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刘少奇的反动人性论 中华文库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就已明确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关系就是阶级关系，人的本质就是阶级的本质。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就是对于人的本质的唯一正确的科学论断。

人的本质难道能够用刘少奇的所谓“自然本质”来说明吗？不能。刘少奇所谓“人的自然本质”，一种如“聪明”之类，根本不是“自然”赋予、先天就有的，而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离开社会实践，离开人的头脑对客观外界的能动的反映，没有任何“聪明”可言。一切反动派所以都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蠢人，并不是他们的“自然”本质少了什么东西，而是因为他们的反动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的思想不可能正确地反映客观外界的发展规律。另一种如“健康”之类，则是指人的生理机能，但这些生理机能恰恰不能说明人的本质，不能说明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点。猿为什么会变成人？是由于劳动。人类通过劳动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改造了自身，并能够自觉能动地迫使自然界为自己服务。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人们在劳动中所结成的各种生产关系发展与变更的历史。因此，人的本质只能是人的社会性，而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这种社会性也就是人的阶级性。如果把所谓“本能”之类当作人的本质，人性岂不就成了动物性吗？人岂不是同野兽混同起来了吗？

刘少奇一类骗子所谓“人的自然本质”，其实就是资产阶级把自己一切卑鄙龌龊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疯狂的占有欲都说成是“自然”赋予的“普遍人性”。当资产阶级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这种理论曾经是资产阶级为了推翻和代替封建统治制造的舆论准备。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兴起，资本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从对立到合流，这种理论也就成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共同对付无产阶级的反革命思想武器了。

按照“人的自然本质”的理论，必然通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统治哲学。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孔子曾经起劲地鼓吹什么“惟上知与下愚不移”①，就是为了强调“上知”是生来统治人的，而“下愚”们只能是被统治的。孔子死后，后继者大有其人。中国封建社会的程朱理学强调“良知良能”，“乃出于天”，②中国近代社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强调“天生之圣”，“不思而得”，③一直到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强调“聪明”与“愚蠢”都是由于“先天造成的不相同”，④一脉相承，代代相传，形成了地主资产阶级的一个极其反动的思想体系。但是，谎言掩盖不了真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焕发出了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用铁的事实粉碎了刘少奇一伙制造的无耻谰言。

在“人的自然本质”的理论基础上，可以直接导致宣扬阶级调和论的所谓“人类之爱”。既然人只是一种动物，当然也就根本没有什么阶级之分，敌我之分。阶级矛盾也好，民族矛盾也好，都被一笔勾销掉了。但是，自从人类分裂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见过这种统一的爱。反动统治阶级提倡这个东西，孔夫子提倡这个东西，托尔斯泰也提倡这个东西，事实上却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尽管刘少奇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声嘶力竭地鼓吹“人类完全平等精神”⑤，要共产党员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做到“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⑥然而“平等”曲的余音未绝，日寇的三光政策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接踵而来，血淋淋的刺刀戳穿了“人类之爱”的纱幕，严酷的现实给了刘少奇这个政治骗子一连串响亮的耳光。

鼓吹阶级压迫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哲学也好，或者是鼓吹阶级调和、抹煞阶级矛盾的“人类之爱”也好，表面上看来是相反的两极，实质上却是一脉相通的。它们是地主资产阶级本性的不同侧面的反映。前者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杀气腾腾的狰狞面目，后者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欺骗劳动人民的伪善面目。两副不同的面孔，实质上是他们经常交替使用的镇压和欺骗的反革命两手。因此，所谓“人的自然本质”，说到底，不过是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的别名而已！

刘少奇把“人的心理、思想、意识、观点、习惯及其要求”等等说成是“社会本质”，这就把物质和意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混淆起来，企图用人的思想来代替社会存在。这是一种偷天换日的手法。辩证唯物论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我们可以通过社会意识去了解社会存在，但是决不能把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等同起来。列宁在批判波格丹诺夫时就曾经指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不是等同的，这正如一般存在和一般意识不是等同的一样。”（《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刘少奇把人的社会本质说成只是人的精神活动，用主观唯心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目的是为了推销他所炮制的那一套《修养》经。

