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五 中华文库

常平、苗、役之政，自熙宁始。建炎初，遂罢之，其二年冬，吕元直、叶少蕴、张达眀、孙仲益在从班，奉诏讨论常平法，元直等以为此法不宜废，如免役、坊场亦可行，惟青苖、市易当罢，上曰：“青苖敛散，永勿施行。”遂置诸路主管官，追还籴本。绍兴八年冬，李泰发参政，复为上言，常平法本于汉耿寿昌，岂可以王安石而废之。九年，遂复提举官，使掌其政，然自军兴后，常平窠名，往往拨以赡军，无复如曩时之封桩矣。

免役钱自熙宁以来已有寛剩之数，建炎元年，既増射士〈六月乙亥〉，议者恐费不给，眀年，夏，乃诏官户役钱勿复减半，而民户役钱概増三分〈五月庚戌〉，三年，复减之〈七月己丑〉，其后命拨已增钱赴行在〈绍兴五年三月癸未〉。绍兴二十九年，又用赵直阁善飬议，诏品官子孙名田，减父祖之半，馀同编户差役，其诡名寄产皆并之〈三月丁丑〉。乾道二年，李侍郎若川复请令官户全纳役钱〈二月辛未〉，上初不可，既而卒行〈其年六月〉。

耆户长雇钱者，旧以免役钱给之，建炎四年，广西漕司请罢户长而用熙丰法，每三十户逐料轮甲头催租〈八月辛未〉。绍兴初，遂尽取其庸钱隶提刑司〈元年五月戊午〉，既而言者以差甲首不便者五，乃不复行，而耆户长雇钱因不复给，五年，诏其钱分季起发赴行在〈正月壬戌〉，后遂为总制窠名焉。

义仓创始于庆历元年，其法，令民上三等，每税米二斗输一升，以备水旱，后亦废。熙宁初，神宗尝欲复之，会王介甫主青苖，因为上言：“人有馀粟，藏之于家何害，而顾乃使之输官，非良法也。”乃止〈二年七月〉。熙宁末，王尚书古为司农簿，奏复行之，仍令就县仓输，自是义仓入县仓矣〈十年九月〉。元丰八年，又罢之。绍圣初，复立，然议者谓：“义仓当留诸乡，以备水旱可也。今并入县仓，悉为官吏移用，后又命上三等户输郡仓，转充军仓或资他用，故㓙年无以救民之死，失古立法之意矣。”绍兴末，赵郡王令服在户部，言州县义仓多陈腐，请岁以三之一出陈易新，又请水旱伤灾检放不及七分，即许振济，沈守约丞相持不可，上独许之〈二十八年九月乙酉〉。眀年，浙西提举吕广问言诸道常平义仓名存实无，请遣使核实，除其虚数，禁其移用〈二十九年六月壬寅〉，遂命司农寺丞韩元龙往浙西核实，得籴米钱六十馀万缗，诏别行收籴。今成都一路义仓，岁额二万七百斛有奇，除振给贫丐人外，所馀无几。绍兴五年，高平续耆为提举，遂刷本道义仓钱及金银，总为七万五千馀缗，别储米于彭、汉、蜀三州，以备籴济饥。庆元六年，宣城孟纶为提举，又欲取本道抵当本钱六十馀万缗，以市义仓米，朝廷不从。近岁，制置司又有广惠仓，乃丘宗卿所创，凡为米三十馀万石，制司自掌之，凶岁颇资其用。惟闽中魏元履处士、朱元晦先生尝置于里社，每岁以贷乡民，至冬而取，有司不与焉。今若以义仓米置仓于乡社，令乡人之有行谊者掌之，则合先王之遗意矣。

经制钱者，宣和末陈亨伯资政所创也，时方腊初平，用度百出，徽宗命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亨伯乃创比较酒务及头子钱。

头子钱者，唐德宗除陌钱之法也，五代、国初亦取之以供州用，其数甚鲜。康定元年，始令具数申省，不得擅支。政和四年，又令给纳系省钱物，每贯收五文。及亨伯为经制，遂令凡公家出纳，每千收二十三文，止供十三州县及漕计支用而已。

所谓经制钱者，其始行之东南，后又行之京东西、河北，岁入钱数百万缗，靖康初废。建炎二年冬，上在维扬，四方贡赋不能如期至行在，户部尚书吕元直、翰林学士叶少蕴乃请复之，于是先取钞旁定帖钱，命提刑司掌之，仍禁不得擅用〈十月壬戌〉。三年冬，遂命东南八路提刑司收五色经制钱赴行在：一、榷茶酒钱；二、量添卖槽钱；三、増添田宅牙钱；四、官员等请受头子钱；五、楼店务添收三分房钱〈十月戊戌〉。绍兴十七年二月，又増头子钱十三文，充经制。

