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造成群力 中华文库

　　诸君：

　　这次国民党改组，变更奋斗的方法，注重宣传，不注重军事。今日提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奋斗的方法要注重宣传，不要注重军事呢？

　　大家知道我们革命的方法，自推倒满清以后，都是注重军事，以前是注重宣传。这个原因，是在后来组织军队的机会比从前多。说起功效来，是那一样大呢？自然是宣传奋斗的效力大，军事奋斗的效力小。譬如就武昌起义说，表面上虽然是军事奋斗的成功，但当时在武昌的军队是清朝训练的，不是本党训练的，因为没有起义之先，他们受过了我们的宣传，明白了我们的主义，才为主义去革命。所以这种成功，完全是由于宣传奋斗的成功。假若武昌的军队毫没有受过宣传，不明白革命的道理，专由本党另外起一支兵，打那一些清兵，想把他们尽数消灭，他们一定拼命来和我们反抗，那么，我们的革命恐未必能够成功。或者我们有了一支兵，对于我们的兵士绝不注重宣传，兵士丝毫不知为什么要革命的道理，拿这一种军队来和清兵奋斗，那么，胜负之数也未可必。至于武昌起义当时能够达到目的的道理，完全是由于满清军队的自动，一经发起，便马到成功。那些清兵有自动力的根本原因，全是由于我们宣传的效果；他们受了宣传，都赞成我们的主义，所以便不来和我们反抗。像这样用敌人的军队来做我们的事业，所收的效果，该是何等大呢！自清朝推倒了以后，我们便以为军事得胜，不必注重宣传，甚至有把宣传看做是无关紧要的事。所以弄到全国没有是非，引起军阀的专横，这是我们不能不负责任的。现在我们要再图进步，希望我们的革命主义完全成功，便要恢复武昌起义以前的革命方法，注重宣传。所以这次改组以后，便要请大家向宣传一方面去奋斗。

　　我们用已往的历史来证明，世界上的文明进步，多半是由于宣传。譬如中国的文化自何而来呢？完全是由于宣传。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游列国，是做什么事呢？是注重当时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他删诗书，作《春秋》，是为什么事呢？是注重后世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以传播到全国，以至于现在，便有文化。今日中国的旧文化，能够和欧美的新文化并驾齐驱的原因，都是由于孔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所做的宣传工夫。再像佛教，自印度流行到亚洲全部，信仰的人数比那一种教都要多些呢，都是由于释迦牟尼善于宣传的效果。再像耶稣教，从前自欧洲传到美洲，近代传到亚洲，流行于中国，世界上到处都有他们的教堂。这样普遍的道理，也是由于耶稣教徒善于宣传。宗教之所以能够感化人的道理，便是在他们有一种主义，令人信仰。普通人如果信仰了主义，便深入刻骨，便能够为主义去死。因为这个原因，传教的人往往为本教奋斗，牺牲生命亦所不辞。所以宗教的势力，比政治的势力还要更大。

　　我们国民党要革命的道理，是要改革中国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我们的这种主义，比宗教的主义还要切实。因为宗教的主义，是讲将来的事和在世界以外的事；我们的政治主义，是讲现在的事和人类有切肤之痛的事。宗教是为将来灵魂谋幸福的，政治是为眼前肉体谋幸福的。说到将来的灵魂，自然是近于空虚；讲到眼前的肉体，自然有凭有据。那么宗教徒宣传空虚的道理，尚可收到无量的效果；我们政党宣传有可凭据的道理，还怕不能成功吗！

　　要政治上切实的道理实行出来，统共有两种方法：（一）是用武力压逼群众，强迫去行--中国古时政治变更大多数都是用这种方法。（二）是靠宣传，使人心悦诚服，情愿奉令去行--这种方法在中国历史上不多见。中国实行改革政治的人，最大的毛病都是自私自利，许多英雄豪杰都想要做皇帝。从前创成独裁制，不专用武力的，只有汤武革命。他们始初用七十里和百里的地盘做根本，造成良政府，让全国人都佩服。所以后来用兵，一经发动，便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全国人都是很欢迎的，不专用兵力便统一中国。他们当初要造成良政府，让人佩服的事业，便是注重宣传。后来全国人欢迎，不和他们反抗，便是因为受过了宣传。所以当时中国人民，便享几百年幸福。后人都说他们的革命，是“顺乎天应乎人”。到了现在，人类的政治思想极发达，民权的学说极普遍，更不可专用兵力。必要人人心说诚服，都欢迎我们的主义，那才容易成功。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我们国民党这几年用武力的奋斗太多，宣传的奋斗太少。此次改组，注重宣传的奋斗，便是挽救从前的弊端。

