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刊误书后

《孝经》非孔子所为书也，而义出于孔氏，盖曾子之徒所述者耳。朱子疑焉，为之刊误。夫古经传远，诚不能无误也；然朱子所刊，亦已甚耳。夫其书有不可通者，非本书之失，后人离合其章者之过，而文有讹失不能明也。

《汉·艺文志》云：“《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其《曾子敢问章》为三章。”夫孝之常，在于事亲立身，而其极至于严父配天，故《曾子敢问章》，义与首章之说相备。朱子《中庸章句》，以孔子言子、臣、弟、友之常为费之小，以舜、文、武、周公之孝为费之大，夫《孝经》亦犹是已。举《中庸》之言孝，以释严父配天之义，则知圣人论孝，必极于是。以人子自尽之实，则匹夫啜菽而不为不足，以其行于天下之量，则为帝王，制礼乐，皆备于孝之中。故曰“义相备”也。

子言：“天地之性，人为贵”，至“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其辞尽矣。其下“故亲生之膝下”，至“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自为一章，以申“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义也。自“以顺则逆，民无则焉”，至“其仪不忒”，又为一章，言君子苟不能自慎其威仪，而但以虚辞训民，民必逆之；而滋为凶德，纵能得志于民，而己实无礼以临之，君子亦所弗贵，是以“君子慎威仪”一章，以申“非先王法服不敢服，非法言不敢道”义也。《艺文志》分三章是也，而章首各有脱文，又“训”误为“顺”。儒者观其发句言“故”言“以”，遂联属之，而以“子曰”字置“父子之道天性”及“不爱其亲”之上，则失其所矣。

《孝经》后章之文，多以广前章之义，但非必以经、传分其次，亦不必拘拘比附也。若其辞有同于《左传者》，盖此固曾氏之书，而《左传》传自曾申，刘向《别录》记之矣，意或为传时取辞于是，未可知也。不幸《孝经》之文，讹脱不具。朱子觉此文义之不完，反不如左氏之可通，遂疑为袭左氏也。其病亦由混合为章者过也，若其首前儒所分为七章者，朱子合为一章，则说诚善无以易矣。

夫儒者有德行，有言语、文学，苟非亚圣之才，不能备也。德行之儒或疏于辞，若《坊记》《表记》、《缁衣》之类，每一言毕，辄引《诗》、《书》文以证之，间有不甚比附而强取者矣，亦洙、泗间儒者之习然也。子思、孟子然后不为是习，至荀子则亦有之矣。《孝经》引《诗》、《书》亦颇有，然知其取义有疏密则可耳，而节去之，恐未可也。

辨逸周书

世所传《逸周书》者，《汉·艺文志》载之《六艺略·尚书》中，但云《周书》七十二篇，不云《尚书》之逸者。云孔子所论百篇之馀者，刘向说也。班氏不取，识贤于向矣。

然吾谓班氏辨此亦未审。子贡曰：“文、武之道，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虽小而所传诚文、武道，非诬也，诬则奚取哉？周之将亡，先王之典籍泯灭，而里巷传闻异辞。盖闻而识者，无知言裁辨之智，不择当否而载之，又附益以己之私说。吾意是《周书》之作，去孔子时又远矣，文、武之道固坠矣。

《庄子》言“圣人之法，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此如箕子陈《九畴》，及《周礼》所载，庶官所守，皆不容不以数纪者。若是书以数为纪之词，乃至烦复不可胜记，先王曷贵是哉？吾固知其诬也。

其书虽颇有格言明义，或本于圣贤，而间杂以道家、名、法、阴阳、兵权谋之旨。《程寤》《太子晋》篇，说尤怪诞，殆非儒者所道。校书者宜出之六艺，入之杂家，乃为当耳。宜依其本书名曰《周书》，虽与《尚书周书》名同，不害也。不当曰逸，云逸，则附之《尚书》矣。

读司马法六韬

世所有论兵书，诚为周人作者，惟《孙武子》耳，而不必为武自著，若其馀，皆伪而已。

任宏以《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入兵权谋，班固出之以入《礼经》。太史公叹其闳廓深远，则其书可知矣。世所传者，泛论用兵之意，其辞庸甚，不足以言《礼经》，亦不足言权谋也，且仅有卷三耳。

