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学编/卷三 中华文库

延平谓朱子曰：“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须从源头体认来，所以好说话。”

“从源头体认”，宋儒之误也；故讲说多而践履少，经济事业则更少。若宗孔子“下学而上达”，则反是矣。

“渠初从谦开善处下功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指其差误之处。自见罗先生来，未见有如此者。”

朱子虽逃禅归儒，惜当时指其差误犹有未尽处。只以补填礼、乐、射、御、书、数为难，谓待理会道理通透，诚意正心后，方理会此等，便是差误。夫艺学，古人自八岁后即习行，反以为难，道理通透，诚意正心，乃大学之纯功，反以为易而先之，斯不亦颠倒矣乎！况舍置道理之材具、心意之作用，断无真通透、真诚正之理。即使强以其镜花水月者命之为通透诚正，其后亦必不能理会六艺。盖有三故焉：一者，游思高远，自以为道明德立，不屑作琐繁事。一者，略一讲习，即谓已得，未精而遽以为精。一者，既废艺学，则其理会道理、诚意正心者，必用静坐读书之功，且非猝时所能奏效。及其壮衰，已养成娇脆之体矣，乌能劳筋骨，费气力，作六艺事哉！吾尝目击而身尝之，知其为害之钜也。吾友张石卿，博极群书，自谓秦、汉以降二千年书史，殆无遗览。为诸少年发书义，至力竭偃息床上，喘息久之，复起讲，力竭复偃息，可谓劳之甚矣。不惟有伤于己，卒未见成起一才。比其时欲学六艺，何以堪也！祁阳刁蒙吉，致力于静坐读书之学，昼诵夜思，著书百卷，遗精痰嗽无虚日，将卒之三月前，已出言无声。元氏一士子，勤读丧明。吾与法干年二三十，又无诸公之博洽，亦病无虚日。虽今颇知愤恨，期易辙而崇实，亦惴惴恐其终不能胜任也。况今天下兀坐书斋人，无一不脆弱，为武士、农夫所笑者，此岂男子态乎！差毫厘而谬千里，不知谁为之崇也，噫！

勉斋黄氏曰：“先生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经传，遍交当世有识之士，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

今世为学，须不见一奇异之书，但读孔门所有经传，即从之学其所学，习其所习，庶几不远于道。虽程、朱、陆、王诸先生语录，亦不可轻看，否则鲜不以流之浊而诬其源之清也。朱子少时，因误用功于释、老，遂沾其气味，而吾五百年有功于圣道之大儒，不能涤此歧途之秽，岂非宋、元来学者之不幸哉！

余细玩朱子语录，亦有恍悟性学本旨处，但无如曾、孟者从旁一指，终不是判然出彼入此，故糊糊涂涂又仍归周、程所说。或曰：“悟学宗如是其难。吾子天资犹夫人也，而谓独明孔子学宗，吾滋惑矣。”予曰盖有由也。吾自弱冠遭家难，颇志于学，兼读朱、陆两派语录，后以心疾，无所得而萎塌。至甲辰，年三十，得交王子助予，遂专程、朱之学。乙巳丙午，稍有日进之势。丁未，就辛里馆，日与童子辈讲课时文，学遂退。至戊申，遭先恩祖妣大故，哀毁庐中，废业几年，忽知予不宜承重，哀稍杀。既不读书，又不接人，坐卧地炕，猛一冷眼，觉程、朱气质之说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学，原非孔子之旧。是以不避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学之说，为后二千年先儒救参杂之小失，为前二千年圣贤揭晦没之本源。倘非丁未废歇，戊申遭丧，将日征月迈，望程、朱而患其不及，又焉暇问其误否哉！

至若求道而过者，病传注诵习之烦，以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假修为，可以造道入德；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诋訾圣贤，捐弃经典，倡狂叫呶，侧辟固陋，自以为悟。

此朱子极诋陆门之失处。然由孔门观之，则除“捐弃经典、倡狂叫呶”外，其他失处，恐亦朱门所不能尽免也。

其于读书也，必使之辩其音释，正其章句，玩其辞，求其意，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难，平心易气以听其所自得。然为己务实，辨别义利，毋自欺，谨慎独之戒，未尝不三致意焉，盖亦欲学者穷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诫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诸生问辩，则脱然沈屙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抠衣而来，远自川、蜀，文辞之传，流及海外。

