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事实/卷14 中华文库

进士之举，惟本朝尤盛，而沿革不一：开宝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诉讼，太祖御讲武殿覆试【原注】讲武殿即今崇政殿，覆试自此始^[1]。赐诗，自太平兴国二年，吕蒙正榜始。分甲，自太平兴国八年，王世则榜始。赐袍、笏，自大中祥符中，姚晔榜始^[2]。锡宴，自吕蒙正榜始。赐同出身，自王世则榜始。赐别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陈尧咨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灏榜始。封弥、誊录、覆考、编排，皆始于景德、祥符之间^[3]。蔡齐，大中祥符八年，举进士第一，真宗临轩，见其举止端重，顾谓宰相寇准曰：“得人矣！”特诏金吾给驺从，使传呼道上，因以为例。

开宝六年，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放进士及诸科及第者凡三十八人。下第进士徐士廉自陈屈抑，即诏贡部以入等进士并终场经学人，并亲覆于殿廷，内出《未明求衣赋》《悬爵待士诗》，进士宋准等一百二十七人并放及第。昉所放，退落者十人^[4]，责授昉太常寺卿。御试举人，自此始也。^[5]

大中祥符元年，贡士万二千人，真宗自择太子少保晁迥知贡举。

仁宗庆历二年，诏罢殿试。时臣僚言^[6]：“国家沿隋、唐之制，设进士科，取采贤俊，虽至公之道过于前代，而得人之实或所未至。盖自咸平、景德后，条约渐密，然省试有三长，殿试有三短：省试主文者四五人，皆两制辞学之臣，又选馆阁官数人，以助考校，复有监守、巡察、糊名、誊录，上下相警，不能容毫厘之私，一长也。又引试凡三日，诗赋可以见辞艺，策论可以见才识，四方之士，得以尽其所蕴，二长也。又贡院凡两月馀，日研究差次，必穷功悉力，然后奏号，三长也。殿试考校之官多不精愼，一短也。一日试诗赋论三题，不能尽人之才，二短也。考校不过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或云：‘省试放榜，则恩归有司；殿试唱第，则恩出主上。’是忘取士之实，而务收恩之名也。历代取士，悉委有司，独后汉文吏课笺，奏而上之端门，亦未闻天子亲试也。至唐武后载初之年，始有殿试，此安足法哉！往时未有糊名誊录之制，主文者尚可专取舍，今既无以容其私，则殿试未见所长。请自今南省放榜，必恐恩归有司，则宜如天圣二年贡举，先令考定高下，以混榜引于殿廷，然后赐第，则与殿试无异矣。”因降是诏。^[7]

韩忠献公、宋景文公同召试中选。是时王德用带平章事，例当谢，自谦空疏。德用曰：“亦曾见程文，诚空疏，少年更宜学问。”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属见一老衙官，是纳诲也。”后二公俱大名，德用已卒，忠献谓景文曰：“王公虽武人，尚有前辈激励成就后学之意。”

太祖乾德元年，将有事于南郊，翰林学士窦俨撰定乐章：降神用《高安》，皇帝行礼用《隆安》，奠玉币用《嘉安》，奉俎用《丰安》，酌献、饮福并用《禧安》，亚献、终献并用《正安》，送神用《高安》之曲。^[8]

治平二年，礼官李育言：“《开宝通礼》载圜丘、宗庙，太乐令率二舞工人就位，文舞陈于县北，武舞立于县南。今郊庙，文武二舞工六十八人，方行礼时，文舞既罢，乃舍羽龠，执干戚，以为武舞。窃惟天子亲执圭币以事天地祖考，可谓极严恭矣，而舞者纷然旁午，纵横于下，进退取舍，蹙迫如此，非所以称严恭之意也。”上曰：“自今郊庙，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备八佾。”自是二舞之数全矣。

