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阎若璩百诗撰

平阴朱续晫近堂梓

○第九十七

《尔雅》为诂训之书，特少所袭用。《大禹谟》“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即唐虞曰“载”。《胤征》“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即夏曰“岁”。《伊训》“惟元祀”，《太甲》“惟三祀”，商曰“祀”也。《泰誓》“惟十有三年春”，《毕命》“惟十有二年”，周曰“年”也。愚及质之今文《书》，反多未合。如唐虞纯称载，不待论，若商必曰祀，何周公告成王曰：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及罔或克寿者，亦俱称年不等？或曰：此盖以周之年，述商在位之数云尔。若对商臣言，则曰“惟十有三祀”，对商民言，则曰“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仍不没其故称矣。愚曰：然则，《多方》亦有“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诞作民主，罔可念听”，非对商民以言商君者乎？何亦称“年”？疑“祀”、“年”古通称，不尽若《尔雅》之拘。观周公称高宗三年不言，参诸《论语》《戴记》俱然。及一入《说命》便改称三祀，亦见其拘拘然。以《尔雅》为蓝本，而惟恐或失焉，情见乎辞矣。

按《宣和博古图录·商兄癸卣铭》曰：“惟王九祀”，《周己酉方彝铭》曰：“惟王一祀”，周亦称“祀”。太甲元祀，惟梅氏《书》，而刘歆真古文仍是元年，商亦称“年”。《尔雅》，夏为昊天，《尧典》“叙若昊天”，则天之总称，不独夏也，秋为旻天，《多士》“旻天大降丧于殷”，则时惟三月，非秋也。“鸟曰雌雄，兽曰牝牡”，《牧誓》“牝鸡无晨”，鸟亦未尝不称牝。“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皋陶谟》“百兽率舞”，鸟亦未尝不称兽。何今文诂训不尽拘《尔雅》乎？古文反是，益可以征其情矣。

又按《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本出《国语》。《国语》是“九夷百蛮”，此易“百”为“八”者，袭用《礼·明堂位》及《尔雅》之文也。“九夷”复同《论语》，“八蛮”复同《周官》。一事且兼数书，其亦自炫其学之博也与？

又按《左传》宣三年，王孙满于周曰：“卜年七百”，于商曰“载祀六百”。是商不独通称“年”，且称“载”，古人不拘，类如此。

○第九十八

尝读《文中子·述史篇》，太熙之后，述史者几乎骂矣，故君子没称焉，曰：嗟乎，骂史尚不可，况经乎？而谓真出自圣人口哉？注曰：太熙，晋惠帝即位岁。此后至《十六国春秋》及《南北史》有“索虏岛夷”之呼，如诟骂然。夫以相敌国，骂尚不可，况诸侯于共主乎？岂真出自三代上哉？晚出《泰誓》篇，疑者固众，予独怪其“古人有言曰”以下，如“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当时百姓仇纣，固往往而有，何至武王深文之为世仇？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发端汛语也，何至武王易其辞为“除恶务本”，以加诸纣身？《汤誓》，师不过曰：“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牧野誓师曰：“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如是已耳，何至此为“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仇”，若当时百姓亦未知仇纣，而武王实嗾使之者？噫，其甚矣夫。时际三代，动关圣人，而忽有此诟厉之言，群且习为当然。先儒曰：不识圣贤气象，乃后世学者一大病，道之不明，厥由于此。馀每读之三叹焉。

按京山郝氏《多士解》云：周公于殷，未尝有顽民之称。顽民见孔《书》《君陈》《毕命》及《序》三篇，俱非古。故于文王之雅，称殷士曰“肤敏”，《酒诰》曰“殷献臣”，《洛诰》曰“殷献民”。兹曰“商王士”，曰“殷多士”，皆敬而矜之。其肯诋之为顽民乎？馀读《梓材》曰“迷民”，《召诰》曰“仇民”，“迷民”、“仇民”与“顽民”又何别焉？但谓曾加诟辞于纣，则无是耳。

又按《墨子》引《大誓》“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其为古《书》辞，信无可疑。或者闻而疑之，以为果尔，特与商君之法“不告奸者”，“杀告奸者与杀敌同赏”等尔，恐武王无是语。馀证以二条，曰，《盘庚》中“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酒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此等所立法，较《大誓》不尤甚矣乎？或者无以难。

又按姚际恒立方曰：伏《书》之誓，《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凡五篇。誓辞之体，告众皆以行军政令及赏罚之法。为主告以左右御马之攻，正用命弗用命之赏罚者，《甘誓》也；告以不宜惮此征役，明其赏罚者，《汤誓》也；告以称比立之法，步伐之数者，《牧誓》也；告以戎器、牛马、刍粮、期会诸事者，《费誓》也。若《秦誓》则因败悔过，别是一格。大抵古誓虽识当时告众之言，然后人亦可藉以见一代之兵制，岂徒然丑诋敌国，如后世檄文已乎？中亦有略数敌罪，如《甘誓》曰“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汤誓》举桀之“时日曷丧”语，《牧誓》举受用妇言与崇信多罪者。今《泰誓》上、中、下三篇，仅有赏罚二语，绝口不及军政，惟是张目疾首，洗垢索瘢，若恐不尽。呜呼，誓辞至此，荡然扫地矣。

又按顾炎武宁人曰：商之德泽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纣乃曰“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曰“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灭乃仇”，何至于此？纣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仇之，岂非《泰誓》之文出于魏晋间人之伪撰者耶？忆馀晤宁人，壬子冬，曾问古文《尚书》还当疑否？曰：否。此殆得悟之于晚岁者，然他又骑墙矣，见《日知录》。

○第九十九

道之行废系乎命。予则谓书之隐与见亦有时运，初非人意料所能及者。尝思纬书萌于成帝，成于哀平，逮东京尤炽，有非谶者，至比诸非圣无法罪，殊死。尝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其撰礼名乐，又不待云。当时能心知其非而力排之者，桓谭氏而止耳，张衡氏而止耳。纵有儒宗贾逵氏，摘谶互异三十馀事以难诸言谶者，及条奏帝前，仍复附会图谶以成其说，身亦以贵显，他更可知。于此有人焉，能料二百载后，其学浸微，有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悉焚之，被纠辄死，如隋之代也哉？又料有乞取九经正义，删去谶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然后经义纯一，无所驳杂，如欧阳氏之请也哉？又思今天下所庙祀者，莫过汉壮缪侯之盛，抑知侯之前，血食盛者，则伍子胥也，项羽也，朱虚侯刘章也。读《风俗通义》，城阳景王祠，遍满琅邪、青州六郡及勃海都邑、乡亭、聚落，虽遭禁绝，旋复故。读《明一统志》，仅莒州一处存耳。悬绝如此，岂非鬼神，亦关气运冥报，各有时代。古文《书》二十五篇，出于魏晋，立于元帝，至今日而运已极。中间为桓谭、张衡之非者不少，安知后不更有欧阳氏出，请以删谶纬者，删此古文；尊正义者，尊伏生三十一篇，俾其孤行乎？亦书之运也。吾终望之维持此运者。

按或问：纬起哀平，子以为始成帝者，何也？馀曰：张衡言，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初亦不省所谓。读班书《李寻传》，成帝元延中，寻说王根曰五经、六纬，尊术显士，则知成帝朝已有纬名，衡言不妄。衡又言，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见尤洞然。若《庄子》孔子翻十二经以说老聃，说庄者谓兼六纬在内，是庄子时有纬，殆非也。

或又问：《隋志》谶纬篇云，贾逵之徒独非之。与范书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者不合，何也？馀曰：此盖《隋志》误读张衡疏“侍中贾逵，摘谶互异三十馀事，诸言谶者，皆不能说之”文，以为逵非谶，不知逵第摘之云尔，初无所非也。不然，逵仅如郑兴、尹敏，官亦不显，尚望其于明章两朝，以左氏学为帝嘉纳耶？非附会图谶力耶？史凡此等讹谬处，不胜辨，聊一及之，俟世之触类而通者。

又按后汉《刘盆子传》，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又于郑北设坛场，祠城阳景王。《耿弇传·注》，临淄小城内有汉景王祠。《琅邪孝王京传》，京都莒国中有城阳景王祠，上书愿徙宫开阳以避。是景王祠东汉初已盛，不独如劭所言。

○第一百

馀向谓孔《传》不甚通官制，故有三公领六卿之说。今且有两职，实不相通，误合为一，既见经，复见《传》者。《周礼》“大驭”，中大夫掌驭玉路以祀；“戎仆”，亦中大夫掌驭戎车；“齐仆”，下大夫掌驭金路以宾；“道仆”，上士掌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仆”，上士掌驭田路以田以鄙。此官皆驭王车，而大驭为最尊。又有大仆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王出入则自左驭而前驱。其佐有小臣，掌王之小命，诏相王之小法仪。祭仆掌受命于王以视祭祀，御仆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复，隶仆掌五寝之扫除粪洒之事。此等官以仆名，而无预于驭车之事。大仆虽有左驭前驱之文，而其所重自在正服位出入大命，是其职与大驭初不相涉也。晚出《冏命》篇“出入起居，罔有不钦，发号施令，罔有不臧”，是近臣有与于王之起居命令者。则似太仆所掌，与《书序》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仆”，又云“尔无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则官高职亲，与王同车，又似大驭，非大仆所可当。得毋误记《周礼》二官为一？安国蚤已自吐供招曰：太仆长太御中大夫。然其误亦有故，案《汉百官公卿表》，太仆，秦官。应劭曰：周穆王所置，盖大御众仆之长中大夫也。岂非经与传之所从出哉？凡馀驳正古文，皆抉摘其所以然，使无遁情。近儒谓扬子云生平昌黎亦被瞒过，程子犹为之讳，朱文公出，方是千年照胆镜雄为狐妖无遁处。快哉，斯喻也。

按《汉表》云：太仆，秦官，掌舆马。以太仆专司马政。盖自秦失之，秦官制多不师古。然官有古卑而今尊者，汉之尚书令是；有古贵而今贱者，汉之校尉是；有名内而实外，侍中、给事中之官是；有名武而实文，太尉、大司马之官是。亦古今沿革迁流之常，无足异。独异当周穆王朝，作书命其臣为太仆，不本《周官》，旁侵大驭职掌如秦制，殊失却本色耳。或谓古文《书》多出《汉书》，遵若绳尺，莫敢或爽。子能一一穷其所出其于《汉书》，亦可谓熟已。馀曰：何足云。忆宋尝有二事，韩魏公当英宗初，屡以危言动光献太后。一日帘下忽问：汉有昌邑王，事如何？公即对曰：汉有两昌邑王，不知所问何王耶？太后语便塞。案《武五子传》，李夫人所生子名髆，初封昌邑王。贺乃嗣立者，国旋除，故汉实两昌邑王。公盖援此以对，若为弗识其意，明以全国体，而阴以消母后之邪心，谁谓宰相可不用读书人乎？苏辙绍圣初疏谏父作子救，何世无之，且及汉昭变武帝法度事。哲宗大怒，曰：安得以汉武比先帝？辙下殿待罪，莫敢救者。范忠宣从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辙以比先帝，非谤也。帝为少霁。案《武帝纪》，赞曰：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盖班氏乃用微辞，非贬辞，其体析之精如此。若二公者，庶可谓之汉圣。彼刘深父对客，能诵“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宁前”，及设为屏风，张某所等语无一字差经生技耳。

