗薄恶而相不自欺，其贤矣哉。”

臣按：魏相此疏首列义、应、忿、贪、骄五兵之名于前而继之以此，且谓不知此名何名，殆所谓忿与骄者乎。人君观此，其毋急于求胜于人，而必先于求胜于己乎。求胜于人，虽胜犹有后忧，求胜于己，虽无一时之快，亦无异日之忧也。

灵帝建宁二年，诏遣谒者说降汉阳散羌，段以羌虽暂降，当复为盗贼，不如乘虚放兵，势必殄灭。乃分遣兵进击，追至穷山深谷之中，处处破之，斩其渠师以下万九千级，分置安定、汉阳、陇西三郡，东羌悉平。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馀级，费用四十四亿。

司马光曰：“《书》称：‘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蛮夷戎狄，就利避害，乐生恶死，亦与人同，御之得其道则附顺服从，失其道则离畔侵扰，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则讨之，服则怀之，若乃视之如草木虫蚁，不分臧否，不辨去来，悉艾杀之，岂作民父母之意哉？且羌之所以叛者，为郡县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诛者，将帅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将驱而出之塞外，择良吏而牧之，则疆场之臣也，岂得专以多杀为快哉。”

臣按：元后作民父母，所谓民者，岂止中国之民哉？凡天地所覆载、具形体有知识者皆吾赤子也。圣人一视以同仁，兼爱夫内外远近之民，惟恐一人之或失其所，苟限区域而为之爱恶，于遐外之民必欲剿戮灭绝之，岂父母之心哉？

熹平六年，护乌桓校尉夏育上言：“鲜卑寇边，请发兵出塞击之。”先是，护羌校尉田晏坐事论刑，欲立功自效，请中官王甫求得为将，乃拜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议。蔡邕议曰：“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才力劲健，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今育、晏虚计二载，自许有成，若祸结兵连，岂得中休，当复征发转运无已，是为耗竭诸夏，并力蛮夷。夫边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国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县盗贼尚不能禁，况此丑虏而可伏乎？天设山河以别内外，苟无蹙国内侮之患则可矣，岂与虫岂之虏校往来之数哉？今乃欲以齐民易丑虏，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犹已危矣，况得失不可量邪。”帝不从，遣育出高柳、晏出云中，大败，丧其节传、辎重，各将数十骑奔还，死者什七八。

隋炀帝大业六年，帝幸突厥启民可汗帐，高丽使者在启民所，启民不敢隐，与之见帝，裴矩说帝曰：“高丽，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亲见启民，举国从化，可因其恐惧，胁使入朝。”帝从之，敕牛弘宣旨，令使者还语高丽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谋讨之，课天下富人买马，匹至十万钱，简阅器仗，或有滥恶，使者立斩。敕幽州总管往东莱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需。舳舻千里，往来常数十万人，昼夜不绝，天下骚动，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谷价踊贵，斗米直数百钱，重以官吏侵渔，百姓穷困，于是相聚为盗。至是所在蜂起，不可胜数，攻陷城邑，杨玄感等乘之而起，隋遂以亡。

胡寅曰：“炀帝前此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浑，朝赤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来处罗，无不如志，此贤主所未必得者而炀帝能之，所谓天助不善，非祐之也，厚其毒而将降之罚耳。若使军师说客于彼七国有摧败龃龉，则辽东之行未必至若是勇也，以苻坚善于治国，兵威之敌施之江南，遂至亡灭，又况炀帝乎？故天以武功张于前，以祸乱蹙于后，然后逆贼之狱成而大罚加矣，网恢恢而不失，可不畏哉。”

叶适曰：“高丽本微贱不足论，然隋、唐之所以兴亡节目关系却在此。自秦汉以来，中国所甚患者不过匈奴，始皇时天下新统一，秘记言‘灭秦者胡也’，于是空国以事胡，又为奢侈奇刻以摇动之，陈胜、吴广因以为乱；汉武帝亦缘累世为匈奴所侵，欲乘其富强并力除治，天下困弊，几至大乱。若高丽，则东海一隅之小夷，本未尝为中国之难，隋文帝新合天下为一，其时突厥已自稽首承顺，炀帝巡游亲至突厥帐，偶因高丽之使在启民所，缘裴矩一言，遂成此祸。裴矩见天下大势已合，亦欲高丽效朝贡以见其得意，而不知大乱之端乃发于此。自此天下骚动，炀帝亲屈万乘至其国都，大合天下兵力以较一城之胜负，推理论之，无有不败，虽以黄帝之兵无能为也，既不能克，遂至再伐，而天下已乱。盖陈胜、吴广所以乱秦者在匈奴，而杨玄感所以乱隋者在高丽。”

