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六 中华文库

广西钞盐之法，詹体仁所请也。体仁尝为广西漕，知官般之法有未便者，故欲以客钞易之，及入为起居郎，乃荐浙西安抚使干办公事胡庭直，令往广东西，与帅漕及两路提举等司详议盐法，淳熙九年二月庚戌也，其冬，庭直使还，与广西运判兼提盐王正己、广东提举常平茶盐林�共奏，官卖之法甚为害民，客钞诚为利便，而庭直又自言：“二广顷行客钞之时，通以九十万缗为额，广东十万箩〈一百斤为一箩〉，正钞钱五十万缗；广西八万箩，正钞钱四十万缗，及广西行官卖法，而广东除去通入广西之数二万五千箩，才惟为七万五千箩耳，广西不立额数，故今所卖为十一万五千馀箩〈不产盐十六州卖七万五千八百馀箩；产盐五州卖一万八千四百馀箩；海外四州卖五千五百馀箩。五前任漕臣梁安世又创卖淹造盐一万五千五百馀箩〉皆科抑也。今通行额钞，广东可九万箩，广西可六万箩，仍増收漕计，存留盐本，改指通货，两路可得二十八万馀缗〈十五万缗西路増收，漕计钱六万馀缗，两路存留盐本改指通货钱三万缗，东路存留盐本钱二万一千缗。东路九万箩，内有西客改指请东盐者，以二万箩为率，毎箩依东客改指西盐例，纳通货钱七百文，计上件一万八千缗。东盐六万箩上，毎斤增收西路漕计钱二文二分，计上件〉合西路正钞钱三十万缗，为五十八万缗，可充广西漕司一岁之用。”既而漕司又言：“比旧行钞法之时，有増支钱十八万缗，未有补足。”庭直乃奏乞广东为十万箩、广西八万箩，诏吏部尚书郑少融与给舍施圣与、宇文子英、葛楚辅及体仁详议，议者皆以为可，于是检正官王诚之、都司陈安行、谢务本、王吉老拟定，如庭直所乞十万八万箩之数，仍严私贩之法，重官鬻之禁，既命南库、户部、广西帅宪司、湖广总领所，岁共捐二十万缗以补广西漕计之阙〈户部合得广东盐司钱一万二千馀缗，改赴西漕，令南库拨偿。免西漕合起靖州钱三万缗，令户部科降。广西合起鄂州大军钱十万缗，免起解，令总所通融广西，诏发广东鄂州大军钱二万五千馀缗，令广东于正钞钱内起解。广西帅宪司合得钱七千缗并免，桩广西漕司一年杂支钱三万缗，令节省一万〉，又出祠牒、㑹子四十万缗，贷漕司，为岁计之用〈㑹子二十五万缗、度牒三百道，计十五万缗〉，诏可，其年十二月乙亥也。后数日，擢庭直太府寺丞，又数日，除广东提举盐事司行其法，明年正月，体仁亦除吏部侍郎，四月，诏以体仁陈奏二广利害，深知民瘼，除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旋迁敷文阁待制。十五年三月，又诏以体仁宣劳累载，升敷文阁直学士。