又按馀向谓作古文者，生于错解未正之日，故《书》亦随之而误。今又得一事，是“怵惕惟厉”，颖达《疏》，厉训危也，即《易》称“夕惕若厉”之义也。予谓《干》之九三“君子终日乾乾”为句，“夕惕若”为句，“厉无咎”为句。证以下文言“虽危无咎”，益验句读断宜如此。三代以上人，必不误读“厉”联上“若”，王辅嗣辈可知讵意周穆王。时以辅嗣为本而摹脱之乎？其出魏晋间可知。或曰：误果自王辅嗣辈乎？予曰：张竦为陈崇草奏曰：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淮南子·人间训》曰：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误已见于此。又按魏禧冰叔著《革奄宦策》云：夏商以前不闻奄人之名，至周而著。予曾寄语之曰：文王世子问内竖之御者，曰“内竖”，非奄人乎？《周礼》不明言其倍寺人之数乎？王季当商之季，固先周而见于经。因忆张九成《廷对策》，“阉寺闻名，国之不祥也。尧舜阉寺不闻于典谟，三王阉寺不闻于誓诰。竖刁闻于齐而齐乱，伊戾闻于宋而宋危。”亦祇是好议论。其实《立政》篇“左右携仆”，孔《疏》谓左右携持器物之仆，若内小臣寺人等百司。蔡《传》谓若内司服之属。内司服，《周礼》以奄为之。但当时在文武之廷，皆常德吉士，无复有凶人匪类者厕其间，何不祥之有？又忆《后汉书·宦者传序》，《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侧，故《周礼》置官亦备其数。”“其数”正指内小臣以下凡四项，连阍人在内，虽小误，要以内竖为非士人，足正郑《注》之讹。作一序，从圣人仰观于天说起，何等源远流长。近文士问以夏商且茫然，对此能无阁笔而叹？或曰：苗民承蚩尤，制肉刑，方有刑馀之人，以充阉宦。不知蚩尤前将若之何？予曰：奄，精气闭藏者，人固有生而然者也。以四海之广，亿兆之众，岂无生而奄者若干人，以出入天子之禁闼，以传天子之命令哉。栾巴生东汉，尚给事掖庭，上世可知。考天官所属，奄有四十四人，地官有十二人，春官八人，共计之六十四人。成周号称百官备，庶务繁，数仅如此，况上古之代，某用弥寡，取诸天之所生而已足，此何必俟其人自陷于罪戾，而后吾从而刑之，复取而用之，以供吾之职役哉？《灵枢经》，黄帝歧伯已及宦者无须。然此书出战国之末。

又按《革奄宦策》云：“周犹以罪人供事，秦汉以降，悉平民矣。”予谓，毋论李延年坐法腐刑，方给事狗监中。石显、弘恭皆少坐法腐刑，方为中黄门。汉腐刑尚存，平民无自宫以求用者。即司马迁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亦以李陵故获罪，获罪后下蚕室，方可为此职。盖原名尚书令，武帝游宴后庭，始改今名。昔以士人为之，帝改用宦者以典机事，是迁为中书令，已不复列于士类，唯给事殿省，为银榼左貂之俦矣。可耻孰甚。故每感慨，呜咽不自禁。忆东海公编《古文渊鉴》，问予《报任安书》可入选否？予曰：此大有关系文字。近袁公继咸题其后曰：“负绝代良史才，宁贱辱自处，以杜阉宦擅政用人之渐，其为天下万世虑尤深远矣。”可称迁知己。并载此语书后，以彻乙夜之览，亦可以当谏书也。公曰：善。

又按《立政》篇“庶常吉士”，又云“其惟吉士”，召公戒其君亦咏“蔼蔼王多吉士，蔼蔼王多吉人”。周家用人之法，惟在吉。《冏命》袭其语曰“其惟吉士”。憸人者，吉士之反，虞廷之所谓凶人。《立政》篇“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又云“其勿以憸人”，《冏命》亦曰“尔无昵于憸人”。其袭取可勿问矣。

又按颖达《疏》，府史已下，官长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应人主自选。今命太仆，谨简其僚属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铨拟可者，然后用之。此虽为伪古文宛转解得，犹知有《周官》之典在。不似蔡氏竟云：成周时，凡为官长，皆得自举其属，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之谬也。蔡《传》凡征及故实处，非略则谬，儒者之无用如此。

又按唐永淳元年，魏玄同上言选举法弊曰：“穆王以伯冏为太仆，正命曰：慎简乃僚。此自择下吏之言也。太仆正特中大夫，尚以僚属委之，则三公九卿可知。故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别掌兴贤诏事。是分任群司，而统以数职。王命其大者，而自择其小者也。”竟以伪古文为真周官制，不知爵禄、予夺、生杀、废置八者，皆人君驭臣之大柄，冢宰不敢专，告王以施之而已。至内史第掌其副贰，为考其当否，以将顺匡救之，于辟除僚属无与。而司徒所掌之兴贤，则谓其宾兴，司马所掌之诏事，则谓其以能，皆无关辟属。吾不知玄同所读是何《周礼》也？得毋以汉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州郡掾史从事悉任之牧守，遂上意成周亦当然乎？误矣。

又按《宋史·儒林传》，朱子谓蔡元定曰：“人读易书难，子读难书易。”盖言其颖悟也。馀曾欲移此二语论《尚书》，今文所谓难书也，古文直易书耳。人于二十五篇之蹈袭之讹谬处，俱莫知辨析，非读易书难乎？于三十一篇，朱子亦不果断句读者，群且习孔、蔡二传为固然，莫敢是正，非读难书转易乎？闻者多为之笑。兹以《冏命》属二十五篇终，故附其下云。又按姚际恒立方曰：《周本纪》，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褵申诫太仆国之政，作《褵命》，复宁。《纪》谓太仆国之政，非太仆正也。命伯褵申诫之，非命伯[B17H]为太仆正也。与《书序》绝不相侔。馀曰：子抑知所以不侔之故乎？盖逸《书》十六篇，原有《冏命》，太史公亲受之，知其义如此，故改却《书序》之文，载入《本纪》。若魏晋间无由睹逸《书》，但止依傍《书序》为说，而不顾与史背驰。真古文，伪古文，于兹又见一斑云。

○第一百一

郑夹漈谓，六书明，则六经如指诸掌。馀亦谓，今文明，则古文如指诸掌。其相关合，尤在《金縢》《蔡仲之命》二篇。《金縢》为千载来儒者聚讼，今亦渐次涣释。独难处“则罪人斯得”一语，以为知流言出管蔡，谓之罪人邪？何不立归公？且《鸱鸮》诗“既取我子”，分明管蔡已陷于死，公痛其兄之词如此。上文“辟”将又作“刑”，“居东”又作“东征”。近读郝氏敬辨解云：其居东二年，何也？王疑久未释也，“则罪人斯得”，谓管叔始伏辜也。公初至东，管叔谋阻，而终不肯改步。明年，将以殷叛，成王觉，使人执而杀之，故曰“罪人斯得”。罪人即管叔也。不曰讨而曰得，不用师以计得也。谁得之？王与二公得之。公不知乎？曰不知也。公居东，叔叛王，疑公党叔，故取叔必不使公知。公知，亦不敢为叔请。进无以白于王，退无以解于兄。管叔所以蓦然被戮，公所以黯然沈痛，不能伸一臂之力。于后公知，而乃作《鸱鸮》之诗贻王也。《鸱鸮》见《豳风》，然史不称叔，称罪人，何也？叛，故曰罪人。《孟子》云，管叔以殷畔，朝廷以叛杀罪人，非以流言杀叔也。何以知之？以王不悟知之。何以知王不悟？得《鸱鸮》之诗犹不悔也。欲诮让公而未敢耳。如王以流言杀叔，自知公无罪矣。何待风雷启金縢，然后悟耶？惟上不悟，故杀叔不以流言，以叛也。以叛为罪，则以流言为忠。以叛为罪，知叔之当讨。以流言为忠，不察公之无辜。甚矣，成王之蔽于谗也。盖流言初不知所起，公知而不言。及公居东久，管叔既以叛诛，而王尚不悟流言之即叔也。使元宰淹恤在外，故史臣记“罪人斯得”于公居东之年，以正叔之罪，以舒公之冤。即诗云“谋欲谮言，岂不尔受，既其女迁”之意。世儒不达，误谓公以流言得叔。嗟夫，古人立木求谤，闻谤动色，即非圣人，况口舌风闻，杀兄自明，视管叔所为，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也。或曰：何据而知其非公得邪？曰：公得必以师，是世儒所谓东征也。时成王方以流言疑公，公欲出师，则必请，请则王必不从。不请独行，则王愈疑。人谓己不利，而又专制兴师，是救焚益薪也。故当时闻谤不辨，辄自引避，处忧患而巽以行权，非圣人不能，岂有仓皇东征之事乎？东征之说，由汉儒误解“我之弗辟”为刑辟，孔书承讹，伪撰《蔡仲之命》，谓公以流言致辟管叔，囚蔡叔。其说缘饰于《春秋传》，卫祝佗云：“管蔡启商间王室，王杀管叔。蔡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以蔡。”此言成王杀管叔，周公不能救，而推恩其子。始末甚明，杜元凯释之云：“周公以王命杀之”，将为公文杀兄之过。而不知公本未尝杀兄也。据孔书为辟叔，而不知孔书后人伪增也。诗咏《东山》，《破斧》“缺斨”，是为东征，在成王悔悟迎公归之明年，非居东之二年也。为讨武庚禄父，非讨管叔也。为黜商命，非为流言也。是时罪人已得，管叔已死，《序》谓“将黜殷，作《大诰》，既黜殷，杀武庚是也。”故《书》，《大诰》后《金冏》；《诗》，《东山》后《鸱鸮》。编次正同。世儒误以居东为东征，不思《书》记“居东二年”，诗咏“东征三年”也。又以《大诰》为讨管叔，今《大诰》在，何尝一字及管蔡？暧昧片语，奚损盛德？而擅兴师旅，甘心同气，兄弟之恶，不过阋墙。而羽檄星驰，播告四方，岂圣人所为？况为谤之初，既不忍累兄，自白避位之后，又岂肯因谤杀兄？学者穷经，此何等事，可以不辨？既厚诬公矣，乃诡称大义灭亲，援汤武放杀为解。夫汤武放杀，无地可避，公一避而心迹昭然。桀纣负天下，天下弃之。兄虽负弟，弟讵忍弃兄？《常棣》一歌，千古含凄，《七月》《鸱鸮》皆为伤兄作。《大诰》《康诰》垂泣而语，《无逸》戒诪张乱杀，《立政》教敬尔由狱。《诗》云“鼠思泣，血无言不疾”，公盖终身未忘于管叔之死也，岂其既杀兄而呻恫至此极乎？《孟子》之书，最为近古。陈贾问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有诸？孟子曰：然。陈贾曰：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而使之，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皆言公失于使兄耳。若更有杀兄之事，陈贾巧诋，岂不尽言？而孟子又岂真以误使为过？不知误使犹为过，况其杀之，岂但过而已邪？故某尝窃幸公所以得免于杀兄，成王二公所以能取罪人如及掌者，正唯以公居东一行耳。使公闻谤不早避，避不即东，管叔之叛，何待二年？旦夕率纣子挺戈西向，公于此时欲避不及，欲不与于杀叔不可得矣。惟其闻言即去，不利之谤自解，去而居东，反侧之谋坐销。是以管叔之叛，迟至二年之后，东方情形悉于居东之久。公在外，二公在内，罪人束手，社稷晏然，而公亦赖以免于推刃同气之惨。此其应变精密，几事能权，岂寻常思虑可到？当世疑公杀兄，亦以是耳。尝观虞舜爱弟，周公爱兄，同也。舜宁不有天下，而不忍亡弟；公宁不有冢宰，而不忍亡兄，其志同也。顾舜为人主，力可曲全；而公为人臣，势不能兼芘。家庭之变，舜惨于公；而遇主之知，公不及舜。舜所以卒能容弟，而公卒不能救兄。今古遭逢有幸不幸哉。世儒又有疑《金縢》非古者，嗟夫，不有《金縢》，公之冤不白于后世矣。其曰“我之弗辟，无以告我先王”，传写圣人心迹，旷世如见。曰“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立言有体，纪时纪事，可征可信，为千古尚论公案。后人得据此以折服好事之口，作史之功，于斯为大。世儒不察《蔡仲之命》为妄作，顾谓《金縢》为可疑。某尝哂千古少读书人非诳语也。

