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与对内 中华文库

《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此言夫必戢内争，乃可以从事于外竞。盖凡人类社会所以自存之道，皆不外是，非徒一家宜然也。即一国亦有然。日本最近五十年来，朝野政争，继续不断，独其遇两次对外战争，则举国一致，故能所向有功。十九世纪前半期，欧洲大陆各国，疲精力于内讧，英人乃得乘此时遍辟殖民地于全世界，至今各国无一得与抗颜行者。此国民善于对外之明效也。虽然，彼其对外何以能著奏功，必其国民之于对内事业，已历几许艰辛，而使国家内部之组织，渐圆满无遗恨。夫然后竞于外而进退皆有馀裕。此其先后因果之关系，最不可不审也。

前古之事，盖勿深论。若今世者，则国家主义全盛之时代也。所谓对外者，以一国家对于他一国家也。使内部组织不完，则先已不能具国家之形体，不能锡以国家之名，而更何对外之可言。欧洲自三百年来，各国皆汲汲焉务所以建设国家巩固国家，而其业之最先就者，则英国也。盖大陆诸国当十九世纪前半期惨淡经营之中，英国则当十七世纪末略已就绪。质而言之，则英国宪政基础之成立，先于他国百馀年也。以内政整理之故，则国力充实；以国力充实之故，自不得不横溢于外。而外界复有多数内政不整内力不充之国与之相遇，其临之也，则如以千钧之砮溃痈也。英人所以首得志于天下者，其机皆在此。而今日所称英国殖民地者，前此盖皆自命为一国者也。徒以其内部组织不完全，一遇强敌，则全失其抵抗力以取灭亡。彼印度者，幅员三十倍于英国，人口二十倍于英国也，而英人以一公司二千馀军士，取之若拾芥。此内政完不完之明效也。使世界中而仅有一国焉内政能完者，其不至举万国而悉为所并吞焉不止也。然而大势固不许尔尔，于是欧陆六七国乃至美洲之美国亚洲之日本等，相继而起。此诸国者，其人民为改良国家内部组织之故，而演极惨剧之内争，多者数十年，少者亦数年，直至我咸丰同治间，乃始陆续就绪（若俄罗斯则尤瞠乎其后，直至最近数年间始略就绪者也）。夫彼诸国民者，岂不知一国智力销磨于内讧，至为可惜。岂不思早发挥其力以竞于外，其奈非经过此一关，则国家且不能以图存，而更何外竞之可言。是以糜万人之血费累世之泪，以致死于国内之蠹贼而不悔也。使英国而长为卜硁函辈及其他宫中嬖人所宰制，使法国而长为马萨林辈及其他贵族僧侣所宰制，使日本而长为井伊直弼辈及其他幕府鹰犬所宰制，则此诸国者，恐将早绝于天壤矣。夫惟其民有极强毅之对内能力，能取国内腐败之元素排泄之，使善良之元素，得以健全发达，及其力之存于内者既能自完，则非惟外人莫之敢侮也，且自能伸其有馀之力以侵略于外。今世列强浡兴之历程，如斯而已矣。

反之，而衰亡之国，则皆由误此途径而自贻伊戚者也。吾尝读波兰埃及朝鲜波斯诸国之近世史，见其每当逼迫于列强也，其国民对外敌忾之心，未尝不甚盛，时且有壮烈爆烈之举，耸天下之耳目。虽然，此不过一时客气之横溢耳，而终不能善用之以对付其病国殃民之政府，以一新其政治上之组织，遂乃取次鱼烂，以至于亡。而彼乍发乍敛之对外感情，或反以供外人利用之资，而助大厦之速倾，此真亡国史一邱之貉。论世者未尝不为之扼腕流涕也。

夫国曷为而有外侮，亦必由有其可侮者存焉耳。而不然者，虽以今之荷兰、比利时、瑞士等国，幅员曾不能比我一县，而岂闻有他强国焉敢加以无礼者？然犹得曰托庇于均势主义之下，非其自力所能致也。若乃如前此之普鲁士，以区区一小侯国（普国前为布兰丁堡侯国，腓力特列大王之父始称王耳），地斥卤，人民寡，介于五六强之间，曷为能日趋盛大，卒缔造今日之德意志帝国，称霸五洲焉。前此之撒的尼亚，不过阿尔频山中之一小公国，蜷伏于奥大利肘腋之下，曷为能续古代罗马久绝之绪，统一意大利以自伍于欧洲六雄之列焉。是知外侮之加，惟加于其可侮者，必不加于其不可侮者。孟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此千古不易之至言也。是故凡明达果毅之国民，当其见侮于他国也，则必能深察其所以受侮之由之存于国内者，急起并力而排除之。昔英人因法之侵占迈那卡岛也，举国愤起，推倒纽卡苏尔内阁，确定下院政治之基础（参观附注）。普人为拿破仑所侵，失其领土之半，遂起士达因，大改行政组织，渐颁宪法政治，以底盛强。日本因美舰入浦贺，各国逼订不平等之通商条约，舆论沸腾，咸集矢于将军德川氏，遂倒数百年基深蒂固之幕府，成今日之治（参观附注）。若此者，虽未尝不借对外之感情以为动机，而其实则以期收效于对内也。夫本以不能忍对外之耻辱，思一雪之，窃极所由，知非得良政府末由奏功。然后迂其途以先从事于改造政府，则谓对外论为目的，而对内论不过其手段焉可也。然亦以人民蓄怨积怒于恶政府者既极，欲去之而苦无术，乃借一对外问题，利用人民敌忾之心理，而导之以成改造政府之大业。则谓对内论为目的，而对外论不过其手段焉亦可也。目的手段，可以迭为循环，而要其着手实行者，必先在对内而后及对外。而苟非对内获有成功者，则对外之成功，亦决无可望。此征诸各国已事，而章章可见者也。