臣按：胡、叶二人之论，胡氏责其君，叶氏责其臣，其言皆切要，后人主欲兴兵旅，宜以炀帝为戒，其臣有所建说者，宜以裴矩为戒。

唐贞观十七年，新罗遣使言百济与高丽连兵，谋绝新罗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赍玺书谕之，盖苏文不奉诏，使还上曰：“盖苏文弑君，不可以不讨。”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慑伏，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远征小夷，万一蹉跌，伤威损望，更兴忿兵，则安危难测也。”李世杰曰：“间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发兵穷追，用魏徵之言遂失机会，不然薛延陀无遗类矣。”上曰：“然，此诚征之误，朕寻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耳。”遂欲自征高丽，遂良复谏曰：“天下譬犹一身，两京心腹也，州县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丽罪大，诚当致讨，但命一二猛将，将四五万众，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稚，诸王陛下所知，一旦弃金汤之全，逾辽海之险，以天下之君轻行远举，皆臣之所甚忧也。”群臣亦多谏者，上皆不听。

范祖禹曰：“高丽臣属于唐而其主为贼臣所弑，为大国者不可不讨，然何至于自征之乎？太宗若从遂良之言，虽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太宗征高丽，房玄龄疾笃，谓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惟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馀责。”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素膳止乐者，重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之肝脑涂地，独不湣乎？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它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

臣按：玄龄从太宗起兵间，熟知兵戈之害，且知道理、识事体，故其临终之言恳款精切如此，所引决囚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谓纳约自牖矣。

玄宗天宝六载，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帝意不快，将军董延光请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诏而不尽如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杀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虽迫于制书，实夺其谋也。何以知之？今以数万众授之而不立重赏，士卒安肯为之尽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无功必归罪于大夫，大夫何爱数万段帛不以杜其谗口乎？”忠嗣曰：“今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故忠嗣不欲为之。忠嗣今受责天子，不过以一将军归宿卫，其次不过黔中上佐，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

臣按：帝王举事以义理为主，使其地本吾物也，在吾有可取之义，因其衅而取之可也。苟非吾之故物而义有所不当，取彼虽有衅，吾亦不可幸灾乐祸，出其不意而掩有之，况彼本无衅哉。

天宝十三载，剑南李宓击南诏，阁罗凤诱之深入至太和城，闭壁不战。宓粮尽，士卒瘴疫、饥死什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全军皆没。杨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无敢言者。

范祖禹曰：“壅蔽之为害深矣，明皇信一杨国忠，丧师二十万而不知其不亡，岂不幸哉！国忠欺蔽如此，而举朝亦无一人敢以实告其君者，盖在位皆小人也。当是时，明皇享国四十馀年，自以为万世之安而不知祸乱将发于朝暮，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胡寅曰：“杨国忠、鲜于仲通开南诏之隙，丧师几二十万，高仙芝击大食，丧师三万，安禄山讨奚、契丹，丧师六万，前此杨忠最讨反蛮，所杀又十一万夫。为天养人者天子之职也，将师杀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职久矣，其能免乎。”

臣按：伊尹有言：“一夫不获，时予之辜。”则是大臣受天子之托而为之养民，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乃其罪也。天子享万民之奉而为之主，假有一人死于非命，固失其所以受天命为天养民之意，而有负于斯民所以奉我者矣，况数十万人之命乎？人君宜体天心，恒自念曰一夫之生失其所，固相君者之罪，一人之死非其命，岂非君民者之罪乎。用是兢兢业业，深思远念，非为民而不轻用人之命，如此，可以永保天命而仁声洋溢于天下，庆泽流衍于万世矣。