按读辟为避，太史公书亦然，王肃始解作刑辟。汉儒当是魏儒也。以《康诰》为成王书。《书序》及《传》定四年皆然。蔡氏从经文证辨，属之武王，良是。郝氏必欲易之，得毋以由旧为翻新地邪？余尝爱黄楚望注经于先儒旧说，可从者，拳拳尊信，不敢轻肆臆说以相是非。尹和靖云：解经而欲新奇，何所不至？朱子至读之汗下。将合是二说，为郝氏告焉。

又按读《金縢》，信“王翼日乃瘳”，人死可以请代免，则益信周家得祈天永命之道。不然，那能遂过其历？读《文王世子》，不信“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圣人岂能与子以年？则亦不信武王九十三而终，如金仁山所辨者。或问：仁山从《竹书纪年》，武王年五十四，亦可信与？曰：否。《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初得天下，告周公旦曰：维天不飨殷。自癸未生，于今六十年，厥后武王享天下七年，是其崩寿且六十六，岂五十四乎？且必六十六，生当于殷帝乙十一年庚辰，己卯有天下，年六十，故曰武王末受命。不然五十四耳，有天下方四十八，与文王受命之年同。中身也，而得谓之老哉？

又按郝氏自谓，《金縢》之解，古所无达者，信之。馀亦谓仁山《梓材》之解，古所无，惜少未尽。盖自《康诰》篇首错简四十八字，苏子瞻欲移冠《洛诰》，朱子是之，蔡《传》从之，而仁山则以《洛诰》乃告卜往复成王，往来周公留后之文，与咸勤诰治之事不合，不可冠，致确。《梓材》一书，吴才老断自“王其效邦君”以下为宅洛之文，朱子是之，蔡《传》又颇不然。而仁山则以其前章皆周公咸勤之意，其后章则乃洪大诰治之辞，正合以《康诰》叙冠《梓材》为一书，但衍“王”字、“封”字，仍“曰”字耳，致确。其所未尽者，谓《召诰》三月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其命庶殷之书，则《多士》篇是。叙所谓“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者”也。其命侯甸男邦伯之书，即此《梓材》是。其叙即《康诰》之叙，所谓“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者也。愚考甲子乃月之二十一日，哉生魄则月之十六日。哉生魄在前，甲子在后，岂可并于一时，又岂可以哉生魄字不合，而擅削去之与？窃以是岁三月甲辰朔，乙卯周公始至洛，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祭告事毕，翼日己未望，方大与斧斤版筑之事，侯甸男邦采卫咸在，周公乃作《大诰》焉。后又五日甲子，周公以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焉。故前叙从详，后叙从略，亦可概见。或曰：“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必一句读与？曰：然。侯甸男邦伯，周有九服，此居其三，根庶殷言之也。侯甸男邦采卫遂有九服之五，此本四方言之也。服有广狭，则当时徒众有多寡，各任厥事。且细玩《召诰》一书，似专为庶殷。一则曰“以庶殷攻位”，再则曰“用书命庶殷”，三则“曰庶殷丕作”，即下召公旅王，若公亦以诰告庶殷为词，初未阑入他诸侯。故虽兴役于望日，《大诰》“尔邦君”亦不见《召诰》之叙。其书法严如此。仁山谓此庶复见古书之旧，馀嘉其有大复古之功，而少案文切理之实，故订之以俟后之君子云。

又按蔡《传》计《金縢》书首尾凡七年，非也。克商二年，岁在庚辰。后五年乙酉，武王崩。明年，成王纪元，周公辟居东，凡二年，罪人始得，秋大熟，辄系于此二年中。独仁山以“于后”二字，谓诗当作于二年之后。秋大熟乃成王三年戊子尤合。盖是书首尾凡九年云。通计之《召诰》《洛诰》合一年，《禹贡》十三年，今文《尧典》一百五十二年。以月计之，《召诰》起二月讫三月，《洛诰》起三月讫十二月，古文《武成》起一月讫四月。以日计之，《顾命》十一日，始四月癸亥讫癸酉；《召诰》三十五日，始二月庚寅讫三月甲子；《洛诰》三百一十四日，始三月乙卯中闰九月讫十二月戊辰；《武成》一百四十四日，始一月壬辰中闰二月讫四月乙卯。其他书则未有出一日者。

又按蔡《传》云：我不辟，则于义有所不尽，无以告先王于地下。果尔，周公亦为失言。三后在天，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召诰》篇“兹殷多先哲王在天”。《周书》“祭公不豫曰：朕身尚在兹，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李泌对唐德宗曰：臣若苟合取容，何以见肃宗、代宗于天上？此君前称谓得体处。若王陵让陈平绛侯：何面目见高帝地下？田延年责霍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北齐明帝临崩，口授诏：朕得启手启足，从先帝于地下。苏子瞻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臣亦将老且死，见先帝于地下。与蔡《传》同一失。

又按吴文正为董鼎序书，极诋蔡《传》。谓《金縢》“弗辟”，蔡遵郑《注》，既与朱子《诗传》《文集》不相同矣。然于诗《鸱鸮》却云：破巢取卵，比武庚之败。管蔡及王室，则又同于《诗传》，而与上文避居东都说相反。一简之内，前后抵捂，何哉？致确。但仍袭孔《传》辟字义，吾不谓然。

○第一百二

阙

○第一百三

十六字馀既证其所出非真舜言，详味“尧曰：咨尔舜一节”，又觉“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伪作者插入“敬修其可愿”之下，为舜误会尧之言。何者？“四海困穷”自不得如汉《注》作好，“天禄永终”亦不得如朱《注》作不好。盖“允执其中”一句一义耳。“四海困穷”，欲其俯而恤人之穷；“天禄永终”，则欲仰而承天之福。且亦如《洪范》“考终命”，《大雅》“高朗令终”云尔。班彪著《王命论》，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王嘉传》，乱国亡躯，不终其禄。《薛宣朱博传》叙，位过厥任，鲜终其禄。不终、鲜终，方属弗祥。魏晋间此人似认此二句为一连，故于上文先作“警辞曰：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下即续“尧言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若以极言安危存亡之戒者，而不知与原义相左。使古文果真是舜承尧之命于六十一载前，解固如彼述之以命禹于六十一载后。解又若此，亦怪而可笑矣。

按《前编》载其师王文宪柏曰：让于德弗嗣下无再命之辞，巽位之际亦无丁宁告戒语，何也？盖《论语》“尧曰”篇首二十四字，乃二典之脱文也。予极赏心。然谓是脱文，亦不必。要尧之告舜，却应在斯时。

又按汉武帝立子齐王闳，《策》曰：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献帝禅位于魏，《册》曰：允执其中，天禄永终。魏使郑冲奉策晋王曰：允执其中，天禄永终。皆节去“四海困穷”一句，以联上下。隽不疑谓暴胜之曰：树功扬名，永终天禄。灵帝《立皇后诏》曰：无替朕命，永终天禄。孙权《告天文》曰：左右有吴，永终天禄。倒置之义尤显白。今文《召诰》篇“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遐，远也。远终虽指殷已亡，然不得以绝字训终。以绝训终，蔡《传》及朱子所未安处。

又按贾谊《新书》载帝尧曰：我存心于先古，加意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庄子》，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若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由是观之，则当禅位于虞之日，其视四海为困穷，夫复何疑。

又按《论语》“孝乎惟孝，天禄永终”等，朱子一以二十五篇为据，更其句读，效其语意，反以前此本为未定，待此而定，曾不悟晚出者之非。杨慎有言：儒者通患，信今而疑古。《春秋》，三传之祖也，反以三传疑《春秋》；《孟子·班爵禄章》，王制之祖也，反以汉文令博士诸生作者，而疑《孟子》此章不与相合《诗》《楚辞》，音韵之祖也，反以沈约韵而改《诗》《楚辞》古音以合之。缪已甚矣。窃谓笃信晚出《书》者，何以异此。

又按永终之不得训绝，亦犹郁陶之不得训忧耳。博征之，《金縢》，“惟永终是图”。《周易》《归妹》象辞“君子以永终知敝”。《诗·周颂》“以永终誉”。汉元帝纪诏曰：不得永终性命，朕甚闵焉。《韦贤传》，匡衡曰：其道应天，故福禄永终。《外戚传》，班倢赋曰：共洒埽于帷幄兮，永终死以为期。《孙权传》，文帝策命曰：以勖相我国家，永终尔显烈。又权诏渊曰：相我国家，永终尔休。《虞翻传》，子氾曰：非所以永终，忠孝扬名后世。皆无绝也之解，何独至《论语》而云然乎？向谓训诂之学，至宋朱子而失，固非无征。当更征之四子书，有依古注修入，未及改者；有自以意解，不案诸字书者。有古注当存者，有阙略者及误者，有注如是已足不必赘者，有彼善于此者有未会归于一者。凡字非正训，只得言犹以似之。苟既系的解，何须为此？而《集注》有多蹈此，至不可胜举者。或曰：《集注》为朱子生平第一解，其失亦有若是与？馀曰：此第失之小者。若诗“不竞不絿”，《毛传》，絿，急也。《说文》《左传》杜《注》并同，《广韵》，絿，急。引《集传》却云：絿，缓也。“宵尔索”，《尔雅》，，绞也，谓夜而绳索纠绞也。《广韵》，，纠绞绳索。即朱子《孟子注》犹然，何《集传》云：索，绞也；，索也。文义违反至此，“罪罟不收”，《说文》，罪，犯法也，从辛从自，言罪人蹙鼻，苦辛之忧。秦以罪似皇字，改为罪。不知罪者，捕鱼行罔也。凡秦以前书有罪罟，即网罟一例字面。何《集传》云：刑罪为之网罟。岂所称识此字者乎？或曰：朱子远本《毛传》，近引苏氏，是朱子前固有之。馀曰：“绵蛮黄鸟”，虽朱子前有长乐刘氏，训绵蛮作鸟声。终当从《毛传》，绵蛮，小鸟貌。《韩诗薛君章句》，绵蛮，文貌。为是。“白鸟翯々”，虽朱子前有五臣《文选注》，裛裛，白貌。终当从《毛传》，翯々，肥泽也。《说文》，鸟白肥泽儿。《字林》，鸟白肥泽曰翯。为是。固不得以偶有一说，而废历来相传之训诂者也。或曰：子于朱子之学，素所称受其罔极之恩，何兹诋之若是？馀曰：非敢诋也。即以孟子论，其所著七篇书内，亦有注海注江，违却地势，忽举百钧，人情难推，为行文之失处。何曾以此贬贤孟子？既然，朱子抑复可知。或曰：子攻举子业遵集注莫敢或爽，何独着书不尔？馀曰：今用之，“吾从周”，又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此经生家遵注说也。若我辈穷圣人，经自当博考焉，精择焉，不必规规然于一先生之言。则有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等法，在圣人当日，盖亦并行不悖者。且纵轻议先儒，其罪小；曲徇先儒，而俾圣贤之旨终不明于天下后世，其罪大。馀窃居罪之小者而已。朱子尝云：一部《论语》，白头亦解说不尽。是以易箦前三日，手自更定《诚意章注》，又每欲重整顿《易本义》，岂非求告无憾于圣贤，而不以为已足乎？后之学者，犹苦以举业之见施之穷经。朱子有灵，正恐未必，实以为知言也矣。