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述之悉矣。试问如孔门七十子者，成就几人？天下被治平者几世？明行吾道而异端顿熄者几分？我夫子承周末文胜之际，洞见道之不兴，不在文之不详而在实之不修，奋笔删定繁文，存今所有经书，取足以明道，而学教专在六艺，务期实用。其与端木、言、卜诸子以下，最少言语，至于天道性命之言尤少，是以学者用功省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司政，诗书高阁，至宋而周、程诸儒出，掀精抉奥，鼓动一时，自谓快事。惟安定胡先生，独知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其主教太学也，立经义、治事斋，可谓深契孔子之心矣。晦庵先生，所宜救正程门末流之失而独宗孔子之经典，以六艺及兵农、水火、钱谷、工虞之类训迪门人，使通儒济济，泽被苍生，佛、老熄灭，乃其能事也。而区区章句如此，谓之何哉！

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文词、字画，骚人才士疲精竭神，尝病其难；至先生，未尝用意，而亦皆动中规绳，可为世法。

天文、地志、律历、兵机数者，若洞究渊微，皆须日夜讲习之力，数年历验之功，非比理会文字可坐而获也。先生既得其渊微，奈何门人录记言行之详，未见其为如何用功也！况语及国势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愤之至矣。则当时所急，孰有过于兵机者乎！正宜诱掖及门，成就数士，使得如子路、冉有、樊迟者相与其事，则楚囚对泣之态可免矣。乃其居恒传心、静坐主敬之外无馀理，日烛勤劳、解书修史之外无馀功，在朝莅政，正心诚意之外无馀言，以致乘肩舆而出，轻浮之子遮路而进厌闻之诮。虽未当要路，而历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旬，其所建白可概见也。莫谓孔、孟之暂效鲁、滕，可如子游、子贱、子路之宰邑光景否？故三代圣贤，躬行政绩多实征，近今道学，学问德行多虚语，则所谓“天文、地志、律历、兵机，洞究渊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会而已。

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

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韩子驳之云：“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圣贤，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坏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夫孟子辟杨、墨而杨、墨果熄，尊孔氏而孔氏果尊，崇仁义，贵王贱霸，而仁义果崇，王果贵，霸果贱。至大经大法，如班爵、班禄、井田、学校，王道所必举者，明则明，行则行，非后世空言之比，正子贡所称“贤者识其大者”。子云赞之一语颇易，文公议之。今朱子出，而气质之性参杂于荀、扬，静坐之学出入于佛、老，训诂繁于西汉，标榜溢于东京，礼乐之不明自若也，王道之不举自若也，人材之不兴自若也，佛之日昌而日炽自若也。实学不明，言虽精，书虽备，于世何功，于道何补！然赖其讲解，朝廷犹以四书、五经取士，周、孔之文不至尽没，有志于学者承袭其迹，以主敬静坐求道，不至尽奉释、道名号，与二家鼎峙而已。若问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则绝传久矣。黄氏遽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岂惟不足俟圣人于百世，恐后世有文人之雄如韩子者，亦不免其议也。

果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无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敬者，又贯通乎三者之间，所以成始而成终也。故其主敬也云云，内则无二无适，寂然不动；外则俨然肃然，若对神明云云。其穷理也云云，字求其训，句索其旨云云。始以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自表而达里，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别黑白，辨其节目，若数一二云云，而后为有得焉。若乃立论以驱率圣言，凿说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纠纷，或假借以相混惑云云，以为学者之大病，不痛绝乎此，则终无入德之期。盖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间，读书者众矣，未有穷理若此其精者也云云。及其理明义精，养深积盛，充而为德行，发而为事业云云。入而事君，则必思尧、舜其君，出以治民，则必以尧、舜其民。

李氏此赞，体用兼该矣。仆不必详辩。但愿学者取朱子之主敬穷理与孔门一质对，取朱子之事业与尧、舜一质对，则其学宗之稍异判然矣。总之，于有宋诸先生，非敢苟求。但以宁使天下无学，不可有参杂佛、老章句之学，宁使百世无圣，不可有将就冒认标榜之圣，庶几学则真学，圣则真圣云尔。

