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平议 中华文库

天下论孔子者。约分两端。一谓今日风俗人心之坏。学问之无进化。谓孔子为之厉阶。一谓欲正人心。端风俗。励学问。非人人崇拜孔子。无以收拾末流。此皆瞽说也。国人为善为恶。当反求之自身。孔子未尝设保险公司。岂能替我负此重大之责。国人不自树立。一一推委孔子。祈祷大成至圣之默祐。是谓惰性。不知孔子无此权力。争相劝进。奉为素王。是谓大愚。

孔子当春秋季世。虽称显学。不过九家之一。主张君权。于七十二诸侯。复非世卿。倡均富。扫清阶级制度之弊。为平民所喜悦。故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此种势力。全由学说主张。足动当时上下之听。有与之分庭抗礼。同为天下仰望者。墨翟是也。有诋其道不足救国而沮之者。齐之晏婴。楚之子西。及陈蔡大夫是也。所以孔子只能谓之显学。不得称以素王。其后弟子众多。尊祟其师。贤于尧舜。复得子夏教授西河。为魏文侯师。子贡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孔门学术。赖以发扬。然在社会。犹一部分之势力而巳。至秦始皇摧残学术。愚弄黔首。儒宗亦在坑焚之列。孔子弟子。善于革命。鲁诸儒遂持孔氏之礼器。往奔陈涉。此盖以王者受命之符。运动陈王。坚其揭竿之志。远孙孔鲋。且为陈涉博士。与之俱死。刘季马上得天下。不事诗书。项羽授首。鲁竟不下。荐绅先生。大张弦诵之声。汉高祖震于儒家之威。鉴秦始覆辙。不敢再溺儒冠。祠孔子以太牢。博其欢心。是为孔子身后第一次享受冷牛肉之大礼。汉武当国。扩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术。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志。不如专崇一说。以灭他说。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时则有赵绾、王臧、田鼢、董仲舒、胡毋生、高堂生韩婴伏生、辕固生、申培公之徒。为之倡筹安会。中国一切风俗人心。学问过去未来之责任。堆积孔子之两肩。全国上下。方且日日败坏风俗。斫丧人心。腐朽学问。此三项退化。至两汉以后。当叹观止矣。而曹丕之尊孔。实较汉武有加。其诏曰。

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泗沫之上。凄凄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尊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

更以孔羡为宗圣侯。修旧庙。置吏卒。广宫室。以居学者。不知汉高帝武帝魏文帝。皆傀儡孔子。所谓尊孔滑稽之尊孔也。典礼愈隆。表扬愈烈。国家之风俗人心学问。愈见退落。孔子不可复生。安得严词拒绝此崇礼报功之盛德耶。就社会心理言之。昔之丈夫女子延颈举踵而望者。七十子之徒尊崇发扬者。巳属过去之事。国人惟冥行于滑稽尊孔之彀中。八股试帖。俨然衣钵。久而又久。遂成习惯。有人诋此滑稽尊孔者。且群起斥为大逆不道。公羊家接踵。谶说坌起。演成种种神秘奇谈。身在泰山。目能辨吴门之马。饮德能及百觚。手扛国门之关。足蹑郊坰之虎。生则黑帝感召。葬则泗水却流。未来之事。遗于谶书。春秋之笔。绝于获麟。几若天地受其指㧑。鬼神为之使令。使人疑孔子为三头六臂之神体。公羊家之邪说。实求合滑稽尊孔者之用心。故历代民贼。遂皆负之而趋矣。乃忧时之士。犹思继续演此滑稽之剧。挽救人心岂知人心风俗。即崩离于此乎。