德宗时，吐蕃尚结赞屡遣使求和，上未之许，乃卑辞厚礼求和于马燧，燧信其言，为之请于朝。李晟曰：“戎狄无信，不如击之。”张延赏与晟有隙，数言和亲便，上亦素恨回纥，欲与吐蕃击之，遂与燧、延赏计，延赏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谓晟曰：“朕以百姓之故，与吐蕃和亲决矣，大臣既与吐蕃有怨，宜留辅朕。”加晟太尉，罢镇，时遣崔干使吐蕃约和，尚结赞请以浑瑊主盟，盟于平凉，瑊发长安，晟深戒之，以盟所为备不可不严，延赏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严备，我有疑彼之形则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诏瑊切戒，以推诚待虏，勿为猜疑。瑊奏吐蕃决以辛未盟，延赏集百官称诏示之，曰：“李太尉谓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闻之泣曰：“吾生长西陲，备谙虏情，所以论奏，但耻朝廷为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骆元光屯潘原、韩游环屯洛口以为瑊援，元光谓瑊曰：“潘原距盟且七十里，公有急何从知之？请与公俱。”瑊以诏旨固止之，元光不从，与瑊连营相次，距盟三十馀里。元光濠栅深固，瑊濠栅皆可逾也，元光伏兵于营西，游环亦遣五百骑伏于其侧，曰：“若有变，则汝曹西趋柏泉以分其势。”将盟尚结赞，又请各遣游骑数十，更相觇索，瑊许之。吐蕃伏精骑数万于坛西，游骑贯穿唐军，入无禁，唐骑入虏军悉为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礼服，虏伐鼓三声，大噪而至，瑊自幕后出，偶得他马乘之，伏鬛入其衔，驰十里衔方及马口。虏纵兵追击，唐将卒死者数百人，副使崔汉衡被擒。瑊至其营，元光发伏成陈以待之，虏骑乃还。是日，上视朝，谓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浑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结，今日之事，臣窃忧之。”李晟曰：“诚如浑言。”上变色曰：“柳浑书生，不知边计，大臣亦为此言邪？”皆顿首谢。是夕，韩游环表言虏劫盟者，兵临近镇。上大惊，谓浑曰：“卿书生，乃能料敌如此其审耶？”上欲出幸，大臣谏而止。初，吐蕃尚结赞恶李晟、马燧、浑瑊，曰：“去三人则唐可图也。”于是离间李晟，因马燧以求和，欲执浑瑊以卖燧，使并获罪，因纵兵直犯长安，会失浑瑊而止。

范祖禹曰：“人君于其所不当疑而疑之，则于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之功，社稷是赖，德宗猜忌，使忧惧不保朝夕，至于才邪之诡计、戎狄之甘言则推诚而信之不疑，由其心术颠倒，见善不明故也。延赏以私憾败国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诘，使之得保首领死牖下，幸矣。”

臣按：自春秋以后，世之盟者鲜矣，德宗乃听小人之言而与吐蕃盟，虽以百战功臣如李晟者屡言之而不见听，卒堕外夷之计而为所笑，幸而不尽如其计。使其计果行，则李晟既已为所离间矣，而又失浑瑊、马燧，而德宗岂不至于又出幸耶。呜呼，柳浑之言药石也，后世谋国者所当深念而以为戒。

陆贽言于德宗曰：“怀生畏死，蠢动之大情，虑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为欲，以百姓之心为心，固当遂其所怀，去其所畏，给其所求，使家家自宁，人人自遂。家苟宁矣，国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同焉。是则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术，挤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从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于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从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圣王知生者人之所乐，而己亦乐之，故与人同其生而上下之乐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己亦利之，故与人同其安则公私之利两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则当外察其倔强之由，内省于抚驭之失，修近以来远，检身而率人，故《书》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此其证也。如或昧于怀柔，务在攻取，不征教化之未至，不疵诚感之未孚，惟峻威是临，惟忿心是肆，视人如禽兽而暴之原野，轻人如草芥而剿之铦锋，叛者不宾则命致讨，讨者不克则将议刑，是使负衅者惧必死之诛，奉辞者虑无功之责，编以困于杼轴而思变，士卒以惮于死丧而念归，万情相攻，乱岂有定？一夫不率，阖境罹殃，一境不宁，普天致扰，兵祸结，变起百端，孔子曰：‘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矣。’盖必然之常理、至当之格言，足以为明鉴元龟，贯百王而不易者也。”

臣按：贽言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术，挤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于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从古及今未之有焉，此即《大学》絜矩之道，孔子所谓恕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也。人君恒书此数言于坐右，非为生人安众，必不肯劳民杀人而为穷兵黩武之举矣。

宋司马光上英宗曰：“圣王谋事于始而虑终于微，是以用力不劳而收功甚大。窃见国家所以御四夷之道，似未尽其宜当，其安靖附顺之时，则好与之计较末节、争竞细故，及其桀傲暴横之后则又从而姑息，不能深讨。近者西戎之祸生于高宣，北狄之衅起于赵滋，而朝廷至今终未有悟，犹以二人所为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为非，是以边鄙武功皆锐意而生事，或以开展荒弃之地十数里为功劳，或以杀略老弱之敌三五人为勇敢，朝廷称其才能，骤加擢用，既而彼心忿恨，遂求报复，屠剪熟户，钞劫边民，所丧失者动以千计，而朝廷但知惊骇，增兵聚粮，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边之臣亦无谴责。如此而望疆场无虞，是犹添薪扇火而求汤之不沸也。”