又按顾氏《音学五书》，古音分为十部，第二部以去声，十九代入声，二十四职，二十五德，通为一。予因悟《孟子》“放勋曰”节，亦皆韵协。何者？来与徕同在代韵，直翼在职韵，得德在德韵，合前躬中穷终同出一东。何尧矢口辄尔谐声？亦一异闻。

又按古经残阙见于他书，可信者，莫尚《论语》“咨尔舜”二十二字，《孟子》“劳之来之”二十二字，俱未为古文所袭用。以无处凑泊，故《大禹谟》一用“天之历数在尔躬”等句，韵不贯，义相左，其败立见。次则《禹贡》“至于大伾”之下，“北过洚水”之上，太史公补出三十字曰：“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二渠者，一出贝丘，一漯川，西汉末始并行漯川。当太史公时，宣房既塞，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负薪从行，得于目击，故载之《河渠书》。礼失而求诸野，官失而学诸夷，讵不信哉。

又按向谓作伪《书》多因其时之所尚。此《书》出魏晋间，少前则《三国志》。《志》载明帝诏曰：山阳公深识天禄永终之运，禅位文皇帝。又曰：山阳公昔知天命永终于已，深观历数久在圣躬。陈留王奂咸熙二年十二月壬戌，天禄永终，历数在晋，诏禅位于晋嗣王。此方解终是毕也，尽也，与《大禹谟》解同。盖人之解有恪遵师说者，如《王基传》，散骑常侍王肃注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易郑玄旧说，而基据持玄义，常与抗衡。王基者，康成之门人也。有一时风尚不相谋而说适合者，如《李讠巽传》，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李讠巽者，蜀儒也。合以大兵一放，玉石俱碎等语，益验《书》出魏晋间，即魏晋间人之手笔云尔。

○第一百四

馀向以史迁受逸《书》二十四篇，内有《胤征》，见其文与《书·小序》无异，故以《序》为可信，载入《夏本纪》。今且见《五子之歌·序》亦然。《序》曰：“太康失邦”，此必太康淫乐纵欲，羿以强诸侯，代有夏政，遂丧其宗社。又曰：“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必仲康等以羿实逼处，相率出奔须，于洛水之北作歌叙怨，必非太康以久畋失国，又必非兄弟五人尽从而田，且奉垂白之母以行也者。冯景山公以书来，曰：近读《五子之歌》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插此冗句，殊不可晓，且即如太康出畋于其母何与？妇人无外事，迎送不出门，礼也。岂合从子盘游耶？又岂厥弟五人逆知后羿将距于河，遂蚤御其母以从耶？果尔，则当垂涕泣而道谏，止其兄以笃亲亲之谊可也。既知而不言，坐待其败，虽作歌以叙怨，亦何及哉？馀答之曰：此辨诚善，解同孔安国。然金氏《前编》谓太康在外忘反，而羿入都篡国，故五子御母避难，迹太康所之，逾河而南以从之，望太康以图复国，故于洛汭，而不至洛表，又将何以辨孔颖达《疏》？史述太康之恶既尽，然后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从之上，行文之势宜然。金氏意，则御母以从，原在距于河之后，事实宜然。亦最有理。则此辨虽善，恐未足以服作伪者之心。山公语塞。馀曰：不若直以其母断之，而知必无是事也。山公问故，馀曰：禹言“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盖禹自尧七十二载乙卯受命平水土，则娶涂山氏女，当在丁巳。戊午启生，即次岁，方去癸亥告成功之年颇远。故中间数年得三过其家门。启以生于戊午，计历尧之崩与舜之崩，俄而禹崩，及启即位，改元，岁丙戌，年已八十九矣。所以享国仅七年，寿九十五而终。窃以是时其元妃未必存，况又历太康十九年岁辛亥，方有失国之祸。使启若存，寿一百一十四岁。古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嫁，此盖言其大限。若国君，则十五而生子，礼也。妃定与之齐年，天子何独不然？是仲康等御其母以从，母年当一百一十有四矣。庄子言，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惟尧舜逾上寿之外，他不少慨见。然则，太康失国时，固已无复母存矣。昔有人毁直不疑善盗嫂，不疑曰：我乃无兄弟。问第五伦，闻卿为吏，篣妇公。伦对曰：臣三娶妻，皆无父。故柳宗元合而言曰：故有无兄盗嫂，娶孤女云挝妇翁者。馀于《五子之歌》之母也亦然。山公为大笑。

按冯山公又云：篇名《五子》，子者，有亲之称。是时父启已逝，妄意其母尚存，特插入此句，祇要关合子字耳。不意遇阎征君发此，一篇虚空粉碎矣。援据辨驳，亦从十三经注疏来，但□□古人处。

姚际恒立方曰：因五子称子，凭空撰出一母，仿佛与《凯风》七子相似。相似者，本意为用此一怨字耳。盖《孟子》有“《凯风》何以不怨”，则《凯风》不宜怨。此与《小弁》之诗亲与兄之过大，皆宜怨者也。

又按冯山公云：郁陶乎予心，用象思舜之语，又是关合昆弟事，其巧于作伪如此。不意却错认，详见《疏证》卷四第五十六。

又按颖达《疏》引《说文》曰：羿，帝喾射官也。贾逵曰：羿之先祖，世为先王射官，故帝喾赐羿弓矢，使司射。此自出二书，蔡《传》乃云：贾逵《说文》，羿，帝喾射官。是贾景伯又有《说文》矣。

又按蔡《传》，尧初为唐侯，后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尧为天子，实先都吾晋阳，后迁平阳府，从不闻有都陶之事，真属臆语。即《书》疏、左氏、杜《注》、孔《疏》亦不确，惟《汉书》臣瓒《注》：尧初居于唐，后居陶，故曰陶唐。师古曰：瓒说非也。许慎《说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济阴，《夏书》曰：东至陶丘。陶丘有尧城，尧尝居之，后居于唐，故尧号陶唐氏。斯得其解矣，吾欲取以易蔡《传》。

又按杜氏《释例》云：晋、大卤、大原、大夏、参虚、晋阳，一地而六名。馀谓尚不止此，昭元年曰：唐定四年曰夏虚。《晋语》曰：实沈之虚。襄二十四年曰：陶唐（杜《注》，尧所治地大原晋阳县）。《世本》曰：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诗谱》曰：尧墟（康成曰：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又六名，皆是也。

又按《国语》引《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上读上声，《五子之歌》易“上”为“下”，虽义较明，而味浸薄。吾最爱贾谊《新书》“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其言深切，足警世主。即孟子今而后得反之之注脚耳（姚际恒立方曰：《国语》，夫人，性陵上者也，故引《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此处难用此义，故改为下）。

又按柳宗元言出《魏武帝纪》建安十年九月令。

○第一百五

百篇《序》谓之《小序》，伏生时犹未得。《小序》，《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孔安国始据以序古文《书》两汉诸儒并以为孔子作（《孔子世家》云：序书传，上纪唐虞，下至秦缪。似以《序》出自孔氏云），故宁屈经以从《序》，而不顾其说之不可通。有宋诸儒出，始力排之。排之，诚是也。朱子谓是周秦间低手人所作，尤属特见。盖非周秦间不能备知百篇之名，非低手人亦不应说之如是庸且妄也。馀独爱百篇名目确然可信，何则？壁中《书》出，除错乱摩灭及伪《泰誓》，凡得五十五篇，无一篇名溢于《序》之外者，则可证《小序》所载诸目为无遗漏。朱子亦尝合为一篇，以附卷末，但仍梅氏之旧本，而未悉复贾逵、郑康成之次第，犹未古。馀故厘次之于左：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帝厘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九篇。槁饫，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益（马、郑、王本作弃）稷》。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启与有扈战手甘之野，作《甘誓》。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厓，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汤归自夏，至于大，仲虺作诰，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伊陟赞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赞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迁于嚣，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殷既错天命，微子作诰父师少师，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本作大，自顾彪解作泰，孔颖达因之，误至今）誓》三篇。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武王伐殷，往伐，归兽，识其政事，作《武成》。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有疾（马本有不豫二字），周公作《金冏》。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馀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周公作《无逸》。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周公作《君奭》。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政》（马本作正）。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马本作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周公作《立政》。成王既伐东夷，肃（马本作息）慎来贺，王俾（马本作办）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周公在丰，将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毕，告周公，作《亳姑》。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马本有成王崩三字）。康王既尸天子，遂告诸侯，作《康王之诰》。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穆王命君牙为周大司徒，作《君牙》。穆王命伯冏为周太仆正，作《冏命》。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践诸侯位，作《蔡仲之命》。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马本作辟），作《费誓》。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平（马本无）王锡（马本作赐）晋文侯鬯圭瓒，作《文侯之命》。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

按书实百篇，有云百二篇者，非假造，即纬书。说见孔颖达《正义》。

又按孔颖达于《盘庚·小序》下引束谷云：见孔子壁中《尚书》“将治亳殷”作“将始宅殷”，与世行本不同。益足证西晋人犹见古文经，而东晋则失之矣。

又按《唐书·王勃传》，初祖通起汉魏尽晋，作书百二十篇，以续古《尚书》，后亡。其序有录无书者十篇，勃补完缺逸，定着二十五篇，谓《古尚书》百二十篇。即赵氏岐等说有录无书者十篇，太史公书如此。定着二十五篇，又梅氏晚出《书》篇数，何王氏祖孙之学，尽摹仿前人与？抑偶合与？

