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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 　

自从列宁同志患病和逝世，在季诺维也夫史大林布哈林主持之下的共产国际及联共领导机关，发生了机会主义的绝大危机，即是在政治上，以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代替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苏联的官僚外交策略代替了各国革命的阶级斗争，以和上层领袖谋妥协结合的策略代替了推动下层革命群众斗争的策略，以联合并拥护资产阶级之孟塞维克的策略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领导农民革命之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以少数派机械的阶段论代替了不断革命论；在组织上以官僚威权的形式主义代替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主义，因此消灭了无产阶级战士政治自觉的积极活动。在这种根本错误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之下，先后断送了一九二三年的德国革命和保加利亚的革命，断送了英国的革命工人运动，使英国的改良派在工人群众中的统治意外巩固，并且造成了苏俄的大危机。在史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的领导之下，失败最惨的，要算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之总的原因，是由于对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国民党的阶级性认识之根本错误，有了根本错误的认识，遂发`生了错误的策略，主要的就是帮助并且拥护资产阶级，不使中国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真正独立政党领导革命到底。

中国国民党，无论在其行动的历史上，在其三民主义的政纲上，在其建设中国实业计划上，在其上层领导成分上，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自始即带有不少的反动性（如希求帝国主义的帮助及不主张没收土地及大贫小贫论）；至于其中的下层群众含有不少的工农分子，在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政党中不乏此例，决不能改变其党的资产阶级性；无论其如何口头上主张世界革命，拥护工农利益，和联合苏俄，凡在一个革命运动高潮中，羽毛还未丰满的资产阶级往往采用一部分迎合无产阶级的口号，甚至于拿出社会主义的幌子，以猎取无产阶级的同情与拥护，这是资产阶级的常态，是在欧洲革命运动史中所常见的。无产阶级在没有独立的政党时，常常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常常的是简单的替资产阶级服务，无条件的为资产阶级去推翻封建的统治，而马上即被资产阶级践踏。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幸也在共产国际及中共错误的幻想的l政策领导之下，不自觉的做了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简单的工具，以苦力的资格替它们推翻了代表官僚买办资本的北洋派的统治，以与帝国主义妥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刚一抬头即以空前的白色恐怖摧残它们的昨日的拥护者——无产阶级。我们加入国民党和长期留在国民党的结果是：在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掩饰了国民党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松懈了工农群众对国民党的戒备，提高了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组织和强固了资产阶级反对工农的统治，终至国民党对工农不断的大批屠杀和它的政权意外巩固。我们在国民党的政策，因为希望留在国民党内，保持长期的阶级联盟，所以不惜不断的让步：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代表允许国民党组织国际联络委员会，监督我们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凡国际所给中共的政策和命令须先交该委员会看过；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蒋介石政变，围剿省港罢工委员会及苏俄顾问和苏俄视察团的卫队枪械，逮捕大批共产党党员后，复以国民党党务整理决议案的形式，令共产党及青年团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单缴存国民党，禁止我们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令我们同志退出军事学校或退出共产党；这些事实已经是资产阶级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而不是什么联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际的政策不但不因资产阶级进攻使无产阶级自己更加独立起来，反而采用了最可耻的投降政策，严厉的阻止中共退出国民党，连准备退出都不许，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国际代表还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帮助并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从此无产阶级更进一步完全投降了资产阶级，不啻自己正式宣告为资产阶级的附属品。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蒋介石开始大屠杀，国际对国民党的政策，仍然是继续拥冯拥汪，说冯玉祥是工人出身，说汪精卫是土地革命的领袖，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反对组织苏维埃。并且在蒋介石叛变以前，曾命令我们以劳资仲裁代表罢工斗争，命令我们避免与蒋介石的军队冲突，在蒋介石叛变以后，曾命令我们在土地革命中不得侵犯军官们的土地，命令我们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工农的“过火”行动，最后，全部国民党已公然反革命，还命令我们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直到南昌暴动，还是在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举行的。这样的政策，分明是使中共撕碎了自己的旗帜，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变成了国民党约束工农的工具；这样的政策，分明是自始至终从头到尾一贯的空前未有最可耻的机会主义，分明是卖阶级的政策，完全不是一九零五年布尔什维克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妥协，独立的领导农民，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实现工农民主专政的政策。关于阶级联盟问题，列宁常常引用巴尔夫斯的话说：“我们无论何时都不应忘记的条件是：共同奋斗，分别走路，不混合组织，看同盟者犹如看敌人一样”。国际既强制中共混合在国民党组织之内，复大喊“推倒国民党的领导是超越阶级的危险”。事后却责备中共不应损失其组织上及政治上的独立；其实使中共加入国民党，根本已毁坏其独立便不能执行其独立政策。中共要执行国际这些机会主义的政策，则步步投降资产阶级，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乃必然的逻辑，难道除了这些实际问题外，还有悬在空中的独立吗？

共产国际对国民党这样破产的政策，是根据他们对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关系之根本错误的认识。他们认为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因受帝国主义的压迫需要革命，因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可以团结中国国内进步的各阶级，形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种联合战线的方式便是国民党，国际称它为“各阶级联盟”或“四个阶级的联盟”。这分明是组织上的阶级混合，而不是在某一时期某一运动中两个独立政党行动上的联盟，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对中国商品与资本侵略之深入，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非依赖帝国主义不能生存，这种依赖外力而生存的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必须靠更残酷的剥削工农，才能勉强抵制住和资本技术更高的帝国主义国家工商业竞争，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因此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农的冲突更为不可调和，更易于爆发阶级战争。资产阶级最初参加民族革命，乃是企图利用能够在他们控制条件（过去国际的政策正是对资产阶级担保这种条件）下的工农群众声势向帝国主义做买卖，好取得于它们自己阶级的那几种利益，一看到工农群众根据其本身利益，侵犯资产阶级的利益领导革命时，资产阶级便马上感到工农革命比帝国主义对它更是根本的危险，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快的反对革命，乃是其阶级性质必然。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就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有使国内的阶级斗争加紧，决不能因此促成阶级联合和缓阶级斗争。国民党是一种资产阶级欺骗利用民众的工具，用抽象的“国民革命”的口号（在我们不进行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状况之下。）麻醉住工农群众意识，不组织自己的独立的武装，而只是无条件的为资产阶级夺取江山，资产阶级独享胜利之果，而且马上回过头来屠杀工农群众，这是一件白日经天的事实，谁都不能否认。