如果把人的思想和社会存在等同起来，还要不要去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呢？不要了。只要“反躬自问”，“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就行了。刘少奇在他的《修养》经里，根本避而不谈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的革命实践，而只强调所谓自我意识的“修养”。日寇的屠刀架在脖子上，怎么办呢？只要“反躬自问”就行了。这样“修养”出来的“意识”，岂不是汉奸的意识、叛徒的意识吗？但是，时代在前进，人民要革命。无论是东条英机梦想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法西斯意识，或者是汪精卫痴心于当儿皇帝的汉奸意识，乃至于刘少奇一伙“修养”出来的叛党卖国的叛徒意识，结果还不是都在历史面前暴露出它们的丑恶本质了吗？

如果把人的思想和社会存在等同起来，还要不要改造世界观呢？也不要了。刘少奇不是强调党员只要通过“自我修养”，无产阶级世界观“自然就会有”吗？这实质上是要广大党员关起门来修养，达到“人性”的自我完善，成为善于“吃小亏，占大便宜”⑦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伪君子。这种哲学，根本不是共产党的哲学，而是反动的国民党哲学。人民公敌蒋介石就曾一再鼓吹：“最要紧的，就是两个眼睛要时时注意自己，反躬自问”，“目前愈能吃亏，将来愈占便宜”。⑧十分明显，刘少奇鼓吹这一套“修养”经，实质上就是妄图用国民党哲学来改造共产党，把革命的无产阶级战士“修”成反动的资产阶级市侩。

所谓“人有两种本质”，说穿了，无非是强调“人”是“自然的人”加“修养的人”的混合物。这种理论，虽然也引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作伪装，其实却完全可以用西方资产阶级所爱好的谚语来表达，即：“人是什么？半是野兽，半是天使”。这种用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炮制出来的黑标本，明明是历史的垃圾堆中霉烂了的渣滓，而刘少奇一伙却偏要自命为什么“天才的理论家”，岂不是可悲而又可笑！

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论与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论战，是一场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深刻斗争。刘少奇所鼓吹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在认识论上，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反对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同毛泽东思想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个根本观点相对抗；在历史观上，否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反对阶级分析，同毛主席关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根本观点相对抗。

人的知识（包括才能）究竟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获得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是两种世界观斗争的焦点。刘少奇是怎样看待与回答这个问题的呢？他从“人有两种本质”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认为由于“自然本质”的优越，再加上“自我修养”的陶冶，就造出了一种“先知先觉”的“超人”，胡说什么：“一般讲，人们的主观世界的改变，落后于客观世界的改变。但有些人，如孙中山所说的，先知先觉，有远见的人，主观世界就走在客观世界的前面。”⑨这样，他就不仅在认识论上否认了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重要性，宣扬先天决定一切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而且在历史观上否认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宣扬英雄决定一切的唯心史观。

在人的知识（包括才能）究竟是先天有的还是后天才获得的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坚决主张唯物论的反映论而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毛主席深刻地指出：“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论》）《国际歌》上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就是说，没有什么先天就有的“先知”，没有什么天生懂得一切的“神仙”。人的知识决不是人们头脑里所固有的，聪明和愚笨也决不是由于什么“人的自然本质”造成的。毛主席教导我们：“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这就说明了一切知识都是后天获得的，是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中获得的。当然，人们的知识水平有高低，才能有大小。这是由于人们所处客观实践条件的不同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有差异，而并不是由于娘肚子带来的“人的自然本质”决定的。任何人从无知到有知，从没有才能到有才能，都要经过艰苦实践、努力学习的过程。如果去强调什么“天赋”的好坏，“天资”的高低，就必然会滑入唯心主义的泥坑。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中，曾对所谓“先哲”“先知”的反动论点进行了严厉的驳斥，深刻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如果承认有什么先于实践、先于经验的“先知”，还谈得上什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呢？刘少奇说：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底眼光中，则是一个十分讨厌的东西”，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对”“还是有条件的”。⑩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用资产阶级是否“讨厌”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否正确，这是典型的抹煞客观真理的实用主义观点。但是，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人们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普遍真理，这是已经被客观实践所检验和证实了的，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逃不出它的范围，根本用不着资产阶级的承认或不承认。如果由于资产阶级“十分讨厌”，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理了，这岂不是说，要成为真理就非要资产阶级“十分喜欢”不可吗？这不就暴露了所谓“先知先觉”论者恰恰是把资产阶级的人性当作衡量真理的唯一标准吗？如果真理是主观的，那岂不是一切谬论都有存在的权利了吗？这完全是一种诡辩。