崇宁四年九月，蔡京用魏汉津铸九鼎，作《大晟》乐。时汉津取身为度之义，以帝年二十四，当四六之数，取帝中指以为黄钟之寸，而生度量权衡以作乐。汉津本剩员兵士，为范镇虞候，见其制作，略取之，而京又使刘昺缘饰之【原注】以上见《杨氏编年》。尝考刘昺《大晟乐论》云：“五季灭裂之馀，乐音散亡。周世宗观乐悬，问工人不能答，乃命王朴审定制度。其规模鄙陋，声音焦急，非惟朴之学识不能造微，盖焦急之音适与时应。艺祖以其声高，近于哀思，乃诏和岘减下一律。仁宗朝，诏李照与诸儒典治，取京县黍累尺成律，审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四律。然太府尺乃隋尺也，照知乐声之高而无法以下之，乃取世俗之尺以为据，是时乐工病其歌声太浊，乃私赂铸工，使减铜齐，实下旧制三律，然照卒莫之辨，于是议者纷然，遂废不用。皇祐中，命阮逸、胡瑗参定，诏天下知乐者，亟以名闻。逸、瑗减下一律，三年而乐成。言者以其制不合于古，钟声弇郁震掉，不和滋甚，遂独用之常祀朝会焉。神考肇新宪度，将作礼乐，以文治功。元丰中，采杨杰之论，驿召范镇、刘几，与杰参议，下王朴乐二律，用仁宗所制编钟，稽考古制，是正缺失，焕然详明，敻出前世焉。然诸儒之议，互有异同，而其论不出于西汉，虽粗能减定，而其律皆本于王朴，未有能超然自得，以圣王为师者也。魏汉津居西蜀，师事李良，授鼎乐之法，良惟以黄帝后夔为法，馀代皆有所去取。皇祐中，汉津与房庶以善乐被荐，既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说，汉津不得伸其所学。后逸之乐不用，乃退与汉津议指尺，作书二篇，叙述指法，其书行于世。汉津尝陈其说于太常，乐工惮改作，皆不主其说。逮崇宁初，上以英明浚哲之姿，慨然远览，将稽帝王之制，而自成一代之治，乃诏宰臣置僚属，令讲议大政。顾惟大乐之制，讹谬残缺甚矣，太常以乐器敝坏，遂择诸家可用者。琴瑟制度，参差不同，箫篴之属，乐工自备，每大合乐，声韵淆杂，而皆失之太高。筝、筑、阮，秦晋之乐也，乃列于琴瑟之间；熊罴案，梁隋之制也，乃设于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协谱。乐工率农夫市贾，遇祭祀朝会，则追呼于阡陌闾阎之中，教习无成，懵不知音。议乐之臣，以《乐经》散亡，无所据依，秦汉之后，诸儒自相非议，不足取法，乃博求异人，而以汉津之名达于上焉。高世之举，适契圣心，乃请以圣上中指三节为三寸，三三为九，而黄锺之律成焉。汉津得之于师曰：‘人君代天理物，其所禀赋，必与众异，然春秋未及，则其寸不足，春秋既壮，则其寸有馀，惟三八之数为人正，得太簇之律。’今请指之年，适与时应，天其兴之乎？前此以黍定律，迁就其数，旷岁月而不能决，今得指法，裁而为管，尺律之定，曾不崇朝。其声中正平和，清不至高，浊不至下，焦急之声，一朝顿革，闻者无不欢忻，调唱和气，油然而生焉。越崇宁四年八月庚寅，乐成，^[9]诏罢旧乐，赐新乐名曰《大晟》。明年冬，致祠于帝鼐殿，有甘露自龙角鬣下降^[10]。诏令乐府官属排设宫架，备三献九奏，以祗谢景贶，曲再作，有双鹤回旋于宫架之上，后再习乐，群鹤屡至。黄帝大合乐，有玄鹤六舞于前，盖和声上达，而后鹤为之应。传曰：‘不见其形，当察其影。’世之知音者鲜矣，而羽物之祥，可卜其声和也。盖声音之和，上系人君之寿考，下应化日之舒长，焦急之声，固不可用于隆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异日听吾乐，当令人物舒长。’熙之乐固未足以感动和气如此，然亦不可谓无其意矣。自艺祖御极，知乐之声高，历一百五十馀年，而后中正之声乃定，盖奕世修德，和气薰蒸，一代之乐，理若有待，寿考舒长之应，岂易量哉！”四年八月庚寅，崇政殿奏新乐，诏曰：“道形而下，先王体之，协于度数，播于声诗。其乐与天地同流，雅颂不作久矣。朕嗣承令绪，荷天降康，四海泰定，年谷顺成。南至夜郎牂牁，西逾积石青海，罔不率俾。礼乐之兴，百年于此。然去圣逾远，遗声复存。逎者得隐逸之士于草茅之贱，获《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适时之宜，以身为度，铸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协于庭，八音克谐。盖祖宗积累之休，上帝克相，岂朕之德哉！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名曰《大晟》。朕将荐郊庙，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之，岂不美欤？其旧乐勿用。”《实录》不载，《诏旨》亦不载，本纪于辛卯日书“赐新乐名《大晟》，置府建官。”^[11]辛卯，大理卿曹调、少卿李孝称、中书舍人张阁、许光凝，各以本职进对，上谓阁曰：“昨日新乐如何？”阁对曰：“昨日所按《大晟乐》，非特八音克谐，尽善尽美，至于乐莫不皆应古制。窃闻初按时已有翔鹤之瑞，与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亦何以异，臣无知识，闻此和声，但同鸟兽跄舞而已。”阁因奏被旨以古州等处纳土，差官奏告永昭、永厚陵，上曰：“古州是古牂牁夜郎之地。”阁对曰：“牂牁夜郎接连南陆，最为荒远，所谓上仁所不化者。今不缘征诛文告之烦，举国内属，非陛下文德诞敷，何以致此。今告功诸陵，在天之灵亦当顾享。”次光凝奏云：“昨日按新乐，臣忝侍从之末，得遇荣观，不胜幸甚。”上曰：“八音甚谐。”光凝曰：“此圣德所致，可谓‘治世之音安以乐’。至如陛下收复青唐，赵怀德归顺，近古州二千馀里尽内附，今正功成作乐之时。”上曰：“尽出诒谋。”光凝曰：“神考厉精庶政，今陛下收其成效，若非陛下善继善述，何以致此？”九月乙未朔，以九鼎成，御大庆殿受贺，始用新乐。