附注一：迈那卡岛事件者，起于一七五五年，而英法战争之导线也。地在地中海，本为一小国，受英之保护，法将黎士流以兵夺之。其时英相纽卡苏尔柄政十馀年，贿赂公行，纲纪尽弛，英民借此事起而攻之。于是纽氏遂失势，名相维廉毕特继起执政。宪政确立，卒战法而胜之。有名之史家马哥黎所作《维廉毕特传》，记其事云：“当英将边克氏之归自迈岛也，举国痛愤，咸思一雪此耻。伦敦市民，首攻政府之溺职，讨罪之檄，遍贴街墙。于是举国州县，各派代表，凡三百馀人伏阙上书；两星期间，书之达于枢密院者凡六十馀通。词极严厉，务追求所以致此屈辱者，原因何在？造此原因者为何人？书上，政府虽严惮，然犹欲以术解散之。当时有名士白拉安者，著一书，题曰《时事豫言》，其中一节云：‘吾英人卑屈无耻之人种也，行将永为外敌之奴隶，然万不能谓之不幸。盖自业自得，理有固然也。夫安有以十馀年蜷伏于恶政府下不感痛痒之人民，而能与强敌遇者哉？’此书一出，全国若狂。于是各城镇互相传檄，决议不纳租税。当此之时，首相纽卡苏尔之心事如何？彼生平所最贪爱者，利禄也，威权也。虽然，尚有一物焉视此二物为更可爱者，而今也此物殆将失坠。此物维何？则首级是也。于是纽氏乃不得不舍其所次爱者以保其所最爱者，而下院多数党首领始得代兴。”马氏之言如是，英人于对内对外本末缓急之务，可谓知所择矣。吾国民试思之，使英人而遇我国今日伊犁、片马等事件者，其所以待之将如何？而白拉安若睹今日之中国人，又谓之何哉？

附注二：日本人最能借对外事件以为改革内治之动机。前所举因美舰入浦贺而奏倒幕之功，其最著者也。次则明治七年，因征韩论而元勋之一部分翩然下野，遂相率请愿国会组织政党以成立宪之治。又次则因改正条约问题，使当局者数次辞职。又次则因俄法德干涉还辽，倒伊藤内阁；而大隈板垣联合之宪政党内阁继之，是为政党内阁之始。又次则因《日俄和约》，倒桂内阁，而西园寺之政友会内阁继之。凡此皆最善利用对外问题以对内者也。

