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卷38 中华文库

○学校科举之制

仁宗庆历四年三月乙亥，诏天下州县立学，行科举新法。时范仲淹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诏近臣议，于是宋祁等奏“教不本于学校，事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闳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帝从之。至是，乃诏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可谓博矣。然学者不可骋其说，而有司务先声病章句以拘牵之，则夫豪隽奇伟之士，何以奋焉。士以纯明朴茂之美，而无教学养成之法，使与不肖并进，则夫懿德敏行，何以见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学者自以为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责其厚也。今朕建学兴善以尊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尽学者之才。有司其务严训导，精察举，以称朕意。学者其务进德修业，无失其时。其令州若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旧尝充试者，百日而止。试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亏行、冒名等禁。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

夏四月壬子，判国子监王拱宸、田况、王洙、馀靖等言：“汉太学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万人。唐学舍亦千二百间。今取才养士之法盛矣，而国子监才二百楹，制度狭小，不足以容。”诏以锡庆院为太学，置内舍生二百人。

五月壬申，帝至太学，谒孔子。故事止肃揖，帝特再拜。赐直讲孙复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为湖州教授，训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率先，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时方尚词赋，湖学独立经义治事斋，以敦实学。至是，兴太学，诏下湖州取其法，着为令式。瑗上书请兴武学，其略曰：“顷岁吴育已建议兴武学，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废。今国子监直讲内梅尧臣曾注《孙子》，大明深义。孙复而下，皆明经旨。臣曾任丹州军事推官，颇知武事。若使尧臣等兼莅武学，每日令讲《论语》，使知忠孝仁义之道。讲《孙》、《吴》，使知制胜御敌之术。于武臣子孙中，选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习之，则一二十年之间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学规矩》一卷，进呈。”时议难之。

五年三月，罢科举新法。范仲淹既去，执政以新定科举入学预试为不便，且言：“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祖宗以来，莫之有改，且得人尝多矣。”帝下其议，有司请如旧法，乃诏前所更令悉罢之。

神宗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更令科举法，从王安石议，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士。王安石又谓“孔子作《春秋》，实垂世立教之大典，当时游、夏不能赞一词。自经秦火，煨烬无存。汉求遗书，而一时儒者附会以邀厚赏。自今观之，一如断烂朝报，决非仲尼之笔也。《仪礼》亦然。请自今经筵毋以进讲，学校毋以设官，贡举毋以取士。”从之。时诏议贡举，咸谓宜变法便，苏轼独上议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名，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馀。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尝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且庆历固尝立学矣，天下以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理，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置学立师而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徒为纷纷，其与庆历之际何异。至于科举，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故事，采誉望而罢弥封。或曰变经生帖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非也。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裕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帝喜曰：“吾固疑此，得轼议，释然矣。”他日，王安石言于帝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则当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进士科诗赋亦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之士，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书门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之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其殿试则专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赐进士及第，第三等赐进士出身，第四等赐同进士出身，第五等赐同学究出身。旧制，进士入进谢恩银百两，至是亦罢之，仍赐钱三千为期集费。

三月庚寅，始命诸州置学官，率给田十顷赡士，并置小学教授。

冬十月戊辰，立太学生三舍法。宋初，国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孙应阴者为之，太学生八品以下子孙及庶人子孙俊异者为之，试论、策、经义如进士法。及帝即位，垂意儒学，以天下郡县既皆有学，岁、时、月各有试，程其艺能，以次差升舍，其最优者为上舍，免发解及礼部试而特赐之第，遂专以此取士。又以庆历中尝置太学内舍生二百人，帝渐增至九百人。至是，因言者论太学假锡庆院西北廊甚湫隘，乃尽以锡庆院及朝集院西庑建讲书堂四。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讲为十员，率二员共讲一经，令中书遴选，或主判官奏举。釐生员为三等：始入太学为外舍，定额为七百人。外舍升内舍，员三百。内舍升上舍，员一百。各执一经，从所讲官受学，月考试其业，优等以次升舍，上舍免发解及礼部试，召试赐第。其正、录、学谕，以上舍生为之，经各二员。学行卓异者，主判、直讲复荐之于中书除官。其后增置八十斋，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岁一试，补内舍生。间岁一试，补上舍生，弥封、誊录如贡举法。