迄今东南经制钱，岁入凡六百六十馀万缗，而四川不与焉。凡公家出纳，每千经总二制共五十六钱，视宣和时过倍。

总制钱，绍兴初孟富文参政所创也。五年春，高宗在平江，命富文提领措置财用，富文请以总制司为名，专察内外官司隐漏遗欠，从之〈闰二月己丑〉，于是首増头子钱三十文〈四月己未〉，其十五文充经制窠名，七文充总制窠名，六文提转两司，二文公使支用，既又请收耆户长庸钱，抵当四分息钱转运司移用钱勘合朱墨钱常平司七分钱〈四月癸亥〉人户合零就整二税钱免役一分寛剰钱，官户不减半，民户増三分役钱〈四月辛未〉，常平司五分头子钱〈八月己酉〉，并令诸州通判、诸路提刑催充总制，至十一年，浙东一路收总制钱一百八十九万缗，总诸路准此。乾道元年十月，又増头子钱，每贯十三文，充总制，是时户部岁入，视其出阙七百万缗，故有増头子钱及官户不减半役钱之令，盖补经费也。时虞彬甫当国，有赵咨者献言，所在吏禄皆除头子钱，而京百官独否，除之岁可得七十万，彬甫命都司计之，仅二十四万缗，以其不多而止，时六年四月也。至嘉泰初，除四川外，东南诸州额理经制钱七百八十馀万。

经总制钱，旧法，守贰通掌，而隶提刑司。李朝正为户部侍郎建言，始属通判，一岁所入一千一百二十万缗，其后复命知、通同掌，无岁不亏，于是议者乃复请委通判，事既行，诸道因请以绍兴十九年所入为准，时汪明远为侍御史，上疏言：“财赋所出，当究源流。是年经界初行，民输隠漏之税，盖是适然，当取十年间酌中之数为额。”上可之，然今东南诸路经总制钱，岁收千四百四十馀万缗，又多于朝正在户部之额三百万矣。乾道初，孝宗尝谕洪景伯丞相曰：“祖宗时，财赋无经总制钱。朕他时用度有馀，即令民间免输纳。”然其所入浩大，迄不容免也。

旧广西经总制银，皆随税均取于民，民甚以为患。绍兴二十六年二月，高宗用知雷州赵伯柽言，下诏禁止云〈十六年，专委通判，后五年，知、通同掌〉

四川经总制钱额理五百四十馀万缗，其一百三十一万缗赡军，一百三十四万缗应副湖广总领所，二百六十九万缗上供，六万馀缗诸郡支用。光宗受禅，蠲湖广三年钱四百馀万缗，对减盐酒重额钱，即此钱也。然四路宪司岁拨湖广钱实止六十万缗，故减之，令后三年乃下，而每岁所减，通总司抱认，亦财九十万缗，迄今遂为永例。

田契钱者，亦隶经总制司，旧民间典买田宅则输之，为州用。嘉祐末，始定令每千输四十钱〈五年二月〉，宣和经制増为六十〈四年六月〉，靖康初罢，建炎三年复之，绍兴总制遂増为百钱〈五年四月〉，后以其三十五钱为经制窠名，三十二钱半为总制窠名，三十二钱半为州用〈十七年四月〉。乾道末，曾怀在户部，又奏取州用之半入总制焉〈七年七月〉，先已诏牙税外，每千收勘合钱十文〈绍兴五年三月〉，后又增三文，并充总制窠名〈十七年四月〉，而牙税勘合之外，每千又收五十六文，分隶诸司，大率民间市田百千，输于官者十千七百有奇，而请买契纸，贿赂吏胥之费不与，由是人多惮费，隐不告官，谓之“白契”。