大观四年，八月丁卯，御制《大晟乐记》云：“在艺祖时，常诏和岘；在仁宗时，常诏李照、阮逸；在神考时，常诏范镇、刘几。然老师俗儒，末学昧陋，不达其原，曾不足以奉承万一，以迄于今。朕仰继先烈，推而明之。盖古之作乐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制作各不同。故文王作周，大勋未集，则虡业之声不可行于武成之后；武王嗣武，卒其功伐，则《大武》之声不可施于太平君子持盈守成之日。周虽旧邦，乐名三易。朕承累圣之谋，述而作之，有在乎是。然奋乎百世之下，以追千古之绪，遗风馀烈莫有存者。夙夜以思，赖天之灵，祖宗之休，李良之弟子，出于卒伍之贱，献黄帝后夔正声、中声之法；宋成公之《英茎》，出于受命之邦，得其制作范模之度，协于朕志。于是斥先儒累黍之惑，近取诸身，以指为寸，以寸生尺，以尺定律，而乐出焉。爰命有司，庀徒鸠工，一年制器，三年乐成，而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之器备。以崇宁四年八月庚寅，按奏于崇政殿庭，八音克谐，不相夺伦。越九月朔，百僚朝大庆殿称庆，乐九成，羽物为之应，有鹤十只，飞鸣其上，乃赐名曰《大晟》，置府建官，以司掌之。明年冬，备三献九奏，奉祠鼎鼐，复有双鹤来仪。自后乐作则鹤至，形影之相召。于以荐坛庙，和万邦，与天下共之。乃按习于宫掖，教之国子，用之大学辟雍，颁之三京四辅以及藩府焉。及亲笔手诏，布告中外，以成先帝之志，不其美欤！孟子曰：‘今乐犹古乐。’盖感人以声，则无古今之异。四夷之乐，先王所不废也，虽乐不同，而声岂有二，古今参用，永为一代之制。继周勺之后，革百王之陋，以遗万世，贻厥子孙，永保用享。大观庚寅八月一日，宣和殿记。”

政和三年五月，御笔手诏：“乐废久矣。历世之君，千有馀岁，莫之能述，以迄于今，去古尤远，循沿五季之旧，非治世之音。祖宗肇造之始，每未遑暇，百年后兴，盖在今日。崇宁之初，纳汉津之说，成《大晟》之乐，荐之郊庙，而未施行于燕飨。夫今乐犹古乐也，知乐者知其情而已，循声以知音，循音以知乐，循乐以知政，所通在政，所同在音，而无古今之异。比诏有司，以《大晟乐》播之教坊，按试于庭，五声既具，八音始全，无怨滞焦急之声，有纯厚皦绎之美。朕奉承圣谟，立政造事，昭功继志，一纪于兹，乃者玄圭告成，今则雅乐大备。功成而作，于是始信荷天之休、宗庙遂谋，追三代之盛，成一代之制，以遗万世，嘉与天下共之。可以所进乐并颁行天下，旧乐悉行禁止。仍令尚书省措置立法行下。故兹诏示，想宜知悉。”牒：“奉敕，依已得指挥，并大晟府既颁降，候颁行日，禁止旧乐。”