臣按：圣王之治天下一视同仁，彼处其域中而我兴师出境，出其不意无备而袭之，欺其衰弱败亡而杀之，则曲在我矣。臣请今后边将有不禀朝命而擅出境袭杀者，虽功如陈汤亦必在所追究，若因而生事起衅者，痛加诛责，其一时蒙昧致有封爵，虽经数世，犹在所不宥。如此，则好功名、希爵赏之徒知所惧，而朝廷享安靖之福矣。

司马光上神宗曰：“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飞，近者未说不可以来远，自尧、舜、禹、汤、文、武之王，下至齐桓、晋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内而能治于外者也。今朝廷之政未尽修，封域之中未尽治，内郡无一年之蓄，左帑无累月之财，民间贫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患即化为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讲，将师乏人，士卒骄隋，上下姑息，有同儿戏，教阅稍频则愠怼怨戾，赐予不时则扬言不逊，被甲行数十里则喘汗不进，遇乡邑小盗则望尘奔溃，此乃众人所共知，非臣敢为欺罔。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彼不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陛下视今天下如此，而欲谋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陆梁之虏，冀难立之功，此臣所为寒心者也。为今日之计，莫如收拔贤俊、随才受任以举百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修庶政，谨择监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绝浮费、沙汰冗食以实仓库，询访智略、察验武勇以选将师，申明阶级、剪戮桀点以立军法，料简骁锐、罢去羸老以练士卒，修整犀利、变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职既举，庶政既修，百姓既安，仓库既实，将师既选，军法既立，士卒既练，器械既精，然后惟陛下之所欲为，复灵夏、取瓜沙、平幽冀、收燕朔，无不可也。今八者未有其一而欲纳边吏之狂谋，信黠虏之诡辞，臣恐不得其降者数百而虏骑大至，覆军杀将，边城昼闭，朝廷乃为之宵衣旰食，焦心劳思，兴兵运财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庆历之时，已而卒无可奈何，然后忍耻以招之，卑辞以谕之，尊其名以悦之，增其赂以来之，其为损也不亦多乎。斯乃国之大事、安危所系，非特边境之忧而已，愿陛下深留圣思，勿为后悔，乃天下之福也。彼进谋者皆非实为国家斩将搴旗，拓土开境，建卫、霍、甘、陈之功也，但以利口长舌虚辞大言一时，诳惑圣聪，欲盗陛下之官职耳。他日国家有患，不预其忧，是岂可哉。凡边境有事则将师迁官、士卒受赏，无事则上下寂寂，无因徼幸，此乃人臣之利，非国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

臣按：司马光所言皆国家大计、安危所系，非特边境事也。所谓进谋者非实为国家斩将搴旗，拓土开境，建卫、霍、甘、陈之功，但以利口长舌虚辞大言，诳惑圣聪，欲盗陛下之官职，他日国家有患不预其忧。若此等之事，非但古有之，明主不可不之察也。

苏轼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为人臣计与为人主计不同，人臣非斥壤地、效首虏无以为功，为陛下计，唯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圣神冠古，动容举意皆是功德，但能拱泰山之安，与天地等寿，则竹帛不可胜计，而尧、舜、禹、汤不是过也。议者不知出此，争欲急于功名，履危犯难，以劳圣虑，臣窃不取。”

苏辙言於哲宗曰：“善为国者贵义而不尚功，贵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为弃义与信，虽一快于目前，而岁月之后，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昔晋文公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者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而原降。晋荀吴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吴弗许，左右曰：‘师徒不勤而可以获城，何故弗为？’吴曰：‘吾闻诸叔向，好恶不愆，民知所适，事无不济。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使鼓人杀叛人而缮守备，三月，鼓人请降，使其民见，曰：‘犹有食色，姑修而城。’军吏曰：‘获城而弗取，勤民而顿兵，何以事君？’吴曰：‘吾以事君也，获一邑而教民怠，将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谓疏于事情而怠于功利矣，然要其终，文公以霸天下，荀吴以强晋国，知信义之效见于久远如此。”

臣按：苏轼谓人臣计与人主计不同，人臣非斥壤地、效首虏无以为功，人主计唯天下安、社稷固耳；轼之弟辙又谓善为国者贵义而不尚功，贵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弃义与信，虽一快于目前，而岁月之后，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此皆有稽之言，有国者所当体察而鉴戒者也。

元丰五年，广南西路转运使马默言安化州民作过，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兵，大事，极须谨重。向者郭逵征安南，与昨来西师，兵夫死伤皆不下二十万，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责不轻，今无罪置数十万人于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盖常起于至细。”