我们加入及留在国民党的另一理由，便是要经过国民党去争取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而与它联盟，这也是机会主义的模范的表现之一。无产阶级之最可靠的同盟者，只是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即城市及乡村的贫民。固然，无产阶级随着革命发展之现实的环境，要团聚一切革命势力，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着眼是在群众，尤其是下层劳苦群众，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所领导的民主政党。我们要团结广大的劳苦群众在自己方面来，首要的就是无产阶级自己要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与鲜明的旗帜。有时可以甚至必须在一定的明确的行动纲领上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建立联盟；但这个联盟之根本作用，是在以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去揭破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妥协与欺骗，以夺取广大劳苦群众在自己的政治影响方面来，而不在掩藏自己的政治面目，迁就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更不可在组织上与它混合起来，以“集中革命势力”！从前第二国际即主张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应与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合并，他们常说：不懂得在落后的俄国为什么多数派少数派和社会革命党分而为三。列宁则坚持只能和社会革命党有政治上的联盟，而不能在组织上和它混合。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尚保持和劳动者同盟对封建党及大资产阶级的党作革命的反抗；马克思在一八五零年三月以中央委员会名义致共产主义同盟的信，严厉的支出这一同盟者的危险性，指出它们号召一切民主派联成一大反对党之欺骗，极力主张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独立政党，他说：“即为对付共同敌人，亦不必有特殊的共同组织，对敌直接斗争时，两党利害一时一致的，自然而然有一时的结合”。过去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政策，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列宁的遗教，而是采取了从前第二国际的意见，特意把国民党装成一个狮子灯，我们都钻在里面去舞。像这样混合组织的联盟，则遇事挚肘和混乱了我们自己的政治面目，不但不能经过他们争取其下层群众，并且要丧失我们自己阶级的群众。

在革命高潮中，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群众即城乡乡村的贫民联合之最好的形式，便是苏维埃，即是由工农贫民兵士的广大群众选举代表组织的苏维埃，它的任务是武装群众及指挥群众的政治斗争夺取政权的机关。共产国际的领导，在革命高潮中，为要跟着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上层跑，作那种无希望的同盟梦，于是根本抛弃代表城市乡村贫民的利益，在斗争上服从国民党的政纲，越此便是“过火”，在组织上把农民协会及店员小商人的组织工作通统交给国民党，不许组织苏维埃；他们竟至说：“中国的国民党对现时中国革命的作用与一九零五年的苏维埃对俄国革命作用是一样”“武汉国民党为革命运动的中心”“武汉政府是革命的政府”“若现在即刻建立苏维埃，拒绝拥护武汉政府，提出二重政权的口号，推翻武汉政府，便是对蒋介石和张作霖予以直接的援助”（史大林）。“在将来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还可以利用国民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形式”（布哈林）。他们的错误，完全由于迷信少数派的阶段论遮住了眼睛，不去观察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内容和当时民众革命斗争急激进展的环境，以至盲目的反对建立苏维埃；他们完全不认识不但南京的国民党已公然反革命，即武汉的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也已日渐走向反革命，尤其在马日事变后，他们和蒋介石张作霖已经没有区别，此时国民党资产阶级（凡是剥削劳动者的大小资产阶级都包含在内）参加民主革命的历史已经告终；同时从共产国际到中国国民党一致承认“过火”的工农运动，已经打破了各阶级联盟，超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开始由民主阶段，走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革命性质已经开始转变了。无产阶级的政党，至少在三月二十事变后即应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在北伐开始时就应该在北伐军所到的地方组织苏维埃，至少在四月十二事变后即应建立苏维埃与国民党政府对抗，由二充政权进到推翻反革命的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是这样，而是始终拘泥民主革命的阶段，始终迷信国民党，始终想用大资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党代替了工人与乡村城市贫民群众的苏维埃。中共中央此时未能力正推出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推倒国民党领导，反而在国际代表所起草的宣言中及农民部同高中，都承认农民有“过火”行动；并且自行取消汉口总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以避免和国民党军队冲突；这都是莫大的错误。一直到国民党全部公然反革命，革命运动已经一败涂地，此时反而突然想起用苏维埃的口号，作夺取政权的冒险尝试。

一个革命的政党，不但要善于进攻，也要善于退守，上海广州长沙汉口的共产党党员及工农群众相继被屠杀后，没有一点有力的反攻，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已完全走到反动营垒，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都已经结合起来，革命分明是失败了，此时即应马上采取退守政策以保存阶级的战斗力，整理我们的队伍，积聚我们的力量，做改守为攻的准备。当时党的政策恰与此相反。联共及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布哈林此时企图以无产阶级的武装暴动挽回其机会主义政策之绝望，以抵制反对派的非难，乃特派心腹代表到中国，以国际名义包办“八七会议”，在此会议中，既未便根本的系统的指出改正机会主义（仍旧说留在国民党有四大理由，仍旧主张站在国民党左派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又加以从莫斯科带来的事实：“中国革命浪潮还在一直高涨”，“中国已经到了直接革命的形势”，经过翻译员瞿秋白周恩来利瓦伊汉之手，造成了盲动主义。当时党的领导者，以为只有武装暴动才是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只有自己和与自己同一意见的才是真正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如有同志对于革命高潮及中央政策路线表示有一点怀疑，对暴动有一点审慎，便要拿“机会主义的残余”“观念不正确”等罪名加以严重的打击，严厉的命令各级党部改组并实行新的政治路线即所谓“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凡不赞成此新的路线者即不许其登记，甚至开除已登记的同志。不仅命令党部，而且命令群众，命令他们无条件的乱动；以至盲动的情绪和大大小小的暴动普遍了全国所有我们党有组织的地方。从“八七会议”到“六次大会”乃是整个的暴动时期，在此时期中，党的领导机关之唯一的工作，“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用中央绝对正确的路线，客观上帮助国民党把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打得骨断肢脱伤残委地，至今不能立起来从事战斗；党的本身更加溃散，党的政治地位更加堕落，变成了单纯的“杀人放火”之象征。