又按今文《顾命》《康王之诰》合为一。马、郑、王本以“无坏我高祖寡命”以上为《顾命》，下则为《康王之诰》。晚出《书》又断自“王出在应门之内”。遂觉诸侯告王，王报诰诸侯，以类相从，胜真古文《书》。

○第一百六

马、郑、王三家本系真古文，宋代已不传，然犹幸见其互异处于陆氏《释文》及孔《疏》。愚故得摘出之，整比于后，以竣后圣君子，慨然愤发，悉黜梅氏二十五篇，一以马、郑、王所传三十一篇之本为正。即不尔，世或有李阳冰其人出，尝愿刻石作篆，备书六经，立于明堂，为不刊之典，号曰《大唐石经》者，请其手一书此三十一篇于石，置诸西安府学宫内，使观视摹写者填咽，亦未必非崇正复古之一助云。《尧典》：宅嵎夷（郑本夷作铁。马云：嵎，海隅也；夷，莱夷也。则马本初不异。又考《释文》云：《尚书》考灵曜及《史记》作禺甗，是郑所改，乃依纬文。甗，古夷字也）平秩东作（马本平作𬞟，普庚反，云使也）。宅南交（郑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灭也。颖达云：伏生所诵与壁中旧本并无此字，非摩灭也。王肃以夏无明都，避敬致然，即幽，足见明阙文相避。如肃之言，义可通矣）平秩南讹（马本平作𬞟）曰昧谷（郑本昧作柳）平秩西成（马本平作𬞟）。平在朔易（马本平作𬞟）嚚讼可乎（马本讼作庸）帝曰我其试哉（马郑王本皆无“帝曰”二字）。如西礼（马本“西礼”二字作初）佥曰益哉（马郑王本佥作禹）《皋陶谟》：天叙有典（马本有作五）。自我五礼有庸哉（马本有作五）。天明畏（马本畏作威）。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马本艰作根，云：根生之食谓百谷）。作会（马郑本会作绘。又考孔《疏》云：郑康成《注》，会读为绘。则郑本初不异，但读为绘耳）《禹贡》：岛夷皮服（郑康成《注》，鸟夷东方之民，抟食鸟兽者也。王肃《注》，鸟夷，东方夷国名。与孔不同，是郑、王本岛作鸟）。作十有三载乃同（马郑本载作年）。厥土赤埴坟（郑本埴作戠，郑王皆读曰炽）。瑶琨筿簜（马本琨作贯）𬤇于江海（郑本掞作松，松当为掞，马本作均、云、均、平）荥波既猪（马、郑、王本波作播，谓此泽名，荥播）导岍及岐（马本岍作开）。《甘誓》：天用剿绝其命（马本剿作巢，于小反）。《盘庚》中：诞告用亶（马本亶作单，音同，诚也）。《盘庚》下：今予其敷心腹肾肠（郑本心腹肾肠作忧肾阳）。微子用乂仇敛（马本仇作稠，云数也）自靖（马本靖作清，谓洁也）《牧誓》：弗迓克奔以役西土（马本迓作御，禁也。又考孔《疏》云：王肃读御为御，是王本又作御）《洪范》：明作谷（王肃《注》及《汉书·五行志》皆云悊，智也。是王本抃作悊）无虐茕独（马本无虐，作亡侮）曰蒙（王肃《注》，霿，天气，下地不应暗冥也。郑康成以霿者，气泽。郁郁，冥冥也。是郑、王本蒙作霿）。曰绎（王肃《注》，<囗>、霍驿，消减如云气。郑康成以为明，言色泽，光明也。是郑王本驿作<囗>）曰豫（郑王本豫作舒，郑云，举，迟也。王云，舒，隋也）。《金縢》：噫公命（马本噫作懿，犹亿也）。惟朕小子其新逆（马本新逆作亲迎）。《大诰》：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马本“猷大诰尔多邦”作“大诰繇尔邦多”。又考孔《疏》云：郑、王本猷在诰下。《汉书》，王莽摄位，东郡太守翟义叛莽，莽依此作《大诰》。其书亦道在诰下，是郑、王本仍作猷）。天降割于我家（马本割作害）不少延（马读此为句，不为弗）。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郑王本于矧肯构下亦有此十二字），《酒诰》：王若曰（马本作“成王若曰”。德明云，卫、贾以为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吾谓此“成”字后录《书》者加之，未可从。又考孔《疏》云，马、郑、王、本皆有成字）。《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马本付作附）。《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马郑王本弋作翼，义同）。大淫泆有辞（马本泆作屑，云过也）。《无逸》：严恭寅畏（马本严作俨）。文王卑服（马本卑作俾，使也）。则皇自敬德（王本皇作况，况，滋，益，用敬德也）。《君奭》：迪见冒（马本冒作鄜，勉也）。《多方》：不克终日劝于帝之迪（马本迪作攸，云所也）。尔罔不克臬（马本臬作劓）。《顾命》：王不怿（马本怿作释，云不释，疾不解也）。在后之侗（马本侗作𫍣，云共也）。王崩（马本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四人綦弁执戈上刃（马本綦作骐，云青黑色）。三吒（马本吒作诧）。《康王之诰》：王若曰（马郑王本从此以下为《康王之诰》）。《吕刑》：爰始淫为劓刵椓黥（郑本“劓刵椓黥”作“膑宫劓割头庶剠”，又考孔《疏》云，郑康成《注》，刵，断耳。劓，截鼻。椓，谓椓破阴。黥为羁黥人面。苗民大为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异于皋陶之为。是郑本又初不异，未知颖达何自矛盾）。俾我一日（马本俾作矜。矜，哀也）。王曰吁（马本吁作于，于于也）。惟来（马本来作求，云有求，请赇也）。《秦誓》：惟截截善谝言（马本谝作偏，云少也。辞约损明大辨佞之人）。

按唐明皇写《尚书》，以今字，藏其旧本。《宋史·艺文志》，遂无三家所注古文《尚书》，宋中叶虽间有出者，要亦未是三家本。故宋人云：古文《尚书》作某字。馀概不之及，惟断自唐以上之人之书，摘次于后，以补陆、孔二氏所未备焉。裴泬《史记注集解·五帝本纪》，《尧典》“四岳”，郑本作“四狄”。“三载汝陟帝位”郑本作“三年”。“辑五瑞”，马本“辑”作“揖”，注曰：揖，敛也。“柴”，郑本作柴，注曰：柴，燎也。“贽”，马本作“挚”。“眚灾肆赦”，郑本作“眚灾过赦”，注曰：眚灾为人作患害者也，过失虽有害则赦之。“俞汝往哉”，郑本“俞”作“然”。“寇贼奸宄”，郑本“宄”作“轨”，“惟明克允”，马本作“维明能信”，注曰：当明其罪，能使信服之。“歌永言”，马本作“歌长言”。《夏本纪》，《禹贡》“奠高山大川”，马本“奠”作“定”，注曰：定其差秩，祀礼所视也。“岛夷皮服”，郑本“岛”作“鸟”。“济河惟兖州”，郑本“兖”作“沇”。“灉沮会同”，郑本“灉”作“雍”。“作十有三载乃同”，郑本“载”作“年”。“𪩘于江海”，郑本“𪩘”作“均”，注曰：读为𪩘。“沱潜既道”，郑本“潜”作“涔”。“惟箘簵楛”，马郑本“枿”俱作“簬”。“三邦底贡厥名”，马本作“三国致贡其名”。“终南惇物”，郑本“惇”作“敦”，注曰：敦物在右扶风武功。“至于猪野”，郑本“猪”作“都”，注曰：都野在武威名休屠泽。“导岍及岐”郑本“岍”作“汧”，注曰：汧在右扶风。“北过洚水”，郑本“洚”作“降”，注曰：降水，在信都南。“嶓冢导漾”，郑本“漾”作“瀁”，注曰：瀁水出陇西氏道。“又东至于澧”，马郑王本“澧”俱作“醴”。“溢为荥”，郑本“溢”作“泆”。“庶土交正底慎财赋”，惟郑本“庶”作“众”，“底”作“致”。《皋陶谟》：“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郑本“庶”作“众”，“迩”作“近”，“天其申命用休”，郑本“申”作“重”，注曰：天将重命汝以美应谓符瑞也。“在治忽”，郑本“忽”作“曶”，注曰：曶者，臣见君所秉书思对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内政，教于五官。《殷本纪》：《汤誓》“有众率怠弗协”，马本“弗协”作“不和”。《西伯戡黎》“不有康食”，郑本“康”作“安”。《周本纪》：《牧誓》“弗迓克奔以役西土”，郑本“弗迓”作“不御”，注曰：御强御谓强暴也。“奔”作“醾”。《鲁周公世家》：《金縢》“史乃册祝”，郑本“册”作“策”。“乃命于帝庭”，马本“于”作“于”。“我先王亦永有依归”，郑本有“下有所”字。“毋逸爰暨小人”，马本“爰暨”作“为与”，注曰：与小人从事，知小人艰难劳苦也。“乃或亮阴”，郑本作“梁暗”，注曰：楣谓之梁，暗谓庐也。“言乃雍”，郑本“雍”作“欢”，注曰：欢，喜悦也。“旧谓小人”，马本“旧”作“久”。“誓鲁人三郊三遂”，王本“遂”作“隧”。《宋微子世家》“微子我其发出狂”，郑本“狂”作“往”，注曰：发，起也。我其起作出往也。“今尔无指告于颠惣”，马本“惣”作“跻”，注曰：跻，犹坠也。《鸿范》“威用六极”，马本“威”作“畏”、注曰：言天所以畏惧人用六极。“土爰稼穑”，王本“爰”作“曰”“从”作“作”，马本“治”作“治”。“锡汝保极”，郑本“汝”作“女”。“使羞其行而邦其昌”，王本“邦”作“国”。“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郑本“汝”俱作“女”。“皇极之敷言”，马本“皇”作“王”。“于帝其训”，马本“训”作“顺”，注曰：于天为顺也。“是训是行”，王本“训”作“顺”，注曰：民纳言于上而得中者，则顺而行之。“乃命卜筮”，注引郑曰：卜，五占之用。谓雨济<囗>雾克也。又曰：雨者、济者、<囗>者、雾者、克者，则郑本曰<囗>，在曰霿之上，王本亦然。又“曰霁”郑本作“曰济”。“衍忒”郑本“忒”作“貣”。“立时人作卜筮”，郑本“作”作“为”。“王省惟岁”，马本“省”作“眚”。

又按郑氏《周礼注》引《召诏》：“太保朝至于洛”，“洛”作“雒”。“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作“于雒汭”。《吕刑》：“度作刑以诘四方”，“作度”作“详刑”。《尧典》：“宅西曰昧谷”，作“度西曰柳谷”。《禹贡》：“羽畎夏翟”，“翟”作“狄”。《皋陶谟》：“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畏”作“威”。《洪范》：“谋及庶人”，“人”作“民”。《顾命》“越翼日乙丑王崩”，“翼”作“翌”，“王崩”作“成王崩”。《皋陶谟》：“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会”作“缋”。“宗彝藻火粉米黼黻𫄨绣”，“𫄨”作“希”。《洪范》：“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作“曰雨曰济曰蒙曰驿曰克”。《金縢》：“启龠见书”，“启”作“开”。又“体王其罔害”，“罔”作“无”。又“以启金縢之书”，“启”亦作“开”。《尧典》：“平秩东作”，四“平”字俱作“辨”。《顾命》：“大辂在宾阶面”，四“辂”字俱作“路”，“缀”作“赘”。《禹贡》：“溢为荥”，“溢”作“泆”。又“荥波既猪”，作“荥播既都”。又“灉沮会同”，“灉”作“雍”。《甘誓》“予则戮汝”，“”作“奴”。《费誓》：“杜乃擭敜乃阱”，“费”作“柴”、“杜”作“度攵”。《酒诰》：“有正有事无彝酒”，“正”作“政”。《尧典》：“肆觐东后”，“肆”作“遂”。《禹贡》：“杶干栝柏”，“杶”作“埙”。