《汉·艺文志》：《吴起》四十八篇在兵权谋，《尉缭子》三十一篇在兵形势。今《吴子》仅三篇，《尉缭子》二十四篇。魏、晋以后，乃以笳笛为军乐。彼吴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为节”乎？苏明允言：“起功过于孙武，而著书顾草略不逮武。”不悟其书伪也。尉缭之书，不能论兵形势，反杂商鞅形名之说，盖后人杂取，苟以成书而已。

《庄子》载女商曰：“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版《六弢》。”然则《六弢》之文，必约于《诗》、《书》、《礼》、《乐》者也。刘向、班固皆列《周史》、《六弢》于儒家，且云：“惠、襄之间，或云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然其为周史之辞，若周任、史逸之言无疑也；非言兵，亦无与于太公也。今《六韬》徼取兵家之说，附之太公而弥鄙陋：周之权曰钧不曰斤。其于色曰玄，曰黑，曰缁，不曰乌。晋、宋、齐、梁间，市井乃有乌衣、乌帽语耳，而今《六韬》乃曰斤，曰乌。余尝谓周、秦以降，文辞高下差别颇易见。世所谓《古文尚书》者，以他书事实证之，其伪已不可逃。然直不必论此，取其文展读，不终卷而决知非古人所为矣。盖古书亡失，多在汉献、晋惠、湣间，而好为伪者，东晋以后人也。唐修《隋书》作《艺文志》，不知古书之逸，举《司马法》之类悉载之。颜师古注《汉书》，于《六韬》直以谓即今书。此皆不足以言识。至韩退之乃识古书之正伪，惜其于此数者，未及详言之也。

《汉书·刑法志》所载古井田出车之法甚详，其文盖出于《司马法》，与包咸注《论语》辞同也。《刑法志》引其文备，故以六十四井出车一乘；别以三十六井地，当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合之则百井。包咸引其辞略，故第言“成出车一乘”耳，其原出一也。作伪者，其所见书寡于为《古文尚书》者，故举此及他经史明载之《司马法》而并遗之。

辨贾谊新书

贾生书不传久矣，世所有云《新书》者，妄人伪为者耳。班氏所载贾生之文，条理通贯，其辞甚伟，及为伪作者分晰，不复成文，而以陋辞联厕其间，是诚由妄人之谬，非传写之误也。贾生陈疏，言“可为长太息者六”，而传内凡有五事，阙一。吾意其一事言积贮，班氏已取之入《食货志》矣，故传内不更载耳。伪者不悟，因《汉诸侯王表》有“宫室百官，同制京师”之语，遂以此为长太息之一。然贾生疏云“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已足该此义矣，不得又别为其一也。

夫天子母曰皇太后，妻曰皇后。诸侯王母曰王太后，妻曰王后。虽武、昭以后，抑损宗室，终不改此制，何尝为无别耶？易王后曰妃，自魏、晋始。作伪者魏、晋后人，乃妄意汉制之必不可用耳。若诸侯王相用黄金印，固为僭矣，故五宗王世易为银印。然吾以为此亦未为巨害。汉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银印青绶。张苍以淮南王相迁为御史大夫，周昌以御史大夫降相赵。高祖曰：“吾极知其左迁。”其时国相乃金印，此正如隋以来，外官章服官品虽崇，而位绌于京职之卑品耳，是亦何必为太息哉？

要之汉初诸侯王，用六国时王国之制，故其在国有与汉庭无别者若此。若皇帝，臣下称之曰陛下，此是秦制，周末列国诸王所未有，则汉诸侯王必不袭用秦皇帝之制，而使其国臣称曰陛下，而伪为贾生书及之，此必后人臆造，非事实也。真西山取《新书》是篇，欲以补贾生之疏，吾是以为之辨。若其文辞卑陋，与贾生悬绝，不可为量，则知文者可一见决矣。