言论风旨之所传，政教条令之所布，皆可为世法。而其‘考诸先圣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则以订正群书，立为准则，使学者有所依据循守以入尧、舜之道，此其勋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考诸先圣而不谬”等语何其大，而乃归之订正群书乎？夫朱子所以尽力于此与当时后世所以笃服于此者，皆以孔子删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学成内圣外王之德，教成一班治世之材，鲁人不能用，又不能荐之周天子，乃出而周游，周游是学教后不得已处；及将老而道不行，乃归鲁删述以传世，删述又周游后不得已处。战国说客，置学教而学周游，是不知孔子之周游为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学教及行道当时，而自幼壮即学删述，教弟子亦不过是，虽讲究礼乐，亦只欲著书垂世，不是欲于吾身亲见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删述为孔子之尤不得已也。况孔子之删述，是删去繁乱而仅取足以明道，正恐后人驰逐虚繁，失其实际也。宋儒乃多为注解，递相增益，不几决孔子之堤防而导泛滥之流乎！此书之所以益盛而道之所以益衰也。

先生搜辑先儒之说而断以己意，汇别区分，文从字顺，妙得圣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标的。又使学者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次及语、孟以尽其蕴奥，而后会其归于中庸。尺度权衡之既定，由是以穷诸经，订群史以及百氏之书，则将无理之不可精，无事之不可处矣。

先生昭明书旨，备劳心力，然所明只是书旨，未可谓得吾身之道也。盖四书、诸经、群史、百氏之书所载者，原是穷理之文，处事之道。然但以读经史、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以求道之功，则相隔千里；以读经史、订群书为即穷理处事，曰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矣。兹李氏以先生解书得圣人之本旨，遂谓示斯道之标的，以先生使学者读书有序，遂谓将无理不可精，无事不可处。噫！宋、元来效先生之汇别区分，妙得圣人之本旨者，不已十馀人乎？遵先生读书之序，先大学、次语、孟，次中庸，次穷诸经，订群史以及百氏，不已家家吾伊，户户讲究乎？而果无理不可精，无事不可处否也？譬之学琴然：诗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协声韵，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谱果琴乎？故曰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千里万里，何言之远也！亦譬之学琴然：歌得其调，抚娴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节，声求协律，是谓之学琴矣，未为习琴也。手随心，音随手，清浊、疾徐有常规，鼓有常功，奏有常乐，是之谓习琴矣，未为能琴也。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审也，诗歌惟其所欲也，心与手忘，手与弦忘，私欲不作于心，太和常在于室，感应阴阳，化物达天，于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弹，心不会，但以讲读琴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闻，但以谱为琴，是指蓟北而谈云南也，故曰万里也。

洙、泗以还，博文约礼两极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乃孔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实功，明德亲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但孔门曰“博文约礼”，程、朱亦曰“博文约礼”，此殊令人不敢辨，然实有不待辨而判者。如孔门之“博学”，学礼，学乐，学射，学御，学书、数以至易、书莫不曰学也，周南、召南曰为也。言学言为既非后世读讲所可混，礼、乐、射、御、书、数又非后世章句所可托。况于及门之所称赞，当时之所推服，师弟之所商榷，若多学而识、不试故艺、博学而无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坠于地、文不在兹、游于艺、如或知尔、可使从政诸章，皆可按也，此孔门之文，孔门之学也。程、朱之文，程、朱之博学，则李氏已详言之，不必赘矣。孔门之约礼，大而冠婚、丧祭、宗庙、会同，小而饮食、起居、衣服、男女，问老聃，习大树下，公西子曲礼精熟，夫子逊其能，可谓礼圣，言、曾诸贤，纤微必谨。以此约身，即以此约心，出即以此约天下，故曰“齐之以礼”。此千圣体道之作用，百世入道之实功。故中庸大圣人之道，至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序君子之功，备着尊德性，道问学。而其中直指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显是以三千三百为至道。倘外此而别有率性，别有笃恭，子思亦得罪圣门矣。此孔门之礼，孔门之约也。程、朱之约礼，则惟曰“内而无二无适，寂然不动，外而俨然肃然，若对神明”而已。其博约极至与否，未敢易言，愿学者先辨其文与礼焉可也。

朱子言，自周衰教失，礼乐养德之具一切尽废，所以维持人心者惟有书。则宜追求其一切养德之具，而亟亟与同人讲习之，以经书为佐证可也。而乃惟孜孜攻苦于书，其馀不甚重焉。且李氏亦知春秋时患在诸书烦乱而礼乐散亡，孔子删定，为万世道德之宗。乃朱子适丁文墨浩繁之时，而不能删削其烦乱，反从而训之增之，何也？夫朱子之所欲学者，孔子也，而顾未得孔子之心，未尽合孔子学教之法。吾为五百年之士子惜其不得为曾、孟，为五百年之世道惜其不得为殷、周，为五百年之生民惜其不得蒙教养，故深惜朱子之未得为孔子也。