机会主义是使中国革命失败，盲动主义是彻底完成这个失败，六大以后的路线是继续巩固这个失败，并为下次革命准备新的失败！

二 党的现状与危机——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与官僚主义

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对于机会主义的批评，并未曾把中共中央在革命高潮中所执行的机会主义政策之根本错误（没有及时退出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没有组织苏维埃等）指摘出来，因为这样便要侵犯到国际对中国革命政策之本身，而只是指出中国党三种主要的错误（一、缺乏独立性与批评性，二、不能了解从一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转变，三、党没有成为广大群众革命力量的中心。）这不过是说中国党执行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在技术上太不高明，所以共产国所指示的六次大会所议决的新的政治路线：将来的中国革命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将来的政权性质应该是工农民主专政；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性，应联合富农而不应该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他们虽然口上大喊反对机会主义，而这些实际政策，仍然没有转变到另一阶段，仍然是十足的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对于盲动主义的批评，虽然口头上大喊反对盲动主义，也同样因为要掩护国际自身的盲动主义，未便指出中国党在革命失败后，按照当时全国总的形势采用暴动政策是根本错误，而只是指摘中国党对暴动政策机械的应用，没有事先组织好，玩弄暴动等等，这也不过是说中国党执行国际暴动政策在技术上太不高明，所以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公开的说：“八七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走向革命的大道”。并且要说：“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六大决议案）“我们的面前是一个大的全国革命的高潮”（国际代表的政治报告），所以第六次大会后中共中央第一个政治通告，开口便说“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最近国际要进一步训令中国党说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这分明是国际自从“八七会议”一直到现在极力供给中国党以盲动主义之前提。对于机会主义的错误不探本溯源的把整个的机会主义路线指摘出来，便不能得到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因此现在党的政治路线，仍旧沿着机会主义进行；对于盲动主义的前提即革命潮流没有正确的估量，便不能了解目前的革命形势，因此现在党的工作路线，仍旧沿着盲动主义进行；政治路线工作路线，事实上日益证明破产，因此现在党的组织路线，便不得不日益效法联共的现行党制厉行官僚主义，藉以钳制党员群众的异议，来保持领导机关少数人的威信。这一切一切都不是中国的国货，都是史大林布哈林所主持的国际领导机关之所赐。没有相当时期经过马克思主义及阶级斗争锻炼的中国党，自己本没有发明理论决定政策的能力；过去即现在错误的根本政策与理论，自然都来自国际。但过去党的领导机关对于机会主义没有一点认识与抗议，忠实的可耻的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政策，这是应该负责任的；现在党的领导机关仍旧继续执行国际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经反对派明白指出，依然毫无觉悟，而且自觉的掩护错误，这简直是罪恶了！我们对于过去革命之失败，只简单的承认错误还不够，重要的是在深刻的了解错误，彻底的改正错误，并且坚决地参加反机会主义及盲动主义的斗争，对于革命才有实际意义，这才是我们正当的道路。

现在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所表现的是：国际及中共中央一直主张将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将来的政权应该是工农民主政府，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理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并未掌握政权，中国还是封建势力的统治，并且中国还是封建社会或半封建社会，或封建势力占优势。现在的国内战争还是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的战争。这样的说法，简直是和第三党改组派以至蒋介石都站在一条战线，因为他们都正在大喊反封建势力。第三党最近发表的政治主张说：“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社会，而掌握国家政权的便是封建势力，支配社会关系的，……最明显的亦是封建阶级的剥削。因此，分明的表现，中国革命还没有通过民主革命的阶段”。“反动统治势力的政治中心便是下级的封建势力，构成反动势力大联合”，“社会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而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封建阶级，中国目前的革命运动，如果不针对着封建势力，可以说绝对收不到集中革命势力的实效，必归失败。”这些话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及中共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案没有两样。

我们认为：说中国现在还是封建社会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把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及一切反动行为都归到封建，这不但是说梦话，不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简直是有意的为资产阶级当辩护士！其实，在经济上，中国封建制度之崩坏，土地权归了自由地主与自由农民，政权归了国家，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早。自国际资本主义打破了中国的万里长城，银行工厂铁路电线轮船电灯电话等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都应有尽有，已经形成了官僚买办的资本主义。到了欧战前后，更进入了民族的大工业资本时代，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及货币经济，连穷乡僻壤都达到了，自然经济已扫荡殆尽。并且全国一切形式的经济之最高统治，都在本国的一万五千万元以上银行资本依赖外国的五十八万万元以上银行资本的支配之下，因此资本主义的作用及其特有的毛肚形态，不但占领了城市，而且深入了乡村，乡村主要部分经济都直接间接隶属于市场，因此城市经济绝对的支配了乡村，因此一切封建残余的政治势力都不得不力求资本主义化以自存。土地早已是一种个人私有的资本而不是封建的领土，地主已资本家化，城市及所以留一些封建式的剥削乃是资本主义袭用旧的剥削方法（以前美国的黑奴及现在南洋群岛的猪仔，还是封建前奴隶制度）；至于城市乡村各种落后的乡贤，也并不是封建产物；若因此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在中国不占绝对优势地位，则只是常识的判断，而不是科学的观察。在政治上资产阶级经过两次革命，已经掌握政权，社会阶级势力之转变，更是异常明显。在民众斗争发展上，已经“过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火”；并且广州上海汉口的工人和两湖的农民，已经有过相当的二重政权的形式，广州暴动中且出现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开始了社会革命的行动；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总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已经是将来第三次中国大革命的预演，在第三次革命中各阶级的行动与变化，给了我们许多丰富的材料，使我们能预测第三次中国革命的远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及土地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城市及乡村的贫民取得政权，才能彻底完成，换言之，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完成，应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城市及乡村中都与帝国主义经济及现在的土地关系有很密切不可分离的联系，它绝不能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以土地给贫农，而且当革命高潮时必然坚决地反对工农运动“过火”，无产阶级没有与他们合作的可能。其次，在城市中，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的第二日即应进行没收中外银行及大宫产企业，打破私有财产制。在农村中，因为土地在资本家家化的地主之手，富农多兼高利贷与商业剥削者的资格，是贫农与雇农仇视的中心，是农村贫民革命对象，当然在乡村中更无与富农联合战线之可能；我们应该领导贫农，反对富农，使中农中立。当下次革命高潮初起时，我们即应动员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奋斗，而不是为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站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民主专政奋斗。民主专政政党联合，阻碍群众革命运动发展的理论根据。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依据这样的机会主义的理论根据和政治路线，已经演了过去可耻的悲惨的失败，现在又在准备重演将来更可耻更悲惨的失败。

