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鼎文

三代已有文字，而今不传，所传者惟《大禹岣嵝山碑》、《比干铜盘铭》、《周宣王石鼓文》、《穆王坛山刻石》、《孔子延陵十字碑》及《诅楚文》之类，前人有信之，有疑之。即如薛尚功《锺鼎款识》刻本载有夏雕戈钩带铭及商器各种款识，余亦未敢信也。惟周锺周鼎及尊彝壶爵卣鬲斝觯觚敦簠簋盉甗匜盘之文，尚有可据，虽后世亦有依式仿造者，而其铭文之古奥，字画之精严，决非后人所能伪作。故读书者当先读《六经》为文章之源流，讲篆、隶者当先考锺鼎文为书法之源流也。

小篆

学篆书者当以秦相李斯为正宗，所谓小篆是也。惜所传石刻惟有《泰山》二十九字及《琅邪台刻石》十二行而已。自程邈一变小篆而为隶书，篆学渐废。盖篆体圆，有转无折，隶体方，有折无转，绝然相反。今人有认汉器款识印章及五凤题字、《三公山碑》为篆书者，误矣。观徐鼎臣所模《绎山》、《会稽》、《碣石》诸刻，尚得秦相三昧，而唐之李少温、宋之梦瑛、张有、元之周伯琦、明之赵宦光，愈写愈远矣。本朝王虚舟吏部颇负篆书之名，既非秦非汉，亦非唐非宋，且既写篆书，而不用《说文》，学者讥之。近时钱献之别驾亦通是学，其书本宗少温，实可突过吏部。老年病废，以左手作书，难于宛转，遂将锺鼎文、石鼓文及秦汉铜器款识、汉碑题额各体参杂其中，忽圆忽方，似篆似隶，亦如郑板桥将篆、隶、行、草铸成一炉，不可以为训也。惟孙渊如观察守定旧法，当为善学者，微嫌取则不高，为梦瑛所囿耳。献之之后若洪稚存编修、万廉山司马、严铁桥孝廉及邓石如、吴山子俱称善手，然不能过观察、别驾两公中年书矣。

隶书

隶书之名，见《前后汉书》，又曰八分，见《晋书•卫恒传》。八分者，即隶书也。盖隶从篆生，程邈所作，秦时已有，亦谓之佐书，起于官狱事繁，用隶人以佐书之，故曰隶书，取简易也。篆用圆笔，隶用方笔，破圆为方，而为隶书。故两汉金石器物俱用秦隶，至东京汉安以后渐有戈法波势，各立面目，陈遵、蔡邕，自成一体，又谓之汉隶。其中有减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隶同文者，有全违篆体者，鲁鱼之惑，泾渭难分。真书祖源，实基于此，迨锺傅一出，又将汉隶变为转折，画平竖直，间用钩，渐成楷法，谓之真书，篆、隶之道，发泄尽矣。自此两晋六朝，从事真书。真书一行，随有行草，行草纷杂，隶学自掩。唐人习者虽多，实与汉法愈远，何也？唐人用楷法作隶书，非如汉人用篆法作隶书也。五代、宋、元而下，全以真、行为宗，隶书之学，亦渐泯没。虽有欧、赵、洪氏诸家着录以发扬之，而学者殊少。至元之郝经、吾衍、赵子昂、虞伯生辈，亦未尝不讲论隶书，然郝经有云：“汉之隶法，蔡中郎已不可得而见矣，存者惟锺太傅。”又吾衍云： “挑拨乎硬如折刀头”；又云：“方劲古拙，斩钉截铁，方称能事。”则所论者，皆锺法耳，非汉隶也。至文待诏祖孙父子及王百谷、赵凡夫之流，犹剿袭元人之言，而为锺法，似生平未见汉隶者，是犹执曾玄而问其高曾以上之言，自茫然不知本末矣，曷足怪乎？国初有郑谷口，始学汉碑，再从朱竹辈讨论之，而汉隶之学复兴。然谷口学汉碑之剥蚀，而妄自挑，竹学汉碑之神韵，亦擅自增损，识者病之。惟长洲顾南原《隶辨》一作，能以诸碑参究，其法已开，又有吴江陆虔实赠公、吴县徐友竹处士为昌其学，而终未纯耳。盖古碑虽在，用笔不传，无有授受渊源，亲承指画，如花之初蕊，色香未备，栽培既久，群艳争芳，其势然也。今北平有翁覃溪阁学，山左有桂未谷大令，吴门有钱竹汀宫詹，扬州有江秋史诗御，闽中有伊墨卿太守，天都有巴隽堂中翰，浙江有黄小松司马及江香孝廉，皆能以汉法自命者，而常者自此日益盛云。