绍兴三十一年，军兴，王瞻叔为四川总领，乃括民间白契税钱以赡军〈十一月丁酉报可〉遣官置司会三司飞申之籍，许人告没三之一以其半给告者，嫁资移嘱隐其直者，视邻田估之，虽产去劵存者，皆倍收其赋，细民墓地亦首纳算钱，于是，除威、茂、珍州、长宁军、关外四州不括外，他三十三郡共得钱四百六十八万缗，成都等二十四州未见数，眀年，沈德和为制置使，首以蜀中括契钱不便为言，而议者亦讥其敛怨，乃下诏：“自登极赦前，有帯白契者，悉蠲之，即已输，许对折二税〈三十二年十二月戊寅〉。”命下，瞻叔乃疏驳白札子于朝，且言不愿输者皆豪强与士大夫之家，请理纳如故，诏“白契在户下者，许行首纳，仍依赦免其倍输〈隆兴元年四月丁卯〉。”时瞻叔已被章，而德和入境，遂檄郡凡三十年以前白契在户下者，悉放免之，又截成都当输总所折籴钱给民户〈沈以元年五月到官〉，瞻叔犹在蜀，三上疏争之，且言：“虞允文以买马职事疑臣张震付放甲户输金甚多，故二人以此属介。”请下御史台、大理寺鞫实，其实瞻叔以军兴，用度不给，因行一切之政，故议者非之。

其后所括钱，朝廷悉取他用，总司迄不能有也。今蜀中田契钱，诸县既有定额，大抵不能敷，则以其钱均取其牙侩，人甚苦之。〈隆兴二年十二月丙申，诏吴挺买御前马，价钱于椿管白契税钱四百馀万贯内取拨；乾道元年五月辛亥，诏拨一百五十万缗赴南库；二年二月壬寅，又尽拨赴左蔵。〉

称提钱者，郑亨仲改四川宣抚副使之岁〈绍兴十四年〉，始命益、梓、利三路茶、盐、酒课及租佃、官田应输钱引者，每千别输三十钱为铸本，于是三路每岁共得钱四十三万一千六百九十道二百九十一文，以其二十四万七千缗为铸本，又得其赢馀十八万缗有奇，以助军食之用，至今不减。

月桩钱者，自绍兴二年冬始。是时，淮南宣抚使韩世忠驻军建康，宰相吕元直、朱蔵一共议，令江东漕臣月桩钱十万缗，以酒税、上供、经制等钱应副，其后，江浙、湖南皆有之，虽命以上供、经制、系省、封桩等钱充其数，然所桩不能给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横赋于民，如江南之科罚、湖南之曲引，在上者迄无以禁之，大为东南之患。绍兴三年，李泰发秉政，为上言月桩钱害民，而江东西尤甚，请损之，遂命诸路漕臣均定，如窠名不足，取㫖自朝廷给降，不得一毫及民〈二月甲子〉，然卒不能大有所减。十七年，朝廷既罢兵，又命监司郡守将寛剩钱拨充月桩，以寛民力〈八月己未〉，其后遂减江东西月桩钱二十七万七千缗有奇〈九月乙亥，减徽、信州各五万有奇，宜州五万，抚州二万五千，江州一万，筠州、南康各六千，临江军四千，建昌军二千皆有奇〉。十八年冬，上又谕秦会之曰：“昨已减月桩钱，要当尽罢。”会之即谕版曹李仲求以经制钱赡军，然月桩钱卒不能罢。乾道中，始减广德军月桩钱千八百缗。淳熙初，又减桂阳军万二千缗。光宗登极，以月桩有数额太重，去处令台谏侍从同户部长贰详悉措画，开春当议斟酌施行，以寛民力，其年用吏部尚书颜师鲁等奏，再减江浙诸郡月桩钱十六万五千缗有奇〈袁州减二万五千；常州减二万；吉州减万七千；隆兴府、饶州各减万五千；信州减一万；抚州减七千；赣州减六千七百五十二；江、池、州、广德、临江、建昌军各减六千；湖州减五千；徽州、南康军各减四千；兴国军减三千；筠州、南安军各减二千〉。今东南月桩钱，岁为缗钱犹三百九十馀万。

又有版帐钱者，军兴后诸邑皆有之，而浙中为尤甚。绍熙元年夏，议者请令监司州郡寛属县无名之取，以纾民力，时朝请郎四眀刘俣守岳阳，会四县版帐之额为二万一千馀缗，而无窠名者万一千馀缗，乃与提刑丁端叔、漕判薛象先议，取凡无名者，尽蠲之，举一郡而言，则其馀可知矣，又其馀郡未减者，今犹存之。

折估钱者，始自绍兴初，张德远为川陕宣抚使日，供给关外大军之名也。盖诸军月支正色米之外，又有折支估钱者，故以此名之。其后衣赐、犒赏、供给、刍豢之属，通以折估为名，而其数浸广矣。

