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四笔/卷一 中华文库

自唐以来，相传以孔门高弟颜渊至子夏为十哲，故坐祀于庙堂上。其后升颜子配享，则进曾子于堂，居子夏之次以补其阙。然颜子之父路、曾子之父点，乃在庑下从把之列，子处父上，神灵有知，何以自安？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正谓是也。又孟子配食与颜子并，而其师子思、子思之师曾子亦在下。此两者于礼、于义，实为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议耳。

周成王董正治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而云：“官不必备，惟其人。”以书传考之，皆兼领六卿，未尝特置也。周公既为师，然犹位冢宰，《尚书》所载召公以太保领家宰，芮伯为司徒，彤伯为宗伯，毕公以太师领司马，卫侯为司寇，毛公以太傅领司空是已。其所次第惟以六卿为先后，而师傅之尊乃居太保下也。

《尚书》孔氏所传五十九篇皆有序，其出于史官者不言某人作，如《虞书》五篇，纪一时君臣吁咈都俞及识其政事，如《说命》、《武成》、《顾命》、《康王之浩》、《召浩》自“惟二月既望”至“越自乃御事”、《洛诰》自“戊辰王在新邑”至篇终、《蔡仲之命》自“惟周公位冢宰”至“邦之蔡”皆然。如指言某人所作，则伊尹作《伊训》、《太甲》、《咸有一德》，《盘庚》三篇，周公作《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无逸》、《君爽》、《多方》、《立政》是也。惟《金滕》之篇，首尾皆叙事，而直以为周公作。按此篇除册祝三王外，馀皆《周史》之词，如“公乃自以为功”、“公归纳册”、“公将不利于孺子”、“公乃为诗以贻王”、“王亦未敢消公”、“公命我勿敢言”、“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公勤劳王家”之语，“出郊”、“反风”之异，决非周公所自为，今不复可质究矣。

云梦，楚泽蔽也，列于《周礼·职方氏》。郑氏曰：“在华容。”《汉志》有“云梦官”。然其实“云”也、“梦”也，各为一处。《禹贡》所书：“云土梦作乂。”注云：“在江南。”惟《左传》得其详，如“䢵夫人弃子文于梦中”，注云：“梦，泽名，在江夏安陆县城东南”；“楚子田江南之梦”，注云：“楚之云、梦，跨江南北”；“楚子济江入于云中”，注：“入云泽中，所谓江南之梦”。然则，云在江之北，梦在其南也。《上林赋》：“楚有七泽，尝见其一，名曰云梦，特其小小者耳，方九百里。”此乃司马长卿夸言。今为县，隶德安，询诸彼人，已不能的指疆域。《职方氏》以“梦”为“瞢”，《前汉·叙传》：“子文投于瞢中”，音皆同。

《关雎》为《国风》首，毛氏列之于三百篇之前。《大序》云：“后妃之德也。”而《鲁诗》云：“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叹而伤之。”《后汉·皇后纪序》：“康王晏朝，《关雎》作讽。”盖用此也。显宗水平八年诏云：“昔应门失守，《关雎》刺世。”注引《春秋说题辞》曰：“人主不正，应门失守，故歌《关雎》以感之。”宋均云：“应门，听政之处也。言不以政事为务，则有宣淫之心。《关雎》乐而不淫，思得贤人与之共化，修应门之政者也。”薛氏《韩诗章句》曰：“诗人言雎鸠贞洁敬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利宫，后妃御见有度，应门击析，鼓人上堂，退反燕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睢》之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三说不同如此。《黍离》之诗列于王国风之首，周大夫所作也，而《齐诗》以为卫宣公之子寿，闵其兄伋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此说尤为可议。