隶书生于篆书，而实是篆之不肖子，何也？篆书一画一直，一钩一点，皆有义理，所谓指事、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是也，故谓之六书。隶既变圆为方，改弦易辙，全违父法，是六书之道，由隶而绝。至隶复生真、行，真、行又生草书，其不肖，更甚于乃祖乃父，遂至破体杂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之所自来，而祖宗一点血脉，亦忘之矣。老友江艮庭征君常言，隶书者，六书之蟊贼。余亦曰，真、行、草书，又隶书之蟊贼也。盖生民之初，本无文字，文字一出，篆、隶生焉。余以为自汉至今，人人胸中原有篆、隶，第为真、行汨没，而人自不知耳。何以言之？试以四五岁童子，令之握管，则笔笔是史籀遗文，或似商、周款识，或似两汉八分，是其天真，本具古法，则篆、隶固未尝绝也。惟一习真、行，便违篆、隶，真、行之学日深，篆、隶之道日远，欲求古法，岂可得乎？故世之学者虽多，鲜有得其要领，至视为绝学，有以也夫！

唐人隶书，昔人谓皆出诸汉碑，非也。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即瓦当印章以至铜器款识皆然，所谓俯拾即是，都归自然。若唐人则反是，无论玄宗、徐浩、张廷圭、史惟则、韩择木、蔡有邻、梁升卿、李权、陆郢诸人书，同是一种戈法，一种面貌，既不通《说文》，则别体杂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与汉人迥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隶书，固不如汉人以篆法作隶书也。

或问汉人隶书，碑碣具在，何唐、宋、元、明人若未见者？余答曰，犹之说经，宋儒既立，汉学不行；至本朝顾亭林、江慎修、毛西河辈出，始通汉学，至今而大盛也。

顾南原作《隶辨》，实有功于隶书，近人所学，赖为圭臬。惟所引汉碑，半用《字原》、《隶韵》，或无原碑可考，其中亦有沿误；而翁覃溪先生排击之，几至身无完肤，未免过当。

许叔重云：“秦灭经书，涤除旧典，官狱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余亦曰，三国既分，图籍无征，锺法一变，遂有真书，流为行草，而隶书由此绝矣。

书法分南北宗

画家有南北宗，人尽知之，书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嘉庆甲戌春三月，余至淮阴谒阮云台先生。时先生为七省漕务总督，款留者竟日，论及书法一道，先生出示《南北书派论》一篇，其略曰：“书法变迁，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反于古。盖由篆变为隶，隶变为真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真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锺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北派由锺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南派不显于齐、隋，至贞观初乃大显。太宗独喜羲、献之书，至欧阳、虞、褚皆习《兰亭》，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及赵宋阁帖一行，不重碑版，北派愈微。故窦臮《述书赋》自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晋、宋、齐、梁、陈一百四十五人，于北朝不列一人，其风迁派别，可想见矣。不知南北两派，判若江湖，不相通习。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宜于启牍；北派则中原古法，厚重端严，宜于碑榜。宋以后学者，昧于书有南北两派之分，而以唐初书家举而尽属羲、献，岂知欧、褚生长齐、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渊源，不可合而一之也。”真为确论。余以为如蔡、苏、黄、米及赵松雪、董思翁辈亦昧于此，皆以启牍之书作碑榜者，已历千年，则近人有以碑榜之书作启牍者，亦毋足怪也。

六朝人书

晋、宋、南北齐、梁、陈、隋之间，工书者林立。两晋称二王之妙，南北重崔、卢之书，又羊欣、阮研、徐淮南、陶隐居、姚元标、丁道护等，皆其选也。据《金石萃编》所载六朝碑刻，有一百四十馀种；近阮宫保、孙渊如、黄小松、赵晋斋诸家所藏，又益二三十种。其间如刁遵、高湛、郑昭道、元太仆、《启法寺》、《龙藏寺》诸碑，实欧、虞、褚、薛所祖。惟时值乱离，未遑讲论文翰，甚至破体杂出，错落不检，而刻工之恶劣，若生平未尝识字者，诸碑中竟有十之七八，可笑也。

唐人书

有唐一代之书，今所传者惟碑刻耳。欧、虞、褚、薛，各自成家，颜、柳、李、徐，不相沿袭。如诗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谓唐人诸碑尽可宗法也。大都大历以前宗欧、褚者多，大历以后宗颜、李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间，则皆习徐浩、苏灵芝及集王《圣教》一派，而流为院体，去欧、虞渐远矣。然亦有刻手之优劣，一时之好尚，气息之相通，支分派别，难以一概而论。即如经生书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颜、徐者，观其用笔用墨，迥非宋人所能跂及，亦时代使然耳。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唐人门类多，短长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门类少，蔡、苏、黄、米，俱有毛疵，学者不可不知也。

