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对抗力之养成 中华文库

　　子舆氏有言：“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服人且不可，况治国乎？而今之为治者，辄欲滥施其力，以图苟安；受治者亦弗知求所以对抗，以维两力之平。宜乎言治者愈众，求治者愈殷，而区夏之域，愈扰攘无已也。自清政不纲，国民怵于危亡之祸迫，喻之以理，告之以哀，求之立宪而弗从，不获已侥幸于万一，奋全力以颠掊之，其亡也忽焉。浅躁者遂以为力之效也，而不知功之幸成，由敌之弱，非己之强也。更不自厚其力以养其锋，且妄思举政治势力而一之，以与强者搏。于是政力失其轨，专制炽其焰，而民国之实遂不复举，时势之所牵就者可诿曰：“无奈何”，而人谋之不臧，有以自贻伊戚者，要不可不悔心自忏也。深思凝识之士，乃相与探其理而示以道，或昌尚异之说，曰政本在有容，或陈互抵之旨，曰政本在有抗。着眼不同，据理则一。顾时至于今，抗既不能，容于何有？吾人今日之责，惟在阐明政理，若者宜自敛以相容，若者宜自进以相抗，但期保其衡平，勿逾乎正轨，以求各方储有政治能力之分子，无论朝野仕学，苟不自外于政治关系，继兹各当率其良知之真，断然为决顿之觉悟。本篇之作，如斯而已。

　　民之所以求获良政治者，亦曰欲享治平之幸福耳。顾此治平之幸福，究何所凭依？乃在确有实力足以保障此治平幸福之宪法。此种宪法，以何因缘，负兹实力？则一以宪法量之有容与否为断，而其量之有容与否，则又以宪法构成之质得其衡平与否为断也。吾尝为宪法量之说矣，谓宪法之善，在乎广被无偏，勿自限于一时一域，勿自专于一势一体。彼柔性之宪法，学者颇主张之。盖世运日进，求治之道，今古各殊，制法者当葆其与时俱化之性，以待时势之变迁，俾勿穷于用，此扩其量于时者也。法儒布托米氏（布氏著有《英法美比较宪法论》，英儒戴雪尝译成英文）之论英宪也，谓“其特质正在其散漫无纪，不整不合，使英人不避编纂宪法之劳，而以成文典章齐一之，吾恐朝成典而苏、爱夕离矣。”可知英宪之不成文，乃欲虚其量以范治苏、爱二州，免分崩离析之祸耳，此扩其量于势者也。量之扩于时者，只须制宪之初，一二湛深宪法学者，陈其利弊，为之而已足。量之扩于势者，则非辩士之口、学者之说，所能济事，必其制宪之势力，歧为别派，并峙相抗，以实贯之，而其势力自身，亦各知尊奉政理，容纳涵蓄，不敢妄冀专断。盖衡平之宪法，成于对抗之势力。自两力相抵以维于衡平而外，决不生宪法为物，有之则一势力之宣言，强指为宪法者耳。力存与存，力亡与亡，更何遵守之足云，更何治安之能保，更何幸福之克享也。由是言之，吾民不欲享治平幸福，斯亦已耳，如欲享之，则不可不求衡平之宪法。然则对抗势力之养成，其首务矣。

　　吾今秘揆政治势力之消长，知朝野士夫，均有应尸之咎，始构成今日之难局。则谋所以匡救扶翼之者，朝野士夫，遂又各有其分任之责，一如其尸咎之量。天下无绝难之事，伟大之功业，往往发于一念之微明，寐兴复旦之际，疚心自悔，光明之运，即蕴蓄于斯。此平治修齐之功，所以基于诚正格致之德，惟吾人勿自馁耳。吾乃参汇时贤论旨，以张吾说，于政治对抗力之养成，有四大希望。百尔君子，幸垂听焉。