　　诸君担负宣传的任务，应该有恒心，不可虎头蛇尾，今日热心奋斗，明日便心灰意冷。因为要人心说诚服，不是一朝一夕、一言一动能够收效果的。必要把我们的主义，潜移默化，深入人心，那才算是有效果。我们要能够收到这种效果，便非请诸君对于宣传做继续的工夫不可。如果不能继续做去，便是不明白革命的道理。假若真明白了革命道理，便有恒心。因为革命是有目的的，要达到一定的目的，便不至中途废止。我们一定要达到这种目的，那就是我们的志气。

　　无论什么人做事，都有一种志气。古人说：“有志者事竟成。”用这一句话对个人说，大概在市井之上熙熙攘攘、往来不绝的人，都是志在发财。他们究竟能不能够得志呢？有的能够做富翁，是得志的。但是这种志气过于自私自利，和别人的利害相冲突，便容易被人消灭，所以大多数的人，都是不能得志。有一种志气，是大家公共的志，众人都向此做去，便容易成功，所谓“众志成城”。像革命党从前想推翻满清，到后来果然建设民国，那才算是“有志者事竟成”。

　　就推翻满清而论，从前太平天国也有这种志愿，当时何以不成功，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洪秀全自广西金田村起义，打过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他们的革命本来可以成功的。因为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一班人出来破坏，所以失败。满清因为能够利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一班人，所以他们的天下还能够维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汉人，洪秀全也是汉人。洪秀全所反对的本是满人，不是汉人。但是当时汉人知道要反对满人的很少，所以汉人便自相残杀，弄到结果，满人坐收渔人之利。自明朝汉人亡国之后，排满的举动不知道有多少次，失败的原因，都是汉人自相反对。如果汉人不反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便老早成功了。辛亥年武昌起义，全国战事不过两三个月，便大功告成；太平天国打了十几年仗，还是不能成功。当中的原因，全是由于汉人自己维持不维持。辛亥年汉人知道自相维持，所以满清的江山一推便倒；太平天国时汉人不知道自相维持，所以终洪秀全之身，总是推满清不倒。汉人知不知道自相维持的道理，是由于全国汉人明白不明白满汉的界限。辛亥年全国汉人明白了满汉的界限，所以武昌的汉人一经起义，便没汉人再来反对汉人，去维持满人的天下。国人明白不明白满汉的界限，是由于主持革命的人有没有普遍的宣传。当辛亥年武昌没有起义之先，我们革命党老早发明了民族主义，一般有思想的人都拿这种主义对全国宣传，一传十，十传百，大众一心，向前奋斗。弄到后来，人人都知道要光复汉族，非排去满人不可。故武昌起义之后，便没有汉人再去帮助满人。满人没有汉人的帮助，他们的江山怎样能够保守呢！

　　像辛亥年汉人排满，这种人人要做一件事的力，叫做“群力”。这种群力是很大的。因为中国的大事业太大，要用四万万人的力才容易做成功，不是一两个人的力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一两个人的力有限。譬如一个人可出力一百斤，搬运货物到十里路远，每日可搬运十次。那么，用十个人的力，每日可以搬运一千斤；用一百人的力，每日便可以搬运一万斤。如果用四万万人，一日可以搬运多少斤呢？四万万人在一百日内，又可以搬运多少斤呢？因为没有四万万人可以同时搬运货物的事实，所以这种群力是怎么样伟大，诸君还不易明白。我们可用动物的群力来证明一证明。