盐折估者，取三路盐引税钱而供此折色也，酒折估者，取四路场务坊店酒息钱而供此折色也，故又以折估名之，大凡一岁折估之入，凡七百一十馀万缗，其出一千二十八万馀缗，盖以籴本经总诸色窠名助其费，而籴买粮绢与夫搬运之费，八百七十二万馀缗不与焉。诸杂费约九十万缗，又不与焉。

大抵蜀中之折估与江浙之月桩，皆以赡军得名，其事相同名异，但折估犹有盐酒为之窠名，而月桩乃白著横科，尤为无艺，为今之计，要当如蜀中之法，以盐茶钱赡军，则月桩斯可免矣。

免行钱者，创始于元丰，推行于宣和，废罢于靖康。绍兴十一年，以军事未宁，始令诸道量纳〈四月丙子〉，时川陕四路岁取免行钱至五十万缗，东南又倍之。十七年，既罢兵，诏损三之一〈四月丙申〉。十九年，王大宝尚书守连州，还言于上，但免广中新循等六州而已〈五月丁未〉。二十五年，曹泳在户部，言其所取苛细，始尽罢之〈五月戊申〉。隆兴用兵后，王自外还朝，复以免行为请，上批曰：“民不可扰，难以施行。”翼日，进呈上谕，钱处和曰：“曹泳所行，惟免行一事，人至今以为是，今日岂可不依曹泳。〈乾道元年七月辛亥〉”遂不行。

麹引钱者，湖南路有之。绍兴间，乡村有吉㐫聚会者，听人户纳钱买引，于邻近酒户寄造酒曲，不得非理抑配，法非不善也，然时方用兵，而敷大军月桩钱于诸路，湖南诸郡兵火之馀，赋入鲜少，所桩不能供十之二，其刘獬者知衡阳县，始令人户买麹引，以助月桩，自是旁郡之邑皆效之，后四年，当绍兴十八年之经界法行，遂以人户田亩分为三等，上等输三千，听造酒十石，中等二千，造酒七石，下等一千，造酒三石，最下输五百文，造二石，若二石以下，则例输百三十钱，皆随夏秋税送官，自田二十亩而上，无能免者。袁州，江西凋郡也，其地西北与长沙接，自初科月桩，时漕臣韩球与郡守赵士瑗不叶，所科偏重，无所从出，遂亦于麹引中取之，每人户税钱一千，则科二百文〈八十五陌〉，凡为钱五千四百馀缗，乾道三年，王次长为湖南漕，始请禁戢，户部莫如之何，第行下，依见行条法而已，会《乾道新书》行，删改绍兴纳钱买引旧令，于是麹引钱暂罢，旋稍复行，迄不能禁也。四年，湖南提刑赵思恭又乞将衡山等八县，随宜裁酌，均于上三等户，黄仲秉为副漕，奏言：“本路三十八县不皆待此而足，岁计匮乏者独十馀县，望朝廷稍减月桩之额，以寛此十数县之不足，则麹引之禁可力行于一路之间，而九州三十八县之民皆被惠泽矣。”淳熙元年，袁州言自《乾道新书》行，月桩始大不足，户部勘当，欲权依绍兴旧法，许之。四年，张定叟知袁州，复奏：“江西始以税额均月桩，则一路皆轻，而袁州独重，今复麹引以补月桩，则一路皆无，而袁州独有，既未能减月桩之重，而反増麹引之征，非所以示公于天下。”赵子直为小漕，会本州所卖麹引之入，岁为三万缗，令本州与漕司各认其半，而麹引遂罢，独湖南如故云。

余尝论今之天下多有不可为之县，而未有不可为之州；间有不可为之州，而未有不可为之漕。若长民使部者，人人如定叟、子直之心，则麹引之征真可免矣。

身丁钱者，东南淮浙湖广等路皆有之，自马氏据湖南始，取永、道、郴州、桂阳军、茶陵县民丁钱绢米麦。嘉祐四年，诏无业者与除放，有业者减半，然道州丁米每岁犹为二千石，民甚苦之。绍兴五年，守臣赵坦请以二分敷于田亩，一分敷于民丁，诏下其议，漕司言：“如此，则贫民每丁当输二斗有奇，乞尽敷于田亩。”言者以为太重，请损其一分，诏漕司相度〈四月甲辰〉。六年，枢密院检详王迪又请两路丁钱随田税帯纳〈八月己亥〉，不果行。十四年，知永州罗长源言于朝，遂尽放湖南诸郡丁钱〈十月庚子〉，然上供桩数则如故，后十馀年，杨良佐邦弼为漕，乃奏除之。