又按郑氏《礼记注》引《大诰》：“越尔御事”，“尔”作“乃”。《禹贡》“三百里纳秸服”，“秸”作“鞂”。《金縢》“公曰体其罔害”，“罔”作“无”。《尧典》“夔命汝典乐”，“汝”作“女”。《牧誓》“今日之事不愆于四伐五伐”，“愆”作“过”，无“于”字。又“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于”作“于”。《皋陶谟》“予弗子”，“弗”作“不”。又“简而廉”，“廉”作“辨”，《尧典》“流共工于幽洲”，“洲”作“州”。《无逸》“乃或亮阴”，云古作“梁暗”。

○第一百七

安国《大序》一篇，冠五十八篇之首者，朱子谓其不类西汉人文章。又曰：祇是魏晋间人所作。又曰：“传之子孙，以贻后代”，汉时无这般文章。馀直谓此篇盖规摹许慎《说文解字序》而作，观其起处，犹可见。至承袭而讹，遂谓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以所闻伏生《书》考论文义，始得知其妄。可得而辨焉。《说文解字序》曰：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曰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汉兴以八体试学僮。新莽居摄，时有六书，曰古文、奇字、篆书、佐书、缪篆、鸟虫书。古文者，即孔子壁中书。若以自秦以后，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前，无所为古文也者，不知《艺文志》云：汉兴，萧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萧何固以习古文为一代之功令也，岂得云书废已久，时人无能识乎？北平侯张苍修《春秋左氏传》，多古字古言。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此皆章章明著，不待孔安国以今文字参考而后可识也。

按《说文序》以初造书契为黄帝之史仓颉。此自从《易·系辞》及《世本》来，极确。安国《大序》妄以为伏牺氏，孔颖达从而傅会，正可一笔抹杀。详见馀《潜邱札记》。

又按杜预《左传后序》云：太康元年，汲郡人有发冢者，大得古书，皆科斗文字。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藏在秘府。杜预时谓科斗书久废则可，孔安国时则不可。即《说文序》云：孔子书六经，左丘明传《春秋》，皆以古文。继云：秦焚灭经书，涤除旧典，而古文由此绝。是亦绝经典之古文耳，非谓天下尽不识之也。不然，何后又云：张仓献左氏《传》，郡国山川往往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非先孔子壁而出者乎？但谓汉承秦制，以八体试学僮。不云六体，与萧何律悖，馀不可以不辨。

又按秀水徐嘉炎胜力谓馀，《书大序》不类西京不待言，而尤悖理者。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上文明云皆帝王遗书，既帝王遗书，夫子删之定之可也，黜之除之其可通乎？学士逃难解散，何其俗；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何其卑靡。竟类近代矣。且表章六经，莫盛汉武。一巫蛊事，何至经籍道息。馀曰：经籍道息，犹言不重此道云尔。语颇轻，以是折《大序》，恐未足服其心焉。又按卫宏古文奇字，《序》先于许氏，止云：秦改古文以为篆隶。又云：秦罢古文而有八体。非古文矣，未尝云汉不用古文，误由于《说文序》“汉以八体试学僮”一语，不知汉乃六体。六体有古文在内，与秦殊。又误于新莽时六书古文奇字云云，不知此即汉六体旧制，非莽始。太史公《自序》，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继云：汉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一隐一见宛然。盖秦有天下者，十五年，仅此十五年天下不习尚古文，汉一兴而古文复矣。王伯厚以秦下令焚书，始禁古文，距汉兴才七年。

又按鄞万言贞一与人论《尚书》疑义，书中一条云：安有因国家刑狱之事，臣子受命辑书，序传既成，而可寝之不报者乎？亦佳。

又按《说文序》，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尉律》，汉律篇名，盖汉至和帝时，萧何所草律，已不行。学僮不试古文，仅有一二通人如贾逵辈，方相从受古学耳。降至晋卫恒作《书势》，去汉逾远，并谓鲁恭王得孔子宅书，时人已不复知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代秘藏，希得见。恒曾见《书大序》与否，未可知，要彼时自有此种议论散诸撰述。益征《大序》不作于汉武之时决矣。

又按《潜邱札记》，恐世不传，仍载其说于此云。孔安国序《尚书》，谓伏牺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后小司马《三皇本纪》、刘恕《外纪》、陈狖《外纪》皆本之。愚尝读《易·系辞》而知其非也。《系辞》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后世。圣人盖指黄帝、尧舜，岂谓伏牺氏乎？《世本》曰：黄帝世始立史官，仓颉沮诵居其职。又曰：仓颉作书。许慎《说文序》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之迹，初造书契。皇甫谧《帝王世纪》曰：黄帝垂衣裳，仓颉造文字，然后书契始作。卫恒《书势》曰：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又曰：黄帝之史沮诵仓颉眺彼鸟迹，始作书契。则书契之作，断断乎始于黄帝世无疑矣。然则，谓包牺氏为万世文字之祖者，其说非乎？曰：此自为画八卦言之也，六书之学原本于八卦，而八卦之画不待于六书，其先后固自别尔。

○第一百八

阙

○第一百九

阙

○第一百十

阙

○第一百十一

《汉书·艺文志》，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馀，脱字数十。此段中四语致难解。癸亥甲子，晤吾友胡朏明京师，就质此义，朏明好精思，每至忘寝食，曰：此非可以仓卒对也。越数日，来告曰：均是二尺四寸之简，而字数多少不同，何也？盖伏生写此二篇《酒诰》，率以若干字为一简，《召诰》率以若干字为一简。三家因之而不敢易也。向据中古文校外书，以此之所有，知彼之所脱。然其间有脱字脱简之别。脱字者，传写之遗漏，下文所谓脱字数十者是也；脱简者，编次之失亡，《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是也。必言率简若干字者，脱亦若干字。盖以字数之相应，证中古文之足信也。然则，伏生所藏与孔壁之所出，每篇每简字数辄同乎？曰：非然也。藉令如此，向但当以简计，不必以字计矣。唯简之字数有多少，则篇之简数有赢缩，古文今文参错不齐，故复言此以明之。或问二篇脱简始于何时？弟谓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言伏生《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则彼时当即有脱简，非必博士官溺职之所致也。又曰：窃意古人受经于师经，有若干篇，篇有若干简，简有若干字，终身守之不敢违。及转写以授其弟子，亦不敢略有所增损。盖损其字数，则简数必溢；增其字数，则简数必亏。非所以敬师傅，壹睹记也。即此二篇，推之其馀篇可知，而他经亦可知矣。复越数日，告曰：顷读《春秋左传序》《疏》云：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乃方版，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此尤可以证率简若干字之说。盖简制狭长，仅容一行，故向但云率简若干字，而义已明，不必以行计也。窃以上下相承文理言之，则二十五字乃《酒诰》之简，二十二字乃《召诰》之简。《酒诰》脱简一，则中古文多二十五字；《召诰》脱简二，则中古文多四十四字也。

按馀亦有一证，《宋书·谢灵运传》论云：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唯一简是一行，方下以两句为对。若如馀初疑作数行，音殊岂待言。又按《左传》《疏》云“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余尝以传文考之，亦殊未然。襄二十五年，齐南史氏执简以往，此书“崔杼弑其君”五字，自一行可尽，执简宜矣。若文十三年，“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亦仅十二字，简所能容，何用联简之策？又杜元凯《序》云：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果尔，崔杼弑君，何等大事，齐却书简，绕朝赠处，常言僚友间耳，乃又书策。反复皆不合，疑可互称。善乎，熊南沙有言：古人正名百物，未尝假借，后世乃通之耳。

又按《尚书疏》引顾氏云：策长二尺四寸，简长一尺二寸。此语不知何所自来。馀遍考之，策之制靡定，长短各有所施。简则二尺四寸。故范书《曹鹔传》，撰次礼制写以二尺四寸简。《周磐传》，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束谷《穆天子传序》以前所考定古尺度其间，二尺四寸皆定制者。惟班书《杜周传注》，孟康曰：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为异。《南史·王僧虔传》，有发楚王冢，获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又异。至简容字多少，郑注《尚书》系三十字，服虔《左传注》曰：古文篆书一简八字。参以三家经文，《酒诰》二十五字，《召诰》二十二字，亦各不同，要多不过三十字，少则八字云。

又按顾宁人谓，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为字矣。引秦始皇琅邪台石刻，同书文字。以为字字始见此。不知前此二年，秦初并天下，书同文字。与即位初吕不韦以所著书布咸阳市门，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字字已见郑康成《周礼注》，云：古曰名，今曰字。《论语注》云：古者曰名，今世曰字。《仪礼注》云：名，书文也，今谓之字。又当增一笔曰：三代以上，言名不言字矣。

又按《盐铁论》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王伯厚谓律盖书以二尺四寸简。杜周朱博俱举其大数，谓之三尺。汉礼仪与律令同录。曹鹔礼既写以二尺四寸简，律可知也。然则，二尺四寸为简定制，盖非无稽云。

○第一百十二

自伪孔《传》有河图八卦，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及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之说，后说《易》者皆以《河图》；说洪范者，皆以《洛书》。纷纭胶葛，莫可爬剔。甚哉，其为经之蠹久矣。及读《汉五行志》，刘歆曰：誵牺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乃知孔出于歆。向尝谓魏晋间《书》多从《汉书》来者，岂无征哉？虽然，《河图》，八卦是也，孔注《论语》有是说矣，要未可尽抹煞。盖《易·系辞》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又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图与书同出伏牺之世。程子谓圣人见《河图》《洛书》而画八卦，即如前所云。伏羲取法，固自多矣，亦何妨更法图书。且图书之法，亦不过所谓观鸟兽之文而已，远取诸物而已，岂得谓龙马，出伏羲始能画，不然，将束手不作《易》哉？至《洛书》出禹，经传都无其事，于《洪范》尤了不相涉。祗缘歆当莽时，尚符瑞，敢为矫诬傅会，论莫确于明初之宋、王二老，中叶归熙甫，及近日黄太冲。馀故详载其说于左方。