　　各种动物用力，可分作两种：一种是用孤力的。像一虎在山，群兽空谷。虎是不能合群的，他所用的力是孤力。他项走兽，如狮如豹都是一样。一种是用群力的。动物中天性最合群的是蚂蚁，他们合居的有时可到几千万。蜜蜂合居的也是极多，并且很有条理，他们住在一窝之中，都是分职任事：有做窝的，有觅食的，有采花的，有看门的，有酿蜜的；并有做首领的，叫做蜂王。好像国家一样，有行政、立法、司法种种人员，毫不紊乱。做起事来，既不侵越权限，又能够互相帮助。至于蚂蚁所用的群力，更容易看出。譬如我们在郊外步行，遇到风雨的时候，常见无数蚂蚁，用泥做成一条极长的隧道，以遮风雨而便出入。如果那样的工作是一个蚂蚁去做，那么，他用极微的力，搬运极微的泥尘，要做成一条长隧道，应该要多少时间才可以成功呢？但是用无数的蚂蚁都去搬运泥尘，同力合作，积少成多，便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做成很长的隧道。

　　人的天性和动物的天性不同，多数人能合群，但是群性的程度不及蜜蜂和蚂蚁。譬如许多蜜蜂同住一处，他们在一群之中，各司其事，彼此对于职务不互相侵犯，亦不互相规避，总是各尽各的职务，始终去做。好像守门的蜂，尾上藏有蜂虿，知道他的职务是保护全群安全的，如果遇到强暴来侵犯同群的安全，他便用尾刺激，拼命抵抗，就是牺牲生命也是不辞。这种奋斗精神，真是视死如归。这种视死如归的特长，不是教成的，是他生成自然而然的，可以说是天性。人便没有这种天性。像当兵的人，必要受过了许久的教练，然后才能应战；到了临阵的时候，还有计及生死利害，违反他的职守的。近来文明国的兵士，虽有死守职守、不计利害的，但是他们的天性纯厚还是不及蜜蜂。至于中国的兵士，更是比不上。俗话常说：“好铁不打钉，好子不当兵。”要他们成好兵士，必须经过许久的教训，才勉强有用。如果说到忠心一层，和蜜蜂比较，更是差得远。蜜蜂赋有天生合群的性质，一群之中，各司其事，不必加以训练，是自然而然的。人亦赋有多少天生合群的性质，但须加以训练，然后合群的性质才有进步；进步到极点，还是不及蜜蜂。蜜蜂实行天赋的特性，勇往向前，毫无顾虑。人便每每因后天的训练没有娴熟，容易丧失先天的特性。因为这个原故，人类中常发生许多弑父贼子，自相残杀。蚂蚁和蜜蜂之中，便没有这种现象。

　　我们要求中国进步，造成一个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国家，非用群力不可。要用群力，便要合群策群力，大家去奋斗。不可依赖一人一部分、用孤力去做。用孤力做去，所收效果是很小、很慢的。民国成立以后，生出了袁世凯、赵秉钧那一般官僚来。那般官僚在满清的时候本来是很听话的，初到民国来也是忠于共和，奉命维谨，不敢犯法。到了后来犯法，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推倒满清之后，成立民国，那般旧官僚还不知道民国是什么东西；人民又不知道怎样做主人，去监督他们。而在专制的时候，有皇帝做主人，可以管理他们。他们怕皇帝的威权，革他们的官，所以他们便甘伏于奴隶之下。到了民国，人民本是主人，应该有权可以监督他们的，但是初次脱去奴隶的地位，忽然升到主人的地位，还不知道怎么样做主人的方法，实行民权。所以他们便目无主人，胡行乱为。革命成功，创造民国，原是先觉先知奋斗出来的，普通人民还不知其所以然。当民国初成立的时候，他们还怕那般先觉先知来干涉，有时候还是不敢乱为。到了后来，官僚和军阀连成一气，他们便更有胆量来把持政权，违法乱纪，无所不为。不是袁世凯做皇帝，张勋复辟，便是曹锟拿钱买总统做，用武力反叛民国。所以弄到今天，不是人民的国家，完全是官僚和军阀的国家。人民的天性，本来没有蜜蜂和蚂蚁的天生长处，所以能够变好的原因，多半由于学习。普通人要学习，便是因为不知。先觉先知的人要他们知，便应该去教，教便是宣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久而久之，便可传到四万万。如果四万万人都明白了我们的主义，他们便欢迎我们去建设中华民国。要做到这样的伟大事业，只有本党才有这个力量。因为本党是有主义的，别党没有主义，所以他们便做不到。