江东诸郡丁口盐钱者，李氏有国日所创也，盖以秦州及静海军〈今通州〉盐货，计口俵散，收钱入官，其后失淮南，而盐不可得，既又令折绵绢输之，民益以为病。眀道二年，范文正公为江淮安抚，乞会一路主户，以见在盐价，于春时给盐食用，随夏税送纳价钱，奏可，其后谓之“蚕盐”者此也。

两浙身丁钱者，始，未行钞法以前，岁计丁口，官散蚕盐，每丁给盐一斗，输钱百六十六文，谓之“丁盐钱”，皇祐中，许民以绸绢依时直折纳，谓之“丁绢”，自钞既行之后，盐尽通商，而民无所给，毎丁仍増钱三百六十文，谓之“丁身钱”。大观中，始令三丁纳绢一疋，当时绢贱，未有倍费，后物价益贵，乃令每丁输绢一丈、绵一两，皆取于五等，下户民甚病之。建炎三年，诏以一半折绢，一半纳见钱〈十一月丁未〉，于是岁为绢有二十四万疋、绵百万两、钱二十万缗。绍兴初，又用严守颜之言，増得解人免丁钱〈三年四月甲午〉。二十五年，上念浙民之困，特免丁绢钱绵一年，以内府钱帛偿户部〈八月己丑〉。乾道元年，孝宗以两浙岁涝，又免灾伤郡邑身丁钱十三万七千缗、绢十六万三千疋皆有奇〈二月癸卯〉，惟临安以驻驆所在，每三年辄一下诏除之，岁满复然，至开禧元年十二月，御笔浙路身丁钱自今永与除免，恩施浸溥矣。先是绍兴末，吕公雅广问为浙漕司，以湖州丁绢多所隐漏，乃给甲帖付民户，俾自排丁名，得四十万丁，每丁为钱一千四百、绢八疋有奇〈三十一年四月丁未〉，眀年，守臣陈之茂因请折绢，以五千为疋仍止岁额为定，不以添丁而増赋，诏皆可之〈五月丁巳〉，自是湖州以五丁科一疋矣，未几又増以七千为一疋，乾道八年，余处恭为乌程令，请于朝，乞以七丁科一疋，曾钦道秉政，奏行之，自是为例。

两淮丁钱者，不知所从始。乾道末，诏民户一丁充民兵者，本名丁身勿输〈七年八月丙辰〉。

二广丁钱亦不知其所始，广西郡县贫薄，凡民间父祖年六十以上，而身丁未成者，亦行科纳，谓之“挂丁钱”。绍兴初，诏令本路监司约束〈二年郊赦申眀〉。

大抵丁钱多伪国所创，余尝谓唐之庸钱，杨炎已均入二税，而后世差役复不免焉，是力役之征已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输钱以免役，而绍兴以后，所谓耆户长保正雇钱，复不给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钱而论之，力役之征，盖取其四焉，设有一边事，则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子曰：“有布缕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今布缕之征，有折税，有和预，四川路有激赏，而东南有丁绢，是布缕之征三也。粟米之征，有税米，有义仓，有和籴〈川路谓之劝籴〉，而斗面加耗之输不与焉，是粟米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输之，盖用其十矣，民安得不困乎？余恶夫世之俗吏，不知财赋本末源流，顾以趣办为能而拨其本也，故详录其事以待上问而出焉。〈闽浙湖广丁钱，在国初岁为四十五万缗，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尝除之，后又复〉

僧道士免丁钱者，绍兴十五年始取之〈正月癸酉〉，自十五千至二千，凡九等，大率律院散僧丁五千，禅寺僧、宫观道士散众丁二千，长老知观、知事、法师有紫衣师号者，皆次第増钱，六字、四字师号者，又倍于是，岁入缗钱约五十万缗，隶上供。二十四年，以紫衣师号不售，乃诏律院有紫衣师号者输钱，视禅刹禅僧及宫观道士有之者，输丁钱一千三百有奇〈八月癸巳〉，至今以为例。初，取免丁时，立法年六十以上，及病废残疾者听免，后诏七十以上乃免之。然今浙中诸大刹及都城道观，多用特㫖免徭役科敷，而州县反以其额敷于民间，大为人患。