夫国民而诚能利用对外问题以对内，则外侮之来，有时或反为国之福。孟子所谓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是其义也。若置内治于不顾，而惟单纯的昌言对外乎？是必终于无效而已（不必其绝对的不顾内治也，但使以对外为第一义而以对内为第二义，则已大错）。此何故耶？（其一）现今为国家主义全盛时代，人挟其伟大之国力以临我，我非有伟大之国力，决无从对付之。而伟大之国力，非内治组织完备后，决无从发生。凡一切对外论，不可不以此为总前提。（其二）据此前提，则知凡国民遇他国侵犯而思抵抗之者，亦惟有求得一良政府以为国家健全机关，然后由此机关运用国家之全力以相抵抗，舍此别无他途。苟欲以个人抵抗，则其力徒消耗于无用，充其量若鸦片战役广州三元里之事，亦可谓有名誉矣。然其所补于大局者安在？（其三）各国对外政策，其由人民督促援助而成者诚甚多。如日本之日俄战役，实由人民鞭策政府然后决行，其显例也。虽然此亦由先有良政府，积多年以养成国力，始能临事而收其用耳。而不然者，则如以我现政府当外交之冲，一旦遇伊犁、片马等事件起，而欲助之以求一对外壮烈之举，此无异磨砖希镜，蒸沙望饭，其必至徒劳。此五尺之童所能逆睹矣。（其四）况对外之事，变动不居者也。有恶政府在上，日日窃鬻权利以予外人，及其条约合同之既订，则于国际上而我国对于他国有当负之义务。迨夫秘密暴露，国民始谋起而争之，则已无及矣。虽取鬻国者尸诸市朝，而系颈之组终不可得解。夫国民苟非先戮力对内以去此恶政府，则此等事固日出不穷，防之不胜防者也。而国民虽抱此诚毅之敌忾心，亦不过事后作一场空议论。如谚所谓贼去关门者，则何益矣？（其五）不惟国家与国家交涉为然，即甲国人民对于乙国国家之交涉，或两国人民之互相交涉，而以今日国家主义发达之结果，凡个人之对外者，殆无不恃国家为后援。我国民即仅欲对付他国国民，而在此恶政府之下，亦断无术可以自贯彻其所主张者。（其六）至如抵制外货等举动，当国民愤懑无所复之之时，以此为最后之武器，似亦可以使强敌稍有所惧。然当此交通大开之世，生计上之原则，固不容一国与他国闭关绝市。虽以国家强制执行，犹必无效，而况于一时客气之所结集乎？其必不能持久，而徒使国民生计上招无量数之损失已耳。（其七）凡国民在腐败政府之下，而欲以私人资格，为强硬之对外运动，其运动无效，则无论矣。苟稍有效者，则外人欲摧灭之，亦易如拉朽。盖其国民能力，曾不能改造政府者，则必畏恶政府如虎者也，而恶政府又畏外人如虎者也。两虎在前，有辟易而已矣（俗谚有恒言曰：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此言殆深入吾全国之脑中，虽贤者犹惑之。虽然此大谬也，夫安有以怕洋人之官府在上，以怕官府之百姓在下，而洋人犹怕之者哉）。（其八）苟率一时客气，而竟能有一二事达其强硬运动之目的，而损失之与之相缘者，又或不可纪极。其小者则如因仇教而致赔款，其大者则如数年前赎路赎矿之议盛行，往往甘吃大亏以毁约，反堕他人术中（其中废约而不甚吃亏者固有之，要以吃亏者为多，矿约尤甚。盖外国投机家承办一矿已失败，而我为之弥补亏空者甚多）。更大者则如义和团，縻千万人之生命，费数万万之金钱，以买历史上永远不涤之耻辱。夫国家固常有牺牲一部分之利益者，故虽吃亏举动，原不能遽断为失计。然亦视其牺牲之所以为偿者何如？忍一度苦痛，而可以免他日无数之苦痛，则忍之宜也。凡国民之对内而谋改造政府者，盖未尝不大有所牺牲以与为易矣。若夫服从恶政府而徒嚣张于对外者，其所牺牲则皆以无偿终者也。综此诸义，则国民对内对外先后之序，从可识矣！

善夫先哲之言也，曰：自胜之为强。凡一私人之治身也，盖未有不以省克为自立之基者。轻浮者而不能自克以进于沉实，巽懦者而不能自克以进于刚强，怠荒者而不能自克以进于勤慎，以此立于世，未有不为人役者也。夫国亦何莫不然。大憝蟠于朝宁，不能锄而去之，而谓可以御寇于境外，伊古以来，未之前闻。此如一家主人，常受制于悍仆，欲免邻里之凌蔑岂可得哉？以如此之国民，则虽绝无敌国外患，亦必鱼烂于内而莫之救，此如积年瘵疾者，不必冒风寒然后致死也。以如此之国民，正白拉安所谓理合永为奴隶自业自得者也。而犹仰首伸眉以言对外，则亦为外人笑而已矣。

然与国民言对外，则动听甚易；与言对内，则动听甚难者。斯亦有故。（第一）外侮之相加，其事件常为具体的，强订一条约也，割一地也，夺一路掠一矿也，皆有确实显著之一迹象予人以共见者也。故稍有血气者，无待思索，而可以立生其义愤。政府之稔恶，其事件常为抽象的。每一恶政，出之者为何人？成之者为何人？常迷离惝恍而不得主名。故民听易惑，而恶政结果之及于吾民之身也，恒几经曲折，非稍具常识者，不能明其因果关系也。（第二）外侮相加，恒予吾民以新苦痛；政府为恶，则相沿已久。人民于恶现象之骤现者，则惊而恶之；其习之久者，则相忘而莫之察也。（第三）对外运动，常为间接的。苟非蛮横如义和团者，决不肯以无意识之排外见诸事实（即义和团亦由有政府嗾于其后耳，否则此运动岂能成为事实哉）。欲见诸事实，仍不得不赖国家机关之力。故其与敌交绥，终无其期。此如去敌营百里，呐喊呼杀，不必勇者然后能之也。对内运动，则常为直接的。动则须与政府短兵相接，性命相搏；而政府亦感其直接不利于己，则或以威逼之，或以利诱之，自非极强毅之人，未或能持久也。坐是之故，则国民轻于言对外而惮于言对内亦宜。

虽然，知具体的新害，而不知抽象的旧害，是智识低下之表征也；敢于为间接的运动，而不敢为直接的运动，是志行薄弱之表征也。二者有一于此，国其何以竞？吾愿我国民之深有所自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