如果承认有什么先于实践、先于经验的“先知”，还要不要调查研究呢？当然也不要了。刘少奇公开地攻击毛主席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科学方法“已经不行了”?。那个最“行”得通？当然是只有“先知”们的“主观世界”最“行”得通了。你看：“客观世界还未变，他们的主观世界就看出了，就先提出了理论、纲领和方针”?。但是，这是唯心论者的编造。任何理论、纲领、方针的提出，都只是变化着的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没有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暴露，就不可能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灭亡的规律，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万古常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无产阶级无论是制定或贯彻执行路线、方针、政策，都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去做，才能找到变化中的事物发展的规律，真正作出正确的科学的预见。毛主席历来重视调查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无论是谁，离开了实际调查，就一定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它的结果，不是右倾机会主义，便是“左”倾盲动主义。

历史究竟是英雄还是奴隶们创造的呢？毛主席明确地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体。他们的实践是人类的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的唯一源泉。离开了群众的实践，任何英雄都将一事无成。列宁曾经这样说过：“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都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毛主席明确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这正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对待人民群众的科学态度。毛主席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就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代表先进阶级的要求，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办事，善于集中和总结群众的智慧，这正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能在推动历史前进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根本原因。

但是，在刘少奇一伙看来，广大人民群众统统是“落后于客观世界”的“人们”，他们由于先天的“自然本质”不行，后天又没有进行“自我修养”，只能是一群后知后觉、浑浑噩噩的“群氓”。谁来掌握群众的命运呢？当然只能是那些“自然本质”好，又能进行“自我修养”的“先知”们了。

否认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不是刘少奇的什么“独创”和发明。这是剥削阶级的传统观点。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家，从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那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到近代宣扬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直到现代修正主义者，都极力把自己看作救世主，把人民群众看作“群氓”、“工具”、“泡沫”、“暴徒”等等，而否认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阶级斗争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为了使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得不同这种剥削阶级传统观点进行异常剧烈的斗争。刘少奇竭力坚持这种地主资产阶级的传统观点，自吹自擂说：“我从前做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工作，会判断情况，告诉他们怎样组织，怎样斗争；斗争胜利了，大家都鼓掌，以为我帮了他们忙，把功劳放在我一个人身上。这就是说，群众要把你抬起来做官僚，把你当成官僚来拥护你，因为你一走，他们就要糟糕，你的事情别人干不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叛徒、内奸、工贼，竟把自己打扮成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英雄，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刘少奇一类口称“小小老百姓”实则大大野心家的骗子，多次胡诌什么“中华民族的所以存在，所以衰而复振，亡而复存”，完全是受极少数“先知先觉”人物“之赐”的。照他们看来，没有“先知”，民族就会灭亡，人民就无法生活，地球就不再转动了！可是，《国际歌》说得好：“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那些自封“先知”的英雄好汉们，有的早已成为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有的则被人民群众打翻在地，抛进了历史的垃圾箱，而地球照样转动。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民族更加兴旺，人民意气风发，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革命事业蒸蒸日上。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吗？

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核心是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即唯我主义。刘少奇一伙所标榜的那种既有优越的“自然本质”、又有完善的“自我修养”的“先知”者，就是刘少奇一伙政治骗子的自我吹嘘。他们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还宣传这种反动理论，目的是为了美化他们这伙个人野心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上台制造反革命舆论。

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在政治上必然表现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提出和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几十年来，从他的黑《修养》到一系列文章和报告，都贯串着这条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线。这是刘少奇反动世界观的核心。从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去观察世界，必然否定人的阶级本质，宣扬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引出忽“左”忽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民主革命时期，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的新阶段”，竭力鼓吹“议会斗争”?；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他鼓吹把党的干部当作“石头”搬掉，叫嚷“吊、打干部是正义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宣扬资本主义剥削“有进步作用”?，攻击农业合作化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宣称“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用“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方法，保护走资派，疯狂打击广大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刘少奇一伙先是叫喊要消灭商品生产；接着，又大刮单干风，鼓吹工业、农业都“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竭力兜售资本主义生意经。真是“左”得出奇，右得要命！