读孙子

左氏序阖闾事无孙武；太史公为列传，言武以十三篇见于阖闾。余观之吴容有孙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战国言兵者为之，托于武焉尔。

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也，况在阖闾乎？田齐、三晋，既立为侯，臣乃称君曰主。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

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虏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为莫武若矣。

书货殖传后

世言司马子长因己被罪于汉，不能自赎，发愤而传《货殖》。余谓不然。盖子长见其时天子不能以宁静淡薄先海内，无校于物之盈绌，而以制度防礼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耻而逐利资，贤士困于穷约，素封僭于君长。又念里巷之徒，逐取十一，行至猥贱；而盐、铁、酒酤、均输，以帝王之富，亲细民之役，为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诲之，整齐之。”夫以无欲为心，以礼教为术，人胡弗宁？国奚不富？若乃怀贪欲以竞黔首，恨恨焉思所胜之，用刻剥聚敛、无益习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财，怀促促不终日之虑。户亡积贮，物力凋敝，大乱之故，由此始也。故讥其贱以绳其贵，察其俗以见其政，观其靡以知其敝，此盖子长之志也。

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极哉？方秦始皇统一区夏，鞭棰夷蛮，雄略震乎当世；及其伺睨牧长寡妇之赀，奉匹夫匹妇而如恐失其意，促訾啜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贵乎？呜呼！蔽于物者必逆于行，其可慨矣夫！

辨郑语

太史公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吾谓不然。今《左氏传》非尽丘明所录，吾固论之矣。若《国语》所载，亦多为《左传》采录，而采之非必丘明也。又其略载一国事者，周、鲁、晋、楚而已。若齐、郑、吴、越，首尾一事，其体又异。辑《国语》者，随所得繁简收之，而《郑语》一篇，吾疑其亦《周语》之文，辑者别出之者。

周自子朝之乱，典籍散亡，后之君子，掇拾残阙，亦颇附会非实，喜言神怪。若《周语》房后为丹朱冯，及是篇龙漦之说，何其诞耶？夫褒姒之事，郑桓公所亲见；如是篇史伯所述，后世纪前代之辞，非同时辞也。

郑桓公，周贤人也，而谓寄贿诱虢、郐，取其地，用小人倾诈之术。且当西周时，史伯恶能知周必东迁，郑必从之哉？此可谓诬善之辞矣。秦仲居幽王时，仅一附庸，不足云小国，而何以云国大？造饰之辞，忘其时之不合。以丘明君子，必不取也。

若郑人为《郑语》，宜载有郑东建国后之事。子产引《郑书》“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司马叔游引“恶直丑正，实蕃有徒”。然则郑固有语，辑《国语》者卒未得耶？

跋夏承碑

自汉以来，为书者有隶书，或又言八分书。说者欲殊别之，辨之愈繁，愈使人茫然不得所据。吾谓八分止是隶书耳！卫恒《四体书势》，古文、篆、隶、草书四者而已，明八分在隶内也。然隶书自有三种之别，秦与西汉官俗所用，犹未有波磔，然不得谓之篆，止是隶书，其字形亦殊不正，真所谓取便徒隶者也，是为其一；东汉及魏，则波磔兴矣，然尚无悬针之体，是为其二；自晋以来，皆法羲、献，有悬针、垂露之别，盖创始于汉末，而大盛于二王，以至今日，是为其三。其间貌别形殊，真所谓变化如浮云者，然一以此三者统之则尽矣，其中不容八分别为体也。

蔡伯喈嫌世俗隶书，苟简谬误，正之以六书之义，取于篆、隶之间，是谓八分。盖所争者，在笔画繁简得失之殊，而不在体势波磔之辨。其谓之八分者，既为隶体，势不容尽合篆理，略用其十七八耳。亦如颜元孙所云“尽法《说文》，则下笔多碍”者也。故余尝云蔡伯喈为汉八分，颜鲁公书即可云唐八分，此与论笔法体势者远矣。