　　（一）希望有力者，自节其无极之势力，容纳于政治正轨内发生之异派势力，幸勿过事摧残，致政治新运，斩绝中途也。

　　宇宙间之动力，凡吾人精神物质所感触而认为有者，无论以如何之权力策术，不克致之于无，放之六合之外，俾逐云烟以去。苟有似归于无者，乃隐显之变，非果尽有而之无也。智者烛微察理，每于事物发动之原，穷其究竟，与其力以相当之间，俾得同流于宇宙之间，而勿有所冲决，惟政治势力为尤。然吾国自革命以还，政治势力骤分为二，实则阴结而郁酿者，固已有年也。惟清室不知有以消容，务排之使尽，究之愈排而不惟愈不可尽，且愈加强，政潮怒发，不可抑制。武汉一呼，清社以屋，民国承之。激进之子，粗莽灭裂，犹不知惩鉴亡清之失，设法以求有容。于是两力接触之际，轧轹不已，卒至南中再乱，烽火连天，国民党覆灭以殉，政府乘凯旋之馀威，大张统一九服之功。巨敌潜声，惟所欲为，举从前艰难缔造之政治对抗力，穷年累纪，仅具基型者，至是不惜举全力以倾之。于斯时也，未尝无纤羽之势力，必所谓危，稍示异向，冀以匡戢其焰。顾斯区区者，不为大力所并，则难当其摧折而潜伏于无形。幸而仅存者，力亦无足自显于政治。政府遂益矜除异务尽之能，自谓微此不足奏长治久安之效，而不知厝火积薪。其谓安也，胡以异此。世有贾生，固早为之痛哭流涕也矣。秦并六国，威震八荒，始皇销兵，铸金人十二，自谓异种势力，无由复生也。不二世而陈涉之徒，揭竿一呼，应者四起。俄政之暴，著称于时。方谓哥萨克铁骑，足以制反抗之发生。昂头四顾，莫予毒也。而虚无党徒，遍布全国，权位之雄，每粉身碎骨于烈弹之下。社会恐怖，政情阴暗，正未知爆发于何日？近始稍知悔悟，宣布立宪，此而犹可曰古今异势，国情殊辙也。彼墨西哥，宁非殷鉴？墨国自马克亚美利安帝政告倾，共和之帜，飘然再竖。狄亚士未得与选，遁居美国，其徒党亦受政府之排斥而不见容，卒也此异派势力，竟以酿革命之风云。狄氏取而代之，一旦身临势位，遽忘前车，尤而效之，以自速祸，放逐异己，出尔反尔，所施视其所受，殆有甚焉。李曼德尔者，久司度支，颇著成效，只以他党推为候补总统，遂而见疾，徘徊异域，欲归不得。排异之严，亦云极矣。于是革命又起，狄氏亦遭放逐。继狄氏而为总统者，马得罗则死，胡尔泰则窜。近又警电飞来，威拉又揭叛帜，以抗加朗札。继兹之岁月，墨人之以血染其历史者，当不知伊于胡底！是皆由于一势力崛兴，不容他势力平和活动之馀地，终至溃决狂奔，演成怵目惊心之惨剧。向使稍自敛抑，不迫之于穷绝之域，政治正轨中，自有其展布之所。秦祚不永，庸止二世？俄人纵暴，岂尽好杀？墨人虽迷沉于革命狂涛之中，亦何至迭起环生之无己［已］也。呜呼！可以深长思矣！

　　昔李卓吾论政有曰：“君子之治，本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本诸身者，取必于己，因乎人者，恒顺于民，其治效固己［已］异矣。夫人之与己不相若也，有诸己矣，而望人之同有，无诸己矣，而望人之同无。此其心非不恕也，然此乃一身之有无也，而非通于天下之有无也。而欲为一切有无之法以整齐之，惑也。于是有条教之繁，有刑法之施，而民日以多事矣。其智而贤者，相率而归吾之教，而愚不肖则远矣。于是有旌别淑慝之令，而君子小人从此分矣。岂非别白太甚，而导之使争乎？至人则不然，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斯语虽简，而足以破开明专制之迷梦。盖其所谓同，未必不善，犹致民于多事，导民于争。愚不肖则远之，而趋于铤而走险之途，此种条教刑令，卓吾且不之许，若其同乃使愚不肖者既远，智而贤者亦不之归，大乱之起，可立而待，为治之术穷矣。识者所由于为同之患，痛切言之也。尤有进者，新旧之分，亦萌于好同恶异之念。老成者每病新进者之思想动作，不能同于己，则深斥而痛绝之，此大谬也。宙合万化，逐境而进，一经周折而或滞或退者，逆乎宇宙之大化者也。居今日而求治，断无毁新复古之理，虽人惟求旧，倚重老成，而世运嬗进，即有大力，亦莫能抗。旧者日益衰落，不可淹留，新者遏其萌芽，勿使畅发，此自绝之道也。在政府一方，岂不以新进浮夸，举不足信，必屏之政治活动之外，俾暂勿我扰，始能徐图治理。殊不知新进者即尽愚不肖，而相去日远，恐终难与为治。况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曜灵易逝，岁月如流，红叶西风，秋来万卉珍为晚节黄花者，一旦纷纷蕾落，硕果无存，政治之人才，必有青黄不接之一日，无能为继者矣。政治新运之不斩绝中途者几何哉！故老成政治家之义务，在介绍后进之士于世运新旧绝续之交，不宜横断前路，不俾后进者以自进之阶，此则当局者所宜反省者也。