有唐一代，崇尚释氏，观其奉佛念经，俱承梁、隋旧习，非高祖、太宗辈始为作俑也。有唐一代，崇尚法书，观其结体用笔，亦承六朝旧习，非率更、永兴辈自为创格也。今六朝、唐碑具在，可以寻绎。

宋四家书

董思翁尝论宋四家书皆学颜鲁公，余谓不然，宋四家皆学唐人耳，思翁之言误也。如东坡学李北海，而参之以参寥。山谷学柳，诚悬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元章学褚河南，又兼得驰骤纵横之势。学鲁公者，惟君谟一人而已。盖君谟人品醇正，字画端方，今所传《万安桥碑》，直是鲁公《中兴颂》，《相州昼锦堂记》，直是鲁公《家庙碑》；独行、草书，又宗王大令，不宗《争坐帖》一派。乃知古人所学，人各异途，变化莫测，不可以臆见论定。总之，宋四家皆不可学，学之辄有病，苏、黄、米三家尤不可学，学之不可医也。

坡公书，昔人比之飞鸿戏海，而丰腴悦泽，殊有禅机。余谓坡公天分绝高，随手写去，修短合度，并无意为书家，是其不可及处。其论书诗曰：“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自谓不学可。”又曰：“端庄杂流丽，刚健含阿娜。”真能得书家玄妙者。然其戈法殊扁，不用中锋，如书《表忠观碑》、《醉翁亭记》、《柳州罗池庙碑》之类，虽天趣横溢，终不是碑版之书。今类帖中所收及陈眉公集刻《晚香堂帖》，有真迹，有伪迹，夹杂其中。若《秋碧堂》所刻之《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孔氏《玉虹楼》所刻之小字《表忠观碑》，全是恶札，何尝是坡公真迹耶？故友蒋艺萱中进士后酷喜苏书，余劝之不可学，艺萱不以为然。余问之曰：“君自学苏书后，每书一幅，心中可得意否？”曰：“实自得意。”余告之曰：“此即受病处也。”艺萱深服余言。余年过五十，自分无有进境，亦不能成家，拟以苏书终其身，孰知写未三四年，毛疵百出，旋复去之，乃知坡公之书未易学也。

余弱冠时，辄喜学山谷书，虽老学见之，亦为称赏不置，心甚疑焉，因求教于林蠡槎先生。先生一见泳书，便云：“子错走路头矣！”因问曰：“将奈何？”先生曰：“必学松雪翁书，方能退转也。”后见冯定远论山谷诗，以为江西粗俗槎桠之病，一入笔端，便九牛拔不出，必以义山《西昆》诸体退之，乃悟先生之言之妙。由此观之，山谷之诗与书皆不可沾染一点。余谓文衡翁老年书亦染山谷之病，终逊于思翁，沈石田无论矣。

米书不可学者过于纵，蔡书不可学者过于拘。米书笔笔飞舞，笔笔跳跃，秀骨天然，不善学者不失之放，即失之俗。如国朝书家，盛推姜西溟、汪退谷、何义门、张得天诸公，皆一时之选。余谓西溟拘谨少变化，退谷书能大而不能小，义门书能小而不能大。惟得天能大能小，然学之殊令人俗，何也？以学米之功太深也。至老年则全用米法，至不成字。即如查二瞻本学思翁，老年亦用米法，终不能成家也。

赵松雪

或问余：“宋四家书既不可学，当学何书为得？”余曰，其惟松雪乎。松雪书用笔圆转，直接二王，施之翰牍，无出其右。前明如祝京兆、文衡山俱出自松雪翁，本朝如姜西溟、汪退谷亦从松雪出来，学之而无弊也。惟碑版之书则不然，碑版之书，必学唐人，如欧、褚、颜、柳诸家，俱是碑版正宗，其中著一点松雪，便不是碑版体裁矣。譬如清庙明堂，林居野馆，截然两途，岂可浑而一之哉？或曰：“然则何不径学唐人而必学松雪，何也？”余曰，吾侪既要学书，碑版、翰牍，须得兼备。碑版之书其用少，翰牍之书其用多。犹之读《三百篇》，《国风》、《雅》、《颂》，不可偏废，书道何独不然。

总论

余尝论工画者不善山水，不能称画家，工书者不精小楷，不能称书家。书画虽小道，其理则一。昔人谓右军《乐毅论》为千古楷法之祖，其言确有理据。盖《黄庭》、《曹娥》、《像讃》非不妙，然各立面目，惟《乐毅》冲融大雅，方圆适中，实开后世馆阁试策之端，斯为上乘。如唐之虞、褚，元之赵，明之文、祝，皆能得其三昧者也。