卫恒云：“上谷王次仲善隶书，始为楷法。”王次仲未知何时人？然当在伯喈之前。楷法者，止言笔法之工拙，与八分论字形之正不，与六义离合者无涉。张怀瓘《书断》，妄以次仲为秦人。又谓“次仲作八分”，若以八分在隶外为一体者。果若是，《汉书·六艺志》中载六体书，何以遗漏八分耶？

欧阳公《集古录》凡汉碑字率呼为汉隶，盖伯喈惟书《石经》，当为世则，字形必合典正，故取于八分。其寻常作书，亦或有出入。况他人所书碑石，舛失之字多矣，其中纵有能为八分者，谓之汉隶，终不为误。若俗体汉隶，苟谓之八分，乃是误也。

齐、梁以下至唐人，往往言分书、真书。其分书乃指波磔而不悬针者，聊与二王等真书为别异。此皆沿俗失其义，不若欧公称汉隶之善，世反谓欧公误以八分为隶书，可谓倒易是非也。赵明诚云：“尝出汉碑数本示一士人：‘何者为八分？何者为隶？’士人卒不能别。”不知八分本未尝别于隶体也。

此《夏承碑》中，作字有甚得六义近篆者，亦有从俗舛误者。然从其多者论之，固愈于汉人他碑作字舛俗极甚者，即谓此碑是八分书亦可。但未知是伯喈所为不耳？至若郑侨所云：“汉《石经》是隶体八分，《夏承碑》是篆体八分。”此乃不知而妄说，所谓使人茫然者也。

书考工记图后

休宁戴东原作《考工记图》。余读之，推考古制信多当，然意谓有未尽者。东原释车曰：“轸谓之收。”此非也。《记》曰：“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轸方六尺六寸。《记》曰：“参分车广之一以为隧。”盖以二尺二寸为舆后，其前也其广如轸，而深四尺四寸，以设立木焉，是为收。《诗》曰：“小戎俴收。”毛公曰：“收，轸也。”谓舆深四尺四寸，收于轸矣，非谓轸名收也。古者之尺小，鞍之战，綦毋张寓乘，韩厥肘之，使立于后。晋师入平阴，获殖绰、郭最，衿甲坐中军之鼓下。使轸深四尺四寸而已，此非四尺四寸所容也，故收非轸也。

夫车邸之四边为轸，后轸无立木，人所由登也。轸三面有立木者谓之罝。《记》曰：“罝前十尺而策半之”，此前罝也。版之前于前罝者曰阴，阴一而已。《少仪》曰：“祭左右罝。”罝有三面也。古大车辕上附舆，小车帟下附轴。其既驾也。帟附轴者上离舆七寸，揉而升之，逾罝及衡。不及罝七寸，而揉始焉，故《记》曰：“罝中有灂。”今《图》谓罝为阴，而揉帟自罝始，抑误矣。

舆上以一木再揉而曲为三，横居前曰式，其馀舆上巨木皆曰较。《记》曰：“参分式围，去一以为较围。”又其馀细木为棂，旁者曰轵，前者曰沴。故横木其高平于式而当式后，较也。注家谓之奇。士，𬤇车，其崇者奇而已。大夫以上饰车，衷甸重较。奇上二尺二寸，而设重较焉。左右衡较皆二，立较皆三，短其一，修其二。《记》曰：“以其隧之半为之较崇。”谓重较也。天子重较则为缪龙。荀子曰：“弥龙以养威也。”今戴君谓较奇！不重者，失之矣。

凡戴君说《考工》车之失如此。其自筑氏而下，亦间有然者。然其大体善者多矣。余往时与东原同居四五月，东原时始属稿此书，余不及与尽论也。今疑义蓄余中，不及见东原而正之矣，是可惜也。

书夫子庙堂碑后

虞伯施《夫子庙堂碑》，无建立年月。观其文内，盖武德九年十二月建庙，次年为贞观元年，仲春庙成释菜，又称述太宗有“视膳问安”及“空山尽漠”等语，则知立碑必在李靖俘颉利之后，高祖未崩以前而为之也。