广西穷逺，自乾道以来，盐法更变不常，凡商人之稍有资财者，皆迁徙而去，商贩既不通，官般又罢，而军食遂阙，广东提盐韩壁首陈其不便，事下安抚司〈十年十月戊子〉，庭直时已陞本路运判兼提盐司，二人初不为之变也，久之，又并广东西盐事为一司〈十二年十二月甲子〉，通以十六万五千箩为额〈广东九万五千；广西七万〉。体仁寻奏言：累年诏卖之数，通不盈十三四万箩，乞减为十五万，仍罢通货钱以便商贩，从之〈十三年九月乙巳〉。盖自行钞法五六年间，州县率以钞抑售于民，其为害愈甚于官般之日，人甚苦之，其秋，胡子逺为侍御史，首论：“广东盐钞为民深害，皆由仪之附下罔上，文过遂非，固位患失，甘心害民以至于此，乞行镌黜，正其欺罔之罪。”上谕以当先易帅臣，徐议镌黜，三省拟用赵彦肤〈公硕〉，上曰：“负荷不得，可别选人。”枢宻院黄徳润、留仲至继奏事，上曰：“广西帅，湏得平心人为之，庶㡬不至轻易改法，如贾逵平穏可用，近有㣲疾，潘景圭有才亦穏，卿等更与丞相议之。”既而贾、潘皆以母老辞，议久不决，子逺亦上疏言之，周丞相乃奏以应寺丞〈孟明〉知静江府，召体仁赴行在，上因言广西盐法利害相侔，如闻侍从中有人亦主客钞，仲至曰：“臣久在广中，备知利害，事关两路，若轻改法，即两路纷纷，湏且因其弊而救之。”上曰：“今除孟明，与仪之为代，朕当亲札与之，止可举偏补弊，未可轻易改法。”时九月甲寅也。子逺再奏乞寝体仁召命，上赐亲札云：“已差应孟明详究利害事寔以闻，所以不令朝辞，恐夺于䑓臣议论，使之掣肘，不能平心处事。若盐钞果害于民，仪之岂得轻恕乎？”孟明至官，首奏：“本路见今以钞盐抑勒民户，流毒一方，且都盐司不支本钱，盐丁散走，人户多有请钞而未得盐者。又人户以产业抵当请盐钞，亦有已业既尽，借荒田砧基以充要约者，不若复旧法，令漕司官般官卖，以解愁怨。”十六年正月壬寅进呈，上谓大臣曰：“始议行此事时，先遣胡庭直往体量，非不详审，往往止是扶同仪之之说，今为所误，宜令孟明条具更改，如人户有未支钞盐，湏令尽数支还，今不可复失信于民。”丙午，诏体仁予在外宫观，从所请也。先是，朱晞颜除广西小漕，入辞，上谕㑹同孟明审究盐法利害，晞颜奏：“今钞以客为名，寔无客商，乃强税差之家，使之承认，至于破产而后止。况静江官般之时，毎斤百文，自变为客钞，毎斤百三十文，尚何便民之有？”子逺乃见上，乞重黜体仁，仍从两司所奏，依旧法行下。丙辰，诏体仁落职学士，罢宫祠，送袁州安置，擢知琼州王光祖为都提举广南路盐事，同帅、漕二司一面措置，毋致再有科抑之弊，仍截拨本路诸州应起湖广岁计钱十五万缗，补助今年支用，除髙、雷、化、钦、廉五州卖二分盐外，令官般官卖〈廉州盐毎斤二十二文，主户月卖三斤，客户二斤，寡妇一斤半。雷州盐毎斤三十二文，毎年主户一丁食盐十二斤，客户减半。化州吴川县盐毎斤三十文，石城县三十五文，石龙县三十八文，高州茂名县三十二文，电白县四十五文，信宜县四十五文。钦州盐毎斤四十五文，上户月卖三斤，中二斤，下户一斤半〉馀盐令东路漕司岁卖七万五千箩充上供。

绍熙元年冬，用广西提刑吴宗旦之请，颇损五州盐直、盐数，又用广东提举刘坦之之请，减钞盐一万箩，戸部奏：“如是则暗失经费六万三千馀缗”，然光宗不之靳也。二年秋，广东复言六万五千箩犹有未售者，乃又减五千箩。盖广东潮、惠、南恩三州，既自产盐，而官复般卖，由是往往计口抑售于民，自绍熙以后，朝廷暗损经费十万缗，而科抑少减矣。

蜀之眉、彭、丹棱，嘉靖之洪雅等县，皆有石脚井筒，其实硝也。在多悦者谓之山门，彭山者谓之瑞应，此二井尤盛，然必得隆、荣诸井之卤对炼，而后可成盐〈隆、荣诸井煎盐既成，其水之尤苦冽者，弃之不用，炼而成饼〉，食之者得泄利之疾，官未榷盐时，小民或私煎求利。元丰三年，立法禁止。崇寜初，张天觉为尚书右丞，建遣成都府路常平司勾当公事句居体，兼措置两川盐事，俾之监榷，天觉罢，尚书省言丹棱、洪雅等县，多有石脚井苦盐，不堪食用，乞依元丰法，禁人开炼，并罢居体，従之，三年十一月戊寅也。绍兴中，瑞应郷民户，始有盗贩卤饼拌和硝石煎成小盐低价以售者，有司因为拘榷，凡三十六井，岁输官钱万七千馀缗，既而总领所以为不便，言于朝，复行栈闭，以其课额均于邻近嘉、荣、隆、简四州之井户，谓之石脚钱。绍兴二十四年也。及嘉定五年，多悦民有犯法私炼者，州既抵罪，制置大使闻之，即遣秉义郎、新䕫州路兵马都监杨仲端往山门措置，其年九月也，自后月得小盐一万五千斤，皆不用引钞，径行发卖，岁责息钱一万九千二百缗，然盐既苦恶不可食，率以抑售土居之人，盗煎私贩者因亦肆行，官不敢问。议者谓元丰立法者，参知政事蔡确也，崇寜禁止，右仆射蔡京也。财用虽乏可以大制司，而为京、确所不为乎？则失之矣。

自曽钦道为版书，欲急见理财之效，始与提领㑹子库官陈弥祚、李若水，共议依川钱引例立界，毎界一千万缗，两界相沓，行之乆矣。其后毎界増为千八百万缗，至第七界又増为二千三百二十三万缗。开禧用兵，又依四川例，亦以三界通行，而第十三界累増至四千七百五十八万九百馀缗，民间折阅滋甚。

