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 中华文库

哲学的思潮往往是时代的人生观变易之际的产物。譬如法国革命前的百科全书派、启蒙学派，或是欧战前后的复古思潮，都是社会制度根本动播时的影响。然而每一时代新旧交替之际，各派思想的争辩都含有阶级的背景。中国五四运动前后，有实验主义出现，实在不是偶然的。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播，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新的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的哲学，刚刚能用他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这固然是中国“第三阶级”发展时的思想革命。可是实验主义的本身，在欧美思想界里所处的地位是否是革命的呢？这却是一个疑问。

实验主义首先便否认理论的真实性，而只看重实用方面，“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可是这一个原则，却亦没有抽象的价值。他的应用亦是因时因地而异其性质的。他应用于中国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是很好的一种革命手段：且不要管什么礼教罢，怎样能发展你自己，便怎样做；可是他对于劳动阶级的意义，却是：不用管什么社会主义了，怎样能解决你们目前的难题，便怎样做去算了。于是大家蒙着头干去，当前的仇敌，固然因此大受打击，而后面的群众也不至于“妄想”，岂不是很好的手段？所以“且解决目前问题，不必间最后目的” —— 这种原则，用之于中国，一方面是革命的，一方面就是反动的。至于欧美呢，这却纯粹是维持现状的市侩哲学。

诚然不错，实验主义教中国人自问“为著什么而生活，怎么样生活”？在中国是旧制度崩坏，新阶级兴起时的革命标语；在欧美却是旧阶级般衰落时，自求慰藉的呓语，因为实验主义给的答案是“怎样应付现状”。阶级所处的地位不同，这“应付”的方法也就不同：在中国的第三阶级，要应付军阀的压迫，所以是革命的；在欧美的资产阶级，要应付劳工阶级的反抗，所以是反动的。

中国这样的文化落后的国家，处于国际竞争之间，当然需要科学的知识，以为应付之用，所以实验主义带着科学方法到中国。其实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实验主义只能承认一些实用的科学知识及方法，而不能承认科学的真理。实验主义的特性就于在于否认一切理论的确定价值。他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实用哲学，尤是“美国主义”。实验主义竭力综合整理现代市侩的心理，暗地里建筑成一个系统—虽然他自己是否认一切哲学系统的。

市侩所需要的是“这样亦有些，那样亦有些”：一点儿科学，一点儿宗教，一点儿道德，一点儿世故人情，一点儿技术知识，色色都全，可是色色都不彻底，这样才能与世周旋。可是决不可以彻底根究下去，不然呢，所得的结论，便是彻底改造现存制度，而且非用革命方法不可—那多么可怕呵！现状是可以改造的，却不必根本更动现存的制度，只要琐琐屑屑，逐段应付好了。所以实验主义是多元论，是改良派。

实验主义是什么？

詹姆士说：实验主义的方法，最先便是消弭哲学上辩来辩去辩不完的争论问题。宇宙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自由的还是必然的？这是永久不能解决的问题。宇宙的真实，其实可以不用讨究。实验主义只问某种意见在实用上有什么结果。假使某人认甲种意见为真理，认乙种意见为非真理，在实用的结果上，有甚么区别？若是没有什么区别，那就很不用争辩。真正的争辩，只有实用上两种意见有不同的结果时，方有价值。

实验主义的名称 —— Pragmatism的语根与欧洲文Practie（实行）一字相同，本为希腊字“行动”之意。普通的哲学系统，大致都以“静观”作考察宇宙的观点；从没有问及宇宙的变易之可能与必然的，亦没有注意到现实世界的积极精神的。实验主义却是一种行动的哲学。

实验主义远避一切抽象的不可几及的东西，一切纸上的解决，先天的理由，一切硬性的不可变易的原则，一切锁闭的系统以及一切绝对与原理。他只问具体的、切近的东西，只问事实行动及权力。”（詹姆士之《实验主义》）实验主义不愿意做锁闭的系统。他要成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一有这方法可以研究现实生活，并且改革现实生活。他的根本精神—就是使一切“思想”都成某种行动的“动机”；他时时刻刻注重现实生活的实用方面及积极性质。这都是实验主义的优点。

然而实验主义的弱点，却亦在他的轻视理论，因为实验主义的宇宙观根本上是唯心论的。

照实验主义说来，一切理论不是解释疑谜的答案，而只是工具罢了。凡是一种理论，一方面是我们对付外界的手段，别方面是一种逻辑的工具，如此而已。人的知识，究竟符合于客观世界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却在于这种知识能否促进我们的某种行动。因此，一切学说的价值，照实验主义的意思说来只要看他对于我们是否有益。某种学说假使是有益的，便是真实的；有几分利益，便有几分真理。一切真理都应当合于我们的需要。一切学说的真实与否，完全看他实用上的结果而定。“那一种理论对于我们最有供献，最能领导我们，最能解决现实生活里的各部分的问题，最能综合我们的一切经验，丝毫不爽。这种理论，实验主义方认为是真实的。假使宗教能合乎上述的条件，假使上帝’的概念有这样的能力，那么，实验主义又何所根据而反对上帝的存在呢？”（詹姆士）只要对于事实有利益，不管他究竟真不真，这种理论总是好的，假使宗教能“安人心”，那么，宗教亦是真理。

实验主义的意思，以为真理自身并无何等价值。每种学说必须与人的实际需要发生关系，方能成为真理。假使宗教能帮助我们经营实际生活，减少我们生活里的苦恼，那么，宗教亦是真实的，而且是必要的。