碑榜之书，与翰牍之事，是两条路，本不相紊也。董思翁云：“余以《黄庭》、《乐毅》真书放大，为人作榜署书，每悬看，辄不佳。”思翁不知碑、帖是两条路，而以翰牍为碑榜者，那得佳乎？古来书碑者在汉、魏必以隶书，在晋、宋、六朝必以真书，以行书而书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晋祠铭》，李北海继之。北宋之碑，尚真、行参半，迨米南宫父子一开风气，至南朝告敕、碑碣则全用行书矣。总之，长笺短幅，挥洒自如，非行书草书不足以尽其妙；大书深刻，端庄得体，非隶书真书不足以擅其长也。

思翁于宋四家中独推服米元章一人，谓自唐以后未有过之。此所谓僧赞僧也。盖思翁天分高绝，赵吴兴尚不在眼底，况文征仲、祝希哲辈耶？元章出笔实在苏、黄之上，惟思翁堪与作敌。然二公者皆能纵而不能伏，能大而不能小，能行而不能楷者，何也？余谓皆坐天分过高之病，天分高则易于轻视古人，笔笔皆自运而出，故所书如天马行空，不受羁束，全以天分用事者也。

米元章、董思翁皆天资清妙，自少至老，笔未尝停，尝立论临古人书不必形似，此聪明人欺世语，不可以为训也。吾人学力既浅，见闻不多，而资性又复平常，求其形似尚不能，况不形似乎？譬如临《兰亭序》，全用自己戈法，亦不用原本行款，则是抄录其文耳，岂遂谓之临古乎？

凡应制诗文笺奏章疏等书，只求文词之妙，不求书法之精，祇要匀称端正而已，与书家绝然相反。元章自叙云：“古人书笔笔不同，各立面目；若一一相似，排如算子，则奴书也。”

或有问余云：“凡学书，毕竟以何碑何帖为佳？”余曰，不知也。昔米元章初学颜书，嫌其宽，乃学柳，结字始紧，知柳出于欧；又学欧，久之类印板文字，弃而学褚，而学之最久，又喜李北海书，始能转折肥美，八面皆圆；再入魏、晋之室，而兼乎篆隶。夫以元章之天资，尚力学如此，岂一碑一帖所能尽。

虞道园云：“坡、谷出而魏、晋之法废。米元章、黄长睿乃知古法。”虽过高之论，然其言甚确。

张丑云：“子昂书法，温润闲雅，远接右军，第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非正论也。褚中令书，昔人比之美女婵娟，不胜罗绮，而其忠言谠论，直为有唐一代名臣，岂在区区笔墨间以定其人品乎？

一人之身，情致蕴于内，姿媚见乎外，不可无也。作书亦然。古人之书，原无所谓姿媚者，自右军一开风气，遂至姿媚横生，为后世行草祖法。今人有谓姿媚为大病者，非也。

思翁书画，俱是大作手。其画宗北苑，而兼得大小米之长，尚在第二乘；惟书法无古无今，不名一格，而能卓然成家，盖天资高妙，直在古人上也。余尝见思翁一画卷，用笔淹润，秀绝人寰，后有款云“时年八十有一”。又见一书卷临锺、王、虞、褚、颜、柳及苏、黄诸家，后有题云：“此数帖，余临仿一生，才得十之三四，可脱去拘束之习。”书时亦年八十一。夫以思翁之天资学力，尚作书作画，老而不衰，自成大家也。

近日所称海内书家者有三人焉，一为诸城刘文清公，一为钱塘梁山舟侍讲，一为丹徒王梦楼太守也。或论文清书如枯禅入定，侍讲书如布帛菽粟，太守书如倚门卖俏。余谓此论太苛。文清本从松雪入手，灵峭异常，而误于《淳化阁帖》，遂至模棱终老，如商鼎周彝，非不古而不适于用。侍讲早年亦宗赵、董，惟自壮至老，笔笔自运，不屑依傍古人，故所书全无帖意，如旧家子弟，不过循规蹈矩、饱暖终身而已。至太守则天资清妙，本学思翁，而稍沾笪江上习气，中年得张樗寮真迹临模，遂入轻佻一路；而姿态自佳，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纤，终不庄重耳。三公者，余俱尝亲炙，奉为圭臬，何敢妄生议论，然见文清笑侍讲为灶下老婢，侍讲亦笑文清为滕公佳城，太守笑两公，两公亦笑太守，虽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而谓三公必传，可与松雪、思翁争席者，则吾未敢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