六年三月己未，置诸路学官，更新学制。有司立为约束，过于烦密，刘挚上疏曰：“学校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从出，非行法之所。虽群居众聚，帅而齐之，不可无法，亦有礼义存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长者之道，则下必以君子、长者之行而应乎上。若以小人、犬豕遇之，彼将以小人、犬豕自为，而况以此行于学校之间乎。愿罢其制。”

丁卯，诏进士、诸科并试明法注官。

乙亥，置律学。诏“士之莅官，以法从事，今所习非所学，宜置律学。设教授四员，命官、举人皆得入学习律令。”

九月辛亥，初策武举之士。先是，武举试义策于秘阁，武艺于殿前司。又殿试则又试骑射又策于廷。策、武艺俱优为右班殿直，武艺次优为三班奉职，又次借职，末等三班差役。初，枢密院修武举法，不能答策者，答兵书墨义。王安石曰：“武举而试墨义，何异学究诵书不晓理者，无补于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属于车右者，欲以备御侮之用，则记诵何所施。”帝从之。至是，始策武举之士。

八年六月己酉，王安石以所训释《诗》、《书》、《周礼》三经上进，帝谓之曰：“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经义，其颁行，使学者归一。”遂颁于学官，号曰《三经新义》。一时学者无不传习，有司纯用以取士。安石又为《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传习之。自是先儒之传、注悉废矣。

九年三月甲戌，亲策进士，并试律义断案。

哲宗元祐元年夏四月辛亥，司马光请立经明行修科，“岁委升朝文臣各举所知，以勉励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专取文学之意。若所举人违犯名教，必坐举主毋赦，则自不敢妄举，而士之居乡居家者，立身行已，惟惧玷缺。所谓不言之教，不肃而成，不待学官日训月察，立赏告讦，而士行自美矣。”于是诏“自今凡遇科举，令升朝官各举经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与升甲。罢谒禁之制。”

五月戊辰，命程颐等修定学制。太学自蔡确起大狱，连引朝士，有司缘此造为法禁，烦苛凝密，博士诸生，禁不相见，教谕无所施。御史中丞刘挚以为言。至是，命程颐、孙觉、顾临同太学长贰看详修定条制。颐大概以为“学校，礼义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养之道。请改试为课，有所未至，则学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镌解额以去利诱，省繁文以专任委，励行检以厚风教。”及置待宾吏师斋，立观光法，如是者亦数十条。

秋七月癸酉，立十科举士法。旧制，铨注有格，概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择材，故令内外官皆得荐举。其后被举者既多，除吏愈难。神宗即位，乃革去奏举，而概以定格，于是内外举官法皆罢，但令吏部审官院参议选格。及帝即位，左司谏王岩叟言：“自罢辟举而用选格，可以见功多而不可以见人才，于是不得已而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逐实荐举而不与同罪，且选才荐能而谓之踏逐，非雅名也，况委人以权而不容举其所知，岂为通术。”遂复内外举官法。司马光奏曰：“为政得人则治，然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备。故孔门以四科论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指任则世无可弃之士。臣备位宰相，职当选官，而识短见狭，士有恬退滞淹，或孤寒遗逸，岂能周知。若专引知识则嫌于私，若止循资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达官各举所知，然后克叶至公，野无遗贤矣。欲乞朝廷设十科举士：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有官人。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以上资序。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同经术举人。七曰文章典丽可备着述科，同经术举人。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举有官人。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举有官人。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举有官人。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事中、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每岁须于十科内举三人，仍具状保任，中书置籍记之。异时有事须材，即执政按籍视其所尝被举科格，随事试之。有劳，又着之籍。内外官阙，取尝试有效者随科授职。所赐告命，仍具所举官姓名。其人任官无状，坐以缪举之罪。所贵人人重慎，所举得才。”光又言：“朝廷执政惟八九人，若非旧交，无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狭，岂足以尽天下之贤才。若采访毁誉，则情伪万端，与其听游谈之言，曷若使之结罪保举。故臣奏设十科以举士，其公正聪明可备监司。诚知请嘱挟私，所不能无。但有不如所举，谴责无所宽宥，则不敢妄举矣。”诏从之。