田四厢钱者，自绍兴十三年春，以䕶军统制田晟所部人马隶马司，眀年，有㫖令四川岁拨总制钱一百七十三万馀缗、绸绢四万七千馀匹、绵五万四千馀两赴鄂州〈十四年二月戊戌〉，盖此钱本供晟军费故也。二十九年，军事将兴乃以其十五万缗还四川应副，増招军兵岁计〈六月壬辰还二十一万，七月庚戌又増之，益路二十万，利、梓、䕫路通减五万〉淳熙末，又以其馀缗对减四川盐酒重额〈十六年四月乙巳〉，详在〈经总制钱〉事中。

市舶司者，祖宗时有之，未广也。神宗时，始分闽、广、浙三路，各置提举官一员，本钱无虑千万缗，海货上供者山积。宣和后，悉归应奉。建炎初，李伯纪为相，省其事归转运司，眀年夏，复闽、浙二司，赐度牒直三十万缗为博易本〈元年七月己亥废，二年五月丁未复〉，四年春，复置广司〈二月〉，绍兴二年秋，废闽司〈七月甲子〉，寻并广浙，提举官皆罢〈八月〉，已而闽广复置。六年冬，福建市舶司言自建炎二年至绍兴四年，收息钱九十八万缗，诏官其纲首〈十二月乙巳〉。十四年，命蕃商之以香药至者，十取其四。十七年，诏于沉香、豆䓻、龙脑之属，号“细香药”者，十取其一。至绍兴末，两舶司抽分及和买，岁得息钱二百万缗，隶版漕，然所谓乳香者，户部常以分数下诸路鬻之，柳州当湖湘穷处，程限颇急，宜章吏黄谷射士李金数以此事受笞，不堪命，乾道元年春，因啸聚峒民作乱，遂䧟桂阳军，上命刘恭甫为帅，调鄂州兵讨平之。盖利之所在，害亦从此生，可为理财者之戒。

祠部度牒，治平四年冬始鬻之〈《长编》云始于熙宁元年秋，盖误〉。熙宁之直为百二十千，渡江后，増至二百千，其后民间贱之，止直三十千而已。绍兴初，李仲永初入朝见上，为上言：“今岁鬻度牒万，是失万农也。积而累之，农几尽矣，非生财之道。”上纳其言。十三年，既罢兵，遂不复鬻〈五月丙午〉，久之，复以其绝产隶其国飬士〈二十一年九月丙午〉，时王元龟尚书为国子司业，复请放行，上谕大臣曰：“大宾殊未晓朕意，人多以鬻度牒为利，亦以延人主寿为言；朕为人主，且当事合天心，而仁及生民，自当享国长久，如高齐萧梁奉佛，皆无益也，僧徒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无父子君臣之礼，以死生祸福，恐无知之民，蠹教伤民莫此为甚，岂宜广也。”辅臣皆称善，然诸路僧尼犹有二十馀万人，女冠道士万馀人〈二十六年三月甲午〉眀年遂诏换给不尽，度牒皆归礼部〈二十七年八月辛亥〉。三十一年春，朝廷闻金亮欲败盟，始放度牒，増直为五百千〈二月戊午〉，自后所放滋益多，隆兴初，诏减为三百千，因出度牒二万，鬻于江浙、湖南、福建，计直六百万缗，期以一季，州县皆抑以予民，民大以为扰〈二年三月〉，周元持御史言于上，乃损为二百五十千〈三月癸巳〉，自辛巳调兵以后，九年之间，官鬻度牒至十二万道有奇，孝宗知之，乃降诏权行住卖，时乾道五年冬矣〈十二月庚寅〉，眀年春，遂増为四百千〈六年正月甲子〉，淳熙初，又増五十千〈四年七月戊辰〉，眀年夏，诏四川度牒每道估川钱引八百千〈五年六月丁丑〉，寻诏东南度牒如绍兴之旧〈九年五月辛未〉。绍兴三年，中书门下言亡僧道度牒申缴绝少，显有弊幸，乃又増其直为八百千〈闰二月甲寅〉，自淳熙后，四川总领所岁得度牒六百六十一道，以补还酒课蠲减之数〈三年六月甲申降㫖〉，而东南诸路委都司官给卖，岁亦不下二千三百有奇，以三十年计之，是失十万农也。然僧道士有金钱而度牒不可得，故蜀中度牒，官直千引，而民间至千六百引云。今总所对减酒课度牒僧徒已输钱至嘉泰十五年〈今方嘉泰二年〉。顷朱晦翁为浙东提举，遇饥岁，亦请度牒于朝，以备籴济，盖自绍兴以来，已为缓急所仰，不可复废矣。〈度牒初以黄纸，五年易以绢，七年又易以绫〉