吴氏曰：“先生经史子集之馀，虽记录杂说，举辄成诵。”

经史子集已惜其过用精神，况记录杂说乎！

北溪陈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义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温润，清巧的实云云。辞约而理尽，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莹无渣滓，工夫缜密，浑无隙漏，尤可想见于辞气间。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谓主盟斯世，独先生一人而已！”

试观“道巍德尊，义精仁熟”二语，虽孔子不是过，而下面实指处，却只是立言之“辞约理尽，旨明味深”而已，言其“心度澄朗”，“工夫缜密”，亦不外于辞气想见之。盖朱子身分原是如此，黄、李、吴、陈诸公，亦但能于虚字间崇奖，不能于实际上增润。及总赞“主盟斯世”一语，尤是不觉道出本色。盖王者不作，五霸叠兴，相继主盟，假仁义以明王章，圣贤亦不得已而取之，故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孟子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秦、汉而降，圣人不生，扬、韩、王、周、程、朱、陆、薛、王、冯、高诸子，相继叠兴，主盟儒坛，阐诗书以明圣道，天下靡然向风，自好之士多出其内。故五霸者，实德未修，虽天下服之而不敢帝，不敢王，名之曰霸而已；诸儒者，实学未至，虽天下宗之而不敢圣，不敢贤，浑之曰儒而已；其身分正同。迄今大儒相继登坛于东林者，犹皆称主盟，其取义确矣！

鹤山魏氏曰：“国朝之盛，大儒辈出，声应气求，若合符节。曰极，曰诚，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气质，曰天理人欲，曰阴阳鬼神，若此等类，凡皆圣门讲学之枢要，而千数百年习浮踵陋，莫知其说者，至是脱然若沈屙之间，大寐之醒。至于朱文公先生，始以强志博见凌高厉空；自受学延平李先生，遏然如将弗胜，于是敛华就实，反博归约。迨其蓄久而思浑，资深而行熟，则贯精粗，合内外，群献之精蕴，百家之异指，毫分缕析，如示诸掌。张宣公、吕成公，同心协力以闲先圣之道，而仅及中身，论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独存，中更学禁，自信益笃。盖自易、诗、中庸、大学、论语、孟子，悉为之推明演绎，以至三礼、孝经，下迨屈、韩之文，周、程、张、邵之书，司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为之论著。然后帝王经世之规，圣贤新民之学，灿然中兴！”

天命、阴阳、鬼神等，仆之愚未足与议，但以大半属圣人所罕言不语者，而必“毫分缕析，如示诸掌”，何为也哉！至于推明古人之经书，论著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吾儒学成后馀事。学成矣，则用于世以行之；如不用于世，亦可完吾性分以还天地，不著述可也。观其时果有大理未明，大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以望后世之明之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书生之书，解之论之，则不必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论著之既明，遂为“帝王经世之规，圣贤新民之学，灿然中兴”，不其诬欤！无实功于道统，既不免尧、舜、孔、孟在天者之叹息，又无实征于身世，岂能服当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相推，驾一世之上，而动拟帝王圣贤，此伪学之名所从来也！仆尝妄议，宋代诸先儒，明末诸君子，使生唐、虞、三代之世，其学问气节必更别，若只如此，恐亦不免伪学之禁，门党之诛也。但宋、明朝廷既无真将相，草野既无真学术，则正宜用称说诗书，标榜清流者撑持其衰运，不宜诛之禁之以自速其败亡也。要之似龙骨马，司国柄者不可废崇儒重道之典，而悲天悯人，儒者宜存返己自罪之心。故天下有弑君之臣，杀父之子，无与于孔子也，而孔子惧；天下有无父之墨，无君之杨，非孟子为之也，而孟子惧；盖儒者之悯天下而厚自责如此。况真失学宗以误斯人，则近代之祸，吾儒焉得辞其责哉！