柔词谄笑，专取容悦，世俗谓之“迷痴”，亦曰“迷嬉”。中心有愧见诸颜面者，谓之“缅䩄”。举措脱落，触事乖件者，谓之“厥拨”。虽为俚言，然其说皆有所本。《列子》云：“墨杘、单至、啴咺、憋憋，四人相与游于世。”又云：“眠娗、諈诿、勇敢、怯疑，四人亦相与游。”张湛注云：“墨音眉，杘敕夷反，《方言》：江淮之间谓之无赖；眠音缅，娗音珍，《方言》：欺谩之语也。郭璞云：谓以言相轻嗤弄也。”所释虽不同，然大略具是矣。《曲礼》：“衣毋拨，足毋蹶。”郑氏注云：“拨，发扬貌。蹶，行遽貌。”大抵亦指其荒率也。

国朝儒馆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馆，曰史馆，曰集贤院，曰秘阁。率以上相领昭文大学士，其次监修国史，其次领集贤。若只两相，则首厅兼国史。唯秘阁最低，故但以两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谓之馆职，皆称学士。其下则为校理、检讨、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范景仁为馆阁校勘，当迁校理，宰相庞籍言：“范镇有异才，恬于进取。”乃除直秘阁。司马公作诗贺之曰：“延阁屹中天，积书云汉连。神宗重其选，谓大宗也。国士比为仙。玉槛钩陈上，丹梯北斗边。帝容瞻日角，宸翰照星躔。职秩曾无贵，光华在得贤。”其重如此。自熙宁以来，或颇用赏劳。元丰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贤，以史馆入著作局，而直秘阁只为贴职。至崇宁、政、宣以处大臣子弟姻戚，其滥及于钱谷文俗吏，士大夫不复贵重。然除此职者必诣馆下拜阁，乃具盛筵，邀见在三馆者宴集，秋日暴书宴，皆得预席，若余日则不许至，《随笔》有《馆职名存》一则云。

立亭榭名最易蹈袭，既不可近俗，而务为奇涩亦非是。东坡见一客云“近看晋书”，问之曰：“曾寻得好亭子名否？”盖谓其难也。秦楚材在宣城，于城外并江作亭，目之曰“知有”。用杜诗“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消客愁”之句也。王仲衡在会稽，于后山作亭，目之曰“白凉”。亦用杜诗“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之句。二者可谓甚新，然要为未当。庐山一寺中有亭颇幽胜，或标之曰：“不更归”，取韩诗末句，亦可笑也。

市肆间交易论钱陌者，云十十钱。言其足数满百无跷减也。其语至俗，然亦有所本。《后汉书·襄楷传》引宫崇所献神书，其《太平经·兴帝王篇》云：“开其玉户，施种于中，比若春种于地也，十十相应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时，比若十月种物于地也，十十尽死，固无生音。”其书不传于今，唐章怀太子注释之时，尚犹存也。此所谓十十，盖言十种十生无一失耳，其尽死之义亦然，与钱陌之事殊，然其字则同也。

张衡《应间》云：“犀舟劲揖。”《后汉》注引《前书》“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义》曰：“今俗谓刀兵利为犀。犀，坚也。”“犀舟”，甚新奇，然为文者，未尝用，亦虑予所见之不博也。

元祐初，司马温公当国，尽改王荆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数，闻朝廷更化，莫不欢然相贺，唯毕仲游一书，究尽本末。其略云：“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茍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欲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财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则不足之情可不预治哉！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所谓新法者，始可永罢而不复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兄子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意其病之在也。”先是东坡公在馆阁，颇因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今知畏干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二公得书耸然，竟如其虑。予顷修史时，因得其集，读二书思欲为之表见，故官虽不显，亦为之立传云。

张湛序《列子》云：“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梦化等情。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予读《天瑞篇》载林类答子贡之言曰：“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此一节所谓与佛经相参者也。又云：“商太宰问孔子：‘三王五帝三皇圣者欤？，孔子皆曰：‘弗知。’太宰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钦，真不圣欤？，”其后论者以为《列子》所言，乃佛也，寄于孔子云。