中国二千余年尊孔之大秘密。既揭破无余。然后推论孔子。以何因缘。被彼野心家所利用。甘作滑稽之傀儡。是不能不归咎孔子之自身矣。试分举之。

一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 君主独裁。若无范围。限制其行动。势将如虎传翼。择人而食。故中国言君权。设有二种限制。一曰天。一曰法。人君善恶。天为赏罚。虽有强权。不敢肆虐。此墨家之说也。国君行动。以法为轨。君之贤否。无关治乱。法之有无。乃定安危。此法家之说也。前说近于宗教。后说近于法治。皆裁抑君主。使无高出国家之上。孔子之君权论。无此二种限制。君犹天也。民不可一日无君。犹不可一日无天。[ 尚书大传孔子对子张语]以君象天。名曰天王。又曰帝者天称也。又曰天子者。继天理物。 改一统。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养万民。皆以君与天为一体。较墨翟以天制君者绝异。所以不能维持天子之道德。言人治不言法治。故是尧非桀。叹人才之难得。论舜治天下。由于五臣。武王治天下。由于十臣。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孝经论语之大义微言。莫不主张人治。荀子言有治君。无治国。有治人。无治法。即师承孔子人治之义。彰明较著以言之也。较管商韩非以法制君。又迥然不同。所以不能监督天子之行动。天子既超乎法律道德之外。势将行动自由。漫无限制。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诸空论。果假何种势力。迫天子以不得不遵。孟子鉴及此弊。阐明君与国之关系。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于是弃孔子之君治。以言法治。谓先王之法。犹五音之六律。方圆之规炬。虽有尧舜。舍法取人。不能平治天下。其言得乎邱民为天子。舜禹践位。亦由民之讴歌。非孔子所敢言也。

一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 诸子并立。各思以说易天下。孔子弟子。受外界激刺。对于儒家学术。不无怀疑。时起问难。孔子以先觉之圣。不为反复辨析是非。惟峻词拒绝其问。此不仅壅塞后学思想。即儒家自身学术。亦难阐发。盖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也。宰我昼寝。习于道家之守静也。则斥为朽木。樊迟请学稼圃。习于农家并耕之义也。则诋为小人。子路问鬼神与死。习于墨家明鬼之论也。则以事人与知生拒绝之。宰我以三年之丧为久。此亦习于节葬之说也。则责其不仁。宰我樊迟子路之被呵斥。不敢申辩。犹曰此陈述异端邪说也。乃孟懿子问孝。告以无违。孟懿子不达。不敢复问。而请于樊迟。樊迟问仁智。告以爱人知人。樊迟未达。不敢复问。而请于子夏。孔子告曾子。吾道一以贯之。门人未达。不敢直接问孔子。而间接问曾子。师徒受授。几杖森严。至禁弟子发言。因此陈亢疑其故守秘密。询异闻于伯鱼。一门之中。有信仰而无怀疑。有教授而无质问。王充论衡曰。“论者皆云孔门之徒。七十子之才。胜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见孔子为师。圣人传道。必授异才。故谓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谓之英杰。古以为圣神。故谓七十子历世希有。使当今有孔子之师。则斯世学者。皆颜闵之徒也。使无孔子。则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验之。以学于孔子。不能极问也。圣人之言。不能尽解。宜难以极之。皋陶陈道帝舜之前。浅略未极。禹问难之。浅言复深。略指复分。盖起问难。此说极而深切。触而著明也。”[见问孔篇]王充责七十子不能极问。不知孔子不许极问也。少正卯以大夫讲学于鲁。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不去者惟颜回。昔日威严。几于扫地。故为大司寇仅七日。即诛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弟子。子贡诸人为之皇恐不安。因争教而起杀机。是诚专制之尤者矣。至于叩原坏之胫。拒孺悲而歌。犹属寻常之事也。