　　造成一个国家，是从何而起呢？何为国家呢？国家，是人人生死所在的地方。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世界上现在何以多是民国呢？从前何以都成帝国呢？因为人民的政治思想，各有不同。改革国家，并不是要把所有的江山都要改变。好像改革广东一样，并不是要把白云山搬到河南１[河南，指广州在珠江南岸的市区。]，把东江、西江、北江都要改变河道的方向。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国家有了新基础，那么好像做新屋一样，只要屋基筑成，以后做墙上梁，还有什么大困难呢！

　　本党的三民主义，便是无形中改造人民思想的。何谓三民主义呢？简单的说，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详细的说，便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项主义的意思，是要把全国的主权，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内；一国的政令，都是由人民所出；所得的国家利益，由人民共享。这三项意思，便可用民有、民治、民享六个字包括起来。五权宪法是根据于三民主义的思想，用来组织国家的。好像一个蜂窝一样，全窝内的觅食、采花、看门等任务，都要所有的蜜蜂分别担任，各司其事。总而言之，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都是建国的方略。建设一个国家，好像是做成一个蜂窝，在窝内的蜜蜂，不许有损人利己的事，必要井井有条，彼此毫无冲突。我们将来的国家，做到了民有、民治、民享，便是世界上最安乐的国家；在此国家之内的人民，便是世界上最安乐的人民。

　　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不是现在广东少数的国民党员可以做得成功的。必要应用群力，请全国人都同心协力去做，那才容易成功。要全国人都同我们去做，便要他们明白我们做事的主义。如果不然，他们不但不同我们去做，并且还要反对我们。像做外国人的奴隶，本来没有人甘心情愿的。但是从前的汉人，不知道做中国皇帝的是从外国来的满人，所以曾国藩、左宗棠那一般汉人，便情愿去做满人的奴隶，来反对汉人。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只知道忠君大义，清朝深仁厚泽，他们是不能反对的。不知道有满汉的界限、民族的思想，不知道满人来做汉人的皇帝，是不能不反对的。所以他们一生做外国人的奴隶，反以为荣耀。到了辛亥年，全国汉人思想便和从前大不相同，所以武昌革命一经发起，便全国响应。我们见到此地，所以从事革命，便要宣传我们何以要革命的主义。

　　从前宣传民族主义，推翻满清，很有功效。我们现在从事宣传，必要把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同民族主义一样的注重。不过从前宣传民族主义的时候，有汉人同满人的比较，很容易教人明白；现在宣传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难找到一个简单的比较，很不容易教人明白。因为环境可以束缚人的。譬如老监犯，在牢内住了十几年，如果一时把他放到外边，教他回去，他仍然是回到老监牢。因为他在监牢住久了，习惯成自然。如果回到监牢内去，便觉得很自然；若是到别的地方，便觉得不自然。再者，大家都知道美国最著名的南北战争，是由于黑奴制。当时美国南方有几百万黑奴，北方是工商业的省份，南方是农业的省份，因为有了许多黑奴，便可以替他们去耕种。战争的原因，是北方主张人道主义，要求人人平等，不可有奴隶的制度，想用政府筹一大宗款去赎那些黑奴；南方主张人民有财产保护权，黑奴是他们的财产，政府不能干涉，反对北方的主张。因为这项争端，便发生南北之战。后来北方胜利，南方失败，实行放奴，让那几百万黑人自由。那些黑奴初放出之后，便一时无所措手足，觉得诸事都不方便。以为自己从前做奴隶的时候，所有的衣食住，都有主人办到非常完备，那个时候的生活是很安乐的。一旦脱离了主人，自己便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谋衣食住，一时的生活便觉得痛苦。诸君都知道美国有两个大伟人，一个是华盛顿，一个是林肯。林肯之所以出名，是由于放黑奴。黑奴到现在才知道要感谢他，但当初放出来的时候，不但不感谢他，并且还要谩骂他。当时有许多黑奴常痛驾林肯说：“我们从前是很安乐的，为什么他要来害我们呢？”我们革命党推翻满清，把人民由奴隶的地位超度到主人的地位；现在做了主人，不但不来感激，因为暂受目前的痛苦，反要来谩骂。常有人说：“我们从前是很安乐的，自革命之后，国乱民穷，要有真命天子出世，或者清朝复辟才好，民国真是没有用呵！”试问从前的人见了官要打屁股，现在不受这种刑罚，只就这一件事说来，民国到底是好不好呢？我们要人明白民国的好处，必要用普遍的宣传去感化人，万不可专用兵力去压制人。如果专用兵力，就是一时成功，还不能根本改革人的思想，变更人的习惯。好像现在陈炯明的军队投北，陆荣廷的军队也投北，他们为什么要投北呢？因为他们的思想，以为北京从前出真命天子，那才是真的，民国是假的。再像民国六年陆荣廷到北京，还要去向宣统叩头。这种改不了的奴性，和美国的黑奴当初放出之后，一时还失不了奴性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要根本上改变他，便要想法子去感化他。感化就是宣传。