刘少奇曾经赤裸裸地说：“一左一右的领导，就是正确的领导”?。从宣扬“人有两种本质”到鼓吹“正确的领导”必须“一左一右”，真是“左”右逢源，活生生地勾出了刘少奇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从唯我主义出发，以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唯一标准，观行情，摸气候，见风使舵，随机应变。剥开画皮看本质，极“左”和极右不过是人性论在政治路线上互相联系的两个侧面：伸出左手，对无产阶级无情打击，“一切斗争”就是了；伸出右手，对资产阶级无限温情，“一切联合”就是了。

人性论从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强调抽象的普遍人性，否认阶级分析的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直接相对抗。人性论抹煞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阶级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走向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人性论对任何问题不作阶级分析，颠倒敌我友的关系，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扰乱阶级阵线，在这种情况下，又必然会走向残酷镇压群众的极“左”、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极“左”不过是极右的影子，二者表现形式虽然不同，目的却只有一个：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所以会引出忽“左”忽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阶级根源。

人性论从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强调人的先天本性，否认实践第一的观点，否认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否认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直接相对抗。它有时思想大大地落后于社会实践，顽固地停止在旧阶段踏步不前，一味怨恨群众前进得太快了，拼命要拉着历史开倒车，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有时又把牛皮看作真理，把空谈当成现实，妄图抹煞和取消客观规律，完全不顾广大群众的利益、情绪和愿望，背离当前广大群众的实践，违反客观规律，表现为“左”倾冒险主义。无论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是极“左”、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其特征都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在无产阶级革命蓬勃发展的今天，日益没落的地主资产阶级不敢也不可能正视现实，只能用反动的主观愿望来代替客观现实，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不然，他们就一天也混不下去。这就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所以会引出忽“左”忽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在认识论上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曾同资产阶级人性论进行过多次的论战，粉碎了它的各种伪装和诡辩。但是，人性论理论上的破产，并不等于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消失。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人性论就还会借尸还魂，乔装打扮一番，继续毒害人们。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胡说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功绩是重新发现了“人”。我们倒真的发现这个“人”，他虽然以“先知先觉的人物”自居，其实却同他的前辈一样，是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国民党反共分子，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这些家伙是极端的资产阶级唯我主义者，整天做着在中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是要和无产阶级较量到底的。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九年，当粉碎了在刘少奇一伙支持和参加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发动的猖狂进攻之后，曾经深刻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一九五九年以来阶级斗争的事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阶级斗争的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一科学论断的正确性和深刻性。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正确路线是在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对正确路线的理解和执行同样也离不开对错误路线的批判。在当前，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是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我们一定要狠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继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读毛主席的书，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沿着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奋勇前进！

注：

①　《论语》《阳货》篇。

②　《宋元学案》《明道学案上》。

③　康有为：《中庸注》（一九○一年）第二五、二六页，见《演孔丛书》。

④　刘少奇：《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一九四一年）。原文如下：“人有各种各样的人，人底自然本质是不相同的：有聪明的与愚笨的，有长得高大的与矮小的，有力气大的与力气小的，有男人与女人，这些人的不相同是自然界来的。各人有各人的特殊条件与特殊的环境，这是先天造成的不相同。”

⑤　刘少奇：《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一九四一年）。

⑥　黑《修养》（一九三九年七月）。

⑦　刘少奇：《与王光英一家谈话纪要》（一九六○年一月）。

⑧　蒋介石：《在成都行辕对各总指挥训词》（一九三五年六月）。

⑨　刘少奇：《同民建会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的谈话纪要》（一九六○年二月十二日）。

⑩　刘少奇：《人为什么犯错误？》（一九四一年十月三日）。

?　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

?　刘少奇：《同民建会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的谈话纪要》（一九六○年二月十二日）。

?　刘少奇：《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一九四一年）。

?　刘少奇：《时局问题的报告》（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　刘少奇：《老区土改方针》（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三日）。

?　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

?　刘少奇：《对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语》（一九五一年七月三日）。

?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　刘少奇：《一九六二年六月的一次讲话》。

?　刘少奇：《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