　　（二）希望从前因甲派势力勃兴，专恣武断，遂致迎附乙派势力，以图抵制者，今当以绝大之觉悟，应时势之要求，至少须不拒正当异派力势［势力］之发生，稍进更宜自振独立之精神，以指导专断或暴乱之势力，舍迷途而趋正轨也。

　　向读往史，见夫历朝朋党之祸，大抵由于所谓君子者，不能合［和］衷共济，牺牲意气，专力以抗谗佞，而乃门户横分，自相水火，小人乘之，百计中伤，而为一网打尽之计。朝廷之上，遂无忠贞之士，诤谏之臣，党祸己［已］而国亦随之亡，未尝不心焉痛之。向使所谓君子者，不自开倾轧排挤之风，授人以柄，正气不至销沉，国事何由板荡。安石之祸，吾辈激成，思之真堪咽泪。汉之党锢，唐之清流，宋之蜀、洛、朔，明之东林、复社，凡兹伤心之史迹，小人则何足咎，君子实无容恕。《春秋》之义，所以责备贤者也。晚清季世，维新之士，愤国势之将倾，朝局之不振，相与奔呼吁请，号召徒党，求所以拯国之术而致之行。于是刚柔异趣，温激殊辙者，不悟其志在救国，殊途同归，徒以操术不同，遂而讦攻迭起，忘提携之谊，开冰炭之局。识者忧之，每为浩叹。党派分流，势力削弱，所谋遂亘数年而各无所成。迨至武汉义声，江湖震动，举国人士，鉴于满清之不克与图存，温和政社，相率奔驰运动，而亦同情于激进派之主张，并力以赞改革之新运，共和遂以告成。设非二派同心协力，仍相背驰，则革命之成否，未可知也。虽今之政党，非古之朋党可比，然其不可互相水火，与人以渔夫之利，所谋斯均无成，此理宁以今古而殊耶？即一势力初兴，势焰熏天，弗可向迩，不可不引他势以矫其偏，矫之至于相当之程而己［已］足，慎勿过正。若至所矫之势己［已］尽，不复为患，而所引之势，专恣自僭，亦复相同。于斯时也，勿牵拘于其势之尝为吾所引，遂不为匡制，即度己力有未能，亦宜平情持理，立于批评谏正之地位，勿仍助之虐而阶之厉。力能矫则矫之，一如其初。力不能矫，则离以自树，待他势力崛起，相引而与此绝盛之势力抗，以遏抑其横暴。故于一势力之发生，当先察其动作，是否合于正轨，合则引为己友，与前之引一势力制一势力者正同。即令有所顾忌，未能毅然引之，亦当勿阻其势力之进行。倘其动作不合于正轨，仍狂奔于迷而不复之域，尤须掬血诚披肝胆以相告戒，俾有所遵率，必如斯方叶于政治上之义理。盖政治之活动，殊无历史关系之足顾，更无恩怨之可言，或昔合而今离，或昨敌而今友，为引为抗，举不必有恋舍之顾虑，恩怨之痕蒂，丛杂于其间。政治界无上之大义，在权衡政治势力之轻重畸于何方，然后以自挟之势力，称之剂之，以保厥衡平。苟能剂政力于平，则毅然以临于离合引抗之间，而豪［毫］无所于吝恋，无所用其夷犹，径本政理，以为向背，此政治家自觉之道义，所当共矢者也。

　　吾尝遨游东邦，当其时，政友会于彼邦议会居最多数，山本内阁乃结之以自固，国民党则联合他派以攻击之，不遗馀力。山本内阁既倒，大隈氏继任，则承陆军阀之意旨，国民党以其犹吾大夫崔子也，则又与政友会有携手之势。此种情形，几为政党之常态。然则政党之间，安有恩怨之情，又安有固执之向背，特以时势为的，因之变迁，以遏当局之势力，勿使专恣而己［已］矣。今也国会灭，政党涣，自治解，政治势力，一人万几。环顾政局，更无毫末之力，足当遏制之任，衡平之度，云胡能保？必欲保之，厥惟求抗。对抗之道，自有正轨可循。吾愿举国士夫，并力一辙，勿因幻云逝水之微嫌，不肯蠲弃，而重贻政治前途以无穷之累也。