现在盲动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所表现的是：不承认资产阶级是胜利了，不承认过去的革命是完全失败了；在“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前提之下，强迫罢工，每个小的经济斗争都要任意强迫扩大到大的政治斗争，不断的命令党员代替群众上街示威，召集小组或支部会议时，都照例不讨论政治问题，不讨论日常生活斗争的工作方法，只简单的传达上级机关命令上街示威，散传单，贴标语，无处无事不采用盲动政策，无处无事不实行“自己失败主义”，弄的党内党外群众都感觉没有一点出路，党的下级干部同志都感觉着在中央路线之下无法工作，党内工人同志都一天一天感觉着党的政策和行动绝对不是和工人群众目前的需要与可能，尤其是盲动的命令逼得他们一批一批的与党无形脱离，因此各生产机关的支部已凋零不堪，党员数量及无产阶级的基础已削弱殆尽，像汉口，长沙，广州，这样重要的中西都市，连党的组织都没有了。党和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系，更等于零：铁路，矿山，纱厂，丝厂，五金等重要产业工人都没有群众的组织，就有点组织也都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海员方面也只仅仅有点线索，在这样状况之下，革命高潮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

我们认为：自从机会主义的政策断送了上次大革命，又加上盲动主义根本破坏了工农组织，减弱了工人阶级之阶级斗争的力量，形成了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我们在现阶段中，应一面采取防御战略，反省过去失败的教训，溶化过去革命伟大的经验与教训，以锻炼我们的党，重新团结离散的队伍，在日常生活的斗争中，恢复和工农群众的联系，恢复群众的组织，以集聚自己阶级的力量；一面重新估量现阶段中新的客观局势，即因革命失败后，资产政权相当稳定和经济相当恢复而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与其政党军人间之冲突，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资产阶级军事专政间之冲突而开始的民主立宪运动之趋势，我们应利用这种趋势，而力争彻底的民主主义做我们目前多度时代政治斗争形式，重新闯进政治舞台，由现在的政治斗争，缩短反革命的现阶段，开辟新的革命环境，走向将来的第三次革命。民主要求口号，现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群众以至工人群众还需要，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身，也须有相当的政治自由才能够实现其力量发展所需要的组织上之民主集中制。因此，我们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应力争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并且必须与“国民会议”同时提出“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民族独立”，做我们在过渡时期中四个不可分离的民主要求口号，以充实国民会议的内容，必须如此才能够动员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公开的现实政治斗争，不断地扩大斗争，由要求资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主义，走到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即拥护劳动大众——全国多数民众权利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对于国民会议的态度，是主张积极的号召及参加，力争其彻底民主化，而不主张消极的空喊苏维埃来抵制；因为“苏维埃政权”必须由“武装暴动”来产生，在目前只是教育宣传口号，而不是行动口号。在主观客观条件都未成熟时，若发出“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做行动口号，号召工人群众马上行动起来，为这些口号奋斗，不仅得不着群众的应声，而且更加扩大党的盲动情绪，离开群众，削弱党的力量。同时，我们更不是主张用国民会议来代替苏维埃，而是要利用国民会议的斗争来发动广大的下层民众反对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走向“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

现在的中央，一面大喊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大喊苏维埃政权，大骂承认中国革命已经失败的人，大骂提出国民会议口号的人是取消派或反动派，并且发出“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战争”和“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的口号；同时一面又声明：“现在客观的革命形势并未高涨起来，所以现在决不能马上号召群众暴动，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这就是说我们的党现在没有号召群众行动的政治号召，只有盲动，只有继续长期的离开政治舞台。

最近党的政策，不但极力发挥国际对于中国现局势盲动主义的观察之谰言，丝毫不了解民主运动在两个革命间过渡时期的政治斗争上有重大作用，而且是机会主义的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不断示威，双管齐下，表面上说是采取失败主义，实际上是命令同志帮助改组派做“反蒋运动”，并且在香港参加各派的反蒋会议。不领导民众做公开的政治斗争，而跟随改组派将军们的军事投机，这不但是离开政治舞台，而且是葬送党的政治生命！

官僚主义的组织路线所表现的是：以委派制度与绝对的命令主义消灭了党内德莫克拉西；以夸大的虚伪的报告，从国际直到中国党各级机关，上下互相欺骗，以欺骗群众。团结无原则的系统，如周恩来所领导的黄浦系，项英所领导的全总系，拥护个人的势力，各自庇护私人，互相排挤，任意摧残有政治自觉的党员；以大批开除党员的手段来解决党内的政治问题；置领导机关少数人的威信于全党全阶级的利益之上，以借口“敌人进攻”，“时局紧张”，“秘密工作”，“铁的纪律”，……等，钳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变布尔什维克热烈争辩的精神为官僚的盲目服从，从支部到国际活象君主专制之下从地保到皇帝一样，只许说一声“是！”，否则马上便有不测之祸，因此所有党员都不敢说一句心中所想说的话。

现在党的统治机关的官僚们钳制党员之最大的武器，要算是“铁的纪律”；党员也因此迷信这一武器自己束缚了自己，对于官僚们的统治，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我们认为：“铁的纪律”自然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可是列宁曾告诉我们：铁的纪律之基础“第一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之觉悟及其对于革命之忠诚，能自主，勇敢牺牲；第二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和无产阶级以至半无产阶级广大的劳苦群众融成一片；第三是极广大的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中相信它的策略与战略是正确的，没有这些条件，一切要创造这个纪律的企图，都必定变成废话，矫饰，欺诈。”关于服从组织纪律的限度的问题，列宁又说过：“我们曾经屡次确定对于工人政党的队伍中纪律之重要与见解。行动统一，讨论和批评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定义。只有这样的一个纪律，才配称先进阶级的民主政党。……所以无产阶级，若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即不承认有任何行动的统一。所以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永不应该忘记有非常严重的原则之违犯，竟至逼令我们必须与一切组织的关系决裂。”现在党的官僚们的所谓“铁的纪律”，恰恰和列宁的遗教相反，恰恰是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中已经明知党的策略与战术是错误的，而他们还不顾一切的继续执行，恰恰是不许党员对于他们错误的策略与战术有讨论的批评的自由，恰恰是官僚们用为掩护自己错误的维持官僚统治的工具；这样的“铁的纪律”，除废话，矫饰，与欺诈而外，没有别的意义。