嘉定庚午春，第十一界㑹子当满，朝廷先期命刑部曽尚书〈焕〉等，置局拘换，于是与其寮奏言：“第十一界㑹子为三千六百三十二万六千二百三十六贯八百文，乞以鬻爵，及出卖没官并诸色名件，拘回旧㑹。”许之〈嘉定三年五月甲寅降㫖〉。所谓“名件”凡九：一曰打套乳香钱，约一百六十馀万缗〈谓榷货务见在散乳香十六万七千七百馀斤，可打一百万二十套，毎套价减钱一百文，作一贯六百文〉、二曰出卖诸路没官田，价钱约一百二十二万馀缗〈谓户部具列诸路未卖官田，计价钱一百二十二万七千四百三十六贯九百文，限三月，许人户以第十一界㑹子承买也〉、三曰出卖告敕绫纸补帖一千四百道，计价钱四百四十万缗〈谓迪功郎告，毎道一万贯；承信郎告，八千贯；进武校尉绫纸，四千贯；进义校尉绫纸，三千贯——以上四色各降一百道。上州文学敕，毎道八千贯；助教告，毎道五百贯——已上二色各降二百道。进武校尉帖，毎道二千贯；不理选限将仕郎绫牒，一千贯——已上二色各降三百道〉、四曰左右迁转官循资告九百四十道，共计价钱三百三十万馀缗〈谓宣教郎转通直郎一官，计七千贯；承务郎至宣教郎，毎官五千贯——已上二色共降一百道。训武郎转武翼郎，一万贯；修武郎转训武郎，五千贯——已上二色共降四十道。选人循资，毎员三千贯，共降四百道。承节郎已上转官，毎官四千贯；承信郎转承节郎，三千贯——已上二色共降四百道〉、五曰封赠冠帔敕诰六百道，计价钱二十八万缗〈谓生封安人诰，毎道一千贯；孺人诰，八百贯——已上二色各降一百道。冠帔敕，一百贯——已上降二百道。赠父母迪功郎、承信郎，各五百贯——已上二色共降一百道。追封孺人，三百贯——已上降一百道〉六曰紫衣师号帖三百道，计价钱三万缗〈毎帖二百贯〉、七曰副尉减年公据三百道，计价钱六万缗〈毎年一百贯〉、八曰拘摧诸路已降未卖诰敕钱，两项计季一千四百一十馀万缗〈开禧二年四月、五月，两次抛降四总领所官诰绫纸敕帖二千八百道，计一千一百四十万贯，内湖广申巳卖三十万五千贯，淮西申巳卖一万贯，其所收钱亦不曾起发。诸路州军元抛降六百九十八道，计三百五十九万一千贯，已起八十四万五千九百二十五贯五百文，已上两项，通计上项钱，今仰将已卖钱尽数起发。如寔有未卖诰牒等，仰尽数缴申尚书省〉、九曰臣僚奏荐绫纸未见数〈承务、保义郎已上，五千贯；通事、承节郎已上，三千贯〉。后又禁铜钱毋岀都城，于是行在㑹子毎千为钱七百，诸路州县才得其半云。朝廷知其壅积，遂废十一、十二两界，而以十四界新㑹收之。壬申之冬，王釡为湖广总领，亦请以度牒、茶引两色收兊第五界旧㑹，毎度牒一道，价钱五百缗〈官卖价八百𦈏〉，又贴搭茶引一千五百缗，方许收买，仍限一月，然京湖二十一州，相去遥逺，而止置三场收兑，小民闻知后，时人情汹汹，市皆扃肆，怨嗟盈路，刘德修为制置使，以为不便，㑹总所以第六界新㑹五万缗，令江陵军民之兑㑹者，以旧楮二而易其一，徳修复自出府库之蔵，听军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恳于朝，得新楮十万缗。蜀中收兑旧㑹，凡用坐库黄金二万两、白金九十七万两，故能收千六百七十万缗，而民不甚病，湖广则无之，此其所以用茶引也。余尝考绍兴之初，东南饷军，止用见缗，是时戎马纵横，冦盗充斥，军费多矣，然未闻有钱乏之患，自绍兴末年，钱处和创行在㑹子，于时王珏亦用之于湖北诸州，今未六十年而公私之见缗存者至少，盖楮劵盛行，而铜货积而不用，是以日泄而日耗也，论其咎端，自两人始，至于曽钦道沮孝宗收换之䇿，以贻后来不可救之患，尤可叹也，后生不知源流本末，故详识之。