　　大家担负这种任务，所用的方法必须临机应变。好像现在因为关余问题，外国人用兵船来示威，我们要和他们反抗，便要应用民族主义。要说明民族主义，是很容易的。说明民权主义，那要困难。至于要说明民生主义，那更困难。许多人从前只知道民族主义，现在才知道民权主义。讲到民生主义，现在还有许多人不知道的。我们担任宣传的，自己先要明白他才好。如果不然，便是以盲导盲，都不知道是从那一条路走。

　　从前革命没有成功以前，广东人有一句俗话，可以包括民生主义。这句话是欢迎民生主义的，很可以用来做群众宣传的材料。因为普遍的宣传，是要对极无知识的群众去演讲。普通人极欢迎的心理，是在什么地方呢？拿他们心理上极欢迎的话去演讲，便可感动许多人，不必费很大的力量，便可收很大的效果。这句话不是我们革命党说的，是普通人民自己造出来的。这是一句什么话呢？就是“革命成功，我们大家有平米吃”。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革命成功了，如果实行民生主义，国民真是有平米吃。现在的米比从前的还要贵，大家不要以为就是革命成功之后，实行了民生主义的效果。这个米贵的道理，是因工价抬高的原故。我们广东的工人，从前没有团体，近来因为知道了被东家压制，便组织种种工会，去反抗他们；遇到和东家冲突的时候，便罢工，要求加工价，减时间。这种方法是从外国传来的。外国的工人要求加工价，是因为他们的工业发达，工厂极大，普通一个工厂，一年可以得几百万利息。像上海前几年的工厂，一百万资本，每年可以得两三百万利息。外国像这一样大的工厂，每年也可以得几十万利息。外国的工人因为生活太高，便结起团体来，和厂主商量，只许厂主赚若干，其馀都要分到工人。这项情形宣传到中国来，我们的工人，不管工业情形是怎么样，也是一样照行。不知道中国没有极大的工厂，只有做散工的劳动。他们还要求加工价，所以百物昂贵，米也随之而贵。这是我们革命党提倡人民自由的结果。要补救他，有什么方法呢？欧美补救的方法，在资本家一方面的，是工价加高，货价也抬高，这不是根本的解决；他们现在所想的根本解决，是社会革命。中国的工业还没有发达，罢工的事，在外国可行，在中国不可行。