我们的党，始而在机会主义指导之下，未能使全党党员群众参预到党的政治生活及接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因此党内一般政治水平线非常之低；继而又在盲动主义指导之下，党的组织弄到残破不堪：第六次大会后更是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交互错杂，不能进前一步。处此情形之下，党的领导机关要想恢复党的基础，形成党的纪律，必须根本改变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民主集中制代替官僚集中制，实行讨论和批评的自由，产生能够使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中相信是正确的策略与战术，以接近广大的劳动群众；必如此，才可形成真正的行动统一，抵御的进攻。现在党的官僚统治机关，反而利用党内一般水平线之低落，党员群众对于党的生活之隔阂及党的组织之残破实行任意操纵，欺骗与威吓，实行以金钱维系党与几空洞的工会机关和雇人示威，实行制止党内的讨论和批评，以国际威信和党的权威强迫党员强迫群众相信“中央政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并且胆敢凭借敌人进攻做护符以恐吓党。这样的领导机关如果听它们仍旧存在下去，我们的党，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必然要名存而实亡，一切有政治自觉的分子，都应当及时奋起，从党内推翻它，才能够将我们的党从堕落而危亡的现状中拯救出来！

三、国际机会主义的根源与苏联危机

即从中国问题本身，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中国革命过去失败不是关于执行上的部分的问题或偶然的错误，而是有一个系统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并且现在还在继续这个路线，这个路线也不是特别在中国范围内形成的，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由史大林布哈林所领导的整个的机会主义的国际政策之一部分。

十月革命在全世界实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后，各国无产阶级的命运从此更加真实的密切起来。苏联实际上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总司令部，联共成为第三国际领导的党。这个党的政策之正确与否，不是仅仅关系苏联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而是关系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运命。同时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之每个胜负，都影响到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之存在与巩固的前途。

十月革命到现在，以列宁之病和死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夺取政权，建设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军事的防御，及采用一些基本的办法以确定经济道路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党的全体都上下一致自觉的做了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也就是在这个自觉的一致中，党的全体才有它的内部巩固，在列宁同志正确的政策指导之下，勇猛精进的向资产阶级进攻，当时资产阶级的潜势力及其意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不能发生什么作用。后一时期即史大林继列宁而执政时期的情形就不同了，它的主要的特征，就是二元政权的势力增涨。其客观的原因是物质生活相当的提高，内部的军事状态停止，及世界革命到来的迟缓，群众需要恢复他的疲劳，非无产阶级的成份及其意识渐有抬头的机会，于是曾经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至此反而被抛弃放在后面去了，在它之傍，甚至在它的面前，树起别的阶级成份，别的阶级意识大显其作用，在政权上占领了一大部分势力。这些别的成份就是那些一天一天形成一个很大的官僚系统之国家机关，职工会，合作社的职员及其他自由权业者和办事员等。这些人员们由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习惯及他们的思想方式，是与无产阶级分离的，或一天一天与它分离。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成份及其意识甚至侵入联共党内，由党的机关职员，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官僚系统，滥用国家机关巩固他们的特权，使党日趋腐化。到了史大林为反对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反对派，遂拼命拉拢结合这些党内及国家机关的官僚分子，做他的群众，无论什么人，只要他喊一声反对托洛茨基，至少也要给他一个合作社主席的位置；因此一般投机分子，都蜂拥到史大林派反托洛茨基的旗帜之下，蜂拥到党内及国家机关内，更加速了国家机关及党内官僚主义化的过程。此时党对国家机关已不能起领导及监督作用，倒转过来，国家机关反用官僚的系统和势力来支配党。苏维埃政权从它的产生和传统上，由它的现在势力来源上，还继续凭借在无产阶级身上，虽然渐渐少直接的形式。但是由上述的社会成份之沟通，它一天一天堕落在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之下。无论苏联内部资产阶级怎样弱，它是很自觉地做世界资产阶级的支派，并构成世界帝国主义的传达机。况且资产阶级内部的基础也决不可忽视。农村经济在市场之个人的基础上发展，必然要从它的内部新产生许多农村中小资产阶级。即已经富或正在求富的旧时贫农也和苏维埃立法的限制抵触，于是表现出法国革命中“本拿巴特主义”（即倾向拿破仑之主义）的倾向。以上就是说用政权二重性之社会的来源。

新经济政策在客观上自然是包藏这政权二重性的一些可能，因为他在恢复市场上，新创造一些条件可以使小生产者重新复活并一部分转为中等资产阶级。但这些可能性仅存在于经济的可能中。它开展成为一个真实的力量仅在十月革命的后一期，开始于列宁同志之病和死及史大林派的小组织集中反“托洛茨基主义”之斗争的时候。新经济政策之实现，是为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一个很大的让步。这个让步在当时的环境是必须的，其本身并不一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损害。暂时的退守是为着后来的进攻。问题只在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党是否有正确的政策能够很快的反守为攻，继续阶级斗争，阻止政权二重性之发展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不陷落在这个退守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基本的生产力都属于国家所有，国家的指导政策对于经济是操有必胜之权。但史大林不懂得列宁的政策，不把让步当作暂时的退守，而当作经常的路线。一直继续让步，继续右倾，不特别注意发展国家工业，不发动农村阶级斗争，而实行对富农宽容，并且造出非马克思主义的怪理论，说苏联农村生产力是由两极向中间，以图掩蔽贫富两极分化的事实，以便避开阶级斗争，和平的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着着助长了富农的发展，助长了政权二重性。他的中心的口号是：“普遍的繁荣”，“大家富起来”，不管这个富是资本主义的富还是社会主义的富，甚至他把资本主义的富当作社会主义的富。因此非无产阶级的势力及其意识益加抬起头来，因此，十月革命的后期特征，不仅简单的表现于城市和乡村中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之发展，并表现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之武装继续不断的被解除。复兴的中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隐藏在苏维埃的保护色之下尽可能的前进，把他们的凭借表现为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史大林的 “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保守的理论就在这个环境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十月革命的基本方法，列宁主义战术之主要的教训，都被史大林加以严厉的修正，以适应党内党外新生的小资产阶级的职员之安富尊荣及其畏难苟安避免革命屁动的心理。在这种情形之下，“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有不可分离的真实联系”之“不断革命论”，自然首先激怒一切新的社会层，因为他们认定已经把他们抬到社会上高高地位的革命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因此，以“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之保守理论为出发点的史大林派乘时得势，对于以“不断革命论”为出发点的托洛茨基派，不断的加以攻击与迫害。