嘉定元年冬，四川总领所收兑九十界钱引〈元年十一月二日〉。先是，四川钱引以二年为界，毎界书放之数，止于一百二十五万，崇寜后，陕西邉事起，泛印增多而引法壊，大观间，尽罢之，仍诏以天圣书放之数为凖。建炎初，张魏公出使，复以便宜増印，自后因循不改，至嘉泰末，两界书放凡五千三百馀万缗，通三界所书放，视天圣祖额至六十四倍。逮嘉定初，毎缗止直钱四百以下，议者患之，总领财赋陈逢孺乃与僚属议出库筦金银、度牒，与民收回半界，金每两直六十缗，银每两六缗，二百度牒，每道一千二百缗，度库筦所藏，可直一千三百万，议论凡数月，至是，忽行下诸州，听民间以旧引输官课，及赴利州市金银，期以岁终，官司毋得受，榜出，民闲大惊，先是总领所岁受诸州县金银，例多亏下，其补亏之数，乃以钱引折纳，令项收支，而库管金银亏下如故，民间颇知其事，又四川诸州去总领所，逺者至千数百里，而期限已迫，往来或不及，且受给之际，吏縁为奸，折阅已甚，于是单丁弱客皆不敢行，一引之值仅售百钱，咨嗟怨泣，其声载道，后旬日，制置使吴德夫知之，乃揭榜，除收兑一千三百万引外，其馀三界依旧通行使用，又檄总领所分取金银，就成都置场收兑旧引，民心稍定，时宣抚司方与总领所比，故移书东南，以为德夫沮壊其事，论者亦但谓钱币专属总计台，制司无所预，繇是不直德夫云。

陈逢孺既收钱引半界，而引直仅为铁钱五百有奇，若闗外用铜钱，每引止直百七十二钱而已。制置大使安观文患之，庚午春，议欲复收半界，提举茶马张东父〈名震，龙㳺人，尝为军器监〉，首出马价宽剩钱三百万缗为助，大制司益以二百万缗，既而遂欲尽收九十一界钱引二千九百万缗，其千二百万缗，合诸司之力，千七百万缗，令民间引毎百引，贴纳三十引收兑，逢孺谓：“三年三兑，失信于民，且贴头太多，民有折阅之患，不如量力，止毁九十三界新引千二百万缗，如此即止馀两界通行，公私皆受其利。”安公怒，即榜谕军民，以为“九十一界钱引系前宣抚程松増印五百万道，所以钱引价低，军民皆受其弊，今使司措置，与茶马两司收凿五百万外，馀二千四百馀万，合系总领所以新引收兑，自七月十七日以起，如支军人折估，并合以新引支遣，如欲支旧引，即合支贴头钱，所有九十一界钱引，自十月以去，断不行使”，檄至，逢孺坚持不行，安公益怒。六月辛酉，逢孺方视事，有御前军四人直入吏舍缚都副吏三 人以去，逢孺愠，即以印付属官，称疾，申大制司，乞致仕。先是，诛曦之岁，副宣司遣官刬刷四路钱物，得五百万缗以助总所赡军，已三年矣，至是，或言讲和罢兵减汰之后，用度日省，总所岁计已是有馀，当还制司元日所寄五百万缗，以备对凿。其参议官毛伯玉〈名𤪟，泸州人，时新除潞州提刑〉等，调䕶久之，卒兑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馀万缗，其一千二百万缗，以茶马司羡馀、大使司空名官告、总所桩管度牒金银对凿，馀以九十三界收兑，又创造九十四界钱引五百万缗，以收程东老所増之数，应民间输纳者，毎引百，贴纳八千，盖二司之说并行，然总所收兑旧引，皆以金银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银三分，银色下而秤亏，官吏因以为利，其实毎旧引百，贴纳二十引乃得之，应民间已用旧引输官者，总领所复却还，令兑新引，卒不能守其初约也。所谓大制司二百万缗者，其半以三路盐井户月额毎三万斤科卖不理选限将仕郎一道，计值千缗，三路十七州，共卖一千道，计直百万缗，其半则以给卖没官盐井——旧民户没官之井，自建炎以来，依坊场法，召人投买，除引息土产税钱外，量増课息，嘉定元年，逢孺始従总领所榜卖，给为永业，得钱数十万缗。至是，大制司以为计司速于求售，酬未当直，再召人实封投买，又得钱近百万缗，初下令悉输旧引于官，以充对凿之数，后潼川刘师文侍郎申明，复令自十二月以后，尽输新引。

盖自元年三月，两收旧引凡二千五百万缗有奇，而引直遂复如故，向使计司非有桩积金银之富，又安能收此滥而不行之劵乎？今四川诸郡岁输黄金千五百两、银十六万馀两，而总所大率有收无支，掌计者谨视而善藏之，则子母相权，引法终不壊矣，故详志之。

