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黄丕烈札记/战国策校经序 中华文库

先秦之书，惟《战国策》最古，文最讹舛，自刘向校定已病之。南丰曾巩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后汉高诱为注，宋尚书郎括苍鲍彪诋其疏略缪妄，乃序次章条，补正脱误，时出己见论说，其用意甚勤。愚尝并取而读之，高氏之疏略信矣，若缪妄，则鲍氏自谓也。东莱吕子《大事记》，间取鲍说而序次之，世亦或从之。若其缪误，虽未尝显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见，遂益得其详焉。盖鲍专以《史记》为据，马迁之作，固采之是书，不同者当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于存古，学莫善于阙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残文；汉儒校经，未尝去本字，但云“某当作某，某读如某”，示谨重也。古书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鲍直去本文，径加改字，岂传疑存旧之意哉？比事次时，当有明征，其不可定知者，阙焉可也，岂必强为傅会乎？

又其所引书，止于《淮南子》、《后汉志》、《说文》、《集韵》，多摭彼书之见闻，不问本字之当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隐》、《正义》皆不之引，而《通鉴》诸书亦莫考。浅陋如是，其致误固宜。顾乃极诋高氏以陈贾为《孟子》书所称，以伐燕为齐宣，用是发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闵之年，《通鉴》谓史失其次也。鲍以赧王为西周君，而指为正统，此开卷大误，不知河南为西周，洛阳为东周。韩非子说秦王以为何人，魏惠王盟臼里以为他事，以鲁连约矢之书为后人所补，以魏几、鄢陵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马子期为楚昭王卿，此类甚多，尚安得诋高氏哉？其论说自谓“翊宣教化”，则尤可议。谓张仪之诳齐、梁为将死之言善，周人诈以免难为君子所恕，张登狡狯非君子所排，苏代之𫍙为不可废，陈轸为绝类离群，蔡泽为明哲保身，聂政为孝，乐羊为隐忍，君王后为贤智妇人，韩几瑟为义嗣，卫嗣君为贤君，皆悖义害正之甚者。其视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论也。

鲍之成书，当绍兴丁卯。同时剡川姚宏，亦注是书，云得会稽孙朴所校，以阁本标出钱藻、刘敞校字，又见晋孔衍《春秋后语》，参校补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则。《大事记》亦颇引之，而世罕传，知有鲍氏而已。近时，浚仪王应麟尝斥鲍失数端，而庐陵刘辰翁盛有所称许。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数，而刘特爱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吕子有云，观《战国》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为据。盖以游士增饰之词多，矧重以讹舛乎？辄因鲍注，正以姚本，参之诸书，而质之《大事记》，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几明事迹之实，求义理之当焉！

或曰，《战国策》者，六经之弃也。予深辨而详究之，何其戾？鲍彪之区区，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识融，则异端杂说，皆吾进德之助，而不足以为病也。曾氏之论是书曰：“君子之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皆知其不可为，然后以禁则齐，以戒则明。”愚有取焉尔。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虽刍荛不遗；非，虽大儒必斥。愚何择于鲍氏哉！特寡学𫍲闻，谬误复恐类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愿也。泰定二年岁乙丑八月日金华吴师道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