朱子曰：“敬夫高明，他将谓人都似他，才一说时，便更不问人晓会与否，且要说尽他个。故他门人敏底只学得他说话，若资质不逮，依旧无著摸。某则性钝，读书极是辛苦，故寻常与人言，多不敢为高远之论，盖为是身曾亲经历过，故不敢以是责人耳。学记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朱子与南轩一派师友，原只是说话读书度日。较王、何清谈，颇用力于身心，较韩、欧文字，犹规规于理性，白、苏诗酒，既不能仿其矜持，佛、老空虚，又全不及其读讲，真三代后近于儒之学，硗薄气运中不易得之豪杰也。然而身分如此，无能强增。故推奖处，或衬贴以圣贤、道统、躬行、经济之语，至其比长竞短，叙实指事，或推人，或自见，则皆在言词读作之中而无他也。且其病南轩者，恐亦朱子所以自状，但其为失有浅深，遂自以为得中耳。愚尝上书刁文孝，其答书亦不问人之疑与否，只自己说尽。想刁公亦非矜情自见，盖素日所学，原是说话作文，更无他物与人耳。况讲读之学教，即循循有序，亦与学记之言时孙者不同。夫“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所谓“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苟躁速引进而不顾其安，是教人躐等而不诚也，不时不孙也。故法干上会谓其子九数已熟，甚悦。予曰：“且勿令知有乘归法，使之小息，得一受用，方可再进。”正此意也。学者观孟子深造之以道、教者必以规矩诸章，岂诵读讲说之学所可托哉！

南轩、伯恭之学皆疏略云云。伯恭说道理，与作为自是两件事。如云‘仁义道德与度数刑名，介然为两途，不可相通。’

朱子说“礼、乐、射、御、书、数补填难，且理会道理诗书”，非是看道理诗书与礼、乐、射、御、书、数介然为两途乎？只是不肯说明耳。古人云，“不知其人视其友”，观此益信。

东莱自不合做这大事记。他那时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汉武、五季，只千来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题煞有工夫，其实他当初作题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题只现成，检令诸生写。伯恭病后，既免人事应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

可惜一派师友，都是以作文字度日，死生以之！朱子于南轩、伯恭皆不讳其短，交友之和而不同如此，岂恶闻异己之言哉！至今仕学皆先立党，此所以道愈微，世愈衰。

问：“子静不喜人论性。”曰：“怕只是自己理会不曾分晓，怕人问难，又长大了不肯与人商量，故一截截断。然学而不论性，不知所学何事。

不喜人论性，未为不是，但少下学耳。朱子好论性，又教人商量性，谓即此是学，则误矣。故陆子对语时每不与说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思我所见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贬斥，尤不取陆子；不取陆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曰：“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两先生岂未用此功欤！

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

朱子之学，全不觉其病，只由不知气禀之善。以为学可不自六艺入，正不知六艺即气质之作用，所以践形而尽性者也。

“子静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间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说破处。他所以不说破，便是禅家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禅家自爱如此。”

禅家无鸳鸯，也不绣鸳鸯，焉得鸳鸯与人看！

子静说良知良能，四端等处，且成片段，似经语，不可谓不是。但说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还乡，但与说云，‘ 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乐，何不便回去’！那人既无资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伤不能饮食之人，却硬将饭将肉塞入他口，不问他吃得吃不得。若是一顿便理会的，亦岂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岂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须要学。大抵子思说率性，孟子说存心养性，大段说破；夫子更不曾说，只说孝弟、忠信、笃敬。盖能如此，则道理便在其中矣。

陆子说“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非是言“不用修为存养”，乃认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二句稍呆，又不足朱子之诵读训诂，故立言过激，卒致朱子轻之。盖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维持壅培之无具，大亦岂易言立也！朱子旅寓人、伤脾胃人二喻，诚中陆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当资送，口说健脾和胃方当开胃进食，即是终年持说，依然旅寓者不能回乡，伤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为陆子所笑，而学宗遂不归一矣。岂若周、孔子三物之学，真旅寓者之糇粮车马、伤脾胃者之参术缩砂也哉！

既知夫子不说破，前乃讥陆子不说破是“禅家自爱”，何也？

子静之说无定，大抵他只是要拗。”

细检之，讲学先生多是拗，只有多少耳。吾儒之道，有一定不易之理，何用拗！只因实学既失，二千年来，只在口头取胜，纸上争长，此拗之所从来也。

问：“象山道‘当下便是’。”曰：“看圣贤教人，曾有此等语无？圣人教人，皆从平实地做去云云。又平时告弟子，也须道是‘学而时习’，‘行有馀力，则以学文’。

圣贤教人，原无象山“当下便是”等语，试看圣贤可曾有先生之学否？“学而时习之”，“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孔门是学静坐训解否？

但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

“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效圣贤言便当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荡荡周道上鲜见其人也。诗云，“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此之谓矣。