当武后称帝之时，磨去唐字，改题曰《大周孔子庙堂之碑》，故前署“司徒相王旦书碑额”，后复有“长安三年太岁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书”凡二十一字，黄山谷见荣咨道家所藏旧拓本如此。然史言是年三月，相王罢为司徒矣，不知史误耶？或山谷所记四月字非耶？贞观立碑年月，是时既磨去，及文宗时，祭酒冯审又请琢去大周字及武后年号，而元建碑之年，竟不能知，如今本是也。欧阳公《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皆以此碑为武德九年立，盖失之。

是碑宋初已毁坏，为王彦超再建。文内“及金册斯误”，“及”字误为“反”；“荣光幕河”，“幕”字误为“莫”，盖再建时，摹刻者失之耳。石既非旧，加又鹔敝，至今执是以论伯施书法之妙，远矣！

闻今安徽巡抚闵公家藏古拓残文，自集其字为纂言。孔继涑为钩本勒石，以一本赠余。余观之，尚不如此石本。伯施书虽浑厚而有锋锷，王彦超摹刻，山谷固云不厌人意矣，若孔刻乃弥失之模棱尔。但未见闵藏本，不知究如何也？

曩时陈紫澜宫詹见语云：“某王府有唐拓《庙堂碑》，后进入大内。”果然，亦可与山谷所见荣咨道家者抗行也。

何孺人节孝诗跋后

昔孔子删《诗》，《蒨风》首《柏舟》之篇。盖春秋之时，礼教衰，风俗敝，女子若共姜者鲜矣，故圣人亟与之也。其后风俗益偷，若鲁贞女、淮阳陈孝妇之伦，间称于世。及宋时，儒者申明礼义之说，天下宗之，至于今日，女子皆知节行之为美，若《柏舟》之贤者多矣。是何士大夫之德日衰于古，而独女子之节有盛于周之末世也？

乾隆十五年，礼部议从江苏巡抚奏，以天下为节妇者众，不可尽予旌表，乃别定为格，如格者乃旌表，而女子之行，或出于人所难能，不幸不及格，有终不与于旌表者矣。然其实足以存教化，美风俗，君子乐得咏歌而称道之，不系乎旌与否也。

凤阳何太孺人，少寡守节，育其遗孤，不幸孤子夭，自投于井，家人救出之，为立嗣，嗣子长而又死，卒抚孤孙，今武清令何君也，与鼐为同年友。京师士大夫以孺人节行尤异，多作歌诗以美之，何君以视余。《诗》曰：“无忝尔所生。”夫孺人高行明节，可以张之以风乎天下之士君子，而况其子孙也哉！然则孺人之遗教远矣。

刘念台先生淮南赋跋尾

右山阴刘念台先生《淮南赋》，盖为宝应刘练江先生作诔者也。两先生之于为儒，皆所谓笃行好学、守死善道者也。其相为友，有不仅直谅多闻之为益者矣。当万历中纪，朝廷政治大坏，念台先生方出，而练江先生告归于家，然，皆内进修其德，而外系心于天下之事，欲援手以救斯民者。念台先生以行人出使过鹴，方欲见练江先生，而先生已没，故其痛尤深。次年，使还又过鹴，不胜其悲，私谥之曰贞修，而作此赋，因自书以贻其家人，此卷是也。

乾隆乙卯秋，练江先生之六世孙台拱，携来江宁，出以示鼐。读之使人感怀凄怆，不能自已！又念先六世祖汀州府君，与念台、练江两先生，皆万历辛丑进士，卒皆为名臣。俯以通家之情，仰增敬慕，用敢识词于其后云。后学桐城姚鼐记。

方坳堂会试朱卷跋尾

乾隆三十六年会试，余与南康谢蕴山编修并为同考官。蕴山得《诗》四房，余得《礼记》二房，皆居西序东向，坐最近，时每共语，得佳卷，或持与观赏之。今观察历城方君坳堂，出于蕴山之房，余获读其文最先，及填榜始知其名。