东南㑹子，有四品，自一贯至二百，盖便于转用也。川钱引则分一贯及五百而已。丁卯岁，陈逢孺以用不足，始创小㑹子，杨端明为制帅，深不乐之，西川皆不用。吴德夫代镇蜀，与逢孺厚，下令官民悉许流转，州县所备场赋输，悉不肯受，由是不敢行，后但以其五万缗收兑旧引于剑外诸州，已而亦废，是时宣抚司又为金银㑹子，后亦不行。

嘉定元年十一月庚子，四川初行当五大钱，时陈逢孺总领财赋，患四川钱引増多，乃即利州铸大钱以权其弊。三年夏，制置大使欲尽收旧引，乃又铸于卭州焉。利州绍兴监钱，以“圣宋重宝”为文，其背铸“利一”二字，又篆“五”字。卭州惠民监钱，以“嘉定重宝”为文，其背铸“西贰”二字，又篆“五”字。两监共铸三十万贯，其料例并同当三钱，时议者恐其利厚，盗铸者多，而总领所方患引直之低，则曰：“纵有盗铸，钱轻则引重，是吾欲也。”方钱之未行也，眉人有里居待次者，又欲创一监于眉州，论者以为丹棱虽产铁，岁额不多，而本郡又无薪炭，眉山之人亦以为不便，上下骚然，数月乃罢，由是止铸于利、卭二监焉。

绍兴末，黄择之仁荣守永嘉，始建鬻官田之议，至乾道初，为钱七百万缗，而未售者不及四分之一〈二年十一月，户部奏已卖到五百四十万贯，未卖者一百六十万贯〉，朝廷仍并营田卖之，两浙漕副周淙言：“本路营田已佃者九十二万六千馀亩，若鬻之，惧失租课。”四川总领所亦以不便为言，乃诏除四川外，尽行出卖〈三年六月〉，后又诏没官田产，除两淮、京西、湖北勿卖外，江浙、闽广、湖南八路，以田计者六百四十二万亩有奇，以地计者二万一千亩有奇，以屋计者八千四百间有奇，共估钱五百十六万馀缗，遂命将作监丞折知常往浙西，司农寺丞叶翥往浙东〈元年正月〉，监登闻检院张孝贲往浙东，主管官诰院周嗣武往江西措置〈是年四月〉，始限一季，继展一年，至淳熙初，已折封者，仅一百六十二万馀缗，而直之未输者犹四之一，未鬻者尚三百五十三万馀缗〈元年六年户部具到〉，盖估价之初，豪民大姓请嘱官吏，相为欺隠，其已卖者，皆轻立价贯，上色之产也，而中下之产，估价反髙，是以不售，于是言者以为不若且令元佃之家著业纳租，一岁之间，犹可得米数万石，从之，寻命诸路权住卖〈三年二月〉。后数岁，复用军器监主簿陈杞言，并营田、沙田出卖〈浙西、淮东、江西三路，元括到沙田二百八十万馀亩〉，议者多以为未可，未几浙西提举王尚之言：“平江一郡，已有当卖田十二万四千馀亩，岁收租二万石有奇，乞别择拘催，或遇歉岁，得以接济。”从之〈六年十月〉。久之，言者又谓尽鬻官田以为常平水旱之备〈十四年六月〉，事虽施行，后亦不究也，大抵十二年间所鬻官田，实不过七百万。

关外营田，始于郑亨仲，阶、成、西和、凤、金、洋州、兴元府皆有之，而洋之西乡为最。其初因兵火后，民多失业，故募人使耕之，量收租利而已。休兵日久，垦辟岁增，营田之家，惧官之增赋也，每三四岁则率投状退佃，而赂总所之吏，使蠲其租，在绍兴中，岁课十二万斛有奇，乾道末，损为十万，至嘉泰初，才八万斛而已。隆州学官张均子和尝为西乡主簿，知其本末，即与王得和言之，得和分遣官属八人按行，且揭榜诸州县，大略云：“营田户所侵官田甚多，若按行亩目增立税租，所有当数十倍，今不欲扰民，仰民户自陈増垦之数。山田亩收二升；陆田四升；水田六升而止。”下戸惧，皆以实告，独豪民大姓则宻赂行遣胥吏，以为无侵，给公据与之，由是有鬻公据之谤矣。诸大姓既不喜郭子明，心欲害其事，凤守某人者，大将之弟，郭氏之婿也，遂激而成之，子明亟降榜抚定，至欲调兵，时官属行营田者凡半岁，费总所钱万馀缗，州县供亿又倍，子和始议可增三十万斛，及是所増才八千斛，而麦居多焉，未及秋成，得和罢去，陈日华代之，尽返其旧额，颗粒不收。