东南军储，始仰给于江湖转漕，绍兴元年，以寇盗多，贡赋不继，始命户部降本钱，下江浙湖南和籴米，以助军储，所谓本钱者，或以官告，或以度牒，或以钞引，类多不售，而出纳之际，吏缘为奸，人情大扰，五年，上在临安，又命广东漕臣市米至闽中，复募客舟赴行在，十一年夏，始分行在省仓为三界，界每百五十万斛，凡民户白苖米，南仓受之，以廪宗室百官，为上界，次苖米，北仓受之，以给卫士及五军，为中界，糙米，东仓受之，以给诸军，为下界〈六月癸酉〉。十八年，户部奏免和籴，而命三总领所置场籴之，上大喜〈闰八月庚申〉。旧制，二浙江湖岁当发米四百六十九万斛〈二浙一百五十万；江东九十三万；江西一百十六万；湖南六十五万；湖北三十五万〉，至是欠一百万斛有奇，乃诏临安、平江府及淮东西湖广三计司，岁籴米百二十万斛，浙西七十六万斛〈行在省仓上界六万石；中界五万石；下界二十五万石。三界外，临安府行在省仓场二十万石，平江如之〉，淮西十六万五千，湖广、淮东皆十五万〈十八年闰八月甲子〉。二十八年秋，户部遂请二浙江湖米榷以见发三百六十七万为准数，从之〈比祖额，二浙欠三十万，江东三十万，江西六万，湖南十万，湖北二十五万。九月壬申降㫖〉，时二浙以三十五万斛折钱，盖纲米及籴场岁收四百五十二万斛也。旧，川、广、荆、湖，岁自运河漕纲至京庾，毎有浅阻之患，三十年夏，议者以建康之邓步银林，自江达湖，止遵陆二十里，请于其地置转般仓，上命江东漕臣相度为之〈四月壬申〉，然卒不果，或谓经由湖中，恐有飘失之患，故但行运河云。

四川军粮，岁用一百五十六万馀斛，其十三万馀斛岁收入〈二分税子二万五千斛，兴元府、兴、洋、阶、成、利、凤、西和州营田租十万馀斛〉一百三十七万馀斛籴买〈关内七十八万石，关外六十万馀石〉，然粮道既远，水运颇劳。绍兴六年春，吴涪王为宣抚副使，命将取秦川，必欲从陆运，赵应祥为大漕，执不可，吴迄自为之，两川调夫运米十五万斛至利州，率费四十馀千而致一斛，其冬，吴复欲从陆运，召诸路转运使持户籍至军中，邵泽民权宣抚副使，独曰：“今春驱梁、洋遗民负粮至秦川，饿死十八九，岂可再也！且宣司已取蜀民运脚钱百五十万，其忍复使陆运乎？”既上疏，立以便宜止之，卒行水运，自后席大光、胡丞公相继入蜀，率以水运为可行，于是总领所委官就籴于沿流诸郡，然民间不免受弊，而粮亦不足。十八年，符行中为总领，用其属官李景孠之策〈景孠，字绍祖，开封人，遵勖之后，贪酷吏也，终于直秘阁知䕫州〉，就兴、利、阆州置场，听客市卖，由是尽革前弊，米运充足。三十一年，金帅合嘉入寇，王瞻叔调利路夫六万七千人，自鱼关负粮至鳯州，人持七斗米〈兴元二万夫；巴、蓬、利各四千夫；文、龙、成各四千五百夫；阶州二千夫〉。旧，民夫裹粮自备，至是始给之〈自鱼关至凤州百八十里，往来六日程，日给米二升〉，然民间一夫之费，犹数十千，又多道死者。乾道初，王圣锡帅蜀，请优恤之，漕司人给三千，应用度牒八百，上命以二千予之〈二年正月甲子〉。乾道初，虞雍公自宣抚使还朝为右仆射，上问西边积粮之数，虞公奏：“臣离蜀时，近八十万斛〈乾道五年春〉。当绍兴初，关外四郡多不耕之田，故多徙诸军于内郡以就粮，如守边之兵必就食于内郡之水运，其后四十年闲，耕垦遍野粒米狼戾，有司不时措置就籴，至辛巳用兵，王之望调利路丁夫运米，一夫之费至七八十千，民力告竭，又丁夫多死于道者。臣始至宣司，即边地措置和籴，不惟省内郡水运，而边头渐有储蓄矣。亦闻王炎委孙叔豹増籴〈王公明以枢密使代为宣抚〉，但近日移兵戍黑谷等处，食者既众，或一不熟，仰食此米，必无赢馀，一日边事起，当有辛巳调夫之患。”上曰：“然。卿宜将此意谕王炎，令广作措置”其后至淳熙中，西边乃有积粮一百一十馀万斛云〈在鱼关、阶、城、西和、鳯、兴、洋、利、金州、兴元府、大安府十一处贮之〉。自符行中于利、阆等州置籴场，募商人载两川米入中，其在阆州者，泛嘉陵而上，至利州，又自利州运至鱼关，官不胜其费，又多亡失者，绍兴末，杨嗣勲总计，始用属官井研陈厚议，废阆州籴场，令商人径至利州及鱼关，仍优其直，公私便之。