　　（三）希望畴昔滥用其势力，致遭败覆，仍欲以零碎之血，快意气报恩仇者，至是当以绝痛之忏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速纳其力于正轨，勿任狂奔横决，不知自反，以摧国命而躬蹈自杀也。

　　革命初成，国民党以全盛之势力，蓬勃一时，而不能善用其锋，与当局相见于政治平和竞争之轨。徒欲以感情相尚，血气相陵。党中虽不无卓特之士，忧深虑远，以政术学理相规绳，而国士俊才，头颅横断，凄风苦雨，天外飞来，自是口众我寡，莠言繁兴，真理正义之建言，胥为狂噪嚣喧之声所湮掩。卒之赣宁再乱，乃欲以力试力，坐令如火如荼之政党，殉于强暴凌厉者之意气，而国运之斲丧，民命之摧残，政局之变迁，同时亦有至多之量，供其牺牲。此其咎自今日论之，凡在吾侪国民，各当有以自任，正不必尽诿于当其冲者，然滥用势力，自轶于政治竞争之正轨，则实百喙不能避免。往者已矣，来者犹不为敏断之自觉，仍复蹈循故智，今日一机关，明日一党册，驱有志之青年，无业之游民，供专制政治之血祭，自非生性好乱，凉血不仁，专以破壤［坏］为能者，吾人宁忍坐视其死，而不一示警告，唤醒迷途。且夫善良之政治，非可以暴力求也。俄儒托尔斯泰（Leo Tolstoy）曰：“反省与经验，吾知之矣。与政府抗战所取之术，至是悉归无效，岂惟无效，且有以致政府之权力与无责任愈甚焉。盖求抵抗之力，不可不立于坚固之地盘。”地盘惟何？求之别章，氏复有所明告，曰： “暴烈之革命，既过其时，一切能与诸人者，既为彼等所与，同时其所难与者，亦昭然若揭。实际之自由，非能依巷战虐杀而获者，宁罢止服从一切人界之权威，始能获也。”绎氏之意，殆谓真正之和平，非能依暴力而得，必人各从良知而恶暴力，则暴力不除自隐，此义谅哉！盖政权之起伏于暴力间者，恒奔驰于极端之域。彼以力据，此以力攻，力之所冲，反动必起。两力消长之际，强者居胜，同时反动之力，应强者之量而郁酝于无形。及其发也，亦必预蓄有较强之力，方能摧折其所向。于是复反动力又应之以起，其强又愈于其初。如是展转，互应不已。反动之力，愈激愈强，其力既足倾其所恶，而能自行，又安所惮而不自任以恣。愈激愈强之反动，将终不能潜消，其结果则以暴易暴而已。此即依暴力不能得平和之理也。法之陈迹，葡之现情，足以征之。

　　法人之揭三色旗谋建共和也，固以民众幸福为职志。而政力相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遂至山岳之党，无袴之氓，横握政权，残杀异己，不遗噍类，卒演成千古寒心之恐怖时代。而罗卜士比尔等借口共和，励行专制，设革命审院，诛非革命党员，王侯士女，中流士绅，惨被刑僇。创掩击（集众人于一处，发炮击之，谓之Husillades）、溺舟（载众人于一舟溺之，谓之Noyades）之极刑，用机螺金（刑具也，英、德诸国，素用以杀人，一七九一年医者机螺金改良之，劝立法会议采用，故有是名）之毒器，民众惊怖，亡窜流离，闾阎无鸡犬之声，妇孺罹虫沙之劫，毁及于陵寝，禁施于宗教，旧时典制，鲜有存者。无何，暑月变起，首雪诛夷，政力渐趋平和，法民获以少安。而拿破仑之帝制自雄，或即兆端于暴民横行之际。于斯时也，法人所享之共和幸福，果安有也。更观诸葡，事例尤显。葡自革命以还，马奴尔王（King Manoel）去国，国体变更，列邦承认，炭夫党（Carbonarios）独揽政权，立士奔（Iisbert［Lisbon］）之愁云惨雾，阴霾漫天，惨虐之状，令人心悸。炭夫党本一秘密社会，以暗杀卡楼士王（King Carlos）及其子为志而组织者也，实具有无治党之性质。现政府之内阁总理、外交总长及其他阁员，均与该党有密切之关系。党员入党伊始，必须宣誓，辞旨谓凡由该党机关部判决死刑者，以手枪、毒药、七［匕］首杀之。每人日得四先零（shilling）为杀人之酬。党员恐无人可杀，受报为素餐，则广肆罗织，任意株连，结队成群，巡游通国，滥入私宅，贿收仆隶，捏造证据，以陷其主。缇骑四出，鸡犬皆惊，稍涉嫌疑，则投犴狴。葡国政界名流，罔或免其狂噬，假共和之名，施专制之虐。葡人何辜，罹此惨祸。享［亨］利魁士神父（Father Henriqn［u］es）者，宗教信士，横被禁锢，只以报章，捏辞诬陷，凄凄囹圄，悲愤以陨厥生。如此暴行，不堪枚举。于斯时也，葡人所享之共和幸福，又安有也。论者或谓一国政治之骤行变易，必有艰辛之代价，以培植其本根，始能获无疆之福祉，垂裕后昆。法惟有是艰辛痛楚之代价，共和乃克卒成。葡亦惟有是艰辛痛楚之代价，共和亦必终固。此等往事，适足以壮吾侪牺牲之敌［毅］力，不足引为戒惕。