剑外诸州之田，绍兴以来，久为诸大将吴、郭、田、杨及势家豪民所擅，赋入甚薄，议者欲正之而不得其柄，吴氏既破，安观文为宣抚副使，乃尽经量之，金州守臣宋子钦曰：“此州疮痍甫瘳，邉民恐不可尽其利，官一入境，将散而之四方矣。”于是除金州外，凡兴元府、洋、沔、阶、成、西和、凤州、大安、天水军二十县，经量之数，大抵増多，而亦㣲有所损。旧九郡家业钱凡一千一百五十七万九千馀缗，二税十四万五千六百馀石，夏秋役钱十五万七千馀缗。及是经量，宣抚司命别上中下三等以定田之髙下，分三等为九则，以钧赋之重轻，而所委官吏，务于増多，未尝行历乡社，躬亲履亩，往往强令有田之家増认租数，而民始怨矣。増亏相补，视旧籍凡増家业钱二百二十九万七千馀缗，二税三万五千八百馀石，役钱三万五千馀缗，安公辞制置大使表中所谓“田庐之均一有伦”，盖指此也。其后代者刘师文言：“上件所増，初非田土之广袤，亦非户口之繁滋，于民有害，于公无益，乞尽行除免。”谏官应武纬之，亦以为言，于是尽复其故焉。

钱良臣以太府少卿为淮东总领，龚实之秉政，闻戸部岁拨淮东赡军钱六百九十万缗，而本所岁用六百十五万缗而已，因奏遣户部员外郎马大同、著作佐郎何万、军器少监耿延年，分往升、润、鄂三总司，㸃磨物钱，时淳熙三年九月壬子也。㑹良臣以岁用不足言于朝，乞借拨，实之奏令所委官一就驱磨，而近习者恐赇贿事觉，极力救之，实之不顾。十二月，万奏总所侵盗大军钱粮累数十万，实之奏下其事于有司，次日，御批令具析，既又改为契勘，俄中㫖令良臣赴阙奏事，明年正月，除起居郎，六月，除中书舎人，又明年四月，除给事中，六月，除签书枢宻院事。其为舎人，实之去位才十二日也，英州之祸，预有力焉。延年时已迁将作监，万年迁著作郎，坐实之党，罢去〈延年，六月丙戌罢；万，六月甲午罢〉。盖延年尝言湖广总所钱物，有别库别历，所收已行改正，故与万并迁，而大同无所举觉，二人既黜之两月，大同乃自宻院检详文字迁右司员外郎，翺翔累年，然后补外。盖三总司苞苴贿赂，根株盘结，其来已久，非一日故也。

乾道初，有孙大雅者，知秀州，以发奸摘伏，除直秘阁，未逾月，大雅又奏书一编，凡四卷，名曰《州郡拘催上供钱物格》，大略言：“本郡上供，岁为六十八万四千缗有奇，其窠名有九，有岁入者，有季入者，有月入者。臣皆釐为月入，即以所置之籍，于次月之旦，考其未足者催焉，且加罚于其吏，而次月补矣，由是而有拖欠者，臣则未之见也。此即汉之大司农掌诸钱榖金帛货币，郡国四时所上月旦见钱榖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之意。臣所领郡，元年上供钱六十八万缗，已并入于大农，更无拖欠，敢昧死以献。”二年正月癸酉也。奏入，诏“孙大雅奏汉上计之法，朕谓可行于今，令侍从、䑓諌参考古制进呈。”㑹殿中侍御史张之纲以忧去，而右司谏汪涓补外，于是监察御史张敦实、刘贡言：“汉虽有郡国上计之制，而武帝五十馀年之间，一受计于帝都，三受计于方岳，或以三月，或以十二月，至宣帝黄龙，诏书有云：‘上计簿，文具而已。’则在西汉，已不能无弊矣，况今日䏻尽革其伪乎？光武中兴，岁在正月旦，临轩受贺，而属郡计吏皆在列，言属郡计吏，则逺方者多在东汉未必皆至，况今日川广之逺，其能使如期毕至乎？莫若岁终，令户部尽取天下州郡一岁之计，已足未足，亏少亏多之数，依常平收支，户口租税之例，并皆造册，正月进呈，丞相选一人考核，而名其殿最。”事下户部，权户部侍郎曽懐言：“诸路州军逺近不一，若取㑹齐足儧造，亦恐后时，乞令各州具合发上供钱帛粮斛数目，岁终造册，正月遣人投进，仍立式行下。”从之，其年三月丁未也。识者谓䑓臣所奏，可谓仁言，若上计之法果行，则公私急迫，久矣寿皇卒不施用，盖以此夫？