《汉书·韦贤传》载韦孟诗二篇及其孙玄成诗一篇，皆深有三百篇风致，但韦孟讽谏云：“肃肃我祖，国自豕韦。总齐群邦，以翼大商。至于有周，历世会同。王赧听语，实绝我邦。我邦既绝，厥政斯逸。赏罚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卫。五服崩离，宗周以队。”应劭曰：“王赦听谗受谮，绝豕韦氏。自是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观孟之自叙乃祖，而乖疏如是，周至赧王仅存七邑，救亡不暇，岂能绝侯邦乎？周之积微久矣，非因绝豕韦一国，然后五服崩离也。其妄固不待攻，而应劭又从而实之，尤为可笑。《左传》书范宣子之言曰：“丐之祖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杜预曰：“豕韦国于东郡白马县，殷末国于唐，周成王灭之。”此最可证，惜颜师古之不引用也。

汉元帝时，贡禹奏言：大子七庙，亲尽之庙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大子下其议，未及施行而禹卒后乃下诏先罢郡国庙，其亲尽寝园，皆无复修。已而上寝疾，梦祖宗谴罢郡国庙。诏问丞相匡衡，议欲复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皇恐，祷高祖、孝文、孝武庙曰“亲庙宜一居京师，今皇帝有疾不豫，乃梦祖宗见戒以庙皇帝悼惧，即诏臣衡复修立，如诚非礼义之中，违祖宗之心，咎尽在臣衡，当受其殃。”又告谢毁庙曰：“迁庙合祭久长之策，今皇帝乃有疾，愿复修立承把。臣衡等咸以为礼不得，如不合诸帝后之意，罪尽在臣衡等，当受其咎。今诏中朝臣具复毁庙之文，臣衡以为天子之祀，义有所断，无所依缘，以作其文。事如失措，罪乃在臣衡。”予按衡平生佞谀，专附石显以取大位，而此一节独据经守礼，其祷庙之文，殆与《金滕》之册祝相似，而不为后世所称述，汉史又不书于本传，憎而知其善可也。《郊祀志》，南山巫祠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以其强死，魂魄为厉，故祠之。成帝时，匡衡奏罢之，亦可书。

《列子》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王敬之若神。化人谒王同游，王执化人之法，腾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宫，自以居数十年，不思其国。复谒王同游，意迷精丧，请化人求还。既寤，所坐犹冒者之处，侍御犹曏者之人。视其前，则酒未清、肴未昲。王问所从来，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复问化人，化人曰：“吾与王神游也，形奚动哉？”予然后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黄粱梦》、《樱桃》、《青衣》之类，皆本乎此。

人君一话一言不宜轻发，况于诏令形播告者哉！汉光武初即位，既立郭氏为皇后矣，时阴丽华为贵人，帝欲崇以尊位，后固辞，以郭氏有子，终不肯当。建武九年，遂下诏曰：“吾以贵人有母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固辞不敢当，列于媵妾。朕嘉其义让，许封诸弟。”乃追爵其父及弟为侯，皆前世妃嫔所未有。至十七年，竟废郭后及太子强，而立贵人为后。盖九年之诏既行，主意移夺，已见之矣。郭后岂得安其位乎？

刘向序《战国策》，言其书错乱相揉，莒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类者多。予按今传于世者，大抵不可读，其《韩非子》、《新序》、《说苑》、《韩诗外传》、《高士传》、《史记索隐》、《太平御览》、《北堂书钞》、《艺文类聚》诸书所引用者，多今本所无。向博极群书，但择焉不精，不止于文字脱误而已。惟太史公《史记》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则明白光艳，悉可稽考，视向为有问矣！

沈约作《宋书·谢严传》曰：“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严。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阙。”晔本传载晔在《狱中与诸生侄书》曰：“既造《后汉》，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不果。”此说与俨传不同，然严传所云乃《范纪》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书》却无，殊不可晓。刘昭注《补志》三十卷，至本朝乾兴元年，判国子监孙爽始奏以备前史之阙，故淳化五年监中所刊《后汉书》凡九十卷，惟帝后纪十卷，列传八十卷，而无志云。《新唐书·艺文志》：“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不知昭为何代人。所谓志三十卷，当在其中也。

今世俗营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谢土司章醮之文。按《后汉书·来历传》所载：“安帝时皇太子惊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圣舍。太子厨监邴吉以为圣舍新缮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则古有其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