　　抑知英兰绝美之政治，未尝极杀人流血之惨。迄今三岛宏规，苟为立宪国家，孰不宗为模式。即以英、法相较，英无法之惨剧，而获得之政治，什倍于法。法以百年之血历史，易得者仅勉为共和，而其所以能勉为共和者，尤非纯为杀人流血之制造，实赖一二明敏稳健之政治家，投袂于骚乱之后，收拾儳伧，爬梳棼绪，俾暴力潜销而隐戢也。葡人今犹不悟，仍逐革命流血之濛雾，以求良政治，徒演法兰西之惨史以震駴世人而外，他无所得也。而在吾华今日，尤非可与他国同日而语。不幸而共和初叶，相安未逾一载，阅垣之痛，遽起萧墙，侥幸弭平，未即沦胥，国之仅存者，岌岌乎危于累卵矣。而今天发杀机，祸起欧陆，东亚风云，亦与全欧之烽烟相结。渡海而来，咄咄相逼，青岛之弹血横飞，济南之羽书又急，所谓危急存亡、千钧一发之秋也。当此之时，若犹执迷不悔，仍欲以杀召杀，以暴止暴，此曰除恶务尽，彼曰与汝偕亡，冲突愈烈，恶感愈深，过此以往，国家之谓何，政治之谓何，均非所计，惟日于黯黯冤仇之天，恩仇报复之是快耳。夫至于忘怀家国以快恩仇，外力乘之，收为虎伥，伤心之结局，夫何忍言，夫又何忍不言！韩社虽墟，殷鉴未远。过箕子之遗封，听大同之呜咽，东学党之已事，所当惩为前车者也。夫不见欧乱之腾也，外侮横来，内忧斯戢。俄之虚无党，则停止运动；德之社会党，则宣言救国；英之爱兰自治案，则暂泯争议。先进国民与吾人之教训，不可不深为领会。当局者凭一时之势力，以图除尽异己之根株，吾人已叹其误。反之，民党各派之弗循正轨，而欲以暴止暴，吾人亦惜其妄而悯其愚。盖扬汤止沸，不如抽薪，故深蕲其豁然憬悟，自纳其力于正轨，静待机势。但使横断之势力，稍自衰替，吾民果储有正当之势力，终有相牵相引、相提携，以共趋于政治轨路之时。纷纷藉藉，以自绝绝国，胡为者？苟能如是，则今日正当之势力增加一分，即异日横断之势力减退一分。今日对抗之势力不浪掷一分，即异日反动之势力潜销一分，国若民之受其赐者，良非浅鲜。嗟呼！历朝专制之馀，民力所存者几何？群雄角逐之日，国命所存者几何？忍令轻轻断送于倒行逆施之途，而终不知所自反耶？