《庆元㑹计录》者，始用殿中侍御史姚愈建请，命金部郎中赵师炳、户部郎官杨文炳编集，三年三月书成。

郑亨仲为四川宣抚副使时，本司有随军、激赏、抚养、降赐四库，其数颇伙，赵徳夫不弃来总计，欲尽取之，亨仲不与，由是有隙，及亨仲得罪，本司桩坐钱至五千万，诏分拨赴行在，馀命总领所拘收。

乾道三年五月，吴信王薨，六月，复除宣抚使，九月，虞丞相入蜀，宣抚司随军、抚养二库见在钱引八十九万缗、金五千三百两、银一万一千两、帛八千五百匹皆有奇，此绍兴末，吴信王为宣抚使时所储之数也。

五年三月，虞丞相召，七月己巳，王公明为枢使入蜀，两库见在钱一百二十四万缗〈随军库一百五万；抚养库十九万〉、金八千一百两〈随军库七千八百八十馀两；抚养库二百五十馀两〉、银五万一千两〈随军库四万九千馀两；抚养库二千六百馀两〉、帛四千三百匹〈并随军库〉亦有奇。

八年九月，王公明召，十月癸亥，离司，两库见在钱六百八十九万缗〈随军库六百七十七万缗；抚养库十二万〉、金一万两〈随军库九千六百六十两；抚养库三百四十两〉、银五万一千两〈随军库四万九千七百两；抚养库一千三百两〉、绢八千一百匹〈并随军库〉亦有奇。然随军库管朝廷封桩度牒钱四百四十万缗，又有未偿茶马司买马钱四十七万馀缗，则两库实二百一万缗也。是岁，宣抚司迓虞丞相，支遣及造器物共用金三百两、银六千五百两，而钱帛不与焉。十二月晦，虞丞相至兴元，两库见在钱六百八十二万缗〈随军库六百七十二万四千缗；抚养库九万七千缗〉、金八千二百两〈随军库七千八百四十两；抚养库三百六十两〉、银四万六千两〈随军库四万四千五百两；抚养库一千五百两〉、帛四千六百匹亦有奇。

淳熙元年二月癸酉，虞丞相薨，两库见在钱七百四十三万缗〈随军库七百三十七万二千缗；抚养库六万三千缗〉、金八千二百两、银四万六千两〈细数目乾道九年十二月〉、彩帛二万三千四百匹〈随军库二万二千四百二十匹；抚养库九百八十匹〉亦有奇。盖増虞公所携度牒，直一百五万，视王公明时减五十万，而无负茶司钱，宣抚司可用之钱，大率二百万缗。尔是年三月丙申，郑仲一出使，七月丁亥，仲一复为叅知政事，应本司见在银钱物帛，令总领官赵和仲〈公说〉尽数拘收令项桩管，令湖广总领所遣属官一员，同本所官纽计除措，八月庚午，又命宗正丞李叔玠〈圭〉兼权户部郎官，往兴元拘催宣抚司钱物赴行在。虞公之将没也，奏言拘籍到总领所，积年岁用外，金钱七百九十馀万缗，合本司所积为一千二百六十馀万缗，故命取焉。十二月壬午，复置宣抚司，以枢宻沈徳之为使，见拘收本司，但于钱物军器等依旧归还，寻又诏应于旧属军中场务，并还诸军，宣司毋得取，命下，沈枢大不乐，时汤朝美为右司諌，复奏罢宣抚司，二年六月庚戌，从之，于是吴挺已为兴州都统制置司，利源多为所擅，前后二十年，财帛不胜计矣。

祖宗时，蜀中上供正赋之外，惟有三路绢纲三十万匹、布纲七十万匹毎，匹为直三百文，而茶、盐、酒皆未有管榷，是上供之外，一岁供于地方仅三十万缗也〈绢直九万；布直二十一万〉。自元丰榷茶，岁为百万，市马以赴中都，而所出已三倍于祖宗之世矣。炎、兴以后，关陕之兵转而入蜀，岁用率三千万缗，则民力大屈，然犹有可诿者曰：“兵以卫民，亦蜀用也。”而养兵之外，又有竭泽者焉。

楼仲耀宣谕陕西，于四川无预也乃，取蜀中金四千两、银二十一万五千两、绢八千匹、钱九千缗、钱引一百万，其归也，遂以为激赏库之献，此其一也〈绍兴九年八月丁卯行府归束〉。