六年闰正月戊申，大晟府奏：“神宗皇帝尝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乐府。乞令略加磨砻，俾与律合，并造金钟，专用于明堂，以荐在天之神。”从之。

太宗诏新历载六十甲子　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杨文鉴请于新历六十甲子外，更增六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监苗守信等议，以为无所稽据，不可行用。帝曰：“支干相承，虽止六十，傥两周甲子，共成上寿之数，使期颐之人得见所生之岁，不亦善乎？”因诏新历以百二十甲子为限，自此始。

仁宗朝司天论月蚀分刻　皇祐五年，知制诰王洙言^[12]：“据司天监李用晦等状，十一月望，月蚀十分，七历并同。复圆在昼，不辨刻，惟验起亏时刻：内《宣明》算在丑正二刻，《仪天》丑正三刻，《应天》《乾元》寅初一刻后，《大衍》《景福》寅初二刻，而其夜，食寅初四刻，惟《大衍》《景福》稍近。然《景福》算景祐三年四月朔日，食二分强，而《崇天》《乾元》《宣明》不食，后果不食。《大衍历》算唐开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日，食八分半；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日，食十五分之十三，至日皆不食。所以一行《大衍历》议云：‘假令理历者因开元二食，曲变交限以就之，则所协甚少，而所失甚多。’用晦等亦不敢指定《大衍》《景福》为密。缘历算日交月食，诸历互有疏密，不可常准的。盖月日岂不少有盈亏，亦变常不定，历象必无全密。所谓天道远而人道迩，古来撰历名贤，如太史公、洛下闳、刘歆、张衡、杜预、刘绰、李淳风、僧一行等，尚不能穷究，况用晦等浅学，止依古法推步，难为指定日月所食疏密。又据编修《唐书》官刘羲叟状，据历官等称，参校诸历，互有疏密，及称止依古法推步，不敢指定历准的参定者。古圣人历象之意，止于恭授人时，虽则豫考定交会，不必吻合辰刻，故有修德救食之理。天道神变，理非可尽，设谓必可尽耶，则先儒不容自为疏阔。又《大衍》等七历所差不多，法数大同而小异，亦是递相因藉，乘除积累，渐失毫厘。且辰刻更筹，惟据漏刻，或微有迟速，未必独是历差。按《隋历志》，日月食既有起讫早晚，亦或变常，进退于正见前后十三刻半内候之。今止差三刻，或是天道变常，未为乖谬。又一行于开元中治历，以《大衍》及李淳风《麟德》、刘绰《皇极》三历校日食三十七事，《大衍》课第一，所中才二十二，《麟德》得五，《皇极》得十。以一行聪明博达，时谓圣人，宜考古今，尚未能尽，如淳风辈，益以疏远。况圣朝《崇天》历法，颁用逾三十年，诞布海内，熟民耳目，方将施之无穷，兼所差无几，不可偶缘天变议改移。诘其本原，盖亦出于《大衍》。其《景福历》行于唐季，非治世之法，不可循用。”诏仍用《崇天》历法。

英宗治平元年三月，赐新历名曰《明天》，命翰林学士承旨王圭序之。初上即位，司天监奏《崇天历》五星之行及诸气节有差，诏判司天监周琮等七人同造新历^[13]。历成，而中官舒易简、监生石道、李遘，各献其所造历。诏翰林学士范镇、诸王府侍讲孙思恭、国子监直讲刘攽详定。周琮等所造最密，乃用其历，迁琮等各两官，赐物有差。然琮等历后亦不可用，而琮等皆夺所得官。^[14]

天文官李自正上《星变图》，且言月与太白俱犯昴，当有边兵大起。上谓辅臣曰：“阴阳占候之说，或中或否。纣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兴，盛衰之理，何其异也。由是言之，王者当祗畏天道，要在人事应之如何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