行在诸军马草，每年计三百六十万束，毎束户部降本钱百文，下浙漕司，于诸州收买，其十六万缗，以榷货务见钱关子，二十万缗以本部窠名钱科降。绍兴三十一，年殿前司既献酒坊一百六十五户，部因请以其净息钱三十六万缗，专充马草本钱，而以递年合降本钱收籴马料，从之〈四月辛未〉。大抵马草料钱七十馀万。

关上诸军马料，旧于沿流诸州和籴，然实以等第分科为率。绍兴五年，冯震武传之总计，始自置场籴买，岁用大麦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斛，眀年夏，请权免和籴马料一年，许之。今西边有积料十二馀万斛，盖备军兴，非岁计所常用。

都下马料，旧以其数和籴于民。绍兴二十七年冬，言者谓江浙间沙田芦场为人冒占，岁失官课至多，明年春，诏遣户部郎中莫济子同三路漕臣按视，将以其租为马料之费〈二十八年正月癸未〉，时叶审言为御史，上言：“陛下初欲免岁籴马料，为国便民；然三路辽远，使者岂能尽行，必有强増其数，以希进者，于有力之家无加损，而害及贫民，虑致逃移，坐失税额。”因极论之，始浙漕赵清献议欲尽行沙田入官，随其肥瘠高下轻立租课，就令见佃火客耕种，如形势之家尚敢占吞，具名取㫖，事既行〈二十七年十二月乙未〉，而或不以为便，乃令见占人且行管佃净，认租课，故审言论之，寻诏第三等以下户，更不一例根括〈二十八年二月辛丑〉，后数月，又诏淮东人户检寻契要未偹，可限半年〈五月庚戌〉，俄特与放免〈五月丁丑〉，后月馀，复命并浙西、江东官户千亩、民户二千亩以下放免，馀并依元㫖増〈六月甲寅〉，时福建江海之滨，亦有新出沙田，户部闻之，遽下常平司出卖，而殿院任信儒以为此皆民间自偹钱夲兴修，数年之间偿费未足，望少寛之，乃止〈二十九年五月甲寅〉，其后淮东、浙西、江东三路沙田芦场之籍，总二百八十万亩有奇，凡为沙田，则起催小麦米丝，沙地则起催豆麦丝麻，芦场则起催柴芦科发见钱，民间以为扰，诉讼不绝，方务德滋守京口，五䟽论之，孝宗问大臣此事，或以为可取，或以为可损，陈鲁公曰：“君子小人各从其类，小人乐于生事，不惜为国敛怨；君子务存大体，惟恐有伤仁政。此所以不同。”上曰：“然”，乃诏沙芦田场指挥，更不施行，三十二年冬也〈十二月庚戌得㫖〉。乾道元年秋，干办皇城司梁俊彦复献议，乞以官民请买之田立税，请佃之田立租，乃诏淮东西绍颂、张津、杨倓同三路漕臣措置，而俊彦总制之，叶子昻秉政，深不以谓然，而弗能止也，俊彦等乞沙田折纳米，沙地及芦场并纽折现钱，从之〈七月丙寅，置措置官田所。九月丙子，申请折纳钱米〉，六年春，始立税租数目，自一分至三分〈已业沙田所得花利每米一石，于十分内以一分立租，芦场花利纽钱一贯，于十分内以一分五厘立租，其租佃沙田即立租二分，芦场立租三分。二月己酉也〉，凡为钱六十万七千七十馀缗，诏并赴南库送纳〈七月癸未〉，八月秋，言者以为“向来措置之初，止为有力之家侵耕冒占，而奉行之际，乃并人户租产口业一概打量，加立新租数倍，致人户有逃移者”，乃诏已业芦场草地所纳赋税，并减五厘，租佃与减一分〈七月甲戌〉。先是创提领官田所，至是并户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