杨时曰：“边事之兴多出于饕功幸利之人，黩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计为念，视生灵荼毒若非己事，恬不以为戚。夫蛮獠猖獗，自古然也，缓之则豺噬犭希勇、干纪不受命，急之则鸟惊鱼散、依险以自匿，盖其常态也。不务抚驯之使恩威两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而兽狝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则败衄不支，上贻朝廷忧，此边吏之大弊也。”

臣按：神宗谓天下大事常起于至细，凡事无不然，而兵戎之事尤为甚焉。杨时之言切中边吏之病，尤宜深察。昔人有言：“有边事，边臣之福；无边事，朝廷之福。”至哉论乎，其视时之言尤为简要。

徽宗时，蔡京开边，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时徼富贵，诱王江酉杨晟免等使纳土，夸大其辞，言：“向慕者百三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馀万口，其傍通江洞之众尚未论也。王江在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势据诸峒要会，幅员二千里，宜开建城邑，控制百蛮。”诏以为怀远军，祖道在桂州四年，原以官爵金帛挑诸夷建城邑，调兵镇戍，辇输内地，钱布盐粟无复齐限，地瘴疠戍者岁亡什五六，实无尺地一民益于县官。蔡京既自以为功，至谓混中原风气之殊，当天下舆图之半，祖道用是超取显美。

臣按：史臣谓诸蛮溪峒茅瘴非人域，鸩虺与居，况无敢闯吾圉，蔡京乃使王祖道、张庄之徒凿空为功，举中国重赀弃诸不毛而文饰奸慝，铺张表贺，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黩武之心一侈而燕朔之谋作矣，《诗》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徽宗之耗内贪外，驯召祸败迹所从来，此其本也。呜呼，可不戒哉。

宣和三年，欲复燕云，蔡京、童贯主之，郑居中力言不可，谓京曰：“公为大臣，国之元老，不能守两国盟约，辄造事几，诚非庙算，使百万生灵肝脑涂地，公实为之。”时睦寇〈（方腊也）〉初平，帝亦悔于用兵，王黼独言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今而不取燕云，女直即强，中原故地将不复为我有。”帝遂决意治兵，黼于三省置经抚房专治边事，不关枢密，括天下丁夫，计口出算，得钱二千二百万缗以充用。黼专领其事，乃以童贯为宣抚使、蔡攸副之，勒兵十五万，巡北边以应金。时有朝散郎宋昭上书，极言辽不可攻、金不可邻，金必败盟为中国患，乞诛王黼、童贯。赵良嗣等且曰：“两国之誓，言败盟者祸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圣之灵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朔之民于涂炭之中，而使其肝脑涂地乎。”除昭名，编管海州。先是，燕云之议起，广安军草泽安尧臣上书，曰：“臣观自古国家之败，未尝不因宦者专政，此曹手执帝爵，口衔天宪，则臣下之死生祸福在焉，刘蕡谓自古宦者预军政，未有不败国丧师者。请以误国之大者，借童贯而论之。贯起卑微，陛下付以兵柄，汲引群小、易置将吏以植私党，自兵权归贯，纷更殆尽，赏罚不明，兵气委靡，中外之人咸谓贯深结蔡京，同纳燕人李良嗣以为谋主，共唱北伐之议，经营之久，国乃困乏，乃始方田以增常税，均籴以充军储，茶盐之法朝行暮改，民不奠居，苟能速革其弊，则赤子膏血不为此曹涸也。”奏入，不省。其后转粮以给燕山，民力疲困，盐额科敛，加之连岁凶荒，饥民并起为盗，女真乘之，遂至失国。

臣按：宋徽宗用蔡京、王黼言，任宦者童贯开边，遂至九庙丘墟，社稷沦亡，人君之举事用人，切不可不深长思虑，毋徒快一时之欲、徇一人之私，以启九族之祸，戕亿兆之命，贻千古之羞。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击日本。兵十馀万死于海岛，还者仅三人。

臣按：元世祖在位之日，击缅甸、击爪哇、击占城、击日本，殆无虚岁，其所以穷兵黩武，比之秦皇、汉武何如哉？夫以长城之筑出塞之师，所以为中国生灵计耳，若缅甸接于百夷，占城隔乎交阯，爪哇、日本远在炎天涨海之外，地势不相接也，兵刃不相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利其所有耳，盖闻此诸国多珠贝宝石之类，欲得之耳。呜呼，求无用之物，害有用之人，为人民之主而杀人以逞所欲，一之不已，已至再至三，呜呼，后世履二帝三王之位，为人民之主者，慎勿效尤。

以上劫诱穷黩之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