其后，余病归，久之，来主江宁书院。时蕴山既外授，迁河库道，去江宁三百里。坳堂观察亦来江南，则居江宁，日夕相从，出其会试朱卷见示。余再读之，因忆昔者兀坐终晷，握管披卷，时欣时厌，及获于诸贤聚居言笑之状，宛在目前，计去今二十二年矣！当时考官三人，诸城刘文正公、长白观补亭尚书、武进庄方耕侍郎，皆已亡。同考官十八人，及今存者，余与谢观察外，复四人而已。是科得才称最盛，而当时登第烜赫有声，若程鱼门、周书昌、孔葓谷、洪素人，林于宣、孔㧑约辈，今率已殒丧。况岁月悠悠，又自是以往者乎？因与坳堂语及怆然。坳堂才行逾人，不负科名，是卷固宜为后世所宝贵，而余顾尤念者。今昔之情也。

同考官旧制用蓝笔，是科以皇太后万寿恩科，易之以紫，循用数科，升祔之后，复改从旧。又是时试帖诗题在第二场，房官以《五经》分卷；今则诗题移于第一场，而房官无《五经》之名。是皆二十年中科场仪制之小变，并记于是，俾后考求故事者知之。

十一世祖南安嘉禾诗卷跋后

先参政公当明中叶，以给事中出知南安，惠泽下流，祥嘏上应。成化二年，属县大庾有嘉禾之瑞，一时文士多为歌咏，凡数十篇，而大庾蒋君铭为之序。参政公既集而刻之石，又以其真迹藏于家，阅今三百二十七年矣，所藏间有零失，弟壮亭收辑重装之，凡得诗十六首。仰思先人仁贤清白之风，无忘后嗣夙夜继绍之志。然则是卷也，在昔者为国祥，在今兹为家庆，夫岂特文章翰墨之事哉？子孙其世宝诸！

梅二如古文题辞

吾郡潜山有张立斋先生者，为人纯白清介，举世间势位利禄之事，无以动其心者，一以饬身稽古为事，困而不改，耄而不倦，真所谓君子儒也。宣城梅文穆公第三子𨱅，字二如，学于立斋，矫然以节行自持，其人品盖似其师。立斋颇好为古文，见二如古文，喜以为胜己。

梅君中庚午科副榜，与鼐为同年，然初不及相知。君后从文穆公居江宁。乾隆四十三年，鼐偶以事至江宁，其时文穆已薨，于人家坐上一遇君而心重之，然匆匆别去。又后十馀年，鼐来主锺山书院，则君已丧数年矣。江宁人每为鼐述君之贤，思今不可复得也。乾隆五十九年八月，见君弟继美，始得君文读之，果有高格清气，异于世之为文者。然君不自意其早亡，为文不自收拾，继美钞于散佚零乱之中，得二十馀篇，鼐取其尤善者，别录以付其家。

鼐家去潜山百二十里，而不获见张先生，唯其文自先生存时已雕板得见，然终以不遇其人为恨。君家世有德行文学，自定九先生及文穆公所著书及文集，行于海内，鼐具读之矣。若君年四十而丧，既无立斋之寿以大著其名，而文又未刻，鼐苟非后至江宁，乌知君行之详及文之善哉！君文太少，似不足名集。然世固有钞取汉、魏以来名人文数首，辄以某集称者，然则即以君集刊行亦可也。

孙文介公殿试卷跋尾

武进孙文介公万历二十三年殿试对策卷，公官礼部时，自取出以藏于家。嘉庆四年，余于公从七世孙渊如观察处得观之，贤哲翰墨，虽寸纸足贵，况其身所由始仕，而陈辞慷慨、切直忠荩之志，已见于此焉者乎？

文介书法，为世所称，董华亭亦尝推之。方其登第时，年三十一，书犹未为甚工，盖暮年笔力转进，又逾于少壮之迹。然如公德修节立，不愧始终，书小艺不足论，纵不能加益于其少时，亦何害乎？

卷内每行作三十二字。凡乡、会试卷，皆有横直朱丝行，殿试卷但有直行而已。推立制之意，盖以备士对策文有长短，则字从而疏密，无不可者。今时相习书殿试所对，率行二十三字，失为法之本意矣。观公此卷，足以知近时之失也。六月二十八日，桐城姚鼐谨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