很明显的，列宁始终认十月革命只是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起点，并不是认为俄国一个国家已具备了经济条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可以独自建设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是在全世界整个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之部分的突破，是全世界资产阶级阵地较弱无产阶级主观力较强的部分之突破，要维持它巩固它，主要的是在它不断的向外发展，即是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成为真实联系，在全世界总的阶级战争形势上决定最终胜负，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观点。自然，为巩固推动世界革命之策源地苏联，必须发展其国家工业即社会主义的工业以加强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权。但若是因此便相信“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是对的，那就等于幻想世界资本主义从此还有很长期的生命。果真是如此，则一个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终不免为全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所战胜，十月革命一定被破坏，而只存留一些土地改革的遗迹。

史大林派，根据其“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对苏联内部政策，要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不求助于国内富农及城市新兴资产阶级，因而在国家政策上不肯得罪富农加重他的赋税，对富农一直让步到准其出租土地及使用雇工（一九二五年）以致一九二五、二六、二七年富农得到突飞的发展，操纵乡村一切经济机关，其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增加资本主义发展的危险及使资产阶级影响增大，同时又使苏维埃政权在贫农中失了同情。富农和新兴资产阶级，居然在去年提出要求废止对外贸易的国家独占权，居然非难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有碍农民的发展。因富农抵制政府收买面包，以致一九二八年秋天全国城市都发生面包恐慌，对外输出贸易计划也被破坏了（一九二六——二七年度谷类输出总价值为二O四、九七O，一九二七——二八年度减至三四、二二八），这就是富农抬头，实行对苏维埃政权抵抗之严重的表现。史大林受了事实的打击，不得不采用表面左倾的口号，如建立集体农业，向富农强迫募债，发展经济五年计划，等。因此影响，在党内亦公布“自我批评”的口号，和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右倾，同时共产国际在国际政策上亦有几分表面左倾。但是站在官僚势力基础上的史大林派，因为官僚与民众间的利益矛盾，他的左倾政策，只能说而不能行。并且史大林对付富农的政策，只是限于用盲动的非常手段，而不愿在根本上取消富农之经济上的优势，由此更引出大的危机。所谓左倾政策，“实行”了几个月便完全坍台。在打击富农之后，又忽然对富农作绝大的让步，提高面包价格，使工人及贫农对富农须多付二万万以上卢布。所谓自我批评，变成一半滑稽（批评内容须先得上级机关认可），一面侦查反对派（即托洛茨基派）的把戏。所谓反对右倾，只是反对右派中和史大林有冲突而且势力较弱的一些个人，并没有把右派的危险及其整个的思想和政治路线，要党员群众公开讨论，因为如果发动党员群众反对右派的路线，必然要走到反对左右动摇不定的中派（即史大林派）而倾向左派（即托洛茨基派亦即反对派）（史大林这种左右动摇不定的政策，实际不过是向右的道路上一些曲线。这种向右的曲线政策应用到中国，始而主张“不应加紧对富农的斗争”，继而又主张“要坚决的反对富农”。然而他反对富农，仍然因为它是半封建。那末，对于富农具有资本阶级性质的那半面便不应该反对了。这真是使中国党迷陷在乱山中找不着出路！）

现在苏联真实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物价日益增长，工人的实际工资日益下降，去年在七点钟工作制的口号之下，实行工作强度加速，罢工事件及失业工人日益增加，为十月革命以后所来有的现象。乡村中中农受富农的煽动，对苏维埃政府之不满日益增高，乡村中时常发生富农有组织的对苏维埃政府官吏及共产党党员青年团团员，加以白色恐怖。红军中的上级军官亦多有富农子弟和受富农影响的。中派史大林的政权在此时机之左倾右倾，都是受了两大阶级（工人贫农及富农城市新有产阶级）的压迫，他只是聚集这一切矛盾，而不能解决这些矛盾，大斗争的爆发即在前面，若没有从左边来的工农群众力量来克服富农新有产阶级及官僚的反动，使十月革命复兴，使无产阶级专政更臻巩固。则从右边来的“特尔米多，（Thermidor，法国罗拔士比儿殁落的政变）终不免到来，将成立一反革命的独裁政府，无产阶级专政将宣告灭亡，苏联回到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大林派“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即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在苏联内部所造成的危机是如此。其对外政策，也为着要安宁的在苏联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不怕得罪世界帝国主义，因而就不敢积极的援助世界革命，而一味地与帝国主义的外交家做和平运动的周旋。如在一九二五年，英国大罢工中不能予英国工人以积极的帮助，在中国革命高潮及孟买大罢工中，不敢号召英国工人起来反抗英帝国主义、在日本出兵满洲及占领山东时，都不敢有所表示，在俄德通商条约中使德国工商业家实际上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免除对外贸易垄断的监视决定，在一九二七年在拉丁美洲开泛美洲大会的地方召集反帝国主义同盟的大会，而延期改在现时已没有殖民地的国家柏林开会；这些都是怕侵犯帝国主义之露骨的表现。