一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 孔子圣之时者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其立身行道。皆抱定一时字。教授门徒。亦因时因地而异。韩昌黎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夫孔墨言行大悖。岂能相用。盖因孔子讲学。无绝对主张。言节用爱众。颇近墨家节用兼爱之说。虽不答鬼神之间。又尝言祭鬼祭神。颇近明鬼之说。虽与道家背驰。亦称不言之教。无为之治。不谈军旅。又言教民即戎。主张省刑。又言重罚。提倡忠君。又言不必死节。不答农圃。又善禹稷躬稼。此讲学之态度。极不明了也。门人如子夏、子游。曾子、子张、孟子、荀卿。群相非谤。各以为圣人之言。岂非态度不明之故。酿成弟子之争端耶。至于生平行事。尤无一定目的。杀身成仁。仅有空论。桓魋一旦见陵。则微服而过宋。穷于陈蔡。十日不食。子路享豚。褫人衣以沽酒。则不问由来而饮食之。鲁哀迎飨。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沽酒不饮。从大夫之后。不敢徒行。视陈宋之时。迥若两人。求如宗教家以身殉道。墨家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商鞅韩非。杀身行学。皆不可得。美其名曰中行。其实滑头主义耳。骑墙主义耳。胇肹见召而欲往。南子请见而不拒。此以行道为前提。小德不逾闲。大德出入可也。后世暴君假口于救国保民。污辱天下之名节。皆持是义。

一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 君子谋道不谋食。学也禄在其中。是为儒门安身立命第一格言。孔门之学。在于六经。六经乃先王治国政典。管子谓之六家。君与民所共守也。[见山权数篇]孔子赞易。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遂有儒家之六艺。孔子尝执此考察列国风俗政教。其言曰。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净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

孔子因此。明于列国政教。故陈说六艺。干七十二君。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六艺者孔子之质也。亦孔子之政见书也。孔子尝谓老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干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 见庄子天运篇]是孔子虽干说诸侯。一君无所钩用。昔言禄在其中。已失效验。 忧贫之事。其何可免。既不屑偶耕。又不能捆屦织席。不能执守圉之器以待寇。不能制飞鸢车辖以取食。三千弟子中。求如子贡之货殖。颜回之躬耕。盖不多见。然子贡常相鲁卫。游说列邦。不专心于货殖。颜回且说齐君以尧舜黄帝之道。而求显达。其志亦非安于陋巷箪瓢。鼓琴自娱者矣。儒家生计。全陷入危险之地。三月无君。又焉得不皇皇耶。夫孔子或志在救民。心存利物。决非熏心禄饵。竦肩权贵。席不暇暖。尚可为之原恕。惟流弊所趋。必演成哗世取宠。捐廉弃耻之风俗。李斯鉴于食鼠窃粟。遂恶卑贱而悲穷困。鲁诸生各得五百斤金。因尊叔孙通为圣人。彼去圣人之世犹未远也。贪鄙龌龊。巳至于此。每况愈下。抑可知矣。以上四事。仅述野心家利用孔子之缺点。言其学术。犹待下篇。

中国古今学术之概括，有儒者之学，有九家之学，有域外之学。儒者，孔子集其大成。九家者，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各思以学易天下，而不相通。域外之学，则印度之佛，皙人物质及精神之科学，所以发挥增益吾学术者。三者混成，是为国学。印度、欧洲，土宇虽远，国人一治其学，螟蛉之子，祝其类我，佛教之发扬于中国，已有明征。西土文明，吾方萌动，未来之演进，岂有穷期!以东方之古文明，与西土之新思想，行正式结婚礼，神州国学，规模愈宏。愚所祈祷，固不足为今之董仲舒道。何也?今之董仲舒，欲以孔子一家学术代表中国过去、未来之文明也。