二年春正月戊辰，诏毋以《老子》、《列子》命题试士。时科举罢词赋，专用王安石《经义》，且杂以释氏之说，凡士子自一语以上，非安石新义不得用。学者至不诵正经，唯窃安石之书以干进，精熟者辄上第，故科举益弊。吕公著当国，始请禁主司不得以《老》、《庄》书命题，举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毋得专取王氏。寻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说》。

夏四月丁未，吕公著请复制科。诏曰：“祖宗设六科之选，策三道之要，以网罗天下贤俊。先皇帝兴学校，崇经术，以作新人材，变天下之俗，故科目之设，有所未遑。今天下之士，多通于经术而知所学矣，宜复制策之科，以徕拔俗之才，裨于治道。盖乃帝王之道，损益趋时，不必尽同，同归于治而已。今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自今年为始。”

四年夏四月戊午，分经义、诗赋为两科试士，罢明法科。尚书省请复诗赋，与经义兼行，解经通用先儒传、注及已说。又言：“旧明法最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叙名反在及第进士上，非是。”乃诏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赋进士，于《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一道，《论》、《孟》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试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凡四场。其经义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榖梁》、《仪礼》为中经，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初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孟子》义一道，次试论、策，亦四场。两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额中分之。各占其半。专经者以经义定取舍，兼诗赋者以诗赋为去留，其名次高下，则于策、论参之。自复诗赋，士多乡习，而专经者十无二三矣。初，司马光言：“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学又当先于词章。神宗专用经义、论、策取士，此乃复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俬学欲盖先儒，令天下师生讲解。至于律令，皆当官所须，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习为刻薄，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至是，遂罢明法科。

六年夏四月乙未，复置《通礼》科。先开宝中，改乡贡《开元礼》为《通礼》。熙宁中，尝罢试科。至是，礼官以为言，乃复置以试士。

八年三月庚子，诏御试举人，复试诗、赋、论三题。中书请御试复用祖宗法，且言：“士子多已改习诗赋，太学生员总三千一百馀人，而不兼诗赋才八十二人耳。”遂下是诏。

绍圣元年闰四月，罢十科举士法。

五月甲辰，诏进士专习经义，罢习诗赋。三省上言：“今进士纯用经术，如诏、诰、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阙者，若悉不习试之，何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于是改置宏词科，岁诏进士登科者请试。试者虽多，所取无过五人，词格超异者，特奏命官。

六月，申除引用王安石《字说》之禁。二年夏四月丁亥，诏依元丰置律学博士。五月乙巳，命蔡卞详定国子监三学及外州学制。

徽宗崇宁元年八月甲戌，蔡京请兴学贡士，县学生选考，升诸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太学，考分三等，入上等补上舍，入中等补下舍下等，入下等补内舍，馀居外舍。诸州、军解额各以三分之一充贡士。京又请建外学。乃诏即京城南门外营建，赐名辟雍，外圆内方，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学专处上舍、内舍生，而外学则处外舍生。士初贡至皆入外学，经试补入上舍、内舍，始得进处太学。太学外舍亦令出居外学。于是上舍至二百人，内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三年九月，罢科举法。时虽设辟雍太学以待士之升贡者，然州县犹以科举贡士。蔡京以为言，遂诏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凡试礼部法皆罢，而每岁试上舍生，则差知举如礼部法云。

四年五月甲寅，立词学兼茂科。帝以宏词科不足以致文学之士，故改立是科。岁附贡士院试，中格则授馆职，岁不过五人。

行三舍法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