这种妥协倾向应用在各国革命的战略和政策上，就是不敢坚决的发动无产阶级之阶级斗争，而企图用外交政策及拉拢上层妥协的分子。这种政策之模范的表演，就是在英国工人运动中之英俄职工委员会及在中国革命中之国共合作。史大林派组织英俄职工委员会，企图与英国工团总会卖阶级的官僚领袖们结成反帝国主义战争的联合战线，以抵御对苏联的进攻，并在柏林会议中公开宣布不干涉英国的工人运动。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就是以全部布尔什维克的威信，在英国工人中担保那些卖阶级的官僚领袖是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真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承认这些卖阶级的领袖是英国工人运动中唯一代表，阻止了反对这些官僚领袖的“少数运动”；使俄国无产阶级不能直接——因为要经过英俄委员会——援助英国工人运动，如矿工大罢工及全国总罢工；使布尔什维克与这些卖阶级的官僚领袖们一同坐视英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革命及印度罢工；使张伯伦既有大英帝国的政策，又有工团总会的政策以挟制布尔什维克。

这种机会主义政策要以在中国革命中所实行的结果最为悲惨！史大林派不敢彻底侵犯帝国主义及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唯一的只在消灭（？）“封建残余”，因而不要无产阶级太露头角，始终要求中国共产党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不要退出国民党而真正独立起来，直接领导群众，只要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及其将军们领头做革命，因为要让这些将军们领头，就不能不抑制工人的要求以免吓退资产阶级，抑制农民的土地革命以免侵犯所谓“革命军人”的财产，极力反对托洛茨基同志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提议，反对推倒国民党的领导，以免侵犯资产阶级专政。在美国，在日本，都改变共产党为工农党，在印度也有同样的企图，甚至在日本竟主张以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来代替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史大林派诸如此类的右倾政策，遂经过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在各国党中形成了一般的机会主义路线。

四、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两个路线的斗争

史大林派所领导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五六年来，不仅使苏联内部的危机增加，并且因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迭次的失败与挫折，尤其是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使无产阶级专政在世界上更加濒于危险。一切无产阶级的觉悟分子要明白这些危险，正是为着要克服这些危险，救护十月革命。史大林派之不可恕的罪恶，还不仅在他对苏联内部的和世界的资产阶级继续做了许多让步和投降，更重要的是在他采用官僚压制和欺骗等方法，阻止真正列宁主义的意见之发展，使苏维埃及世界工人把严重的让步当作成效，把退步当作进步，把内部困难之增加解作向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之胜利的前进，把投降中国资产阶级当作中国革命之发展。

在这种情形之下，世界无产阶级队伍中自然要产生反机会主义的反对派之斗争，即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之斗争。托洛茨基同志就首先担负了领导这个斗争的责任。在十月革命后一期开始时（一九二三年），托洛茨基同志即向联共指出应该注意防止错误的经济政策所达到的结果：工业发展之迟缓曾引起所谓“剪刀问题”，即是工业和农业生产品价格之间的不平衡，足以破坏工农的联合，并且其结果会连带农业发展之停滞，因此他在联共第十只次大会即提出厉行工业化的主张，使有廉价的工业品与农产品交换，以巩固和中小农民的联合。可是象史大林这般瞎子，却骂他是为着工业的经济利益去牺牲一切。在十四次大会以后反对派又提出工业化之具体的政策，史大林布哈林又认为是过度（？）的工业化，而予以否认。直到十五次大会，史大林因为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的恐慌及许多困难的逼迫，才稍稍注意到工业化的问题；在十五次大会上所提出的发展经济五年计划，就是这种注意的具体而微的表现。可是他没有正确的估计到工业发展之可能和没有发展工业之决心，因此他认为“将来工业发展的速度也许必然要非常之慢”。反对派则认为工业发展的速度决不会是什么“也许必然要非常之慢”。反对派在经济计划的提纲中，提出可能实现的工业速度，并且在提纲中指示出来每年工业各部门速度增加的百分率。到十六次会议时为期不过一年余，事实证明工业发展的速度，竟超过了史大林赖可夫所提出五年计划所规定的限度。关于富农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二三年及联共十四次大会前后即主张国家应加重富农的赋税，并发展集体的农业，以遏制富农发展的危险。史大林布哈林因此一致骂反对派不要农民，说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老毛病。同时他又指出党内腐化官僚化的危险，有实现德莫克拉西化之必要。他反对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主张无产阶级国家应积极的切实的——不是用官僚方式而是用阶级斗争——援助并发展国际的无产阶级运动。对于英俄委员会，他也及时有极正确的批评。最后在中国革命问题中，他的观察与意见，更自始至终绝对的正确（主要的是他远在蒋介石叛变以前及蒋介石叛变以后，屡次警告联共中央及国际依赖国民党之危险，他主张中共必须退出国民党真正独立，建立苏维埃及武装工农，彻底的土地革命）。他不仅把中国革命过去的教训，完全为我们指示出来，并且为我们指出现在及未来的根本政治路线（未来的革命性质及目前国民会议的口号）。假使我们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政治的指导，我们也许能领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即使失败也不至于政治破产及组织溃散，至少也不至于再发生盲动主义将无产阶级的力量彻头彻尾的破坏干尽。史大林派对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真实意见，一切都拒绝公布，只是在他们的口中捏造一些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谣言，以蒙蔽全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将中国无产阶级付了严重代价的教训，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面前用官样文章隐藏起来，对于中国的同志特别封锁得严紧，谁要接受托洛茨基的意见，便加以反革命的罪名，谁要主张研究讨论托洛茨基的意见，便也有反革命的嫌疑，以便使中国党对于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得以很顺利的继续执行。