按《宋文宪集》，或问于宋濂曰：关子明云，《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邵尧夫云，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画州井地之法，其昉于此乎。是皆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惟刘长民所传独反而置之，则《洛书》之数为十，《河图》之数为九矣。朱子发深然其说，历指序其源流。以为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其解《易大传》，大概祖长民之意。至于新安朱元晦，则又力诋长民之非，而遵关邵遗说。且引《大戴礼》，书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证《洛书》以为大传既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洪范》又明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则九为《洛书》，十为《河图》，夫复何疑？其说以经为据，似足以破长民之惑。临卬魏华父则又疑元晦之说，以为邵子不过曰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图，其象圆；五行生成之图，其象方。是九圆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为《图》，十为《书》乎？朱子发、张文饶精通邵学，而皆以九为《图》，十为《书》。朱以《列子》为证，张以邵子为主。《干凿度》，张平子传所载太乙下行九宫法，即所为戴九履一者。则是图相传已久，安知非《河图》也？及靖士蒋得之，著论以先天图为《河图》，五行生成数为《洛书》。戴九履一图为太乙下行九宫。华父则又以为刘取太乙图为《河图》，诚有可疑。先天图卦爻，方位缜密亭当，乃天地自然之数，此必为古书无疑，乃仅见于魏伯阳《参同》、陈图南《爻象卦数》，犹未甚白，至邵而后大明，得之定为《河图》，虽未有明证，而仆亦心善之。则是华父虽疑元晦之说，而亦无定见也。新安罗端良尝出《图书》示人，谓建安蔡季通传于青城山隐者。《图》则阴阳相合，就其中八分之则为八卦；《书》则画井文，方圈之内，绝与前数者不类。江东谢枋得又传《河图》于异人，颇祖于八卦，而《坎》《离》中画相交流，似于方士抽《坎》填《离》之术。近世儒者又有与《太极图》合者。即《河图》之说又有九十，皆《河图》而有一合一散之异。《洛书》既曰书，而决非图之说。夫图书乃儒者之要务，若数者之不同，何也？濂应之曰：群言不定质诸经。圣经言之虽万载之远，不可易也。其所不言者，固不强而通也。《易大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书·顾命》篇曰：“河图在东序。”《论语·子罕篇》曰“河不出图”，其言不过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数之多寡也，言其数之多寡者，后儒之论也。既出，后儒宜其纷纭而莫之定也。夫所谓则之者，古之圣人但取神物之至著者，而画卦陈范。苟无图书，吾未见其止也。故程子谓观兔亦可以画卦，则其他从可知矣。初不必泥其图之九与十也，不必推其即太乙下行九宫法也，不必疑其为《先天图》也，不必究其出于青城山隐者也，不必实其与《太极图》合也。惟刘歆以八卦为《河图》，班固以《洪范》，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为《洛书》本文，庶几近之。盖八卦、《洪范》见之于经，其旨甚明，若以今之图书果为河洛之所出，则数千载之间，孰传而孰受之？至宋陈图南而后大显耶？其不然也昭昭矣。或曰：子之所言，善则善矣，若郑康成据《春秋纬》文，所谓河以通干，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者，将果足信乎？濂曰：龟山杨中立不云乎，圣人但言图书出于河洛，何尝言龟龙之兆？又何尝言九篇六篇乎？此盖康成之陋也。此所以启司马君实及欧阳永叔之辨，而并《大传》疑非夫子之言也。或云：扬雄《核灵赋》云：大易之始，河序龙图，洛贡龟书。长民亦谓《河图》《洛书》同出于伏羲之世。程子亦谓圣人见《河图》《洛书》而画八卦。然则，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以为《河图》授羲。《洛书》锡禹者皆非欤？濂曰：先儒固尝有疑于此，揆之于经，其言皆无明验，但《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故蔡元定有云，伏羲但据《河图》以作《易》，则不必预见《洛书》，而已逆与之合矣；大禹但据《洛书》以作范则，亦不必追考《河图》，而已暗与之符矣。诚以此理之外无复他理也，不必置疑于其间也。或曰：世传《龙图序》谓出于图南，若《河图》由图南而传。当以《龙图》解《河图》可也。而容城刘梦吉力辨其伪焉，何哉？濂曰：《龙图序》非图南不能作也，是图南之学也，而非大《易》河出图之本旨也。八卦之设，不必论孤阴与寡阳也，不必论已合之位与未合之数也。或曰：然则，《易》之象数舍《河图》将何以明之？濂曰：《易》不云乎，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干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此固象数之具于《易》然也，不必待《河图》而后明也。或者无辞以对，濂因私记其说，而与知《易》者订焉。此犹以《洛书》属《洪范》，不及下王子充，见尤确。