实际上真理是否能作如此解释呢？不然的。仅仅是“有益”还不能尽“真实”的意义。一种思想，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合于客观的事实的，方能是有益的 —— 思想的积极精神必须反映现实里的积极精神。事实上无所用其“积极”的地方，单是我们主观的努力是无用的。一定要客观世界给我们一个保证：保证客观里的一切发展是依定律的，这些定律可以做我们人的行动的指导的 —— 那时方有积极之可能。如今实验主义只问理论能否做人的行动的动机，那就是承认一切催眠术式的学说亦是真实的。譬如说：中国现在要一个好政府，你们只要承认这一个意见，动手去干就好了，不必细问这一种意见，是否客观上有实行的可能。中国政治的发展，社会里各种力量的形势，依社会变易的定律，是否容许好政府式的救中国，也应当考虑一下。

何以实验主义以为一切理论自身本无何等价值？这是因为实验主义的宇宙观根本建筑在多元论上。“……现实世界若是离了人的思想，就变成很难捉

摸的东西。现实世界接触了人的经验之后，还没有定名，便只造成某种观念；或者呢，现实世界还没有被人认识明白之先，能因经验而与人以某种概念。在这种时候，只有一种模糊的绝对的不可捉摸的意象 —— 纯粹理想上的一种界说。”（詹姆士）如此说来，所谓现实世界只是人的种种色色的感觉之总和。这种感党以外的真实世界，若是不和我们的经验接触，那么，他的存在与否，都不成问题。于是我们便能任意分割经验上得来的感觉，使成种种事物、种种关系及联系以及我们自己的观念。感觉固然是受外界的刺激而来，绝不受我们的管束的。可是我们有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凭著这些利益和需要我们来决定：许许多多感觉之中对于那几种感觉我们便注意，对于那几种便不注意。因此，现实世界的内容，可以由我们自己选择。外物自外物，我自我。我凭我的需要，择取外物的观念，我所见的现实世界，未必便是别人所见的，我现在所见的现实世界，未必便是我将来所见的。于是外物都成了我们任意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凭著自己的需要而设想出来的。詹姆士说：“……就是在感觉方面我们的精神亦能在一定的范围里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我们能取此舍彼—这便是感觉方面的界限。注重感觉所得的某几部分，而不注意其余的部分，我们就划出一个先后来了。在这里再整理出一个系统之后，我们方能了解他。总之，我们有的是一块大理石，要自己拿来雕一个形象出来。”在某一现实世界里，我们有几种目的，便照着这些目的制造出一种观念来。这些目的以外的现实世界，我们可以不问。因此，对于实验主义，不但没有绝对的现实，并且亦没有客观的现实。其结果完全是唯心论的宇宙观。他的真理便成了主观的。所以，切“真实”只是为我们思想的方便（Expedient）而设；一切“正义”，亦都是为我们行为的方便而设。

照实验主义的观点看来，假使某种真理，因种种原故而变成无益的，他亦就成了谬见。换句话说，假使原有的目的和需要变了，以前的真理便变成非真理了。人的需要，现实生活的要求，主观的愿望及目的—是智识和意见之真否的最高标准。这些目的和需要愈有价值，愈高尚，那么，能以达到这些目的和需要的学说也就愈有价值，愈真实。

现实生活里的目的和愿望完全依着我们的利益而定的，所以实验主义的重要观念在于利益；再则，各人的利益不尽相同，所以实验主义便只能承认：有几种利益便有几种真理。从表面上看起来，往往有人以为这种学说和马克思的互辩律的唯物主义（Lo materialism dialectique）很相近。其实不然。

第一层应当注意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注重的是科学的真理，而并非利益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以为：“各种观念是由于各种感觉所引起的；感觉乃是人对于外界环境直接起的反应作用；人的行为大致依照着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而定，尤其是每一社会阶级的行为是如此。”仅仅承认在心理方面说来，每一社会阶级对于自己有益的真理，对于那种能够做自己阶级斗争的好工具的学说格外接近些；却并没有承认一切有益的学说都是真理，亦没有承认人的愿望和目的可以做外物的标准、真理的规范，更没有承认知识的内容是主观的。

实验主义的积极精神早已包含在互辩律的唯物论里。互辩律的唯物论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我们对于外物的概念确与外物相符合。因此，我们要利用外物，只能尽他实际上所含有的属性，来满足我们的需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客观的现实世界里所没有的东西，不能做我们行动的目标。现实只有一个，真理亦只有一个。我的观念及思想，当然是刻刻变的；然而这是因为客观的现实世界在那里刻刻的变。却并不是因为我们主观的目的在那里变。照互辩律的唯物论的意义，我们亦在时时刻刻变易外界的现实生活，然而只能依著客观的趋向。我们不能要做什么便做什么：现实生活处处时时矫正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观念反映客观的现实很正确的时候，我们的行动便不致于和现实相冲突，不致于“碰顶子”。某种意见是真理，并不因为他对于我们有益；这种意见对于我们有益，却因为他是真理。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他切合于客观的现实世界。客观的现实世界确是变易不息的，我们因此要求科学的真理—确定的真理，求此变易之中“不易”，不能像实验主义那样，只能暂时有益于我们的算真理。我们得了科学的真理、客观世界的定律之后，才能彻底的改造社会，不能安于琐屑的应付。

实验主义既然只承认有益的方是真理，他便能暗示社会意识以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他决不是革命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