以孔子统一古之文明，则老、庄、杨、墨、管、晏、申、韩、长沮、桀溺、许行、吴虑，必群起否认，开会反对。以孔子网罗今之文明，则印度、欧洲，一居南海，一居西海，风马牛不相及。闭户时代之董仲舒，用强权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关时代之董仲舒，用牢笼手段，附会百家，归宗孔氏。其悖于名实，摧沮学术之进化，则一而已矣。汉武帝以来，二千有余岁，治学术者，除王充、嵇叔夜、金正希、李卓吾数君子而外，冠圜履句，多抱孔子万能之思想。谓孔子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见《列子·仲尼篇》)乃与佛教精神相往来；《礼运》言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符于世界未来之文化。此种理论，是否合于事实，非愚所敢武断。即令近代文物，孔子皆能前知，发为预言，遂使远方学术，一一纳诸邹鲁荐绅先生之门，汉武帝复生，亦难从事于斯矣。圣哲之心理虽同，神明之嬗进无限。孔子自有可尊崇者在，国人正无须如八股家之作截搭题，以牵引傅会今日学术，徒失儒家之本义耳。

尊孔子者又以古代文明，创自孔子，即古文奇字，亦出诸仲尼之手。沮诵、仓颉，失其功用(近儒廖平之学说)。夫文化由人群公同焕发，睿思幽渺，灵耀精光，非一时一人之力所能备；文字为一切文化之结晶，尤难专功于一人。故西方言希腊、罗马文字者，不详始作之人。中国文字，亦复如是。故学者言文字起原，其说不一：有谓始于庖牺者(许慎《说文解字》序)；有谓始于容成氏、大庭氏者(《庄子》云：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有谓始于无怀氏以前者(《管子·封禅篇》)；有谓始于仓颉者(《鹖冠子》、《吕氏春秋》皆言之)。而荀子则曰：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此言古人作书者众，不过仓颉集其大成，所以独传。人文孟晋，决非一代一人能奏功效。文字创造，归美仓颉，犹且不可，况仓颉二千年后之孔子乎?周之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周秦诸子皆受保氏之教，孔子因此精于六书。试举许氏《说文解字》所引孔子之说证列于左：

王 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士 孔子曰：推一合十为士。

璠 孔子曰：美哉璠与，远而望之，焕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理胜，二则学胜。

羊 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

貉 孔子曰：貉之为言恶也。

乌 孔子曰：乌，于呼也。

几 孔子曰：人在下，故诘诎。

犬 孔子曰：视犬之字，如画狗也。

狗 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

六书纲要，在形、声、训三者。孔子解字，皆能得其本原。愚谓尊孔子者，与其奉以创造文字之虚名，无宁扬其精深六书之实德。为政之道，先以正名。郑氏注曰：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孔子见时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误。文字为一国文明之符号，欲政治修明，必先正其文字。孔子深于文字之学，知其关系人民甚切也。周室衰微，保氏失教，列国并起，文字错乱，实以中国文字，本不统一。一代有一代之文，各国有各国之文，学者不便，莫甚于此。其后大儒李斯相秦，统一文字，以行孔子正名之说。中国文字统一，孔子倡之，而李斯行之，诚不能不拜儒者之嘉赐矣。