郑亨仲之罢宣副也，诸库之储近五千万，制置司仅留二十万缗，馀分拨赴行在者，不知其数，此其二也〈十八年五月甲申指挥〉。

王瞻叔之括白契也，得钱凡四百馀万缗，而蜀中大扰，沈徳和言于朝，初命总领所桩管，既而吴挺乞拨其若干买进马〈隆兴二年十二月丙申指挥〉，又拨一百五十万缗赴南库〈乾道元年五月辛亥指挥〉，又拨五十万缗并赴湖广〈乾道元年十月己丑指挥〉，最后曽钦道又乞拨所馀二百六十五万馀缗赴西库〈乾道二年三月壬寅指挥〉，而蜀中不复得一钱矣，此其三也。〈《实录》初书四川总领所所拘收白契税钱四百馀万，于内支拨，令吴挺买马；次书于见管三百八十馀万贯，内拨一百五十万赴南库；次书湖广总领司马绰，奏已承指挥取拨四川白契钱一百五十万贯，乞更拨五十万，从之；最后乃书曽懐言白契钱已支使起发外，有二百六十五万馀贯，乞尽数起发。以此计之，前后总为六百十五万缗，而买马钱不预，与元桩管数不合，今细考湖广一百五十万，恐即是南库改拨窠名，而司马绰续乞五十万，疑虽得㫖而未曽起发，盖二次实起过四百一十五万馀缗耳。所谓三百馀万缗者，疑是初令吴挺取拨二十万买马，先豁此数，后来不曽取拨，故犹馀二百六十五万也〉

虞雍公之薨也，宣抚司桩积及拘到总所岁用外，钱共为一千六百二十万〈八百三十馀万桩钱积；七百九十馀拘到〉。初遣户部郎官丹棱李圭叔玠〈圭〉奉使起发〈淳熙元年庚午指挥〉，叔玠持不可，上颇难之，㑹复置宣抚司，事得暂止〈十二月辛巳〉，既而宣抚司再罢，乃命总领所桩管〈二年六月辛酉指挥〉。淳熙初，龚实之丞相事，始奏损四川缗钱之赡湖广者四十七万缗，以减酒课〈三年六月〉，既又暂损其馀一百十九万缗者，凡五年，以为邉备〈四年二月〉，自是计所桩积稍充。光宗登极，又因刘徳修少监有请，再损三年之出，凡四百六万八千缗〈毎年一百三十五万，又与淳熙四年之数不同，当考〉对减盐酒重额钱，即此钱也〈淳熙十六年四月己巳指挥〉。然四路常岁实发止六十万缗而已，又以买发物价计之，折阅中半仅为三十万缗，杨嗣勋时总蜀计，又樽节三十万缗以益之，自绍熙癸丑以后，对减九十万缗之数以为常，迄开禧丙寅，凡十有四年，蜀人霑减放之恩，无虑一千二百六十馀万，光宗之施博矣。

四川计司，旧属宣抚司节制，郑亨仲在蜀久，秦㑹之恶其专，始命赵徳夫以少卿为之，自是二司抗衡。开禧用兵，程松、吴曦并为宣抚，韩侂胄急于成功，遂有节制财赋指挥，且许按劾，于是计司拱手。及安观文为宣抚，荐陈逢孺总赋，逢孺事之甚谨，时蜀计空虚，而军费日伙，宣司为之移屯、减戍、运粟、括财，计司实赖其力，后以兊引事，稍有违言，逢孺不敢校也。王少监釡子益，代陈总计，先请于朝，尚书省勘㑹，军政财赋，各专任责，权臣前䧏节制财赋指挥，合行厘正，于是二司始悟，未数月，二人交章论劾，乃移子益湖广总领焉。

王子益之总计也，制置大使司奏乞减三路兵籍，以八万一干人为额，有阙乞招填。然兵藉旧为八万九千人，曦乱后，仅存七万馀人，虽云减额八千，若尽招填，实增万人矣，会朝廷泛行下三衙、江上及四川诸军覆实诡填虚额，遂止。

三路官井，旧法令人承煎。自军兴后，总领所已依官田法，召人投买，得钱数十万缗，大使司以为未及价，复卖之，又得钱百万缗，入制司激赏库，王子益以为失信，檄止之，大使司乃以总计所负制司广恵仓米三十万石，言之于朝，子益议遂格。

关上积粮八百馀万斛，然陈陈相因，庾吏率全其扃钥，以相授受，至可食者则无㡬。嘉泰甲子正月，有言北境増戍积粮者，朝廷下制置司遣官盘量，且令除其腐败折阅之数，所有累界官吏失㸃检之罪并概豁免，时陈日华总赋，遂䧏度牒三万五千道，下总所收籴补填焉。

丁卯冬十二月，宣抚司檄东西路漕司，各籴米二十万斛，䕫路漕司十万斛，制置司抱认于成都府籴十万斛，并遣官运送至沔州，制司属官见之，皆忿曰：“我北司也，乃为若市米耶？”杨端明曰：“理不可拒，第徐为之图可耳。”时宣抚司方科民户对籴米，乃报以抱认六万斛，其半本府坐仓，其半九县对籴，既而杨公召归，事亦遂已。对籴米者，绍兴初有之，休兵后罢去，盖毎民户下有税产一石，则科籴亦一石，故谓之对籴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