史大林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再加上官僚主义的统治，不但不肯及时采取反对派（即托洛茨基派）的政治意见，不但为维持其官僚的统治不顾一切的错到底，不但向世界无产阶级隐藏真正无产阶级的政策，并且在党内组织他的走狗系统（史大林在列宁病中即在党内进行小组织），用种种卑鄙手段使反对派的意见不能达到群众，企图以“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对抗，混乱群众的耳目，以攻击托洛茨基主义为名，实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最后更开除反对派同志的党籍，滥用政府权力监禁并放逐并枪杀他们。许多与列宁共同奋斗多年的老布尔什维克，许多十月革命的战士都受史大林官僚统治的种种虐待。史大林派为铲除异己，把党的德莫克拉西剥削干净，一切重要问题都不许公开讨论，全党党员非史大林之言不敢言，只有在附和史大林或被处罚这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此外别无道路可走。于是党内的领导地位及其他一切工作，都由长于逢迎的官僚分子占领，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勇敢而有能力的先锋分子，多被驱逐在党外奋斗。这样为着对付反对派的斗争，史大林更将从苏联的社会来源和经济基础上所发生的官僚制度发展并巩固起来。这种官僚制度竟在史大林派的统治之下形成一种特别党制，并且经过第三国际普遍的发展到各国支部中，形成了史大林派的系统，把各国党的领导机关都变成了史大林派的忠实工具。否则便不能存在。一切我们在中国党所见到的压制，欺骗，蒙蔽，笼络，收买等官僚政客的方法，都是从史大林学校中学习出来的。

我们据两年以来各方面事实的观察，已在实际生活中直觉的感觉到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及官僚主义为害之烈，在得到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反对派各种重要文件，以之和史大林派的文件作比较的研究后，我们不但更系统的根本的认识中国革命之失败是由于史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指导，并且深切的认识现在整个的第三国际中显然有两个根本不同的路线：一个是史大林所领导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路线，即现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路线，一个是托洛茨基所领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即国际左派反对派的路线，而不仅仅是关于中国一国的问翅。反对派是主张严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策，反对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加以修正，史大林派受了苏联内部非无产阶级的力量与意议〔识〕发展之反映，企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无产阶级的政策，无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在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印度），都加以修正，他们是联共党中的中派，实际已站在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这两派（史大林派与反对派）的斗争，不但不是个人间的斗争，并且不只是简单的派别斗争，而是关于决定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两个路线之斗争，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也只有这两派路线之彻底的斗争，史大林派现在尚想利用旧的机会主义一名词来转移全党同志对目前这两个路线争论注意的视线，完全是徒劳无益的企图。

五、我们的态度与建议

反对派的责任是在使全体党员明了机会主义的危险，摆脱机会主义的领导，而回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真正民主集中的当中，党内政治不同的意见本可有公开讨论的方法来解决，不但不会使党分裂，并且使党更加巩固。反过来，官僚主义的压制与蒙蔽，势必使党崩坏与分裂；反对派为拥护真正无产阶级的路线，为实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统一，不能不与机会主义的领导有组织的作坚决的斗争。机会主义已迭次在中国宣告其可耻的破产，中国无产阶级已付了过重的代价，直至现在接近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我们下列签名的人，认为我们站在恢复列宁主义的国际，巩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拥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上，都应该起来根本反对史大林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官僚主义的组织路线，国际的苏联的中共的现行政策和党制，都需要根本改变。我们相信在中国的反对派运得到党内多数同志同情时，史大林也会采用反对派一部分主张和口号或更换一部分领导者，以图统取群众的左倾；但是我们所争的乃是整个路线之根本改变，而不仅不是一时策略上的转折，更不是简单那几个人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共受史大林派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之害最为酷烈，应当是国际各国党中站在最前线勇敢的反对现在国际机会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因此，我们提出下列建议，希望全党同志一致坚决的要求并督促中央以中共名义向国际并直接向各国兄弟党提出；同时我们应该在国际左派反对派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为下列各项奋斗到底：

(一)、召回托洛斯基同志等反对派，释放在监狱中和流放在西伯利亚土耳其士坦等处的联共及其它各国反对派同志，恢复其党籍，并恢复托洛斯基同志的领导工作。

(二)、公布五六年来反对派对联共及国际政策发表的各种档，公布列宁遗嘱及其它被史大林隐藏着的列宁遗着。

(三)、重新审查五六年来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机关所犯政治上的组织上的错误，并重新决定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机关所犯政治上的组织上的错误，并重新决定联共的政策及国际政策。

(四)、恢复中国党因反对中央机会主义路线而被开除的同志之党籍，并立即公开的讨论根本政治问题。

(五)、重新审查中国革命过去的教训，并决定新的政治路线。

(六)、改组联共及国际与各国支部的领导机关。

签名者（注）： 王阿荣 王永庆 王芝槐 王视民 王畅 王绍华 王季平 王大昌 尹宽 左斌 史文学 江鸿生 汪常师 江又容 李果夫 李季 李轩 李静涛 朱崇文 朱继熹 朱天章 何炳银 何资深 杜谦 杜发义 杜琳 汪泽楷 汪复兴 汪复盛 林金生 余伟 吴季严 吴若萍 吴琢辅 岑舜乡 马玉夫 马图 徐竹林 段浩 段震亚 孙平州 高语罕 梁筱山 庄季贞 陈洪 陈碧兰 陈独秀 陈其昌 张虚 张以森 张素秋 张胜秋 张阿宝 屠景山 屠维纳 陆沉 程裕和 汤正 彭桂生 彭桂秋 彭述之 单直夫 叶录堂 董江素刘右山 刘静真 刘伯庄 刘毅 刘逢鼎 潘希真 潘伯华 蔡振德 郑重 郑超麟 蒋石甫 钱又萱 薛农山 罗世藩 韩治臣 顾幸到 顾满

　 （附记）以上是我们签名者今后的集体意见，以前个人所发表的言论，概由个人负责。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据郑超麟回忆，下列八十一位的签名者，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假的。所谓假，一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人，例如第一名王阿荣。“中国的习惯，注意第一名，责任大，弄个假名字，是陈独秀的意见。”二是本人不知道，但被作为托派的发展对象，当本人知道后也没有加入托派。

1930年3月12、15 、2 9日及4月12日《红旗》第83、84、88和92期，先后发表文章批判《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年3月22日，中共中夹在《红旗》第86期致何资深、张以森、庄季或、陆沉、刘毅公开信，“望他们自登报日起在一星期内切实执行下列办法：如系被取消派假借名义，应立即作一声明书，并做反取消派的文章，限一星期内必须交到中央。否则党认为你们已自觉的参加反党的行动，党只有给予最后的制裁。”不久，这五人都被开除出党。4月16日，中共江苏雀委在《红旗》第94期上发表给彭佳秋、段浩、朱崇文、刘静贞、王永庆的通知。通知内客与上述中央公开信基本相同。后这五人亦被开除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