古代学术，胚胎既早，流派亦歧。不仅创造文字不必归功孔子，即各家之学，亦无须定尊于一人。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盖孔学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朕即国家之思想，不可施于政治，尤不可施于学术。三代文物，炳然大观，岂一人所能统治?以列国之时言之，孔子之学与诸子之学，门户迥异。读周秦典籍者，类能知之。班固《艺文志》曰：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各家发源不同，学说主张因以绝异。儒家游文于六经，干说诸侯，以此为质；而道家则以六经为先王陈迹，不合当世采用；法家亦谓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必致削亡之祸；墨家则不遵孔子删订之六经，而别立六经。此异于孔子者一也。儒家留意于仁义之际，而道家则曰：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又曰：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法家则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此异于孔子者二也。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而法家则以为伊尹无变殷，太公无变周，则汤武不王；管仲无易齐，郭偃无更晋，则桓文不霸；墨家亦曰：所谓古者，皆尝新矣；道家亦曰：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贵同而贵治(道家以上古之世为至德，而又不重守古，此其说似相矛盾)；保守主义终不能战胜进化主义，故荀子亦不法先王，而法后王。此异于孔子者三也。儒家慎终追远，厚葬久丧，而墨家则主张三月之丧、三寸之椁；道家则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蝼蚁何亲？乌鸢何疏？皆言薄葬短丧。此异于孔子者四也。儒家乐天顺命，以法自然，此近于道家之无为，而悖于墨家之非命。墨家之言曰：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又曰：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法家亦言自然，其重在势；道家之言自然，其重在理，与儒家言自然重在天者，稍有不同。此异于孔子者五也。儒家分大人之事、小人之事，不注重农圃。而道家、农家均贵自食其力，上可以逍遥物外，保全廉耻，不为卿相之禄所诱；下可以仰事俯畜，免于饥寒，不为失业之游民。许行且倡君臣并耕，禁仓廪府库以自养，舒其平等伟大之精神。法家亦重垦令，贵耕稼，恶谈说智能。此异于孔子者六也。儒家不尚物质，重视形而上之道，贱视形而下之器；而兵家重技巧，以为攻战守备之用；墨家长于制器，手不离规矩，刻木为鸢，飞三日而不集；斫三寸之木，以为车辖，而引五十石之重；司空之教，赖以不坠。此异于孔子者七也。以上七事，仅举其大者。各家学术，皆有统系，纲目既殊，支派亦分，不同之点，何可胜道！庄子所谓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当时思想之盛，文教之隆，即由各派分涂，风猋云疾，竞争纷起，应辩相持，故孔子不得称为素王，只能谓之显学。

　　证以事实，孔子固不得称素王。若论孔子宏愿，则不在素王，而在真王。盖孔子弟子，皆抱有帝王思想也。儒家规模宏远，欲统一当代之学术，更思统一当代之政治。彼之学术，所以运用政治者，无乎不备。几杖之间，以南面事业推许弟子。《说苑》曰：“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盐铁论》曰：“七十子皆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数人。”是孔子弟子，上可为天子诸侯，下可为卿相。孔子亦自言：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又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此明以文王自任，志在行道，改良政治，非若野心家之囊橐天下，故干说七十二君，而不以为卑；应公山弗扰之召，而不嫌其叛。后人处专制时代，不敢公言南面之志，或尊为素王，或许以王佐，岂非厚诬孔子?孔子以后，有二大儒：一曰孟子，一曰荀子。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又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荀子尝自谓德若尧、禹，宜为帝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可见孟、荀二巨子，均以帝王自负。列国之君，因疑孔子有革命之野心，不敢钩用。观《史记·孔子世家》所载：

“〔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以王天下。孔子之志，孟子已言之。令尹子西有见于此，遂沮书社之封。儒家革命思想，非徒托诸空言，且行之事实。如田常篡齐，子贡、宰我颇涉谋乱之嫌疑。《史记·弟子列传》：“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墨子·非儒篇》言：“孔子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则田常之谋齐，宰我、子贡均为谋主。”《庄子·盗跖篇》言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胠箧篇》言：“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并与其圣智之法而盗之。”察庄子之言，是孔子亦与闻其事矣。墨子又言其徒属弟子，皆效孔丘。子贡、季路辅孔俚乱乎卫，阳虎乱乎齐，胇肸以中牟叛，漆雕形残。庄子又言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由诸家所说，子贡、宰我、阳虎、胇肸、漆雕开，皆欲据土壤，以施其治平之学。此处于专制积威之下，不得已而出此。汤武革命，一以七十里，一以百里，天下称道其仁。儒家用心，较汤武尤苦，而诛残贼、救百姓之绩，为汤武所不逮，以列国之君，罪浮于桀、纣也。墨翟、庄周不明此义，竟以乱党之名词诬孔门师弟，千载以后，遂无人敢道孔子革命之事。微言大义，湮没不彰。愚诚冒昧，敢为阐发，使国人知独夫民贼利用孔子。实大悖孔子之精神。孔子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不料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