又按《王忠文集·洛书辨》曰：《洛书》非《洪范》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卑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不言《洪范》为《洛书》也。孔子之系《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未始以《洛书》为《洪范》也。盖分《图》《书》为《易》《范》，而以《洪范》《九畴》合《洛书》，则自汉儒孔安国、刘向、歆诸儒始。其说以谓《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负图其背，其数十，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出洛，负文其背，其数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畴》。后世儒者以为《九畴》帝王之大法，而《洛书》圣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图》《洛书》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范》《九畴》则禹之所自叙，而非《洛书》也。自今观之，以《洛书》为《洪范》，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图》为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书》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图》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位在北，故一与六皆居北，以水生成于其位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位在南，故二与七皆居南以火生成于其位也。东西中之为木、金、土，无不皆然。至论其数则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数也，皆白文而为阳为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数也，皆黑文而为阴为偶，此其阴阳之理，奇偶之数，生成之位，推而验之，于《易》无不合者，其谓之《易》，宜也。若《洛书》之为《洪范》，则于义也何居？不过以其数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为五行，则五行岂有阳与奇之义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为五事，则五事岂有阴与偶之义乎？八政皇极稽疑福极，乌在其为阳与奇，五纪三德庶征，乌在其为阴与偶乎？又其为阳与奇之数二十有五，为阴与偶之数二十，通为四十有五，则其于《九畴》何取焉？是故阴阳奇偶之数，《洪范》无是也。而徒指其名数之九以为《九畴》，则《洛书》之为《洛书》，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纵横之，积为四十五，而效《河图》之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图》《洛书》所列者，数也；《洪范》所陈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为五事。五事参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纪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极者，人君之所以建极也；三德者，治之所以应变也；稽疑者，以人而听乎天也；庶征者，推天而征之人也；福极者，人感而天应之也。是则《九畴》之自一至九所陈者，三才之至理，而圣人所以参赞经纶，极而至于天人证应祸福之际，以为治天下之法者也。其义岂在数乎？岂如《易》之所谓天一地十者，中含义数，必有《图》而后明，可以索之无穷，推之不竭乎？汉儒徒见《易》系以《河图》，与《洛书》并言，而《洛书》之数九遂，以为《九畴》耳。审如是，则《河图》之数十也，伏羲画卦何为止于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图》之自一至十，即《洪范》之五行。而《河图》五十有五之数，乃《九畴》之子目。夫《河图》固五行之数，而五行特《九畴》之一耳，信如斯，则是复有八《河图》而后《九畴》乃备也。若《九畴》之子目，虽合《河图》五十有五之数，而《洛书》之数乃止于四十有五。使以《洛书》为《九畴》，则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图之数不能足，而待他图以足之，则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疏且远乎？而况《九畴》言理不言数，故皇极之一不为少，庶征之十不为多；三德之三不为细，福极之十一不为钜。今乃类而数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数，使皇极侪于庶征之恒旸恒雨，六极之忧贫恶弱而亦备一数之列，不其不伦之甚乎？且其数虽五十有五，而于阴阳奇偶方位，将安取义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举刘歆之说，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极”六十五字为《洛书》之本文，以本文为禹之所叙则可，以为龟之所负而列于背者则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则《九畴》之理与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岂复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为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数，并列于龟背，则其为赘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陈九畴，首以鲧堙洪水发之者，诚以《九畴》首五行，而五行首于水，水未平则三才皆不得其宁，此彝伦之所为斁也。水既治，则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后《九畴》可得而施，此彝伦所为叙也。彝伦之叙，即《九畴》之叙者也。盖《洪范》《九畴》原出于天，鲧逆水性，汩陈五行，故帝震怒，不以卑之。禹顺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锡之耳。先言帝不卑鲧，而后言天锡禹，则可见所谓卑，所谓锡者，即《九畴》所陈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验，有迹之可求也。岂曰平水之后，天果锡禹，神龟而负夫畴乎？仲虺曰：天乃锡王勇智。《鲁颂》曰：天锡公纯。嘏言圣人之资质，天下之上寿，皆天所赋予。岂必有是物而后可谓之锡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锡之神龟以为瑞，如箫韶奏而凤仪，《春秋》作而麟至，则箕子所叙，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鲧功之不成先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畴》之纲，禹叙之，犹羲文之画卦也；而其目，箕子陈之，犹孔子作彖象之辞以明《易》也。武王访之，犹访太公而受丹书也。天以是理锡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畴，以垂示万世，为不刊之经，岂有诡异神奇之事乎？郑康成据《春秋纬》文有云：河以通干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龙图发洛龟书感。又云：《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夫圣人但言《图》《书》出于河洛而已，岂尝言龟龙之事乎？又乌有所谓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国至谓天与禹神龟负文而出，诚亦怪妄也已。人神接对，手笔粲然者，寇谦之、王钦若之天书也，岂所以言圣经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则《洛书》果何为者也？曰：《河图》《洛书》皆天地自然之数，而圣人取之以作《易》者也。于《洪范》何与焉？群言淆乱，质诸圣而止。“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者，非圣人之言欤？吾以圣人之言而断圣人之经，其有弗信者欤？刘牧氏尝言：《河图》《洛书》同出于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谓圣人见《河图》《洛书》而画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国、刘向、歆父子、班固、郑康成之徒以为《河图》授羲，《洛书》锡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图》之数即所谓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书之数，其果何所征乎？曰：《洛书》之数，其亦不出于是矣。是故朱子于《易学启蒙》盖详言之。其言曰：《河图》以五生数，合五成数，而同处其方。盖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数之体也。《洛书》以五奇数统四偶数，而各居其所，盖主于阳以统阴，而肇其变数之用也。中为主而外为客，故《河图》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为君而侧为臣，故《洛书》以奇居正而偶居侧。此朱子之说也。而吾以谓《洛书》之奇偶相对，即河图之数散而未合者也。《河图》之生成相配，即《洛书》之数合而有属者也。二者盖名异而实同也。谓之实同者，盖皆本于天一至地十之数；谓之名异者，《河图》之十，《洛书》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为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无十，此洛书之所以止于九也。论其方位则一为太阳之位，九为太阳之数，故一与九对也。二为少阴之位，八为少阴之数，故二与八对也。三为少阳之位，七为少阳之数，故三与七对也。四为太阴之位，六为太阴之数，故四与六对也。是则以《洛书》之数而论《易》，其阴阳之理、奇偶之数、方位之所，若合符节，虽系辞未尝明言，然即是而推之，如指诸掌矣。朱子亦尝言：《洛书》者，圣人所以作八卦。而复曰：《九畴》复并出焉。则犹不能不惑于汉儒经纬表里之说故也。呜呼，事有出于圣经，明白可信，而后世弗之信，而顾信汉儒傅会之说。其甚者，盖莫如以《洛书》为《洪范》矣。吾故曰：《洛书》非《洪范》也。《河图》《洛书》皆天地自然之数，而圣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又按归熙甫《易图论》上曰：《易图》非伏羲之书也，此郤子之学也。昔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以八卦尽天地万物之理，宇宙之间洪纤、巨细、往来、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于象矣。后之人，苟以一说求之，无所不通，故虽阴阳小数、纳甲飞伏、坎离填补、卜数只偶之类，人人尽自以为《易》，而要之皆可以《易》言也。吾尝论之，以为《易》不离乎象数，而象数之变，至于不可穷，然而有正焉，有变焉。卦之所明白而较著者，为正，旁推而衍之者，为变。卦之所明白而较著者，此圣者之作也，执其无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衍之，是明者之述也。由其一方以达于圣人，伏羲之作止于八卦，因重之如是而已矣。初无一定之法，亦无一定之书，而刚柔之上下，阴阳之变态极矣。夏为《连山》，商为《归藏》，周为《周易》，经别之卦，其数皆同。虽三代异名，而伏羲之《易》即《连山》，而在《连山》即《归藏》，而在《归藏》即《周易》，而在《周易》未尝则有所谓伏羲之《易》也。后之求之者，即其散见于《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谓图学者，以此为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别出横图于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气谓之圆图；于其中交加八宫以象地类，谓之方图。夫《易》之于天气地类，盖详矣，奚俟夫图而后见也？且谓其必出于伏羲，既规横以为圆，又填圆以为方，前列六十四于横图，后列一百二十八于圆图，太古无言之教，何如是之纷纷耶？诸经遭秦火之厄，《易》独以卜筮存。汉儒传授甚明，虽于大义无所发越，而保残守缺，惟恐散失，不应此图交叠环布，远出姬周之前，乃弃而不论，而独流落于方士之家，此岂可据以为信乎？《大传》曰：神无方，《易》无体。夫卦散于六十四，可圆可方。一入于圆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该者，故散图以为卦。而卦全纽卦以为图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为皇极经世之书，有分秒直事之术。其自谓先天之学，固以此，要其旨不叛于圣人，然不可以为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变也。此邵子之学也。下曰：或曰自孔子赞《易》，今世所传《易大传》者，虽不必尽出于孔氏，而岂无一二微言于其间？子之不信夫《易图》，以为邵子之学，则然矣。而邵子之所据者，《大传》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谓横图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谓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干，劳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谓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传》之意也，邵子谓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两，两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则然也。八卦之象莫著于八物，而天地也，山泽也，雷风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为偶，而不能不为偶者也。帝之出入，传固已详之矣，以八卦配四时。夫以为四时焉，则东南西北繄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盖说卦广论易之象数，自三才以至于八物四时，人身之众体与天地间之万物，何所不取，所谓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辩其为伏羲文王之别哉？虽《图》与《传》无乖刺，然必因《传》而为此《图》，不当谓《传》为《图》说也。且邵子谓先天之旨在卦气，《传》何为舍而曰：天地定位。后天之旨在入用，《传》何为舍而曰：帝出乎震。《传》言卦爻象变详矣，而未尝一言及于《图》。所可指以为近似者，又不过如此。自汉以来说《易》者，今虽不多见，然王弼、韩康伯之书尚在，其解前所称诸章，无有以《图》为说者。盖以《图》说《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为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为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论。又后曰，或曰：子以《易图》为非伏羲之旧，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干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谓《河图》《洛书》可废耶？盖宋儒朱子之说甚详，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顺五行生克之序，辨体用常变之殊，合卦范兼通之妙，纵横曲直无不相值，可谓精矣。曰：此愚所以恐其说之过于精也。夫事有出于圣人，而在学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图》《洛书》是也。圣人聪明睿知，德通于天，符瑞之生出于世之所创见，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为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图》《洛书》，圣人则之者，此《大传》之所有也。通干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数，非《大传》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与大《易》同行，不藏于博士学官，而千载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书，而曰古之图书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沈沦诡秘，而为学者之所疑矣。虽其说自以为无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见之。龙虎之经，金石草木之卜，轨策占算之术，随其所自为说，而亦无不合，岂必皆圣人之为之乎？《大传》曰：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夫天地之间，何往非《图》，而何物非《书》也哉？揭《图》而示之曰：孰为上下，孰为左右，孰为干兑离震，孰为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渎？因其上下以为上下，因其左右以为左右，因其干兑离震以为干兑离震，因其巽坎艮坤以为巽坎艮坤，圣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谓效变化则垂象者，毫而析之，又何所当也？使二图者，果在如今所传，然其所谓精蕴者，圣人固已取而归之《易》矣。求《图》《书》之说，于《易》可也。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天者，圣人之所独得；而人者，圣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则骇而惑；告人以人，人则乐而从。故圣人之作《易》，凡所谓深微悠勿之理，举皆推之于庸言庸行之间，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辞，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圣人见转蓬而造车，观鸟迹而制字，世之人求为车之说与夫书之义则有矣，而必转蓬鸟迹之求，愚未见其然也。孔子赞《易》、删《连山》《归藏》而取《周易》，始于干而终于未济，则《图》《书》之列粲然者，莫是过矣。今夫冶之所贵者范，而用者不求范而求器也；耕之所资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图》《书》而后有《易》，有《易》则无《图》《书》可也。故《论语》“河不出《图》”，与凤鸟同瑞而已；《顾命》“《河图》在东序”，与和弓乖矢同宝而已。是故《图》《书》不可以精，精于《易》者，精于《图》《书》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测度摹拟，无所不至。故有九宫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画，有坎离交流之卦。与夫孔安国、向、歆扬雄、班固、刘牧、魏华父、朱子发、张文饶诸儒之论，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纷纷不定，亦何足辨也。又按归熙甫《洪范传略》曰：《洪范》之书起于禹，而箕子传之。圣人神明斯道，垂治世之大法。此必天佑于冥冥之中，而有以启其衷者。故箕子以为传之禹，而禹得之天。汉儒说经多用纬候之书，遂以为天实有以卑禹。故以《洛书》为《九畴》者，孔安国之说；以“初一至六极”六十五字为《洛书》者，二刘之说；以“戴九履一”为《洛书》者，关朗之说。关朗之说，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锡禹《洪范》《九畴》，何尝言其出于《洛书》？禹所第不过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从一而数之至于九，特其条目之数，五行何取于一，而福极何取于九也？就如儒者说，《洛书》之数纵横变化，其理甚妙，禹顾不用，而姑取自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图》乱之；《洪范》之义甚明，而儒者以《洛书》乱之。其始起于纬书，而晚出于养生之家，非圣人语常而不语怪之旨也。《洪范》之书以天道治人。圣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不过行所无事，少有私智于其间，即鲧之汩陈其五行也。读《洪范》者，当知天人浑合一理。吾之所为，即天之道。天之变化昭彰，皆吾之所为。宇宙之间，充满辟塞，莫非是气。而后知儒者位天地，育万物之功，初不在吾性之外大阴骘下民。天锡禹《洪范》《九畴》，与五纪之天，稽疑之天，庶征之天，五福六极之天，其天一也。《九畴》并陈，若无统纪而义实联络通贯。皇极居中，而以前四畴会为皇极，后四畴皆皇极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于五事，所以修己。厚之于八政，所以治人。协之于五纪，所以钦天。皇极之道，尽之于是。而后以五事施八政，而时用其鼓舞之权，则谓之三德。谋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龟诹筮则谓之稽疑。察肃皙谋圣之应，则谓之庶征。以皇极敛福，则有福而无极。前四畴责之于己，治天下之根本，要会后四畴，取之于外，治天下之枝叶绪馀。箕子于皇极而言五福，于庶征而言五事，此其可见之端也。敬农协、建乂明、念向威，各以一字该一畴之义，下文不过叙其目而演之，要无出此九字之中矣。

又按黄太冲《易学象数论序》曰：夫《易》者，范围天地之书也。广大无所不备，故九流百家之学俱可窜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而于《易》之本意反晦矣。汉《儒林传》，孔子六传至淄川田何，《易》道大兴。吾不知田何之说何如也。降而焦京，世应飞伏，动爻互体，五行纳甲之变，无不具者。吾读李鼎祚《易解》，一时诸儒之说秽芜康庄，使观象玩占之理尽入于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而寒潭清矣。顾论者谓其《老》《庄》解《易》。试读其《注》，简当而无浮义，何曾笼落玄旨。故能远历于唐，发为《正义》，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阳之《参同契》，陈希夷之《图书》，远有端绪，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尝不以别传私之。逮伊川作《易传》，收其昆仑旁薄者散之于六十四卦中，理到语精，《易》道于是而大定矣。其时康节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传，而创为河图先天之说，是亦不过一家之学耳。晦庵作《本义》，加之于开卷，读《易》者从之，后世颁之学宫，初犹兼《易传》并行，久而止行《本义》。于是，经生学士信以为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谓象数者，又语焉而不详，将夫子之韦编三绝者，须求之卖酱瑀桶之徒，而《易》学之榛芜，盖仍如焦京之时矣。自科举之学一定，世不敢复议，稍有出入其说者，即以穿凿诬之。夫所谓穿凿者，必其与圣经不合者也。摘发传注之讹，复还经文之旧，不可谓之穿凿也。《河图》《洛书》，欧阳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与汉儒异趣，不特不见于经，亦并不见于传。先天之方位明与出震齐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于经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经文所有，顾可谓之不穿凿乎？晦翁云：谈《易》者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光明，若能尽去其障，使之统体光明，岂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节之学，使之统体皆障乎。世儒过视象数以为绝学，故为所欺。馀一一疏通之，知其于《易》本了无干涉，而后反求之程《传》，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又按向读《论语集注》，《河图》，河中龙马负图，伏羲时出。辄病以《河图》专属伏羲，殊狭隘，与上凤鸟不一例。考诸晋宋志及《水经注》，黄帝时出焉，尧、舜、禹、汤时出焉，成王、周公时出焉，非止伏羲矣。故《礼记》与膏露、醴泉、器车、凤麟、龟龙一例，陈之以为瑞。原朱子意，又以伏羲待此而画卦，尤狭隘。不见《易系辞》先言则天生之神物乎？效天地之变化乎？象天垂象之吉凶乎？然后及河之《图》、洛之《书》。则《图》《书》者，不过圣人所由作《易》之一端耳。故朱子他日曰：《图》不出，《易》亦须作。旨哉，是言也。诸书有云图载天子之宝器者，或曰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或曰列宿斗政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要非止八卦一种矣。祗缘三代而降，凤鸟尚有，《河图》绝无。魏青龙中图出，而非龙马。宋朱子时龙马出，而非负图。益觉当以《河图》属伏羲，伏羲须待此画卦矣。甚哉，其说之固。

又按《洪范》篇，二孔俱不言有错简，宋苏子瞻始言之，以“曰王省惟岁”至“则以风雨”八十七字为五纪之传，系于“五曰历数”之下。逮金仁山参以子王子益定，又以“无偏无陂”至“归其有极”为皇极经文，“曰皇极之敷言”至“以为天下王”为皇极传文，共一百字，皆系于“皇建其有极”之下。“敛时五福”至“其作汝用咎”一百四十六字，系于“五曰考终命”下，为五福之传。“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四十八字系于“六曰弱”下，为五福六极之总传。读之颇觉如昌黎所谓文从字顺，皇甫湜所谓章妥句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