　　我们革命成功之后，要有平米吃，究竟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到呢？外国人想做的方法，是工人同农民合作，不要商家做经纪、赚佣钱，便可省却许多消耗费。这件事是要大家去做，政府加以提倡，便容易成功。广州此刻米贵，最大原因是商家垄断，有中饱的弊端。要除去这项弊端，便要工人同农民合作。要工人和农民知道怎么样合作，便要去宣传这个道理。现在我们的工人，大多数都是有知识的，很容易宣传，难处是在要农民知道。米出于农民，原价一元直接可以买二十斤，间接向商家去买，用银一元只可买米十斤，中间被商家赚了一半。要米价平，便要工人同农民办一合作社，用工人所做的器具，交换农民所出的米，省去商家的中饱，那样米价便可以平。外国实行这种方法，最有成绩的是英俄两国，他们所办的合作社，大约有几千万人。我们如果仿照英俄两国的方法去行，便有平米吃，工人和农民也可以多得钱。要达到这种目的，必要有团体去行。要有团体，便要劝他们入党，入了党之后，才可以请师父来教。我们把这个方法怎么样去行，实行了以后做成一个什么国家，并不是难事。难处是由于不知，不是不能行，是由于不知道怎么样去行。孟子说：“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行也，是不能也；为长者折枝，非不能也，是不行也。”１我们如果彻底的知了[所引与原文有出入。原文是：“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见《孟子梁惠王上》）]，再又去行，那就是“为长者折枝”，不是“挟泰山以超北海”。

　　我们想要造成一个有条理的国家，就是象蚁巢和蜂窝一样。蚂蚁和蜜蜂还有这种组织能力，人为什么没有这种能力呢？人为万物之灵，所有的知识，比较什么动物都要高一点，是应该有这项能力的。我们现在担任国事的人，把国家应该做的大事一概不理，只知道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为什么还不如蚂蚁蜜蜂呢？如果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只要去看蚁巢和蜂窝。古人说：“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之内，一物不得其所，便是我们的责任。大家都是国民党员，应该担负这个责任，用宣传去奋斗。从前所以不能行的原故，是由于不知。蜜蜂和蚂蚁，本来也是不知，但是他们有天生的长处。不过他们的长处，各个的蚁与蜂只限于一件事，我们人类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的。譬如从前以为人总不能像鸟雀一样飞到天上，现在的坐在飞机中，直达云霄，是不是飞上天呢？飞上天都可以做得到，别事还不能做吗？古人说“知易行难”，我的学说是“知难行易”。从前中国百事都腐败的原因，是由于思想错了。自我的学说发明以后，中国人的思想便要大改革。拿我的学说去做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的。

　　中国现在是最贫弱的国家。像葡萄牙那样小的国，尚且派兵船来示威。连葡萄牙那样小的国，我们还要怕他。讲到我们从前的时候，本来是很富强的，像唐朝，各国都派人来留学，万国来朝。日本从前是很贫弱的，也受过了像我们白鹅潭一样的大耻辱，到了近来才富强。所以能够富强的原因，是由于维新。如果我们立志要国家富强，方法是有的；就是方法一时想不通，只要百折不回，一往向前去做，总是可以做得成的。像飞机，不是一次做成了便可以飞的，是经过了好几次的改良，才完全成功。不过首先要立一个志愿，照那个志愿去做，总是不改，将来的结果一定是有希望的。

　　今天我希望国民党员的，是要诸君立志，于十年之内把中国变成世界上顶富强的国家。只要诸君有了志愿，方法是很多的。中国从前是富强的，英法现在是富强的，学一国富强的方法便够了。如果自己真没有方法，便可以请师父。像大沙头的那般青年飞机师，从前本不知道怎么样飞，但是请外国技师来教，所以学到现在，便飞得很好。但诸君须先有这项志愿。自己有了这项志愿，还要去宣传自己的志愿，推到四万万人都有这项志愿。如果人人都有了相同的志愿，便能够学蚂蚁和蜜蜂，合群策群力去行。

　　我们这次革命，一定是能够成功的。不过要大家先有这项志愿，立定恒心去做。如果弄到成功，把中国建设好了，大家便有平米吃。到了有平米吃，中国便是世界上顶安乐的国家，诸君便是世界上顶享幸福的人民。我们要做到这个地步，不可专用兵力，因为兵力只可以用来做破坏的事，不可用来做建设的事。要做建设的事，便要有主义和方法。要全国人都明自建设的主义，便要有宣传。所以从今天以后，要请大家注重宣传的奋斗，不要单注重兵力的奋斗。

　　注释：

　　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孙中山先生最近讲演集》（广州一九二四年七月版）中的《宣传造成群力》

　　＊这是孙中山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