　　（四）希望社会各方人士，正义所在，勿受势位利禄权威之驱策，致为绝盛之势力所吸收，而盲心以从同也。

　　吾尝远翻历史之陈案，近窥世局之潮流，见夫兴亡倏忽，文运变迁，世主倾颓，宗教改革，而知凡百事件之因缘，罔弗基于人类思想之变化。思想之酝酿，遂为一时之势力。表示此势力者，无问其为一人物为一制度，均不过一时民众思想之代表而已。罗马帝国之陵夷，亚拉伯帝国之建设，自外象观之，或由外敌之侵入，或由王朝之颠覆，而其真因，实在国民思想之变化耳。即如吾国革命，成功之速，世所罕觏，平心论之，清室非有凶暴之君，民军不过一旅之众，而黄鹤楼头，一呼百应，谓非由于国民思想之变化而何也？盖世运之变，于今为极，前代思想，半遭破坏。王气则与秦宫汉院，俱见荒凉，宗教则与祠宇丘陵，同归残阙。凄凉断碣，零落废墟，多少旧势力之基址，徒供新势力之凭借，璀璨华丽，建置其上，举诸势力而吸收之，所以支撑社会。今有存者，惟此新势力耳。新势力维何？即群众势力，有如日中天之势，权威赫赫，无敢侮者。故法儒社会学者鲁彭氏，名今世曰“群众时代”。吾人生当群众之时代，身为群众之分子，要不可不自觉其权威。既轻以己之势力假诸他人，而转伏于其势力之下而不自知，斯非大惑者乎？读者若犹疑吾说，则请更诵托尔斯泰之言，以明势力之概念。托氏之言曰：“何为历史上事件之因缘？势力是也。何为势力？则让于一定人物之群众意志之累积也。于如何条件之下，群众之意志，让于一定之人物欤？则于‘其人物表示群众之意志’条件之下，让之者也。”准斯言也，历史上人物之势力，莫非群众意志之累积，而群众意志，一旦既让诸其人，其人复得以斯势力范制群众，群众不悟其人物之势力，即群众意志之累积，其人物遂得久假不归。群众苟自觉悟，则其势力顿倾。拿破仑一世之雄，势力倾动全欧，历史家每谓革命之观念、公众之舆论，实招致拿破仑之势力。同时拿破仑之势力，亦抑塞革命之观念、公众之舆论。迨其悲凉末路，幽闭荒岛，皇皇势力，而今安在？此无他，群众意志有以成之，亦复有以倾之。群众之意志，既不之假，虽欲抑塞，夫将奚由？足见人物之势力，非其固有之物，与夺之权，实操于群众之手也。

　　嗟夫！风俗之衰也，举世滔滔，以乡［向］势利之府，不复知有德义之足依，廉节之足守，乘时之人物，默窥人心之弱，风俗之靡，乃思利用之以张一已［己］所之势力。古今雄杰，方其崛兴草泽，以一匹夫之微，而欲号召群众，自非有术焉以罗致人心，俾为凭借，不能广树风声。荣之以势位，诱之以利禄，畏之以权威，而一时风俗人心，既无道义中枢以资循守，一为势位利禄权威所试［诱］，辄靡然从风，乐为所用。于是专制之势成，对抗之力失，抱经遗老，政社名贤，平居或娱心泉石，肥遁鸣高，或擅誉文坛，治安陈策，一旦纡金曳紫，宠以殊荣，遂而名士发狂，徒传笑柄，书生得意，自背初衷。所谓谨厚之儒，聪颖之士，供人驱策，亦复若是，下此者更安足论！吾惧夫一般士夫，不解势力为物，视为一时人物之特有，蔑却群众分子固有之权威。故特详析其原，蕲士夫之凡活动于社会中者，各宜自觉其固有之势力，自宅于独立之地位，自营不羁之生活，我无所乞怜于人，人即无要挟于我。虽有势位利禄权威，将焉用也？此种分子活动于社会者渐多，各个之势刀［力］不集而自集，不合而自合。社会中枢于以确立，以昌学术，以明廉耻，以正人心，以厚风俗。流风所播，应求至普。人心有来复之几，世运即有回转之势，虽有权谋，莫能抗也。势力既基于人心，人心能卓自树立，则乡［向］之所谓势力者，斯弗能表示群众之意志，则将驯伏于人心之下，勿敢自恣。人心自觉其固有之权威，不甘为弗能表示其意志者所利用，虽有强暴，莫由施也。此则社会各方人士，均宜自葆其精神上之尊严，勿为物质上之挟制所屈，自重其主观之意志，勿为客观之情势所劫，而速自觉悟者也。

　　凡上所述，只依自动，无取他动。盖含生负气之伦，莫不具有良知。一已［己］之罪恶过失，当依自已［己］之良知祓除之。若并一已［己］之良知而不足恃，是即所谓心死，惟有听其倒行逆施，以自杀其身心性命，自丧其邦家禋祀而已。呜呼！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1914年11月1日

　　《中华》杂志第1卷第11号

　　署名：李守常