因说子静。云：“这个只争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过了；更有一项，却是不及。若是过底拗转来却好，不及底趱向上去便好。只缘他才高了便不肯下，才不及了便不肯向上，过的便道只是就过里面求个中，不及的也道只就不及里面求个中。初间只差了些子，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学问，高者便说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于佛、老，卑者必入于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

看朱子叹息他人，真是自以为中，居之不疑矣。若以孔门相较，朱子知行竟判为两途，知似过，行似不及，其实行不及，知亦不及。又叹近日学者“高入佛、老，卑入管、商”，愚以为当时设有真佛、老，必更叹朱子之讲读训解为耗神粗迹，有真管、商，必更叹朱子之静坐主敬为寂守无用，恐不能出其上而令两项人受怜也。若吾夫子中庸之道，举其心性，可以使释、道哭，言其作用，可以使管、商惭。傥朱子而幸游其门，见其天高地厚，又岂敢遽自以为是乎！不得孔子而师，颜、曾而友，此朱子之大不幸也。

“陆氏会说，其精神亦能感发人，一时被他耸动底亦便清明，只是虚，更无底簟。‘思而不学则殆’，正为无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有阶梯而进，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进时甚锐，然其退亦速。才到退时，便如堕千仞之渊。”

朱子指陆门流弊处，亦所以自状。但朱子会说，又加会解会著，是以耸动愈多，颇有底簟。或问：“读讲著述虽是靠书本，然毕竟经传是把柄，故颇有底簟否？”予曰：“亦是读讲经书，身心有所依据，不至纵放，但亦耗费有用精神，不如陆、王精神不损，临事尚有用也。吾所谓颇有底簟者，盖如讲著此一书，若全不依此书行，不惟无以服人，己心亦难以安，故必略有所行，此处稍有簟底。只因原以讲解为学而以行为衬贴，终不免挂一漏二，即所行者亦不纯熟。不如学而时习，用全副精神，身心道艺，一滚加功，进锐不得，亦退速不得。即此为学，即此为行，即此为教，举而措之，即此为治，真尧、舜宗子，文、周功臣，万世圣贤之规距也。虽聪明如颜、赐，焉得不叹循循善诱，欲罢不能也哉！焉得不初疑为多学而识，后乃叹性天不可闻也哉！虽退怯如冉求，安得不悦之而终成其艺也哉！傥入程、朱之门，七十子皆流于禅林，二千九百人皆习为训诂矣。鸣呼！吾安得一圣门徒众之末而师之也哉！”或问：“宋儒挂一漏二，所行不熟，何处见？”予曰：“如朱子著家礼一书，家中亦行礼，至斩丧墨衰出入，则半礼半俗，既废正祭，乃又于俗节墨衰行事，此皆失周公本意。至于妇人，便不与着丧服杖绖之制，祭时妇人亦不办祭肴，至求一监视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说乎？商人尚音，周人尚臭，皆穷究阴阳之秘，祭祀之要典也。诸儒语录讲薰蒿凄怆等，语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状者，至于集礼，乃将笙磬脂膟等皆削去之，如此类不可胜述。不可见哉！”

邵庵虞氏曰：“孟子没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两程夫子云云，程门学者笃信师说，各有所奋力以张惶斯道。奈何世运衰微，民生寡佑，而乱亡随之矣！悲夫！”

许多圣贤张惶斯道下，却继之曰：“而乱亡随之矣！”是何缘故？何其言而不思如此！

草庐吴先生继许文正公为祭酒，六馆诸生以次授业。昼退堂后寓舍，则执经者随而问业。先生恳恳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质之高下，闻见之浅深，而开道诱掖之云云。一时皆有所观感而兴起矣。尝与人曰：“天生豪杰之士不数也。夫所谓豪杰之士，以其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战国之时，孔子之徒党尽矣，充塞仁义若杨、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时云云。真豪杰之士哉！至于周、程、张、邵一时迭出，非豪杰孰能与于斯！又百年，子朱子集诸子之大成，则中兴之豪杰也。以绍朱子之统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恳恳循循，讲论不倦，每至夜半，且寒暑不废，其功可谓勤且苦矣，果有益于世乎，果成起一班人材乎？至其自负，亦不过“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已。朱子曰：“此道不拚生尽死理会终不解。”是其立志成功已不过如此。但朱子眼颇高，不肯明以自任，元儒识更下，故直出口而不觉，不足异也。所可异者，所见既小，而以为孟子亦只如此，则亦浅之乎言豪杰，易言道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